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权利范文10篇

一、社会基本权利出现的历史背景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消极法治主义观念下，普遍认为“干涉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各国立宪时，在宪法条文中规定的基本上是公民的“反向自由权”，以此来划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防止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人自由和权利的侵犯。因此，自由基本权利是从消极意义上对抗国家权力的基本权利。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资本集中、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30年代的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矛盾，大量失业者出现，工人和公民生活极度贫困化，劳工运动不断发生，他们的存在，不仅会影响经济景气的恢复，而且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影响国民生活的安定，其结果，将动摇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甚至还会威胁其本身的继续存在。为此，政府一改以往“守夜人”的角色，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产业复兴计划，直接或间接保障他们能过上像人那样的最低生活，这样才能消除社会的不安因素，使社会秩序正常化。在这种社会趋势下，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宪法中规定了社会基本权利①，以彰显国家的福利政策。因此，在此背景下的社会基本权利，其目的本质上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继续发展而出现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基本权利就成了对自由基本权利的一种补充物，但另一方面，社会基本权利也承担着保障立宪主义下的宪法秩序的功能，在本质上是与自由基本权利具有同样功能的法的规范。

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认识和反省资本主义“阳光面”和“黑暗面”的基础上成立，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宪法中也规定着自由基本权利和社会基本权利，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规定的社会基本权利在制度基础上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权有很大差异，其不是作为自由基本权利的补充物而出现的，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所要实现的价值，因此，在此种意义上，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社会基本权利与自由基本权利是并行的，它们共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车子的两轮，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基本特征。

二、社会基本权利的效力

自由基本权利是以对抗国家权力侵害的姿态而存在于宪法历史舞台的，其功能主要表现为，在其受到国家权力侵害时，公民可以请求司法救济，通过宪法诉讼或司法审查，以恢复原先的权利状态。因此，自由基本权利是可以主张的具体性权利，也就是可宪法裁判的权利。然而，社会基本权利的实现要求国家权力的积极介入为前提的，如果公民发现国家没有积极回应其要求时，公民是否也可请求司法救济呢？以生存权为例，弱势群体靠个人自身努力根本无法维持其生存，为此，需要靠国家提供生活保障和福利资助，才能维持其作为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面临生存危机，如果国家没有主动积极提供必要的生存照顾时，弱势群体公民个人能够以其宪法上的生存权没有得到国家充分保障为由提起宪法诉讼或司法审查呢？也就是说，社会基本权利是否是具体性权利，是否是可主张宪法裁判的权利？

对此问题，在德国和日本有三种学术上的见解。第一，视社会基本权利为“纲领性规定说”。该说认为，宪法社会基本权利“并非是赋予具体的请求权，国家也并未被赋予相应的具体性义务，因而在现实性措施实质上并没有给予国民个人以这种权利之时，国民不能通过诉讼来得到救济”。即社会基本权利只是宣示了国家在法律上的政治性与道德性义务，社会基本权利的实现要以国家的经济状况及其财政预算为基础，国家采取何种保障措施或如何在行政上将其加以具体化，均应委任于立法裁量或行政上的自由裁量。②第二，视其为“抽象性权利说”。该说认为，国民对于国家享有要求其在立法和其他国家政策上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其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然而，该权利只是“抽象性的规定，需要有立法将其具体化，据此国民请求保障具体生活的权利才能获得保障”，在具体化立法“未能进行之际，国民还是不能以该规定为依据，通过诉讼来主张具体的权利”。也就是在具体化立法后，如果违反法律的诉讼得以成立，也可以一并主张违反宪法的诉讼。

从立宪主义的精神来看，公民基本权利首先的作用在于对抗公权力，防止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受到公权力的侵犯，从而维护个人免受国家恣意干涉的空间。这种意义上的基本权利被称作“防御权”（Abwehrrecht「德」），基本权利的此种功能被称为“防御权功能”（FunktionderGrundrechtealsAbwehrrechte「德」）。“防御权”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1958年的“吕特判决”（Lüth-Uteil），[1]而后成为当代宪法学普遍使用的概念。[2]我国宪法作为社会主义宪法，在理念上更为强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协同一致，[3]较少关注基本权利抗衡国家权力的功能。但是，由于防御权功能体现了基本权利最为根本的价值，所以无论在理论上是否予以强调，防御权功能都会在人权保障的实践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例如，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可设立行政许可的事项中，就包括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等内容，这实际上意味着公民可以就特定事项要求排除国家的干预，这无疑是体现了基本权利防御国家侵害之功能。而2004年的宪法修改中，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其中对国家“尊重义务”的规定，实际上是从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不侵犯义务”的侧面对防御权功能作出了规定。

虽然我国的宪法规范和人权实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但是人们对防御权功能所体现的基本权利的价值却仍然缺乏深刻体认。我们仍然习惯于“国家应当保护基本权利”之类的表述，习惯于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国家权力与公民宪法权利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真正意识到“消极无为”才是基本权利对国家权力最为根本的要求。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对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的概念意涵、宪法地位以及防御权功能所针对的国家的消极义务等内容的分析阐释，厘定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基本关系模式。

一、防御权功能的概念

由于防御权乃是基本权利最原始和最根本的功能，所以学者们对防御权概念的界定就不像其他功能那样歧义丛生。[4]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可以定义如下：防御权功能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权能，指公民得要求国家不侵犯基本权利所保障的利益，当国家侵犯该利益时，公民得直接依据基本权利的规定请求停止侵害。防御权功能又可被称为“国家不作为请求权”功能或“侵害停止请求权”功能。对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将其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分别考察之：

1、防御权功能是基本权利的一项权能。防御权功能只是基本权利的权能之一，本身并非基本权利，而学者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直称为“防御权”，这并非是将之作为一项具体的权利，而仍是指基本权利的一项权能。

2、防御权功能以“国家不作为”为请求内容。防御权是要求国家不为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故而是一种“国家不作为请求权”功能。如国家以积极行为侵害了基本权利，防御权的意义就在于请求国家停止侵害。

[摘要]宪法诉讼是宪法上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同样具有对诉讼的直接效力，宪法诉讼在范围上不仅适用于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还应当包括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的侵权行为，也即传统的私法领域。

[关键词]宪法；基本权利；宪法诉讼

我国宪法的司法化和建立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已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研究与宪政实践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制度，需要完善各项具体立法和制度，而建立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确立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在司法中的直接效力，也是关系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制度完善的重大举措。

一、宪法诉讼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性的救济途径

宪法诉讼可以在多种意义上使用，一是在与违宪审查同一意义上使用，二是专指作为违宪审查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的，解决违宪争议的诉讼形态。[1]本文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宪法诉讼概念，即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涉及宪法的争议的审判活动。宪法诉讼可以是一种独立的诉讼活动，由专门机关按照宪法诉讼专门程序进行的活动，如宪法法院体制下的宪法诉讼；也可以是与其他的具体法律诉讼并无严格程序区分的诉讼活动，如普通法院司法审查制下的宪法诉讼。笔者认为，宪法诉讼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承认宪法条款的在司法中的直接效力，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解决宪法争议。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诉讼中最主要的内容。

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的基本精神之一。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需要通过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并且通过普通法律的实施得以实现。然而，普通法律并不能完全替代宪法本身对权利的保障作用。“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宪法诉讼是宪法上的权利救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在通过其他诉讼手段不能得到维护或者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得到有效补救时，应当有权提起宪法诉讼，从而使受损害的权利得以恢复。“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权利。”[2]宪法是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也是公民在法律上的权利，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被侵犯时，如果因为没有相应的具体法律规定不能通过诉讼得到保障，也不能直接依据宪法提起诉讼，那么宪法基本权利的存在也就失去其独立的意义。

内容摘要：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可以受到限制，但只有法律可以限制，此处的法律仅指狭义的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通过的规范性文件，而非指行政机关、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并且不得是立法机关通过的决议。同理，依法治国、法治国家与依法行政中的“法”必须作狭义解释。行政法规只具备有限的“法”的属性，只在法律有明确授权或者法律根据的前提下才可以限制公民基本权利，而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则无权限制基本权利。

关键词：宪法基本权利，法治，合宪性，合法性

由孙志刚一案引发的对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宪性质疑，在各方的呼吁与压力之下，似乎已随着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自行撤消该《办法》而告终结。但是，该案背后所潜藏的一系列与宪法基本权利及其限制相关的理论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明确与澄清。它们既涉及到宪法与法治的基本概念、原理与原则，也与我国实践中开展的法治国家的进程密切相关。因此，以此案为契机，有针对性地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深化宪法与法治基本理论，促进法治国家建设，实现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无裨益。

一、宪法基本权利能否被限制？谁来限制？限制到何种程度？谁来审查？

孙志刚案的实质是对公民宪法上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问题，这涉及到公民宪法基本权利能否被限制及与其相关联的一系列宪法基本理论问题。

首先，公民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是可以限制的。作为最高法的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们是政治社会中个人所应享有的，也是国家必须给予保障的个人基本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并不是绝对的、排他的，也即并非不可以限制。虽然在理念上，这些权利是最高的，是天赋的，受宪法保障，但在实证的意义上，各国宪法基本权利均采相对保障主义，而非绝对保障主义，即基本权利可以依法限制。限制基本权利的理论基础是个人权利与其他法益冲突的客观存在。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人有相互依从性，个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有可能侵害他人的权利或者社会利益，须在不同权利之间进行适度平衡，这就是限制宪法基本权利及基本权利相对保障主义的理论基础。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通讯与住宅不受侵犯这些传统的基本权利来看，其中没有一项是可以不受一般性的法律规则限制的绝对权利。言论自由不意味着可以自由地造谣、诽谤、欺诈、教唆犯罪或以报警来制造混乱。人身自由也如此，当人身自由与紧急状态之下的国家安全、公共卫生与社会秩序相抵牾之时，人身自由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根据最早则可以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第四条规定：“自由包括从事一切不损害他人的行为的权力。因此，行使各人的自然权利只有以保证社会的其他成员享有同样的权利为其界限。这些界限只能够由法律确定。”这一规定既是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也包含了基本权利可以受限制，并且只能由法律加以限制的内涵。因此，从理论与法律两方面来看，宪法基本权利都是可以限制的。

摘要：基本权利是宪法上确认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指称，它包括人的尊严、平等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宗教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目前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还存在不足，本文就从立法方面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基本权利宪法权利程序正义

基本权利，或称宪法权利，是宪法上确认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指称，包括人的尊严、平等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宗教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由于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公民的权利体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和价值，我们冠之以基本权利的名称。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这__章涉及的宪法条文从33条到56条，其中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文从33条到50条，这些权利大致分为：(1)平等权；(2)政治权利和自由，具体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3)宗教信仰自由；(4)人身自由，包括：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5)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取得国家赔偿权；(6)社会经济权利，包括劳动权、休息权、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物质帮助权；(7)文化教育权利，主要包括：受教育的权利，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8)男女平等权；(9)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此外，宪法总纲中还规定了公民的财产权，并于2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公民的财产权进一步完整表述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可以说，我国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内容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和领域。同时我国政府也积极参加签署各种人权保障公约，不断促进我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1997年lO月27日和1998年l0月5日，我国政府先后签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做出了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2004年3月14日，国家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是中国在人权领域采取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从对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来看，国家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从制度上、法律上、物质上提供了保障。全体公民都能平等地依法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普通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比较完备的公民宪法权利的法律保障体系。

在肯定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不足与缺陷。虽然我国现行宪法扩充了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但有些公认的基本权利未能为宪法所确认，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然而，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最为基本的前提条件是该国宪法对公民的这一基本权利有明确规定，如果宪法中对这一基本权利都没有规定，那么保障又何从谈起?由孙志刚事件涉及到人们对公民迁徙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思考，由于目前我国宪法中未将其规定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关于这一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就无从谈起。其次，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还有赖于普通法律具体的规定，以进一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所以本文试从宪法自身的立法完善和普通法律的立法完善进行探讨。

在当今世界，关于妇女权益的保障问题一直为各国政府所关注。我们国家的党和政府也历来重视这一问题，并对各种法律制度不断加以完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004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进一步学习和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了研究部署，会议提出的贯彻实施宪法的三大措施之一就是：坚持执法为民、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司法代表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程度，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法治国家。

我国宪法对于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在许多条款中都有相应的体现。例如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第四十九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其他条款还分别规定了诸如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以及保护妇女的劳动权、休息权等内容。

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如何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作出了具体而详尽的规定。例如该法第二条第二、三款规定：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逐步完善对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

但是，由于历史、人文等传统观念以及各种落后思想意识的束缚，妇女的基本权利、人身权、财产权等各种权益遭受侵害，例如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得不到正常的就学、在就业时受到歧视等等现象仍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有些甚至转化为严重的刑事案件，从而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家庭稳定的不利因素。[1]

针对上述现象，笔者拟从司法角度粗略谈谈如何保护妇女的基本权利这一问题，以期能引发大家更多的思考。

从宪政的角度看，建立国家紧急权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保护社会成员的权利与自由，排除可能给宪法秩序和社会成员利益带来的各种障碍，维护并恢复宪法秩序的统一性。从本质上讲，行使国家紧急权的基本出发点是履行国家保障人权的义务。因此，国家紧急状态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是一种手段或方法，限制本身不能成为一种目的。

首先，国家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限制应基于宪法的规定与原则，合理地确立限制与保障基本权利的界限。如前所述，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应服从宪政的价值体系，应把限制行为限定在有限范围内的“手段”，不能把手段目的化，应保持紧急权的正当性基础。特别是，当发生某种突发性的事件，政府采取紧急权时应把限制性的措施限定在宪法规定或原则所允许的范围内，以保障基本权利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即使采取比较严厉的限制性措施时，也要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保持必要的协调。

其次，国家紧急状态下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应具有合宪性。按照宪政的原理，为应付可能给宪法秩序带来的任何危害，但同时对限制的界限做出明确的规定。关于限制的基本原则是“为了国家安全、维护秩序与公共福利”，并在必要的限度内进行限制。为了恢复宪法秩序，可以通过立法形式进行限制，但基本权利的本质是不得限制的。普通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在宪法的严格约束下进行的，尽可能回避个别法律保留形式。法律的一般性、明确性与具体性等特点有助于确立具体的限制标准与程序。尽管宪法规定了一般法律保留原则，但在具体立法时要在立法的目的、内容和程序上保持合宪性基础，不能片面地强调法律保留的形式意义。特别在规定有关紧急状态的具体法律、法规、规章时，更需要遵循立法权限，不能超越限制的范围，禁止下位法违反上位法。

第三，为了在秩序与自由、权力与权利之间寻找合理的界限，政府应在应急条件下严格遵循依法行政原则，防止因行政权的滥用而造成的权利侵害。比如，采取强制隔离、临时行政征用等措施时更严格地依照法律程序办事。对社会成员来说，则要强调依法积极配合政府活动的义务，不能把保障权利与维护秩序的价值对立起来，既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同时也要尊重政府的权威，共同维护法律秩序。

以“公共利益”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各国宪法之通例，“公共利益”与“法律保留”分别构成了限制基本权利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在我国宪法中，先后有第五十一条、第二十条修正案和第二十二条修正案将公共利益作为限制基本权利的理由。在理解和解释这些条款时，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权利的限制”（公共利益）和“权利”之间是一种怎样的逻辑关系。对于二者的关系，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把公共利益作为外在于基本权利的限制，另一种理解是把公共利益看作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也就是基本权利按其本性的自我规定。这两种理解可以分别称为“外在限制说”和“内在限制说”，本文将尝试分析这两种学说的基本主张，并探讨二者在保护基本权利的法效果上的差异，以期有所借鉴于我国的实践。

一、“外在限制说”和“内在限制说”的基本主张[1]

“外在限制说”认为“公共利益”乃是基本权利之外的对基本权利的制约。[2]按照这种理解，宪法所保护的利益除了以基本权利为内容的个人利益之外，还包括公共利益，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法益。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两种不同法益发生冲突与抵触的时候，需要立法者加以协调和平衡，这在某些情况下就表现为立法者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对基本权利加以限制。由于公共利益是不同于个人利益的法益，所以公共利益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就是从外部对基本权利的限制。

而“内在限制说”的逻辑与“外在限制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内在限制说”又称“本质限制说”，这种学说认为：“公共利益”这种限制实际上是依基本权利自身的性质产生的，是存在于基本权利自身之中的限制。[3]任何权利按照其社会属性，都有一个“固定范围”，所谓“权利的限制”不过是在此固定范围的边界之外东西。或者说，“权利的限制”并不是什么限制，而是权利按照其本性本来就不应该达到的地方。按照“内在限制说”的理解，公共利益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只不过意味着：基本权利的行使原本就不可以危害那些对于社会的存续具有必要性的法益，原本就不可以破坏权利实现所必需的社会秩序。或者说，由于个人是社会中的人，所以从社会伦理和社会道德的前提出发，个人的权利自始就受社会约束、对社会负责。

二、两种学说的分析与批判

（一）对“外在限制说”的分析与批判

1954年宪法开创了我国宪法的新纪元，新中国宪法事业经历了风风雨雨、兴衰荣辱的半个世纪。为了发展我国宪法学研究与教育事业，2005年4月15日，许崇德宪法学发展基金和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治

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社会变迁与新中国宪法之路”征文颁奖典礼，同时举行了由基金和研究中心创办的首届“全国研究生宪法论坛”。与会者以“推动宪法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为主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大家一致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主导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基本的目标，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保障成为国家生活的主旋律；在中国宪法之治的伟大实践中，宪法理念日益丰满，宪法制度日渐成熟，这将有助于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有学者选取了“人权”入宪的历史意义的研究视角，认为“人权”入宪是我国宪法建设历史的积淀，也为我国今后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一条款仍然存在着适用性的问题。在公共权力对于私权利的干涉方面，有学者认为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前提是公共权力必须有合法合理的依据、方式以及程度，三个环节缺一不可。而目前我国有些地方城市拟推行“禁讨令”则是公共权力对私权利的过分干预。更有学者从反向提出“基本权利直接拘束审判权”的论断，认为审判权应负有对其适用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的义务；适用法律时应作宪法取向的解释；当法律缺位时要求法院直接适用宪法。

还有学者对迁徙自由进行法经济学的分析，认为迁徙自由是人类社会经济规律运行的结果，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着我国迁徙自由法律制度的调整变化。因而，迁徙自由权的立法保障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写入宪法；第二，改革集体土地制度，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转变为真正的个人土地财产权；第三，积极推动户籍改革。另有学者认为，迁徙自由是一个包容性的综合性的权利，包括入籍、就业、工作、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和迁徙自由不可分割的权利。

宪法文化与宪法变迁

内容提要

宪法作为一国法律体系的基础与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不仅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且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发挥法律效力。基本权利是宪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具体而多样化的形式体现宪法效力的价值。从宪法规范日益生活化的发展趋势看，宪法价值主要通过

基本权利效力的具体功能而得到实现。基本权利既对国家权力的整体活动发挥约束力，同时也对私人之间的关系发挥效力。本文以基本权利发展的历史过程与价值体系为基础，以基本权利效力相关的判例为素材，分析了基本权利具有效力的正当性与理论基础，重点论证了基本权利对私人之间关系发挥效力的依据。。

关键词宪法效力基本权利私人之间关系效力私人自治

宪法效力与基本权利效力

现代宪法学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宪法具有法律属性，即宪法就是法律，是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地位的法律。由于受传统宪法理论的影响，过去人们在谈论宪法效力最高性时习惯于从政治角度分析宪法现象，在无意识之中淡化了宪法本身具有的法律属性。如果承认宪法是“政治法”命题，有可能在分析宪法现象时讨论宪法的法律属性。作者在与宪法规范有关的论述中曾提出宪法效力的正当基础与具体的制裁形式的问题。[1]在分析基本权利效力以前需要研究宪法的效力及其效力发挥的形式与具体的制裁方式。从宪法的价值体系看，宪法本身的效力直接决定了其组成部分的基本权利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