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范文10篇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本文作者：何蓉工作单位：兰州交通大学

1．各地区科技活动情况差异明显1）科技活动机构分布不均衡2004年－2007年，全省科技活动机构分布极不均等，差异明显。兰州市平均水平都在180个以上。除兰州市外，其余7市（州）机构数分布总体都很少，且呈现不均等，较多的是河东经济带的天水市和河西经济带的张掖市。庆阳和甘南的科技活动机构数是最少的，近四年均未超过10个，反映出这两个地区的科技基础还很薄弱，科技参与面还很低，形式科技产业的优势还很欠缺。2）每万人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数极不均等每万人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在省内各地区分布差距比较明显，2004年－2007年，兰州市基本都保持在40人以上，绝对数远高于同期其他市（州），且比较稳定，年平均增长率为－0．01％。除兰州外，以张掖和金昌为代表的河西经济带的科技活动人员分布较河东经济带明显密集，这种差距的根源部分在于两个经济带的产业结构、产业链及其深度不同。从各市（州）的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型城市的科技人员分布密度远高于农业型城市，这说明，产业结构对一个地区的科技活动人员分布有很大影响，高农业结构的分布密度低于工农混合型结构，工农混合型结构低于高工业结构。3）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差距十分明显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在全省各地区不均等。总体上看，河西经济带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高于河东经济带。在河东经济带中除天水外，庆阳和定西等地较兰州、金昌都很少，四年间均未突破2000万元，且年平均增长率不足5％。两个民族自治地区，临夏和甘南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在全省处于最低水平，2007年仅为810万元和1021万元。2．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情况差异明显1）R＆D人员折合全时人员差距很大2004年－2007年，居于前三位的是兰州、金昌和天水，其总量明显高于其他5市（州），分布差距较大。两个民族自治州处于全省最低水平，临夏州最低时仅为18人，甘南州仅为28人。这说明，兰州、金昌、天水等地在科技人员设置数和投入的安排上高于其他市（州）。2）R＆D经费内部支出差距很大近四年，各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不均等，兰州市R＆D经费内部支出每年占到全省总量的40％—50％，且以6．37％的年平均增长率逐年拉大与其他地区的差距，由2004年的96901．7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116609万元。而同期，庆阳、定西、临夏、甘南四地均很少突破千万元。如临夏、甘南、庆阳在2007的R＆D经费内部支出仅为248元、546元、228元。差距由2004年的96720．7万元扩大到2007年的116381万元。2004年－2007年，全省R＆D经费内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基本维持在4％左右，在R＆D上的财政支出比例比较稳定。在这方面，兰州市总体呈下降趋势，由2004年的23．69％下降到2007年的14％，下降近10个百分点。这说明了R＆D经费内部支出的增长率低于兰州市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与R＆D经费内部支出的增长一致，金昌市在财政支出中对这方面的支出逐年增加，且增长幅度较大，2007年较2004年高50个百分点，反映了近年来金昌市对R＆D的高度重视。3．科学技术支出增长较缓慢，支出总额差距明显1）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各地区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增长缓慢，且地区间分布不均等。以兰州、金昌、庆阳、甘南为样本，2004———2006年，兰州市人均科技支出最高，分别达到17．47元、23．39元、29．21元。金昌市基本保持11元的水平上。庆阳的人均科技之处最低，三年内仅为7．51元、8．10元、11．51元。2）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各地区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存在差距。从总体上来看，兰州市的支出比例明显地高于其他市（州），2004年为1．30％，2005年1．47％，2006年为1．51％。而同期其他市（州）均未超过1％。2006年，金昌为0．45％，甘南仅0．41％，兰州高于甘南1．1个百分点，差距明显存在。这说明，各地区科学技术支出的规模，不仅仅是受限于当地财政能力，更重要的是，各地区财政支出中对科学技术支出的比例安排就存在着明显的差距。4．甘肃省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指数测算根据甘肃省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实际，对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指标体系的构建，我们认为主要由三大项或曰单项指标构成，即科技活动基本情况、研究与试验发展情况和科学技术支出。每一单项指标下面又有若干子指标，运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测算方法现对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这一指标进行测算。均等化指数在这里是一个逆指标，均等化指数越大，则代表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越不均等；反之则代表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越均等。根据上图，四年度各地区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指数都较大，2004年为0．354，2005年略有下降，为0．256，2006年开始呈现上升态势，达0．332，到2007年，已增加至0．408。这说明，甘肃省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不均等问题比较突出，且不均等状况有加剧的趋势。

甘肃省基础科学研究不均等的根源分析

1．经费来源单一科技经费来源单一，是指甘肃省各地区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支出。政府对科学技术的支出构成了各个地区科技经费的主要来源，这是影响地区间科技公平的重要因素，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科技经费总量少相对于东中部地区，甘肃是欠发达省份之一。而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出发展的科学技术事业更是与东中部地区有很大差距。2004年全国平均水平为129．17亿元，同期甘肃为32．59亿元，差距为96．58亿元，全国平均水平为甘肃的3．96倍。至2007年，全国平均水平为229亿元，为同期甘肃的3．8倍，差距达168．79亿元。就省内各市（州）而言，人均科学技术支出最高的兰州市历年来也未突破30元。而庆阳的人均科技之处最低，三年内仅为7．51元、8．10元、11．51元。2）易受地区产业机构的影响科技经费来源单一，且总量较少，这就无法有效调节科学研究事业，当然也无法有效地缩小区域内差距、提升区域内科技服务质量。每一个地区有不同的产业结构，而不同的产业机构对科技有不同的需求，包括数量、质量、种类等等，这种不同的需求构成了对各地区科技事业不同的间接补助，即资金的第二来源。2．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我们选取河西经济带的张掖跟甘南民族自治地区就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项作一对比，2007年，张掖市GDP为1466371万元，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0．3％，甘南州GDP为353661万元，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0．29％，虽然在比例支出上大体相等，但由于GDP的不同，致使机构科技经费在内部支出规模上存在很大差距，张掖市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为4403．4万元，而甘南州仅为1021万元，前者为后者的4倍之多。因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地区间科技不均等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3．产业结构不同不同的产业对科技的需求不同，产业与科技发展的关联度很大。我们以三产各自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反映地区的产业结构，以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地区科技发展程度作为地区的科技实力，现对两者之间的关联度作一分析。以2007年数据为例，8市（州）在不同产业领域内的产值占当地GDP的比重反映了该地区的三产比例状况，采用相关性分析方法，逐一对每一个产业与科技水平的相关性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第一产业与科技水平呈高度负相关关系，值达到－0．81769，即第一产业比例越大，科技实力总体越弱；第二产业与科技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069，这说明工业和建筑业能够积极地促进科技的发展、增强地区的科技实力，提升地区的科技服务水平，如2007年金昌市的第二产业所占比例高达84．39％；第三产业与科技水平呈负相关系，相关系数为－0．0273。4．财政体制就甘肃省而言，各地区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很小，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经济建设领域。2004———2006年，金昌、庆阳、甘南的科学技术支出比重都没有超过1％，兰州平均水平也只维持在1．4％。况且，2006年相对于2005年支出比例不增反降，金昌由0．6％下降到0．45％，庆阳由0．77％下降到0．75％，甘南由0．71％下降到0．41％。财政支出结构反映了政府职能结构，各地区差异化的政府职能结构也就决定了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分布不均等。“以工业兴市”、“以科教兴市”等这些不同的城市发展战略就是各个地方政府不同职能需求的集中体现，在这种背景下，很难保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都关注着贴近老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

甘肃省实现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的政策建议

1．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要从过去的经济建设型政府逐渐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首先要更新发展理念，在政府日常工作中真正树立起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改变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的片70面发展观。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推进社会领域的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其次，要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型，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增强各级政府的社会发展自觉性。在推进各项公共事业改革中要避免盲目追求完全市场化以追求效率的倾向，不把那些本应该由政府提供或扶持的社会公益产品或公共服务推向市场、推向社会。2．完善政府公共财政体制首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出体系，逐步提高基础科学研究在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甘肃省各地区财政能力本身就很薄弱，如若不提高支出比例，那么经费来源单一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规模就会很小，而相当的经费支出是基础科学研究实现均等化的财力保障。其次，有效整合资源，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把公共财政更多的向市场机制无法调节或不便调节的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加强对重点支出项目的保障力度，向农村农业农民倾斜，向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保障等事业倾斜，向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倾斜，向困难地区、困难基层、困难群众倾斜，尽快完成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转型。3．拓宽科技经费来源拓宽科技经费来源，摆脱单靠地方政府的局面，才能有效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广泛吸引个人、企业、人民团体、非政府组织等积极参与到科学事业中，投入科技经费、培训科技人员、参与科技研发，以切实提升地区的科技水平，提升地方政府为公众提供基础科学服务的效度。当财力、人员、科学技术都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保证人人都能享受到科技服务。4．设定甘肃省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标准均等化不是平均主义，每个地区、每个人都要自己不同的需求，但我们认为每个地区、每个人要实现全面发展，就必须保证其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甘肃省基础科学研究不均等问题的解决思路不是平均化，而是在设定一个基本标准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化，根据甘肃省情，设定《甘肃省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基本标准》。在这个基本标准的指导下，还可以设定各单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标准和具体措施。5．实施科技创新工程创新科技管理办法。创新科技创新奖励政策，加大对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企业研发部门等研究机构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激励他们多出科技创新成果，从而提高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培养一批科技队伍，特别是要加强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科技创新长效机制。加大科技投入，创建科技创新平台和研发基础，发挥他们的辐射作用，提升其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6．推进甘肃省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法制化进程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实现公共服务的制度化和均等化，也就是要求政府提供基于宪法权利的、公平的、制度的可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目前，就国家层面而言，有关基本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完善，甘肃省也是如此。为保障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均等化的最基本权利，就必要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摘要：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当然，应该认真考虑，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摘要：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当然，应该认真考虑，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摘要：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当然，应该认真考虑，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摘要］地方性农业科技期刊是展示地方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窗口，是广大地方农业科研人员和基层技术人员发表科研成果、交流学术经验的重要园地。本文以万方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从学科范围、出版周期、地域分布三方面视角，对地方性农业科技期刊和国家级农业科技期刊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性农业科技期刊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以期为地方性农业科技期刊突破发展瓶颈、探索发展新路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业科技期刊；地方期刊；国家期刊；学科；地域；出版周期

农业科技期刊是传播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载体，是推广农业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的重要媒介，在实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中介作用。农业是我国三大产业的基础，相较于第二、第三产业，其发展较慢。因此，相对其他行业来说，农业科技期刊的发展机遇和社会关注度也较为欠缺。因此，探索适合农业科技期刊的发展路径，是目前农业科技期刊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业科技期刊可以分为国家级农业科技期刊（指国家级科研机构、专业性研究所、国家直属重点大学等主管、主办的农业科技期刊，以下简称“国家期刊”）和地方性农业科技期刊（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委、厅、局的农业行政部门或农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专业学术团体等主管、主办的农业科技期刊，以下简称“地方期刊”）。对地方期刊来说，虽然其是展示地方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窗口，但在办刊资源、经费支持以及社会认同等方面都远远不如国家期刊。因此，地方期刊如何摆脱困境、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摆在每一位地方期刊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文章在分析农业科技期刊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期刊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以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万方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数据库。在万方数据库中使用的数据采集方法为在网站首页点击“资源导航”，并在“期刊”页面找到“农业科学”；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使用的数据采集方法为在网站首页点击“出版物检索”，在“出版来源导航”下拉菜单中选择“期刊导航”，在“学科导航”内容中选择“农业科技”，数据采集时间为2020年9月15日至2020年9月18日。在数据处理方面，首先，笔者将万方数据库中“农业科学”栏目下的649种期刊和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农业科技”栏目下的639种期刊进行汇总，删除重复、保留不同的期刊，得到的农业科技期刊共693种。其次，笔者对这693种农业科技期刊进行筛选和核实，剔除《交通运输研究》等非农业科技期刊，以及《广西农业生物科学》等已停刊的期刊，最终剩下的农业科技期刊共651种。最后，笔者再对每种期刊的主管、主办单位性质及其所在地区、出版周期等信息进行核查。另外，由于大学学报和农业科学总论都属于农业综合类，所以笔者在进行统计和分析时，将这两类并入农业综合类。

二、结果与分析

高水平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中国的智库建设相对滞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新型智库建设。[1]智库需借助媒体影响政策和社会舆论，学术期刊是学术新思想汇集和交流的平台，因其严肃性、专业性与权威性成为智库在专业人士与决策群体中传播研究成果、发挥政策影响力的有效载体。然而，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从业者没有意识到学术期刊为智库建设服务的重要意义，导致学术期刊服务智库建设功能的缺失。同时，一些学术期刊还面临着学术质量不高、内容特色不鲜明、可读性不强、社会效益严重不足等问题。因此，部分学术期刊应顺应国家智库建设快速发展的需求，积极与智库机构互动，主动引导相关研究，形成政策研究的合力，为国家智库建设做好服务工作，促进国家智库建设的快速发展。

一、学术期刊与智库的关系

智库作为专业决策机构，是多学科学者和专家的结合，以社会中各种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以科学客观、价值中立为原则，以综合性、跨学科研究为手段，通过群体知识和智力互补，开发新知、预测未来。[2]学术期刊在办刊宗旨、作者来源、承载内容、表现形式、传播途径等多方面与智库具有紧密联系。1.宗旨和目的的相关性学术期刊以传播科学新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加快成果转化、发现和培养科学人才、服务科学发展和人类未来福祉为目的，这和智库运用专业知识和科学工具开展决策咨询研究，解决科技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在目标上具有相关性。这也是学术期刊应该具有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2.作者来源和构成人员的重合性学术期刊将行业内一流的学者汇集为期刊稳定的作者资源。智库又称脑库、思想库，是不同领域或行业专业人员汇集的组织。因此，可以说学术期刊的作者队伍和智库的人员构成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学术期刊的部分作者队伍即智库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而智库的专任或兼职战略、决策研究人员同时也是学术期刊的优质作者。3.承载内容的互补性学术期刊侧重基础理论研究内容的传播，对智库开展的针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应用型研究课题，具有指导作用；智库研究也包含一定的基础理论内容，同时智库开展的应用研究成果又可为基础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课题和论据。4.表现形式的一致性无论是学术期刊内容，还是智库成果，都是以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形式出现，都需要在第一时间传达给需求的对象，尽快发挥科学价值或政策影响力，为科学、政府决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服务。5.传播途径的有效性学术期刊是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的载体，是新的科学成果快速传播的媒介，具有特定的传播方向、快速的发行渠道和高端的读者群体，因此也成为智库成果倚重的定向传播方式和尽快发挥政策影响力的有效渠道。

二、学术期刊智库服务功能缺失的表现

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缺少服务智库建设的功能。当前，我国学术期刊，无论是人文还是科技期刊，都是以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为首要目标，整体上偏重刊发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呈现出较强的学术取向，但在应用研究内容方面存在不足。其中，科技学术期刊缺少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使一部分科技学术期刊无法起到服务科学决策和主导舆论的作用，对解决现实政策问题没有指导价值。1.偏重理论研究，忽视应用问题研究成果基础理论研究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科学发展水平和科学创新能力的标志，也是智库研究的理论基础。基础理论内容的报道和传播是学术期刊的核心工作，但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只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刊载，不重视应用问题成果的传播；同时，一些学术期刊对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过多刊载，造成重复选题过多、内容雷同、理论成果水平不高等问题，既没有很好地发挥学术期刊传播基础科学成果的功能，也缺乏解决应用问题的能力，更难以发挥为智库服务的功能，导致学术期刊本应有的智库服务功能的缺失。[3]2.侧重学术研究，科技学术期刊缺少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我国有近6500种学术期刊，其中3000多种为科技期刊，且办刊方式都比较传统，大多只关注书斋里的学术研究。虽然有少部分科技学术期刊对专业热点问题进行讨论，但对与科学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却非常少，导致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出现时，新闻媒体主宰了问题的话语权。由于某些新闻从业者的相关科技专业知识不足，以及新闻媒体报道的通俗性和即时性等局限，导致社会热点问题出现时，浅层次信息泛滥，专业性的深层次信息不足。[4]在这些热点问题或事件发生过程中，学术期刊既没有发挥其专业媒介的知识优势，深层次地对问题进行剖析、解读，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与认识水平，也没有承担起从专业角度向决策者建议的智库功能，致使学术期刊服务智库建设功能缺位。3.办刊目标偏移，难以服务行业和地方经济政策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为综合性期刊，这类期刊过于关注宏观层面内容，不重视微观内容，鼓励全局性研究，忽视行业、地域性成果；同时，为争取更高的影响因子和期刊排名，办刊者往往迁就期刊评价机构及相关的指标体系，使学术期刊为广大读者服务，为科学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的办刊目标发生偏移，成为为作者服务，为迎合评价机构服务的期刊。[5]这样的期刊内容、风格严重雷同，没有突出行业和地方特色，不能为所在行业、地方经济和政府决策服务。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多次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学术期刊走专业特色化发展道路，鼓励综合性期刊进行专业化转型，就是希望学术期刊能够尽快回归为科研成果传播服务、为读者服务、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政府决策服务的办刊目标，这也为学术期刊服务智库建设提供了依据。4.较少高认知度期刊品牌，难以形成决策影响力高认知度的品牌学术期刊，因为拥有自己特有的内容和形式以及行业美誉度，必然会成为受众首先关注并信赖的产品。一些高认知度的品牌学术期刊，具有强大的行业影响力，成为行业学术精英、政府各级管理者、企业管理和从业人员的首选读物。这些期刊通过前沿的学术理论、精心策划的热点内容、权威的学术观点，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实际问题的解决以及政府决策贡献智慧，因而能够发挥学术期刊为智库建设服务的功能。然而，当前我国学术期刊界，能够形成高认知度品革，将原来的综合性文章拼盘，调整为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系列。注重学科前沿，跟踪热点问题，注重理论研究的实际应用，注重实际问题的理论探讨。学术期刊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能够把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教育研究》[7]（有教育智库之称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世界经济与政治》[8]（入选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科学院院刊》[9]（入选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的中国科学院主办）等期刊都开设了系列专题研究专栏或出版专刊，对相关领域的若干实际问题发表了许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文章。这些期刊凭借高水平的理论优势、强大的顶端影响力，成为相关行业、政府部门解决实际问题、进行政策调整的理论来源，很好地发挥了学术期刊为智库建设服务的功能。3.重视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发表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研究，提出指导性、政策性意见、建议，是智库的基本功能，也是学术期刊利用高层次作者队伍的智力优势，对社会热点问题发表意见、影响政策制定、形成社会舆论、发挥智库服务功能的途径。学术期刊可以针对社会热点问题、突发事件，设立论坛和争鸣方面的专栏或出版专刊，邀请权威专家，对问题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解读，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建议，对受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中国科协主办的大型科技综合性学术期刊《科技导报》，即通过专栏和专刊，邀请科学家对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或重大事件中的科学问题进行跟踪捕捉、深度分析，传播科学界的声音。[10]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教授主编的《食品科学技术学报》，针对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热点事件，进行科学解读、政策分析、舆论引导，在食品安全领域发挥了期刊为智库建设服务的功能。[4]4.切实加强应用对策研究成果的传播作为公共思想、公共知识的生产者，智库的核心作用是为公共政策和决策服务。我国的学术期刊都是以学术探索与知识积累为首要目标，而不是以影响公共政策与决策为目标，对现实政策问题的指导作用不大。因此，除少数基础科学领域的刊物外，我国大多数学术期刊应该在重视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应用对策研究内容的传播。一方面，将选稿的侧重点放在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理论研究上，策划相关选题，引导作者开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决策性问题研究；另一方面，可以开设政策建议、、解读牌的期刊还很少，决策影响力相对薄弱，不能很好地发挥学术期刊的智库服务功能。5.办刊人员主动性缺乏，没有服务决策意识当前，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形式古板、风格雷同、缺少可读性。一些学术期刊，因为有大批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用于评定职称、考核的文章及在校生的学位文章，稿件资源丰富。这些期刊的编辑通常坐等来稿，不参加行业学术会议，不进行专业理论学习，不了解行业发展方向，不关注行业前沿和热点，办刊主动性严重不足。因为缺少对国家宏观政策和实际社会问题的关注，办刊人往往没有服务国家战略和决策的社会使命感，缺少服务国家与地方决策的意识，导致学术期刊不能为行业发展、社会问题的解决及政府决策发挥作用，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学术期刊服务智库建设的途径

摘要:2013年1月我国《科学事业单位财务制度》的颁布与实行，有效的指导了科研事业单位会计改革的开展。在新财务制度要求下，需要科研单位财务管理工作者对单位会计核算中出现的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应对，以便能促进国家基础科学技术研究目标的实现，同时确实做好国有资产保护工作。

关键词:科研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常见问题；改进措施

在我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念推动下，加大国家科研工作力度，促进我国各项基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我国科研事业单位的核心工作内容。随着国家新的发展战略定位、财政科技投入的大幅增加，对科研单位的财务管理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为了保障科研工作的顺利完成，单位财务管理人员应利用全面有效的会计核算措施，完善财务制度体系，解决当前科研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中的常见问题，为科研工作及单位正常运行提供有效的财务支持。

一、合理规范使用科研项目资金，加强科研项目资金管理

科研项目资金是科研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当前事业单位财务问题多发地带。因此，应利用有效的财务核算工作，合理规范科研项目资金使用方法与过程。制度规范模式。在管理制度制约下，会计核算人员以制度内容为基础，制定资金使用规范并予以执行，可以极大的提高规范工作效率与质量。同时制度规范模式，可以极大地避免核算工作者与资金使用者，因资金使用歧义问题造成矛盾与纠纷的出现;过程规范模式。资金使用与核算过程的规范，可以保证科研资金全面核算管理的实现。过程规范管理的开展，将资金使用与核算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并由专人对每个过程进行责任管理，实现财务人员对资金使用与核算过程的掌控;细节规范管理。细节问题是造成资金管理问题过程必须注意的内容。如资金审批签字与用章顺序；资金使用原始单据管理情况；财务印章管理人员等细节内容的规范，都有利于资金管理质量的提升。

二、利用资产总额精确清算措施，改进应收应付款核算问题

知识经济是由于高技术的产业化而导致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产物，同三百年前的由工业发展带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一样，它将引起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价值观等的全面变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遇到的又一次历史性机遇。面对新的产业革命机遇，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迎头赶上呢？下面，本文就结合知识经济的内涵与特征及其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影响来谈谈有关看法。一、高科技与知识经济的内涵及特征知识经济概念的内涵，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观点不一。大致来说，学术界流行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以世界经合组织为代表，也是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观点，它认为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软件是能够真正发挥所有这一技术之功能的关键部件，软件是核心，软件行业将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行业。第二观点以我国学者吴季松为代表，按照该观点，知识经济是一种智力经济，是“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第三种看法以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为代表，按照该观点，知识经济主要是一种“信息产业”，“这种信息完全依靠的是软件的成功，软件的成功之首是依靠软件的创新、技术、研究，并倾听用户的声音”。我们认为，以上的各种观点分别抓住了知识经济的某些主要特征来强调，各有所长，但都没有抓住“高科技”这一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容易造成理解上偏差。第一种观点单纯强调知识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但忽略了知识有高科技知识和一般科技知识之分，在知识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科技知识，显然不全面。第二种观点强调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忽略了科学技术有一般科学技术和高科技之分。第三种观点倒是强调了信息产业这一高科技产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高科技产业不仅包括信息产业，还包括其它产业，这一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实际上，知识经济是一种以高科技为支柱产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为主）、以高科技知识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以便解决人类由于工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和资源短缺危机的一种新型经济，是一种将导致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新型经济。同传统的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具有如下特征：1.知识经济是直接建立在高科技知识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在知识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指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新知识，是一种可推动产业发展的新知识，可简称为“可产业化的高科技知识”。所谓“高科技”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特定内涵的概念，不是传统科技的简单创新，按照联合国组织的分类，它主要有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和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科学技术。即使注入了高科技的传统科技也并不就是高科技，只有当高科技组成分大大提高，按国际科技工业园区的规范是超过70％时，传统科技才被创新为高科技。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主要不是取决于劳力资源或自然资源，而是更直接地取决于高科技知识的投入。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知识产业在有关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看得出来。所谓知识产业，包括教育、通信媒介、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据统计，在美国，1958年知识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1960年其比例就增加到34％，1974年超过46％，1981年达到49％。1997年，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2.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影响最大。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是高科技产业，并不是传统的农业或工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最为重要。目前，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高科技来发展经济，尤其是依赖于信息产业的发展。1994年，美国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所占的份额已达24.2％，日本和英国所占的份额已达到22.2％，德国达到20.1％，法国达到18.7％。此外据统计，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经济增长的1／4以上归于信息技术。3.知识创新、尤其高科技知识的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而是知识创新，尤其高科技知识的创新。如长期以来“重应用，轻基础”的日本，由于基础科学力量较薄弱，科技后劲不足，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电子工业、汽车工业、造船工业和部分高科技领域陷入困境，并被美国重新占据优势，如美国电子计算机公司、芯片制造公司及其汽车工业都已替代日本居世界领先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目前已进入了“大科学、高技术”时代，出现了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以及科学、技术与生产一体化的倾向，其具体表现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周期以及技术转化为生产的周期已大大缩短。据研究，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在20世纪初以前大约需要30年，到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大致为10年，至20世纪下半叶缩短为5年左右。因此，只有立足于基础性研究的“突破性创新”，才能形成全局的牵动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更新或调整，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4.知识经济是人类为解决传统工业经济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创造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物，它将导致全球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发生全面的变化。在传统的工业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有限的劳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由于掠夺自然资源而导致的生态危机，造成了人类生产与发展面临严峻的可持续性危机，以至于罗马俱乐部在七十年代大胆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零增长”战略。知识经济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出现的，它以高科技产业为依托来解决传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知识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依赖的是具有巨大潜力的智力资源。通过对智力资源的开发，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科学的、综合的和集约的配置，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通过对智力资源的开发，人们可以不断开发出富有的自然资源，从而创造出新的巨大财富，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由于传统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自然资源短缺危机和生态平衡危机。与传统经济相比，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注重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最佳统一。所以说，它实质上是人类为解决传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创造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物。作为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它不仅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从社会发展角度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背景上的，这样就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从那种区域经济走向了全球经济时代，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不再完全取决于本国的资源、政治经济体制，还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的相关因素。社会体制也更加趋向于民主化，过去那种靠垄断知识、垄资源来维持权威的传统作法，随着信息的全球化和智力资源的多样性而被逐渐淘汰。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说，世界将从工业时代的二元文化（即资本主义文化与反资本主义二元文化）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多元文化，这主要是知识经济的高科技特征决定的。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高技术产业较之以前钢铁、机械和纺织等产业不同，产业技术领域十分广阔，仅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芯片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光纤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以及层出不穷的新高技术中全面领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世界大市场中占一席之地，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冷战以后世界多极格局的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多元化，也就决定了世界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性与统一性，因此，人类文化将进入一个灿烂绚丽的多元时代，各种文化和各种价值观将在地球村这个背景下进行竞争。二、知识经济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影响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当代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概括起来说，当代科技发展出现了如下趋势：1.在科技管理方面，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了加强。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提高国家在科技管理与决策机构的地位，国家主持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二是国家加大对科技研究经费、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比例。为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发达国家提高了国家科技管理与决策机构的地位。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任职期间，把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提高到内阁部长级。克林顿上台后，于1994年初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统筹与规划研究开发工作，委员会的主席与副主席由总统和副总统兼任。此外，它们还确定了科研开发重点，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合理分配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力与资金。美国的“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计划、欧盟“科技发展与研究框架计划”、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等，都是它们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措施。在资金支持方面，发达国家还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尤其是重点支持知识产业。1994年，美国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就已达1730.2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61％，OECD成员国平均研究与开发费用占其GDP的2.3％。1996年，美国用于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和产业的投资已达2060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12.5％。2.在科技体系内部的发展重心上，基础科学研究与开发受到高度重视，注重产、学、研三方面的结合。由于知识经济是一种高科技产业化经济，科学、技术和生产一体化以及科学转化为技术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周期的缩短，一国科技发展和社会生产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的发展，因此，基础科学研究与开发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规模来看。在国际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规模一般可以用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的比例（FR／R&D）的大、小来衡量。根据有关资料，1970～1995年间美国基础研究投入的规模大致占R&D经费投入比例的14.2％，1993年最高曾达到17.4％。日本在1990年的比例为12.6％，印度的比例为16.4％。受其影响，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也受到高度重视，一些发达国家因此将教育视为“立国之本”，提倡在职教育，甚至提倡终生教育。目前OECD成员国的教育经费已占其政府支出的12％，在职培训方面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达到2.5％。3.在投资方向上，增加风险投资已成为促进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大科学基础上的高技术经济，而开发高技术本身不仅需要高额投资，而且高技术的生命周期短，更新快，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失败率相当高的任务，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是推进知识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以至在西方被人们称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进器”。目前，美国有40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居世界首位，它们每年为10000多家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据统计，1997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商共向1484家公司投入114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比上年增长16％，其中投入信息产业的风险投资为70亿美元，占全部风险投资的62％。4.在科技组织形式上，科技工业园区成为科学、技术与生产紧密结合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是符合时展需求的有效组织形式。正如主席指出的，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科技工业园区（我国称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中智力资源、信息、知识和高技术，通过现代管理实现规范化、网络化、国际化和产业会议来解决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技术、市场和风险问题，创造了高于传统工业几十倍的劳动生产率。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广泛兴建高科技工业园区，至今全世界已有900多个比较规范的科技工业园区，从业人员达数百万，美国硅谷已成为科技工业园区的成功典范。三、我国科技体制的现状及其对策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强了改革的紧迫性。从知识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讲，我们认为，我国科技体制主要存在着如下问题：第一，科学、技术与生产缺乏有机协调性，造成科技体制不能适应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要求。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科技课题，往往不能很好地反映到科研单位来，对于科研单位的成果，生产单位也不大了解或不感兴趣。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是，在科研组织内部，人们主要是根据专业来组织研究，而不是根据社会需要来组织研究，科研组织缺乏整体的经营意识。人才结构存在极为不合理的现象，科研单位主要由专业人才组成，缺乏经营人才。针对上述情况，我国政府近年来尽管实施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在“稳住一头”方面，由于政府下拨的事业费太少，以至于维持科技人员的工资和行政费用都不够，因此，该稳住的也没有真正稳住。在“放开一片”方面，因为采取了“层层分解创收指标的方法，结果使科研机构变成了科技人员个体经营的小作坊式的组合，并没有真正达到“放开一片”的目的。第二，部门之间壁垒森严，互相封锁，人才不能流动，信息不能沟通，以致出现有完全相同的课题，许多单位都在搞低水平上的重复劳动。有些很有经济效益的课题，却无人问津。第三，基础研究投资比例严重偏低。目前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已经达到12％～20％的规模，而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存在着比例偏低的现象，而且自1991年以来，逐年下降，到1994年基础研究投入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仅为6.6％。第四，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专利技术的实施率非常低，仅仅为10％，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且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高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8％左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30％～40％的水平。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在科技体制上还没有真正走出计划经济的模式。如“稳住一头”没有真正稳住，从表面看是政府下拔的科研经费总量不够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稳住一头”并不完全就是政府拔款的事情，它也是企业本身寻求发展必须解决的事情。如果企业和一些非营利机构能够参与进来，就能够缓解国家资金总量有限的问题。在“放开一片”的问题上，我们目前采取的是层层分解创收指标的方法，“科研机构在科技体制改革中仍然没有从技术生产单位转化为技术经营单位，没有从计划经济模式走到市场经济模式。特别是，科研机构的领导人仍然是上级任命的技术生产的学术带头人，而不是市场中摔打出来的技术经营者”。第二，我们没有建立科学、技术与生产相互作用的科研组织机构。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看，现代科研组织要由政府、高校、工业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机构这四个部分组成，政府实验室组织大型的、符合国家需求的科学技术研究，大学主要进行自主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业研究机构则主要进行符合企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科学研究，非营利机构则除了组织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外，还大力支持民间基础科学研究。这四大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由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目标，通过签订合同和提供研究资助的方法，组织政府、大学和私人企业的研究组织以及非营利机构在一定期间齐心协力，分工合作，进行攻关式的研究开发活动。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科学、技术与生产的一体化发展。在我国，只有政府和高校的研究机构是比较发达的，其它两种科研组织还处于萌芽状态。第三，我们没有建立适应高科技发展需要的风险投资机制。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如此之低和产业化进程如此缓慢，从投资方面看，除了有资金总量不足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因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缺乏专门从事风险投资的产业投资机制。根据有关资料，在我国已经转化的科技成果中，成功转化的资金主要靠自筹的占56％，国家科技计划贷款占26.8％，风险投资仅占2.3％。国外专利成果转化率高，风险投资起了关键作用，尤其是种子型创业基金更是如此。正如美国前总统的科技顾问基沃斯博士所指出的那样，“至少有50％从事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在其发展中得到风险投资的帮助”。从世界各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经验看，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和发展创业基金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必然选择。由此可见，我国在科技体制上应当采取的对策是：第一，在科研组织上要吸取国外的有益经验，建立适应时展需求的科研组织，以便从根本上解决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现代科研组织要由政府大型科学中心、高校科研机构、工业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机构这四个部分组成，只有它们的相互作用才能适应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以及“大科学，高技术”发展的需要。在工业研究机构中，目前出现的最新组织就是以硅谷为典范的科技工业园区。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后三种科研组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与指导下进行协同研究与开发。第二，加大基础研究比例，这不仅指国家，也包括企业在内。第三，提高科研人员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待遇，真正做到稳住一头。第四，在科研机构内部，要建立合理的人才结构。为面向市场，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应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第五，为促进和保护知识经济的发展，除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外，我们还需要建立金融保障体制，加强高科技发展的风险投资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因而许多客观规律、“机理”和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相对可靠、管理学不是一门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学确实还不够“资格”、大量的“科学”也就不成为科学了、必须达到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上述标准、经济学研究不仅不可能进行实验设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同时就是强调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是一门机械论科学、现代科学的“理念”比起古希腊时代，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科学对自然和文化的解释并不是绝对的和万能的、历史学似乎比管理学更不科学、管理学，作为“管理学科”的基石的管理学还缺乏上述条件等，具体请详见。

张建华先生的《也谈“管理”》一文中提出了很多问题，鉴于各种原因，本人在这里只谈与“科学”和“管理”这两个语词有关的某些问题，即说明为什么管理学不能成为“管理学科”的核心基础科学。

从“科学”这一语词较为通常的意义上来说，管理学自然是一门科学。一般来说，任何一门学问，只要同时坚持如下两个原则，就可以成为一门通常意义上的科学。

第一，坚持用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客观规律、从可控制实验中获得的各种“机理”、通过逻辑思维过程得出的各种“原则”作为解释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理论依据。

第二，坚持以人们可以共同感知的、可共同把握的实验数据、观察结果、基本事实、基本事件、历史记录等作为研究的起点。

由于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因而许多客观规律、“机理”和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相对可靠的。同样，大量的实验数据、观察结果、基本事实、基本事件、历史记录本身也会因人的解释的不同而只是相对可靠的。但这并不要紧，这些东西发展或变化了，科学本身也会发展和变化。这也就不妨碍我们把坚持这两个原则“作”出的学问当作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