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模式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工程项目组织结构模式矩阵化项目组织混合组织系统

论文摘要:国际工程项目是指国际工程领域中的项目,也称国际领域中的工程项目。文章以工程项目组织结构模式为对象,探讨了各类工程项目组织结构模式的特点,提出了项目组织形式选择的基本要求。

国际工程项目是指国际工程领域中的项目,也可以说是国际领域中的工程项目。工程项目组织(ProjectOrganization)是指在工程项目管理人员中的职位结构设置及设置结果。工程项目组织的目的是按任务或职位制定好一套合适的职位结构,以使项目人员能为实现项目目标而有效的工作。工程项目组织的结构模式是指在项目上级组织的影响下,项目与上级组织以及项目内部的联系方式。由于项目组织是在上级组织内形成,而上级组织通常是一种常规组织,所以项目组织与常规组织既不同又有联系。按照这一思想,在项目管理组织中,形成了几种项目组织的结构模式:职能化项目组织、项目化项目组织、矩阵化项目组织和混合组织。

一、工程项目组织结构模式

(一)职能化项目组织

与常规组织联系最密切的就是职能化项目组织(FunctionalOrganization)。这种模式为了给项目安个“家”,把项目放到常规组织的一个职能部门去,使项目组织成为常规组织的一部分。在职能化项目组织中,人员利用上有最大的弹性及适应性。部门作为项目相关专业技术专家的基本管理基础,专家可被临时安排到项目中,完成所需要的工作后被立即安排回他们的常规工作;部门中的专家也可以被组织起来共享知识和经验,个别专家还可以被不同的项目利用。因此,职能部门在个别人离开项目甚至上级组织时,仍可保持技术上的延续性。

「摘要」财务会计中的许多基本问题需要反思。“会计等式”即是其中之一。在会计原理中，“会计等式”被认为是会计方法建立的基础，因此，本问题的研究具有原创性。本文以笔者提出的“财务会计要素体系”及其“分层结构”特征为基础，研究了财务会计要素之间的基本关系。

「关键词」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结构模式群

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依据企业经济活动特点和财务会计目标所确立的财务会计要素，总是互为存在条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财务会计要素之间所具有的特定联系方式和依存关系，就是“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如“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就是资产要素与负债、所有者权益要素之间具有的基本“结构模式”。

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可以通过会计中通常所称的“会计等式”或“会计方程式”来体现。但会计等式或会计方程式，仅仅只是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的表现形式，其与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实质上意味着财务会计要素的依存关系及其体系的“结构方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与之相适应的形式”，“而且，内容的发展决定着形式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变化”。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的表现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通过会计等式或会计方程式进而去把握财务会计要素关系的实质，才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一、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的影响因素

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的存在以财务会计要素为前提，其通过展示财务会计要素变化的内在联系，来揭示财务会计所反映客观对象的变化规律。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的形成与演变，同样与社会经济环境和财务会计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

摘要:目前对于国家结构形式的基础性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国家结构形式是指表现一国的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形式,它所表现的是一种权力划分关系。本文简述了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现状,发展和影响。

关键词:国家结构形式中央和地方单一制

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的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按照一定原则来划分国家内部区域,调整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相互关系的国家外部总体形式。国家结构形式与政权组织形式共同构成了国家形式。国家结构形式的形成受国家民族统一的背景、进程和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现代国家的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有两大类:单一制和复合制。其具体内容亦呈多样性,探讨这些问题,笔者将从最基本的概念谈起。

一、国家结构形式的基本分类

国家结构形式一般分为复合制和单一制两种。它们都表现了一国的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一种权力划分关系。由于复合制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联邦,因此,联邦制和单一制成为当代国家结构的主要形式。所谓联邦制是指由两个或多个成员国(邦、州、省、共和国)组成的主权国家。单一制国家是指若干个不享有独立主权的一般行政区域单位组成的统一主权国家。根据中央权力的集中程度,单一制可分为中央集权型和地方分权型两类。单一制国家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最普遍和最主要的原因一般是由于一个国家历史上长期为一个民族或一个主要民族辅之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构成,经过历史的沉淀己经形成较为稳定和基本同一的文化传统。此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宗教和政治传统的影响。

一般的说,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特点是:

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组织内部各个有机组成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联系方式或形式，包括组织的正式关系和职责的形式，向组织各个部门或个人分派任务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方式，适应组织的差异化特征形象；协调各个分离的活动和任务的方式；适应组织一体化特征形象；组织中权力、地位和等级的关系；环境、技术、人员等组织结构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等内容。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的中国企业正面临着全球化的竞争，传统的管理模式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直线职能部制

这种结构模式是企业在谋求“纵向一体化”过程中，企业把生产、经营两大部分纳入企业组织范围内，企业倾向于按各项具体职能划分部门，作为直线领导的参谋，并由直线领导授予部分权力，以便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这种结构模式既保持了直线领导的统一指挥权力，又具有发挥专业管理机构和人员的优点，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但是，直线职能部制缺乏横向联系，信息的纵向流动，导致信息的扩散效果难以实现，企业中决策权、指挥权、资源调配权属于直线领导，集权成为该模式的主要特征。由于高度集权，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在直线职能部模式中既不负责企业政策制订，又不负责政策的执行，只起“上传下达”的作用，既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也容易造成企业决策的灵敏性降低，极容易出现由于非理性决策导致系统瘫痪。

在直线职能部制的基本形式中不难看出，企业总经理实际上是将相当精力放在了经营管理上，企业系统的长远战略规划薄弱，企业内部信息沟通不够，扯皮多，内耗就会形成，严重影响企业生产者的积极性，难以发挥集团作战优势，过分体现企业家的超人能力，就会忽视企业的再发展和长盛不衰的发展宗旨。

事业部制

「摘要」财务会计中的许多基本问题需要反思。“会计等式”即是其中之一。在会计原理中，“会计等式”被认为是会计方法建立的基础，因此，本问题的研究具有原创性。本文以笔者提出的“财务会计要素体系”及其“分层结构”特征为基础，研究了财务会计要素之间的基本关系。

「关键词」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结构模式群

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依据企业经济活动特点和财务会计目标所确立的财务会计要素，总是互为存在条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财务会计要素之间所具有的特定联系方式和依存关系，就是“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如“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就是资产要素与负债、所有者权益要素之间具有的基本“结构模式”。

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可以通过会计中通常所称的“会计等式”或“会计方程式”来体现。但会计等式或会计方程式，仅仅只是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的表现形式，其与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实质上意味着财务会计要素的依存关系及其体系的“结构方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与之相适应的形式”，“而且，内容的发展决定着形式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变化”。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的表现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通过会计等式或会计方程式进而去把握财务会计要素关系的实质，才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一、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的影响因素

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的存在以财务会计要素为前提，其通过展示财务会计要素变化的内在联系，来揭示财务会计所反映客观对象的变化规律。财务会计要素结构模式的形成与演变，同样与社会经济环境和财务会计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

论文关键词:工程项目组织结构模式矩阵化项目组织混合组织系统

论文摘要:国际工程项目是指国际工程领域中的项目,也称国际领域中的工程项目。文章以工程项目组织结构模式为对象,探讨了各类工程项目组织结构模式的特点,提出了项目组织形式选择的基本要求。

国际工程项目是指国际工程领域中的项目,也可以说是国际领域中的工程项目。工程项目组织(ProjectOrganization)是指在工程项目管理人员中的职位结构设置及设置结果。工程项目组织的目的是按任务或职位制定好一套合适的职位结构,以使项目人员能为实现项目目标而有效的工作。工程项目组织的结构模式是指在项目上级组织的影响下,项目与上级组织以及项目内部的联系方式。由于项目组织是在上级组织内形成,而上级组织通常是一种常规组织,所以项目组织与常规组织既不同又有联系。按照这一思想,在项目管理组织中,形成了几种项目组织的结构模式:职能化项目组织、项目化项目组织、矩阵化项目组织和混合组织。

一、工程项目组织结构模式

(一)职能化项目组织

与常规组织联系最密切的就是职能化项目组织(FunctionalOrganization)。这种模式为了给项目安个“家”,把项目放到常规组织的一个职能部门去,使项目组织成为常规组织的一部分。在职能化项目组织中,人员利用上有最大的弹性及适应性。部门作为项目相关专业技术专家的基本管理基础,专家可被临时安排到项目中,完成所需要的工作后被立即安排回他们的常规工作;部门中的专家也可以被组织起来共享知识和经验,个别专家还可以被不同的项目利用。因此,职能部门在个别人离开项目甚至上级组织时,仍可保持技术上的延续性。

1职业教育课程结构的含义

课程结构是指各层次、各类型课程间的构成比例及相互间的纵横关系。姜大源教授特别强调课程结构，认为过去课程改革缺乏“结构”的观念，而结构是影响职业能力形成的重要变量。传统的学科课程是知识的内在关系结构，而职教课程应该是知识与行动的产生结构，职业能力的培养必须建构知识与行动的产生结构。

2职业教育课程结构的基本特性

2.1相对的独立性：职业教育主要是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这类人才要在生产第一线和工作现场从事为社会直接谋取利益的工作。职业教育培养人才以职业能力为本位，能适应学生毕业后直接为社会创造价值的需要，这就要求其课程结构不是按学科要求而是按照职业能力要求来确定。按照职业能力要求确定相关课程结构讲求相对独立。

2.2课程的跳跃性：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必须满足职业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职业教育的课程结构必须摆脱传统普通专业教育学科型的课程结构模式，突出实用性，打破学科课程体系条块分割的界限，把培养目标、专业发展方向、教学内容等融合到课程建设中去。跳跃性的课程结构是职业教育课程结构体系最显著的特色。

2.3课程间的平行性：职业教育的课程结构体系是由多个平行的课程模块组成的，彼此之间不存在着层次上的差别，是平行的、并列的关系。

区域双核结构模式指在某一区域中由区域中心城市和港口城市及其连线所组成的一种空间结构．区域双核结构模式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地理现象，不仅广泛存在于中国沿海地区，如沈阳—大连、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等，也广泛存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1］．目前学术界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主要沿着两个脉络展开：一是机理研究，包括剖析苏州—上海等典型案例和归纳双核结构现象共同点来归纳双核结构模式的一般优势［1－2］，以及借助几何学手段从区域可达性的视角对双核结构模式的演化过程进行数学推导［3］；二是应用研究，应用区域双核结构理论来指导区域的发展战略［4］．但是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在双核结构模式生成机理的研究方面仍然比较薄弱．本文将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技术手段和研究视角，构建模型模拟区域双核结构模式的生成过程．我们的研究将加深人们对区域发展空间结构演化机理的认识．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对外贸易是区域双核结构模式生成的基本驱动力量．我们的观点基于目前新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提供的两个证据．一是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交互作用将导致制造业的集聚和城市的出现：Krugman［5］、Fujita和Krugman［6］的研究表明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对外贸易政策是塑造国内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因素：Krugman和LivasElizondo［7］、Alonso－Villar［8］和Hanson［9］的研究表明，随着一个国家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国内市场的相对重要性在下降，企业将倾向于在靠近国外市场的边境地区布局．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区域双核结构模式是对外贸易政策的伴生物．在本文中，我们将给出对外贸易驱动双核结构模式生过程的严格论证，并探讨对外贸易影响双核结构的控制因素，最后进行总结．

1模型设定

1．1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

我们的模型由两个狭长的、隔海相望的国家A和B构成，其中国家A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图1）．国家A和国家B的经济都由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构成，其中农业部门都能够自给自足．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国家A是制造业产品的净出口国，且只有出口没有进口；同时把国家B看作一个“黑箱”，不考虑其内部空间结构，对于国家A来说国家B的市场规模为yf，这里yf的值随着国家A对外贸易政策的深化而提高．图1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国家A的长度被标准化为1，劳动力的数量也标准化为1，其中制造业劳动力的份额为u，农业劳动力的份额为1－u．受土地等农业资源的限制，农业劳动力被固定在r＝0、r＝0．5和r＝1三个区位（形成三个村庄）．在这三个区位上，农业劳动力的份额分别为φ0、φ1和φ2．为简单起见，假设生产单位农产品需要单位土地资源和单位农业劳动力，同时假设农产品为计价物．这样农产品的价格和农民的收入都为1．制造业劳动力不能跨国流动，但是可以在国家内部两个区位r＝0．5和r＝1自由移动．如果制造业劳动力全部集中在区位r＝0．5或r＝1，则国家A是一个以区域中心城市（港口城市）为核心的单中心经济体；如果制造业劳动力同时分布在区位r＝0．5和r＝1，则国家A的空间结构呈现出双核模式．令区位r＝1上的制造业劳动力份额为λ，W1和W2分别为区位r＝0．5和r＝1处制造业劳动力的工资，则在r＝0、r＝0．5和r＝1三个区位上劳动力的总收入为Y0＝φ0（1－u）（1）Y1＝φ1（1－u）＋（1－λ）uW1（2）Y2＝φ2（1－u）＋λuW2（3）。

1．2消费者和制造业企业

消费者（劳动力）具有相同的多样化偏好，他们的效用U具有Cobb－Douglas函数形式．令CA代表农产品的消费量，M为制造业产品消费量的综合指数，δ（δ＞1）为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u表示制造业产品消费支出在消费者总支出中所占的份额，则：U＝C1－uAMu（4）其中M＝［∑ni＝1c1－1／σi］1／（1－1／σ）制造业活动具有规模经济性和张伯伦式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假设制造业活动只需劳动这一种要素投入，固定劳动投入为F，边际劳动投入为c，则制造业企业i的成本函数为L（i）＝F＋cQ（i）（5）2市场潜能如果双核结构模式是一种均衡状态，那么必须保证区位r＝0．5处的制造业企业没有动力逃逸到区位r＝1，同时区位r＝1处的制造业企业也没有动力逃逸到区位r＝0．5．反之，如果企业逃逸后能够获得更大的利润，则这个空间格局是非均衡的．下面我们构建市场潜能函数来刻画制造业企业逃逸原有的区位时获得利润的相对大小．简单起见，（1）假设农产品不需要运输成本，工业制成品的运输成本采用萨缪尔森的冰山技术进行处理：单位产品运输单位距离后只有1／t到达，同时价格上升t倍；（2）选择合适的计量单位，使c＝（δ－1），F＝u／δ；（3）不再单独考虑制造业产品离开国家A后的运输成本、关税等因素，国家B市场需求的存在等价于区位r＝1处的收入由Y2增加到了（Y2＋yf）．制造业企业逃逸到rD能否获得更高的利润，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企业在rD处的生活成本指数．逃逸到rD处的企业要吸引工人就业，必须保证工人的实际工资率与原来的区位相等．如果企业所在rD处的生活成本指数较高，企业支付的名义工资就应该越高，这将降低产品的需求和企业利润．根据方程（4）和消费者均衡的条件，可以求出区位r＝0、r＝0．5和r＝1处的生活成本指数方程为：G0＝［（1－λ）（w1t／2）1－δ＋λ（w2t）1－δ］1／（1－δ）（6）G1＝［（1－λ）w1－δ1＋λ（w2t／2）1－δ］1／（1－δ）（7）G2＝［（1－λ）（w1t／2）1－δ＋λw1－δ2］1／（1－δ）（8）第二，企业在rD处面临的总需求．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企业的营业收入全部转化为工人的名义工资．如果在rD处企业面临的需求较高，则企业零利润时工人的名义工资率较高．这样，我们将企业面临总需求的大小转化为企业零利润时工人名义工资率的大小．根据方程（1）、（2）、（3），区位r＝0．5和r＝1处制造业企业零利润时工人的名义工资率为（w1）δ＝Y0（t／2）1－δG－（1－δ）0＋Y1G－（1－δ）1＋（Y2＋yf）（t／2）1－δG－（1－δ）2（9）（w2）δ＝Y0t1－δG－（1－δ）0＋Y1（t／2）1－δG－（1－δ）1＋（Y2＋yf）G－（1－δ）2（10）根据上面的分析，如果逃逸企业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则意味着企业零利润时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率大于原来区位工人的实际工资率．根据方程（6）、（7）和（8），区位r＝0．5和r＝1处制造业工人实际工资为ω1＝w1G－μ1（11）ω2＝w2G－μ2（12）这样，我们定义区位r＝1处相对于r＝0．5处的市场潜能指数为，区位r＝1处制造业企业零利润时支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率ω2和区位r＝0．5处企业零利润时支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率ω1之比．如果ω2／ω1＜1，则制造业企业在区位r＝0．5处获得更高的利润，制造业企业将向r＝0．5处迁移；如果ω2／ω1＞1，则制造业企业从将向区位r＝1处迁移．因此如果区域双核结构模式是空间均衡状态，那么意味着这时ω2／ω1＝1，而且当λ的值增加时ω2／ω1下降，当λ的值下降时ω2／ω1增加．

摘要：项目组织结构是项目管理的塞本核心，职能式，项目式、矩阵式三种组织结构模式，为企业选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组织结构项目管理职能型项目经理

项目管理以其目标明确.组织灵活.效果显著适应性强等优势而倍受现代企业亲睐而项目管理的基本核心又是项目组织结构作为完成一个项目主要工作的相关利益主体项目组织结构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组织结构顾名思义就是为了产生组织功能.实现项目目标而设立的，项目组织的结构类型的设计则直接关系到项目完成的质量而不同的项目组织结构模式，在项目管理上都呈现不同特点。

项目组织结构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按照职能的划分方式每一职能部门对应一种专业分工职能式组织结构是在组织当前的职能型等级结构下加以管理一旦项目开始运行项目的各个组成部分就由各职能单位承担.各单位负责完成其分管的项目内容。如果项目的性质既定.某一职能领域对项目的完成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职能领域的高级经理将负责项目的协调工作。第二种是按照项目划分的项目式组织结构就是指创建独立项目团队「这些团队的经营独立于上层组织的其它单位有自己的专属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企业配给项目团队一定的资源，项目经理是由上层组织直接指派被授权有执行项目的最大自由。第三种是混合形式的矩阵式组织结构，是职能式和项目式的一种有效综合在常规的垂直的职能层级结构之上“加载”了一种水平的项目治理结构。针对一个或几个项目职能部门经理对项目组织人员有组织调配和业务指导急资源提供的责任，而项目经理将参与项目组织的职能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有效组织成项目临时团队统一指挥对项目的结果负责。团队随着项目的开始而开始随着项目的终结而结束。

在基于职能的划分组织模式中存在的仅仅是狭义的项目管理在处理职能部门内部核心业务时权力集中.效率极高在项目轮换，人员使用，资源配置上有很大的灵活性.最大程度的保证项目的连续性，职能部门成员面对部门经理的直接监督和考核能发挥自身最大的潜能。但也有不少弊端一是当遭遇跨部门项目时，跨越部门的合作与交流困难项目组织及职能部门间会存在着较大的冲突往往表现在资源竞争、目标期望等方面二是项目缺少重点而每个职能部门却有自己的核心常规业务为了满足自身部门的基本需要而项目责任则相应的被忽视:三是项目参与者的主动性不强.他们的职业发展与提升只会与其职能部门核心业务相挂沟项目对他们而言只是额外负担。四是责任不明确在这种组织结构中，没有全权授权的项目经理往往是作为协调的各职能部门经理只相应负责项目的一部分，导致常常会出现没人能承担项目的全部责任，最终将项目推向两难的境地。

而基于项目划分的组织结构也已经被企业采用这种项目目标.责任清晰明确资源配置合理的项目组织形式，针对性极强成员凝聚力强决策快，具有项目时间短，成效大等显著特点特别在公司组织结构混乱效率低下.职责不清企业文化缺失的企业.但也有不少的弊端。一是当多个项目并行时.每个项目都有独立的项目组织.项目组织间缺乏信息交流.这必然导致不同项目的重复努力和规模经济的丧失运营成本极高造成资源的浪费.管理成本提升:二是项目团队是独立的是依赖项目而存在的久而久之项目团队与上层组织之间会出现一条明显的分界线项目导向性特性使项目团队与上层组织不能有效的融合;三是创建自我控制的项目团队不用最好的技术来解决问题;四是项目任务一旦完成项目组成员的出路将会面临最大问题对项目组成员来说.缺乏事业的连续性，和自身保障。

一、从整体来看收益与成本的具体内涵

（一）收益的具体内涵一个全球金融体系是否具有稳定性，全球金融共同利益的获取我们记为R。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是否有公共产品的提供？健全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包括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国际监管体系、汇率制度等等，这些都属于全球公共产品，需要被合理地提供出来，且要求这些公共产品是适合当时的历史趋势的。如果这些公共产品没有行为主体能够提供，或者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问题，不符合当时的金融现状，则全球金融体系就会呈现出不稳定。（2）体系内的公平程度。体系内的公平程度也会影响体系的稳定性。如果公平程度高，重要国家的利益都被考虑了，那么治理的决策和行为就会得到更多的主动性服从，体系的运转更加通畅。如果公平程度差，总有一些重要国家的利益被损害，那么治理的决策和行为会遭到这些被损害利益国家的抵制或者是反对，存在较多的不服从。同时，这些国家会进行自我保护，而这些自我保护措施有可能不利于全球体系的稳定。（3）在解决公共问题方面的效率。当全球性共同问题出现时，需要行为体快速发生反应，以解决问题。反应及时，行动迅速，则有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若反应不及时，难以采取行动，则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且矛盾积累越来越多，则全球金融体系将会出现不稳定，甚至是爆发危机，或让危机更为严重。（4）是否具有动态调整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演进，全球经济金融会出现新的发展趋势，相应地要求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也应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在原来的基础上能自动进行调整。如果治理体系不具备这种自动调整的能力，则长此以往，会与全球金融发展趋势脱节，该治理体系自然也就不稳定了。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治理模式的收益函数为：R=f（g，f，e,d）其中，R为总收益，g为有效公共产品的提供，f为体系内的公平程度，e为在解决公共问题时的效率程度，d为动态调整的能力。R受到g、f、e和d的影响，并随他们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一般情况下，当g↑，f↑，e↑,d↑时，R↑，但，变化的程度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关。（二）成本的具体内涵从整体来看，全球金融治理的成本主要体现为：交易成本、协调成本和调整成本。这三项的加总为总成本，记为C。其中交易成本主要指的是世界各国进行金融往来所发生的所有交易费用。国际制度是否发展健全，是否具备统一、明确的各种国际标准和规则是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在明确的、透明的国际标准之下，信息得到充分的沟通，非法交易的代价增加，由此，各国之间进行往来的行动更加明确，交易成本得以降低。相反，如果缺乏统一、明确的国际标准和规则，各国间进行往来则要增加信息的采集和沟通，耗费精力去进行谈判，往来过程中还要加强运作和监督的成本。这里，交易成本记为C1。进行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各主要国家的协调合作，因此要发生协调成本。首先是认识成本，从公共问题出现，到大家形成统一的认识，需要时间成本和信息的沟通成本；其次是会议组织和会议协调成本，需要将参与各方组织到一起共同交流讨论该公共性问题，并产生讨论的结果；最后是实施成本，需要参与各方共同实施其讨论达成的决议，实践中共同解决公共性问题。协调的难度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参与方的数量。参与方的数量越多，利益越分散，越难达成一致的意见，有一方不同意，协议就很难达成；二是公共性问题的公共性。公共性问题对大家的影响越大，影响程度越均匀，大家就越容易形成一致认识和采取一致行动。这里，协调成本记为C2。调整成本。长期来看，由于全球金融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当中的，全球金融治理也应当根据趋势及时进行调整，因此，要发生调整成本。调整成本的大小与该体系是否具有自动调整的能力有关。若该体系具备动态调整能力，则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从而不至于使该体系严重滞后于现实。这样，每一次调整时的难度也都不大，成本相对较低。相反，如果该体系不具备动态调整能力，那么就不会根据历史的发展随时进行调整，这样积累一段历史时间，就会使该体系严重滞后于现实。经过较长历史时期的积累后，再进行调整，则困难会很大，成本高昂。调整成本的大小除了与动态调整能力有关，还与调整时是否存在强国的阻碍有关。如果有强国甚至是霸权国阻碍调整的进行，则调整的成本更加高昂，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甚至要等更强国家的出现。这里，调整成本记为C3。据此，我们可以得到总成本的函数C=C1+C2+C3=f1（s）+f2（n，p）+f3（d，b）其中，C为总成本。C1为交易成本，C2为协调成本，C3为调整成本。s指的是国际标准、规则和惯例的成熟度，当s↑时，C1↓。n指的是参与方数量，p指的是公共问题的公共性，当n↓，p↑时，C2↓。d指的是动态调整能力，b指的是强国的反对，当d↑，b↓时，C3↓。（三）效益函数判断哪一种治理模式更好，要比较其成本收益的大小。效益=收益-成本，效益用B表示。用函数表示B=R-C=R-（C1+C2+C3）哪一种治理模式给全球金融带来收益越多，成本越低，则该治理模式的效益越高。理论上，该治理模式就值得我们所提倡和追求。

二、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与多边主义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

从二战以后到1990年代以前，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特征并不明显。在这一历史时期，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较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不高，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缓慢。我们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时期。那么，在这样的历史阶段，霸权治理和多边主义治理的成本收益如何？本部分将作分析。（一）霸权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1、收益分析。（1）霸权治理在收益方面最突出的优势有两点：一是能提供公共产品，二是行动效率高。这两点恰好迎合了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时的历史特点，对当时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全球金融共同利益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国是世界中经济金融实力最强的国家，一般情况下，既愿意也有能力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例如，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秩序一片混乱，美国的经济在全球占有绝对份额，有能力组织建立世界新秩序。同时，美国也希望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来确立霸权地位，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模式中的强国和弱国的经济实力悬殊，且强国的数量并不多，霸权基于主导地位。当遇到公共问题时，霸权国与其他强国组成的利益集团由于利益的一致性，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并促成集体行动，效率较高。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球经济出现失衡，美国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剧增，而日本和德国呈现出盈余。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美国迅速采取行动。1985年，美国召集五国集团（G5，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签署了《广场协议》，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有秩序贬值。从全球角度来看，当时的广场协议确实较好地解决了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维护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2）霸权治理模式在收益方面的弊端主要在于其较差的公平性和僵化的调整机制。但这两点在金融全球化低级阶段并没有明显暴露出来，所以，其对当时全球共同利益提高的负面作用也没有明显体现出来。在霸权治理模式中，霸权国往往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在进行决策和采取行动时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这会形成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不稳定因素。严重的情况下，尤其是当霸权衰落或受到挑战时，霸权国会不惜使用非常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地位，这会加大对其他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伤害，带来全球体系的动荡不安。但在金融全球化较低发展阶段，合法性和合理性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当金融全球化还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时，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并不是很高，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主要取决于当时较强大的几个国家。因此，牺牲一些国家利益同时，若能尽快统一行动，也能带来全球共同利益的增加。这些被牺牲利益的国家，有时也并不表示强烈反对，因为它们从共同利益的提高中也获得收益。即使它们的净效益仍体现的是损失，若当时体系中存在霸权，它们的反对也不足以阻碍决策和行动的推出。因此，公平性的缺失并没有对该阶段全球共同利益的提高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霸权治理模式中，核心行为体是霸权国，体系的种种设置都是为霸权国的利益服务的，没有自动调节的机制。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体系可能是越来越滞后的，也就有可能变得不稳定了。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刚成立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的确为全球提供了稳定的金融体系。但该体系有内在的不稳定因素：美元强行与黄金挂钩，与其他货币固定挂钩，强行作为唯一的储备货币。这些强行设置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不稳定就逐渐暴露出来。在该体系之下，其他国家努力积累美元这一国际储备资产，并不断向美国兑换黄金，使得美国黄金储备急剧下降，终于美国在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1973年宣布废除固定汇率制。但，在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较低阶段，动态调整并不显得十分重要，因为那时的趋势变化是缓慢的，短期内没有调整的需要。总的来说，由于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公平性和动态调整能力的重要性并不显得那么突出，因此，霸权治理模式本身存在的弊端并没有显现出来。相反，霸权治理模式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决策行动效率方面却表现良好，维护了当时历史时期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显著提高了全球共同利益R。因此，从整体来讲，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给全球性金融整体带来的收益R是相对较高的。2、成本分析。（1）霸权治理在成本方面最大的优势是其协调成本低，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模式的核心行为体数量不多，相关协议较容易达成。例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核心行为体主要是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核心行为体现为G7成员国。主要参与者数量都不多。同时，这些参与者之间的利益较为一致。这主要在于在金融全球化低级阶段，由于其他国家与G7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实力悬殊，全球性公共问题影响的主要就是这几个强国，且影响程度较为均匀，也就是对G7国来讲，公共问题的公共性较高。鉴于此两点，G7成员之间较容易形成一致认识和采取一致行动。（2）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对降低交易成本的贡献也是正面的。在此阶段，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经济金融的发展也没有那么复杂。此时，霸权治理模式下制定的一整套规则体系对全球金融体系是适用的，其他国家也都认可霸权国制定的国际标准和规则。如，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安排，由于当时各国刚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混乱和二战的创伤，固定汇率制无疑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稳定的汇率安排，交易成本得以大大降低。（3）霸权治理模式在成本方面最大的弊端是其调整成本高。霸权治理强调霸权在治理中的核心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霸权国不会一直固定在某一个国家身上，而霸权具有衰退的必然趋势。霸权治理理论上就要求有新的霸权国家来替代旧的霸权国家。但这种替代可能会带来对抗，带来世界的不稳定。而且，替代并不是顺理成章的，有效的替代需要历经较长的历史时间，这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上，美国替代英国成为金融霸权国就历经了半个多世纪。在未进行有效的霸权替代之前，霸权治理结构是滞后于当时的经济发展趋势的，这将带来混乱，并阻碍经济金融的发展。因此，在霸权治理下，长期的历史调整成本是非常高的。不过，在金融全球化的较低发展阶段，全球金融的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对治理体系的动态调整能力也不是特别需要。因此，尽管霸权治理本身的调整成本很高，但在当时并没有暴露得很明显。总的来说，由于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在短期内对动态调整的需求不高，霸权治理调整成本高的的问题并未显现。同时，由于当时经济相互依存度较低，霸权治理模式下国际规则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的需要，因此交易成本也出现有效地下降。表现最突出的就是霸权治理的协调成本低，这一点非常有效地降低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整体成本。因此，从整体来讲，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给全球性金融整体带来的成本C是相对较低的。3、总结。总的来说，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的收益要大于成本，效益函数是正的，霸权治理是有效的。霸权治理的效益函数为：其中，Bh为霸权治理的效益，Rh为霸权治理的收益，Ch为霸权治理的成本，Ch1为交易成本，Ch2为协调成本，Ch3为调整成本。（二）多边主义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1、收益分析。（1）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在收益方面最大的优势是高合法性和较好的动态调整能力。但对于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因此，其对于全球金融共同利益的提高没有多大的帮助。理论上，多边主义治理之下，各参与行为体的利益都会得到照顾，合理性和合法性得到提高。各参与行为体对多边主义制度将呈现出一种主动服从的态势，有利于在全球建立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稳定良好的国际金融秩序将给全球各国都带来共同利益。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在金融全球化较低发展阶段，合法性和合理性并不是那么重要。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主要取决于当时较强大的几个国家。即使牺牲一些国家的利益，但若能尽快统一行动，也是能带来全球共同利益的增加的，且这些被牺牲的国家也能从共同利益的提高中获得收益。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低级历史阶段，勉强照顾所有国家的利益，显然并不能显著提高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形式上的多边主义可能会被霸权利用，受到霸权国权威的制约，其合法性也同样得不到体现。例如，二战以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多边主义性质的，但其只是形式上的，美国在其中发挥着霸权国的作用。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本质上是动态和变化的，有利于根据发展趋势进行改变和调整。每一历史阶段，多边主义治理的核心主体都是当时对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比较重要的国家，但并没有像霸权治理一样固定在某些国家身上。因此，多边主义治理的制度是动态的和变化的。当有一些国家衰退，变得不再重要，就会较容易退出多边治理的核心结构。而当有一些新的国家崛起，变得非常重要，也较容易进入到多边治理的核心结构。多边主义的这种动态性将使治理结构始终与当时的历史趋势保持一致，从而有利于经济金融的发展。同时，也避免了重要行为体硬性替代而带来的混乱。因此，从长期来看，多边主义治理更有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有利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提高。但在金融全球化较低的特定历史阶段，全球金融趋势的变化是较为缓慢的，霸权的衰退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于体系的动态调整能力并没有那么急迫。因此，多边主义治理的动态调整优势并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来。（2）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在收益方面最大的弊端在于其“效率低下”，且，在金融全球化低级阶段，该弊端被放大了。在多边主义中，每一参与方都有自己的发言权，缺乏核心的领导人。因此，在多边主义的会议和行动中，往往出现集体行动的困难，很难产生明确的结果。多边主义的有效性不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和决策；实施中某个国家可能背叛。由于每个国家的立场有所不同，预期合作中的未来收益也有所不同，权力与责任、成本与收益间的不对称会造成多边会议成员间的分化，使决议难以达成。另外，由于信息沟通的问题，一些国家不愿意积极合作。即使合作，实施中也有可能背叛。在金融全球化的较低历史阶段，相对于公平而言,效率是更加重要的。此阶段坚持多边主义治理，强行将参与者数量扩大，会使问题悬而不决，损害全球金融共同利益，而以此为代价所提升的合法性在当时却是没有意义的。（3）在金融全球化低级阶段，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存在着困难。首先，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只有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才有实力参与。例如，IMF成立的初期需要各国认缴份额，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足够的资金去认缴。其次，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因为，此时的经济相互依存度较低，世界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对弱国影响相对较小。若这些国家又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时，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对它们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它们更愿意采取“搭便车”的策略来利用别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将影响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损害全球金融共同利益。总的来说，由于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对于合法性和动态调整能力地要求不高，因此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的优势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出来。相反，其弊端却被放大了，“效率低下”的特点会导致公共问题难以解决，严重损害全球共同利益。最后，由于大多数国家既无实力，也不愿意参与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是难以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因此，从整体来讲，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给全球金融整体带来的收益R是相对较低的。2、成本分析。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在成本方面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其协调成本太高。在金融全球化的较低阶段，若坚持多边主义治理，则会强行将核心参与者的数量扩大，而这些参与者中有很多并不一定是全球重要行为体。对系统重要性国家和非系统重要国家而言，全球性问题的公共程度低，要想在他们之间达成合作将十分困难。因此，协调成本十分高昂。交易成本方面。由于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霸权治理模式下制定的一系列规则体系比较符合当时的现实，交易成本并不高。重新建立一套考虑各国利益的统一的标准和规则，显然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对于交易成本的改善也不会有什么显著作用。由于多边主义本质上是动态的和变化的，因此，其长期调整成本低是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的一种优势。但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全球金融趋势的变化是较为缓慢的，动态调整在当时并不是必须的。因此，该优势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总的来说，虽然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在调整成本上具有优势，但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并不十分需要。同时，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对较低阶段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也无多大的帮助。问题最突出的是，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坚持多边主义治理会带来非常高的协调成本。因此，整体来讲，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给全球性金融整体带来的成本C是相对较高的。3、总结。在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多边主义治理的收益要小于成本，效益函数是负的，多边主义治理在金融全球化低级阶段是不可取的。多边主义治理的效益函数为：Bm=Rm-Cm=Rm-（Cm1+Cm2+Cm3）<0其中，Bm为多边主义治理的效益，Rm为多边主义治理的收益，Cm为多边主义治理的成本，Cm1为交易成本，Cm2为协调成本，Cm3为调整成本。

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权治理与多边主义治理成本收益的动态演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金融全球化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全球经济金融整体之中，形成全球性统一的金融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各国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出现许多新兴的经济大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迅速，且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我们将1990年代以后的历史时期作为金融全球化较高阶段时期。那么在金融全球化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的过程中，霸权治理与多边主义治理的成本收益将出现怎样的演化？（一）霸权治理的成本收益动态演化1、收益演化。（1）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霸权治理的各种弊端开始逐渐暴露出来，最突出的弊端就是其公平性差的问题。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不再只依靠霸权国或几个较为强大的国家，而是依靠越来越多的国家。一个国家发生危机，会迅速波及到全球，因此，考虑所有国家的利益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示出来。而霸权治理模式本身就缺乏公平性，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并且形成了许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对全球金融共同利益造成损害。例如，在此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中，美国为了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几次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流动性涌向新兴市场国家，使这些国家出现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很多国家不得已采取紧缩的政策来抑制流动性。这使得刚刚从危机之中缓解的世界经济再一次陷入混乱局面。结果，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从中受益，全球性整体公共利益受损。（2）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对动态调整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霸权治理的僵化的调整机制难以满足其需求。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金融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发展速度也很快，不断有新的元素出现。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客观上需要不断将这些新元素纳入到治理体系当中来，因此动态调整能力变得非常重要。霸权治理本身的调整机制是僵化的，难以适应需求。（3）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霸权治理在提供公共产品和行动效率高方面的优势也不再体现出来。霸权治理为世界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霸权国的自身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是一致的。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增加，霸权国已不再是唯一最重要的国家。全球金融治理需要世界所有重要国家的共同合作，全球金融共同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此时，霸权国的自身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开始出现不一致。在霸权国的自身利益与全球金融共同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霸权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更多地维护了其自身的利益，没有照顾到甚至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在金融全球化的较高阶段，各国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在其他国家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全球金融体系是不稳定的，而体系的不稳定则会损害全球金融共同利益。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为例，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可以看作是以美国为主提供的一项全球共同产品。美元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美元霸权维护的是美国的巨大利益。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这样的货币体系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不稳定，不断地引发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也与此有关。在效率方面。当金融全球化发展到较高阶段，霸权治理的高效性已不再是一种优势了。首先，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霸权国即使再强大，也难以独自应对新的全球性金融问题。其次，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霸权国的实力是相对衰落的，面对新的问题也显得无能为力。最后，由于霸权国推行的决策更多的是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在推行过程中，会遭到其他国家显性的或隐性的反对和抵制。尽管其行动是高效的，但行动的结果不一定有效，这使得霸权治理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例如，当前的国际收支失衡调节机制不合理，调整责任主要落在逆差国一方。这使得东亚国家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深受其害。但由于美国的反对，改革一直难以进行。危机以后，东亚各国出于“自我保护”，一直努力积累外汇储备，以防止类似金融危机的再度发生。这种“隐性的反对或抵制”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美国是失衡的重要一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此相关。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全球共同利益带来巨大伤害，包括美国本身。因此，金融全球化背景之下，全球金融治理需要考虑所有国家的利益和全球的整体利益，公平民主显得较为重要，有效性的重要性相比要降低，因为公平民主的较大缺失也自然会影响有效性的发挥。总的来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霸权治理的公平性问题凸显，从很多方面对全球金融共同利益构成了潜在的危害。霸权治理虽仍然提供公共产品，但其却越来越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是无效的公共产品。霸权治理的行动效率也依然很高，但行动的结果却往往是无效的，不能真正解决全球性金融问题。最后，霸权治理僵化的调整机制也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求。因此，从整体来讲，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权治理给全球性整体带来的收益R是不断下降的。2、成本演化。（1）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霸权治理的协调成本仍是较低的，但协调的结果往往是无效的，优势不再。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历史环境在发生变化，霸权国及其利益集团，例如G7，不再是世界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国家，出现了许多具有实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全球性金融公共问题影响着世界所有国家，对于G7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程度都很大。因此，面对全球性金融公共问题，协调的不仅仅是G7国，而是关乎利益的所有国家。真正的协调成本应发生在这些所有重要性的国家之间。霸权治理的核心行为体G7出台决策和采取行动虽然协调成本低，但由于其排除了其他重要性行为体，其协调的结果往往是无效的。因此，协调成本低也就不再是一种优势了。（2）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霸权治理的交易成本和动态调整成本都呈现了逐步上升的趋势。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往来越来越需要更加统一的、明确的一系列国际标准和规则，并且不断需要新的适应全球金融发展趋势的标准和规则。霸权治理则难以提供这样的规则，且由于缺乏自身利益的获取，霸权国也不愿意去创建新的合适的规则体系。霸权治理模式下，各国之间难以形成开放的交流平台，信息是不对称的，发现成本和谈判成本都会上升。同时，各国之间也难以形成基于公平基础上的合作平台，交易中的运作成本和监督成本也都会出现上升。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权治理会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治理体系具有不断进行调整的能力，对于重要的行为体而言，应具备进入和退出的机制。很显然，霸权治理是难以做到的。主要在于：一是霸权治理主要维护的是霸权国的利益，本身不具备动态调整机制；二是霸权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多方面阻扰新参与者的进入。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权治理的长期调整困难凸显出来，阻碍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正常发展。总的来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霸权治理虽然仍具备协调成本低的特点，但由于缺失非霸权集团的重要性国家，协调的结果是无效的。同时，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霸权治理下的国际规则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发展滞后，交易成本呈不断上升趋势。调整成本也越来越高昂，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因此，从整体来讲，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权治理给全球性整体带来的成本C是不断上升的。3、总结。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最终霸权治理的收益将小于成本，效益函数为负。当金融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霸权治理的效益函数为：Bh=Rh-Ch=Rh-（Ch1+Ch2+Ch3）<0其中，Bh为霸权治理的效益，Rh为霸权治理的收益，Ch为霸权治理的成本，Ch1为交易成本，Ch2为协调成本，Ch3为调整成本。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霸权治理的效益函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金融全球化处于较低阶段时，霸权治理的效益是大于零的，该治理模式是有效的。但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霸权治理的收益不断下降，成本不断上升，效益是逐步下降的，当金融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霸权治理的效益将趋于负数，该治理模式是无效的。（二）多边主义治理的成本收益动态演化1、收益演化。（1）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其本身具有的较好的公平性，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其优势越发展现出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合法性和合理性会变得非常重要。首先，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就会将新的重要的系统性国家排除在治理结构之外，这些被牺牲利益的国家会在行动中采取不配合或者是反对。没有这些新兴国家的参与，是很难统一行动的，即使能行动起来，其效果也不好，很难真正解决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其次，在合法性和合理性提高的基础上，各参与行为体对多边主义制度将呈现出一种主动服从的态势，有利于在全球建立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稳定良好的国际金融秩序将给全球各国都带来共同利益。例如，国际收支失衡调节机制若同时考虑逆差国和顺差国的对应责任，同时IMF对危机中的逆差国存在有效的救助机制，那么，1998年以后的东亚国家就不会努力囤积外汇储备，全球经济也不会陷入严重失衡的状态。因此，多边主义的治理正好符合了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对于全球共同利益的增加将是显著的。（2）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的动态调整能力也越来越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格局不断发生变化，一些国家趋于衰退，一些国家开始崛起。经济相互依存度也在不断增加，客观上要求各国间更为密切的往来和合作。新产品、新情况、新形式不断出现，客观上要求治理理念和制度也要不断更新。因此，金融全球化需要治理体系具有较高的动态调整能力。而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正好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下，许多制度可以设置动态的调整机制，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如，G20作为重要的多边主义协调平台，可以以GDP的标准来选择成员国。那么，当有一些国家衰退，变得不再重要，就会较容易退出。而当有一些新的国家崛起，变得非常重要，也较容易进入。（3）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公共产品的提供客观上要求所有重要性国家的参与，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成为一种必需。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各国间的经济实力差距也在不断缩小，重要性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加。此阶段，全球性金融公共产品的提供应基于所有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需要集体的决策。因此，多边主义治理在此阶段较为适合。首先，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加，已经初步具备了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例如，2008金融危机以后，对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增资方面，新兴市场国家表现积极。其次，新兴市场国家也愿意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因为，此时的经济相互依存度较高，世界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对这些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们希望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以获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以“搭便车”的策略来享用别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虽然节省了成本，但无法保障自身的利益。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以多边主义的治理原则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会考虑所有重要性国家的利益，将有助于建立稳定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全球公共利益的提高。（4）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之下，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已不能因此来否定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虽然从公共产品的提供、公平性的提高等方面看，多边主义是进行全球金融治理的最佳原则，但多边主义治理仍然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没有比多边主义更好的全球治理方式，但多边主义的致命弊端是效率低下（庞中英，2010）。例如，大家虽然认识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改革等是进行有效全球金融治理的必要条件。但由于改革给各方带来的预期利益不同，各方的观点也不同。新兴市场国家主张这些改革措施，而美国是反对改革的，由于这些分歧的存在，各种改革是很难有实质进展的。再例如，2008年的G20华盛顿峰会明确承诺反对保护主义,但世界贸易组织在伦敦峰会前夕公布的报告却显示,各国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呈现增多之势。这就是在没有有效的监督和奖惩机制的情况下，一国很难相信别的国家会真的反对保护主义，因此自己也就不会率先采取反对保护主义的措施。由于公平和效率是相辅相成的，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公平性变得日益重要。因此，即使多边主义治理面临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应坚持多边主义治理。但应采取一些方式方法来降低效率低下的程度。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和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参与者的数量。人员太多，难以达成协议，有效性就会差。如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由190个成员参加，就很难达成协议。以选出代表的形式参加，数量是少数的，较容易达成协议，如一直处于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G7，成员数量为7个，利益取向也较为一致，因此容易达成协议；二是与多边主义的组织原则有关。绝对地强调公平，即每一方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平等地参加，这将是非常没有效率的。相对地强调公平，根据一定标准分配给参与方以不同权重的投票权，以投票的形式进行表决，效率性就会较高。但投票权分配的标准应是绝对公平的，如严格按照GDP比重来进行分配，否则会违背多边主义原则。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坚持多边主义治理应坚持相对的多边主义，而不是绝对的多边主义。总的来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多边主义治理模式越来越能体现出其优越性来。其较高的合法性和较好的动态调整能力都很好地适应了金融全球化的要求，基于多边主义原则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也是有效的，这些都对全球金融公共利益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多边主义治理难以摆脱效率低的问题，效率问题将会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但效率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足以抵消上述的积极作用，且可以通过一些途径来降低其负面作用，如强调相对的多边主义，以小组的方式降低核心参与者的数量等。因此，从整体来看，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多边主义治理给全球性金融整体带来的收益R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成本演化。（1）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下的交易成本和动态调整成本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全球性的金融问题关系世界各国的利益，因此，制定相应的制度应站在多边主义的立场之上。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有利于各国之间交流信息，有利于制定一系列统一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标准。在这些统一的、明确的标准、规则和惯例的基础之上，各国间合法交易的成本得到降低，非法交易的代价增加，行动的不确定性也减少。例如，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如果存在有效的多边主义治理，在各国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制定全球性的监管规则，及时将那些跨境的金融交易纳入到监管系统当中，则会有效降低国际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防范全球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调整成本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客观上产生了对动态调整的要求。多边主义治理的制度是动态的和变化的，可以设置动态调整的机制，能有效降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调整成本。（2）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之下，多边主义治理的协调成本仍是较高的。与同时期的霸权治理相比，协调成本要高。但与金融全球化较低阶段时相比，协调成本趋于下降。随着历史的发展，当金融全球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时，系统性重要国家的数量包括了更多的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下，参与方的数量将大大增加，且在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因此，要在这些参与者之间达成协议会变得很困难。与霸权治理模式相比，协调成本要上升。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将这些新成员排除在外。因为这些新成员都是系统性重要国家，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本身就需要将这些新兴国家纳入到治理体系的核心结构中来。与金融全球化低级阶段时的多边主义治理相比，在参与者数量都扩大的基础上，全球性问题的公共性提高，利益不一致的程度降低了，因此协调成本较那时是降低的。这主要由于，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当前，各国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危机一旦发生，影响的是所有的国家。以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为例，刚开始危机只限于美国的次贷市场，但很快通过投资银行的倒闭，迅速波及到欧洲，再之后全世界都卷入进来。2010年以前，许多学者还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受危机的影响较小，但很快，由于发达国家不再具有消耗新兴市场国家生产力的能力，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也相继陷入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等危机之中。应对全球性金融问题，需要世界所有重要性国家的共同努力，全球性金融问题的公共性空前提高，因此，在面临大的问题时，大家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协调成本降低。2008年开始，各国包括新兴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协调合作，共同应对，较好地控制了危机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