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范文10篇

为了阐明基督教艺术的边界，我们必须沉思“基督教艺术是什么？”为了说明“基督教艺术是什么？”我们需要回答“基督教是什么？”即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之言的规定性内含什么？

1、基督信仰的神学规定性

十字架神学的代表人物莫尔特曼，在论及基督教神学的任务时，指出：基督教神学“必须说明‘耶稣就是基督’这样的认信究竟指的是什么。”（莫尔特曼）“因此，基督论的第一个任务是批判地证实基督信仰在耶稣及其历史中的起源。第二个任务是批判地证实基督信仰对于现时和未来的意义。”（莫尔特曼）其实，简单地说，基督信仰的核心教义，正是信仰基督，信仰历史上的耶稣。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之言，同其它宗教的差别，正在于它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信仰，而且是对这个历史人物死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认信，是对复活的基督的宣告。在此意义上，基督教不是一个教义理论体系，因为任何教义理论体系，在学理上并不必然同它的创立者存在逻辑的关联；教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本人，也未必能够承诺他所阐明的理论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相反，基督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则完全取决于它的创立者耶稣本人。没有耶稣，就不可能有基督；没有基督，也就没有基督信仰、没有基督教。同样，基督教也不是一套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的真理体系。纯粹客观的真理体系，既然是纯客观的，即同人的主观世界、人的生存与存在的世界没有关联，那么，个人是否认信它，或者说个人能否认信它，便成为一个必须要回答而没有肯定性答案的问题。再次，基督教也不是信仰一个神秘的灵。信仰差别于迷信，信仰发生在人的理性思考到不可思考的地方，迷信却发生在入的理性末加思考的地方；信仰是人的理性对所仰望之物沉思后的认信与仰望，迷信是人的理性对所仰望之物拒绝沉思的执迷与无觉。神秘的灵的神秘性，否定了理性人思的可能，其所信之物在言说上的流定性，往往使信者难以清楚地把握。而基督信仰，不仅有关于信仰基督的明晰的言说，而且有历史上的耶稣本人的言说，即拿撒勒人耶稣对于自己的来历、自己的宣告、自己的结局、自己的将来、自己的所夫、自己的应许以及自己的使命的言说。正因为基督信仰的言说，已经包含在耶稣的言说里，所以，基督论的真正任务在于准确地传言。这或许是神学的谦卑性的品质的基督论根源。

下面，我们将从七个方面，言述基督教神学的基督论。基督教神学，至少应包括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明基督耶稣的身份或同一性的规定性。这种同一性的规定性，将把基督信仰同其它一切宗教在神学上区别开来。本文将传讲的，仅仅关涉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方面，一般用基督论来指称它，我用“七方同启论”来概括它。耶稣基督本人，一开始便清楚理性与信仰的差别，他拒绝按照理性的方式向祭司长、文士、长老证明他的权柄的根源，他只向门徒发出呼召、需要他们用生命意志而非生命理智来做出回应。耶稣从七个方面，把上帝的存在启示出来。这七个方面，包括耶稣的灵生、爱道的宣告、受死的践行以及成为基督的复活、升天、再来、审判。其中每个方面，都关涉到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受难与复活事件，构成了这七个方面彼此相关联的转折点。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七方同启论的基督论，称为十字架神学。

1.1言成肉身

在传统的意义上，言成肉身主要指上帝作为圣言生成为历史上的肉身的耶稣即耶稣的灵生事件，但在更广的意义上，言成肉身还应包括耶稣对爱道的宣告、他的受死以及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件。作为肉身的耶稣，假如没有关于人要爱上帝和爱邻人的宣道、没有为人类的罪而受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在死后复活为信仰的基督，他的灵生就成为了一个美丽的传奇故事。上帝成为肉身，使我们能够接近他，以此表明他并不是一个与人无关的、高高在上的上帝，而是一个我们能够触摸、能够同在的同在者。他爱以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着的人类，所以，他的圣言要降下生成为肉身的耶酥。“所以，爱不仅是上帝的行为动机，而且是上帝的存在动机。上帝行于爱。上帝行于爱，以助死者、被否定者、被诅咒者，使死者不惧死，被否定者不惧否定，被诅咒者不惧诅咒。上帝以爱分担死的痛苦，以将生与死引入一种新的相互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从死中复活。不表明这种关系，人们就无权引用早期教会关于上帝成人的说法。上帝成人包含着上帝与人分担死的不幸。”（云格尔）死作为有限之人的命运，上帝成人，就必须死。成为人子的耶酥，“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言成肉身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是以耶稣的灵生开始的。上帝之言生成为肉身的耶稣，他需要一个有限的肉体生命，一个同每个个体血肉相关联的有限的存在者；同时，这个存在者，还需要表达上帝之言，分享、承担着上帝之灵。上帝通过马利亚受圣灵感孕生子，既呈现出耶稣与上帝的内在相关性，因为圣灵本是上帝之灵；又呈现出耶稣与人类的内在相关性，因为马利亚不过是有限之人类的代表。在耶稣受圣灵感孕而生的意义上，他是神子，在耶稣从马利亚而生的意义上，他是人子。

(2005年7月14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七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第四次常委会通过)

第一条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的相关要求和《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以下简称“教会规章”)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教职人员是指“教会规章”中的“教牧人员”，即主教(或称“监督”)、牧师(包括个别教会传统中相当于牧师的长老)、教师(或称“副牧师”)、长老、传道员(或称“教士”)。

第三条教职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

(二)信仰纯正，符合圣经的要求，以圣经和《使徒信经》所归纳的内容为信仰依据，尊重不同信仰特点。

秦汉之后，对中国古代装饰设计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是由佛教的兴起而大力发展起来的佛教石窟装饰。佛教石窟装饰艺术在中国兴起于南北朝时期，盛于唐代，宋元之后尽管佛教石窟装饰日渐衰落，但是在其影响下发展或转化而来的各种图案却以新的面貌不断繁衍和流传下来，乃至影响到近代和现代的装饰，因此佛教石窟装饰在中国设计艺术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进入神权统治的封建中世纪，基督教几乎主宰了整个欧洲中世纪社会近千年，因此服务于基督教的教堂装饰图案艺术也就成为欧洲中世纪装饰设计艺术的主流。文艺复兴之后，尽管西方的文化艺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作为一种信仰的基督教并没有在西方世界消亡，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不断地延续着，原来主要服务于基督教的许多装饰样式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西方设计艺术的发展。中国佛教石窟与西方基督教堂装饰艺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发展，因此它们在表现形式、技法、内容、审美标准等方面均有各自的特点。本文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装饰的手法

装饰图案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特殊的装饰工艺的，一方面，装饰工艺手法的特点制约着装饰图案的风格，另一方面，这种制约又为装饰风格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中西方直接用于宗教场所装饰的工艺手法有着诸多显著的差异，也正是这些差异性，使我们仅仅凭借着视觉的直观感受就会获得彼此完全不同的印象。最突出的是：中国佛教石窟寺院的装饰工艺主要是彩绘壁画、石刻和彩塑；西方基督教教堂装饰的工艺主要是壁面镶嵌画和彩绘玻璃。作为装饰工艺的手法，彩绘壁画和石刻在中国早已有之，然而将这些工艺推到极致的，当与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有关。印度的佛教石窟寺的装饰也主要采取彩绘壁画的雕刻手法，如著名的阿旃陀佛洞装饰等。然而，随着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其装饰艺术也在不断接受着我国艺术传统的改造，至隋唐时代，已基本改变了外来艺术的面目，不仅在数量上、形式的丰富性上远远超过了阿旎陀等印度佛窟，而且结合着不同的实际情况，创造出了泥塑的手法，在艺术趣味上已全然是中国式的了。所谓彩绘壁画就是在石窟和寺院的墙壁上以手绘的方法饰以各种与佛教有关的或纯粹的装饰内容。其装饰方法首先是做底，即做壁面，佛教艺术兴起之前的汉代“皆以胡粉涂壁，青紫界之”。早期的佛教石窟多用粗泥掺麦秸与黄土作底子，再捶打压平，一般壁面比较粗糙。隋唐时期则将剉碎的麦秸和麻筋之类掺入泥内，晚唐的窟壁面还薄涂石灰，有的还在第二层加沙和胶泥，作底的工艺也日渐讲究，然后在做好的底上用毛笔绘以装饰图画。一般先用朱色勾出粗样，再用墨色修正，然后着色完成，所用颜色主要为矿物颜料。由于所采用的形式主要是勾线平涂，所以画稿和壁面上的轮廓线一般由有经验的画工完成，然后再由徒弟或画工分头填色，画面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中国佛教壁画可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这里保存着自北魏以降历代的彩绘壁画，是中国佛教艺术极其丰富珍贵的资料。大到一些经变的画像，规模宏大，色彩绚烂，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维摩变》等；小到一条花卉植物边饰或角偶图案，设计者对所装饰之空间与壁画的关系大多事先做好通盘的考虑，这也正是装饰艺术之特性所在。除敦煌莫高窟外，在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等也都有着十分精彩的壁画装饰。石窟雕刻大多是在山石上直接凿出，除一些佛像为圆雕外，大多数是作为装饰的浮雕，上面多施以富丽灿烂的色彩。石窟雕刻可以山西的云冈和河南的龙门为代表。它比完全平面的彩绘壁画多了一层立体感，也更加厚重庄丽。早期的雕刻装饰受到印度艺术的影响较大，在云冈石刻中存在着许多与犍陀罗艺术和笈多艺术相似的风格。彩塑是我国石窟艺术中又一独具特色的手法，由于有的石窟开凿于砾岩上，这些山的石质松碎，属于水成子母岩一类，不宜精细雕琢，所以多采用泥塑妆銮，以捏、塑、贴、压、削、刻等传统泥塑技法塑成各种佛像和壁面浮雕式的装饰，再用点、染、刷、涂、描等方法上彩。在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等石窟中均保存着大量的泥塑作品。可以看出，中国佛教石窟的装饰多采用价廉易得的自然材料，并用这些自然材料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精美艺术品。而西方基督教教堂的装饰则完全不同，不仅所用的装饰材料主要是人造物（如玻璃、铁等）。还常常以一些贵金属和宝石作装饰，营造出有别于中国佛教石窟的独特气氛。首先是壁面镶嵌工艺，这种装饰工艺是拜占庭建筑装饰的重要手法，以至于影响到欧洲其他地区的建筑装饰。与过去的湿壁画手法相比，这种工艺更具装饰性，其明快的节奏和生动闪烁的色点是教堂空间装饰的理想手段。拜占庭之前的西方镶嵌工艺主要是以大理石碎块来制作图形，工艺较为粗糙，色彩效果单纯朴素，而拜占庭时期的镶嵌工艺则有很大的发展，由于运用了彩色玻璃甚至是贵金属和宝石等高档材料，使得其装饰效果呈现出绮丽缤纷的特色，也难怪人们把早期的镶嵌装饰称为“形态艺术”，而把中世纪的镶嵌装饰称为“光与色的艺术”。壁面镶嵌的制作工艺是先在壁面上刮灰泥，然后再依照预先勾好的图形贴碎片，碎片通常在5厘米左右，由于碎片角度的变化而造成光的折射，产生闪烁的效果。另外，彩绘玻璃工艺也是中世纪欧洲教堂装饰中颇具特色的一种装饰手法，在罗马式时期获得了重要发展。严格地说，彩绘玻璃工艺主要盛行于罗马式和哥特式时期。早期的教堂建筑大多较为封闭，光线昏暗，后来逐渐地增多窗子以便于采光，至罗马式时期这种形式已被教堂建筑普遍采用。随着窗子的增多和扩大，可供镶嵌装饰和湿壁画的壁面越来越小，代之而起的是彩绘玻璃工艺的繁荣。所谓彩绘玻璃工艺是先用铅条编连成各种图案的轮廓，然后再用小块的玻璃进行镶嵌和彩绘而成，具有单线平涂的效果，极富装饰性。中世纪的装饰艺术家不仅用这种手法来表现宗教题材的人物形象，也用来表现各种几何形和动植物图案。罗马式前期的建筑因为内部光线较暗，为了更好地采光，多用淡色玻璃甚至无色玻璃进行镶嵌，纹样也较简单，大多为抽象几何纹或植物纹样；后期随着窗子的增多，彩绘玻璃的图案也日渐丰富，出现了宗教故事的人物图案。当然，真正将彩绘玻璃艺术推向极致的是到了哥特式时期。

二、叙事性主题

佛教与基督教分属两种不同的宗教，有着各自崇拜的对象和教义，作为服务于宗教的装饰艺术自然也就离不开各自所服务的对象，因此，佛教装饰和基督教装饰的主题有着各自的特点。然而，纵观两者的主题内容又有着总体上的一致性，总的来说都具有叙事性的装饰主题，这使我们的主题比较有了明确的契合点。尽管佛教和基督教创立初期，都曾反对以叙事性的造型艺术手法来装饰宗教场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叙事性的表达方式逐渐成为佛教石窟寺院和基督教教堂装饰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中国佛教艺术中的叙事性表达方式在佛教传入之初就已经采用了，应该说它在中国的出现一方面与印度佛教艺术的装饰手法有着渊源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的装饰艺术传统相一致。在印度的早期佛教艺术中是不采用人形的佛像的，在阿育王时代至巽伽王朝和前期安达罗王朝的佛教装饰浮雕中，都未见有叙事性表达方式的图像，一般仅以菩提树、台座、法轮、足迹等象征性符号作为佛陀存在的暗示。叙事性表达方法的出现是在犍陀罗艺术时代，并明显地表现出受希腊风格影响的的痕迹。随着佛教的传入，这种带有东西造型风格混杂的叙事性装饰手法也一同传入我国，并接受中国艺术传统的改造。

作为中国装饰艺术的传统，叙事性的表达方式早在先秦画像纹饰中已崭露头角，在汉代的画像石艺术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汉画已把叙事性的表达方式和艺术技能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是有了这一基础，当佛教艺术传入以后才可能很快被接受并对其进行改造。中国佛教装饰中的叙事性主题主要是表现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以及佛经经变故事等。佛本生、佛传故事是由印度传来的题材，主要见于南北朝时期的石窟装饰中，无论是云冈、敦煌、麦积山等石窟，都有大量的北魏时期这类印度题材壁画。其中比较普遍的主题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须达孥好善乐施和五百强盗剜目等故事，都是以宣传痛苦、自我牺牲，最终得以成佛的苦修内容为主，这与当时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动荡、战祸、饥荒和疾疫之中的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血淋淋的场面与其说是对佛教故事的描述，倒不如说是对当时现实苦难的表现，也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而到了唐代，石窟壁画的主题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种对残酷悲惨故事的描绘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净土变”和“经变”题材。诸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弥勒变》、《法华变》、《报恩经变》等，对于西方净土的描绘已俨然是一派幻想中的极乐世界。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弥陀尊佛坐中央，观音、势至二大士持左右；天人瞻仰，眷属围绕；楼台伎乐，水树花鸟；七宝严饰，五彩彰施。”其绚丽灿烂、金碧辉煌的场面在敦煌烫窟壁画中尽显光彩。中唐以后的石窟壁画，不仅在佛教叙事性主题的艺术表现上充满了现实世人的情感因素，还出现了人间社会生活的主题，如敦煌晚唐五代的《张仪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等便是典型的例子。

本文擬探討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基督教的關係。不過，有關探討既不是對二者關係史的鋪陳與梳理，也不是對某種理論主張的系統闡述，而只是對一些問題的揭櫫和對一些理路的連綴。將要議論的主要問題有兩方面：民族、民族主義及其在中國的狀況；基督教在華傳播跟中國民族主義所發生的碰撞。然後以一點簡單的討論作為結語。

「民族」概念與中國人的「民族」概念的形成

古代漢語辭彙中有「民」有「族」，但沒有「民族」。在中國現代第一部較大規模的語文辭書《詞源》中，找不到「民族」一詞，這或可作為證據。1古漢語中，最接近當今「民族」一詞的恐怕是「族類」。《左傳》中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字」意為「愛」）又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2這的「族類」有同宗同祖之義，祭祀時須各歸其宗，各祭其祖，不能亂來，否則神不會接受。不僅如此，同宗同祖也是相互溝通和信賴的基礎。如果熟悉中國的宗法制傳統，這一點不難理解。到19世紀末，「族類」概念演變為「種」、「類」概念。1895年，張之洞出版了著名的《勸學篇》，其內篇第四為「知類」，寫道：「西人分五大洲之民為五種：以歐羅巴洲人為白種，亞細亞洲人為黃種，西南兩印度人為棕色種，阿非利加洲人為黑種，美洲土人為紅種（……同種者性情相近，又加親厚焉）。」3這種理解淡化了「族類」概念的宗法色彩。不過，無論是《左傳》中的「族類」，還是《勸學篇》中的「種」、「類」，都跟今天所謂的「民族」有相當的距離。

現代漢語中的「民族」一詞所對應的是英語中的nation。這個概念直到20世紀初才被介紹到中國。一般英語詞典中對該詞的解釋是：居住在一個確定的領土範圍內，擁有相同的語言、傳統，為一個統一的政府所領導的人類群體。在這個意義上，nation又譯為「國家」，或者索性譯為「民族國家」。其與另外兩個也譯為「國家」的詞country和state的區別在於：nation側重於人類群體，country側重於土地區域，state側重於政府組織。當今最大的國際間組織「聯合國」就叫UnitedNations。nation意義上的「民族」或「民族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歐洲的特定歷史演化中逐步形成的。1648年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德國其他諸侯、法國和瑞典等國簽定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ofWestphalia）確定了歐洲大陸各國的國界，確立了國際間大小國家平等和「在誰的邦，信誰的教」的原則，結束了自中世紀以來「一個教皇、一個皇帝」統治歐洲的局面，開創了歐洲近代國際關係，並為現代國際關係奠定了基礎，4並由此賦予了nation上述涵義。

在近代中西衝突之前，中國人並沒有把自己看成一個「民族」，把自己的國家看成一個「民族國家」。儒家歷來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5政治家和學者的最高境界不是僅僅關注一個有限區域，僅僅為一群人打算，而是關注普天之下為所有的人謀求和平與幸福。所以，中國文人大多具有「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情懷。中國人的「族類」觀念和「華夷之辨」也是從屬於這種「天下」意識的。今天看來，古代中國人的「天下」概念就其所關涉到的地理事實而言無疑大有問題，但這種「天下」意識在價值理想上卻無論如何要高於歐洲近代以來的「民族」意識。

中國人改造自己的「天下」觀而接受西方人的「民族」觀，經歷了一個眾所周知的痛苦與屈辱的過程。從鴉片戰爭開始，歐美列強的堅船利炮，帶著廉價商品、科學技術、政治文化，持續衝擊中國，讓中國人逐漸知道了中國及其周邊區域不是天下，中國也不代表天下。日本和俄國兩大強鄰在19世紀至20世紀早期的侵淩欺奪更讓中國人明白了即使在地緣政治中自己也處於下風。日本在上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最終讓中國人有了徹底的「民族」覺悟，因為如果他們不在觀念和行動中將自己當作一個「民族」，他們就有可能從自己幾千年來所執著關懷的「天下」中被消滅掉。二戰以後的國際秩序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建構的。每個「民族」都替自己考慮，然後再到UnitedNations中去互相討價還價。國際關係中普遍奉行的是「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中國式的「天下」情懷不再有實際擔承的法權主體。毛澤東時代的「國際主義」曾讓大陸的中國人或多或少找回了「天下責任」之感，但社會發展上的失敗又使這種感覺虛妄不實。近二十多年來，中國人採取了一種日益務實和謹慎的態度，切切實實地在方方面面把自己看成一個「民族」，並且向西方人逐漸學會了怎樣替自己打算的作風和方法。當今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可同時又是近二百個「民族國家」「平起平坐」、各自為「政」的時代；中國是作為其中之一而捲入全球化的洪流中的。可以說，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國人從未像今天這樣不論在客觀上還是在主觀上都更是一個「民族」。

在伦理道德的层面，儒家和基督教对于人类心灵和人格的影响及塑造都是巨大的。近年来中外学术界屡有将这两者进行比较分析的尝试。本文想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尤其是它们之间的差异），目的是想从中引申出一些对当代情境之中的道德实践的有益思考。[1]

一、概念和问题描述

康德曾经明确表示，关于道德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种学问，一种是研究道德论证的学问，另一种是道德原则如何与经验结合的学问。前者是康德所谓的纯道德哲学，后者属经验知识，康德称之为实践人类学，相当于今天的心理学。当然，康德主要关怀的是道德论证。而且我们看到，在康德的伦理学中，道德原则的论证基本上独立于道德心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不牵涉对人的感情方面，例如情感和喜好的哲学假定，更确切地说是刻意排除这些假定。

当然，康德的道德论证本身或许也可以说是蕴涵了对道德心理的某种预设，因为对康德来说，已经论证为合理的道德原则意味着这些道德原则就是道德主体有相应的能力去实践的原则。但即使如此，这种心理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人的情感和内在性情，而是从理性的义务概念中引申出来的“道德”心理。从康德的道德观念中，人们或许不难找到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影子。但实际上，从掌握关于道德的知识到道德实践的转化，这一过程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中间显然还隔着一条或深或浅的鸿沟。因此，对道德心理问题的深入探讨显然是有实践意义的。我们这里所讲的道德心理，主要是指促成人们将道德知识或道德原则转化成实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力机制，即情感上愿意去实践和追求某一道德、意志上有持之以恒的能力的机制，其中包括某一道德学说本身对道德心理的明确或暗示性影响。

毋庸置疑，在道德心理的层面，儒家和基督教中都存在丰富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心理是儒家伦理学的核心，例如孟子的性善论几乎同时承担着两个主要的化理任务——道德论证和道德实践动机（心理激励）。总体而言，儒家的性善论概念架构循着这样一条思路：上天赋予人类的天性中有一类是特殊的情感性反应（道德论证），这些情感能力促成人之为人的本性和使命的实现（道德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因素和天的因素相互作用，但儒家着力强调人的责任。

道德心理学在儒家伦理学中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儒家强调情感在伦理学中的作用。根据儒家的观点，伦理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情感生活，而情感的缺陷往往意味着性格的缺陷。[2]因此，儒家不仅重视情感的实践威力，即在道德实践过程中，重视行为者的动机因素，强调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乐”；而且将情感当做其有自在的道德重要性的素质来加以珍视和培值。因此，在儒家看来，离开一定的情感因素，行为就不能证明其自身的道德价值；而由于有了情感的投入，道德实践基本上不是一个内心冲突和挣扎的过程，而是内心原有的喜好的善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和发展过程。[3]这就是儒家的性善论对于道德实践的深刻意义之所在。由此可见，儒家所讲的道德心理如何有力地促成儒家道德理想的实现。也正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

唐朝以来，基督教曾四次入华，基督教教堂建筑也在中国建筑历史中占一定地位。

唐初“景教”从波斯传到中国，为基督教第一次入华，其传教最初利用了佛法的外衣，此时的景教教堂也采取了佛寺建筑的名称和样式。元朝的“也里可温教”为基督教第二次放华，使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东正教堂和天主教堂，但它们基本上采取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型制。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华，导致了西洋建筑在澳门的大规模出现了“大三巴”教堂（1638年）的建成。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字西泰，atthieuRicci，1552-1610）入京，万历皇帝准其留居北京。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住处建“礼拜堂”。虽然澳门“大三巴”教堂表现了12-15世纪法国哥特教堂的特征，但宣武门“礼拜堂”则由于地处北京仍采取了中国传统样式，且沿用一百多年，直至1712年重修后才易为“洋风”（西洋样式）。

自利玛窦1605年建宣武门“礼拜堂”到1904年南堂第五次重建，其间基督教教堂建筑在北京300年的演变，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17世纪：初始期——基本为中国传统样式

1517年，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在北欧取得优势地位，天主教则在南欧进行“革新”，并借助于葡萄牙、西班牙的炮舰向东方扩展宗教势力。因此，由天主教东进开始了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

本文探究了农村基督教信仰发生机制的三层基础，其一，农村宗教实践的功能性、神祗多样性和择优性的特点，为人们最初选择基督教提供了信仰基础。其二，三十年来农村社会快速转型、社会性竞争日趋激烈，造成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因此社会结构亟需固化，人们的心灵需要安定，这构成了人们留在基督教、更多的人加入基督教的社会基础。其三，农村传统面向未来的价值理念淡化之后，社会性竞争中的失败者往往会出现双重价值的失落，为基督教的意义涉入提供了价值基础。当前及今后的一段时间，农村社会结构将继续转型，社会性竞争将继续升温，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只会加强不会减弱，价值失落者会不断地被制造出来，为基督教的传播开拓着更广阔的空间。

一、理论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据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牧师2005年1月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介绍，中国内地已有1600万基督教信众，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多倍。如此庞大的基督教信徒群体主要是改革近三十年的增量，且80%以上的信徒集中在农村地区(刘擎，2005)。并且据一项大型调查表明[①]，基督教正以每年新增教徒10%—15%的速度发展(董磊明，2008)。为什么近三十年基督教在中国农村会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发展?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探求农村基督教信仰的发生机制。

基督教自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一直就有中国化的趋势和渴求(吴建寅，2007;王兴，2008)，特别是近三十年，是基督教与农村社会接轨、中国化最彻底的发展阶段(傅先伟，2008;秦臻，2008)。最终发展成既有别于西方基督教，又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有部分亲和的中国式基督教。因此，我国农村基督教信仰的发生机制必然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对它的探索，既无法生搬硬套现有西方基督教研究的理论资源，又难以直接援引研究中国民间传统信仰而积淀的理论成果。

建立在西方基督教基础上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主要有三个理论传统，其一是自马克思•韦伯(MaxWeber)肇始、到20世纪六十年代获得极大发展的世俗化理论。韦伯(1997)指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世俗化、去魅化的过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宗教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伯格(PeterBerger)等人认为世俗化是宗教发展不可避免的命运。世俗化理论一度成为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中的“显学”，其前提预设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宗教的衰弱是大势所趋，现代化必然将人们从神圣性、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我国近三十年基督教的发展状况提供了这一理论的反证(刘擎，2005)。其二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早期代表包括孔德、斯宾塞、拉德克里夫—布朗和涂尔干等人。二战后，结构功能主义被推向高峰，其代表人物包括帕森斯(TarktPassens)、卢曼和默顿(RobertMorton)。结构功能理论从整体上探讨了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但对于信徒个人宗教信仰形成的社会基础、动因和过程以及基督教的发生机制，却没有予以关注。

其三是宗教市场理论。20世纪90年代，斯达克(RodneyStark)在研究美国的宗教信仰状况之后，提出了宗教市场理论，挑战伯格等人的世俗化理论(Stark&Finke，2000)。斯达克的宗教市场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宗教的理性选择、市场供求论以及对世俗化的否定(姚南强，2004;杨凤岗2002，2007)。该理论认为人们选择宗教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宗教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宗教市场内部的供求关系变化和市场自由竞争的程度，而与现代化无关，并且其隐含的假设是社会对宗教的需求总是在一定的量上，因此更多的注重从宗教的供给方和市场竞争程度去讨论宗教的繁荣与否(汲喆，2008;魏德东，2003;文永辉，2006)。但在同样的供给方和管理方的情况下，我国不同区域农村基督教发展状况很不一样，这只能归结到转型期农村社会对宗教的强大需求上(董磊明，2008)。另外，范丽珠(2008)认为“宗教经济”范式中的宗教市场的“供方”与“求方”是理解宗教的错误逻辑，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重要概念中有相互混淆和偷换之嫌。卢云峰(2008)认为，宗教市场理论对西方社会的排他性宗教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但是它忽略了对东亚社会中非排他性宗教的分析，如果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华人社会，那么必须对其适用性进行反思。汲喆(2008)也指出“要理解中国学者对宗教经济模式的热情，除了学术本身的理由外，还必须考虑到中国学术—政治场域的独特情境”。

内容提要

本文从基督教神学的基督论的七个方面，即历史上的耶稣的灵生、爱道、受死与信仰的基督的复活、升天、再来、审判言述基督教的内涵，进而阐明了基督教艺术的主题关怀与图式关怀的特征。前者以《圣经》的传言、教会的见证为象征性因式的所指，后者以光、十字架两种符号为象征性图式的能指。这种所指与能指，共同构成基督教艺术的边界。

关键词：七方同启论言成肉身肉身成言象征主题关怀图式关怀

为了阐明基督教艺术的边界，我们必须沉思“基督教艺术是什么？”为了说明“基督教艺术是什么？”我们需要回答“基督教是什么？”即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之言的规定性内含什么？

1、基督信仰的神学规定性

十字架神学的代表人物莫尔特曼，在论及基督教神学的任务时，指出：基督教神学“必须说明‘耶稣就是基督’这样的认信究竟指的是什么。”（莫尔特曼）“因此，基督论的第一个任务是批判地证实基督信仰在耶稣及其历史中的起源。第二个任务是批判地证实基督信仰对于现时和未来的意义。”（莫尔特曼）其实，简单地说，基督信仰的核心教义，正是信仰基督，信仰历史上的耶稣。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之言，同其它宗教的差别，正在于它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信仰，而且是对这个历史人物死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认信，是对复活的基督的宣告。在此意义上，基督教不是一个教义理论体系，因为任何教义理论体系，在学理上并不必然同它的创立者存在逻辑的关联；教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本人，也未必能够承诺他所阐明的理论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相反，基督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则完全取决于它的创立者耶稣本人。没有耶稣，就不可能有基督；没有基督，也就没有基督信仰、没有基督教。同样，基督教也不是一套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的真理体系。纯粹客观的真理体系，既然是纯客观的，即同人的主观世界、人的生存与存在的世界没有关联，那么，个人是否认信它，或者说个人能否认信它，便成为一个必须要回答而没有肯定性答案的问题。再次，基督教也不是信仰一个神秘的灵。信仰差别于迷信，信仰发生在人的理性思考到不可思考的地方，迷信却发生在入的理性末加思考的地方；信仰是人的理性对所仰望之物沉思后的认信与仰望，迷信是人的理性对所仰望之物拒绝沉思的执迷与无觉。神秘的灵的神秘性，否定了理性人思的可能，其所信之物在言说上的流定性，往往使信者难以清楚地把握。而基督信仰，不仅有关于信仰基督的明晰的言说，而且有历史上的耶稣本人的言说，即拿撒勒人耶稣对于自己的来历、自己的宣告、自己的结局、自己的将来、自己的所夫、自己的应许以及自己的使命的言说。正因为基督信仰的言说，已经包含在耶稣的言说里，所以，基督论的真正任务在于准确地传言。这或许是神学的谦卑性的品质的基督论根源。

摘要：该文通过收集整理各类档案、文献资料，回顾了建国初期黔西北基督教各教派发展状况及其组织体系，展现了黔西北地区基督教历史状况。力求对当代宗教研究者及其管理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建国初期；黔西北；基督教

建国初期，对于中国的基督教来说是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由于全国刚刚解放，基督教会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依然在一定范围内藕断丝连，教会自身逐渐地从盲目走向理性；另一方面，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不断趋向完善下，基督教逐步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支配而走上“三自”道路。建国初期是宗教和社会主义相协调、相适应的起步阶段。历史证明，宗教是能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研究宗教历史，有助于指导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自身建设，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

黔西北地处贵州西北与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区，是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区，该地生活着彝、苗、回等几十个少数民族，是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尤以基督教为显著。黔西北基督教由英、美、德、法等国先后传入，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极具群众性、民族性和复杂性。宗教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和传承性，建国初期，黔西北基督教依然派别众多，而且“复兴”再起，尤其在苗族、彝族社会中。从组织派别来看有内地会、循道公会、安息日会、小群会；从其信仰方式来看还有其衍生派灵恩、灵火烧、圣徒派等。

1.内地会

内地会系英、美等国基督教专门对中国山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教团体，是跨宗派的国际传教组织，1865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在中国创立，总部设于伦敦。1877年，英国传教士祝明扬由湖南进入贵州，在贵阳设立“贵州基督教内地总会”，1884年，英国另一传教士白德礼被派到黔西重地安顺传教，1888年增派党居仁。党居仁来到安顺后设立宣道会，始建礼拜堂。1903年秋，党居仁同安顺官府瞿鸿锡、威宁州官府邓循卿、当地土目安康宁、安圻到葛布协商建构教堂。教堂建成之后同时开设了小学。之后很多教堂及其教会学校都相继建起。建国初期，各教派发展状况如下：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基督信仰的神学规定性；基督教艺术的象征所指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十字架神学的代表人物莫尔特曼、批判地证实基督信仰对于现时和未来的意义、信仰差别于迷信，信仰发生在人的理性思考到不可思考的地方、每个方面，都关涉到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言成肉身主要指上帝作为圣言生成为历史上的肉身的耶稣即耶稣的灵生事件、人作为受造物的有限性再次被显明出来、人要爱人如己并要爱上帝，仅仅是对上帝之爱性的回应、耶稣死里复活，让他因担当人的罪而与上帝中断的关系得以重新和好、基督教艺术的命名本身，便是从艺术的主题关怀而来的、基督教艺术的主题关怀、基督教艺术的图式关杯、十字架留住上帝对人的爱和人对上帝的生命情感等，具体请详情见。

内容提要：本文从基督教神学的基督论的七个方面，即历史上的耶稣的灵生、爱道、受死与信仰的基督的复活、升天、再来、审判言述基督教的内涵，进而阐明了基督教艺术的主题关怀与图式关怀的特征。前者以《圣经》的传言、教会的见证为象征性因式的所指，后者以光、十字架两种符号为象征性图式的能指。这种所指与能指，共同构成基督教艺术的边界。

关键词：七方同启论言成肉身肉身成言象征主题关怀图式关怀

为了阐明基督教艺术的边界，我们必须沉思“基督教艺术是什么？”为了说明“基督教艺术是什么？”我们需要回答“基督教是什么？”即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之言的规定性内含什么？

1、基督信仰的神学规定性

十字架神学的代表人物莫尔特曼，在论及基督教神学的任务时，指出：基督教神学“必须说明‘耶稣就是基督’这样的认信究竟指的是什么。”（莫尔特曼）“因此，基督论的第一个任务是批判地证实基督信仰在耶稣及其历史中的起源。第二个任务是批判地证实基督信仰对于现时和未来的意义。”（莫尔特曼）其实，简单地说，基督信仰的核心教义，正是信仰基督，信仰历史上的耶稣。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之言，同其它宗教的差别，正在于它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信仰，而且是对这个历史人物死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认信，是对复活的基督的宣告。在此意义上，基督教不是一个教义理论体系，因为任何教义理论体系，在学理上并不必然同它的创立者存在逻辑的关联；教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本人，也未必能够承诺他所阐明的理论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相反，基督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则完全取决于它的创立者耶稣本人。没有耶稣，就不可能有基督；没有基督，也就没有基督信仰、没有基督教。同样，基督教也不是一套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的真理体系。纯粹客观的真理体系，既然是纯客观的，即同人的主观世界、人的生存与存在的世界没有关联，那么，个人是否认信它，或者说个人能否认信它，便成为一个必须要回答而没有肯定性答案的问题。再次，基督教也不是信仰一个神秘的灵。信仰差别于迷信，信仰发生在人的理性思考到不可思考的地方，迷信却发生在入的理性末加思考的地方；信仰是人的理性对所仰望之物沉思后的认信与仰望，迷信是人的理性对所仰望之物拒绝沉思的执迷与无觉。神秘的灵的神秘性，否定了理性人思的可能，其所信之物在言说上的流定性，往往使信者难以清楚地把握。而基督信仰，不仅有关于信仰基督的明晰的言说，而且有历史上的耶稣本人的言说，即拿撒勒人耶稣对于自己的来历、自己的宣告、自己的结局、自己的将来、自己的所夫、自己的应许以及自己的使命的言说。正因为基督信仰的言说，已经包含在耶稣的言说里，所以，基督论的真正任务在于准确地传言。这或许是神学的谦卑性的品质的基督论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