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权范文10篇

一、要正确认识基层政权弱化问题

基层政权重在基层，直接面对群众是基层政权组织的一个个重要特点，它处于“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位置上，是连结国家与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与协调作用，它所具备的基层性质和基础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近些年来，农村基层政权的弱化现象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财政保障能力弱化，许多乡镇的财政运转非常困难，甚至有的乡镇依靠举债运转；社会整合与控制力弱化，由于基层政权威信在不断降低，因而农村的很多矛盾都无法化解；社会动员能力弱化，政府的号召力在不断降低；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弱化，由于财政困难，基层政权在提供义务教育、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方面能力较差。

基层政权的弱化问题有正常的原因，也有非正常的原因，对此要作科学分析，不要一听到基层政权的弱化就害怕就批判。基层政权建设要解决三个基本的问题，一是发展方向问题，二是与服务对象的关系问题，三是自身的服务能力问题。方向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是基层政权组织的定位问题，就是各方面要体现出来的民主化问题。民主民主，人民做主，这一点需要用体制来保障。搞基层选举，给老百姓以自由，不断给老百姓松绑，这是历史潮流，这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点要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从计划体制下的强控制到市场体制下的少控制弱控制，这是一个大趋势，要正确对待，当然基层政权的弱化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关节点”，基层政权过度弱化，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政府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就会丧失对基层政府官员的控制和约束力，中央的政策方针跟本就无法落实到基层。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发生的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简称“6.28”事件），就凸显了基层政权过度弱化所带来的问题。我们要找准基层政权弱化的政策和制度性根源，强化基层政权建设。方向问题决定着与服务对象的关系问题，在正确的改革方向指引下，要用体制来保障基层干部的执政为民问题，而不是为难百姓，有的甚至欺压百姓。发展方向问题和与服务对象的关系问题解决好了，接下来就是基层政权组织自身的服务能力问题，有心无力也是办不好办不成事的，因此我们党提出了要提高执政能力执政水平这个大问题。应当说这三个问题我们都想到了，也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是都没有落实好，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从政策上制度上体制上找原因，不能一出问题就是百姓的素质问题，是所谓个别人的别有用心，这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成为一些人逃避责任的托辞。

二、基层政权弱化的政策和制度性原因

基层政权弱化的政策和制度性原因体现在多个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业税等税费制度的改革、财税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等等，都会影响到基层政权的控制力。此外，社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基层政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大大弱化了基层政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有充分的自主权，种植什么、种植多少等等都充分自主，只需按照国家的规定缴纳相应的税费就可以。农民与国家之家的经济利益关系远不如“”时期紧密，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控制力大大下降，却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此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准备“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的课题，近日在阅读有关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著作。“中国基层政权研究会”的三本成果——《中国乡镇选举制度》(以下简称《现状》)、《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制度》(以下简称《选举制度》)、及《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以下简称《会议制度》)引起我的注意。我注意它的原因在于这些书目的两个特征：第一，它提供了不同经济发展地区乡镇政权建设现状的调查报告；第二，它反映了国家级行政部门对于基层政权的“问题意议”，也可以说是“问题取向”。在我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有极强的学术分析价值，调查由人去做，这个人必须带着问题去，这些“问题”构成了调查者的注意和理解方向，反映在调查报告中，我看到，多数作者的基调放在行政领域一乡镇政权的成效及运转上。他们的资料直接从基层得来，非常丰富和“原始”(未经复杂加工)，仔细阅读它们，就会发现其中不乏重要问题的线索。因而，我这里不是企图用纯学术的标准去评价这本书，因为政府研究机构与学术研究机构的角色有别——他们各自的关心和训练不同，我想要做的是，整理出书中材料反映出的重要可研究问题，推动这一研究的进展。毫无疑问，这些作品的出版已经为这一研究做了相当有用的工作。

一

据我有限的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基层政权”已有多位研究者涉足。他们分别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进行观察，其中心问题是基层社会的稳定或动乱来源，以及国家(或历史中的“帝国”)政权的进入(在农村建立统一管制同其原有秩序的关系。已经提出的概括有“士绅操纵”(孔飞力，1980)、“经纪体制”(杜赞奇，中译本，1995)等等。孔飞力提出，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其很深的社会制度根基，这就是由名流(或称“士绅”)操纵的政治生活。名流具有双重身份；社会领导阶层和国家官僚集团，其中没有官职的生活于家乡社会，凭借他们的身份、财富和关系操纵地方事务。士绅的文化凝聚力，补充国家各级官僚职位的人员流动、以及与国家政权的密切合作，使得政权建立在这个集团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并反映他们的利益。但是在咸丰之后的若干年里，这一社会基础受到削弱。传统名流在20世纪开始解体，原因是现代化造就了新的城市名流，他们很难与中国农村的利害产生一致联系(孔飞力，1980，中译本237页)。后来农村士绅开始向城市社会单向流动，从而整体上渐渐离开了农村社会生活秩序。费孝通、梁漱溟、陶行知等学者都观察到了这一现象。

杜赞奇建议用“经纪体制”理解基层社会结构，经纪体制在国家官僚和农民之间起到协调作用，它可能是保护性的，也可能是掠夺性的，其角色据组成成分和利益关系而定(杜赞奇，1995)另一种研究是有关“保甲制”的，这种意见认为，士绅“官僚化”(ZhangZhongli，1955)机制的失效，使得20世纪的国民政府采用历史上曾有过的保甲制度解决基层的控制问题。保甲制的目的在于帮助国家行政权力向乡村延伸，把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轨道铺到每个农户门口。由于保甲的主要任务是税收和治安，它不可避免地与原有地方自治的控制范围产生矛盾，它代表国家意志的强行进入，人为地破坏了原本完整的社区单位。结果是中央的政令容易下达了，可是地方的公务却僵持了，地方的建设事业无法进行，矛盾增多，基层行政效率反而低下。这些问题的起因，基本上在于保甲是中央政令的执行机关，而非自治团体，因而它堵住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形成了基层“单轨政治”的局面(费孝通，1947)。也有学者认为，保甲制事实上并没有想象中的成功；虽然国家把权力延伸进村，但它缺乏直接派任领薪人员入村的机制，保长实际上成为国家机器和村庄社团夹缝中“左右为难的牺牲品”，他们面对着各种矛盾的纠缠而无法展开工作(胡庆钧，1949，黄宗智，1986)。

无论是“士绅”制、“经纪”制还是“保甲”制，它们所针对的都是国家和基层的有效关系问题。在历史经验中，基层的稳定以保障基层的相对自治为成功，但是“自治”又不便于国家行政权力的进入，妨碍了联系的畅达，国家体制和基层民众如何连接的基本困难仍然存在。西方学者用“蜂窝状”(Shue,1985)和“屁护关系”(Oi，1989)概念，说明在中国当代农村，这种联系仍然有着巨大的结构阻力和非正式性。因而，在中外学者的注意中，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主要是村民自治和国家行政权力的重突问题。这样，探索国家行政和民众自治的结合形式，使其能够将重突减低至基层稳定的限度，显然是基层政权研究的中心。换句话说，需要设计一个整合农村社会的制度安排，使它既能够保障农村的自主和安居，又有助于国家顺利地征取税收，同时能在国家体制和社会民间建立制度化联系渠道，以集中和上达民意进入决策参考。它必须是“政治一行政的合一体系”(Political-executiveCombinationalism，张静，1995)，即兼有政治的(自下而上的利益传输)和行政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两项功能。这就回到了费孝通40年代提出的问题上来了，费孝通的“单轨政治”，说明了只有行政管制，而无民意吸纳的不健全，没有这两方面的基层政权中的互相包容，基层政权难以有稳固的社会基础，我们的所有讨论就从这里开始。

二

一

所谓农村基层政权，按照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是指由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与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两者有机构成的统一体（注：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故在各级政权组织体系中，它位居政治领导地位，从而也就构成了政权体系内必不可少的要素。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亦如此。

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然而客观实际表明，现阶段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还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笔者依据对湖北省一些农村区域的社会调查，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

（一）权力结构失衡

所谓权力结构失衡，此处主要“是指农村在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内，由于党政关系、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三者之间关系未理顺而导致政权运作不畅的一种无序状态”（注：刘然、舒德焱、胡良琼：《中国农村政治》，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115页。）。以党政关系而言，则突出地表现为某些乡镇党组织违反国家宪政体制，过分地干预乡镇人大与政府的事务，使政权的运行机制失调和功能萎缩；以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而言，乡镇人大权力“软化”而乡镇政府权力过分“硬化”的现象很普遍。由于上述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内的部分行为主体超出宪政体制和法律上的规定，使得各行为主体不能各司其职，造成政权非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运作，并导致权力结构失衡的不合理的现象产生。

（二）政权功能的削弱和柔弱

一

所谓农村基层政权，按照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是指由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与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两者有机构成的统一体（注：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故在各级政权组织体系中，它位居政治领导地位，从而也就构成了政权体系内必不可少的要素。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亦如此。

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然而客观实际表明，现阶段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还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笔者依据对湖北省一些农村区域的社会调查，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

（一）权力结构失衡

所谓权力结构失衡，此处主要“是指农村在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内，由于党政关系、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三者之间关系未理顺而导致政权运作不畅的一种无序状态”（注：刘然、舒德焱、胡良琼：《中国农村政治》，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115页。）。以党政关系而言，则突出地表现为某些乡镇党组织违反国家宪政体制，过分地干预乡镇人大与政府的事务，使政权的运行机制失调和功能萎缩；以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而言，乡镇人大权力“软化”而乡镇政府权力过分“硬化”的现象很普遍。由于上述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内的部分行为主体超出宪政体制和法律上的规定，使得各行为主体不能各司其职，造成政权非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运作，并导致权力结构失衡的不合理的现象产生。

（二）政权功能的削弱和柔弱

为了准备“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的课题，近日在阅读有关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著作。“中国基层政权研究会”的三本成果——《中国乡镇选举制度》(以下简称《现状》)、《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制度》(以下简称《选举制度》)、及《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以下简称《会议制度》)引起我的注意。我注意它的原因在于这些书目的两个特征：第一，它提供了不同经济发展地区乡镇政权建设现状的调查报告；第二，它反映了国家级行政部门对于基层政权的“问题意议”，也可以说是“问题取向”。在我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有极强的学术分析价值，调查由人去做，这个人必须带着问题去，这些“问题”构成了调查者的注意和理解方向，反映在调查报告中，我看到，多数作者的基调放在行政领域一乡镇政权的成效及运转上。他们的资料直接从基层得来，非常丰富和“原始”(未经复杂加工)，仔细阅读它们，就会发现其中不乏重要问题的线索。因而，我这里不是企图用纯学术的标准去评价这本书，因为政府研究机构与学术研究机构的角色有别——他们各自的关心和训练不同，我想要做的是，整理出书中材料反映出的重要可研究问题，推动这一研究的进展。毫无疑问，这些作品的出版已经为这一研究做了相当有用的工作。

一

据我有限的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基层政权”已有多位研究者涉足。他们分别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进行观察，其中心问题是基层社会的稳定或动乱来源，以及国家(或历史中的“帝国”)政权的进入(在农村建立统一管制同其原有秩序的关系。已经提出的概括有“士绅操纵”(孔飞力，1980)、“经纪体制”(杜赞奇，中译本，1995)等等。孔飞力提出，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其很深的社会制度根基，这就是由名流(或称“士绅”)操纵的政治生活。名流具有双重身份；社会领导阶层和国家官僚集团，其中没有官职的生活于家乡社会，凭借他们的身份、财富和关系操纵地方事务。士绅的文化凝聚力，补充国家各级官僚职位的人员流动、以及与国家政权的密切合作，使得政权建立在这个集团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并反映他们的利益。但是在咸丰之后的若干年里，这一社会基础受到削弱。传统名流在20世纪开始解体，原因是现代化造就了新的城市名流，他们很难与中国农村的利害产生一致联系(孔飞力，1980，中译本237页)。后来农村士绅开始向城市社会单向流动，从而整体上渐渐离开了农村社会生活秩序。费孝通、梁漱溟、陶行知等学者都观察到了这一现象。

杜赞奇建议用“经纪体制”理解基层社会结构，经纪体制在国家官僚和农民之间起到协调作用，它可能是保护性的，也可能是掠夺性的，其角色据组成成分和利益关系而定(杜赞奇，1995)另一种研究是有关“保甲制”的，这种意见认为，士绅“官僚化”(ZhangZhongli，1955)机制的失效，使得20世纪的国民政府采用历史上曾有过的保甲制度解决基层的控制问题。保甲制的目的在于帮助国家行政权力向乡村延伸，把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轨道铺到每个农户门口。由于保甲的主要任务是税收和治安，它不可避免地与原有地方自治的控制范围产生矛盾，它代表国家意志的强行进入，人为地破坏了原本完整的社区单位。结果是中央的政令容易下达了，可是地方的公务却僵持了，地方的建设事业无法进行，矛盾增多，基层行政效率反而低下。这些问题的起因，基本上在于保甲是中央政令的执行机关，而非自治团体，因而它堵住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形成了基层“单轨政治”的局面(费孝通，1947)。也有学者认为，保甲制事实上并没有想象中的成功；虽然国家把权力延伸进村，但它缺乏直接派任领薪人员入村的机制，保长实际上成为国家机器和村庄社团夹缝中“左右为难的牺牲品”，他们面对着各种矛盾的纠缠而无法展开工作(胡庆钧，1949，黄宗智，1986)。

无论是“士绅”制、“经纪”制还是“保甲”制，它们所针对的都是国家和基层的有效关系问题。在历史经验中，基层的稳定以保障基层的相对自治为成功，但是“自治”又不便于国家行政权力的进入，妨碍了联系的畅达，国家体制和基层民众如何连接的基本困难仍然存在。西方学者用“蜂窝状”(Shue,1985)和“屁护关系”(Oi，1989)概念，说明在中国当代农村，这种联系仍然有着巨大的结构阻力和非正式性。因而，在中外学者的注意中，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主要是村民自治和国家行政权力的重突问题。这样，探索国家行政和民众自治的结合形式，使其能够将重突减低至基层稳定的限度，显然是基层政权研究的中心。换句话说，需要设计一个整合农村社会的制度安排，使它既能够保障农村的自主和安居，又有助于国家顺利地征取税收，同时能在国家体制和社会民间建立制度化联系渠道，以集中和上达民意进入决策参考。它必须是“政治一行政的合一体系”(Political-executiveCombinationalism，张静，1995)，即兼有政治的(自下而上的利益传输)和行政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两项功能。这就回到了费孝通40年代提出的问题上来了，费孝通的“单轨政治”，说明了只有行政管制，而无民意吸纳的不健全，没有这两方面的基层政权中的互相包容，基层政权难以有稳固的社会基础，我们的所有讨论就从这里开始。

二

一

所谓农村基层政权，按照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是指由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与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两者有机构成的统一体（注：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故在各级政权组织体系中，它位居政治领导地位，从而也就构成了政权体系内必不可少的要素。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亦如此。

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然而客观实际表明，现阶段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还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笔者依据对湖北省一些农村区域的社会调查，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

（一）权力结构失衡

所谓权力结构失衡，此处主要“是指农村在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内，由于党政关系、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三者之间关系未理顺而导致政权运作不畅的一种无序状态”（注：刘然、舒德焱、胡良琼：《中国农村政治》，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115页。）。以党政关系而言，则突出地表现为某些乡镇党组织违反国家宪政体制，过分地干预乡镇人大与政府的事务，使政权的运行机制失调和功能萎缩；以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而言，乡镇人大权力“软化”而乡镇政府权力过分“硬化”的现象很普遍。由于上述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内的部分行为主体超出宪政体制和法律上的规定，使得各行为主体不能各司其职，造成政权非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运作，并导致权力结构失衡的不合理的现象产生。

（二）政权功能的削弱和柔弱

2012年度，根据局领导班子分工安排，本人主要分管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居家养老工作、五保供养、殡葬改革等方面的工作。一年来，本人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市局的各项目标考核内容，积极配合局主要领导，对照分工要求，积极抓好分管的各项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按照“述职、述廉”的要求，结合个人德、能、勤、绩等方面汇报如下：

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认真履行好工作职责，必须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打好思想基础，筑牢思想防线。一年来，我能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党纪条规，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能摆正个人利益和群众利益的关系，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开展本职工作，树立大局意识，自觉地做到把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的利益当作第一考虑，把群众的满意当作第一标准，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

二、勤政务实，扎实做好本职工作

（一）基层政权工作稳步推进

1、村（居）委会换届工作依法圆满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按照省、市统一部署，我区应依法进行第八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在选举工作中，本人直接参与起草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文件、制订了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意见、实施方案，对镇办的换届选举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题培训。本次换届选举工作涉及到31个村，19个社区，虽涉及面广，任务重，矛盾复杂，但各村（社区）换届工作仍然平稳、有序、依法进行。截止10月15日，我区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已全面结束，是全市唯一一家全面完成换届选举的的单位。

首先请允许我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年出生，人，在我任职期间，曾获得年度先进个人、先进个人、经过工作几年以来不断地学习和实践，在领导和同志的支持帮助下，并渐渐成长为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工作的主要骨干之一。

一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民政厅的悉心指导下，在市委各部门、市直各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局党组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和省民政厅的工作安排，一手抓干部队伍建设，一手抓民政事业发展，取得了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明显进步、民政事业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科积极配合各个部门完成各项年度工作任务，我本人也在各项工作的扎实推进中锻炼了素质，增强了以下各个方面的能力：

一、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领导水平

作为一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党员干部，我能够认真学习各项管理知识，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工作当中，勤学习、善学习，把学习专业知识作为一种兴趣、一种爱好、一种习惯，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采取多种形式，坚持学精管用，重点学习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各项文件精神，拟订全省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建设和社区建设政策并指导实施，指导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提出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的建议，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开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各项工作的保质保量完成，使自身的专业素养和领导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二、具有爱岗敬业、积极肯干的工作作风

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和学习，使得本人养成了爱岗敬业、积极肯干的工作精神，扑下身子深入基层现场，不断的在实际工作中磨砺和充实自己，通过有效的实践在基层管理工作中有所创新、有所作为。不断加强信息管理和各项登记管理工作，全面、优质、高效、安全的完成了各项管理工作。

现有6个村民委员会、一个居委会、一个管委会。年初以来，镇委、镇政府及农村“两委”班子紧紧围绕如何让中央1号文件促农增收的精神落到实处这一主题，狠抓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

一、充分发挥村委会作用，充实后备干部队伍情况

（一）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村委会换届选举后，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了村委会成员32人，其中主任6人，副主任7人，委员19人。当选的村委会成员中，党员21人，占村委会成员的65.6%，妇女6人，占村委会成员的18.75%，平均年龄43.7岁。文化程度方面，大专文化1人，高中（中专）文化14人，初中文化16人，小学文化1人。村民代表人，村民小组27个，起到连接政府和群众的纽带作用。

首先，提高两委成员整体素质。为进一步提高各村“两委”班子成员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才能，按照省委组织部的总体部署，区委组织部集中利用5天时间，根据深入了解农民所急需掌握的农牧业知识和今年各村拟发展项目所需要的技术，对123名镇干部和村“两委”班子成员进行了培训。

一是邀请高校名师授课。区委组织部从八一农垦大学请来了副校长赵教授等3名多年从事农牧业的教授，针对我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转牧战略的实际需要，为镇村干部和部分种、养殖大户专题讲解了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建设》、《奶牛饲养技术》、《保护地种植》三项内容，并现场解答了群众许多疑难问题。

二是利用本级“专家”讲解。区委充分发挥本级师资力量，从区委党校、区政府信息中心、区法院、镇经科教实验基地等地抽出骨干力量，组成讲师团，为镇村干部和部分种、养殖大户解读了“两会”报告中的“三农”问题、网络基本知识、民主与法制建设、奶牛饲养、中草药及色素万寿菊的种植等内容。

最近，XX县委办、县委组织部、县经管局、县民政局等部门组成调查组，对村级班子建设进行了专题调研。此次调查采取发放调查表、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查阅有关资料等形式，调查范围涉及平口、小淹、杨林等10个乡镇、20多个村。调查结果表明，我县村级班子建设总的形势是好的，呈现出积极、健康的发展态势，为促进我县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同时，调查中发现，村级班子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着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和稳定。

一、我县村级班子建设的基本情况

我县1180个行政村（居委），共有村干部4948名，其中35岁以下的891人，占18%。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的1179人，占23.8%。调查表明，近年来，我县在加强村级班子建设方面卓有成效。一是班子整体结构不断优化。各乡镇党委在选拔和任用村级干部时能坚持“以人为本”，勇于打破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的选人用人观念，全方位启用人才，及时将优秀人才充实到村级领导班子。近3年来，全县先后调整村支两委成员1984人，其中村党支部书记548人，村主任492人。村级班子整体结构逐步得到了优化。二是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大多数两委班子建立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做到了按章理事。特别是近年通过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促进了村干部们的廉洁自律，拉近了干部、群众的感情距离，改善了干群关系，强化了村干部的民主意识和群众观念，也促进了村干部作风转变。大部分村干部能勤政务实，兢兢业业地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村级班子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三是村干部队伍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县、乡两级将村干部的培训教育纳入了干部教育规划。近3年来，全县共举办村级干部各类培训班386期，受训的村级干部达26840人次。特别是通过村级“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全县村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党性党风和政治理论教育，政治思想素质明显提高。四是村干部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升。大多乡镇对村级班子实行了岗位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对村干部报酬全面实行了统筹，推行了“基础+职务+工龄+村类别+绩效”的结构工资制度，并严格按规定兑现奖惩，使村干部干有目标，管有依据，评有尺码。同时，大部分乡镇党委政府能做到用真诚与亲情联络村级干部，在感情上与村干部真心交朋友，工作上及时为村干部撑腰壮胆，生活上尽力为村干部排忧解难，村干部不安心的思想不断淡化，工作积极性普遍高涨。五是后备干部队伍不断壮大。近3年来，全县共培养和发展优秀青年农民党员750名，其中已任村干部的164名，已作为村级后备干部储备的达415名。

调查也表明，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村级班子建设中出现和存在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影响了村级组织作用的发挥。一是年龄老化、文化程度偏低。全县4948名村干部中56岁以上的达756名，占15.3%。有的乡镇56岁以上村干部的比例高达30%以上。江南镇老屋村和百花村支部书记年龄已满70岁。全县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有1503名，占30.4%。有的村干部连自己的名字、同意开支等简单的字都不会写。由于文化程度不高，部分村干部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往往理解不透，认识不深，贯彻不力，严重影响了村级组织作用的发挥。二是干部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仍然不够。部分村干部思想观念陈旧，工作方法简单，缺乏依法行政、按章理事的自觉性。墨守成规，不求改革创新。一些村级班子缺乏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在带领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增强收入方面办法不多、能力不强。发展经济的思路不清、路子不明。据各乡镇党委评定，全县村干部能力一般和较弱的达2696名，占54.4%；村级班子能力一般和较弱的673个，占59.3%。三是部分村两委班子关系不协调，工作合力不强。部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不能互相配合共同开展工作，存在拉山头，闹派性的现象。有的支书与村长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班子不协调，思想不统一，无法发挥出村级班子应有的工作合力。工作无法开展，群众无所事从，经济无从发展，基本失去了村级组织的战斗力和凝集力。四是村级干部队伍难稳定。农村工作环境艰苦，任务繁重，村干部待遇低、难落实，不少村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人心思动现象较普遍，甚至干脆“撂担子”。东山乡高星、下茶两个村共有党员51名，曾任村组干部的22人，近三年来辞官不做的12人，现任村干部中外出打工的10人。五是部分村干部队伍青黄不接。近年来，随着经济、文化、社会的转型，青年新生力量处于分散、流动状态，村级组织难于对他们开展有效的教育和培养。部分地方对村干部后备人选的培养选拔缺乏硬性措施，真正有文化、有素质、有培养前途的人才很难选拔，后备干部队伍出现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局面，有的村甚至找不到合适人选出来担任村干部。

二、当前农村基层班子建设不到位的原因分析

第一，个别乡镇对加强村级组织的建设重视不够。有的乡镇只把经济工作视为主要任务，使基层班子建设与经济建设脱节。忽视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忽视对基层干部和党员管理与教育，不注重后备力量的培养与发展。有的村甚至近10年没有发展一名党员和后备干部，组织生活基本没有正常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