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涵范文10篇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科学发展观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总结国内外关于发展问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项要求，扎扎实实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面系统的科学理论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贯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一是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解决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我们党一条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其运用。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基本力量，同时又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思想，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推动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文明共同进步；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特别是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协调发展，努力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体现并丰富发展了事物之间普遍联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了科学的自然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运用，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二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有它着重回答的基本问题，这个基本问题不是细枝末节的、无关紧要的，而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新的理论成果正是应该围绕这样的基本问题不断形成、发展和完善。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动力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深刻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内在规律；阐明了科学发展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党的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等概念的科学内涵；阐明了科学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布局转变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进一步开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阐明了科学发展与吸收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联系，揭示了世界各国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趋势。这些理论阐述，在进一步回答“为什么发展”问题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极为重要的内容。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情深、源远流长，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中国人讲吃，不仅仅是一日三餐，解渴充饥，它往往蕴含着中国人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折理，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亲友要吃红蛋表示喜庆。“蛋”表示着生命的延续，“吃蛋”寄寓着中国人传宗接代的厚望。孩子周岁时要“吃”，十八岁时要“吃”，结婚时要“吃”，到了六十大寿，更要觥筹交错地庆贺一番。这种“吃”，表面上看是一种生理满足，但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借吃这种形式表达了一种丰富的心理内涵。吃的文化已经超越了“吃”本身，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通过中西交流，我们的饮食文化又出现了新的时代特色。如于色、香、味、型外又讲究营养，就是一种时代进步。十大碗八大盘的做法得到了改革，这也是十分可喜的。但是，中华饮食文化在与世界各国文化碰撞中，应该有一个坚固的支点，这样它才能在博采众长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和发展，保持不衰的生命力。我觉得，这个支点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特质，也就是中华饮食文化需要探索的基本内涵。因此，对于中华饮食文化基本内涵的考察，不仅有助于饮食文化理论的深化，而且对于中华饮食文化占据世界市场也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我认为，中华饮食文化就其深层内涵来廛，可以概括成四个字：精、美、情、礼。这四个字，反映了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也反映了饮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

精。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的内在品质的概括。孔子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反映了先民对于饮食的精品意识。当然，这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些贵族阶层。但是，这种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一个“精”字。

美，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这种美，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首先是味道美。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晏氏春秋》中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美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它是中华饮食的魅力之所在，美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

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吃吃喝喝，不能简单视之，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做生意、交流信息、采访。朋友离合，送往迎来，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风波，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功能。过去的茶馆，大家坐下来喝茶、听书、摆龙门阵或者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按摩。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政伦理范畴；行政伦理具有自律性的作用；行政义务是以伦理的形式所确定的行政使命、职责和任务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反应行政伦理现象的一些基本概念、反映行政关系的最本质、最重要、最普遍的行政伦理关系的基本概念、行政良心是行政伦理范畴非常重要的内涵、行政良心有强烈的阶级性、行政良心有相对独立性、行政良心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行政良心影响行为动机的形成并评估可能出现的后果、行政良心对其行政行为趋向的变化起监督和控制作用、行政良心对其行政行为后果起反思和评价的作用、义务是法律对公民或法人必须作出或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无偿利他性、高度的自觉性等，具体请详见。

行政伦理范畴是行政伦理规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良心和行政义务作为行政伦理范畴的基本内涵，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

行政伦理范畴，从广义上说，就是反应行政伦理现象的一些基本概念：凡是反映和概括行政伦理现象的特性、方面和关系的基本概念，都可以看做行政伦理范畴。但是，严格地讲，反映行政伦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仅仅只是行政伦理范畴的一部分。只有那些反映国家公务员与社会和公众之间的最本质、最重要、最普遍的行政伦理关系的概念，才具有行政伦理学基本范畴的意义，如行政良心和行政义务。①

因此，行政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就是反映行政关系的最本质、最重要、最普遍的行政伦理关系的基本概念，或者说是最基本、最一般的行政伦理范畴。

二

历年来，司法院大法官做了不少与基本权攸关之解释，惟其论证过程中，有关基本权内涵的充实，甚至对基本权种类的揭示，其态度并不一致。或于解释文中开宗明义宣示基本权的种类与内涵，或于解释理由书中明白宣示或略为带过，或仅以损及自由权利、法益或权益等模糊带过，惟于更多号的解释中，则根本看不到任何只字词组提及侵害或限制宪法所保障的何项基本权，仅能从上下文进行推测，或是至释宪声请书中一探究竟。此种论证模式对于宪法上基本权体系之建构乃甚为不利，不但无法使宪法良性变迁，更使大法官人权捍卫功能大打折扣。惟无论如何，就释宪实务总体观之，仍累积不少基本权内涵之建构，兹分述如下：

一人格尊严与人身安全为宪法保障人民自由权利之基本理念释字第三七二号解释理由书谓：「人格尊严之维护与人身安全之确保，乃世界人权宣告所揭示，并为我国宪法保障人民自由权利之基本理念……。」足见大法官不仅将人格尊严、人身安全此等普世原则定位在基本权的上位概念，并将世界人权宣言融入我国宪法的基本权体系之中，此将使宪法的基本权体系更具包容性与时代性。此外，法务部于民国九十年三月十三日完成「人权保障基本法草案」，并陈报行政院在案，即系将包含「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此三项公约的「国际人权法典」加以国内法化。此除了有助于使我国人权保障能跟得上世界潮流外，更有助于因应全球化所带来世界局势的密切互动。在「国际人权法典」尚未国内法化之际，大法官基于人权捍卫者的角色功能，实可透过司法释宪对宪法的基本权体系予以补充，使宪法得以与时俱进。

二平等权强调法律地位之实质平等性

宪法第七条之平等权，多半与其它基本权竞合使用，例如租税公平，即为财产权与平等权之竞合﹔又如考试公平，即为应考试权与平等权之竞合。惟倘从另一个角度观之，租税公平未尝不可解作租税的政策目的必须符合平等原则，考试公平亦未尝不可视为考试政策目的不可违反平等原则。足见平等权不但可定位为基本权，亦可将之视为违宪审查基准，以免公权力或第三人行为因违反平等原则而侵犯到平等权。按释字第四八五号解释文及释字第五二六号解释理由书谓：「宪法第七条平等原则并非指绝对、机械之形式上平等，而系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实质平等，立法机关基于宪法之价值体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规范事物性质之差异而为合理之区别对待……。」足见大法官将平等权定位在「法律地位之实质平等」，而「实质平等」之探究，则必须兼从宪法价值体系、立法目的、规范事实、规范事物本质等要素作考量，以做出「合理的区别对待」，如此方可谓达到「实质平等」之要求。

三人身自由为其它自由权利之前提宪法第八条之人身自由实为宪法上一切基本权之前提，基本权主体拥有人身自由，其它基本权方足以实现，否则将无由实现（释字第三八四、三九二、四三六号）。大法官历年来对人身自由所做的内涵建构，实乃包含「免受非法逮捕之自由」、「免受非法拘禁之自由」、「免受非法审问之自由」、「免受非法处罚之自由」。所谓的免受「非法」，亦即必须经得起「法治国原则」之检证，不但「形式」上要符合宪法优位原则、法律优位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法律明确性原则、具体明确授权原则，「实质」上亦须符合比例原则、平等原则、正当法律程序等原则，如此方可谓具备「实质正当性」（释字第五二三号）。自此亦可窥出「法治国原则」所衍生的诸原则，除了可作为此等限制基本权案件的违宪审查基准外，尚可援引作为基本权内涵的外缘界限，以架构基本权核心概念。故人身自由的概念实乃蕴含「法治国原则」的概念在其中。此外，有关「非军人免受军事审判之自由」（宪法第九条），相关解释（例如释字第五0、五一、八0、二七二、四三六号解释）虽未将此作个明确的定位，但自逻辑推论及本质考量上，似可将之归类于人身自由（「免受非法审问之自由」、「免受非法处罚之自由」）的内涵中。惟基本权具复合性，此等人身自由本质上实亦涉及诉讼权。

四居住迁徙自由含设定住居所权、迁徙权及旅行权宪法第十条之居住迁徙自由乃包含「设定住居所权」、「迁徙权」、「旅行权」，而「旅行权」又包含「出境权」与「入境权」（释字第四五四号）。此之「设定住居所权」，实即「选择住所自主权」（释字第四五二号），亦即「选择其居住处所，营私人生活不受干预之自由」（释字第四四三号）。此外，居住迁徙自由亦以「法治国原则」架构其核心概念（释字第四四三号）。

[论文提要]：和谐本质上就是法治社会。在一个法治社会，法院是社会利益矛盾的调解器，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正义的化身，其所作的裁判是对国家和个人道德综合运用的结果，其行使审判权关系到对人的生杀予夺和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能否提供切实有效的保护，关系到社会、生活秩序的安定。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培养高尚的职业情操，法官才能通过公正、高效、文明地解决具体纠纷，展现其知识、素质、涵养和人格魅力，从而德化于当事人，德化于社会，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关键词]：法官职业道德社会主义荣辱观司法和谐社会

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作为行使审判职权的人民法官，只有深刻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涵，充分认识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对树立和践行“八荣八耻”荣辱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才能更好地树立新理念、采取新措施，不断强化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积极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一、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及其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关系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为，都各有各的道德。”职业道德是指“在职业范围内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习俗的总和。它是调节职业集体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职业集团与社会各方面关系的行为准则，是评价从业人员职业行为的善恶、荣辱的标准，对该行业的从业人员有特殊的约束力。”[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指出：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的、阶级的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反映行为的道德调解的特殊方向，又带有具体职业或行业活动的特点，是一般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重要补充。

（一）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

摘要:社会机制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所起到的是整合、协助的基础性作用。而法制则是公共卫生应急建设中社会机制发挥作用的主要支点。公共卫生应急法制建设的基本内涵主要表现为: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体，以健康权为中心的开放的基本权利体系，以应急志愿服务、应急慈善服务与应急基层服务的“三位一体”为核心内容。公共卫生应急法制建设亟需加强，而实现公共卫生应急法制建设的“法治化”更是时代课题和现实需要。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危机应对;公共卫生应急

法制建设公共卫生应急法制是公共应急法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在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领域中各种法律关系表现形式的总和。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从纵向上的制度运作看来，社会应急法制建设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还包括突发公共危机后的社会修复工作。从横向上的内容看来，社会应急法制建设需要完备的法律规范、各级各项应急预案，先进的技术支撑，充足的物资、人力、财力、机构等保障，行政紧急权力的授予与约束制度，公民权利的保障与救济机制等［1］。基于不同的角色定位和作用分工，政府与社会是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急法制建设中两股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政府不擅长、不到位或许要放松规制的领域”，各种社会力量“能够发挥灵活、非强制、更具亲和力等优势”［2］。本文所讨论的仅指狭义上的公共卫生应急法制建设，即立法环节或应急法律规范。在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律体系中，社会应急法制建设的基本内涵主要表现为: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体，以健康权为中心的开放的基本权利体系，以应急志愿服务、应急慈善服务与应急基层服务的“三位一体”为核心内容。

一、多元化的社会主体

(一)政府的主导力量。在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面前，行政权力具有某种优先性和更大的权威性，可以暂停或者限制某些宪定或者法定的公民权利，并且行政机关在针对某些没有法律具体规定的特殊情况具有一定的紧急处置权［3］。但行政机关“在行使紧急权力、实施危机管理的过程中，易于出现权力滥用行为、发生严重侵权后果”［4］。即使在社会应急法制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调动政府以外广大的社会主体进行应急管理的积极性，但是为了把社会应急法制建设纳入到更加规范有序的轨道，始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和优势，同时要遵循约束行政紧急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为此，在我国当前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制体系中，政府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规范主体，对其角色的法律定位主要着眼于主导力量这一社会功能上。“基本权利与国家机构是宪法的两项基本内容，而基本权利较之后者有着更为根本的价值地位，国家机构的组织安排也是以基本权利的保障为最终目标的。”［5］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一章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定是国家义务的反向扩张和侧面体现，通过解读我国《宪法》从国家义务层面所作出的规范设计，可以窥见其对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政府主导力量的根本保障和对行政紧急权力的有力约束。在其他相关性法律规范中，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第5条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传染病防治工作，第6条规定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在传染病预防、疫情报告以及通报和公布、疫情控制、监督管理等章节中也赋予了各级人民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职责。(二)社会组织的协助与整合。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社会组织发挥协助、整合的作用。所谓的协助，就是指社会组织能够协助政府在其涉及不到的领域发挥“长臂效应”。以慈善组织为例，“在政府提供基础服务之外，慈善组织将有效提供基础公共服务不能或者尚未覆盖的部分，增进社会福祉;在传统社会管控转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慈善组织作为社会组织中的代表，将有力培育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和承担公共责任的精神和意识”［6］。所谓的整合，就是社会组织能够整合各领域的社会资源，提供社会服务，快速、有效、有序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各级各项应急预案中规定，在危机爆发时要有效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加应急救援工作，要建立健全应急物资生产、储备、调拨及紧急配送体系等。此外，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的交通运输、人员防护、通信、基本生活、医疗卫生等都应得到相应的保障［7］。而这一切离不开社会组织整合社会资源作用发挥。(三)“特殊公民”的积极参与。“特殊公民”是指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具有某种特殊身份和角色定位，能够发挥一定的独特作用的公民群体，比如志愿者、医疗救护人员、科研人员、新闻媒体工作者、受灾群众，等等。他们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是公共卫生应急法制建设中独特的社会群体。积极参与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是法律赋予他们的义务，同时他们的合法权利更应得到重视和保护。(四)“普通公民”的配合与支持。“普通公民”是指上述公民群体以外的其他公民，其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所要做的便是配合与支持，更多的是一种法律义务倾向，我国《宪法》中“公益”条款的规定，使得在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中个人自由与权利和国家利益的调和具有了宪法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防治方针之一便是依靠群众，另外在各级各类公共卫生应急法律规范中设立了“法律责任”一章，比如《传染病防治法》第77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二、开放的基本权利体系

[摘要]哲学大家们用专业性很强的哲学语言对“中国哲学精神”概括与诠释，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晦涩难懂的，甚至误以为“哲学知识的普及都是哲学家的事情”。这与党“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是有出入的。文章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中国哲学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以人为本，内在超越，自强不息，实事求是”等内容。这对哲学知识的普及与大众化具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基本内涵；哲学精神；中国哲学

中国素有“哲学”之实但无“哲学”之名，“哲学”是日本学者西周1873年由希腊文“爱智”(Phi—losophia)翻译而来。哲学起源于文化没落，有志之士指点迷津，提出化解之道，哲学是文化的医生。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再加一句，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准确表述“哲学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中国哲学精神是先哲们留下的精神基因、文化遗产；是我们对于先哲思想所做的一种领悟、对话、心灵的交契；是一个体悟性的话题。“中国哲学精神”有诸多答案，无论是冯友兰的“内圣外王之道”说、牟宗三的“生命哲学”说，还是张岱年的“六大特点”说、李泽厚的“实用理性”说，这些哲学大家都是用专业性很强的哲学语言进行概括与诠释的，对于哲学素质本来就不是很高的广大群众来说是晦涩难懂的，难于理解其真谛，导致不少人以为：哲学知识的普及都是哲学家的事情。这与党关于理论的“普及活动”、“大众化”、“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要求是有出入的。本文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在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的比较中论述中国哲学独特的内涵。

一、人生观：以人为本

中国哲学首先是一种人生哲学。哲学的理论形态可以概括为：自然哲学；宗教哲学；人生哲学。关怀人生实际、怎样做人，是中国哲学的独到韵味、独到精神。中国哲学就是教你“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的学问，它的理论关注点不是自然与彼岸，而是现实的人生，怎么样把人生过得更好、更有意义，无愧于祖宗、无愧于天地。“以人为本”的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的人，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等等；这个“人”，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能动的主体，不能把人民群众仅仅看作是被同情、关爱和扶助救济的对象，更不能仅仅看作是需要别人从上面赐予雨水、甘露和阳光的被动客体，而应看作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创造性主体，看作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这个“人”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被发展的客体，当今科学发展观所坚持的“以人为本”是主张一种具体性、有条件性和有限意义上的“人类相对中心论”。“以人为本”的这个“本”不是事物的本原或本体而是发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力量的来源，以人为本就是把重视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把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作为我们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动力，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长远奋斗的目标；这个“本”既是指人的理性世界也是指人的非理性世界，是坚持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坚持二者的内在和谐统一，要在二者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在人的现代性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尤其要重视人的欲望、情绪、情感、意志、激情、知觉、灵感、集体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人生哲学具有积极性的功能，对社会群体来说也提供了渐进的原则。那就是：修身——个人独立性的完成；齐家——群体意识的温床；治国——群体生活实习之所；平天下——群体性最终目标的形成。中国哲学也谈天，是为了说明做人的道理，不是单纯地谈论天，也不是单纯谈论人，谈的是交天人之际，把天作为人生存的一个环境。中国哲学不关心纯粹的自然问题，也不关心纯粹的彼岸问题，而是非常重视人在现实人生中的意义、价值与地位。

发展指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中共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继承和发展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其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是：（1）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3）统筹兼顾，总揽全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注重实现良性互动，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4）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5）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发展理论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世界发展实践表明，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应该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人民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辩证统一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它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相互联系的整体，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把科学发展的理论境界提到一个新高度。

"三个代表"的基本精神是论述新世纪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党的总目标问题，重点是回答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中的先进性问。"三个代表"的关键在于能否"忠实代表"。就是说，要看我们党能否把握住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制定出一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在实践中通过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里讲的"忠实代表"，要求我们在实现"代表"时，一定要做到"始终如一"、"全心全意"、"认真负责"。

"三个代表”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整体。先进社会生产力，即是发展先进文化的物质条件，又是实现人民利益的物质基础。同时，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思想道德建设和人民崇高精神的培育。建设先进文化，既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又能为生产力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党致力于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离开这个根本目的，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就会失去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因而就无法推动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的持续发展。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理解它的精神实质，应该从三者的内在联系上准确把握，自觉将三者统一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去。为了进一步加深理解"三个代表"的基本精神，还应完整准确把握每一个"代表"的深刻内涵。

第一，要完整准确理解"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深刻内涵。首先，要明确我们党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而不是中国落后社会生产力的代表。为此就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国先进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学说告诉我们，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具有先进觉悟和先进技能的人，运用先进管理和先进技术能有效地改造与保护自然界，从而达到持续快速的创造社会财富；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同步发展、协调进行，从而达到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次，要明确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含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就要及时变革或调整生产关系，使之能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二是要求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就要及时变革或者调整上层建筑，使之能促进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三是要求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为此就要不断纠?quot;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使之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健康发展。

第二，要完整准确理解"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深刻内涵。首先，要明确我们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为此就要搞清楚什么是先进文化。先进文化是继承优秀文化传统，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文化。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很显然，这里讲的文化，不是狭义的文化，而是广义的文化。它包括先进的思想道德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两个部分。其中思想道德规定着整个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是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它以先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即以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二是它以先进的思想道德为核心，即是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为核心；三是它既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的传统，又积极吸收和借鉴了当代一切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四是它既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的决定性作用，又重视科学文化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五是它既强调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又强调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其次，要明确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含义。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人类新文化的创造者。因此，她始终代表着文化的前进方向。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奋斗的过程中，就指出它的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文化，所以在夺取政权以后，就积极为建立社会主义文化而努力。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有一个由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再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当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奋斗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在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目标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努力提高党员、干部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目标和大方向。

[摘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其与公平理念密不可分，但不等于平均化，而且还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可以有收入路径、支出路径和政治路径三种路径供选择。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

一、引言

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定义，国内学者虽说法各异，但基本观点却大致相同。徐诗举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定义为在保证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和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原则下，全国范围内的居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相同的公共产品，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李华根据公共品需求的城乡差异，将公共品分为基础性公共品和差异性公共品，提出基础性公共品的均等化应按照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衡量，要求实现结果的均等；而差异性公共品均等化的判断标准应是效用的最大化。王磊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和要求，一般是指各个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全国的一般标准和居民的生存要求，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根据财政分权划分的地方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公共服务均等化具体是指地方政府提供的地方治安、环境、城市建设、文化、教育、卫生、道路等公共产品的水平基本相等。江明融认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及其公共财政要为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经济成分或不同社会阶层提供一视同仁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具体包括财政投入、成本分担、收益分享等方面内容。

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来说，李华和王磊主张应通过转移支付来实现财力的均等化从而保证公共品的均等化。而江明融、杨晓达则认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在遵循“帕累托改进法则”和保证城市居民现有效用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将城市创造的一部分财富用于提供农村公共品，从总体上提高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水平。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