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律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基本法律修改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的立法权，其行使状况直接关系到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和公信力。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基本法律修改权在目前仍存在失范现象，这将对法律制度的变更方式以及民意基础产生不良影响。宪法的授权不明、解释制度的不科学以及最高权力机关内部权力结构不合理则是造成失范现象的深层原因。而要彻底改变这一现象则必须从宪政的角度着手。

[关键词]：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现象，弊端，原因探析

众所周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其立法权限在宪法第六十七条及《立法法》第七条等条款中已被明确规定。本文通过对近两年几部基本法律的修改情况分析，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的行使现状、潜在弊端及产生原因进行探讨。

一、行使现状

在《立法法》生效前，虽然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行使的立法权及其权限已作了界定，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我强化立法权力，甚至逾越立法权限。《立法法》试图要改变这种现状，使各个立法主体的行为走向规范化。然而，这一良好的愿望能否实现呢？本文想通过实证分析作为解答。

自2000年7月1日《立法法》生效至2001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对两部基本法律进行了修改。它们分别是：2001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从修改情况来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摘要：《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已经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各种形式的讨论和研究持续不断，本文从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角度浅谈对《环境保护法》修改的见解。对环境保护法律基本制度包括哪几项，并无定论。本文立足《环境保护法》既有的明确规定，先分析其存在的缺陷，然后选取已作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清洁生产制度，对其的修改和完善提出建议；再对需要增加的许可证制度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作了阐述，使其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也是《环境保护法》修改之本意。

关键词：《环境保护法》基本法律制度协调

1989年，我国对原有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进行了修改并颁布实施，至今已有18年。

该法对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健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新的环境保护法律陆续制定、实施，原有的法律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的飞速发展，环保事业的兴旺和国民环境意识、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急需进行修改。特别是其中确立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建立市场经济对环境保护的规范与需要。对《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从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着手，有助于建立和完善整部环境保护法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也能与各单行法保持协调一致，发挥其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宪法”作用。

一、《环境保护法》中确立的基本法律制度

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法的目的、任务，按照环境法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确立的、普遍适用于环境与资源保护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对具体环境法律规范具有指导、整合的功能和提纲挈领的作用；在适用对象上具有特定性，适用于环境保护的某一类或某一方面。[1]各个基本制度之间相互配合形成相对完整的规则系统。

前言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体制下，人们常常认为“行政法上取得所有权最主要的方式是公用征收。”[1]公共组织要获得其职能活动所需的物资和劳务往往需要国家通过行政命令或计划调拨无偿或平价等方式来实现。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包括个体工商业者）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和独立的利益主体，这时，政府乃至其他社会公共组织和团体要获得他们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就必须通过有偿买卖的方式来实现。通常情况下，有偿取得所有权的方法主要有：公用征收，公用征调、国有化、某些优先特权（例如艺术品公开出卖时国家享有优先买权）、签定行政合同取得或交换不动产或动产所有权等。[2]因此行政法学界以前对公用征收研究得较多，并且认为通过合同等价买卖方式取得所有权的政府采购属于私法领域，应受民法规则的支配，因而，从行政法的角度对政府采购制度的定义、性质、特征、功能、原则以及对政府采购的法律控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非常滞后，导致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建设也明显落后，特别是由于我们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不健全，使得政府采购中的违法犯罪、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非常严重，政府采购的劣质工程屡见不鲜，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又将面临同国际贸易市场竞争和接轨的必然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从理论上认真研究政府采购的一些基本法律制度是我国行政法学界的一项十分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一、政府采购制度的历史沿革

政府采购并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最早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1782年，当时的英国政府就曾经设立文具公用局，专司政府部门所需办公用品的采购。该局后来发展为物资供应部，专门负责采购政府各部门所需物资[3].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为了采购战争所需的物资，就由某些军事机构从事类似于今天政府采购部门的工作。美国联邦政府民用部门的采购始于1792年，当时联邦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将联邦政府的物资采购权力赋予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汗弥尔敦。19世纪初期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为帮助其朋友获得政府采购合同，于1806年首次通过了关于封闭式招标（SealedBidding）采购的系列法律；186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联邦法案，对以前法律中的封闭式条款做了修正，并成为以后美国政府采购立法的基础。[4]该法案明确规定：凡超出一定金额的采购，联邦政府都必须使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法案还对招标的方式、程序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1933年联邦政府颁布的《购买美国产品法案》（BuyAmericanAct）是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有效手段。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试图通过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大力增加公共工程的采购来扩大就业，以促进国内经济的复苏。根据这部法案的规定，美国政府在采购商品时，应当优先购买美国产品，除非有关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断定购买美国产品在成本上不合理或者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从而实现保护政府采购市场的目的。可以说，《购买美国产品法案》是扶植和保护美国工业、美国工人和美国投资资本的手段。1947年和1949年美国国会分别通过了《武装部队采购法》（ArmedServiceProcurementActof1947）和《联邦财产与行政服务法》（FederalPropertyandAdministrativeServiceActof1949），1974年又颁布《联邦采购局政策法案》（OfficeofFederalProcurementPolicyActof1974）[5].1984年4月1日，《联邦采购条例》（FederalAcquisitionRegulation）开始在联邦政府的所有行政机构实施，后来许多政府机构都制定了自己的采购条例。这些制定法为军队及联邦服务总署提供了较为详细的采购政策和方法[6]，并确立了联邦服务总署为联邦政府的绝大多数民用部门组织集中采购的权利。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郑新立指出：“完整意义上的政府采购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与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政策的产生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二战以后，为了尽快推进贸易自由化，消除贸易壁垒，联合国于1946年成立了经济社会委员会。在第一次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上，美国提交了一份著名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在该草案的第8条和第9条中，首次将政府采购提上了国际贸易的议事日程，要求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作为世界各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原则。由于当时美国提出这一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要打破各国政府采购中的贸易保护，使美国的产品进入各国政府采购市场，因而遭到各国抵制。但是由于各国政府采购长期游离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多边贸易规则之外，政府采购市场带有严重的排外性，缺乏竞争性，腐败成风，导致了政府采购的高成本、低效率，也阻碍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国家首先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从70年代开始，在多边协议的框架中，启动了关于政府采购的谈判。在1978年关税贸易总协定的东京回合谈判后，于1979年签订了第一个《政府采购协议》（AgreementonGovernmentProcurement），作为东京回合所制定的一项附属协定，在1988年时有小幅修改，而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后，于1994年4月15日又在马拉喀什签署了新的《政府采购协议》，将协议范围扩大到服务合同[8].该协议共分为24条，包括《协议》的适用范围、领域、国民待遇与非歧视待遇、招标程序、招标类型等内容，协议已于1996年1月1日生效。协议的目标是：实现世界贸易的扩大和更大程度的自由化，消除政府采购中的差别待遇，提高政府采购的透明度，考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财政和贸易的需要。[9]除世贸组织外，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欧盟理事会、世界银行等机构也都制定有关于政府采购的示范法、协议、指令、指南等。影响较大的有：1992年－1993年欧盟理事会制定的《关于协调政府物资采购合同的程序》、《关于协调给予公共工程合同的程序》、《关于协调给予公共服务合同的程序》、《关于协调有关对公共供应和公共工程合同的给予执行复查程序的法律条例和行政条款》等[10].1993年在维也纳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和工程采购示范法》和1994年在纽约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1995年世界银行通过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信贷采购指南》等。

一、物流业务中相关概念的法律性质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GB/T18354-2006）》确定了物流活动中的物流基础术语、物流作业服务术语、物流技术与设施设备术语、物流信息术语、物流管理术语、国际物流术语及其定义。如其在定义中指出：“物流是物品从供应地到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的结合。”虽然从物流理论和物流实务的角度看，当前对物流及其相关概念的争议已经不大，但从法律的角度看，传统的采购、运输、仓储等法律术语由于有《合同法》、《海商法》、《铁路法》、《公路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其定义比较明确，但新兴或扩展的物流以及与物流业务有关的一些术语和业务范畴，其法律意义仍然无法明确界定，无论是法官、律师还是物流业务当事人，对物流术语的理解以及对物流业务的认知都比较模糊。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规定的也都是传统的案由（如运输合同纠纷、仓储合同纠纷），即使在服务合同纠纷一级案由中，也只有一个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二级案由与物流快递服务相对应。因此，随着物流业务的不断发展和物流争议的不断解决，对相关物流术语从法律角度进行解释成为当前一项重要的工作。

二、物流主体识别的法律问题

1.物流经营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

由于现代物流业务环节较多，所涉及的物流业务主体也日益多元化。因此，在物流实际操作过程中，如何识别物流主体所涉及的承运人、委托人、托运人、收货人、仓储商、人等，也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例如，最为常见的识别物流经营人到底是人还是当事人身份地位的问题，即使定义物流经营人为当事人，也不能确定其到底是公路、铁路、空运或者海运方面某一类的承运人，还是多式联运人或独立的一类物流经营人。例如，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诉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公司等代办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合同货物灭失代位求偿纠纷案[1]中，天津海事法院认为，被告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公司签发的是一种多式联运提单，此类案件属于海事法院收案范围。而天津高院认为，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公司签署的虽系多式联运提单，但该提单下的货运方式并不包含海运，为单一的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应属于天津铁路运输法院管辖。天津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认为，该案的提单并不具有提单的法律性质，只是作为明确双方委托关系和交接货物的证明而已，本案的承运人只能是铁路，被告只是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在同一类型且案情也基本一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械进出口公司诉中国铁路对外服务上海公司等委托国际铁路联运货物灭失赔偿案[2]中，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系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合同纠纷，被告华远船务公司系全程经营人，应当就全程运输对原告负责，判决被告华远船务公司赔偿原告的货物损失和运费损失等，但享受提单背书条款的限额赔偿。后原告上诉至高院，上海市高院认为，被告华远船务公司系全程经营人，应当就全程运输对上诉人负责，赔偿原告的货物损失和运费损失等，但因本案是国际铁路联运纠纷，不享受海运提单背书条款的限额赔偿，直接改判被告华远船务公司赔偿原告的全部货物损失和运费损失。

2.挂靠经营的主体问题

一般地讲，所谓政府采购，是指使用公共资金的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动用公共资金购买、租赁商品、工程、智力成果及雇用劳务或获取服务的行为。这一定义具有以下基本含义：第一，政府采购行为的主体包括使用公共资金的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如各种基金会等；第二，政府采购的标的既包括可移动的商品、物资、不可移动的工程或不动产，也包括智力成果以及劳务或服务等；第三，政府采购的内容既包括通过支付对价以获取供应商的物资或商品、工程的所有权、使用权，也包括获取服务或劳务，还包括获取专利或专有技术的使用权等智力成果权。就政府采购的性质而言，它具有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双重属性，即：既有民事行为的属性，要受民法某些基本原则的制约；也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受行政法基本原则制约。政府采购行为体现了民事行为与行政行为的结合。从形式上讲，政府采购要遵循合同自由、平等、公平、诚实信用、权利滥用之禁止及等价有偿等民法规则，但从实质上看，它与普通的民事行为又存在诸多重大区别，仍然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就其基本特征而言，政府采购的主体必须是具有公共职能的公共组织或公法人，即使用公共资金的公共机构或组织，政府采购的目的及资金来源具有公共性；政府采购权是一种公共权力，是国家机关等公共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以及其他公共资金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特权，而其他私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则不具有此项权力；在合同的缔结、执行、变更等各方面，政府采购超越了私法上的一些规则；政府采购适用一些专门的程序，如关贸总协定达成的政府采购协议为政府采购规定的公开投标、选择性投标以及单个投标三种招标投标程序规则；政府采购争议的救济主要采用公法上的救济方式，与行政争议的救济途径基本相同，而不适用私法上的救济途径。

政府采购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公开性原则（Disclosure），这是国际间政府采购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第十七条以专条的形式规定了政府采购透明度的问题；（二）公平性原则（Equity），它包括平等和公正双重含义。公平性原则首先要求为所有可能参加竞争的供应商或潜在供应商提供平等的机会、一致的信息，在资格预审和投标评价等方面使用同一标准，允许所有有兴趣或有意的供应商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竞争。其次，它要求：合同的授予要兼顾政府采购社会目标的实现。在政府采购竞争中，有实力的供应商特别是那些垄断性企业将毫无疑问地占据优势地位，而中小企业、少数民族企业、困难企业等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按其实力，他们很难赢得政府采购合同。因此，在政府采购制度中，应当制定一些规则，采取一些措施，使这些弱者也能获得一部分他们力所能及的政府采购合同，从而有利于扶持民族经济的发展。（三）竞争性原则（Competitions），这是政府采购制度的灵魂或精髓，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灵魂或精髓。没有竞争就没有政府采购制度，充分的、公开的竞争可以使政府采购制度的各项目标得以实现。因为，只有充分的公开的竞争才能防止政府采购中的浪费和腐败问题。反过来，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的一个直接目的也就是为了促进竞争。竞争性原则主要是通过招标公告、广告等方式来实现的。广告或公告的有效性对竞争程度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在各国政府采购制度及国际间政府采购规则中，都对广告的形式作出规定；同时，为了确保供应商有足够的时间决定是否参与投标竞争以及为投标竞争作好准备，又对从发出招标广告到投标的时间限制作出规定，以免因供应商来不及准备而失去竞争机会，从而保证最大限度的竞争。（四）经济、效率原则（EconomyandEfficiency），指采购主体力争以尽可能低的价格采购到质量理想的物品、劳务或服务。如果没有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或政府采购当中很少进行成本效益核算，那么重复投资、盲目采购、文山会海，就会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五）廉正性原则（Integrity），此指在政府采购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禁止违法和腐败行为，严格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政府的廉正。同时由于政府所承担的管理任务的广泛性、复杂性、多变性，因此要求一是严格依法办事，严禁以权谋私；二是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除了上述五项基本原则外，政府采购还应当遵循诚实信用、法律地位平等、自愿协商、意思表示一致、等价交换、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不得损坏社会公共利益等普通商业活动原则的要求。

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是政府采购目标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政府采购制度主要包括：

（一）建立政府采购主体制度。在多数政府采购关系中，仅有采购主体和供应商两方当事人，有时还包括作为政府采购人的社会中介机构。一般来说，政府采购主体含有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哪些公共组织的采购活动应当纳入政府采购的范畴。在我国，除党政机关外，许多由国家财政供给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采购活动也应纳入政府采购的规制范围。二是使用哪些公共资金的组织的采购活动应当纳入政府采购的范畴。就现有的国际协议和国内的政府采购法规规章来看，政府采购一般被认为是指利用财政性资金所进行的采购，事实上，我们有许多公共组织的采购活动使用的是非财政性资金，是来自各种名目的收费、赞助、募捐、创收、奖励甚至是集资等，所以政府采购制度仅规制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的采购活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认为，无论是财政性资金还是通过其他别的方式获取的资金，只要不是公共组织内部工作人员私人的资金，都应视为公共资金，用这些资金进行的采购都应纳入政府采购的规制范围。三是政府采购活动具体应由哪些机构或组织进行。对这一问题，各国的做法不尽一致，有的是由各采购机构自己独立地进行，有的是由政府财政部门或者某个其他别的部门或机构专门负责，统一进行采购。我国各地各部门的规定也并不完全一样，这是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尽快加以规范和统一，以消除目前存在的采购主体不统一的混乱局面。

（二）建立政府采购的程序控制制度。这里的程序控制制度主要是指有关政府采购的具体操作规范和对政府采购的各种监督机制，即狭义的程序。现在一些有关政府采购的法规和行政规章实际上不过是政府采购的总则性规范，于200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招标投标法也主要是有关招标采购的操作规范，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政府采购。所以，建立完善的有关政府采购的程序法律制度特别是政府采购各种程序的适用条件、方式、形式、步骤、顺序和时限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是建立政府采购程序制度的首要任务。其次是建立政府采购的内部制约机制，包括确立由有丰富经验而且公正廉洁的人员组成专门的采购组织负责政府采购；建立不同采购规模的审批权限，采购款项的支付方式和对采购协议的最终审查、签章等一系列制度。第三，对政府采购的外部监督，包括审计监督和议会监督，前者主要是对政府采购的财务审查监督，后者主要是对政府采购重大项目及其预算、决算的审查和批准。

（三）建立政府采购争议的救济制度。因政府采购而发生的争议实际上是一种因公共利益而与私法利益所发生的争议，属于公法争议的范围。因此对政府采

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又称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作为财产保险公司开办的一项新兴业务，自推出以来对拓展汽车信贷市场、促进我国的汽车消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近来很多保险公司由于其居高不下的赔付率而纷纷暂停了该项业务。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缺乏良好的制度支持尤其是法律制度的约束是关键原因之一。在实务中，因为与之配套的法律机制不够健全，再加上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从业人员缺乏经验积累，产生了大量的保险纠纷。各地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对适用法律的认识存在分歧，判决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对同一类型案件的审理会产生不同的审判结果。如在武汉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龙公司）向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公司索赔分期付款购车保险金一案中，法院以投保人锡山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隐瞒自身资信情况，向保险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表，未尽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为由，驳回了神龙公司的诉讼请求；[1]而在神龙公司以同样事由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芜湖分公司索赔时，法院却忽略投保人芜湖市机电设备总公司投保时的资产状况，认定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支持了神龙公司的索赔要求。[2]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保险市场的开发和相关司法实践工作的完善以及车贷市场信用风险防范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的法律概念辨析

我国《保险法》没有提出保证保险的概念。通常的看法是，保证保险指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为作为被保证人的投保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的保险。就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而言，投保人、保险人与被保证保险人共同订立保证保险关系，投保人为汽车买受人、被保证保险人为汽车销售方。[3]但是，中国保监会在1999年8月30日对最高人民法院告申庭《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的复函》中明确提出：“保证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种，是指由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为作为被保证人的被保险人向权利人提供担保的一种形式，”“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债务人（被保证人）和保险人（保证人），债权人一般不是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可以作为合同的第三人（受益人）。”按照这一说法，在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中，被保险人就应当是债务人（汽车买受人）而不应是债权人（汽车销售方）。保监会的提法与上述一般理解存在冲突，并直接影响到究竟是谁具有保险利益并且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

这实际上反映出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对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相对人问题看法的分歧。大陆法系称保险人（Versicherer）的合同相对人为投保人（Versicherungsnehmer），是出面要求保险人承担危险的人，并因此负有交付保费的义务，但投保人不一定具有保险利益，就财产保险而言，可以区分为为自己利益保险与为他人利益保险。以自己的利益投保时，投保人即为被保险人，反之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就不是同一人。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保险合同无特别约定，保险赔偿请求权归于被保险人。一般来说，于财产保险无特别约定受益人的需要，受益人即指投保人。英美法系则认为，由于一般人通常是为自己利益投保，故保险人的合同相对人为被保险人（theinsured）。被保险人负有交付保费的义务，并当然取得保险给付请求权。另一方面，为防止道德风险，要求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须具有保险利益。被保险人欲使他人享有保险给付时，在财产保险通常通过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即在保单上附加损失支付条款（Losspayableclause）或采取保险契约转让（assignmentofpolicy）的方式实现。两大法系的最大区别在于英美法认为交付保费与享有保险金请求权者原则上为同一人，并对保险标的须具有保险利益；而大陆法系却认为，因为保险利益的关系，保费交付义务与保险赔偿请求权可归属于不同的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4]

我国保险法兼采两个法系的制度，如《保险法》第10条、第22条称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人，被保险人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等，采用了大陆法系的提法；但是《保险法》第12条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则又借鉴了英美法系的规定。由此可见，保监会对保证保险所作的解释比较接近英美法，更切合实际需要。因为如果将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的被保险人认定为售车方，而借款人又没有因此在贷款的利率、成数等方面获得好处，则难免有强制搭售保险、要购车人为他人利益投保、增加其不必要的费用之嫌。合理的解释是购车人不是为汽车经销商、银行或汽车金融服务机构的利益（收回车款或贷款）投保并缴纳保费，而是购车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包括以此取得销售方给予的售车信用以及防止在将来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时丧失对车辆的所有权等）投保，并且因此将保险金的请求权让渡给第三方。

与保证保险相近且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是信用保险。广义上的信用保险包括了保证保险，如我国《保险法》第92条规定的信用保险。狭义的信用保险专指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债权人）的信用贷款和信用售货提供担保的保险，主要有出口信用保险、国内商业信用保险和投资信用保险三种；对应的保证保险包括诚实保证保险、产品保证保险和合同保证保险等。[5]保监会颁布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45条就将信用保险与保证保险并列为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一般认为，保证保险与信用保险都以信用风险为标的，其主要差别在于主体的不同：如果投保人为汽车买受方，是保证保险；如果投保人为汽车销售商，就是信用保险。有人主张对信用保险与保证保险不作区分，统一为信用保证保险[6].实务中，也曾经有保险公司将两者合并为一个险种，如人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开办过的机动车辆分期付款售车信用保险、太平洋保险有限公司开办的汽车分期付款信用保证保险等。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虽然购车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在本质与功能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彼此是相对独立的险种。在西方成熟的汽车保险市场，汽车销售商以购买者的信用为保险标的投保的信用保险，保费由销售商缴纳，受益人为销售商自己，在其遭遇市场风险，出售抵押或保留所有权的汽车等情况下仍不能收回全部车款时，可以从保险人那里获得不足部分的赔偿。而购车人以自己的信用为保险标的投保的保证保险，保费则由购车方缴纳，受益人也是购车人本人，购车方可以在其收入流中断不能如期还款的情况下由保险人代为付款，而依然拥有所购汽车，但当购车者收入恢复后，有向保险公司偿还所垫付资金的义务。对两者不作任何区分不利于当事人的缴费义务与受益权利保持一致，实际操作中容易产生混乱。而且由于信用保险中售车方可能为片面扩大销量而放松对购买方信用的管理与要求，其风险往往大于保证保险，因而两者在保险费率上也应有所差别。

【摘要】自1995年以来，连续三届人大都将税收基本法列入了立法规划。但自今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草案尚未提交人大审议，还是停留在专家的建议稿阶段，足见税收基本法立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目前，有关税收基本法立法的必要性并无分歧，只是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适用范围、立法模式及税收基本法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等问题上意见尚不一致，某种程度上妨碍了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工作。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对上述几个问题作一探讨。

【关键词】税收基本法；税收基本法名称；适用范围

自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基本形成了“一税一法律（法规）”的税法体系，这种税法体系对于保障我国税收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过于松散、过于繁杂的税法体系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以避免当前税法体系本身弊端给税收事业继续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显得日益必要和迫切。因此，为了税收基本法能够尽快出台，应迅速在税收基本法的名牌、适用范围、立法模式及与其它税收法律规范的关系上形成共识。税收基本法应当使用基本法的名称而非税收通则或税收通则法的名称；在法律上明确为“税”的税种及其相关活动及名费实税的各种费用、基金的征收活动应当适用税收基本法；我国应该立足现实国情，兼收并蓄，合理选择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税收基本法优先于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

一、关于税收基本法名称

目前关于税收基本法的名称问题，观点集中分为两派，一种观点主张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持此种观点的人目前仍居于多数；一种观点主张使用“税法通则”的名称，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是少数，但影响较大，且赞成的人呈增长趋势。其主要理由：一是认为税收基本法在效力等级上容易产生歧义，二是认为税收基本法影响了该法的正确定位；三是认为税收基本法不利于国家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笔者赞成使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理由主要有如下四条。

（一）采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是其功能定位决定的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内容为:基于对未来世代的责任，国家在合乎宪法秩序范围内，经由立法以及依据法律及法之规定经由行政与司法保障自然生活根基与动物。

该条款作为德国具有前瞻性的环境保护宪法性条款，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于司法实践中亦备受瞩目。本文拟对该条款特征作简要分析，希冀为未来中国宪法中植入相似条款提供参考。

该条款主要具有五项特征，阐释如下:

一.突出所保护客体的自然属性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保护客体之一为人类之自然生活根基。(引注1)

从语义分析角度考察，“自然生活根基”概念与狭义语境下“环境”概念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区别。(引注2)基本法第20a条采用前者是为了更加明确地将文化、社会与政治视角下的泛义语境下的环境种类排除于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之外。(引注3)

一、司法改革的历程及其困境

（一）司法改革的历程

1978年之后，我国司法改革主要经历了三个•56•历程：其一是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拉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改革的目的包括进一步完善独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运行良好的审判工作机制，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建立保障人民法院充分履行审判职能的经费管理体制，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举措包括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审判组织形式、科学设置法院内部机构、法官的职业化、审判机关内部监督的规范化等方面的内容。其二是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此次改革的目标包括改革和完善诉讼程序制度，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权威；改革和完善执行体制和工作机制，健全执行机构，进一步解决“执行难”；改革和完善审判组织和审判机构，实现审与判的有机统一；改革和完善司法审判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制度；改革和完善司法人事管理制度，加强法官职业保障，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进程。其三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据此更进一步展开了司法体制改革。此次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优化人民法院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加强队伍建设，改革经费保障体制，健全司法为民的工作机制，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包括优化人民法院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加强人民法院经费保障和健全司法为民的工作机制。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还推行量刑规范化、量刑公开、调解优先等多项改革。

（二）司法改革之“依据不足”的困境

司法改革是一项涉及司法体制和司法权运行模式变更的活动。这项活动的开展即是行使权力的过程，其本身需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改革的措施也应当符合法律对司法权的要求。然而，遗憾的是，当前我国在司法领域的立法是不足的，此种情形造成了司法改革开展之“依据不足”的困境。就我国司法法体系而言，我国宪法大致勾勒出了司法的基本架构，而单行司法法则对司法机关的组织、职权、司法官地位、司法程序等事项做出了明确细致的规定。然而，宪法与单行司法法之间则缺少衔接，宪法中关于司法制度的规定并没有统一的立法具体化为司法权配置和运行的一般性规则。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司法法体系形成了“中部塌陷”的局面，即宪法和具体、细化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业已制定，而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即统一的《司法基本法》却尚未制定。司法法体系的缺陷尤其是司法权配置与运行的基本规则没有确立，使得司法改革的开展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以最高人民法院开展的案例指导、量刑规范化、法官考核等制度发展为例，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级法院进行监督指导的权限没有为法律所明确划定，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案例指导、量刑规范化等方式对下级法院的案件审理进行指导和通过确立法官考核标准的方式对下级法院的法官管理予以约束是否有违宪嫌疑，这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司法改革措施的合理性价值与合宪性价值是互为融合的。即使存在宪法价值与宪法规范不一致的情况，亦应在首先对宪法规范进行变动的情况下，才可以制定相应的改革措施，以寻求改革措施的合宪性，而不能出台明显与现行宪法规范相冲突的改革措施。”［1］此问题的存在，凸显司法改革面临的法律依据不足的困境，消解了司法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也扭曲了法院的应然角色，使法院“更多地承担立法者的角色而非解释和适用由适当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2］。

二、司法改革内在地需要一部《司法基本法》

摘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对于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平德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以来，进行了三次释法，有关基本法解释权的问题都引起了诸多争议。本文对中国宪法及香港基本法的有关法律条文的分析，论证基本法的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依据授权可以解释基本法。

关键词：基本法解释权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文简称基本法)于1990月4月4日在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1997年7月1日起实施，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法律文件，对回归后香港的稳定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基本法正式实施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的三次立法解释均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从1999年的“无证儿童居港权”争讼案的解释分歧，到对基本法两个附件中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办法的争议，再至董建华卸任后新特首任期问题的看法不一，无不反映出基本法的解释对于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生活具有重大的影响。

根据法律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都可以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在法理上他们的关系究竟如何，本文尝试对此作一分析。

一、解释权归周的法律规定

(一)宪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