结构特征范文10篇

摘要：研究公路货物运输结构特征对于掌握公路货物运输行业发展阶段性特征和明确运输结构调整方向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交通运输部运输量专项调查数据成果，从货物种类、运输距离、区域联系等角度对我国公路货物运输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公路货物运输呈现出货类结构分散，不同货类运距差异显著，短途为主、长途为辅，省内为主、省间为辅等特征。

关键词：公路货物运输；运输结构特征；运输结构调整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行业，货物运输与国民经济关系密切，各种货物运输方式为各行业生产经营提供必需的服务。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社会货物运输周转量增长近16倍，其中公路货物周转量增长接近200倍，尤其是2000年后发展迅速，呈现一枝独秀的特点。本文基于交通运输部2013年开展的交通运输业经济统计调查，也是最近一次全国公路货物运输专项调查的数据成果，从货物种类、运输距离、区域联系等角度分析公路货物运输结构特征，以期为运输结构调整和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定和政府决策提供数据基础。

1运输基本情况分析

从完成的货物运输重量来看，公路运输已成为各种运输方式中的绝对主力，呈现运量高、运距短、占比稳定的特点。2017年营业性货运量为472.43亿吨，其中铁路、公路、水路分别完成36.89亿吨、368.69亿吨和66.78亿吨，占比分别为8%、78%和14%；营业性货物周转量为192588.50亿吨，其中铁路、公路、水路分别完成26962.20亿吨公里、66771.52亿吨公里和98611.25亿吨公里，占比分别为14%、35%和51%；三种方式的平均运距分别为731公里、181公里和1477公里[1]。2013—2017年，公路运输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基本稳定，货运量在77%左右，货物周转量在34%左右。

2货物种类结构特征

戏曲音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系，即曲牌联套体和板式变化体。戏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是世界音乐史上较为特殊的音乐现象，它源于民歌、曲艺、歌舞、器乐等多种音乐成分，有着严谨的结构方法和表现体制，是中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曲牌联套体

曲牌联套体是将若干支曲牌按一定章法组合成套，以构成一折（出）戏的音乐。一本若干折（出）戏，即由若干成套曲构成。这种戏曲音乐结构方法开始于南、北曲，至昆山腔逐渐成熟，而戈阳腔则作了不同发展。在梆子、皮黄出现之前，曲牌联套体曾是中国戏曲音乐唯一的结构形式，昆曲、高腔至今仍在沿用。曲牌联套体由诸宫调发展而成，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衍变过程。从南、北曲到昆曲、高腔所用套曲，其曲体大致分为：1、单曲体，同一曲反复使用，除引子与尾声外，全为同一曲牌的反复，此种曲体在南曲（特别是在戈阳腔与高腔）运用较多。2、循环体，两种循环交替，除引子尾声外，完全或部分采用两曲循环交替如北曲的（滚绣球）与（倘秀才）二曲，南曲的（山坡羊）与（水红花）二曲。3、多曲体全套均由不同的曲牌组成，虽然其中个别曲牌可以连用，如北曲称（幺篇），南曲称（前腔）的都是。

套曲在形式上又有长套与短套之分，长套所用的曲牌可以多达二十余支，短套也可以仅由二、三支曲构成。

套曲的构成因素，首先在于宫调的选择运用，组成套的多个乐章，必须是宫调相同，或虽不同但可以是相同的曲调。因此，在一套之中，通常只限用同一宫调的曲牌，或音虽不限于同一个宫调，有时也可以用上二至三个，但应是近关系调。宫调的选择运用，即是为了求得全套的协调统一，这也是作为一种戏剧性的表现手段而用，因为每一宫调都有它不同的调性色彩与表现功能。而戏剧的情节则有喜有悲，是悲、欢、离、合，它需要通过音乐来体现。这些情节均须选用不同宫调的套曲。宫调对一折（出）戏的情感表现起着奠定基调的作用。就全局范围来讲，各种宫调的变化对置，无不体现着情调色彩的变化对比。

构成套曲的另一要素，在于一套之中的板式变化。南曲每支曲牌都有一定的板式，或为三眼板，或为一眼板或为散板。引子与尾声通常为散板，说明套曲在节奏上以散板起，以散板终。过曲的部分，因为包含的曲牌较多，这些曲牌基本原则是慢曲在前，中曲次之，急曲之后。这种散起散收，由慢渐快的变化，体现了音乐情绪的发展，也是与戏剧情节、矛盾的变化起伏过程相适应的。

一、农产品的范围界定

农产品是一大宗产品，其种类丰富，产品差异较大，明确农产品的分类是农业贸易统计数据研究以及经济研究的前提，只有清晰明确地划分，才能使每一种产品代码所对应的农产品与其相似或者相同的农产品在一个类别之中。统计口径的不同将会使贸易统计出现诸多问题，细致的划分产品种类，对于农产品贸易数据统计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基础工作。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农产品体系为：SITC和HS，两种统计方法对产品分类不一致。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五种统计口径有：(1)乌拉圭回合农产品协议的农产品口径。该种统计口径排除了水产品，要求相关研究者对贸易统计非常熟悉，该口径下的数据范围较为复杂，并有一定局限性（2）HS的前24章。该种统计口径对农产品范围的划定清楚，通过对HS前24章贸易数据汇总统计，较为简单方便。（3）乌拉圭回合农产品协议的农产品口径，加上HS前24章中的水产品。该种贸易统计具有第一种口径的优点，此外还加入了水产品，使统计更加完整。（4）乌拉圭回合农产品协议的农产品口径加上全部水产品。该种统计口径具有第一种口径的优点，水产品种类齐全，产品范围较为复杂（5）其他口径。包括SITC农产品口径和UNCTAD和ITS口径。这些统计口径与农产品对应关系密切，但是统计很难精确，数据过大或较为粗糙。本论文采用HS前24章的统计口径，考虑数据的来源，本文是基于HS2位水平的贸易统计分析，其范围划定清晰，数据较为明确，因此，采用该种贸易统计口径。

二、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总量的特征分析

（一）中印两国进出口贸易额历经大幅度增长，10年增长最高近10倍，2003-2013年中国与印度的进出口贸易额历经了大幅度的增长，2003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为759461万美元，2013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增长到6540266万美元，10年内，中印双边贸易额增长了近8.61倍.特别在2005年后增长加剧，到2008年中印贸易总额达5184427万美元，相比2005年翻了近3倍。2009年中印贸易额有所下降，过后两年持续增长，在2011年达到7390824万美元，达到最高，相比2003年增长近10倍，过后两年，中印贸易额有所下降。

（二）2005年是中印贸易平衡的分水岭，2005年后中美贸易出现顺差，并且逐年递增，2005年以前，中国对印度的进口大于出口，中印贸易额呈逆差，2005年以后，中印贸易额有逆差转为顺差，并且逐年递增，在2013年达到3146216万美元，从中印进出口结构来看，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初级产品，其中矿产品和农产品占其出口额较高。而中国对印度出口的是机械设备及化学制品等。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为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产品额比额较小，主要是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由于长期的贸易不均衡，使得2006年中国对印度贸易出现顺差，并且逐年递增。

（三）2003年以来中印农产品贸易额呈增长状态，中国对印度农产品贸易呈逆差状态，中国对印度的进口是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主旋律。两国的农产品贸易中，中印农产品贸易呈逆差状态，并且逐年增加，2003年为—5718万美元，2008年，中印贸易逆差达—44021万美元，2009年，中美贸易逆差有大幅度的减少，2010年—2011年大幅度的上涨，2011年达到最高为—70066万美元，此后两年中，中印农产品贸易逆差逐渐下降。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是目前最常用的结构形式之一，框架具有较大的空间构造，较方便的空间布置，可满足多种功能需要。同时，框架结构主要由梁和柱构成，其受力体系清晰、结构简单、有足够的强度和延展性，以及较强的整体性，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框架结构有以下的特点：1)框架结构的连接点是刚节点，是一个几何不变体；2)框架结构所用的钢筋混凝土或型钢有很好的抗压和抗弯能力，因此可以加大建筑物的空间和高度；3)框架结构的梁、柱构件易于标准化、定型化，便于采用装配整体式结构，以缩短施工工期。我们知道，房屋改造工程常常因为一些特殊的要求，需要作出不同的处理，下面我们通过实例来简要探讨一下在改扩建工程中的结构技术特点。

1工程概况

某建筑原为单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造型平屋面，后拟在建筑东侧扩建一建筑，用作餐厅。餐厅面积为4．800×35．000--518．000m。，单层，平屋面，屋顶标高4．600m，地基承载力标准值180kPa，场地类别Ⅱ类，抗震烈度7度，抗震等级3级，丙类建筑，安全等级为2级，设计使用年限50年。

2结构选型

该扩建工程作餐厅使用，故而主体部分跨度较大，空间结构较为宽阔。综合考虑，设计决定该扩建部分仍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3结构设计的主要措施

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我们设计出更快、更轻、更准的高性能机器。弹性机构动力学研究正是为实现这一设计目的而开展的。弹性机构的设计过程就是选择适当的机构结构、截面及材料等方面的参数以满足其运动和动力设计要求。目前在这类机构的设计研究中,一般都是将以上三种设计参量分开来独立进行研究的,其中,截面参数在以前的设计中被广泛取为设计变量[1～4],这在以机构重量最小为目标的弹性机构设计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文[4、5]讨论了材料参数对弹性机构动力特性的影响,并指出它是在弹性机构设计中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然而,结构参量在机构弹性动力学中的作用却研究得很少,文[6、7]虽然涉及结构参量问题,但它对弹性机构动态特性的潜在影响却未能表现出来。显然,对于高性能弹性机构设计来说:截面参量,材料参量和结构参量三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基本因素,高质量的设计过程中应同时包含此三方面变量。根据不同设计要求合理选择三种参数,使机构性能最佳,这正是新型高性能弹性机构设计的发展方向。当然,要实现这样复杂的设计是比较困难的,因此,首先深入了解这些参量与机构弹性动力性能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这对高水平的设计过程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此方面,文[8]已经作出了初步成绩,它从参量振动频率响应角度研究了平面曲柄滑块机构弹性动力特性的变化及其规律,较有新意,但在模型建立、简化条件和理论分析等方面还不够深入。显然,多弹性杆的一般机构参变特性研究更具有普遍意义。

本文从改变机构结构参量入手,研究一般平面弹性机构本征特性的变化规律。首先以4R机构为例,根据其结构参量的不同改变情况,分杆了此弹性机构的前三阶固有频率以及机构各杆中最大动应力值等特性指标的动态响应,然后从理论上对此变化规律进行了解释,给出了机构固有频率与结构参量之间的内在关系,从面揭示了结构参变弹性机构的本征特性,为高性能弹性机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动态响应

首先对一机构实例进行分析,观察弹性机构动态特性指标,如固有频率和动应力等,因机构结构参量改变而引起的动态响应。根据有限元方法可能将此机构分为5个单元,每个单元有8个结点弹性位移变量,整个机构共有18个广义弹性位移变量u1～u18。根据本文前述宗旨,此机构的杆件材料及截面参量都不作为设计变量,因而在下面的弹动力分析中均视为常数。机构中各杆均为铝材,其密变为2710kg/m3,弹性模量为71GN/m2,阻尼系数为0.03。各杆截面均为圆形,直径分别为:d1=1.9mm,d2=1.1mm,d3=1.0mm。机构结构参数为参变量,其初始值选为:l10=108mm,l20=279.4mm,l30=270.5mm,l40=254.0mm。表1所列为这个参量的各种变化形式。在机构曲柄(杆1)以500r/min等速运转条件下,运用弹性机构动力学分析方法[9],可以得出在一个运动循环内此机构前三阶固有频率fi(i=1,2,3)的变化曲线,和相应的各杆的最大动应力σj(j=1,2,3)及其中的最大值σmax的响应曲线。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给出了几种典型情况如图2～图5所示。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把各种情况下的重要特性评价指标,如机构各价固有频率的平均值fai(i=1,2,3)和最小值fmin。各杆及机构中的最大应力值σjmax(j=1,2,3)和其中最大值σmax等一并列于表2中。从表2中的数据及图中曲线变化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机构各阶固有频率随着机构结构参数的增加而降低,而机构中最大动应力的响应则正好相反,即随着结构参数的增加而增加。改变机构中不同杆件的结构参量所得到的机构动态响应在固有频率和动应力上的表现有所不同,而以第5种状态下的响应最强烈,图2～图5正好说明了这点。另外,机构各阶固有频率在机构弹性动力特性上所起的作用也有较大差别。所有这些现象被揭示出来,无疑对在进行弹性机构设计时优选结构参量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但要解释这些现象并总结出其规律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定深入分析。

2本征特性分析

现在从频率分析角度研究弹性机构结构参量与其特性之间的关系。根据机构弹性动力学分析可知[9],机构中某一单元或杆件的动力学方程可表示为[m]{ü}+(k){u}={p}(1)式中,[m]、[k]分别为此单元的质量和刚度矩阵,{u}为弹性位移向量;{ü}是其加速度向量;{p}为单元所受外载,其中包括惯性力作用。此单元的固有频率ωe可由方程(1)的特征根求得为det(λe[I]-[k]-1[m])=0λe=1/ω2e(2)这说明单元固有频率是由其质量和刚度矩阵决定的。当杆件轴向弹性位移很小时有[9][m]=ρAl(la)[k]E•J(1/l3)[lb](3)式中,ρ和E分别为杆件材料的密度和弹性模量,A和J分别为单元的截面面积和惯性矩;(la)和(lb)是两个仅与单元长度l有关的相似矩阵,两者中各对应项l的次数完全相同。因此,由式(2)、(3)不难推出下面关系式[10]。ωe∝J/A×E/ρ×(1/l2)(4)式(4)明确表示了机构某单元固有频率与其各种参量之间的定性关系,其中,前两部分J/A和E/ρ分别表示单元的截面参数和材料参数,在本文中这两种参数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式(4)可进一定简化为ωe∝1/l2(5)这说明,单元固有频率变化与其结构长度的平方成反比关系。

中国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总体差异与变化趋势

1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现状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中国省区间能源消费强度表现出较明显的东中西差异，东部省区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费较低，西部省区较高，中部省区与东北省区居中(图1)。以2005年不变价计算，2010年东部地区除河北、山东外，其余省区万元GDP能耗均在1t标准煤以下。东北部与中部省区中，除山西万元GDP能耗达到2.235t标准煤以外，其他省区都在1.5t标准煤以下，最低的江西只有0.845t标准煤。西部省区万元GDP能耗普遍偏高，只有广西、重庆、陕西、四川、西藏的万元GDP能耗较低，内蒙古、贵州、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均高达2t标准煤左右，其中最高的宁夏每万元GDP能耗高达3.308t标准煤。中国东中西部省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相对应，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同时能耗水平较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最为落后，能耗水平也最高；中部与东北地区经济水平属于中等，能耗水平也介于东部与西部之间(图1)。

2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变化趋势

为了考察国内各省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化趋势，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1985-1995年)与近期(2004-2008年)2个时期。这样的时期划分法与改革开放后中国两次工业普查(1985年、1995年)与两次经济普查(2004年、2008年)的时点相契合，与下文的进一步分析形成呼应。总体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表现出较为持续的下降趋势，而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的趋势不明显(图2、图3)。1985-1995年，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基本上都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是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并没有一致性的表现，特别是贵州、青海等个别省份还表现出万元GDP能耗上升，其余省区虽然万元GDP能耗趋于下降，但是降低幅度基本上小于东部地区。从2004-2008年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变化来看，由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已经较低，降低的幅度日益减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逐渐趋于一致，但是整体而言，西部地区的降低幅度仍然小于东中部地区，而且重庆、青海等省(市、区)的能源消费强度甚至升高了。

中国地区工业结构能耗特征演变及差异分析

［摘要］随着首都核心功能的重新定位和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稳步推进，北京的职业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转型升级发展的巨大挑战。北京职业教育如何更好地适应新的发展需求，有必要先弄清其结构特征，方能探讨其优化的对策和路径。本文首先回顾了北京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并基于官方统计数据，从空间分布、办学层次、办学主体和专业门类四个方面分析了北京职业教育的结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根据北京职业教育的现状特征和问题，结合北京经济社会未来发展趋势和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的建设任务，进一步探讨了北京职业教育结构优化的系列建议。

［关键词］职业教育;结构特征;优化;北京;首都核心功能

北京是我国首都，也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创新重地。近年来，随着首都四个核心功能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北京的城市职能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和变化［1］。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职能在未来会不断加强，而其他非核心职能及其相关的产业会被逐步疏解至其他地区［2］。职业教育是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门类，肩负着直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输送应用型人才新的重任。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协调与否对二者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3］。新的发展形势对北京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北京的职业教育也只有通过积极的结构调整，主动适应新趋势和新需求，才能实现更好发展。2018年，北京市启动“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及第一批特色高水平骨干专业(群)”建设项目的申报工作，旨在为北京职业院校的发展寻找新的定位和坐标，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以应对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此，在首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研究北京职业教育的现状结构特征，探寻其优化调整的对策，对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职业教育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北京职业教育发展概况

(一)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概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先后建立过130多所中职院校。以改革开放为界，北京市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见图1)。改革开放前，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呈现出学校少、发展慢和行业门类有限的特点。从1949至1978的30年间，一共成立了31所中职学校，大致平均每10年成立10所。其中1950至1959年成立了10所，1960至1969年有9所，1970至1978有12所。这些职业学校覆盖的行业门类相对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工、农业技术培训方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首都经济的加速发展，北京的中等职业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中等职业院校数量快速增加。从1978至今的40多年间，设立了近100所中等职业学校，数量是此前30年的3倍多。这些中等职业学校覆盖的行业门类比较多样化，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后建立的中职学校主要集中在经贸、商务、艺术、电子信息、文教卫生、体育和旅游等领域，与此前主要集中在工农业技术培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高职教育发展概况。北京高等职业院校数量上少于中等职业院校，目前全市共有26所高职院校，绝大多数成立于新中国时期，至今北京高职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从1949至1960年，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级技能人才需要，先后成立了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和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9所高职院校。随后，受等政治运动的影响，从1961至1978年间，没有新设立高等职业院校，北京的高职教育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北京的高职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驱动下和政府的重视下，从1979至2018年，先后新增了17所高职院校。

二、北京职业教育的结构特征

一、引言

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下，城乡关系一直是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的基础方面之一，而城乡金融的研究又存在着同质性，因为它们经营的是相同的货币和资金，并且这些货币和资金在宏观层面上是一致的。所以，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视角下，合理的金融模式选择可以成为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农村金融的发展一直制约着整个中国金融的发展，究其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殊二元经济结构，城市与农村市场一度割裂，导致了农村金融和城市金融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而在目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下，农村金融和城市金融要融合、要对接、要发展，首先应该研究的就是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不同之处。众所周知，我国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经济差异显著，分割严重。根据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从城乡经济协调与和谐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的性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作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是专门服务于“三农”的金融；另一方面，作为全国经济的一部分，它又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担负着连接城乡经济发展的功能。这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金融的本质属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主要特征有三个方面：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农村金融市场分割程度高和农村金融“边缘化”。

二、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特征分析

（一）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在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中，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是其一大特色，农村的民间金融至今仍然盛行。而正是因为农村民间金融的盛行，使得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城市以现代商业金融为主、农村以民间金融为主，或者说是以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为特点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盛行，关键在于农业的基本性质，因为农业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为了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相适应，政府会以政策金融的形式介入，这样，政策金融和初始存在的民间金融就形成了最初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此外，小农经济的专业化程度低，且收益水平相对于工业来说也处于极低的水平，在这种条件下，大型的商业银行就不具备生存的条件与空间，相反，小规模的金融机构则存在着一定的活动空间，因为它与大型的商业银行相比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简便的手续、信息和农村中具有相对较高的收益水平的非农业经济和经济型农业的金融需求。在这个土壤中，民间的互助性金融就会得到一定的发展，同时，也不排除其中一些具有高利贷性质的金融机构。但是仅凭借民间金融，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撑力还不够，而且发展水平也会相对较低，所以，为了保障农业与农村的快速发展，政府还会以政策性金融的形式介入，农村的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就逐渐并存与发展起来。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作为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重要特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最初的存在形式是政策金融和以高利贷为主的民间金融与并存，后来发展为正式的商业金融、政策金融与民间的商业性和互助性的金融并存，将来，随着合作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与成熟，二元格局必将被一元格局所替代，所谓的一元格局是指以合作金融为主体、政策金融为后盾、商业金融为补充的城乡金融体系。但即使在一元格局的阶段，城乡金融间仍将存在着差异：城市以商业金融为体，农村以合作金融为主体。（二）农村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高。相对于城市金融市场来说，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市场分割的高程度。这种分割不仅是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存在着市场分割，正规金融之间、民间金融本身也存在着高度的分割性，主要表现有市场不完善、主体残缺不全和缺乏竞争机制等。农村金融市场的这一特性主要原因在于农业与农村经济的高度分割性。而造成农业与农村经济的高度分割性原因一部分在于农村经济的专业化水平较低，导致农村经济主体之间内在的依赖度太低，而使其呈现出较高的无规则状态。但是，农业与农村经济的高度分割性的主要原因是农业与农村经济的空间分布的分散性。经济空间分布的分散性必然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同时制约着经济活动发生的范围、规模和频率，把经济活动分割为分散的小规模状态，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这种空间的经济特性会影响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会影响金融活动。大型的正规商业银行之所以不适合农村金融市场，原因就在于这种空间的经济特性：农村融资需求不仅额度小，而且空间分布很分散，这不仅导致了较高的交易成本，而且使得形成一定区域内商业银行经营所需最小规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三）农村金融的“边缘化”。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农村金融的边缘化现象已经十分明显，表现在：四大国有银行从农村市场中撤出，农村资金严重外流或非农化，农村金融功能萎缩、缺乏竞争、效率低下等。造成农村金融边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农业和农村经济被弱势化。城乡产业比较利益差异、产业经营模式差异、经济结构产业和空间经济特性差异这四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被弱势化，而农村金融边缘化就是这种弱势化的一种表现。同时，农村金融边缘化的原因还在于金融制度方面的转换、调整和缺失。例如，四大国有银行在商业化改革以前作为政策金融银行进入农村市场，支持农村经济，甚至抢占地盘，而在商业化改革之后，因为没有生存与盈利的空间，它们又陆续从农村市场中撤出。

三、小结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在城乡经济因城乡产业比较利益差异、产业经营模式差异经济结构产业和空间经济特性差异这四个基础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城市以商业银行为主，农村以民间金融、合作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组成的多元化体系为主的二元结构，城市的金融需求是规模经济和高度集中的，农村的金融需求则是非规模经济和高度分散的；农村的金融不仅存在着市场分割程度高的问题，还存在着被孤立、被“边缘化”的趋势。因此，要完善农村金融的发展模式，仅依靠金融方面的措施是不够的，还需要依靠城市与农村经济方面的一体化安排。在目前所大力倡导的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概念下，其重点服务对象就是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这对于推动破解城乡二元化的金融结构难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如何加快科技与农村金融的融合、推动农民金融理念的转变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结构具有的主要特征有:外汇储备在我国的国际储备中所占比例最大;外汇储备中以美元居多;我国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三都投资在了美国债券和以美元表示的不动产上等。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是国际储备体系格局的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我国投资结构和我国对外债务的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对我国外汇储备结构进行管理使之符合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要求也需要从这些因素入手。

关键词:外汇储备币种结构投资决策债务管理

截止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香港的1243亿美元,实际上我国已经以94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榜首。随着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地不断扩大,对其适度规模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相比较而言对我国外汇储备结构是否合理的研究则乏善可陈。

外汇储备的结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外汇储备在全部储备中所占比例的控制;外汇储备的结构安排;储备资产的投资决策;债务管理。本文拟从这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的结构特征。

外汇储备在全部储备中所占的比例

国际储备由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四个部分构成。国际储备这四个组成部分各自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都是不同的,它们各自在国际储备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同,会导致整个国际储备总体呈现出不同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实施了第七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3837份。基于该问卷的数据，本文对私营企业治理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

一、私营企业是一个异质的企业群体

按照规模不同，我们将私营企业分为“普通企业”和“典型企业”。从本次调查所得的3837个样本数据中，选取“2005年所有者权益”、“2005企业销售额”、“2005年企业税后净利润”、“2005年企业雇工”等四项基本指标，通过聚类，将样本企业分为“普通企业”(2131户，总样本55.5%)和“典型企业”(15户，总样本0.4%)两大类。所有者权益中位数在1亿元以下的“普通企业”在户数上占主体，具体为所有者权益中位数210万元，销售额中位数765万元，雇工中位数53人。表明私营企业主体是中小企业。

所有者权益中位数在1亿元以上的“典型企业”户数虽然不多，但属于大型私营企业。这类企业销售额中位数14亿元，雇工中位数2560人。“典型企业”呈现数量少、规模巨大的特征。分析表明，“典型企业”与“普通企业”规模差异很大。“典型企业”中有50%是从国有企业改制、收购过来的，他们中2户已上市、1户已进入上市辅导期、5户有上市打算。

与“普通企业”相比，“典型企业”还具有超强的银行融资能力。从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金额的平均数显示，“典型企业”分别为12667万元、4238万元、5956万元；而“普通企业”三项依次是353万元、34万元、117万元，可见差异十分显著。

二、私营企业的治理结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