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自治范文10篇

摘要：乡村基层群众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纽带。笔者坚持问题导向，分析了当前乡村振兴工作中基层群众自治实践所面临的困境，为进一步回应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找准解决基层群众自治问题的突破途径，找到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相配合的基层治理方式。基于此，笔者提出了要继续完善政党嵌入，平衡自治性与行政化以及拓展乡村基层民主协商等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群众自治的路径。

关键词：基层群众自治；乡村振兴；基层治理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提出“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1]。乡村基层群众自治作为乡村治理重点工作之一，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纽带[2]。以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为触发点，乡村振兴战略新发展阶段亦必将对基层群众自治提出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新发展阶段的内容、目标和完成方式有别于精准扶贫，势必要调整和创新原有的治理方式。

1乡村振兴中基层群众自治的困境

1.1基层群众自治主体性弱化

基层群众自治主体性是指包括村委会组织在内的乡村自治主体能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主开展工作的一种自治状态。具有主体性的自治形态才能够实现对村社共同体利益的保护。基层群众自治主体性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村级自治主体仍存在“等、靠、要”的落后思想。具体来看，当前村级自治主体缺乏推动乡村振兴的主动性，仍处于被动等待上级行政决策的状态中。在脱贫攻坚中，一方面通过资源输入、项目下乡等将福利政策下放给村民；另一方面通过行政力量下沉的方式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国家承担了特定的主体责任，导致了农民对国家资源供给的依赖，以及村委会在村级治理中依靠自上而下的决策和行政命令，即通过执行上级行政指令对照精准扶贫基本标准完成既定任务。然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多元化、实现方式的差异化，亟需改变村级自治主体“等、靠、要”的落后思想，激发村级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和农民等的内生动力。2）村级自治主体缺乏长远视角。乡村振兴是系统性长期工程，其目标指针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村级自治主体要具有乡村振兴“为谁建设”“如何建设”“建设什么”的长远考量。一方面，自治主体要秉持村社理性。不同地区由于资源优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乡村振兴的运行特征和运行方式也有所不同。外部的行政力量很难为所有乡村都找到一条适合其特点的发展道路。因此，村级自治主体要秉持村社理性，积极挖掘地方特色，并基于乡村特征做出合理决策和治理行为。另一方面，要秉持“运动式治理”形态。“运动式治理”能在有限时间内聚合行政体制内所有人力、财力、物力等全域资源，可以有效解决短期内的社会问题[3]。但这种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群众共治形态，群众主体性缺失会导致民主决策被弱化。

各村（社区）：

根据县5月20日县人口计生委召开的人口计生基层群众自治百村示范活动启动会的要求，我镇结合实际，认真贯彻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居）创建活动”。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和市、县委《意见》精神，按照国家人口计生委、民政部、中国计生协《关于加强和完善村级计划生育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意见》，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计生协《计划生育村民自治规范》要求，将推进人口计生基层群众自治纳入到整体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之中，坚持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行政管理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基层协会的优势，实行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积极贡献。

二、主要目标

进一步加强村（居）人口和计划生育网络建设和阵地建设，加强村（居）自治制度及自治能力建设，在全镇范围内培育、树立一批人口和计生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居），促进全镇人口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全面、健康推进，促进人口计生长效工作机制建设，进一步增强群众的依法维权意识和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根据《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关于开展依法治市“十大行动”的通知》《通法治组6号关于开展依法治县“十大行动”的通知》的要求，现就开展“基层公约自治行动”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升群众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水平，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努力构建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良序，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工作格局。

二、工作内容

（一）对象范围

全镇各类机关、学校、村（社区）、企业、事业单位，寺观教堂以及“两新”组织等均要建立具有特色的自治规范，实现各行各业全覆盖。

如何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新形势下发展基层民主的客观要求。为此，我们对江苏盐城市10个县（市区）的100个乡镇，采取走访、座谈、问卷、研讨、交流等方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并以盐城市为分析样本，对当前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现状、存在问题及突破的路径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对策。

一、现实状况及其特点

互动是指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语言或其他手段传播信息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行为的过程[1]。目前，政府行政管理正处于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换的历史进程中，基层民主治理运行机制逐步完善，基层群众自治与党内民主相互促进、基层群众自治与政府行政管理相互补充、基层群众自治与国家民主政治相辅相成的互动态势日趋明显，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局面已经初露端倪。

1.基层政府逐步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增强

（1）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初见成效。改革使传统的“取”、“予”关系发生逆转，乡镇政府从过去对农民的“要钱、要粮”，转向落实粮食直补等各种惠农支农政策以及提供各种社会公共服务，初步改变了乡镇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依法办事的工作新机制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步伐加快。

（2）乡镇治理单元趋向合理，冗员状况有所缓解。通过撤乡并镇和合并村组，镇域、村域面积进一步扩大。

随着城区工作重点向社区转移,社区的地位日益突出,已成为基层党政组织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阵地。为发挥好基层党政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方便群众和企事业单位办事,改变社区财务比较混乱的状况,近年来,玄武区积极探索,在社区推行以党务、政务、事务、财务为主要内容的居务公开,取得了初步成效,得到了社区群众的拥护和基层干部的支持。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1、推行党务公开,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在社会转型期,部分“单位人”变为“社区人”,社区党员呈现出流动性强、身份社会化等特点,传统的党务工作方式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党务工作公开化、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针对这一情况,玄武区在社区推行了党务“五公开”,即：公开党建工作目标、党务工作流程、党员教育管理措施、党费收缴标准、党员发展和预备党员转正等,鼓励社区党员对党务工作“指手画脚”提意见,积极参与社区党建。党务公开后,社区党员清楚地知道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尤其是方便了流动党员参与党的活动,拓宽了党组织的有效管理范围。同时,公开社区党员身份,有利于党员接受群众监督,发挥党组织在社区居民中的思想引导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工作在社区的影响力、渗透力和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2、推行政务公开,方便了群众和企事业单位办事。现实生活中,普通老百姓常常为怎么申请执照、到哪里办结婚证明等事头疼。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把到哪里办、怎么办告诉老百姓,让老百姓办事心里有底,真正享有知情权、知政权。近年来,已陆续向社区群众公开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办事条件、办事程序、办事纪律、办事期限、监督办法和办理结果,行政执法部门的收费、罚款标准和收缴情况等事项,使群众不出社区,就能了解政府部门的工作。实行“一门通”社区政务服务,在社区设立政务办公大厅,工商,税务、劳动、民政等部门派员进驻,在社区集中办理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政务工作,包括办理营业执照、缴纳税金、居民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婚育证等,较好地解决了群众办事“找不到门,碰不见人”的现象,真正让群众省事省时省力,受到了群众欢迎。

3、推行事务公开,提高了社区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参与政治的愿望和热情不断提高。“民有所呼,官有所应”,“民之所需,官之所为”。年初,在试点的基础上,我区出台了《社区事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明确规定社区必须公布居委会的选举情况、居民干部分工、社区工作制度、社区干部职责、工作目标计划、社区居委会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居民公约”、社区居民会议的决定、对社区居民干部的评认情况、社区评先、表彰情况、社区设立的服务项目、便民热线电话等。目前,每个社区都在居民比较集中的地方,建立了统一的橱窗,定期公布社区事务。社区群众高兴地说:事务一公开,公道不公道,一看便知道。同时,积极拓宽社区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锁金村街道的8个社区在事务公开栏上增设了“提问栏”和“回音栏”,群众对社区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可直接写在“提问栏”中,社区干部定期收集,及时进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限期在“回音栏”内向群众回复。这项活动的开展,调动了社区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了群众民主参与意识。社区居民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为社区建设出谋划策,仅今年上半年.各社区居委会就收集居民意见和建议700多条,有300多条被采纳。

4、推行财务公开,初步建立社区民主理财制度。社区财务工作是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区通过明确划分社区的收支范围,合理确定收入标准,推行社区财务公开。向社区群众公开社区居委会财务收支情况,居民干部的补贴、奖金,救灾救济款物的捐赠和发放,各种费用的收缴等情况。主动接受社区居民的监督,开设监督台、意见箱、举报投诉电话,形成了面向全体居民群众的财务监督网络。锁金四村社区居委会原计划为办公室增添两台电扇,在公开栏上公开后,社区群众不同意,认为办公室已有空调,没必要再购买电扇,经过居民大会讨论决定,用这笔经费举办了一台居民纳凉晚会。社区干部和群众认为,社区财务公开“给了群众一个明白,还了干部一个清白”。

实践证明,通过居务公开,社区工作的透明度提高了,社区居委会行为更加规范了,基层党政组织与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社区人际关系更加和谐了。

【摘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形式，实行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实践表明，村民自治制度顺应了时代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代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的发展方向，促进了农村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本文通过对村民自治制度性质功能、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作用效果等的探讨，揭示了这一改革形式理论与实践价值，回答了现实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对进一步搞好这一制度建设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原则思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已有20年。农村是全面改革的起始地。农村改革的突出之点，一是在经济上实行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根本标志的新型生产关系形式，二是在政治上实行了以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为显著特征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这两项改革都是中国独有的创造，已引起世界的关注。科学总结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建设，关系着对20年来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认识，关系着对中国实际的人权进步程度的把握及对社会主义民主广泛性、真实性的理解，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

乡政村治，始终是中国社会政治统治与政局稳定的基础。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这一国家政权大厦的根基性建设，把它作为巩固自身地位、有效控制社会的第一道关口。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强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一直都在探寻基层管理的有效形式。村作为最基层的一级组织，其属性和体制形式建国后曾几经更易，直到最终建立起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

我国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建并完善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的农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的贫农团、抗日战争时期产生的锄奸小组、闾等都具有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同志在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指出，农会是“新的乡村的自治机关”（注：《选集》合订本，第29页。）。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仲裁组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裁断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调解委员会，更是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雏型。

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产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80年代初，针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度出现的管理上的失控现象，一些地方的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村管会”、“议事会”等组织，制订了村规民约，成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产生的重要基础。1982年新宪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通过试点逐步建立村民委员会。1985年生产队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在全国基本结束，建立起村民委员会92万多个。1987年11月24日六届全国人大2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并于1988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标志着村民自治活动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1990年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村民自治示范活动，建立起一大批示范县（市）、乡（镇）、村，使村民自治建设进入有法规、有典型、有路子的阶段。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村民自治制度已在全国各地农村深深扎下了根。

一、调整建制优布局

按照“往县城靠，提高城镇化率；往产业集中区靠，提高产业聚合度；往撤并乡镇社区靠，提高群众归属感。”的思路，历时3个月，圆满完成村级建制调整及社区优化改革。由151个行政村、52个社区调整为100个村、53个社区，撤并率33.8%。村民小组调整优化改革是村级建制调整及社区优化改革的延伸，改革按照“三不变”“两局限”“五不并”的思路，已完成6个试点镇改革任务，今年10月底完成改革。全市1852个村民小组，拟调减村民小组836个，调减率超过42%。通过改革进一步调优了城乡社区布局，促进了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

二、补齐短板促发展

我市村级建制调整及社区优化改革后，部分村社区人口增多，服务范围扩大，因此办公阵地，尤其是会议室等场所急需改扩建。针对这种情况，一是市财政先后两次安排共计510万元的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村社区公共设施补短板；二是市民政局积极向省上争取40万元资金用于九龙镇双泉村阵地建设，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前期规划和设计；三是各镇（街道）通过整合资金，采取改扩建和与社区单位共建的方式加强综合设施的建设。目前，通过多种途径已基本补齐短板，缓解了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不足的局面，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社区的发展。

三、社工队伍更专业

不断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积极组织社工人员参加职业水平考试，通过前期大力宣传，今年全市社工报考人员119人，是2019年报考人数的2.4倍。积极推动出台社工人才激励政策，按照组织部门关于人才方面的要求，进一步细化和草拟了全市的社工激励政策文件，待上会审核后，将正式出台并实施。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开展社工人才和志愿者能力提升培训，邀请成都、绵阳等地的专家教授为150余名参训学员讲授社工专业知识，不断提升社工人才专业能力素质。

这次赴欧考察，德国、瑞典、法国的有关专家学者给我们介绍了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大量关于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的信息。在听取介绍和实地考察过程中，由于国内所从事工作的原因，我们对上述三个国家基层治理体制格外关注。它们规模各异的市镇建制，形式多样的市镇自治组织体制，较为明确的权力职责，有保障的经费来源，以及令人瞩目的发展新动向，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规模各异的市镇建制。

如同欧美其它发达国家一样，德国、瑞典、法国在中央（联邦）级、省（大区、州）级的各种权力配置及其运行已十分老道，并为世人所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国在中央（联邦）、省（州）层面保持一套完善而又相互制衡的公共权力体系的同时，在基层还保持了规模多样的建制市镇。

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国家政权分为三级：联邦级、州级（个）和地方级（多个）。在德国，万居民的巴伐利亚（）州有个市镇，万居民的布莱登伯格州（）有个市镇，万居民的汉森州（）有个市镇，万居民的撒克斯尼亚州（）有个市镇，万居民的莱登撒克逊（）州有个市镇，而万居民的柏林（）本身也是一个市镇。在我们到访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共有个市镇，其规模也是各异，其中有个人口超过万人，最大的是科伦市，人口达万，小的市镇人口只有几千。

瑞典既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也是一个单一制的地方分权型的国家。国家政权分为三级：中央级、省级（个）、市镇级（，个）。在瑞典，全国总人口只有近万，但市镇建制却有个，平均每个市镇有居民人，大的像首都斯德哥尔摩人口达人，小的市镇只有人。历史上瑞典的市镇更多，从年地方自治改革后，市镇不断合并，到年市镇数量已由早期的多个减少至个，到年再减少至个，今天全国市镇数量稳定在个。

法国是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型国家。国家政权分为：中央级、大区级（个）、省级（多个）、城市（市镇）联合体级、市镇级（多个）。在法国，市镇建制早在年就正式确立了。目前市镇数量已达多个，据说比原欧盟国市镇数量的总和还要多。有万个市镇的人口不足千。由于许多市镇人口太少，原创：法国中央政府曾在世纪年代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市镇之间进行合并（但不是强制），但推行的结果，大约只有市镇之间愿意相互合并，更多的市镇不愿意合并。

【摘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形式，实行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实践表明，村民自治制度顺应了时代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代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的发展方向，促进了农村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本文通过对村民自治制度性质功能、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作用效果等的探讨，揭示了这一改革形式理论与实践价值，回答了现实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对进一步搞好这一制度建设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原则思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已有20年。农村是全面改革的起始地。农村改革的突出之点，一是在经济上实行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根本标志的新型生产关系形式，二是在政治上实行了以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为显著特征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这两项改革都是中国独有的创造，已引起世界的关注。科学总结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建设，关系着对20年来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认识，关系着对中国实际的人权进步程度的把握及对社会主义民主广泛性、真实性的理解，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

乡政村治，始终是中国社会政治统治与政局稳定的基础。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这一国家政权大厦的根基性建设，把它作为巩固自身地位、有效控制社会的第一道关口。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强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一直都在探寻基层管理的有效形式。村作为最基层的一级组织，其属性和体制形式建国后曾几经更易，直到最终建立起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

我国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建并完善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的农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的贫农团、抗日战争时期产生的锄奸小组、闾等都具有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同志在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指出，农会是“新的乡村的自治机关”（注：《选集》合订本，第29页。）。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仲裁组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裁断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调解委员会，更是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雏型。

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产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80年代初，针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度出现的管理上的失控现象，一些地方的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村管会”、“议事会”等组织，制订了村规民约，成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产生的重要基础。1982年新宪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通过试点逐步建立村民委员会。1985年生产队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在全国基本结束，建立起村民委员会92万多个。1987年11月24日六届全国人大2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并于1988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标志着村民自治活动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1990年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村民自治示范活动，建立起一大批示范县（市）、乡（镇）、村，使村民自治建设进入有法规、有典型、有路子的阶段。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村民自治制度已在全国各地农村深深扎下了根。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后，村级民主治理逐步深入，村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在目前村民自治的政治环境中，坚持党的核心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同样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强化党的执政职能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任何实践，必须有利于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巩固，而决不能是相反。村民自治建设要沿着健康理性的道路坚持并发展下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打好基础并创出经验，党就必须切实履行起执政党的职能，就必须对村民自治工作切实起到动员、教育、组织、引导和协调的领导作用。联系到农村实际，就是要坚持村党组织在村级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坚持村党组织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项事务的领导，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一、现阶段村民自治中党组织作用发挥情况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实行村民自治，是推进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作为党实施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意义十分深远。有人把“村民自治、包产到户、乡镇企业”称作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取得的三项突破，也历来被视为农村改革的重大成就。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作。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的目标任务。近年来，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化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村级组织建设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村党组织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两委”班子不和谐，村民自治存在着盲目性，法制化、规范化、民主化程度不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农村基层社会民主建设的进程。

（一）、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之间关系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差距。

*年1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第二、第三条分别规定了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地位与作用：“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该条例对村党组织的主要职责进行了详细规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及本村党员大会的决议；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领导和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领导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支持和保证这些组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各自章程充分行使职权；搞好支部委员会的自身建设，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负责村、组干部和村办企业管理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搞好本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工作。”可见，法律规定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它以“三个自我”和“四个民主”为重要内容，这些规定是很清楚的。但对村党组织的职责规定得过于笼统。在国家政权退出农村，农村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党仍然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以党领导国家政权的方式处理党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明确了村党组织对村民委员会的领导关系，至于如何领导、怎样体现这种领导不是很清楚。当然，虽然具体如何领导不很清楚，但大的思路、党的期待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党的领导是领导和支持农民当家作主，支持村委会的工作，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顺利推进和真正落实。理论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协调、统一、没有矛盾的。

现实中，目前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根据我们对全区110个村“两委会”的关系调查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状况。所谓“两头小”，就是村两委会关系明显紧张和关系协调融洽的两类，这两类所占比重都不大，分别在5%—10%之间；所谓“中间大”，就是处于一般状况的占多数，大约在75%左右。从实际情况来分析，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关系表现为四种模式：第一，党组织书记大权在握，控制村内一切资源，村委会成为执行或附属机构，这种关系相当普遍，因为我区现在的村党组织书记大多兼任村经济合作社社长，控制了村集体经济的支配权。但不管效果如何，表现形式如何，这种模式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自治精神和自治原则，削弱了村民自治的进步意义。第二，村委会主任大权独揽，操纵村里的一切，党组织书记被排斥，这实际上否定了党的领导，这种模式在全区并不多见。第三，村委会主任和村党组织书记为争作“一把手”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形成两个中心，村民也由此分成派别，结果是两败俱伤，村民遭殃。第四，由于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之间的矛盾，双方互相撂挑子，村中事务无人过问，并由此造成民心涣散。我们把这四种模式归纳为“党强村强”、“党弱村强”、“党强村弱”、“党弱村弱”。近年来，我区村两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款发放，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村务、财务二公开等这些具体的事情上。如某村在土地征用费的发放上村主任与村书记发生分歧，村主任动员村民对村支书施压。有的个别村已经分成以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为首的两个派系，在村级重大事项上各执一词，村级重大事项成为双方炫耀权威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