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范文10篇

一、引例——罗宾斯事件与科龙事件

1938年初，罗宾斯公司宣告破产，使许多股东和债权人惨遭损失，损失最重的是作为该公司最大债主的汤普森公司。于是，汤普森公司将怨气出在审计人员身上，指责普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存在过失，要求其赔偿全部损失。罗宾斯公司1937年的财务报表虚构了存货、应收账款和银行存款，实质上全部资产的20%以上并不存在，一般认为如果执行了有效的存货监盘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罗宾斯药材公司的财务舞弊很有可能被及时发现，而普华拒绝了汤普森公司的指责和要求，辩解道：他们是按美国会计师协会于1936年颁布的《独立公共会计师对财务报表的检查》所规定的各项规则执行审计的，并没有过失；罗宾斯公司的破产是由于经理人员串通舞弊引起的，审计人员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最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停下，案件以会计公司退回历年收取的50万美元审计费用，作为对汤普森公司遭受巨额损失的一种“安慰”来了结。

*年7月，中国证监会出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至20*年采取虚构主营业务收入、少计诉讼赔偿金等手段编造虚假财务报告，虚增利润5.1亿元。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承担了科龙公司*至20*年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年分别出具了保留意见，03年出具了无保留意见。而科龙的老板顾雏军在法庭上表示，科龙在出具涉嫌造假的20*年年报时，是受到了德勤的“逼迫和要挟”，年报中确认5.1亿元的销售收入，是德勤的意见，德勤该为此负责。而德勤则称他们的确按规范实施了审计程序。这次的丑闻引来公众尤其是科龙股东对德勤的普遍声讨甚至是赔偿诉讼。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律师组成了科龙、德勤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全国律师维权团，他们一致认为科龙已经没有赔偿能力，决定将索赔对象一同指向有偿付能力的德勤。

二、文献综述

对于审计风险的界定理论，国内外已经有许多经典的文章。很多人一致认为注册会计师正处于一个相当恶劣的执业环境，会计诉讼的频频爆发与审计责任的界定模糊有着一定的联系。

比如，西方国家关于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承担程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深口袋”理论。这是指当被审计单位出现财务危机或破产情况后，不论是信息使用者还是法官，都倾向于从有支付能力的注册会计师身上获得赔偿。实际上，被审计单位是造假者，应作为第一责任人承担主要责任。但在现实中，却总是发生绕过被审计单位而要求注册会计师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情况。在会计期刊中有一篇名为《美国的责任危机》的文章提到，由于美国诉讼成本的巨大，使得审计师被迫清偿原告的损失，这对整个行业，国家经济都造成了负面影响。

一、界定“民间金融”应该考虑的问题

讨论民间金融，首先厘清概念。一般来说，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人们都会把它称作为“地下金融”、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把它看做是一种要取缔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必然要走过的一种二元金融结构。因此，在本文看来，这些所谓的民间金融，它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来说，是政府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对“民间金融”这样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中性东西，没有正式与非正式、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更不是一谈到民间金融就坚决予以否认的问题，因此要界定民间金融就要考虑如下几点。

1.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机构或组织是否已经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如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营业执照，但因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被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村政府直接控制，但没有得到当时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的认可，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了。

2.民间金融活动是否为非官方性质的。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融资活动的参与者是非官方的，即借贷行为是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在之间发生的；（2）资金的来源是非官方的，民间融资活动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居民个人或私人企业；（3）从事资金融通的组织机构的所有者是民营的而非国有的；（4）资金的运作是民营而非国营的，即民间金融应该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金融，它也涉及到所有制概念和经营机制。

3.民间金融活动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目前就民间金融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融资会；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也有学者把民间金融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临时的无组织融资的民间借贷为第一阶段；有组织、专业化的民营金融是第二阶段。

4.民间金融的正式与非正式性。许多文献文章认为民间金融是非正式（非正规）的，而官方金融才是正式（正规）的，本文认为采用中国人惯有的意识来分辩民间金融的“根正苗红”问题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政府必须反思对民间融资活动的政策，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公民有正当的需求，政府的制度供给就应该面向公民的正当需求，禁止民间融资活动在此意义上是与公民需求和偏好背道而驰的。此外，民间融资活动基于民俗、传统、文化，如果政府认为只要有它所一手创设的正式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就是哈耶克所批责的“理性的狂妄”。

发展我国的物流产业，以提升经济运行总体的质量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襄樊，加入wto则为此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但迄今为止，我们对物流产业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甚至还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虽然对什么是物流企业已经有了一个标准的定义，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该定义还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事实上，由于物流管理服务在我国的实践还很不够，又恰逢我国正在经历经济体制的转轨和企业制度的改革。因此，有关物流产业的规模和结构，问题和目标，以及它对宏观和微观经济的作用和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就显得比较单薄。没有共同的理念就不能发展共同的事业，毕竟物流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的推广已经有二十余年。现在，应该是明确定义，统一认识和合力推进的时候了。

一、我国物流产业研究现状之扫描

就目前我国物流产业研究的现状来看，各界对物流产业属于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范畴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因为物流企业为市场提供的是以运输管理和仓储管理为核心的客户服务；为企业提供的是以客户服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支持，即物流管理服务。

但是对物流产业自身的范畴，即什么样的企业或哪能些类型的企业属于物流企业就有不同意见了。

1、物流产业和物流企业

在具体考察我国物流产业研究现状之前，先业简单考察一下物流产业和物流企业的关系将是非常有益的。毫无疑问，物流企业共同构成所谓的物流产业。因为物流企业的微观运作共同构成了物流产业的宏观走向，进而为所谓宏观政策的调整提供市场的依据。所以，如果我们要从宏观的角度来讨论发展物流产业。实际上首先就要在微观的层面上来研究物流企业的发展。无论如何，物流企业是物流服务市场的主体，物流服务的运作是企业的行为。因此，对物流企业的定性研究是确定物流产业是否能够独立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从探讨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必要性入手，初步界定了会计信息生成、传递中的受益和受损主体以及由此带来的产权问题，分析了目前会计信息产权的效率，最后对会计产权界定引起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产权效率

会计信息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同时为利益对立双方所使用，但是会计信息可能是由利益对立集团的一方或其人编制，这样信息不对称现象就出现了。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由于其稀缺的特点，所以在其生成、传递和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交易双方及复杂的交易关系，交易双方可能的利益冲突导致了高额的交易费用。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会计信息交换中的外部性和各种可能的利益冲突，客观上要求采用一定的规则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会计信息的产权问题研究就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所谓产权，是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H.Demsetz，1967），会计信息的交换实质上是一种权利的交换。会计信息产权问题研究的中心论题就是：如何通过界定、变更和重新安排会计信息提供中的产权结构，降低和消除会计信息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提高会计信息市场运行的效率，以达到改善资源配置的效果。

本文所界定的会计信息范围较为广泛，主要包括：（1）会计主体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编制的财务报表所包含的信息；（2）财务报表附注及其它财务报告所包含的货币及非货币信息；（3）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本文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会计信息产权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1）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必要性；（2）如何界定会计信息的产权；（3）对既定会计信息产权咨询的分析；（4）会计信息产权界定引起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必要性

1人才的历史定义

人才学创立以来,学者们在给人才下定义时,大都强调了“创造性劳动”和“做出较大贡献”或“产生较大影响”。如有的学者认为:“人才,是指那些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较高的技术和能力,能够以自己创造性劳动,对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某种较大贡献的人”。有的认为:“人才,是指那些具有良好的内在素质,能够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不断地取得创造性劳动成果,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人。”即使是最新的研究成果,也还是延续了这样的思路,如“人才,是那些具有较高内在素质,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具有创造性特征的劳动,为人皎奔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的人”。

20世纪80年代,王通讯在其所著《宏观人才学》中根据人才定义的内涵,提出了人才考评“三态说”,即在考评对象政治上可以信任以后,主要考评人才才能的持有态、发挥态和转化态。王通讯认为,持有态主要“考能”,发挥态主要“考勤”,转化态主要“考绩”。这就为人才考核测评指标体系提供了比较科学的理论依据。同时他还提出,人才具有类别性、层次性、相对性和模糊性。前“三性”,比较好理解,关于人才的模糊,王通讯是这样解释的:世界上的事物,有时必须清楚,有时反而棋糊点好,还要看做什么。在人才研究中,人才这种客体的模糊性,反而可以增加工作的乐趣和愈义,激励我们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愈识。如果谁人是人才,谁人不是人才,人才发现还有什么工作好做呢?按照人才学的观点,人才是不能以学历和职称作为界定条件的。王通讯从理论上很好的诠释了人才的定义。但是人才定义讨论最终是为社会选拔精英,公司选拔人才服务的,潜在的劳动能力的考评在公司选拔人才时候会有很大的困难。

国家计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心研究员杨宜勇博士认为,“人才”是人力资源市场最活跃的部分。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应该由市场决定,没有学位注册的,不一定不是人才。

2人才重新界定

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有价值的因素,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但是怎么样才能称作是最活跃最有价值的因素,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作是人才呢?人才标准是对人才本质特征的具体衡量把握,它对人才考评指标体系设计具有导向作用,人才选用一般又根据人才考评。因此,人才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人才定义从根本上为评价和选用人才标准确立了理论依据,也真正为“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确立了科学依据和客观标准,避免了“重德主义”、“重智主义”或“重功主义”的人才标准观的片面性。有人曾经把本科毕业以上的人称作人才,也有人把中专毕业以上的人称作人才,还有一些是把主要从事科研工作的人称作人才。这些普遍是以学历作为人才的划分标准。在全国扩招以后,本科生基本上遍地都是,但是在大学里不学无术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从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很难的找到工作可以看出,虽然难找到工作有一部分的社会原因,但是个人原因还是占其中的大部分。相反,另外有一些人,没有读过很多书,但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练就了一身生存的本领,甚至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这一点在技术行业及其明显,很多老的技术工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本领,这样的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人才甚至比许多高文凭的人给公司和社会创造的价值要多得多。但是如果以学历来定义的话,这些人无疑会被排除在人才之外。

一、界定“民间金融”应该考虑的问题

讨论民间金融，首先厘清概念。一般来说，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人们都会把它称作为“地下金融”、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把它看做是一种要取缔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必然要走过的一种二元金融结构。因此，在本文看来，这些所谓的民间金融，它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来说，是政府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对“民间金融”这样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中性东西，没有正式与非正式、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更不是一谈到民间金融就坚决予以否认的问题，因此要界定民间金融就要考虑如下几点。

1.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机构或组织是否已经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如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营业执照，但因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被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村政府直接控制，但没有得到当时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的认可，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了。

2.民间金融活动是否为非官方性质的。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融资活动的参与者是非官方的，即借贷行为是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在之间发生的；（2）资金的来源是非官方的，民间融资活动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居民个人或私人企业；（3）从事资金融通的组织机构的所有者是民营的而非国有的；（4）资金的运作是民营而非国营的，即民间金融应该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金融，它也涉及到所有制概念和经营机制。

3.民间金融活动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目前就民间金融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融资会；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也有学者把民间金融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临时的无组织融资的民间借贷为第一阶段；有组织、专业化的民营金融是第二阶段。

4.民间金融的正式与非正式性。许多文献文章认为民间金融是非正式（非正规）的，而官方金融才是正式（正规）的，本文认为采用中国人惯有的意识来分辩民间金融的“根正苗红”问题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政府必须反思对民间融资活动的政策，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公民有正当的需求，政府的制度供给就应该面向公民的正当需求，禁止民间融资活动在此意义上是与公民需求和偏好背道而驰的。此外，民间融资活动基于民俗、传统、文化，如果政府认为只要有它所一手创设的正式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就是哈耶克所批责的“理性的狂妄”。

由于行政不作为的特殊性，行政主体事实上没有主动做出一定的行为，而是法律、法规把其这种没有做出的行为界定为一种“为”，相比较一般的行政行为来说，行政主体的“不做”是前提。在依照职权所产生的不作为义务造成的损害，往往损害结果的发生不仅仅是行政主体单独造成，而是与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或者第三人的行为有一定的关系，从而使得比一般行政行为因果关系更难以确定。笔者认为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应当依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判断综合分析适用何种方式。

对于不同的情况，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不作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因为行政主体的依照职权的不作为义务，使得行政相对人损害结果出现。但是若要证明，行政机关即使履行作为义务，也不能避免损害结果的出现时，不能认定为行政主体的不作为义务与相对人损害结果出现具有完全的因果关系。所谓的完全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是指不能要求不作为主体负全部责任。因为行政不作为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是行政主体在没有任何行为的情况下，损害相对人的权利。没有行为就没有损害。所以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往往与行政不作为相伴的还有其他的行为，像第三人的行为；行政相对人自身的行为，都是可能引起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此时就要求赔偿机关在具体操作的实际案件中，仔细分析，确定责任大小。进行合理的赔偿。第二、在行政主体依照申请没有及时履行制止职责时，他人的行为导致损害结果发生时，我们认为行政主体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有两个条件，第一是有当事人的申请，第二是履行制止义务。两者缺一不可。此处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好确定的，在当事人需要行政主体及时作出义务的情形下，行政主体在负有履行义务的同时不予做出或者怠于作出，而导致损害结果的出现。如果行政主体能及时的做出制止行为，那么就不可能产生现阶段的损害结果。第三、在行政主体依在出现损害结果后，应当履行消除义务但是没有履行减轻损害后果的职责，导使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发展。有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对于已经出现的损害后果没有责任，但是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是当事人的申请，应当附有消除减轻损害后果的义务，尽最大的可能把损害后果降到最低。实际上行政主体却没有履行。我们认为此时也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利要求国家赔偿。通过以上的几种具体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判断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标准，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某一种固定的规则标准，并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也不利于行政主体准确规范的行使自己职责义务。因果关系的产生是进行国家赔偿的基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可以产生国家赔偿。对于因果关系的阻却有一下两种：第一、缺乏因果关系的事实

1、受害人的过错。因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从而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加重损害结果时，在行政相相对人过错的范围内，完全的或者部分的免去国家赔偿责任，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分配责任的方法。

2、不可抗力。因为不可抗力而造成的损害国家不承担赔偿的责任。具体哪些情况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法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列举。理论界大体分为两种情形：

（1）自然灾害等。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逐步提高了对自然灾害的预见能力（像如预测地震，台风等），但是，人类却无法阻止它。而且现实生活中，自然灾害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是产生很多恶劣影响的。

（2）社会的异常事件。主要是指一些阻碍国家机关正常履行职责的偶发事件，如战争，罢工、骚乱等。例如，消防武警在接到群众的求救及时到现场扑灭火灾，但是在出警的道路上，不慎道路出现山体滑坡，阻碍了其正常行驶的道路，导致火警迟延到达火灾现场，群众财产损失惨重。但是此时负有救活义务的消防武警去不需要承担因为迟延到达而造成群众财产损失巨大的结果，因为道路山体滑坡属于不可抗力。

下面，我们就《税收征管条例》和《税收征管法》中对偷税与漏税、欠税抗税、漏税与欠税、偷税与抗税的界定来分析它们在表述中存在的不足。

1.偷税＝漏税

根据前述的解释，漏税是“并非故意”而“发生未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的行为。”造成漏税的原因，一般是由于办税人员不了解、不熟悉税法规定和财务制度不健全，或工作粗心大意，因而错用税率、漏报应税项目、少计应税数量、错算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造成少缴、未缴税款，或漏扣应扣税款等。而偷税是“以欺骗、隐瞒、弄虚作假等方式逃避应缴纳税款的行为。”如，有意少报、瞒报应税项目、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有意虚增成本、乱摊费用、缩小应税所得额；转移财产、收入和利润，伪造、涂改、销毁账册、票据或记帐凭证，其目的是为了少缴纳或不缴纳应缴纳的税款。仔细比较偷税和漏税，它们之间的实质性差别仅仅是在于纳税人是否“故意”。然而，这是否“故意”恰好又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至于说到；“未缴纳或少缴税款”，到底是由于纳税人“不熟悉税法”而漏报、少报，还是有意“弄虚作假”而少报、瞒报，就更是只有纳税人自己心里才明白的事了！而且，从客观上来讲，由于国家税法本身也是经常在不断改革和补充的，普通纳税人根本不可能熟悉税法，这样怎么区分偷税与漏税呢？在执法中根据《条例》的解释，既可将偷税视作漏税，也可将漏税视作偷税。

2.欠税＝抗税

从前述规定来看，欠税与抗税都可以理解为“应作为而未作为”，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欠税是“纳税人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未缴纳或者少缴纳应缴纳税款的行为”。而抗税是指“纳税人在纳税期限内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从法律上讲，这两者都同是“应作为而未作为”。它们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如果纳税人知道自己所发生的经济行为和所取得的经济收入应该纳税，而在纳税期限内没有自觉地到税务机关去履行纳税义务，那便是抗税行为。有些人总是把抗税与纳税人“聚众闹事，威胁、冲击税务机关和殴打、围攻、侮辱税务干部等行为”等同起来，这是不对的。由于欠税与抗税都可以理解为“应作为而未作为”，所以，当发现某个纳税人超过了纳税期限而“未缴纳税款”，或者说“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时，税务机关又怎样进行政策鉴定呢？这时是应该认定纳税人的行为为欠税呢？还是认定它为抗税呢？如果依据《税收征管条例》中的定义来判定，执法者既可认定纳税人欠税，亦可认定为抗税。

3.漏税＝欠税

城镇土地金融的内涵及特点

(一)概念界定土地财产是由若干实物和虚拟形式构建的一个动态集合，在不同的时序阶段表现出具体的、复杂的、复合的形式。土地金融的内涵，是基于土地产权分割基础之上形成的一切货币和信用活动的总和。从外延上看，它体现为土地产权分解下的各种土地权利在社会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领域中与货币、信用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和机制。它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由市场绩效、制度创新所决定而形成的各种土地权利金融形式，即土地金融产品市场;第二是在政府导向下且不断被强制性制度化固化而形成的用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政策性土地金融。(二)特点1．实体性。土地金融的对象是土地自身。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土地具有自发增值倾向。土地提供了“物”的担保，其本身不可灭失，具备良好的信用基础，与一般虚拟资产相比，它更可靠、更安全。2．灵活性。土地金融参与主体多样化。国家、企业、个人等都可在土地各项权利的设立和剥离之上，采取贷款、投资、股票、债券、基金、信托、租赁等多种形式，最大化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实现特定的目的，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3．政策性。政策性是土地金融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国家是土地金融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土地金融制度是国家进行土地市场调节的工具，可以成为政府推行特定目的的土地和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4．收益稳定性。土地“物”的担保为土地金融收益的稳定性提供了可靠保障。即使市场出现较大风险，由于土地本身不可灭失，使土地权利人可以自由选择执行土地权利金融产品向不动产实物转化的期权，因此，可以很好地保障土地权利人和投资人的收益，所以说土地金融具备收益稳定性的特征。5．价值动态性。土地市场价值的不确定性影响土地金融产品的当期和远期价值。从短期看，在即期市场利率、汇率等风险因素影响下，土地金融产品的价格会围绕其内在价值进行上下波动;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受到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的影响，其价格走势应该与其内在价值逐渐吻合，即从长期的走势来看，土地金融产品的价值是看涨的。

城镇土地金融的框架设计

借鉴国际上对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划分，结合城镇土地资产特点，尝试将城镇土地金融划分为政策性土地金融和商业性土地金融。政策性土地金融是以剥离国家所有权、结合金融创新形成的，利用归集国家土地所有权对绝对地租以及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的一部分形成的资金池，使国家能够用经济的杠杆引导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方向，以土地增值收益的“涨价归公”的实现路径，实现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有序;商业性土地金融是剥离以地方政府等土地权利为主的、与土地其他权利人要求土地级差地租Ⅱ的一部分经济利益形成的收益来源，以增加地方土地开发投资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社会共享”，形成土地增值收益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高效分配。(一)政策性土地金融政策性土地金融是在显化并强化国家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对属于国家土地所有权内容的权利束进行剥离，结合金融创新，形成国家土地所有权资本资产价值的运作和流转体系，并执行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其内容包括以土地调节基金为主的一系列金融工具的综合运用，其他还包括土地发展基金、土地征用基金、土地开发基金、地方政府土地债券等。其中土地调节基金是整个政策性土地金融的核心。1．土地调节基金。土地调节基金是赋予国家土地所有权实质性的经济内容，即以经济手段体现土地所有权权益，并且，通过对土地的开发权、收益权、管理权的分离，结合金融创新和深化，形成的一种体现国家土地所有权经济收益的金融工具。其意义在于:借助经济手段，对全国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实现资金转移，扶持欠发达地区以及建立农民、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期资金来源。土地调节基金包括中央和地方两套机制，即形成以中央为主体的，旨在通过用资金引导及扶持等多种方式，平抑发达地区土地市场价格，同时将部分建设资金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一套机制;以及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通过一系列投融资活动，为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体制。对于前者来说，实际上是通过资金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同时配合国家的计划和行政手段，实现全国范围内土地市场的区域平衡，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战略目的。它以国家的综合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主的，兼顾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的性质。后者主要立足在地方层面上，通过对本地区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进行多渠道的募集，从而以投资拉动的方式，产生“挤入效应”，刺激居民的有效需求，将居民储蓄及时转化为社会投资，通过乘数———加速数的原理，扩大社会投资的规模，从而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是其最终目的。2．土地发展基金。土地发展基金是一种公益性的基金。其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或政策性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如澳大利亚1994年成立的土地基金，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连续拨款。在1994年至2004年期间，政府每年拨款1．21亿澳元用于该基金的建立和运营。用建立土地发展基金的模式加强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和援助，是国际上可以借鉴的一种成熟经验。所以，对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和公共事业，可以采取建立长期发展基金的方式加以扶持。3．土地征用基金。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允许的前提下，国家以拟变更用途土地的一部分资本化增值收益为保证，将拟一次性发放被征地农民补偿的资金作为被征地农民的再投资，形成基金池，根据土地未来的增值收益，按期向被征地农民支付投资收益，形成对被征地农民的长期的资金支持机制，满足失地农民长期的生活和发展需要，缓解城乡矛盾，实现城乡经济的统筹、和谐发展。4．土地开发基金。土地开发基金是指:按照地方行政管理权和土地开发权分离的原则，利用经济手段将地方的土地开发权从国家土地所有权中剥离，形成单独的物权，由地方政府设定，并报中央备案，地方政府将之授权或委托给开发机构或公司，由未来的土地出让后形成的一部分级差收益Ⅱ的资本化为担保，形成资金池，为地方政府的授权或委托的土地开发行为提供连续稳定的资金支持。5．地方政府土地债券。政府以特定的土地类税收，如每年向地方政府交纳的印花税、土地使用税以及土地增值税等为担保，向居民发行债券，以其募集的收入投资于土地的一级开发，然后将土地增值收益的一部分以投资者利益的形式派息返还。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城市政府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瓶颈，另一方面则扩大了居民的投资渠道，缓解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储蓄压力。该类债券有税收作为付息保障，有望获得很高的信用评级。(二)商业性土地金融商业性土地金融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土地一级开发过程中，以地方政府土地权益的实现形式为基础的金融工具设计，包括公司性质的股票、债券，或以财产信托方式运营的土地信托(典型的如设立土地开发权后进行土地开发信托)等;二是基于土地及其后续阶段———物业(房地产)形成增值收益之上的土地金融工具设计，包括土地投资基金、土地资产支持债券、土地资产支持受益凭证以及其他一些土地项目融资等。1．土地开发信托。政府与信托机构签订土地开发信托合同，将待开发土地以信托的方式转移到信托机构，由信托机构以该土地未来产生的收益流为基础，向市场募集资金，所募资金用于土地的一级开发的投资，待土地开发建设完毕并顺利出让后，由政府统一对土地出让收入做出安排，即向土地开发和建设商支付土地的投资利润，向信托公司支付土地所有权管理和经营费用，向市场投资者派发投资收益(这部分由信托公司具体实施、具体操作)，最后，留存的收益可用于成立土地基金。利用信托所特有的连接资本市场、产业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特性设计土地开发权信托，可以解决当前城市土地储备、开发中亟待解决的融资问题。2．土地股票。土地储备机构可以成立城市土地经营股份公司，公开向社会发行公司股票，募集储备资金。在初期可以采取私募的方式，寻找一些特定的、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或金融机构作为多元化投资的主体，以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性，降低资金运作的风险。但是，发行股票具有较高的成本，包括项目报批，聘请法律中介、会计中介、承销商等。另外，股权融资会稀释原有股东的控制权，降低了原股东分享股价上升所带来的收益，这也提高了发行股票的融资成本。3．土地开发(储备)债券。土地债券是土地储备机构或城市土地开发公司为筹集土地收购资金而向社会公开发行并且承诺按一定利率支付利息，并按约定条件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投资者可以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转让该债券，获取现金，也可以通过向金融机构质押寻求套现［18］。从具体实现形式来说，在现有法律法规条件下，大型国有企业依托城市政府发行企业债券比较常见，该类企业债券已具有“准土地开发债券”的特点和功能。4．土地投资基金。土地投资基金是指，由投资者不等额出资汇集，由专业信托投资机构管理，以分散风险、集中收益原则为指导，专门投资于有收益的土地类型或成片待开发为熟地的生地，以获取土地资本的增值收益。土地投资基金方式具有如下优点:第一，土地投资基金的投资收益率相对较高。在美国，房地产投资基金的平均收益率达到6%，高于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第二，土地投资基金的收益率比较平稳，价格波动性较低。实证研究证明［19］，反映在美国上市的房地产投资基金业绩的NAREITEQUITY指数，在各时期收益率的波动方面，要明显比反映在美国上市股票业绩的纳斯达克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等平稳。第三，土地投资基金具有明显的抗通货膨胀能力。一般而言，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固定收益证券的价格面临着下降的压力。但是，由于土地的特殊性，其投资价值会随着CPI的上涨而上涨，因而具有保值性。第四，与直接土地投资相比，土地投资基金降低了投资者进行投资的门槛，使更多的投资者能够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设计土地投资基金产品最大的障碍在于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法》所针对的投资基金是证券投资类的基金，而非产业投资类的基金。要发展土地投资基金，必须首先加强产业投资基金法律体系的建设。5．LABS(土地资产证券化)。土地资产证券化(LandAssetsBackedSecuritizations，简称LABS)，是将一组流动性差的国有土地资产经过适当分类，使其能够产生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收益，并通过内部和外部信用增级的方式，将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权转变为可在金融市场上流通的、信用等级较高的证券。其实质在于将土地未来连续、稳定的收益流剥离，形成一个优质的资产池，然后将这笔预期优良的资产池打包出售给以信托形式建立的SPT或以子公司性质成立的SPC，实现土地资产“真实销售”，然后对之包含的风险因素进行重新评估、重新组合，通过内部和外部增级的方式，彻底实现土地未来收益资产的“破产隔离”，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向投资者发行以此未来收益流为担保的证券，实现资金融通。

结论及建议

构建功能齐全、立体化的城镇土地金融是解决中国城镇经济增长资源瓶颈的必然路径，同时也是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深入改革的必然要求，它通过土地和金融“两极结合”的方式，能够对城镇存量土地资源进行最大最佳利用，能够对极度依赖于农地转用的城镇扩展方式起到较显著的抑制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政策性土地金融的引导功能，有效调节土地级差收益在不同区域的合理分配，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上尝试对城镇土地金融的内容和框架做出了概略的定性描述，但从实施条件来看，现阶段全面推进城镇土地金融建设还存在巨大的现实困难，应从区域实际出发，切实把握好城镇用地扩展的“度”:积极试点城镇土地“年租制”，推行城镇土地征用制度和城镇土地储备及出让制度改革;适度鼓励地方进行土地金融创新，例如重庆市的“地票交易”，努力促进城乡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完善城镇土地金融配套制度和市场中介环境建设，加速城镇金融体制改革，为催生城镇土地金融创造有利条件。

东欧苏联解体，全球意识形态的对立消除，建立在不同理念上的冷战结束，世界正在形成新的国际秩序与政治格局，各国关心人类命运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一个新的已来临。然而，我们不能因冷战的结束冲昏头脑，丧失理性的评判能力。实际上，只要我们冷静地一下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冷战虽然结束，但冷战遗留的诸多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严重地困挠着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就亚洲而言，冷战结束遗留的最大问题是东亚政治理念与体制一一具有独特传统的东亚政治文明一一的回归与重建间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东亚的政治得不到应有的定位，因而世界政治的新秩序也不可能确立。因此，后冷战时代东亚政治的当务之急就是贞定东亚政治的性质问题，即厘清何为东亚政治的理念与体制，从而使其回归与重建的问题。此一问题关系到东亚政治能否具有其规定性与独特性，能否保存其文明的自性而促进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及能否以独特而崭新的身份挺立于世界政治文明之林。故此一问题涉及面甚广，本文只能作一提纲性的阐述，详论则俟诸来日。

(一)东亚概念及其政治传统的界定

“东亚”，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是指亚洲东部的国家和地区，即指、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香港。其次，“东亚”又是一个语言概念，是指历史上曾受汉文字现在仍受其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构成了法国东方学家汪德迈（LeonVandermeersch）所说的“汉字文化圈”。此一语言意义上的东亚概念除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外，亦包括日本、北朝鲜、南韩及历史上的越南。再次，“东亚”又是一文化概念，是指传统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在传统上曾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同中国、台湾、香港一道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儒文化传统，即形成了日本儒家学者加地伸行所说的“儒教文化圈”，故文化意义上的东亚概念除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外还包括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可见，不管从地域上、语言上，还是从文化传统上，中国、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台湾、香港都可以统一在“东亚”这一概念之下，构成一具有独特地域特征、语言特征与文化特征的亚洲地区。根据上述“东亚”概念的内涵，我们发现东亚既区别于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又区别予以印度教为中心的南亚和以佛教中心的东南亚，其区别的核心则在儒教文化。此外，有两点需要说明：越南虽在1918年法国殖民统治者的奴役政策下放弃了体现民族独立精神的汉文字，改用了具有奴化意识的拉丁化文字，但越南在其历史上曾用“汉字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长达两千年的影响，其放弃汉文字而改用拉丁文字并未消除汉文字与儒文化在越南民间及知识分子中的深刻影响，故越南在广义上应属“东亚”的范围；此外，新加坡虽大部分为华人，并认同儒家文化，但在历史上不属“汉字文化圈”，现在通用的是，且地域又非亚洲之东，故为“东亚”概念的精确性考虑，“东亚”概念不宜包括新加坡在内，新加坡应属广义的儒文化圈。

众所周知，在政治上，东亚最大的特色是受儒家文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儒家的政治理念以及依此政治理念建立的政治制度在东亚各国扎根生长，形成了东亚悠久的政治传统。中国且不论，儒家文化于公元前一世纪传入朝鲜，公元三世纪传入日本，公元前二世纪传入越南，历时一两千年之久，随着各国政治的不断变化而、完善，最后定型，形成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东亚政治传统。我们可以说，凡谈到东亚政治传统时，即是在谈儒家的文化传统。若东亚离开儒家的文化传统，即无政治传统可言。故具有儒文化特色的政治传统不只是中国独有的政治传统，同时也是东亚各国千余年来一脉相承的其固有的政治传统。东亚在此政治传统中生存发展了两千年，使其政治的性质在儒家文化中得到了奠定。当我们论及东亚政治的特色时，我们会以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为标准来对其进行定位。东亚各国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儒家思想，带回《五经》、《四书》、《史记》、《汉书》等儒家典籍，并及时吸收中国流行的各种儒家学派，如朱子学、阳明学，便其在国内发扬光大，形成了适应其民族需要的儒学传统，如朝鲜的新罗国学、高丽言学、退溪，日本的京都朱学、德川古学、中江藤树开创之阳明学以及越南朱安之儒学、吴士连之儒学等，均是东亚各国长期形成的儒学传统。此外，东亚各国还从中国引进儒家设计的各种政治礼法制度和文物典章制度，根据本国的实际需要加以改造发展，形成了东亚各国所特有的儒家化的礼乐刑政制度，如朝鲜高句丽太学制度、李朝培养官吏的成均馆科举制度，日本大化改新确立的体现“周孔之教”的政治制度、以《养老律令》和《贞永式目》为代表的体现。以礼入法。精神的伦理制度，以及越南李朝祀孔、科考等制度，都是东亚各国根据自身需要所建立的儒家化的政治法律制度。由此可见，儒家的政治理念与政冶制度已成了东亚各国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一种区别于西方与亚洲其他地区的独特而一统的东亚政治文明。东亚各国人民千百年来均在此东亚政治文明中安身立命，生息繁衍，过着儒家式和协而稳定的政治生活。

(二)后冷战时代东亚遗留的政治问题

东亚百余年来曾两次被迫改变自己政治文明的性质，这两次改变都与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有关：一次是帝国主义时代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一是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帝国主义者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东亚各国的门户，迫使东亚各国效法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改变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政治文明的特性。于是，中国有辛亥革命，日本有明治维新，朝鲜有李朝灭于日本后效法日本的新政，越南则沦为法国殖民地而被强令接受西方的语言、思想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东亚政治文明的自性遭到了破坏，各国渴望在东亚建立起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与西方抗衡，政治家们开始放弃传统的儒家政治理念与制度而向民主自由靠拢，一个独立一统的东亚政治文明已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时代东亚与西方的冲突主要是国家实力的冲突，不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故东亚各国在思想上对其固有的儒家政治文化并未作彻底的绝裂，在西化的同能尊重儒家传统，在新建立的制度中亦能保留一些儒家政治文化的特色，如孙中山《五权宪法》中监察二权的确立与权能分属的政治，日本糅合民权与儒家思想的《明治宪法》和《敕语》。但是，在冷战时代就不同了。冷战正如享廷顿(SamuelP．Huntington)所言，其冲突的实质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其冲突的焦点是源于西方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东亚各国由于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而被强迫卷入这场人类最荒唐的西方文明自身的对立中。我们知道，冷战起于苏美两大阵营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这两大意识形态都产生于西方文明内部，是西方文明自身的冲突。这种西方文明自身的冲突本可与东亚文明无关，但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两大国各自按照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来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东亚就被卷入到他们内部政治理念的冲突中。也就是说，二战后苏美两国完全出于扩张其政治文化的动机和谋求其政治争霸的需要涉足东亚事务，苏联按照其政治意识形态在东亚划分其势力范围，美国亦按照其政治意识形态在东亚划分其势力范围，冷战遂在东亚各国和地区中展开，东亚亦因此成了西方两大政治集团争夺其世界意识形态霸权的工具。从冷战时代东亚的状况来看，中国、北朝鲜、北越被划入苏联意识形态的范围，日本、台湾、南韩、南越被割入美国意识形态的范围；东亚各国和地区都追随某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而接纳之、捍卫之，都针对某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而排斥之、攻击之，东亚遂在冷战中剑拔弩张，分裂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