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权力机构范文10篇

近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相当关注县以下乡村地区的基层社会，但因为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而且有关资料极为零散，所以，目前对民国时期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研究，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注：闻钧天的《中国保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钱瑞升等的《民国政制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书都对民国初年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有所论及。但在近代中国，不同地域的情况可能有很大差别，以上论著不可能对各地的情况都作比较细致的研究。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研究了河北、山东若干县份乡村权力机构的情况。于建荣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和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研究了湖南、四川某些村落的百年变迁，其中内容也与本论题有关。关于民国初年广东的乡村权力机构，似尚未有专题研究著作或论文。)本文拟探讨民国初年(大致是1912——1925年)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情况，希望对研究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有所助益。

一

本文所说的“权力机构”，是指实际上而非法定的政权机构。按清朝的制度，最基层的政权建立在州、县，到了民国初年仍是如此。1914年11月，袁世凯在褫职缉拿广东东莞县知事王铭渐的大总统策令中提及“知事为亲民之官”[1]，就是民国初年仍把县作为法定的最基层政权的反映。但在清末的广东，县以下的乡村地区，已经形成了士绅控制的实际上的权力机构——“公局”；从督抚到州县官员，都认可公局的存在和权力(注：关于清末广东的基层权力机构，笔者拟另文详细探讨。)。清末“预备立宪”时，实行地方自治，规定县以下的城、镇、乡设立议事会、董事会，广东各地办理情况不一，有的州县是筹而未办，有的是公局改头换面，有的则把原来的团练地域划分为区。例如顺德县在光绪末年分为10区，所依据的就是中法战争期间筹办团防全县10团的防区[2]。但无论何种情况，士绅控制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情况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在清末的几年，由于绅权的衰落，再加上革命党人、绿林好汉的活动，在广东很多地方，官、绅对基层社会已日渐失去控制。1911年11月9日，广东“和平独立”，建立了由同盟会员领导的广东军政府。在辛亥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革命党人在广东发动了数量巨大的民军。这些民军，用胡汉民的话说，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本队”[3](p46)，其人数曾达到148400人[4]，还不算那些没有在军政府领取军饷而未列入统计的兵匪难分的队伍。民军的广泛发动，使乡村的士绅在革命高潮中普遍受到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局、城镇乡议事会、董事会这类机构。例如，顺德县乐从镇公局曾经积极协助官府缉拿革命党人和绿林好汉，1911年11月初，几百名民军开到乐从，“向团保局驻扎，遍树党旗，各局绅逃去无踪”[5]。1912年5月，有人不无夸张地说：“自反正以后，从前士绅，即多遭盗贼蹂躏，逃亡殆尽；其未遭挫折者，亦以亡清头衔，不足以慑服乡里，且鉴前车，不复敢挺身任事，于是地方办事机关，扫灭净尽。”[6]

革命党人在进行反清斗争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夺取政权，尽管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在1902年已初步形成，他曾设想收复各地后，“则以军政府约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则受军政府节制；无则由军政府简人任之”[7](p278)。孙中山在1906年主持制定的《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关于革命时期之地方政权，规定了每县设立一个“安民局”，有局长一人、局员10人、顾问10人，“局员择营中人或地方绅士，顾问员皆以地方绅士充之”[8](p304—305)，对县以下地区则没有提及。对珠江三角洲那些近百万人的大县，这种“安民局”的设计未免脱离实际。从现有资料看，广东军政府成立后各县并没有普遍建立这种“安民局”。革命党在乡村原有的权力机构没有自己的人，他们所能联络的，既不是掌握权力的士绅，又不是占人数最多的农民，只是乡村的一些边缘群体如会党、绿林。当革命高潮到来时，这些人可以在短期内纠合人数众多的武装，造成很大声势，但不可能帮助革命党把影响真正深入到乡村。当革命高潮过后，广东军政府由于军饷无着，加上各界居民的压力，不得不大规模地解散民军，这些民军不少重新流落为匪，于是整个广东的乡村地区更处于动乱之中。当时多数县长是同盟会员；胡汉民后来说过，广东90多个县，每年平均更换县长三次[9](总p618—619)，可见，广东军政府对县一级尚能控制。但县以下广大的乡村地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广东军政府共发行了约1800万元没有准备金的纸币，以广东3000余万人口，辛亥前后每年的外资总值接近2亿海关两，1800万元的纸币应该不算很多。但纸币流通十分困难，重要原因是乡村地区拒用，结果纸币都集中到省城，造成低折。(注：关于广东1911年前后的外贸额，参看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关于纸币低折，参看邱捷：《1912—1913年广东的纸币低折问题》，《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10—11集.中山大学学报论集，1994年。)广东军政府曾在全省实行大规模的“清乡”，直接的原因是要清除盗匪，但从根本上说是希望把统治权力落实到乡村基层社会，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取得成功(注：关于民国初年广东的清乡，参见邱捷：《1912—1913年广东的社会治安问题与广东军政府的清乡》，《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维持纸币和清乡的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革命党人在乡村地区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受他们控制的基层权力机构。

革命党人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们曾计划在清乡的同时，“通饬各属办理乡治”，先在各县划定各乡界址，然后“选乡中人望所归之人，谕充乡长、乡董，以谋一乡之治理，乡人均受其约束”[10]。不过，革命党人所设想的乡治，一直到二次革命失败也无进展，各地基层权力机构的恢复与重建，是在政府无力监管和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的。

近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相当关注县以下乡村地区的基层社会，但因为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而且有关资料极为零散，所以，目前对民国时期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研究，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注：闻钧天的《中国保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钱瑞升等的《民国政制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书都对民国初年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有所论及。但在近代中国，不同地域的情况可能有很大差别，以上论著不可能对各地的情况都作比较细致的研究。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研究了河北、山东若干县份乡村权力机构的情况。于建荣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和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研究了湖南、四川某些村落的百年变迁，其中内容也与本论题有关。关于民国初年广东的乡村权力机构，似尚未有专题研究著作或论文。)本文拟探讨民国初年(大致是1912——1925年)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情况，希望对研究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有所助益。

一

本文所说的“权力机构”，是指实际上而非法定的政权机构。按清朝的制度，最基层的政权建立在州、县，到了民国初年仍是如此。1914年11月，袁世凯在褫职缉拿广东东莞县知事王铭渐的大总统策令中提及“知事为亲民之官”[1]，就是民国初年仍把县作为法定的最基层政权的反映。但在清末的广东，县以下的乡村地区，已经形成了士绅控制的实际上的权力机构——“公局”；从督抚到州县官员，都认可公局的存在和权力(注：关于清末广东的基层权力机构，笔者拟另文详细探讨。)。清末“预备立宪”时，实行地方自治，规定县以下的城、镇、乡设立议事会、董事会，广东各地办理情况不一，有的州县是筹而未办，有的是公局改头换面，有的则把原来的团练地域划分为区。例如顺德县在光绪末年分为10区，所依据的就是中法战争期间筹办团防全县10团的防区[2]。但无论何种情况，士绅控制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情况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在清末的几年，由于绅权的衰落，再加上革命党人、绿林好汉的活动，在广东很多地方，官、绅对基层社会已日渐失去控制。1911年11月9日，广东“和平独立”，建立了由同盟会员领导的广东军政府。在辛亥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革命党人在广东发动了数量巨大的民军。这些民军，用胡汉民的话说，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本队”[3](p46)，其人数曾达到148400人[4]，还不算那些没有在军政府领取军饷而未列入统计的兵匪难分的队伍。民军的广泛发动，使乡村的士绅在革命高潮中普遍受到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局、城镇乡议事会、董事会这类机构。例如，顺德县乐从镇公局曾经积极协助官府缉拿革命党人和绿林好汉，1911年11月初，几百名民军开到乐从，“向团保局驻扎，遍树党旗，各局绅逃去无踪”[5]。1912年5月，有人不无夸张地说：“自反正以后，从前士绅，即多遭盗贼蹂躏，逃亡殆尽；其未遭挫折者，亦以亡清头衔，不足以慑服乡里，且鉴前车，不复敢挺身任事，于是地方办事机关，扫灭净尽。”[6]

革命党人在进行反清斗争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夺取政权，尽管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在1902年已初步形成，他曾设想收复各地后，“则以军政府约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则受军政府节制；无则由军政府简人任之”[7](p278)。孙中山在1906年主持制定的《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关于革命时期之地方政权，规定了每县设立一个“安民局”，有局长一人、局员10人、顾问10人，“局员择营中人或地方绅士，顾问员皆以地方绅士充之”[8](p304—305)，对县以下地区则没有提及。对珠江三角洲那些近百万人的大县，这种“安民局”的设计未免脱离实际。从现有资料看，广东军政府成立后各县并没有普遍建立这种“安民局”。革命党在乡村原有的权力机构没有自己的人，他们所能联络的，既不是掌握权力的士绅，又不是占人数最多的农民，只是乡村的一些边缘群体如会党、绿林。当革命高潮到来时，这些人可以在短期内纠合人数众多的武装，造成很大声势，但不可能帮助革命党把影响真正深入到乡村。当革命高潮过后，广东军政府由于军饷无着，加上各界居民的压力，不得不大规模地解散民军，这些民军不少重新流落为匪，于是整个广东的乡村地区更处于动乱之中。当时多数县长是同盟会员；胡汉民后来说过，广东90多个县，每年平均更换县长三次[9](总p618—619)，可见，广东军政府对县一级尚能控制。但县以下广大的乡村地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广东军政府共发行了约1800万元没有准备金的纸币，以广东3000余万人口，辛亥前后每年的外资总值接近2亿海关两，1800万元的纸币应该不算很多。但纸币流通十分困难，重要原因是乡村地区拒用，结果纸币都集中到省城，造成低折。(注：关于广东1911年前后的外贸额，参看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关于纸币低折，参看邱捷：《1912—1913年广东的纸币低折问题》，《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10—11集.中山大学学报论集，1994年。)广东军政府曾在全省实行大规模的“清乡”，直接的原因是要清除盗匪，但从根本上说是希望把统治权力落实到乡村基层社会，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取得成功(注：关于民国初年广东的清乡，参见邱捷：《1912—1913年广东的社会治安问题与广东军政府的清乡》，《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维持纸币和清乡的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革命党人在乡村地区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受他们控制的基层权力机构。

革命党人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们曾计划在清乡的同时，“通饬各属办理乡治”，先在各县划定各乡界址，然后“选乡中人望所归之人，谕充乡长、乡董，以谋一乡之治理，乡人均受其约束”[10]。不过，革命党人所设想的乡治，一直到二次革命失败也无进展，各地基层权力机构的恢复与重建，是在政府无力监管和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的。

通过参加中心支行举办的新提职干部任职培训班，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突出强调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重大任务。作为基层央行行长，我们要认真学习、自觉践行同志的要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全心全意履行基层央行行长职责。

一、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是要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问题。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领导干部才能始终信守为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的正确原则；才能充分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履行所担负的职责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领导干部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权力既可造福人民，也可引发祸害。当前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权力有着错误的看法，有的人把权力作为获利的工具，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奉行“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信条，最终走向腐败堕落；有的人“官本位”思想严重，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认为“权力是领导给的”，于是他们只对上司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一切为了谋官、保官、升官；有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专断独行，为所欲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有的人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失职渎职，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凡此种种，都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源自哪里？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党的党章也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立党为公、掌权为民，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是党的领导干部应有的权力观。领导干部，只有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的义务，绝没有为个人捞好处的权利，不能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为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谋取个人和少数人利益的筹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担负着金融宏观调控、金融监管、金融服务等重要职责，同时也拥有履行这些职责所必要的各种权力。人民银行基层支行作为总行的派出机构，在上级行的领导下，要正确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在辖区内认真履行好基层央行的职责。基层央行行长身处执行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服务的第一线，树立正确权力观具有重要意义，直接关系到各项金融方针、政策、措施能否落到实处，关系到辖区经济金融能否平稳运行、健康发展。作为一名基层央行行长要正确看待和行使权力，把权力真正用于支持经济发展，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存款人的利益和加强内部管理上，绝不能把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

二、正确用好基层央行行长权力，为履行基层央行职责服务

[摘要]要解决基层党建新格局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就要致力于基层党建在执政观念、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上的创新性转型，要把基层党建新格局的科学建构与伦理建构结合起来。

[关键词]基层党建新格局；结构性问题；创新性转型；科学建构；伦理建构

基层党建再也不能停留在企业领导“核心”与“中心”和农村“两委”之争的表层微观问题上，而要着重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因为基层党建的改革与创新面临着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

一、现象：社会转型博弈中基层党建的结构性窘境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始逐步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空间。从基层党建改革与创新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联性看，党的基层组织置身于纵向的城乡二元结构与横向的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博弈之中，实质上成了矛盾的焦点。基层组织利益与群众利益矛盾的日益凸显和社会期望值的提升。使基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目前，我国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健全，在社会三元结构转型过程中，很难形成三方的结构性制衡与和谐共进。基于这种现实，必须充分理解和重视基层党组织在三方博弈结构中的角色和处境，着力推进基层党建的改革与创新。

基层党建的改革与创新，不可忽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多样化影响：一是社会结构转型由两极化的哑铃型趋向于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经济市场化使群众对政党、国家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治冷淡主义滋生。这对基层党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阶层分化使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直接影响执政党的政策选择和基层组织的政策执行。特别是既得利益群体对基层组织的政策执行影响越来越大，公平与效率如何兼顾是一个现实的两难问题。三是宗教迅速发展和网络文化革命，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使基层党组织有效开展群众工作的难度增加。四是两新组织、公共领域以及公民社会逐步崛起，凸显出某些与经典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相疏离的现象，使基层党建以组织部门为主导的优良传统和现行经验不足以全面应对。

一、坚持党政分开原则，建立新型党政关系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领导体制改革中决不能片面强调执政党同国家政权截然分开，以此来削弱党的领导。但要确立党政职能分开的新的执政理念，建立起重大决策统一、重要职务交叉兼职、具体职能分开的党政领导体制。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法行政的客观要求。

1.正确处理党与人大的关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基点应当放在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领导干部执掌全国人大这一国家最高权力，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上。要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推选党员领导干部进入各级人大，并合法运用党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中的优势，使党员占据人大各个委员会的多数及其主要领导人职位；要通过各级人大的党组作为纽带把党的系统与国家权力机关连接起来，充分发挥人大党组对党员的领导作用，统一党员代表的思想，协调党员代表在人大立法和选举中的作用；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有机地统一起来，善于把党和人民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避免以政策代替法律现象的出现；要维护人大的权力和威信，凡是由人大任命或选举产生的重要领导干部，非经法定程序，党组织不得擅自决定对其调离或重新任免，更不能将地方人大选举中落选的干部调任到其他应由选举产生的岗位任职；在人大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党员在党内选举中落先或被解除职务，敢必须相应地辞去其在国家权力机关中的任职，由党组织重推荐党员干部依法担任人大领导职务。总之，执政党必须牢牢掌握对国家权力的领导权和控制权，通过进入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来实现党的执政意图，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最基本途径。

2.党和政府的关系。人民政府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行政执行机关，是人民意志的执行系统。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重点是明确划分党和政府的职能，使各级政府真正对它的授权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国家权力主体之间的授权关系、权力界限和权力运行程序，使国家权力合法化、规范化，以保证政府权力的正常运行；要细化党委与政府的职能分工，进一步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凡昌政府中关系全局的重要决策，应由政府主要负责人提交党委会讨论决定，会议通过后由政府组织实施，党委不直接干预政府施政过程；党对政府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正确的决策，由政府党组和党员领导干部去贯彻实施，不能由党委直接组织人大、政府等政权机构具体执行；要按照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又直接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消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党的部门，适度精简党干务干部人数，避免因人设事，干涉行政事务现象的出现；要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来实现党的意志，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应主要通过人大琰体现和实施，并依据相应的法律程度，在这方面应制定相应的政府程序法。

3.党与社会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的关系。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是理顺党政关系、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前提和基础。实践证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计划经济时期那种由党的各级组织直接管理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必须正确界定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党与社会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的关系。

首先，必须对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正确定位。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方式与对社会基层经济文化组织的领导方式有着原则的区别，具体体现为领导核心与政治核心之分。作为执政党，必须在各级政权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而在其他组织中则主要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政治核心是指基层党组织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是通过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来实现的。在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的基层单位，党组织都应当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这样既有利于把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统一规范起来，也有利于保证行政领导负责制的有效实行。

引言

当前关于乡镇政府改革思路的探讨，我认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将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乡镇（层次）本身，忽视了上下级政府间的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作用；二是鲜有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当下的乡镇问题，因故难以认清当下乡镇问题的历史根源；三是在方法论上，没有突破“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要么将乡镇简单地视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不能认识到乡镇政府与其上任何一级政府组织都大相迥异的特性；要么从所谓的“乡村自治”的历史传统来推断乡镇“应有的”民间属性，以此来规划未来的乡镇政府改革前途[1].如果不能克服前述三个方面的不足，我们提出的有关改革意见就难免会流于偏颇，甚至是有害的。

本文将首先摆出困扰我国乡镇政府的一些问题，并尝试从政府间体制上进行分析，找出它们的体制性原因；然后对乡镇政府的历史发展轨迹进行简单的梳理，探寻乡镇组织的发展规律；文章还试图从“国家”与“民间社会”之外的“第三领域”（thirdrealm）[2]维度来探讨乡镇政府的独特属性。在这些分析中，还将穿插对当前的一些乡镇改革思路的评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者会提出自己的改革思路和具体的政策建议。

一、困扰乡镇政府的一些问题

乡镇政府似乎是因为农民负担、村民自治和乡镇债务等问题才成为近年来社会和各级政府关注的一个焦点，其实，它自80年代初重建以来[3]，就一直被一些问题所困扰着。最初主要是“条块分割”问题，随后是乡镇机构膨胀问题，以及村民自治对乡镇政府传统权威的挑战问题，接下来是加重农民负担问题，与之相随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及乡镇财政困境等问题[4].这些问题的相继出现，实际上亦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对于乡镇政府如何建设（或改革）至今都没有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一）“条块分割”问题。所谓“条块分割”问题，实际上是乡镇政府与县级政府职能部门设在乡镇的“七站八所”之间的“管理”关系不顺的问题。尽管在不同的时期设在乡镇的站所名称、形式、数量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即：有利可图的站所一般都是由县直部门直接管理或者以其为主导、乡镇政府辅助管理，而一些无利可图的站所则被视为“包袱”甩给乡镇政府管理，并由乡镇财政供养。例如，财政、工商、税务、公安、司法、土地、水电、信用社、交通等站所基本上由“条条”管理；文化、广播、卫生院、中小学、农技等事业单位基本上下放给乡镇政府管理[5].如此一来，那些设在乡镇、由上级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站所，势必会在相当程度上瓜分和肢解乡镇政府的大部分权能，同时，又与乡镇政府争夺乡村资源特别是财税资源，使乡镇政府在“权、能、利”三个方面皆不能成为一级完备、统一、效能的政府，以致乡镇政府无法有效领导和管理本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等各项事业。[6]

关于乡镇改革与乡镇干部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贯彻落实，过重的农民负担大幅下降，农民收入也大幅增长。因此，关于三农问题讨论的热点由“减负增收”转向了“乡镇改革”。在这一讨论的过程中，很多人认为乡镇没有多大的积极作用，主张撤销乡镇政府和部门；还有很多人认为乡镇干部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主要因素，甚至认为乡镇干部没有几个是好的，紧张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就是乡镇干部闹的，等等。由于本人出生不好（曾经当过十七年乡干部），不说也得说几句。

一，三农问题集中表现在基层，产生问题的原因并不都在基层

不下基层，不接触社会底层，不知道底层人生活的艰难与不瞒；接触了社会底层，农民给你讲的几乎全是基层的干部如何多、如何坏，乡镇政府和部门如何只是要钱要命、如何没有必要存在。这些都是事实，但都不是事实的全部。在封建王朝，县官常常总是最坏的官的代表，因为县官是最基层的官；在今天，乡镇干部常常总是最坏的官的代表，因为乡镇干部是最基层的官。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现在，如果做定量分析（如贪污腐败的比例和程度、吃苦精神、付出的劳动和报酬等等），县官和基层的干部绝对不是最坏的官，并且有好多人是想做好官而不得不做了坏官。其实问题表现在基层，但产生问题的原因并不都在基层：第一，农业的gdp在总的gdp中不到15％，要养活70％的人口和60％的干部，还要承担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乡干部要在一个“骨瘦如材的人身上刮肉”而又不得不刮肉，这可是制度规定的；第二，农村政策出在上面、权力在上面、国家的资源都掌握在上面。上面要基层干部为民服务，下面就服务；上面要基层干部管制人民，下面就管制。乡镇政府是中央、省、市、县政府的影子，对上面负责——一级对一级负责是制度规定的；第三，至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前些年中央的粮食政策总是得不到很好的执行，但现在看来错在粮食政策，执行的越好，国家亏的越多，农民坑的越苦；至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则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嫌。当然还第四、第五、第六，在此没有必要说了。

二，乡镇政府与乡镇干部将长期存在

很多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人呼吁撤销乡镇政府。对此，乡镇和县一级的官员说这是“胡说八道”，中央和省一级的官员很慎重，农民似乎还不知道有这样一挡子事。我个人认为乡镇政府将长期存在下去（合并或分设一些是必要的）。这是因为，10000－100000人的地方没有政府是不可能的。有的人说，不找农民收钱了，乡镇就没有什么事可做的了。那我要问，城里不找市民收公粮，为什么要政府？时代在前进，人的需求也在增长，乡下的几万人也是人，要过人的生活，怎么就不要政府呢？以我的家乡为例，一般的乡镇都在50000人以上。下雨了，水要流入洪湖，为保证下游村民的安全，需要政府协调调度；干旱了，要从洪湖和长江调水，水要合理分配。一个50000万人口的地方，要建设和维护庞大的基础设施，要提供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包括正常的秩序和安全），要维护市场交易公正，至于计划生育就更是需要政府了。再以西部10000人左右的乡镇为例，乡镇政府是扶贫工作和基础实施建设的主要组织实施者，是技术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实践证明：贫困的地方技术服务难以市场化），是社会秩序、社会公正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保障者，是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维护者，当然计划生育也只有政府来做了。我想象不出没有乡镇政府的乡村社会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假如生活在乡村社会的人都是木偶，也许不要乡镇政府，即使生活在乡村社会的都是奴隶，我想也应该需要政府。中国的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乡村社会，科学的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我想乡村社会会有越来越多的事需要干部去做，需要更多的像任长霞一样的公仆。所以，乡镇干部（怎么称呼可以讨论）不仅不会消失，而且需要一支庞大而稳定的队伍长期存在。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心委员会第六次全心得议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决定。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它不仅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和谐，而且也必须是城乡和谐，是整个社会的和谐。形成于旧体制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虽然有所松动，但远未得到实质性地改变，而且当前城乡差距继续呈现加快扩大的趋向，农村贫困尤其是农村相对贫困日趋严重。农村社会的不和谐必然会成为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障碍。只有实现城乡和谐、农村和整个社会的和谐，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和谐。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正是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

所谓农村基层政权，按照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是指由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两者有机构成的统一体[1。目前农村多数基层政权建设卓有成效,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但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严重新问题。

一、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存在的主要新问题

（一）公仆意识淡薄，官僚作风严重

中国封建社会的取仕之道，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官尊民卑"的官本位思想和"权力欲"倾向。受此影响，有些乡镇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服务意识淡薄，认为自己高高在上，不把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个人利益、部门利益放在首位，大肆攫取个人私利、部门私利。另外，一些乡镇领导推行政务时不依据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往往搞"人治"，凭"经验"办事。有的乡镇领导为了完成上级任务或者取悦上级领导，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和农民利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结果出现了"逼农致富"等事件，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经济、政治甚至人身权益，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不利于农村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和谐、融洽，是威胁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

（二）权力结构失衡

一、加强基层央行反腐倡廉规章制度建设必须提高思想

一是廉政规章制度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有些反腐倡廉的规定制度反复、重复出现，应急特征明显。有些廉政规定只是在每年“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行文、重复强调，不仅弱化了廉政规定的权威性和约束力，而且容易造成人们心理上的麻木和行动上的我行我素。有的廉政规定没有结合基层机构自己的实际情况，原文翻印上级行的文件，不切合基层的实际，可操作性不强，弱化了下文的初衷。二是廉政规章制度落实有待进一步加强。少数基层机构对廉政规定制度的落实没有拿出一套有效措施，一些反腐倡廉的规定制度出台后，学习宣传多，监督检查少，大多碍于情面，对违反制度行为的惩处也雷声大、雨点小，刀子嘴、豆腐心，导致制度执行乏力，制度应有效力没有发挥。三是廉政规章制度的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一些基层机构廉政规章制度的操作性不强、执行不力的问题时常存在。如，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一些条文侧重于任务和责任分解，而对考核的形式和方法特别是关于责任追究的程序办法没有相应的刚性规定，弹性很大。为此，需要尽快制定出台比较规范的、可操作性强的配套措施和相应的程序性规定，以确保廉政法规制度落到实处。

二、加强基层央行反腐倡廉规章制度建设必须立足长远规划

一要根据反腐倡廉工作的要求，制定制度建设的近期、中期及长远规划，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前瞻性、计划性。从全局和整体上把握，把法规制度覆盖和贯穿于反腐倡廉教育、监督、惩处、保护等各个环节，切实做到各项工作、每个领域都能用制度管事、管人，有规可依，有章可循。二要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制度的可操作性。毋庸讳言，上级行的一些规章制度，一些廉政有关条款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太强，这就要求基层机构切合实际，出台相应的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使之有效执行和持续可操作。三要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学习宣传。使执行制度的同志系统全面掌握，让干部群众了解制度，在自觉遵守的同时，监督他人遵守。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督检查，经常性开展明察暗访活动，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要在抓好宣传教育的基础上，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渠道，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监督法规制度的落实执行。

三、加强基层央行反腐倡廉规章制度建设必须加大力度动真格

反腐倡廉工作千头万绪，归结起来就是两件事：一是坚决惩治腐败，二是有效预防腐败。做好这两件事，既要治标，又要治本。一要使员工“真信”。为确保反腐倡廉工作的持续、健康、深入发展，确保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我们必须做到令行禁止，强化廉政规定的权威性和约束力，用法律的强制力保证反腐败。必须构筑符合国情行情的法规制度体系，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必须对上级行的基本规章制度进一步细化，内容进一步具体，且有较强的严密性、针对性。二要使管理者“真懂”。一是进一步完善权力配置机制。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能够保证权力正常发挥作用，能够保证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地发挥功能、形成一种相互制约与监督关系，这也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前提。为此，首先要适度分解权力，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按照分工和效率原则，应科学划分和配置各项权力，使一把手与副职之间、上下级之间、部部门之间依法享有权力。其次要划清权力界限。它应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明确这一点，对于权力配置和防治权力腐败极为重要。最后要明确权力相对应之职责，防止出现无责之权或无权之责。三要进一步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科学、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直接关系权力行使的实际效果，是权力得到正确行使的基础和保障。为此，首先要建立权力运行公开制度，增加权力运行透明度。其次要建立严密的程序规范。特别要针对容易产生腐败的“人、财、物、事”等相关权力的运行，制定一套严格的程序加以规范，以确保权力健康运行。四要进一步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严密的权力制约机制是权力依法、有序、规范运行的核心所以。因此，一方面要以权力制约权力。将分为若干系统，由不同的机关或人员行使，并使之相互独立、相互平衡和相互牵制。另一方面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通过制定严密的法律与制度，规范权力的动作过程，控制权利主体的用权行为，从而防止权力的失控与滥用。五要进一步完善权力监督机制。首先要监督重点，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其次要整合监督资源，拓宽监督渠道。利用信息化和高科技载体，扩大群众参与监督的范围，改进群众参与监督的方法。要使干部始终处于多层次、多角度的监督中，消除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真空”地带。

一、坚持党政分开原则，建立新型党政关系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领导体制改革中决不能片面强调执政党同国家政权截然分开，以此来削弱党的领导。但要确立党政职能分开的新的执政理念，建立起重大决策统一、重要职务交叉兼职、具体职能分开的党政领导体制。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法行政的客观要求。

1.正确处理党与人大的关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基点应当放在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领导干部执掌全国人大这一国家最高权力，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上。要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推选党员领导干部进入各级人大，并合法运用党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中的优势，使党员占据人大各个委员会的多数及其主要领导人职位；要通过各级人大的党组作为纽带把党的系统与国家权力机关连接起来，充分发挥人大党组对党员的领导作用，统一党员代表的思想，协调党员代表在人大立法和选举中的作用；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有机地统一起来，善于把党和人民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避免以政策代替法律现象的出现；要维护人大的权力和威信，凡是由人大任命或选举产生的重要领导干部，非经法定程序，党组织不得擅自决定对其调离或重新任免，更不能将地方人大选举中落选的干部调任到其他应由选举产生的岗位任职；在人大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党员在党内选举中落先或被解除职务，敢必须相应地辞去其在国家权力机关中的任职，由党组织重推荐党员干部依法担任人大领导职务。总之，执政党必须牢牢掌握对国家权力的领导权和控制权，通过进入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来实现党的执政意图，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最基本途径。

2.党和政府的关系。人民政府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行政执行机关，是人民意志的执行系统。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重点是明确划分党和政府的职能，使各级政府真正对它的授权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国家权力主体之间的授权关系、权力界限和权力运行程序，使国家权力合法化、规范化，以保证政府权力的正常运行；要细化党委与政府的职能分工，进一步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凡昌政府中关系全局的重要决策，应由政府主要负责人提交党委会讨论决定，会议通过后由政府组织实施，党委不直接干预政府施政过程；党对政府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正确的决策，由政府党组和党员领导干部去贯彻实施，不能由党委直接组织人大、政府等政权机构具体执行；要按照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又直接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消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党的部门，适度精简党干务干部人数，避免因人设事，干涉行政事务现象的出现；要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来实现党的意志，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应主要通过人大琰体现和实施，并依据相应的法律程度，在这方面应制定相应的政府程序法。

3.党与社会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的关系。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是理顺党政关系、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前提和基础。实践证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计划经济时期那种由党的各级组织直接管理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必须正确界定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党与社会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的关系。

首先，必须对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正确定位。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方式与对社会基层经济文化组织的领导方式有着原则的区别，具体体现为领导核心与政治核心之分。作为执政党，必须在各级政权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而在其他组织中则主要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政治核心是指基层党组织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是通过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来实现的。在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的基层单位，党组织都应当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这样既有利于把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统一规范起来，也有利于保证行政领导负责制的有效实行。第二，要明确党、政府与经济组织的关系。从目前我国政党组织、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看，总体上是处于一种关系复杂混乱的状态。政府管理国有资产、党委管理企业主要领导干部，管理干部与管资产相脱节。政府以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直接管理生产经营，造成政企不分；党委仍然用管理党政机关干部的传统模式管理企业干部，没有建立和形成一整套与产权关系和市场经济相的适应的企业领导人管理体制。为此，必须进一步理顺党政企关系。要将地方党委管理企业干部的职能分离出来，企业党委作为企业的政治核心，主要负责企业党组织建设和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发挥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影响力和凝聚力；政府职能也要相应的转变，要弄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进一步强化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弱化政府对企业、事业单位具体事务的垄断权，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使政府从部门经济利益中解脱出来，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应在省、市一级建立企业工委（与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署办公），负责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党的工作和干部管理工作，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由国有资产管理提名，政府党组通过，按法律法规程序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