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控制范文10篇

2011年全县疾病控制工作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保不发生重大传染病暴发流行为目标，认真贯彻省、市疾控工作会议和全县卫生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医改任务抓落实，传染病防控抓规范，慢性病防治抓创建，精神卫生抓推进，体系建设抓基层的总体思路，深入开展“三好两树一满意”活动，全面提升疾控服务水平，确保“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建设卫生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全面落实医改疾控项目任务

继续实施医改重大公共卫生疾控项目，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工作任务。2011年6月份前全面完成15岁以下人群乙肝疫苗补种任务，开展项目终期评估。提高农村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项目执行水平，加强项目管理和质量控制，规范项目执行环节，保证项目完成质量。进一步加强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技术指导，探索建立责任清晰、运转高效的疾控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协作机制，共同推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任务全面落实，努力实现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重心下移，防病关口前移。加强和规范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疾控项目管理，健全完善项目指标考评体系，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确保项目实施质量。

二、突出重点，全面做好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

（一）扎实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八项措施，加大艾滋病监测（检测）和综合干预覆盖面，完善以就地治疗、家庭治疗和社区治疗为主的抗病毒治疗服务网络，认真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加强艾滋病感染者的发现、报告、流调与随访管理，个案完成流调率达到100%。继续推进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五进”活动。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大中专学生、农村居民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提高防治知识知晓率。继续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县创建活动。

（二）稳步推进结核病防治工作。加强结核病患者治疗管理和疫情监测，加大学校、监狱、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的结核病防治力度，继续开展“构建无结核病和谐校园”活动。主动有效发现和治愈肺结核病人，巩固医防合作为重点的结防工作模式，不断提高“五率”等工作指标。全面提高结核病控制策略实施质量，在全县推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位一体”的结核病防治服务模式,探索将耐多药结核病纳入新农合统筹报销范围，建立结核病/艾滋病双重感染防治工作机制，提高HIV/AISD患者结核病筛查率。做好全球基金流动人口结核病项目的管理。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食品卫生与安全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近几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随着食品加工过程中化学品和新技术的广泛使用，新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涌现。尽管现代科技己发展到了相当水平，但食源性疾病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仍然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健康，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最关注的卫生问题之一。因此，就食品安全问题本身的严峻性而言，重视并大力解决好这一问题依然迫在眉睫。

关键字：食品卫生安全食源性疾病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食品卫生与安全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近几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随着食品加工过程中化学品和新技术的广泛使用，新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涌现。尽管现代科技己发展到了相当水平，但食源性疾病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仍然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健康，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最关注的卫生问题之一。因此，就食品安全问题本身的严峻性而言，重视并大力解决好这一问题依然迫在眉睫。

1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

1.1食品体制

食品的生产、加工、分布、贮存及销售的体制形式与其社会的发展阶段、收入水平和社会文化特征有关。它的结构形成可深刻地反映出当地的经济关系。食品体制有三个主要类型:

2012年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要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继续加强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完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开展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加强内涵建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实施全民健康促进工程，加大艾滋病、人禽流感等重大疾病的防控力度，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一、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建设，提高重大疾病预防控制能力

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信息化建设，切实发挥网络优势，提高利用效率；加强内涵建设，健全完善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岗位问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完善工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强化规范化管理，改善服务流程，提高工作效能。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加强对业务管理人员和实验室、现场流行病学等专业人员的培训，提高疾病预防控制综合能力和管理水平。

二、加强重点传染病管理，有效预防和控制重大传染病暴发流行

（一）做好传染病疫情报告与预测预警工作。加强疫情报告和网络直报管理，杜绝疫情漏报、迟报和误报等现象，保证疫情信息的时效性和真实性。加强对全市54个公共卫生监测点的管理，降低漏报率；将承担农村公共卫生任务的801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纳入市公共卫生监测点管理，推行症状监测，提高疫情和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的及时性和敏感性；定期对我市的疫情发生趋势进行预测预警，综合评估疫情风险并提出防治措施，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警示信息。

（二）落实人禽流感、流感、非典等呼吸道传染病防治措施。密切注视呼吸道发热病人的动态信息，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报告工作。加强对市医院流感监测点的管理，保证监测质量；积极推广疫苗接种，保护易感人群；发现疫情及时调查处理并上报相关信息。

2011年全市疾病控制和爱国卫生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全国、全省疾病预防控制暨爱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完善疾病控制体系，加强重点传染病和慢性病的控制，大力推进健康行动，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确保不发生重点传染病暴发流行，为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维护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进一步完善疾病控制体系

加强疾病控制机构基础建设，改善实验室设备配置，强化疾病控制专业人员和基层公共卫生人员培训，开展岗位大练兵与技术比武活动，切实提高疾控服务能力。探索组建全科疾控责任制指导团队，优化整合资源，加强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疾控项目的技术指导，推动疾病控制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建立疾病控制工作绩效考核长效机制，促进疾控机构规范化管理，全面履行职责，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效率。深入开展创先争优和“三好一满意”活动，加强疾控机构人员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着力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树立疾控队伍的良好形象。

二、深入推进“健康行动”

今年是“健康行动”开展的第二年，也是决定行动成效的关键年，要把重点放在扩面升级上，全力推动活动向县（区）、镇（街道）延伸，以广泛的社会宣传发动和示范教育为重点，促进行业和区域活动的深入开展。要建立完善部门协作、配套联动、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工作机制，制定考核评价体系，组织中期考核，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实现“两年巩固提高”的工作目标。要抓好国家卫生城市（镇）的迎审工作，对照《国家卫生城市（镇）标准》，分解任务指标，抓紧查漏补缺，确保顺利通过复审。扎实做好中央补助农村改水改厕项目，加强项目管理和质量控制，提高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和农村饮水水质监测覆盖率。大力开展禁烟控烟活动，完善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体系，普及疾病防治知识，提高群众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

三、规范做好传染病防控工作

首先，感谢厅党组给我这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今天，我参加竞选的是疾病控制处副处长职位。下面，我从三个方面简要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汇报。

一、工作简历

我叫杨，今年三十六岁，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年毕业于医学院预防医学系，获公共卫生学学士学位，最初在基层防疫站工作；年调入省流行病防治研究所，同年借调到省地病办；年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正式调入省卫生厅地病办工作至今。在省卫生厅工作十二年中，两次被全国地病办评为地方病统计工作先进个人并受到表彰。年——年参与全国地方病统计计算机系统软件的研制，并获厅级科技成果三等奖。年，参加省委第二批村建工作队到宁蒗县锻炼半年，工作结束时，受到了中共丽江地委村建领导小组的表彰。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年跟随厅领导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麻风病防治大会，被评为全国麻风病防治先进个人，在这次大会上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今年年初又被评为“八五”至“九五”期间全省传染病、地方病防治先进个人，受到省卫生厅和省人事厅的表彰。参加了《云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史志》一书的撰写工作。有多篇论文被国家级和省级医学杂志刊用。

二、参加竞岗的主要条件

（一）本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我认为一个人应当正直坦诚，刚正不阿，光明磊落，不人去亦去，坚持真理和原则。

（二）有大学五年扎实的预防医学知识和两年的卫生管理经验，并具备本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卫生管理知识。在从事地方病防治管理工作的十二年里，得益于省地病办苏发昌、李学忠、武佑兴等三位主任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以及周围同志的热心帮助，使我在各方面进步很大，有能力胜任工作；其次我热爱疾病控制事业，熟悉我省主要传染病、地方病流行的历史及现状，熟悉与传染病、地方病防治相关的政策法规和专业知识，熟悉全省卫生防疫机构建设和发展以及全省传染病、地方病防治管理现状，多次参与过疫区处理，经常深入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的病区调查了解情况，并能就防治对策及防治效果评价等提出独到的见解。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快速提升，人们餐桌上的食品种类越来越丰盛，但同时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仍然不可小觑，餐饮食品安全是导致食源性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会对人体生命健康造成一定的威胁。本文从食源性疾病的控制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如加强人才引进、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完善设施设备、制定严格的监测标准等，切实保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

1食源性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与致病因素

目前已知的食源性疾病约有250多种，多数来源于细菌感染，或者食物当中本身含有的毒素。按照发病机制，食源性疾病主要分为食源性感染及食源性中毒。前者主要是细菌造成的食源性感染引发肠道传染病、人畜共患传染病、寄生虫病等，后者主要是食物当中本身就存有毒素，如肉毒杆菌中毒、河豚鱼中毒、有机磷中毒等。食源性疾病主要的发生原因与食品安全问题密不可分，因此，相关部门人员应采取措施，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全方面的管理；消费者个人应注意尽量避免在没有卫生保障的公共场所进餐。此外，新鲜食品在制作过程当中要做到充分加热，平时注意不喝生水、不吃生食等，从各方面入手，保证食品安全卫生。

2保证餐饮食品安全的公共卫生学意义

2.1食品安全影响的餐饮企业生存与发展

食品安全无小事，关乎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食品安全是餐饮企业必须坚守的底线，只有保障食品安全才能更好地推动餐饮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如果发生食品安全事件，不仅会对顾客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还会降低餐饮企业的口碑，从而影响餐饮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为加强2013年全县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工作的组织实施，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落实，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现提出如下工作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县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全县卫生工作要点，强化目标责任意识，围绕监管、服务两个重心，继续强化服务理念，加大卫生监督执法力度，提高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和水平，促进全县卫生监督与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确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落到实处，不断提高群众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满意度。

二、目标任务

1、加大卫生监督检查力度。对各类卫生监督管理对象日常性卫生监督覆盖率100%，监督频次2次以上，卫生行政许可、医疗执业许可有效持证率100%，从业人员体检培训率95%以上，无证经营单位查处率、索证率100%，进一步提高公共场所量化分级管理实施率，城区住宿业和游泳场所达100%、其他公共场所60%以上，职业禁忌人员调离率100%。

2、规范卫生行政许可审批。行政审批许可项目依法设定、程序规范、公开透明，“一个窗口”受理100%，卫生许可证审查（复核）率、办理合格率100%，不因违规审批致投诉纠纷，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增加行政办事服务事项，提高服务水平和能力。

摘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食品卫生与安全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近几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随着食品加工过程中化学品和新技术的广泛使用，新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涌现。尽管现代科技己发展到了相当水平，但食源性疾病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仍然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健康，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最关注的卫生问题之一。因此，就食品安全问题本身的严峻性而言，重视并大力解决好这一问题依然迫在眉睫。

关键字：食品卫生安全食源性疾病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食品卫生与安全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近几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随着食品加工过程中化学品和新技术的广泛使用，新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涌现。尽管现代科技己发展到了相当水平，但食源性疾病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仍然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健康，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最关注的卫生问题之一。因此，就食品安全问题本身的严峻性而言，重视并大力解决好这一问题依然迫在眉睫。

1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

1.1食品体制

食品的生产、加工、分布、贮存及销售的体制形式与其社会的发展阶段、收入水平和社会文化特征有关。它的结构形成可深刻地反映出当地的经济关系。食品体制有三个主要类型: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主席先后亲临xx省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xx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南京作为xx的省会城市、中心城市，在全省实现"两个率先"的伟大征程中，前途无量，责任重大。作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服务于"两个率先"是摆在我们疾控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要做好此项工作，笔者认为应从下面四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加快卫生防病事业的发展。

实践不断发展，认识永无止境。思想的解放也决不能停滞不前，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政策的大突破、事业的大发展。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要实现"两个率先"就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健康素质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健康是人类从事各项活动的基础，是其他素质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人们对健康的高度关注和社会健康需要不断增长，为加速卫生事业、特别是卫生防病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因此，我们要牢牢抓住这个机遇，以"三个代表"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视野、开阔眼界，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一切服从和服务于"两个率先"这个主题，在保证社会公共卫生产品和基本预防保健服务供给的前提下，不断拓宽服务领域，全面加快卫生防病事业的发展。

二、坚持"预防为主"方针，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卫生服务需求。

同志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关系到每一个人生老病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密切相关，与生产力水平有着密切联系。生命和健康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权利和需求，是达到小康生活目标的重要标志。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除急、慢性传染病仍然是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精神卫生、意外伤害、各种中毒等正成为新的卫生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积极预防和控制霍乱、流行性出血热、鼠疫等急性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积极研究探索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流行病学规律和预防控制措施，继续加强慢性传染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加大地方病、职业病和学生常见病防治力度，做好健康教育工作，教育和引导群众破除迷信，反对邪教，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超前做好各项预防保健工作，防患于未然，才能有效地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促进劳动者的健康素质。

三、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

传染性疾病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扮演了，而且极有可能在以后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翻开史书，我们可以读到曾经吞噬了中世纪欧洲近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读到造成两千多万条人命的消亡的1818年全球性的流行感冒，读到艾滋病——这个上世纪末开始的整个人类的一场梦魇。而去年突如其来的一场“非典”风暴则使得身处于21世纪的我们切身体验到了传染性疾病的暴虐与可怕，并开始反思人类科技进步的局限和单纯以GDP增长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的缺失。

实际上，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人类社会就已经开始在国内和国际两条途径上对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进行了努力。最早被人们拿来与传染性疾病对抗的武器——“隔离”（Quarantine）可以溯源到15世纪欧洲的意大利城邦。在当时，来自黑死病疫区的商船到达繁华的威尼斯港口时会被要求到一个孤地抛锚停留40天，不允许一个人上岸（Quarantine一词来自拉丁文，意指40天），这也就是我们在去年非典危机中耳熟能详的“隔离”一词的由来。以此为发端，到19世纪时，各国已经在国内立法中对“隔离”措施建立了一套严格而又内容各异的规范体系。彼时，近代民族国家体制和以绝对领土主权观念为支柱的近代国际法也已臻成熟，而所谓“国际法”在那时更多的是保证（欧洲）各国得以“共处”的一套规范体系，国家边界不再仅仅是地理上的分界线，它更由于是各国主权权力的外在体现而被增添了神圣的色彩。然而，带有某种嘲讽意味的是，人类的政治文明只能统治人类的世界，在微生物的世界里它是虚无的，传染性疾病不会在一国的边界前自动停止传播，这也决定了人类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更有效的应对微生物世界的挑战。正如国际关系学者L.S.Woolf在1916年宣称的那样，国家独立与自保、国家利益的理论和国际社会、国际利益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在人类与霍乱、鼠疫等传染性疾病的斗争史中得到了最为清楚和持久的表现。而这一过程似乎也论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国际法正经历着从“共处法”向“合作法”的转变。

19世纪在国际法发展的纪年表中被称为一个“国际会议”的世纪，当时的欧洲各国为了解决邮政，通讯，度量衡，河道利用与管理等跨国性的行政事务问题召开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建立了大量的国际行政联盟，这些行政联盟也正是许多今天活跃于世界舞台上的国际组织的前身。在国际公共卫生合作领域，自1851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国际卫生会议后，欧洲各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举行了六次会议，并于1892年在意大利威尼斯缔结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拘束力的国际卫生条约（InternationalSanitaryConvention，1892），并在以后的国际卫生会议上多次加以修改与补充。这些会议与条约的根本目标可以概括为：一、保护欧洲免受外来传染性疾病的入侵；二、协调统一各国的隔离措施以便利国际贸易的进行。国际贸易与传染性疾病在19世纪时就以国际立法的形式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方面各国有权采取措施保护国内公共卫生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以确保此类措施不对贸易增加不合理的负担，造成不合理的阻碍。在整个国际贸易法的发展进程中，这一矛盾贯穿始终。大而言之，传染病的国际预防与控制只不过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折射出了在这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里国际法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在确立国家主权原则同时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与博弈对涉及到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协调与规制。

二战以后联合国的成立堪称国际法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而随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诞生则标志着国际贸易法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自由贸易理论指导下的GATT体制确立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作为国际贸易活动的基本指针，同时又在GATT第20条里列举了“一般例外”事项，允许成员方在特定情况下背离非歧视原则，采取措施以保护本国的重大或根本利益，其中就包括“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措施”（第20条b项），但又规定“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关贸总协定与国际卫生条约之间一种精神上的传承：承认各国有权将可能威胁本国公共卫生安全的外国产品据之门外，同时又对此项权力加以规制，以避免其被滥用为一种贸易保护的手段。然而美好的蓝图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关贸总协定半个世纪的历程告诉我们，仅仅依靠第20条这样一个概括性的规定无法承担起这样一个重任，于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SPS协议）应孕而生，成为庞大的WTO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GATT体制相比较，SPS协议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1.要求SPS措施必须建立在科学原则与证据之上（SPS协议第2条）；2.要求成员方将各自的SPS措施与国际标准相协调（SPS协议第3条）3.运用更为有效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应对与SPS措施相关的争议（SPS协议第11条）。SPS协议的可操作性通过前两项规定得到了显著的增强，而后一项规定则使得SPS协议的实施有了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后盾和保障，这在所有的旨在协调贸易与公共卫生安全之间关系的国际协定中还是第一次，从宏观的角度考察，这也是国际法的强制性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极好的例证。

在国际贸易法之外，国际法的其他分支部门同样与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