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人权范文10篇

基本人权是一个值得思考和需要探索的问题。它既是人权体系的基干部分，又是近现代宪法的基本原则和民主宪政的脊梁，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价值和功能。科学界定基本人权，探索其内容的演讲规律，发掘其价值与功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基本人权的界定

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享有的、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制约的权利。人权的权利内容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体系。根据人权内容在人权体系中的地位、价值与功能可把人权分为基本人权和非基本人权。何谓基本人权？不少同志认为基本人权就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实际上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公民基本权利是一种宪法权利，也即法定权利，而基本人权首先是一种应有权利，具有不由实在法所授予，也不能被实在法所剥夺或取消的价值。基本人权能否载于宪法体现为公民基本权利取决于立宪者的权利意识水平及人权实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一般认为，基本人权的权利内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看，基本人权只指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人身权。广义上的基本人权不仅包括上述四大类权利内容，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

应该肯定，把人权分为基本人权和非基本人权十分必要。因为人权内容尽管繁多，但绝不能等量齐观。在人权体系中，基本人权具有核心地位和作用，它对于人和公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不可取代、不可转让的、内在稳定的、具有母体性的共同人权。它具有繁衍、派生其他权利的功能，是权利体系的中轴，权利体系的内容充实和形式发展都以基本人权的轴心为起始。基本人权集中体现了人权共同性的一面，它说明了无论在一国范围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里，我们首先需要强调并着重予以保障的是基本人权。近代各立宪国家均以基本人权作为宪法的一项不可更改的基本功原则。无论各国对人权的看法多么不一致，在基本人权这一点上是有可能并且就应该取得共识的。“联合国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中申张的“基本人权”是一个世界信念的宣告条款。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普遍承认和尊重《联合国宪章》提出的保障“全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宗旨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所确认的一系列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原则，共同签署某些国际人权条约，共同谴责或制裁某此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基本人权业已成为熔铸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

基本人权的权利形态呈现为三种类型：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这三种权利形态源于不同的界定方法。1、从价值分析方法出发，基本人权按其本质是受一定伦理道德所支持与认可的人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它是由人的自然属怀和社会本质所决定，而不由其社会身份和实际能力所决定的人作为一种区别于动物的社会主体应当享有的权利。应有权利不仅不是法律和政治权力可以任意增损或取缔的，而且是确证和评价法律和政治权力政治正义性和合理性的根据。2、从规范分析方法出发，基本人权只有载于宪法表现为公民基本权利才有可能获得最佳保障，法定权利对于“应有权利”来说，是一种更为具体、明确、肯定的规范化基本人权；3、从社会分析方法出发，基本人权是一种实有权利。因为实践证明，真正关键问题并非人权是否得到伦理道德的认可，也不是它能否在法律上得到规定，而是它能否在实际上得到承认和保证。只有当人们真正地享有权利时，它才是现实的、有意义的。

上述三种分析方法都有其合理的因素。应有权利的分析触及了基本人权权利形态的实质内容，回答了人权权利形态的逻辑前提，只有存在人的“应有权利”，才会推导出如何去保障它的问题。法定权利的分析肯定了基本人权存在的有效现实形式，基本人权的法制化不啻是它实现的最有效方法。人类法制史表明，对法制的践踏总是与对人权的摧残相伴而产生，但法定权利的形式脱离不了应有权利的实质。否认“应有权利”的存在，法定权利就失去作为参照系的价值导向，有可能排斥基本人权所蕴涵的理想价值成分，导致对人权扩展的歪曲。因为法律亦可规定反人权的内容，历史上的“恶法”即如此，奴隶主对奴隶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就是来自奴隶制法的规定。西方学者哈特指责纳粹德国的法律时声称“这是法，但它太邪恶而无法遵守”。总之，法定权利应以实现应有权利为目标，背离应有权利的法定权利就会步入人权的反面。实有权利的分析具有可贵的实践意义，它理智地说明了一个国家的法律对基本人权作出完备规定绝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基本人权状况就完美无缺、十分优越了，它肯定了一个国家的基本人权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法定权利转为实有权利的广度与深度。基本人权的实现是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摘要：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通篇贯穿着以人为本，改善民主，扩大民生，保障人权的内容。总书记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体现了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我国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坚持人权的平等性是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保障的基本特点，也是我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本文在阐述了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意义和作用等方面进行论述，进而分析了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

关键词：宪法人权保障意义

列宁曾说过：“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即“五四”年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其中“A--”宪法作为我国现行宪法，前后对其进行了四次修改，直到200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第四个宪法修正案，才首次将“人权”一词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虽然这些宪法修正案大大推进了我国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我国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一、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

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法律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近代宪法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普遍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和以普选制、议会制为核心的民主制度的形成，为近代宪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条件，而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等理论，为近代宪法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旧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

当代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宪法都有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其中，不同的分类方法和规定方式体现出不同的基本权利体系理论和思想。基本权利体系论在国外已逐渐成为宪法学者和政治学者所关注的新的研究课题。基本权利体系论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反映出对法治秩序的性质、内容和结构的基本看法以及在宪法学和其他部门法学重大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在我国，学界虽然已认识到法治国的重要性和基本权利体系的存在，但对基本权利体系与法治关系的理论研究尚属薄弱环节。本文旨在根据传统仁学的基本思路，并在转换和改造的基础上提出双向法治秩序的基本权利体系论，[1]为实现法治国提供理论参考。

在个人与公权的关系问题上，传统仁学提供的基本思路是双向服从秩序。一方面是下服从上，民服从官；另一方面是上服从下，官服从民。就下服从上、民服从官而言，这是政治法治秩序的基本需要。缺少一定的政治层级以及层级间的服从关系，政治法治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就上服从下、官服从民而言，这是维护正当的政治统治目的而不可或缺的。传统仁学在双向秩序方面都提出了相应的主张和措施。在正向秩序方面，从天、天子、诸侯一直到士大夫和平民百姓的金字塔式的服从关系是由礼与法来维系的。礼和法的规范是历史形成的，在本质上有利于维护统治集团的统治地位。在反向秩序方面，传统仁学将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国民的意志等同于金字塔最高级的天的意志。民意即天意，民志为天志。反向秩序表现为民为重，君为轻；民为本，国为末。民重君轻和民本国末思想要求统治者和政府推行仁政，顺从民意，满足民愿，服从民志。反向秩序的服从关系主要是由仁与义来维系的。仁和义是抽象的价值规范，其意义在于防止暴政暴君的出现。国民批评和反对政府及其执政者的言论自由；士大夫远离暴政暴君的离国自由；诛暴君和反暴政的暴君放伐论；国人皆曰的民主程序论；选贤任能的贤人政治论等；所有这些构成传统儒家所主张的反向秩序的内容。

尽管传统仁学在反向秩序方面提出了一些主张和措施，但同正向秩序相比反向秩序仍然缺少足够的制度作保障。礼和法的庞大内容主要是用来维持正向秩序的。反向秩序依靠的是仁和义的道德规范力量。此种力量与其说在于防止暴政暴君的出现，不如说在于反抗已出现的暴政暴君。在反向秩序的维持方面，传统仁学没有提出足够的预防性措施。如何预防政府及其执政者违背民意，推行暴政，这个问题在传统仁学中没有解决好。由于反向秩序弱，正向秩序强，传统仁学的双向秩序论在实践中容易变成更有利于维护正向秩序，甚至导致仅有单向服从的专制主义。法治秩序应当是双向服从秩序，缺一不可，偏强偏弱也不可。

新仁学研究应当继承传统仁学的双向秩序论的基本思路，克服其中反向秩序弱的缺点，在对双向秩序内容进行改造和重铸的基础上，形成双向法治秩序平衡论。在传统仁学中反向秩序之所以脆弱，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将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当作立国建制的根本目标。传统仁学虽然提出了民本官末和人本国末的主张，但未将此主张具体化为基本权利体系和制度。因此，应当沿着传统仁学的民本官末和人本国末的思路，重新认识个人与国家、国民与政府的关系，重构个人在国家法治秩序中的地位。本末关系是个人与国家的根本关系。个人之所以需要加入某个政治法律共同体，目的是为了使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能够得到实现。国家的宗旨不是限制和剥夺个人的自由权利，而是保障和实现个人的自由权利。个人由自然人成为国民，并没有放弃其人格尊严和良心自由等自然权利。仁爱和平等的原则应当成为国家的根本原则。在国家生活中，每一个国民都应当得到平等的保护，享有同其他国民平等的自由权利。国家应当增进和维护国民之间的仁爱和平等，而不应当制造敌意和歧视。[2]仁爱和平等原则要求国家权力必须充分尊重个人。主张个人为本，国家为末，也就是主张国家的宗旨和目的要有利于实现仁爱平等和尊重个人。个人为本国家为末的本末关系要求国家推行仁政，使政府权力受到应有限制。仁政应当成为国家统治行为的最高准则。仁政就是有利于保障和实现博爱、平等和自由的政治。一切不利于保障和实现博爱、平等和自由的政治行为和措施都是背离仁政原则的表现。实现仁政，反对暴政，这是传统仁学的一贯主张。个人为本国家为末的本末关系表现为国家权力必须服务于实现和保障个人的博爱权、平等权和自由权。如果一个国家推行暴政，违背博爱和平等的原则，肆意侵害国民的基本自由，国民可以重新组织国家。国家这一政治实体是可变的，而仁政原则是不可变的。任何国家都应当坚持保障和实现博爱、平等和自由的仁政原则。仁政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人权。仁政原则也可以说就是人权原则。个人为本国家为末的本末关系也就是人权为本国权为末的本末关系。[3]

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坚持仁政原则，实际上是坚持人权为本，国权为末。所谓仁政，是不忍人之政。它要求仁人爱人尊重人，将每一个国民都作为人平等地加以保护。人权思想是仁爱思想和平等思想的最高体现。根据仁学原理，仁政应当是保护人权之政。不忍人的具体表现是不忍心侵害人的基本权利。忍心侵害人权的现象是暴政现象。人权在本质上都是个人的权利。坚持人权为本必然要求坚持个人为本，坚持个人为本也必然要求坚持人权为本。个人为本与人权为本的区别仅在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性质是一样的，主要有利于建立反向秩序。

独立关系是个人与国家关系中的另一重要方面。个人在成为国民以后，并没有完全依附于国家。国家对于个人并不拥有随意安排和处置的权力。进入国家生活以后，个人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个人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地位最突出地表现为个人可以放弃某个国籍，而选择加入其他国籍或成为无国籍人。先秦儒家倡导国民应有离国自由。国家出现暴政暴君，国民可以迁徙离去。这在实质上是主张国民应保持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地位。个人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关系还表现在个人的良心思想活动方面。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可能停止良心思想活动。国家权力对个人的良心思想活动是无法直接干预的。即使在专制主义国家中政府想要禁止个人的良心思想活动，实际上也做不到。良心思想的自由属于人的自然权利，是不可转让的，实际上也转让不了。

关键词：环境权基本人权宪法保护

摘要：环境权是人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一种舒适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基本人权，将环境权纳入宪法的保护范围实为必要，理由为: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宪法权利义务发展的客观要求；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环境权是一项在20世纪60年代才为世人所关注的权利。对于环境权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观点。但定义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借用传统的权利概念即生命权对环境权进行定义，并对其内涵界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另一种方式则认为环境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权，但还是用传统的权利对其内涵进行较宽泛的解释，如认为包括参与权、知情权等。笔者认为，定义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环境权的保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第1条规定:人类有权利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笔者认为，目前理论界之所以对该问题还存在争议，是由于环境权属于一项新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权，它的出现给传统的法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宪法理论提出了一些难题，使一些宪法权利义务需要重新设定，于是遇到了一些传统观点的抵触。但我们不能因为环境权在理论上尚存在缺陷而否定其作为一项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

关于人权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人权的效力来源，是来自社会契约、习惯还是直觉?如关于人权的性质，人权是法定的权利、道德的权利、神定的权利还是其他?虽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尚存在争论，但在下列问题上还是达成了共识:人权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权具有应然性和实然性；人权具有平等性和共同性；人权具有国内性和国际性；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等等。如果将环境权和上述的人权的各项基本属性相比，不难发现环境权同时具备上述人权所有的基本属性。

本文作者：付大鹏工作单位：广东培正学院

人权就是人的权利,即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在今天,人应当享有人权的结论已经得到普遍承认。联合国5世界人权宣言6明确宣布:每一个人都享有本宣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人权从本质上要求所有人在享有权利上一律平等,因为每个人固有的尊严和价值都是一样的。离开了人权,人就是卑微的、不平等的,他就无法尊严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因而人权就是泛指社会中人们按照人的本质和尊严应该享有的、体现了自由、平等理念的各种权利。它既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一、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价值

对于宪政中外学者的理解各不相同,我国学者李步云教授认为:宪政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以保障人权为主要宗旨的民主政治。¹郭道辉教授认为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民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的创制宪法、实施宪法和维护宪法、发展宪法的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而美国学者丹莱夫则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程序,即限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º可见,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我国学者都认为宪政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本文认为,对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才是宪政首要价值和终极追求。第一,宪法是随着人权的产生和发展而发展变化的。纵观资本主义宪政史,不管是美国式的民定宪法,还是英国式的钦定宪法,都是以争取人权为目标的。人民主权、社会契约、平等自由等观念,也成为资产阶级争取人权、确立宪政的精神动力。因此,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就必须把人权法律化,以防止人权被侵犯和践踏,而人权法律化最有效的形式就是用宪法这一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来确认人权,宪法因此就成为保障人权斗争的产物。第二,宪法的基本内容是规定人权的内容,进而保障和实现人权。宪法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划分国家机关的权力,二是规定公民权利的内容和保障措施。国家权力存在和运行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而宪法规定的人权内容居于核心和统帅地位。第三,人权保护可以作为判断宪法善恶的标准。人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目的,也是现代法律的人道主义基础。人们可以根据人权的精神来判断宪法的善与恶。宪法可能体现人类普遍的公平与正义,也可能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的理性的表现。人们对宪法有某种寄托和幻想,期望宪法能真正体现公平、正义,如果宪法不考虑人的生命、自由等最基本价值要求,不体现一定的人权精神,不反映基本的人道主义内容,那么,它不仅违反人性和道德,而且会成为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

二、我国宪法对基本人权保护的不足

(一)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使我国宪法缺乏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在我国传统宪政理念中,过分强调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统一性,将政府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看作是政府对国家应承担的职责而不是对公民应履行的义务。人们习惯于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利定位为单向权利结构模式,而不是双向互动的权利结构模式,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一种纵向的管理)服从关系。加之官本位意识及特权意识的长期不良影响,公民的权益在受到政府权力的侵害时难以得到法律的救济。(二)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没有明确划分我国宪法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这是否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便不能享有?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情况就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事实上,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范围的规定,不应仅仅限于宪法原则性条款所列举的,而应根据宪法精神扩展:一切与宪法精神不相冲突和抵触的权利,均应归属到公民权利的范畴。但在实践中,我们只注重宪法条款所赋予的权利,而依照自然精神所应享有的权利却不在其保障之内。(三)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过于笼统、模糊宪法是为了规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而制定的,权力的界限和权利的范围都需要在宪法中加以明确,如果权利的种类、范围和界限不明确,保障公民权利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随意剥夺公民权利的违宪现象就不会受到惩处。宪法条文过于原则化,使其极易被权力享有者滥用,成为各种违宪行为的保护伞。因此,要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和得到及时救济,就不仅要在宪法中以明确的规范来界定公民权利的范围,还应通过其他的法律来使公民的权利具体化。(四)我国宪法缺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宣示其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公民及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但由于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宪法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面对国家机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宪法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专门机构和配套措施,其后果是使公民基本权利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对公民基本人权保护的最终价值难以实现。

摘要：环境权是人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一种舒适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基本人权，将环境权纳入宪法的保护范围实为必要，理由为: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宪法权利义务发展的客观要求;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环境权基本人权宪法保护

环境权是一项在20世纪60年代才为世人所关注的权利。对于环境权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观点。但定义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借用传统的权利概念即生命权对环境权进行定义，并对其内涵界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另一种方式则认为环境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权，但还是用传统的权利对其内涵进行较宽泛的解释，如认为包括参与权、知情权等。笔者认为，定义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环境权的保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第1条规定:人类有权利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笔者认为，目前理论界之所以对该问题还存在争议，是由于环境权属于一项新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权，它的出现给传统的法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宪法理论提出了一些难题，使一些宪法权利义务需要重新设定，于是遇到了一些传统观点的抵触。但我们不能因为环境权在理论上尚存在缺陷而否定其作为一项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

关于人权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人权的效力来源，是来自社会契约、习惯还是直觉?如关于人权的性质，人权是法定的权利、道德的权利、神定的权利还是其他?虽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尚存在争论，但在下列问题上还是达成了共识:人权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权具有应然性和实然性;人权具有平等性和共同性;人权具有国内性和国际性;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等等。如果将环境权和上述的人权的各项基本属性相比，不难发现环境权同时具备上述人权所有的基本属性。

本文作者：丁鹏飞工作单位：山西大学法学院

1刑法保障机能的基础理论

目前，学界关于刑法机能到底包括哪些机能的观点不一。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刑法具有两种机能。根据划分内容的不同，有人认为刑法具有维持秩序和保障自由两个机能，也有认为刑法具有保护和保障两个机能［1］。二是认为刑法具有三种机能。具体是指规制机能、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2］。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大多数持此说。三是认为刑法具有诸多机能。主张刑法除了三大主要机能，即规制机能、保障机能、保护机能，同时还具有其他一些机能。在目前的刑法学学界，关于刑法机能模式主要存在以下主张:一是法益保护机能优先模式，认为我国刑法机能模式应坚持法益保护机能优先模式，适度向人权保障机能倾斜［3］;二是人权保障机能优先模式，认为在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发生冲突且难以两全的情况下，应坚持刑法的人权保障优先于法益保护;三是刑法机能动态平衡模式，认为维持刑法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动态平衡，一方面有利于打击罪犯，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国家刑罚权对公民人权的侵蚀［4］。

2刑法保障机能优先的理论分析

刑法保障机能优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内在诉求。

2．1刑法保障机能优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的基本含义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就要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构建和谐社会，就要积极贯彻刑事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会，就要优先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坚持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优先。我国目前正处于大变革的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就业压力空前增大，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各种民生问题层出不穷。面对这样的大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尊重公民的正当权利，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发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不可能真正地构建好和谐社会。因此，刑法保障机能优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摘要：环境权是人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一种舒适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基本人权，将环境权纳入宪法的保护范围实为必要，理由为：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宪法权利义务发展的客观要求；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环境权基本人权宪法保护

环境权是一项在20世纪60年代才为世人所关注的权利。对于环境权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观点。但定义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借用传统的权利概念即生命权对环境权进行定义，并对其内涵界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另一种方式则认为环境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权，但还是用传统的权利对其内涵进行较宽泛的解释，如认为包括参与权、知情权等。笔者认为，定义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环境权的保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第1条规定：人类有权利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笔者认为，目前理论界之所以对该问题还存在争议，是由于环境权属于一项新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权，它的出现给传统的法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宪法理论提出了一些难题，使一些宪法权利义务需要重新设定，于是遇到了一些传统观点的抵触。但我们不能因为环境权在理论上尚存在缺陷而否定其作为一项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

关于人权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人权的效力来源，是来自社会契约、习惯还是直觉?如关于人权的性质，人权是法定的权利、道德的权利、神定的权利还是其他?虽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尚存在争论，但在下列问题上还是达成了共识：人权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权具有应然性和实然性；人权具有平等性和共同性；人权具有国内性和国际性；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等等。如果将环境权和上述的人权的各项基本属性相比，不难发现环境权同时具备上述人权所有的基本属性。

国际法上的外交庇护是指一国使馆或领馆等外交代表机构,给予因违反驻在国法律并将受到驻在国当局拘捕而申请避难的人以庇护,使其躲进外交代表之馆舍从而不被驻在国当局拘捕。简而言之,就是庇护国在外国领土上庇护外国人。由于外交庇护被认为是一国对别国主权的践踏,大多数国家都强烈反对,认为它是滥用外交特权,干涉别国内政。现代国际法也不予承认。

一、外交庇护非法性的法理分析

外交庇护非法的主要原因是造成了派遣国对驻在国的国家管辖权的侵犯。众所周知,国家管辖权是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和物行使国家主权的表现,包括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管辖权和普遍管辖权。其中属地管辖权是指国家对在其所属的领域以内的人和物或者发生的事件,除了国际法规定的外交特权与豁免以外,有权依本国法律实行管辖。派遣国的使馆或领馆虽具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然终究还是在驻在国领地上,驻在国对其具有当然的属地管辖权,但驻在国行使属地管辖权时会受到派遣国使领馆外交特权与豁免的限制。那么,这种外交特权和豁免包括外交庇护权吗?如果包括,外交庇护合法。

反之,则非法。这一问题涉及到使馆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理论依据,对此学界曾出现“代表性说”、“治外法权说”和“职务需要说”。其中,“治外法权说”认为使馆驻地是派遣国的领地的延伸,因此派遣国对使馆驻地享有主权权利。这一学说在历史上曾为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已遭到非议而被否定。目前,“职务需要说”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可,认为使馆的行为应当与使馆的职务相适应。《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三条明确规定了一国派驻他国的常设使馆的主要职务,同时规定“使馆馆舍不得充作与本公约或一般国际法之其他规则、或派遣国与接受国间有效之特别协定所规定之使馆职务不相符合之用途”。据此,利用使馆庇护驻在国追捕的人同使馆的职务是不相符合的,外交庇护权也就不能成立。

二、关于外交庇护的主要学说

目前,关于外交庇护问题,学术界有以下观点:(一)传统学说认为一律无效。持传统观点的学者认为外交庇护是对驻在国管辖权的侵犯,派遣国不具有外交庇护的权力。此观点历来已久,被广大法学研究者所认同,也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二)新观点认为在传统学说以外还存在着例外情况,即如果基于人道主义理由可以给予外交庇护。例如《奥本海国际法》中提到:“有时有人认为,作为例外,根据迫切的人道理由,又给予庇护的权利,这通常是指避难者因专横行为而生命处于危机的情况。各国的实践,存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庇护的实例。”

摘要：环境权是人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一种舒适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基本人权，将环境权纳入宪法的保护范围实为必要，理由为: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宪法权利义务发展的客观要求;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环境权基本人权宪法保护

环境权是一项在20世纪60年代才为世人所关注的权利。对于环境权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观点。但定义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借用传统的权利概念即生命权对环境权进行定义，并对其内涵界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另一种方式则认为环境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权，但还是用传统的权利对其内涵进行较宽泛的解释，如认为包括参与权、知情权等。

笔者认为，定义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环境权的保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第1条规定:人类有权利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笔者认为，目前理论界之所以对该问题还存在争议，是由于环境权属于一项新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权，它的出现给传统的法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宪法理论提出了一些难题，使一些宪法权利义务需要重新设定，于是遇到了一些传统观点的抵触。但我们不能因为环境权在理论上尚存在缺陷而否定其作为一项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