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效应范文10篇

摘要：针对当前学者关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挤出或挤入效应结论的多样化，文章通过一个总投资理论方程，利用1999年~2010年间中国及俄罗斯的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对中国与俄罗斯国内投资的挤入和挤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且对中国挤出效应的程度与显著性程度明显高于俄罗斯，同时俄罗斯对外资的依赖程度高于中国。这表明我国外资市场较俄罗斯相比更加完善与深化。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挤出效应；挤入效应；中俄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解决一个国家资金不足问题，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招商引资而不是借外债的策略，大量吸纳国外资金发展本国经济。伴随着国外资金大量涌入可能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挤出效应会带来负的外部性；挤入效应会带来正的外部性。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在大量引进外资后是为国内的经济带来了正的投资效应还是负的投资效应值得引起关注与研究。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及俄罗斯产生的投资效应。

二、模型与方法

本文运用ManuelR.Agosin等人（2000）使用新古典理论模型构建的一个投资方程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模型建立如下：为评估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建立总投资模型。一国的总投资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国内投资；一类是国外投资通常将其看作为FDI：

摘要：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杠之一近年来受到人们关注。由于传统的经济学教材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理论的大范围普及，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理论一定程度上的忽视。有鉴于此，本文对财政政策的这两大效应理论作出了对比分析和论证，探讨了二者不同的形成机理，指出当前我国应当创造有利条件发挥好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的功能，同时，应尽可能避免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给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挤出效应；挤进效应；财政政策

当前，财政政策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杠之一。由于现行经济学教材对IS-LM模型理论的大规模普及，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副作用“挤出效应”似乎有着较为充分的认识，而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正面效应———“挤进效应”则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本文对财政政策的两大效应理论的含义及其形成机理重新作出分析和甄别，并结合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将是十分必要的。

一、财政政策挤进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含义

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最早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来的。帕金先生提出的挤进效应的概念为现代财政理论提供了一个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根据帕金的阐述，所谓挤进效应是指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诱导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从而带动产出总量或就业总量增加的效应。比如，政府对公共事业增加投资会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引起私人投资成本的下降，产生企业的外在经济效应，因此，有可能诱导私人投资的增加，进而导致产出增加；再如，政府用财政资金为居民建立养老和医疗保障，可以形成人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打消谨慎消费的念头，从而引起储蓄减少、消费和投资增加等一系列扩张性经济行为。

摘要：在1996年至2008年中国31个省级地区数据基础上建立的PanelData模型，表明房地产业的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产生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在于政府投资直接介入房产开发领域，在土地资源、信贷资金等方面与私人投资形成了竞争关系，政府大规模投资建设保障性住房也相对减少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从而挤出了房地产业的私人投资。建议房地产业的政府投资应从房产开发领域转向并集中于土地储备开发领域，政府在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投资应从直接建设住房逐步转向需求补贴。

关键词：政府投资；私人投资；挤入效应；挤出效应；房地产

政府投资是否导致“国进民退”，问题的实质是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关系，即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作用是“挤出”还是“挤入”。我国此轮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中，有相当大的比重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房地产业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相关研究认为，国家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与房地产业有直接关系的占32％。从国际上看，房地产业与整个经济的兴衰密不可分。大约半数以上的国家在遭遇金融危机前都有过泡沫经济的经历，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的困扰。而且，房地产业历来也是各国政府在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阶段进行宏观调控的首选产业之一。因此，对房地产业政府投资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凸显。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关于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根据不同观点，可以将关于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划分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认为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即政府投资的增加会导致私人投资的减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提升。收入水平提升导致居民家庭积累财富越来越多，如何实现财富保值增值成为居民面临的新问题。1988年我国住房制度改革，房价进入持续上涨时期，许多居民将家庭累积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中，以寻求财富的保值增值，因此房产在家庭财富结构中的比重逐渐提高。房产成为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家庭财富是影响居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因此房地产价格波动必然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房价波动对消费会产生三种效应：其一是挤出效应，即房价上涨压缩了居民消费；其二是财富效应，即房价上涨增加了居民财富，从而提升消费；其三是带动效应，即房价上涨会带动建材、家居、家电等行业发展。2010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单边下行，房地产价格逐渐上扬，在此背景下本文着重探究住房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

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关住房价格与居民消费的研究较多，Engelhardt（2009）以加拿大租赁市场数据为样本研究房地产价格上扬对租客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房地产价格上扬显著降低了租客的日常生活消费率。Yoshikawa等（2012）探究了日本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认为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过大会导致一些有购房意愿的人放弃购房转向消费，从而提升消费率，此外还认为房地产价格上涨会促进房屋所有者的消费。Campbell（2015）探究了英国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降低居民当期消费率，认为从长期牛虎博士（中国社科院北京100025）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来看，房地产价格上涨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美国学者Elliot（2016）得到了与他类似的结论。我国学者宋勃（2007）利用我国1998-2006年的季度数据构建VAR模型，探究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中居民消费支出与房价上涨是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长期中房价上涨是居民消费支出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进一步的脉冲响应分析也证实了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正向冲击作用。此外，黄静等（2009）、徐沛东（2011）、李江一（2017）等学者均认为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能够增加居民财富，进而提升居民消费。而张存涛（2009）基于我国1987-2007年的数据构建误差修正模型，探究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并没有对国民财富增长形成正向作用，反而对居民消费造成挤出效应。刘旦等（2012）、李政（2013）、李成武（2014）、黄志龙（2018）等学者均认为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学者们有关住房价格与居民消费的研究存在一定争议，众多学者只是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忽略了内部差异。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能够提升实证分析的准确度。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分析住房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和负向作用，学术界分别称为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 房价波动的财富效应是指房地产繁荣和房价上涨使得居民财富增加，提高居民消费积极性。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三种对象：其一是普通住宅拥有者。房价上涨使得普通住宅所有者可以通过住宅抵押的方式获得更多贷款或者更容易获取贷款，从而提升其消费信心；其二是房屋投资者。房价上涨使得房屋投资者可以通过房屋出售方式获取更多收益，同时房价上涨会引导房屋租金上涨，使得房屋投资者获取更多收入；其三是贷款买房者，房价上升使得未来收入增加，提升居民消费信心。房价波动的挤出效应是指即高房价直接减少了购房和租房家庭可支配收入，从而被迫压缩非居住性支出。挤出效应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三种对象：其一是租房者。房价上涨诱发房租上涨，使得租房者租金支出增加，导致其消费资金减少；其二是预期买房者。房价上涨使得预期买房者需要付出更多资金购置房产，压缩其日常消费；其三是贷款买房者。对于贷款买房者，学者们认为既可能产生财富效应也可能产生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产生主要由于贷款买房透支了消费者未来收入，会使得消费者消减当前以及未来消费支出以偿还银行贷款。

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设置与数据来源。本文重点探究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有学者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度量居民消费状况，此指标是从总量上对居民消费水平进行反馈。本文使用居民消费水平衡量居民消费状况，此指标剔除了规模效应的影响，能够更加精确反映我国居民消费状况，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近年来我国月度、季度、年度房价波动较大，本文使用链家研究院和锐思数据库公布的2010-2017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的房产交易均价进行衡量。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因此本文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之一。参考刘英群（2017）、陈训波等（2017）的研究，本文选取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使用人均gdp衡量；物价变动状况，使用cpi衡量；市场化水平，使用樊纲市场化指数衡量；政府社会保障状况，使用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衡量。其中，人均gdp、cpi和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市场化水平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的年度报告。为剔除通货膨胀等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以2010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把货币计量的变量折算成不变价。（二）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散点图。我国各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住房价格存在较大差异，为消除异方差性的影响，对原始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本文在计量时采用Eviews中的Panel程序，与pool panel相比更加适合处理本文这样“短而宽”的面板数据。为更加精确的设置模型，绘制了lncost（居民消费）与lnfj（房价）、lnsr（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散点图，以反映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lnfj与lncost之间基本呈现线性关系，但是线性关系并不明显，而lnsr与lncost之间呈现显著线性相关关系。lnfj与lncost的散点图仍然呈现较大异方差性，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因此本文使用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进一步消除各地区之间的异方差性。（三）模型设置。综合图1结果，本文选择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能够更好的分析我国不同省市时间序列。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采用基本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如方程（1）所示：lncostit=c+β1lnfjit+β2lnsrit+β3lnpgdpit+β4lncpiit+β5lnmarit+β6lnzfit+εit对数，lnsr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lnpgdp是人均GDP的对数，lncpi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对数，lnmar是市场化水平的对数，lnzf是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对数。i指我国30个省市，t为时间跨度，指2010-2017的时间跨度，β为相关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四）回归结果。数据平稳性检验。非平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均拒绝原假设，说明本文原始数据均为平稳序列，所以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均显示本文适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进行广义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全国整体lnfj与lncost之间的回归结果为负，说明我国房价上涨与居民消费之间为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从分样本结果来看：东中西部经济带lnfj与lncost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负，西部经济带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是并不能忽视房价上涨对西部经济带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结果不显著只是说明西部地区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挤出影响尚未达到显著水平。对比东部和中部经济带的回归系数可知，房价上涨对中部经济带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更强，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民收入水平较高，收入来源广，房价上涨对其消费水平影响有限，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房价上涨对其消费水平影响更大。全国和东中西部经济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之间均为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收入水平对消费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控制变量中，lnpgdp与lncost为之间为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对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具有正向影响；lncpi与lncost之间为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物价水平提升会抑制居民消费；lnmar与lncost之间为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市场化水平提升能够促进居民消费；lnzf与lncost之间为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能够显著带动居民消费水平提升。

结论与政策建议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高房价产生的财富效应推动了居民消费升级形成，挤出效应抑制了消费升级增速，而消费升级净效应取决于两种效应叠加。文章利用2008—2016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以及自治区面板数据分析房价波动对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内部水平及结构的影响，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促进消费升级的质性增长。

【关键词】房价波动；消费升级；消费水平；消费结构

一、问题提出

目前，中国房价和消费升级的现状是，居民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不足以支撑整体消费升级的螺旋上升，消费升级也没有伴随房价上升引发的财富效应得以改善，而是更加疲软[1]。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中国商品房平均售价自2008年的3864元/平方米上涨到2017年的10455元/平方米，而居民消费率则由2000年的46.7%下降到2008年的27%，2011年后房价上升速度放缓，但居民消费率却开始缓慢上升，2014年达到37.4%，2017年突破58%。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以往多数研究过于肯定房价的财富效应价值，于是李春风等（2014）[2]学者开始将关注点转移到房价波动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探讨上。当然，尽管财富效应与挤出效应在中国房价上升中同时作用于消费，但伴随中国房价的不断攀升，挤出效应愈来愈大于财富效应，并在房价影响消费的过程中成为主导因素。所以，房价的高增长并未带来居民消费升级中“量”与“质”的共同繁荣，并且房价低速增长时消费却呈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这些现实表现与经典消费理论似乎不相符。有鉴于此，探讨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因果关系及显著性程度，不仅能为国家拉动内需刺激经济提供理论支撑，而且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理论分析

毫无疑问，对于房价波动和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关系研究，其理论依据是Case、Quigley以及Shiller提出的消费决策居住价格影响模型[3]。鉴于此，消费决策居住价格理论模型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居民居住消费决策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如果能够获取相关基础数据，就有可能研究出房价变化对中国居民消费升级“量”与“质”的影响关系[4]。财富效应与挤出效应之间的作用关系机理在于，二者谁在房价与居民消费升级关系中占据主导需取决于住房双重属性（消费品属性或投资品属性）的影响程度[5]。此结论可以归因如下：一是，有研究认为正向的财富效应和负向的挤出效应是能够相互影响的，正负效应对比是房价上升对消费升级最终净效应的决定因素，若侧重住房的投资品属性，最终影响将是财富效应，对消费有利，若侧重住房的消费品属性，最终影响将是挤出效应，对消费不利；二是，有学者指出，对于存在不完善信贷市场的国家来讲，房价上升是否能变现成为流动性资产更加重要，因而需要更侧重挤出效应的影响；三是，还有学者指出房价上升并不会直接导致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6]，而是与诸如信贷、利率、收入等具有约束条件特性的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于消费升级和房价之间的关系，才使得二者之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那么，假如摒弃这些影响因素，会得出住房的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将会被削弱，挤出效应可能出现甚至影响程度逐渐强化的结论。具体表现如下：

摘要：文章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双重视角，利用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和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融资模式对区域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直接影响及交互影响。直接影响的研究表明，信贷相对股权规模更大的融资模式在抑制区域创新数量的同时激励创新质量提升，异质性的原因在于忽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牵制作用；基于融资模式与人力资本结构的交互研究进一步发现，信贷主导的融资模式通过阻碍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加剧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两个渠道挤出区域创新数量和质量，且两个渠道对创新数量的挤出效应远大于对创新质量的挤出效应；分区研究还发现，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维度，上述挤出效应均呈西高东低态势。

关键词：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人力资本结构；融资模式

传统理论认为信贷扩张因缺乏信号指导阻碍创新活动，但当贷款利率低于特定阈值时，信贷资金却能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活动[1]。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研究聚焦权益融资的创新作用。Myers和Majluf（1984）[2]强调留存收益是企业创新融资的首选方式。遗憾的是，多数企业的留存收益十分有限，后续研究关注股票发行的创新效应。刘端等（2019）[3]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实证发现，股票增发对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均有带动作用。而美国股市同类研究仅发现外国企业在股票增发后创新效应变强，本土企业创新效应不增反减[4]。上述争议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单一考察信贷或权益融资对创新的影响，割裂了两种融资方式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区域融资模式是信贷和权益两种融资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区域创新不仅依赖外部融资模式，还取决于人力资本配置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多数制造企业还面临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它可能会削弱人力资本高级化的创新效应。比如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错配及个体间的人力资本不平等[5]。可见，激发高水平的区域创新不能仅立足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而忽略不合理带来的负面冲击。据此，本文将融资模式、人力资本结构纳入区域创新研究的同一框架，深入考察融资模式对区域创新数量及创新质量的直接影响及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的交互影响。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融资模式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机理

地区融资模式由蔡庆丰等（2017）[6]提出，刻画了地区信贷融资规模与股权融资规模的相对大小，是区域层面融资结构的表现形式。相比信贷融资，股权融资具备抵押限制少、研发信息易获性、风险收益对称性等优势，对技术创新发挥积极的作用。首先，经理裁量权假说认为，多数银行放贷的前提是提供等价抵押品，这种融资限制使多数经理的决策权受到束缚，因而他们更倾向通过发行股票为创新活动筹资[7，8]；其次，证券市场在信息公开上优于信贷市场，加之研发信息的保密性，使股权投资者比债权投资者更易获取研发动态，因而股权融资更能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激励创新；最后，相比债权投资的低报酬与高风险，追求风险溢价的股权投资更契合创新项目的融资需求。据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a：信贷相对股权规模越大的融资模式越不利于区域创新数量提升。假设1b：信贷相对股权规模越大的融资模式越不利于区域创新质量提升。

实现居民消费增长，激发国内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是提高居民生活福利的重要内容，也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向。党的报告明确指出，需要完善消费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消费刺激增长的作用。这对刺激国内需求，扩大市场，实现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1998年以来，住房市场化制度改革激发了我国近20年的房地产市场暴涨，居民信贷和消费因房地产市场繁荣实现了倍数扩张。数据表明，1999年每平米住宅销售价格为1860元，到2017年每平米住房单价已猛涨至10500元左右，近20年增长了4.6倍，年均涨幅10%。与此同时，中国居民的消费总额不断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03年的45842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332316亿元，年均增长16.46%，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由2003年的35.4%增加到2016年的64.6%，增长了接近一倍。我国经济增长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拉动转变，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马车”。然而，分析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发现，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存在诸多争论。就目前房地产市场而言，买房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居住，更多地承载着投资资产的期望，成为一种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涨跌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成为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且房价波动还会通过影响消费需求的变动对整体居民福利产生影响。因此，厘清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到底是什么关系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文献综述

在房价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中，“财产财富效应”假说产生较早，影响深远。这一理论认为，房价上涨将导致业主消费增加。庇古提出的财富效应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分析。其认为家庭财富的增长会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家庭财富不仅包括收入，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家庭资产，具体到本文就是住房等不动产。莫迪利亚尼和布隆伯格也指出，住房价格上涨，直接导致住房拥有者增量财富增加，可以刺激居民消费意愿。基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研究方向，尽管我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发展中，但仍然具有财富效应。基于生命周期储蓄假设，Quigley和Hiller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各州的面板数据和25年来14个国家的跨境面板数据发现，“财产财富效应”是显著的。21世纪初，美国股票价格大幅波动，虽然居民工资增长迟缓，但居民消费和投资并未呈现颓势，甚至有强劲的趋势。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他们认为，无摩擦和预期粘性成为用财富效应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尽管住房的财富效应和抵押贷款效应很有利地解释了房价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是住房价格波动的消费挤出效应也为学者所关注。Sheiner认为，房价上涨将迫使潜在的购房者节省更多的首付，减少家庭开支。由Yoshikawa和Takagi对日本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本地房价上涨时，打算买房的租户花费更少，从而提高了储蓄率。Aoki、Prodman和River使用了伯南克未定义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他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再分配效应将抵消动态总体均衡中的部分财富效应。房价上涨不仅刺激了卖方消费，还抑制了买方消费。因此，从国家层面而言，房价并未体现出应有的财富效应刺激消费。颜色与朱国忠建立了一个动态的生命周期模型来模拟房价与家庭消费的关系，通过刻画市场摩擦，改变传统模型假设中无摩擦的市场假设，传统意义上的财富效应会由于住房抵押贷款效应而减弱。基于这一假设，买房者在买房后，会受制于还款压力而压缩消费需求。

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机制分析

（一）房价波动促进消费增长的机制。根据古典经济学家庇古对消费、物价水平与金融资本的研究，其认为物价下降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观察到，由于物价下降，虽然消费者本身自有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他本身所感知的财富量是增加的，因而会激发消费者增加消费。根据凯恩斯的宏观增长理论，消费的扩张直接刺激生产活动的增加，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出，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就业率的提高。随后，庇古进一步提出庇古效应，也可以称作是实际货币余额效应。其认为，由于价格下降，会导致可感知的各种财富的实际总量会增加，财富收入比会提高，其实这也是家庭财富的一部分。这一结果会诱发居民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支出，刺激社会总体消费需求，增加国民收入水平。由于传统的财富效应分析中，仅仅关注金银货币等传统家庭财富价值的变动，但经济社会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财富形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金银货币。开始出现了房地产、股票债券、基金等资产形式，因此社会财富形式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特征。结合本文的研究，房地产作为个人财富的一部分，会直接导致家庭财富效应的变动，进而会引起居民消费行为变化。当房价上涨，居民可感知的财富余额会增加，消费者感觉自身拥有的财富价值会增加，从而会激发消费者增加消费，提高消费支出。因此，房价波动会对居民产生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刺激作用。（二）房价波动抑制消费增长的机制。传统经济理论对挤出效应的解释在于，政府支出增加，会抬高商品价格，从而会挤出私人投资和消费。根据这一理论思路将其运用到房价波动研究中发现，房价波动挤出效应是由于房价上涨导致居民负债增加，从而挤出居民消费和投资。从1998年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加上国家政策推动，金融市场的泡沫化操作，房价呈现连续20多年猛涨的态势。对那些投资者来说，房地产价格上涨为他们带来了财富效应，会增加他们的财富总额，刺激其消费，产生消费刺激作用。而对于那些房屋刚性需求者来说，房价上涨会限制其获得住房，并进一步抑制其消费行为。首先，城镇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而要想获得城市户口，有一部分政策是需要与住宅挂钩的。因此，对于想要获得城市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他们是住宅的刚性需求者，为了实现拥有住房的目的，他们不得不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其次，还有一部分租房者，由于房价上涨，会导致房地产市场供需紧张，由此抬高房租价格，也会挤压居民消费支出。最后，房价上涨会引起社会恐慌，形成必须拥有一套住房的社会氛围。尤其在婚姻市场，为结婚而买房成为标配，这又会增加为结婚而储蓄，降低消费。综合以上三点，房价波动会对消费产生抑制效应。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根据上文的理论机制分析，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存在刺激作用和抑制作用，借鉴石大千（2018）的实证模型，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房价波动影响消费的双边效应，具体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设定如下：其中，xit为一些影响居民消费的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水平、城市化、对外开放、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δ为参数估计向量，i(xit)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消费水平。i(xit)=λxit，λ为特征变量估计参数。复合残差项ζit=ωit-μit+εit，εit为随机误差项。ωit表示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的刺激效应，为正效应，且ωit≥0；μit表示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抑制作用，为负效应，且μit≥0。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消费水平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房价波动变量，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水平、城市化、对外开放、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本文所使用数据为2003-2016年中国实证结果分析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正反两种效应，为了测算这两种效应的大小，并比较净效应的大小，本文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为了对两种效应进行分解，首先估计了五个模型，然后从五个模型中选取一个最优模型来进行效应分解。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模型4的对数似然比值最大，因而选取模型4作为最后的分解模型。从模型4的估计结果来看，房价波动影响消费的正效应显著为正，负效应显著为负，表明房价波动的正负两种效应均是显著的。基于上述模型估计结果，本文基于模型的两个残差进行方差分解（见表3），结果表明，房价波动刺激消费的正效应系数为0.3426，房价波动抑制消费的负效应为0.8348，总体而言，房价波动的负效应超过了正效应。

为了便于比较，进一步测算了两种效应影响消费的比重，发现刺激效应的影响比重明显小于抑制效应的比重，也就是说，房价波动总体而言抑制了消费增长。在上述方差分解的基础上，最终分解出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效应大小及其净效应。表4结果表明，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刺激效应提高了居民消费19.03，而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降低了居民消费29.26%，两者净效应大小为房价波动抑制了居民消费10.23%。通过对不同百分位数的估计表明，只有在90百分位数上的那些群体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才产生了刺激作用，而50百分位数以下的群体，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总体以抑制作用为主。结论与建议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效应，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实证分解了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效应。理论分析表明，房价会产生财富效应进而增加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作用，但另一方面，房价增长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形成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而最终两者效应孰大孰小将由两种效应的净效应决定。基于这一理论分析，不同于以往实证分析只能估计房价对消费的单方面影响的文献，本文将两种效应纳入统一模型框架下，借助双边随机前沿模型优势估算两种效应的大小，实证结论表明，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同时存在刺激和抑制两种效应，房价增长导致的财富效应可以增加居民消费19.03%，而房价增长挤出居民消费29.26%，房价的财富效应小于挤出效应，房价波动总体而言挤出效应占主导地位，抑制了10.23%的居民消费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继续坚持中央“房子是用来住的”基本思想，保持房价平稳发展，警惕房价过快增长。具体而言，一方面，避免一刀切政策，产生打压刚需的负面效应。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坚决遏制投资性房地产需求，保持房价稳定。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降低房价收入比过高的现实，逐渐提高居民收入可支配能力，降低房价波动的负面影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而言，一是要采取更加积极的税收政策，增加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真正藏富于民。只有当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平抑房价过高带来的负面冲击。二是采取更加规范和稳健的金融政策，防范金融体系风险。尽量控制金融资源向房地产等泡沫行业的投放，更多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只有当实体经济发展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才能稳定，经济发展便彰显活力。

摘要:本文没有采用IS-LM模型来研究该问题，而是通过分析国债的发行对人们储蓄、消费及投资的行为的影响，以及储蓄、消费同投资的关系，以研究人们的储蓄动机、投资动机为切入点来分析这一问题。最终得出，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债的发行对民间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和“负挤出效应”都不是很明显，政府的国债政策不能一厢情愿，它需要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配合的结论，并对我国政府运用国债政策积极调节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国债挤出效应预防性储蓄不可逆投资

一、引言

（一）文中“国债”的研究范围

文中的“国债”是广义上的国债，包括内债和外债；本文主要分析国债的短期效应，即考虑国债的发行对民间部门投资的影响，因而这里的国债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而只在个别地方由于分析的需要才涉及长期问题。

（二）问题研究的方法

一、奥运会后的效应

对以往奥运会后效应的考察发现，奥运会后效应主要与筹备及举办奥运会时的虹吸效应、挤出效应以及奥运会后投资、商贸、旅游等的低谷效应有较大的关系。

(一)虹吸效应。在国家财力一定的情况下，国家投资会优先保证奥运会的举办，对举办城市的投入增加，对其他地区的投入必将减少。奥运会举办城市会将其他地区的资金、人才等吸引过来。如，2008北京奥运会也会吸引其他地区的大量资金涌入北京及周边地区，虽然这会极大改善北京的基础设施和环境状况，使北京提前进入国际大都市行列，但必然会影响国家对其他地区的建设投入。就我国目前而言，如果虹吸效应过强，必然会对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使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奥运会后有恶化的可能。在微观方面，在举办城市，与奥运会相关的产业部门会得到大量的发展机会，而与奥运会相关度不高的产业部门，则有可能失去大量发展机会，导致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从而使城市经济的微观环境在奥运会后有恶化的可能。同时，奥运会吸引大量的国外资金、技术、人才形成“马太效应”，对于奥运会的虹吸效应有推波助澜和放大的作用，使社会生产在超常社会需求刺激下进一步扩大。奥运会后，社会需求减弱，在奥运筹备及举办期间扩大的社会生产必将面临萧条和亏损。所以，虹吸效应可能是导致奥运会后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挤出效应。经济学中对于用增加财政支出的办法来扩大社会总需求是有争议的，有观点认为增加财政支出，可能会挤掉消费者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总需求并不因为财政开支增加而扩大了，只是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开支、消费者开支、企业投资三者之间相互挤占，这种挤占被称作“挤出效应”。举办奥运会所产生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投资消费、收入、劳动力成本等方面。以投资为例，有关研究表明，2003年至2007年奥运固定资产投资总计将达547.7亿元，如果这部分投资不是定向投入奥运会，而是投入到北京其他的经济建设领域，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它投向了奥运会，其他方面的巨大经济利益被挤出了。在不考虑技术、物价、时滞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时，假定GDP增长全部由投资增长带动的情况下，据统计，1996～2000年北京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为296亿元，同期北京GDP总增长845亿元，其投资乘数为2.9，由此可以算出这部分被挤出的效益高达1563.9亿元。包括奥运申办费用在内的奥运会非固定资产投资达40亿元，按全国2000年支出法GDP计算，最终消费占GDP的60.8％，即投资乘数为2.6，将产生102亿元的挤出效应。此外，用于体育场馆设施的奥运会公共投资会挤出具有弹性的私人支出及私人投资，其突出表现就是房地产投机行为的运作，那些具有技术、资金，管理有优势的大公司、企业，将在房地产业展开激烈竞争，会挤出北京当地的私人投资。

(三)低谷效应。在一个大周期内，就整个经济发展过程而言，波浪式上下浮动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奥运经济也不例外，其周期性非常明显。在筹备期间及比赛期间，甚至赛后的一段时期，在投资与消费的双重拉动下，奥运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这种强劲的增长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随着奥运投资、消费的趋小，奥运经济将会步入增速减缓、甚至衰退的低谷期。由于奥运经济的特殊性，即在筹备期与奥运相关的投资强度很大，一般在奥运会召开的前一年达到高潮，在这一时期内，举办城市经济有可能出现超常增长，并且由于对未来消费市场的良好预期，各种生产和服务能力得以进一步提高，以期在奥运比赛期的商业竞争中赢得先机。在奥运比赛期，大量游客慕名而至，会刺激举办城市市场更加繁荣，将经济增长周期的峰值推向更高。而奥运会闭幕后，一方面，大量奥运投资和奥运游客消失了，失去了经济增长三动力中的两个。另一方面，为奥运会而修建的大批体育场馆，宾馆、饭店、交通设施等利用率会大幅下降，但这些设施的维护费用却一点没有减少，也就是在奥运会后举办城市的经济增长的利好因素减少了，但非生产性支出却没有显著减少。经济增速将明显放缓，与奥运会前的快速增长形成强烈的反差。经济增长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上下波动是正常的，但低谷效应过强则会造成严重后果，尤其是在我国。

二、应对后奥运效应的建议与对策

近几年，我国实施了以扩大国债投资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遏制了通货紧缩趋势，拉动了内需，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它是我国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方面进行的又一次成功实践。但短期政策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同时，也暴露了其固有的弊病，赤字与国债规模的扩大产生了经济风险，造成了经济负担。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分析，以探讨其可持续性，并针对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以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一、国债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经济学中，挤出效应一般是指政府通过向公众（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或非政府部门）投资减少，从而使财政支出扩张部分或全部抵消。

挤出效应是国债的副产品，若挤出效应存在且过大，则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将受到质疑，考查挤出效应，重点要分析政府债务对利率的影响。在IS——LM模型中分析挤出效应的产生，我们可知其产生有严格的假设条件，挤出效应只有在货币供给不增加并且经济活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在我国现阶段，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民间储蓄居高不下，投资萎缩，消费低迷的情况下，政府支出扩张不会引起利率上升，且考察起来，我国近年来实际利率的上升与政府支出无相关关系，实际利率上升和它对非政府投资的某些抑制作用也不能说明政府支出扩张有挤出效应，因为我国货币供给量一直在变化。利率上升一方面是因为价格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商业银行名义利率下调幅度不够，是利率政策限制了财政政策扩张发挥充分的乘数效应，而不是财政扩张自身产生了“挤出效应”。另外，政府供款也不一定引起资金需求竞争。我国资金需求主要是对银行资金的需求。我国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一直超过7%（或总准备金率超过15%），表明我国商业银行资金是充足乃至过剩的。这种资金过剩是民间资金需求不足、银行资金供应谨慎双重作用下的结果，政府向银行借的是闲量资金，它只是减少银行闲量资金，并非消除银行的闲量资金，所以对企业的资金供应并未产生挤出效应。我国近年来政府扩张支出的同时，也配合适度的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财政扩张产生的利率上涨压力被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所抵消，不会产生利率的上升。但是，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资源得到较充分利用，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逐渐变得稀缺，挤出效应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况且，据估计，目前在政府投资的项目中，有20%投资完全可以由民间投资来取代。现在政府投资的项目可能就是今后高效率的民间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所以政府现在的投资可能已经对未来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因此，挤出效应的存在已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也是国债政策实施中必须认真对待，加以避免的重要问题。90年代中期后，规定财政不能从银行透支，财政赤字须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央行不能从国债一级市场上直接购买国债，这些措施基本上从制度方面阻断了财政赤字扩大直接引发央行增发货币并导致通货膨胀的渠道。但是由于赤字债务化后。财政赤字与超量货币发行之间的间接联系依然存在，对通胀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间接影响的大小与央行公开市场业务关系密切。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实行稳健货币政策，规范公开市场操作行为，避免产生通胀的诱因。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依然较高，银行资金和其他各种生产要素比较充裕，利率和价格水平较低，适当增发国债，不仅成本低，也有物资保证，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二、国债的规模风险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