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范文10篇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身体’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大陆’”[1]（p1），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者竞相涉足这一领域。中国大陆美学界对身体的研究虽相对落后，近年来也在逐步追赶，相关研究与日俱增，并且也成为了国内文艺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赵之昂的《肤觉经验与审美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就是身体美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作试图从肤觉经验的角度考察身体，即从身体肤觉经验——视觉经验——意识的关系链中考察人，寻求身体被当代人关注的原因，探讨肤觉经验与意识因素的关系、特别是和审美意识的内在联系。

一

《肤觉经验与审美意识》首先从身体的一个侧面或者角度界定研究对象问题。作者的研究的重点是放在肤觉经验方面，探索肤觉以及在视觉和思维中的肤觉经验与审美意识的关系。肤觉经验有两个方面的内涵界定，第一，人的直接的肤觉、躯体觉；第二，扩展到视觉和意识之中的肤觉经验。肤觉经验指的是人的皮肤感受的经历，这一具有记忆性和意识性的肤觉经历，在以后的视觉、听觉等感觉之中，以及情感、意志等思维之中均有所体现。肤觉经验与视觉、视觉经验的这种交融，使得人们能够在一定的空间距离内获得皮肤意义上的体验、判断、推想和外向投射。作者所指的肤觉经验的扩展，即是借助于视觉，人们的肤觉体验超出了肤觉的直接性和有限性而在视觉空间及其它感觉空间内的展开。视觉投射到何处，人们的肤觉经验就会体验到何处。这样人们就有了两种肤觉以及相关连的两个自我，一个是肉体意义上的肤觉和自我，另一个是肤觉经验层次上的无形的肤觉和无形的自我。而这一无形的自我即是自我的放大，形成大的“自我”或“大人”。这一肤觉“大我”与审美感受、审美形态和审美意识有较密切的联系。

作者认为，肤觉经验与审美意识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审美创造性上。肤觉经验是人类创造、人类审美创造的主要原点之一，是与饥饿同等重要的人类创造、发展的生命驱动力。在动物和人类身体器官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躯体觉、肤觉出现得最早，最为古老。人类主要依据这一自身古老的躯体觉和肤觉进行直接的创造和间接的创造。其直接创造即是人类主要依据自身的身体、肤觉的要求而进行的创造，它主要体现在人类身体、肤觉的直接接触物比如工具、服饰、建筑等方面，这些创造表现在审美方面即是各种实用艺术，其最高层次是舞蹈和雕塑。肤觉经验的间接创造指的是在非接触的情况下人类对对象的感受、判断和营造。肤觉经验的间接创造主要体现在肤觉视觉结合的形式感（简称肤视形式）、肤觉比喻和肤觉视觉结合的空间（简称肤视空间）等方面。它具体表现在：第一，肤视形式。作者认为，“形式是人类自身身体的一种属性，是身体－肤觉经验通过‘视觉化’与视觉经验联合感知、凝聚的结果。”[2](p94)肤视形式创造的根源不是来源于人对自然物的模仿，而是基于主体的适宜性，经过肤视的形状感知、简化、抽取、凝聚而形成。肤视形式是人自身身体的一种属性而不是一种外在的自然属性。由于肤觉和视觉的感知特性的不同，肤视形式自身特性之中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一般来讲，形式中侧重于肤觉知觉特性的基本上体现在其基础的方面，即形式中的点、线、面等形成的过程中，肤觉的参与因素相对大于视觉的因素，或者说是肤觉经验的因素为基础，最后凝聚在视觉之中。同时肤觉经验具有一定的无意识特性，因而形式的内涵也较为抽象和潜在，其风格表现接近于简洁；点、线、面等基础因素由于缺少变化而相对比较单调，对单调的调和则依据视觉，视觉以其变化和繁复而对形式中偏重于肤觉特性的点、线、面等进行调和，其风格表现是繁复。现代艺术、现代实用艺术中对抽象形式的偏重而表现出的简洁的风格，所体现出的是现代人对身体、肤觉的无思和自动的境界的追求。第二，肤觉比喻。肤觉比喻指的是在肤觉经验的实践性的基础上，借助于肤视先天联系和视觉化，通过类比的方式，将人的肤觉经验外射到未触及的对象之上，或是主体在外在事物之上唤起类似于肤觉躯体觉的类比性感受活动。肤觉比喻通过以近喻远的空间性、以强喻弱的情感性和无意识的意识性，创造出迥异于现实的审美意象。移情、通感、对象化、意向性等即是肤觉比喻的心理学、哲学基础。第三，肤视空间。借助于肤觉比喻，人类把现实的、肉身的自我投射出去，充盈于一定的空间中。这样的空间就不再是纯粹的客观空间，而是人类自我感觉投射、充盈的空间，同时也是人类自我扩展的空间。由于空间扩展，人类就有两个自我，一个是现实的肉身自我，另一个是无形的、空间扩展的大的自我，作者称之为空间大我。空间大我与其它动物的大我的不同之处在于反思，空间大我是人类自身反思而成的，是唯人类所独有的。第四，与艺术意境的关系。空间大我是将自身的身体、肤觉的感受因素外射，即以自身的身体－肤觉的感受经验，意向性地推测外在自然物。这一意向性的扩展和推测表现在个别的自然物的判断就是所谓的“情景交融”。肤觉经验的投射而形成的“情景交融”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基础上的“情景交融”，它具有现代心理学、现代实验心理学的科学实证的基础。

二

米歇儿·福柯指出“我们应该研究如今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身体”[3]（p121），目前身体问题的提出，是当下人类发展的紧迫问题。作者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们所追求的是避重就轻的、由轻盈至无觉的愉悦情感，这一追求固然是人类的本能，但在长期发展演化中，人类的这一追求存在逐步趋向更加轻盈的倾向，目前这一倾向尤甚。这一轻盈的倾向一方面给人的身体带来适宜性的愉悦，但同时也弱化了人类的躯体。这样，身体的审美就具有一定的双重性，即身体审美在局部、短暂的快感方面有利于人类，同时在总体、长期的、进化的审美倾向方面引导人类身体向弱化的方向发展。就是说，排除科技等因素使人类灭亡的可能，人类自身对审美的要求也会弱化人类自身身体，从而使人类自己在身体的审美愉悦中一步步走向灭亡。这样，作者看到了身体的愉悦性审美的另外一个方面，即看到了审美的否定性和不利于人类的方面，作者的这一清醒态度是对当前人类审美现实追求和快乐追求的严重性的忠告。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身体’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大陆’”[1]（p1），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者竞相涉足这一领域。中国大陆美学界对身体的研究虽相对落后，近年来也在逐步追赶，相关研究与日俱增，并且也成为了国内文艺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赵之昂的《肤觉经验与审美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就是身体美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作试图从肤觉经验的角度考察身体，即从身体肤觉经验——视觉经验——意识的关系链中考察人，寻求身体被当代人关注的原因，探讨肤觉经验与意识因素的关系、特别是和审美意识的内在联系。

一

《肤觉经验与审美意识》首先从身体的一个侧面或者角度界定研究对象问题。作者的研究的重点是放在肤觉经验方面，探索肤觉以及在视觉和思维中的肤觉经验与审美意识的关系。肤觉经验有两个方面的内涵界定，第一，人的直接的肤觉、躯体觉；第二，扩展到视觉和意识之中的肤觉经验。肤觉经验指的是人的皮肤感受的经历，这一具有记忆性和意识性的肤觉经历，在以后的视觉、听觉等感觉之中，以及情感、意志等思维之中均有所体现。肤觉经验与视觉、视觉经验的这种交融，使得人们能够在一定的空间距离内获得皮肤意义上的体验、判断、推想和外向投射。作者所指的肤觉经验的扩展，即是借助于视觉，人们的肤觉体验超出了肤觉的直接性和有限性而在视觉空间及其它感觉空间内的展开。视觉投射到何处，人们的肤觉经验就会体验到何处。这样人们就有了两种肤觉以及相关连的两个自我，一个是肉体意义上的肤觉和自我，另一个是肤觉经验层次上的无形的肤觉和无形的自我。而这一无形的自我即是自我的放大，形成大的“自我”或“大人”。这一肤觉“大我”与审美感受、审美形态和审美意识有较密切的联系。

作者认为，肤觉经验与审美意识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审美创造性上。肤觉经验是人类创造、人类审美创造的主要原点之一，是与饥饿同等重要的人类创造、发展的生命驱动力。在动物和人类身体器官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躯体觉、肤觉出现得最早，最为古老。人类主要依据这一自身古老的躯体觉和肤觉进行直接的创造和间接的创造。其直接创造即是人类主要依据自身的身体、肤觉的要求而进行的创造，它主要体现在人类身体、肤觉的直接接触物比如工具、服饰、建筑等方面，这些创造表现在审美方面即是各种实用艺术，其最高层次是舞蹈和雕塑。肤觉经验的间接创造指的是在非接触的情况下人类对对象的感受、判断和营造。肤觉经验的间接创造主要体现在肤觉视觉结合的形式感（简称肤视形式）、肤觉比喻和肤觉视觉结合的空间（简称肤视空间）等方面。它具体表现在：第一，肤视形式。作者认为，“形式是人类自身身体的一种属性，是身体－肤觉经验通过‘视觉化’与视觉经验联合感知、凝聚的结果。”[2](p94)肤视形式创造的根源不是来源于人对自然物的模仿，而是基于主体的适宜性，经过肤视的形状感知、简化、抽取、凝聚而形成。肤视形式是人自身身体的一种属性而不是一种外在的自然属性。由于肤觉和视觉的感知特性的不同，肤视形式自身特性之中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一般来讲，形式中侧重于肤觉知觉特性的基本上体现在其基础的方面，即形式中的点、线、面等形成的过程中，肤觉的参与因素相对大于视觉的因素，或者说是肤觉经验的因素为基础，最后凝聚在视觉之中。同时肤觉经验具有一定的无意识特性，因而形式的内涵也较为抽象和潜在，其风格表现接近于简洁；点、线、面等基础因素由于缺少变化而相对比较单调，对单调的调和则依据视觉，视觉以其变化和繁复而对形式中偏重于肤觉特性的点、线、面等进行调和，其风格表现是繁复。现代艺术、现代实用艺术中对抽象形式的偏重而表现出的简洁的风格，所体现出的是现代人对身体、肤觉的无思和自动的境界的追求。第二，肤觉比喻。肤觉比喻指的是在肤觉经验的实践性的基础上，借助于肤视先天联系和视觉化，通过类比的方式，将人的肤觉经验外射到未触及的对象之上，或是主体在外在事物之上唤起类似于肤觉躯体觉的类比性感受活动。肤觉比喻通过以近喻远的空间性、以强喻弱的情感性和无意识的意识性，创造出迥异于现实的审美意象。移情、通感、对象化、意向性等即是肤觉比喻的心理学、哲学基础。第三，肤视空间。借助于肤觉比喻，人类把现实的、肉身的自我投射出去，充盈于一定的空间中。这样的空间就不再是纯粹的客观空间，而是人类自我感觉投射、充盈的空间，同时也是人类自我扩展的空间。由于空间扩展，人类就有两个自我，一个是现实的肉身自我，另一个是无形的、空间扩展的大的自我，作者称之为空间大我。空间大我与其它动物的大我的不同之处在于反思，空间大我是人类自身反思而成的，是唯人类所独有的。第四，与艺术意境的关系。空间大我是将自身的身体、肤觉的感受因素外射，即以自身的身体－肤觉的感受经验，意向性地推测外在自然物。这一意向性的扩展和推测表现在个别的自然物的判断就是所谓的“情景交融”。肤觉经验的投射而形成的“情景交融”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基础上的“情景交融”，它具有现代心理学、现代实验心理学的科学实证的基础。

二

米歇儿·福柯指出“我们应该研究如今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身体”[3]（p121），目前身体问题的提出，是当下人类发展的紧迫问题。作者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们所追求的是避重就轻的、由轻盈至无觉的愉悦情感，这一追求固然是人类的本能，但在长期发展演化中，人类的这一追求存在逐步趋向更加轻盈的倾向，目前这一倾向尤甚。这一轻盈的倾向一方面给人的身体带来适宜性的愉悦，但同时也弱化了人类的躯体。这样，身体的审美就具有一定的双重性，即身体审美在局部、短暂的快感方面有利于人类，同时在总体、长期的、进化的审美倾向方面引导人类身体向弱化的方向发展。就是说，排除科技等因素使人类灭亡的可能，人类自身对审美的要求也会弱化人类自身身体，从而使人类自己在身体的审美愉悦中一步步走向灭亡。这样，作者看到了身体的愉悦性审美的另外一个方面，即看到了审美的否定性和不利于人类的方面，作者的这一清醒态度是对当前人类审美现实追求和快乐追求的严重性的忠告。

摘要：新会计准则已经在上市公司实施了。在会计基本原则和会计要素计量这两个方面，新准则出现了较大变化。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计量成为此次准则修改的重要方面。此次修改准则侧重于知识经济价值，充分体现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历史成本作为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是以权责发生制和历史成本为计量原则的，它不能对经济事项作全面、立体、动态的衡量，从而无法促成一个健全的知识型经济下的资本市场的运行，不能准确地为投资者、债权人提供相关的可靠信息。以价值计量为代表的多元会计计量模式正在形成。

关键词：计量属性；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会计计量是以数量关系来确定物品或事项之间的内在数量关系，把数额分配于具体事项的过程，是为了在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中确认和计列有关财务报表的要素而确定其货币金额的过程。会计计量本身包括着不同的要素，这些要素的组合构成了不同的计量模式。通过对新准则的理解并结合现时展的要求，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应以历史成本为主，多种计量属性并存和多元记账为主要特征。

一、以历史成本为主兼具多种计量属性

（一）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这是资产的计价模式，其优点是：具有客观性、可验证性并有利于反映资产经管责任履行情况。但是容易受物价水平波动的影响。因此，为了确保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有用性，这种计量模式应主要用于对货币性流动资产和各种负债进行计量。其理由如下：对于货币性流动资产，由于其持有时间较短，受时间因素、风险因素影响其价值变动的可能性较小，可以忽略，故可以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而由于负债是过去经济业务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会使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内容摘要：艺术造型基础不仅是准确地描绘客观物象，更应是审美能力、创造思维、表现能力、观察能力的综合体。

关键词：艺术基础训练想象力创造

当今美术事业与时俱进，蓬勃发展，已到了多元发展、相互并存的格局，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经过一个世纪的洗礼、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文化观念的变化，伴随着我们对造型艺术的基础所涵盖的内容已经丰富起来。

长期以来，我们对造型基础的认识和理解往往停留在过去的经验上，中国的美术学院从建立开始，一直沿袭着西方美术学院样式。以造型基础的素描而言，从上世纪20年代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颜文等先驱从欧洲直接移植，以法派素描为主，到50年代苏派的契斯恰柯夫素描体系，以苏派素描为主，深深烙印在国内美术教学中，虽也插入罗马尼亚画家博巴的结构素描,基础训练基本上以铅笔加石膏、静物、头像为主。注重基础训练的模仿，处于被动接受，机械训练的状态。脱离了教师安排的静物、石膏、人物，就找不到可画的东西，创造意识非常淡薄，表现能力也很有限，造型基础训练已变成单纯技能手段，目的就是“像”“准”，根本上是将基础训练仅作为技能的手段，没有摆脱被动描绘对象的认识，并且把西方各国基础教育中非常有限的不同要求、风格的变化，互相对立起来，把规律性的研究和个人主观感受、艺术表现对立起来，仅是以“像”“准”为目的。众所周知。以造型为基础的素描而言，不仅只是“像”“准”，它是一种通过绘画形式而进行的强烈的视觉交流，是和观察不可分割的。事实上，素描与观察紧密相连，任何一方的减弱都会破坏二者之间的共生关系，从而削弱艺术的表达力。素描是用色彩和线条把实在的或想象中的物体形象地描绘在纸或其他底子上。然而，素描远不止描绘物体，它是一种用来交流的视觉语言，是作者对感觉和经历的最直接表达。而传统的基础训练，包含了准确描绘能力的训练，结构分析的训练，明暗与线条的训练，表现能力的训练，由浅入深把握自然物象，同时，也从中悟到绘画语言由简单到复杂的转变。这似乎是一条非常完整的训练道路，然而似乎缺少了点什么。它是在对自然的深入研究中结束，是对客观物象的完整研究，而且是对造型艺术语言的完整。但作为造型意识和造型能力的培养，仅限于此吗？

自上世纪初期，现代艺术成为西方主流以来，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随着现代艺术的引进和发展，开始对造型艺术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传统和现代之间本不存在绝对界限，任何艺术形式都是由传承而来，是人们不断总结前人经验发挥创造的，不可能完全割裂开来。作为现代的造型语言，很多是把传统中有过的某些原理、方法和手段在现代条件中强调、延伸、放大。西方艺术的发展自印象派开始，经过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结构主义一直到抽象绘画，这个发展基本是绘画摆脱非绘画因素的一种纯艺术努力的过程。艺术发展是视觉、知觉、语言系统的演变和进化过程，从古典主义到现代派都没有放弃对自然的理解追求，造型艺术的不断发展和变革，实质上就是“看”和“画”的演变过程。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表，现代工业的发展，照相摄影术的产生，电视机、摄像机、电脑及数码产品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态度及时空的观念，新的科学促进了新的时代产生，而科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新的文化发展。在艺术上，人们对空间、形的视觉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为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造型艺术不等同于技术，造型艺术基础训练，不仅仅是研究表现客观物象的手段，现代艺术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和生活。20世纪30年代纽约先锋派中有影响的画家约翰·格雷厄姆说：“任何技巧上的完美和优雅都不可能创造出美术作品，美术作品既不是真实再现，也不是歪曲地再现，而是直接地不加修饰地记录，记录了建立在空间中的画家的思想和感情的真实反映。”作为造型艺术要更具有容纳性、选择性和试验性，因而也更具有延伸性，以适应当代艺术的复杂和变化。而造型基础训练也从单纯的技能训练转化为不仅仅是技能培养，更应是对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挖掘；不仅研究以自然表现客观物象为手段，更应是提高审美能力、创造思维的重要手段。审美能力、创造能力、表现能力、观察能力不仅靠某一种单纯训练来获得，更应以培养基本造型能力的训练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具象造型能力培养为基础，既注重对再现物象能力的培养，又要积极顺应时代的发展，基础训练方式需要利用新的材料媒介，发现视觉语言及发掘内心精神世界的表达方式。

我们加强创造观念、表现形式的培养和训练，把传统写实的严谨、系统、全面、精确同现代艺术的空间、结构、个性、人文观念相结合，并不以某种模式为标准，在充分发展个性基础上，掌握操作技能与造型活动同现代艺术抽象因素相融合。由此充分认识具象和抽象是一种相对应的表现形式，认识抽象与具象在造型规律中的联系，有助于拓宽学生的创造思维领域，丰富造型语言和艺术想象力，提高造型艺术的综合设计能力，从客观物象的再现性研究到最终对造型因素、艺术观念或者绘画语言的专门研究；从具象走向抽象或再回到具象，在架上绘画领域中其最初的基础训练还应是从传统中来，得益于传统，并发展了传统。作为基础技能训练与观念的传授、创造力的培养不应对应起来，而应并行不悖地存在于现代基础造型中。如现代具象素描艺术极大地发展丰富了写实绘画的内容，由此，我们应接受更为宽广的形的美学含义的创造。同时，对抽象艺术的融合和设计思想的引入，使得基础造型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在具象中体验抽象的强烈意味，无论在内容还是视觉形式上，新的造型理念，常常渴望有抽象艺术的简练性和直接性的图像效果。唯有对物象结构完整认识和整体把握，从而达到对形体深刻的体验，结构的性质是物象形式的内在规律。感受自然的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正是基于对自然整体的自觉认知，从各个角度审视造型因素，从蕴含的暗示中发现潜在的图形动机及发展的可能性，在创造过程中不断传递、展开、发展，直至新的图像意象，通过训练来学会超越其本能，体会周围世界是一个充满视觉语言的环境，让我们与物象之间有着无声的相互的信息传递，产生共鸣，释放情感。我们艺术品位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人物的内心和情感的进一步理解。

论文摘要:探讨了导向性基拙研究的内涵、特征;并在分析导向性墓拙研究任务特征基袖上，研究了导向性基础研究活动应采取的组织结构以及影响导向性基砒研究集申化的因素。

论文关键词:导向性基础研究;任务特征;组织结构;研究集中化

在技术与科学联系越来越紧密、技术日益具有科学特性的今天，企业提高白主创新能力，特别是要开发核心和专有技术，仅仅搞好技术开发工作是不够的，还有必要从事科学发现研究，为开发新技术提供所必须的科学知识。但是，由企业来从事基础研究的这一新变化，却既给基础研究的传统功能带来了新挑战，也给企业的组织管理提出了新课题。因此，探讨导向性基础研究的内涵和特点，选择适合导向性基础研究活动特点和任务特征的的组织结构是非常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一、导向性基础研究的内涵和特点

基础研究是人们对自然及其规律的探索，其目的是获得所研究事物更完备的知识或对事物有更好的理解。基础研究的传统观念强调基础研究的“认识取向”，强调研究的任务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认为基础研究的知识产出是完全的公共消费品，几乎可以被所有的人自由使用，因而这种基础研究被称为纯基础研究或称自由探索性的研究。纯基础研究的特点是:研究由研究者的好奇心驱动，研究的领域与方向完全可以凭着研究者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确定，自由度较大，没有严格的期限，没有特定的、直接的商业目的，其目标只是获得真理和知识以及培训人才。所以，这类研究比较适合由大学来承担。然而，随着科学的进步，企业家敏锐地认识到基础研究不仅能增进人们的知识，还往往能从根本原理和性能等方面对技术和产品带来重大的变革。因此，他们开始在企业里向基础研究投资，建立基础研究的专业队伍，开展以应用为先导、为最终目标的基础研究，以实现从科学的创新达到技术创新，最终增强企业竞争力的目的。所以，这类以应用为导向、强调知识产出的非公有性的基础研究，就是导向性基础研究。它具有以下特点:

1)研究的主体是工业企业，而不是大学和政府。

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在我国起步甚晚，1915年，一批年轻学者倡议成立中国科学社，发行《科学》杂志，是在这片土地上自主从事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学术刊物问世。1928和1929年，先后成立了国家级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1935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建立了博士学位制度，但从未实行。

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在我国起步甚晚，1915年，一批年轻学者倡议成立中国科学社，发行《科学》杂志，是在这片土地上自主从事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学术刊物问世。1928和1929年，先后成立了国家级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1935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建立了博士学位制度，但从未实行。

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摘要：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贯穿于行政法理论和基本制度的精神内核，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是全球化时代的共同课题。我国当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确立可以从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寻得内在的联系。强调我国行政法应当兼顾“保权”与“控权”两种功能具有规范意义。

关键词：行政法理论基础；平衡论，兼顾思想

一、行政法的理论源头是研究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前提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贯穿于行政法理论和基本制度的精神内核，反映这些理论和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论基础可以从作用、范围、本质、目标等角度进行分析。考察外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强调“保障行政权”的欧陆功能主义理论，还是强调“控制行政权”的英美规范主义理论，都是从行政法的功能角度来阐述。我们在此给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定位为：从行政法的功能角度所确立的一个基本观念，能够奠定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理论体系的基石和根据，它应该对该时期行政法实践具有指导力、涵盖力、渗透力和浓缩力。

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行政法规范体系都有各自的特点，其理论基础亦不尽相同，但它们必然与行政法的理论源头有着不可脱节的联系，只能在原有的理论源头上有所变革和调整，而不是背离。理论源头具有绝对稳定性，贯穿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始终，而理论基础要随着时展、社会变化而发展变化，是理论源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具有阶段性。1

行政法的理论源头与行政法的目的相关联，建立行政法规范体系的目的！决定了行政法之所以作为行政法而不是民法、刑法等法律规范体系而存在的共同的精神内核。分析古今中外行政法产生和存在的理由，2笔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源头应当是引导、保障行政权的有效实现。

一、顾客分类的意义

怎样测评产品（服务）顾客满意度（指数）呢？我们认为，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测评产品（服务）的顾客满意度；二是如何确定权数。具体地讲，有顾客满意度调查表的设计、调查顾客的选取、调查表的回收率和有效率，以及权数的确定等。这里我们只讨论调查顾客的选取问题，毫无疑问，按随机原则调查顾客。但我们认为，在实际中为了保证调查顾客的广泛代表性、降低抽样误差，以期尽可能地反映真实的顾客满意度，应将顾客分类，分别按随机原则从每一类顾客中抽取一部分进行调查。根据不同的产品（服务），有不同的顾客的分类。如顾客可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居住地区等分类，也可按专业与非专业、消费时间长短、目标与非目标顾客等分类。在此基础上，调查的结果还应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测评出来的顾客满意度（指数）才有意义。

二、顾客满意度测评基础技术

一般地讲，从调查项目及其调查内容两个层次来测评某一产品（服务）的顾客满意度。由各调查内容的满意度加权就得到某一调查项目的满意度，再由各调查项目的满意度加权就得到该产品（服务）的满意度。这里，我们不再讨论这个问题（注：参见刘宇：《顾客满意度测评方法》，《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但从中我们发现，顾客满意度的测评基础技术集中地体现在一种产品（服务）就某一项调查内容的测评技术上。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分不同的类别顾客的评价，二是不同类别顾客评价的综合（注：这里，不考虑调查表的设计等其他问题，并假定调查表有足够大的回收率。）。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不失一般性，我们将顾客分为两类：顾客Ⅰ和顾客Ⅱ。对每一项调查内容，我们将顾客的评价分为六个等级：很满意、满意、较满意、较不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并且规定它们的满意度评分分别为90～100分、80～90分、70～80分、60～70分、50～60分、40～50分。显然，不同类别顾客的评价受自身的状况影响，如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地区、不同性别的顾客对同一调查内容的评价会因自己的偏好而存在主观上的差异。因此，在调查中要区分不同类别的顾客，并且这种区分要符合实际，要有区分度，这就是技术（注：这种技术相对比较简单，这里不予讨论，而主要讨论测评的综合技术。）。同时，还要保证每个类别顾客都有足够多的顾客被调查。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测评的满意度结果符合实际，也有利于产品（服务）生产（提供）者实施有针对性的持续改进。

假设就某一调查内容，调查N个顾客的结果，见列联表1，6个评价等级对应的评价（平均）分数，见表2。

表1N个顾客调查的关联表

摘要：加快建立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公正性是人对制度的价值追求，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道德向度。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具有工具和手段的意义。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其自身缺陷，还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需要不断完善。党和政府正为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谋局布篇，倾力打造，并推出一系列的具体政策。

关键词：和谐，公正，社会保障

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其建立与完善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保证。

一、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道德向度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工作，是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公正是“道德范畴和道德品质之一，指从一定原则和准则出发对人们行为和作用所作的相应评价，也指一种平等的社会状况，即按同一原则和标准对待相同情况的人和事。”公正是社会的共同的和首要的价值，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基石。任何一项制度设计，都不约而同的将公正作为优先原则，制度的评价首先是道德的评价。制度公正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评价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社会保障理应体现公正，促进公正。

和谐社会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和谐体现在、实现在人的和谐发展之中。社会保障权是人的基本权利，社会成员依法享有社会保障权具有普世价值。人权保障在社会保障实践中的表现，就是由国家和社会向其成员提供物质和服务方面的保障。社会保障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保障，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本要求，是人成其为人，作为人，作为有尊严的人的基本要求。以人为本是社会保障基本架构、制度安排和工作的出发点，而制度公正则是人本理念的最基本的体现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