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范文10篇

一、前言

Handler(1989)［1］指出家族企业的定义是缺乏共识的，而Littunen(2003)［2］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家族企业研究的迅速开展，不仅反映出诸多学者对家族企业盛行于全球并已成为多国经济支柱达成的共识，还反映出尚缺乏被一致认可的家族企业定义。家族企业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和实践领域(Habbershon、Pistrui，2002)［3］。为了给出一个清晰的、有操作性的家族企业概念，很多人进行了努力(Sharma，2004)［4］。许多学者对家族企业的定义进行描述，试图吸收已有观点的精髓，概括出一个更加明确的家族企业定义，但是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能被广泛地接受的定义。当研究者和实践者各取所需地定义家族企业时，人们难以判断在某一特定定义下的研究成果是否适用于此定义外的家族企业(查•克里斯曼，沙玛，1999)［5］。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学者们定义家族企业的角度是多方面的;二是受隐性知识的影响，许多学者在研究家族企业时候心里已经给了家族企业某种定位。不同的家族企业界定方法会对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政策制定者的思路和政策实施的范围(Westhead、Cowling，1998)［6］，这将不利于家族企业的研究发展。但是，确定一个简练的、可测量的、普遍认同的家族企业定义是一个绝对性的挑战(Astrachan、Shanker，2003)［7］。因此形成一个清晰、明确的家族企业概念是很重要的，这将有助于我们完善现有的知识体系。随着中国家族企业的蓬勃发展，一些家族企业开始走上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为我们明确家族企业的定义提供了良好的时机。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依托CNKI数据库，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家族企业定义的研究，再结合被国内学者所公认的家族企业进行研究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隐性知识对家族企业定义的影响，发现家族企业普遍与家族网络存在关联，进而提出自己对该问题的一些意见。

二、文献综述

Lansberg等(1988)［8］认为要构建一个有效的家族企业研究知识库，要能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必须对家族企业的基本内涵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否则只会给研究带来种种困难。因此，笔者查找了国内外上百篇家族企业的研究文献，将学者们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归纳总结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从企业资本所有权的角度界定家族企业。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9］的定义是:“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台湾学者叶银华［10］根据以前学者的研究，提出以家族持股比率与控制董事席位比率为标准来认定家族企业:(1)家族的持股比率大于临界控制持股比率;(2)家族成员或具二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3)家族成员或具三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公司董事席位超过公司全部董事席位的一半以上。凡符合(1)与(2)或者(1)与(3)条件者就是家族企业。当一个家族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族拥有企业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并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的经营权时，这个企业就是家族企业(潘必胜，1998)［11］。企业资本所有权只能证明控制人的存在，这个控制者也许不是政府、也许不是其他法人、也许不是机构持股者，仅仅是个人或个人团队。但如何说明这个个人或个人团队是家族呢?这就导致仅从资本所有权去定义家族企业，不能区分民营与家族。企业资本的所有权是出资人对其资产的占有、使用、转让和收益等一系列权利，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法存在着差异，因此不能用一个量化的标准特别是较高的控股权来统一界定家族企业。

第二，以经营控制权为核心的角度界定家族企业。Drucker(1974［12］)认为家族企业就是家族控制和管理的企业。Bernard(1975)指出所谓的家族企业实际上是由家族成员所控制的。Lans-berg、Perrow和Roglsk(1998)［13］从控制权的角度定义为:“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所有权享有法定的控制权。”金祥荣、余立智(2002)［14］认为，创造家族企业拥有控制权是家族企业最基本、最核心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创业家族是否掌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企业的控制权作为区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基本识别标准。Ward(1987)也指出，家族企业的管理控制权必须在同一家族代代相传。这里的控制包括两种: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所谓的直接控制就是家族成员亲自出任企业的领导人，直接控制企业的经营发展;所谓的间接控制就是通过雇佣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充分的向下放权。笔者认为，以经营控制权为核心的角度界定家族企业有不完整之处。目前中国有部分国有企业也是家族化的经营，控制者没有股份。人和企业是一种契约关系，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和人的有限理性，企业的经营者和企业的所有者存在大量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是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国有企业家族化的实质是国有资产私有化，即以不合法的手段来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以权力实现经济资源廉价或零成本转移。

中国古老的村落家族文化，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变革大潮中，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这一进程的发生与有重大关系，无论在理论设计上或在实践组织上都是如此。众所周知，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最为关注的一个领域，然而，在关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理论思考的整个系统中，村落家族文化的作用与命运占据着多大位置?领导农村变革的全部实践中，涵盖着哪些变革村落家族文化的内容?最后，变革村落家族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效应，是否也给后人留下一点有益的启迪?这些却较少为人所注意。

变革村落家族文化是改造农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村落家族文化的重视并非偶然。村落家族文化是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范围的家族关系及由此发生的体制、行为、观念和心态，它是中国乡村传统的组织特征和文化特征。乡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含义。近代以来许多中国社会的变革者或变革的理论设计者，都深感家族文化掣肘力量的强大，提出种种设想与方案。出身农民家庭，童年和少年在乡村度过，耳濡目染家族文化。参加革命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亲身参加农民运动实践，长期在农村领导民主革命斗争，深入调查研究农村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观察和分析纷繁复杂的农村社会现象，因而对村落家族文化的现象与本质有较深刻的认识。

一是家庭组织的普遍性。以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是传统家族文化的外在构造。旧中国乡村家族组织星罗棋布，构成社会主体的外观形态。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曾经指出：湘赣边界“无论那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对家族组织结构也比较清楚。“家族政治组织是祠堂。祠堂除族长外，还有刑长、传长。”他在广州主办农讲所时，还把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况作为学员社会调查的题目。散布于四荒八野的家族组织本身构成一种环环相扣的系统，其严密性超过不少社会系统，因而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时指出，中国社会存在三种权力支配系统：由国、省、县、乡的政权构成的“国家系统”；由宗祠、支祠及家长的族权构成的“家庭系统”；由阎罗天子、城隍庙以至土地菩萨及玉皇大帝和各种神怪的神权构成的“鬼神系统”。使用“家庭系统”这一概念，并给予“家族系统”与“国家系统”和“鬼神系统”差不多同等位置，足见他认为“家族系统”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是族权压迫的严重性。这是人们颇为熟悉的一段话：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支配外，还受男子夫权的支配。“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对“家族系统”的高度重视，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认为“家族系统”与封建压迫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族长为代表的族权，“借了祠堂公会，欺压各姓贫民”。族员唯他们之命是从，不能违反，否则他们就可以借祖宗的名义随意进行处罚。少年时代在韶山时对此就有较丰富的感性认识。1926年他在《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族长和刑长等家族势力往往利用族规族训这些“被神圣化了的传统”压迫族员。“他们对农民常以破坏族规的罪名动以酷刑。祠堂对同族人很不平等，贫苦农民，妇女不能进入祠堂。”次年，他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再次列举了族权压迫严重的种种具体表现。他把族权形象地称为“四大绳索”之一，正因为这条绳索严重地捆住了农民的手脚。

三是族权与政权的交融性。“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统治的方法，一是家法，二是王法。家法是地主阶级的家族政治制度。……地主阶级垄断了祠堂，也独占了国家。”在看来，旧中国的族权压迫与政权压迫联系紧密。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族权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辅助力量。村落家族存在着地主和农民两个对立阶级。家族中的地主豪绅不仅把持了乡政，而且垄断了族政。家族组织大多被本族的地主豪绅所控制，族长多系族中的地主豪绅。把持族政的地主豪绅与帝国主义和军阀互相勾结，成为国内统治阶级与国外帝国主义统治的坚实基础。

1972年，Kerr等提出细胞凋亡的概念，细胞凋亡（apoptosis）又谓细胞程序化死亡（programmedcelldeath,PCD）是一种参与了生物体许多过程的细胞去除机制，是由基因编程调控的细胞主动自杀过程。生物体通过这种机制完成对衰老细胞和畸形细胞的清除。另外细胞凋亡对胚胎发育，免疫耐受，细胞群体稳定等有重大影响，并且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艾滋病，癌症等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的疾病有潜在的价殖。因此，许多年以来，细胞凋亡一直是生物领域科研研究的热点。细胞凋亡的过程非常复杂，与此有关的两大家族bcl-2,caspase对细胞凋亡的调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就这两大家族对细胞凋亡的调控机制影响作一综述。

1BCL-2蛋白家族

BCL-2蛋白家族分为三个亚族，原生存亚族（Pro-suvivalsubfamily）即BCL-2亚族成员有BCL-2,BCL-CL,KS-BCL-2,BCL-W,MCL-1,BHRF1,NR-B,ORF16,LMW5-HL,AL,FIB-19K,及CED-9;两个原凋亡家族（Proapoptotrcsubfamily）是BaxandBH3亚族。Bax,bak,bid及egl-1属bh3亚族【1】。其中15种蛋白为哺乳动物（主要是人）所有，nr-3为鸡所有，线虫c.elegans中的蛋白有ced-9及egl-1,病毒蛋白有LMW5-HL,BHRF1,ORF-16,KS-BCL-2和EIB-19K,BCL-2家族在细胞凋亡过程中起到调节者的作用。

1.1细胞周期

细胞增殖可以启动PCD，在一定条件下，bax能加速细胞周期进程。而BCL对凋亡的阻遏抑制细胞增殖受阻碍的细胞也难以再进入细胞周期的淋巴细胞中，BCL-2造成的生长抑至与阻碍转录因子NFZF(NucleaarFactorAssocciateTranscription)激活相关，另外对FAS信号途径的干扰会抑至细胞。增殖其中对FADD功能的干扰会破坏依赖生长抑至蛋白P53的细胞增殖。BCL-2家族成员对细胞增殖的作用机理目前尚不清楚【2】。

1.2BCL-2结构蛋白

明清福州通贤龚氏家族是一个以科举、藏书显赫一时，被后人尊称为循良世家、藏书世家的文化家族。关于通贤龚氏名称的由来，《福州通贤龚氏支谱》始祖条云:修字孟质，元处士，元末自莆田迁福州始居福建省城内南街通贤境巷，世称通贤龚氏。［1］现今福州市城区并无通贤境巷这个地名。清林枫《榕城考古略》“坊巷第二”中有“通贤境巷”一目，释称“内有通贤里社，故名。今但称境巷。有庙祀赵真君。南折通织缎巷，而达于南营”［2］。

“境”与“锦”同音。明清时，此间多有官办或民办的纺织缎锦作坊，以之名坊巷，这些作坊遗址名称至今仍留在民间。如福州市鼓楼区八一七北路东侧有织缎巷、南营，织缎巷附近还有锦巷。因方言辗转演变之故，“通贤境巷”由后来的“境巷”变成现在的“锦巷”。即今鼓楼区八一七北路东侧的七星君境至锦巷、小锦巷这一地段。过去，这一带商店林立，十分繁荣，故锦巷还曾名繁荣巷。通贤龚氏家族前后共经历二十世，从明初至清末历时五百多年。四世龚福以读书成为明正统丁卯科举人，官至翰林院检讨，是通贤龚氏家族第一个有功名的人。此后，龚氏代代为官。如:七世龚用卿中明嘉靖五年丙戌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左春坊、左谕德、翰林院侍读直经筵，预修《明伦大典》、《明会典》，尝出使朝鲜;再有入选《清史稿•列传》受赠“四世循吏”的十二世两淮盐运使容溪公龚其裕，十三世江西饶九南道澹严公龚嵘，十四世云南镇南州知州厚斋公龚一发，十五世甘肃兰州府知府龚景瀚，及十九世湖南布政使龚易图。《福州人名志》共收录十四位龚姓名人，其中有十位出自通贤龚氏一族。《闽县乡土志侯官县乡土志》“耆旧广录二•事功下”记述通贤龚氏八人。《清代古代刻书》中介绍了通贤龚氏从龚式谷到龚易图四代人的刻书情况。另纪果庵《清史世家略记》一文将通贤龚氏十二世龚其裕至十六世龚丰谷列为世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像通贤龚氏，从明朝到清朝末年，乃至近代，延续五百多年的兴盛实为罕见。这其中靠的是龚氏“孝友忠厚相传”的家风，和子孙恪守修谱、刻书、藏书的传统家学，注重家藏，诗文传家的强烈意识。然而也因时间跨度大，家族成员的许多资料散见于各典籍方志记载中，对龚氏家族的研究亦仅限于个别代表性人物的零星研究，笔者结合时代的发展，考量家族内部的变化，将龚氏家族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评述:

一、通贤龚氏前期代表人物:龚用卿

龚用卿(1500－1563)，第七世，字鸣治，号云冈。明嘉靖五年丙戌科状元。由翰林编修，进左春坊左谕德，预修《明伦大典》、《明会典》。尝出使朝鲜。升国子监祭酒，整顿学生懒散的习惯，学风为之一变。由于体弱多病辞官归家，卒年64。著有《云岗选稿》、《使朝鲜录》、《玉堂稿山居集》。《全明词补编》收其词26首。龚用卿是通贤龚氏家族第一个有功名，并有文集传世的人物，所以他在整个龚氏家族有着独特的地位。龚用卿为后人关注较多的是他作为正使出使朝鲜所写的《使朝鲜录》。《续四库提要三种》介绍《使朝鲜录一卷》乃“录之以见国之在乎自强”［3］。《使朝鲜录》是明代较早的一部记载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使臣记录文献。该书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明代中期中国使臣出使李氏朝鲜的各种礼仪，记录了明朝到朝鲜半岛之间陆路交通经过的重要馆驿地点，收入了与朝鲜官员、文人的唱和诗作，是了解研究明代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第一手资料。龚用卿作为晚明状元，其生平被各种探讨状元的书籍所收录，如卢美松主编的《福建历代状元》中说:“龚用卿精举子业，有文才，诗文典赡有法，不尚浮靡;书法亦遒劲。”［4］《中国历代状元诗》收录其9首诗，评其“精通八股文，作古文诗稿，从不崇尚浮靡”［5］等等。龚用卿有词26首，多为赠答题咏之作。诗存567首，诸体兼备。七律清朗，艺术成就稍佳，如《山陵道中》:役旅风光未忍论，萧条茅屋数家存。荒城返照山当路，古渡横云树拥村。远寺疏钟风外度，遥空归鸟雾中昏。一杯浊酒堪乘兴，落叶残灯半掩门。这是诗人行役途中所看到的充满黯淡凄清色彩的景物，对此加以渲染，反映了诗人孤寂的心境。寄情于景，意境清冷。总体上看用卿诗歌受台阁体影响较深，内容多为酬酢赠答和写景咏怀，极少反映社会现实，典赡不精，佳作不多。文165篇，义理相承，精理明辨。其中序77篇占近一半。赠别序，或借众人对“伸”与“屈”的不同评价，来引发作者对赠别人“大臣之望”、“大臣之器”、“大臣之体”、“大臣之量”、“大臣之道”的激赏(《赠大参玉泉王公荣升右方伯序》);或阐述教之本、教之道;或讨论事君与事父关系，实际上多是发挥自己人生见解的议论文，只在篇末点出对行者的劝勉、送别之意。《辽东志序》论述了志书的性质，认为“志，纪也，纪其事以为鉴，史之流也”。同时，他还论述了志书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作用，以及志书在保存地方文献上的重要意义。另有部分寿序，亦好发议论。其中所体现的，全是儒家的正统观念，思想纯正，立意正大，充满正气。读后让人想见其世功和品德。用卿文形式较为刻板。嘉靖朝八股文盛行，八股文极端刻板的程式化格式也影响到士人的思维模式。其文排比声调，机法圆熟，无不中规，显然受到苛严的八股比偶体式的影响。在八股文的影响下，龚用卿的文议论较多，缺乏生气，充满道学气味。

二、通贤龚氏家族中期代表人物:龚一发龚景瀚

龚一发(1715－1773)，第十四世，字天磻，号厚斋。乾隆庚午科顺天举人，分别在河南宜阳、密县、林县、高阳县等地当县令，所到之处引泉溉田、法制豪强、修葺桥梁、创建书院、整治蝗灾等，颇有政声，官至云南镇南州知州，祀河南虞城县名宦祠。著有《梅石山房诗钞》、《迟阴堂诗存》、《厚斋日记》、《厚斋尺牍》，存于福建省图书馆。一发“为人忼爽喜自负，英气凌人。其为文纵横驰骋，极所欲言。遇虞城饥荒，作《常家洼》、《老人行》诸篇。读者谓元次山之《舂陵行》、郑监门之《流民图》，不是过也”［6］。诗凡123首，七律居多，古诗次之，绝句则仅十首。前期尤喜摹太白之醉后豪语，古诗亦有魏晋遗风，杂学白香山之浅易。后期诗文渐入沉郁之境，“陈其情”、“绘民艰”之类描写现实诗歌尤为可取。试看《徐家阁至常家洼》:朝行徐家阁，暮至常家洼。所行数里余，浩浩无津涯。十室不一存，两耳纷蝇蛙。水中有草屋，半圮夕阳斜。叫呼屡不应，白首困泥沙。两人扶之前，敝衣体不遮。瘦骨皮里束，肉干口楂枒。徐有身里迈，两子勤菑畬。厥田二顷半，秋收常满车。何官设涌洞，频年积潢汙。室庐一荡尽，八口常咨嗟。儿孙轻乡井，去去平兴衙。穷老闻账施，力疾自还家。岂意步不强，来时已逾瓜。进退两无據，祈死日犹余。我行五载吏，山中学种花。自谓幸太平，与民同休嘉。乍见此嬴老，无地成桑麻。传语官衙鼓，民困当先挝。整首诗不尚辞藻，不事雕琢，用白描手法将百姓悲惨景象刻画出来，“乍见此嬴老，无地成桑麻。传语官衙鼓，民困当先挝。”结尾掷地有声，为生活在暴敛下的百姓鸣冤。质朴中见浑厚。诗歌喜用典、好用僻字。另龚一发还编有《恩赐堂族范编》、《恩赐堂家训编》二卷。《恩赐堂家训编》是龚氏家族文化的提炼和升华，是实践其家族教育的典范。此外龚一发还殚心搜讨，撰修了龚氏家族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家谱《通贤龚氏支谱》，其中《祠堂记》、《祠堂条例》、《传略状述》宣扬祖宗旧德，昭示后人，首创修谱垂训之风。龚景瀚(1747－1802)，第十五世，字惟广，又字海峰。一发子。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四十九年授甘肃靖远知县，未到任，总督福康安知其能，檄署中卫县，判牍如流。五十二年调平凉县。嘉庆元年，随总督前往巡边征剿。这期间提出“坚壁清野”和建堡塞之策，这是镇压白莲教起义最终得胜的根本策略，颇得朝廷赏识。嘉庆五年，任兰州知府，七年送部引见，卒于北京，入祀甘肃兰州名宦祠及福建省城名宦祠。龚景瀚在文坛颇有声名，林昌彝、朱仕琇、陈用光等都称赞其文品与人品。

清词创作集群的兴替，一直以江南为重镇，以家族词人群为核心力量。在清代江南词学的版图中，阳羡（今宜兴）尤是一个词人集中、唱和频繁的地方。继清初阳羡派拉开清词复兴的帷幕之后，阳羡词坛的唱和与创作活动一直持续到晚清民国。清代阳羡词人，大都出自本邑的文化家族，血缘相承的同时，还因家族联姻而具有千丝万缕的亲缘联系。因此，清代阳羡词的演进，始终以联姻家族为主导力量，以创作集群为表现形态。然而，在当今清词的地域性研究中，阳羡词的这一文化特质，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本文拟在家族视野中，探究联姻作为一种内在机制，如何影响清代阳羡词的演变，揭示家族联姻与清代地域词学发展的内在关系。

一、清代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观念与联姻形态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陈、储、吴、史、任、路、蒋、徐”等几大著姓为构成主体。这些家族大多为南渡之族，于宋元战乱之际迁徙到阳羡。阳羡位于太湖西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少富商巨舶之往来，而传统文化根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得以深植，重视耕读传家的地域文化风气相当浓厚。受此熏染，阳羡文化家族具有深厚的崇文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都坚持以儒为业，以不文为耻，以科第望其家。这由县志、府志等各类方志中屡被称颂的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便可知，如《宜兴县旧志》载吴氏家族“科甲蝉联五世”，其中吴达可，万历五年进士子吴正志，万历十七年进士孙洪亮、洪裕举人，洪昌进士。曾孙贞吉举人，贞庆进士；元孙元臣进士，人以为“德业之报”［1］。储氏家族“三凤家声”，即康熙五年，储方庆与兄储善庆、堂侄储振登同榜进士；雍正十年，储晋观、储传泰、储鼎泰同中举人，名震一时［1］；同时“五凤齐飞”，储方庆五子右文、大文、在文、雄文、郁文同登进士榜［1］，成艺林佳话。又据《万氏宗谱》《陈氏家乘》《储氏族谱》等谱牒文献，万氏家族因明代中期万士和、万士亨兄弟同时登第而名列望族。陈氏家族于晚明因陈于廷、陈一教、陈于泰、陈于鼎等人先后登第、同朝为官而称望于乡邑。储氏家族因晚明储昌祚、储国祚、储显祚等先后登进士榜被视为名士之族。由此可见，阳羡文化家族以追求科举功名作为家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实现崇文尚儒的理想，阳羡家族文人在读书课业的同时，注重积累一定的学术优势或文学优势，逐渐形成明确的文化追求，因时间的沉淀而渐积丰厚。随着家族承衍，这种优势最终融汇为独特的家学传统。如储氏家族尤擅古文，陈氏家族则以词鸣，吴氏家族以诗文而著称，万氏家族专攻经学。虽然各个家族的文化素养及其各自擅长有所不同，但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阳羡文化家族的稳定发展，能够产生“文化家族叠加”关系，形成特有的地缘文化现象。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不仅重视自身的文化建树，而且还非常重视家族婚姻圈的建立。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性，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社会交往，易形成趋同的社会观念，从而产生密切联系。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间的一般性交往，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引发质变，而在重视宗族血缘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合二姓之好”的联姻，无疑成为建立超越地缘交往关系的最佳方式。阳羡文化家族正是“利用联姻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借助联姻形式强化自身的组织性”［2］41，形成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家族联盟，使彼此更为稳固，并以此来影响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阳羡文化家族联姻的过程，是以某一姓氏为中心，通过婚姻与他姓望族不断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双方家族的文化素养，这是家族文化积累沉淀的结果。以陈维崧家族的婚姻为例来看，维崧祖父陈于廷有四子，长子陈贞贻配本邑路氏女，乃路云龙的孙女；次子陈贞裕娶同郡进士吴道行女；三子陈贞达娶常州进士郑振先女；四子陈贞慧娶同郡进士汤兆京女。陈于廷的两个侄儿陈贞元、陈贞禧分别娶万炯女和万震祈之女。陈于廷的三个女儿分别适举人吴洪裕、庠生曹懋勤、进士吴简思。陈于廷养女杜氏适进士吴正心。陈于廷弟陈于明的女儿，长适太学生万诚，次适明戊辰进士路进，三适壬午解元癸未进士卢象观。陈于廷弟陈于扆的女儿，分别嫁太学生储懋学、庠生徐荪。显然，陈氏家族在其择婚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方的文化背景和功名成就。陈维崧家族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以诗书传家，而与陈氏有嫁娶关系的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亦世以风雅为胜，文化层次较高，体现了重视文化门第的择婚观。反观之，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选择陈氏，也同样是以陈氏文化声誉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以上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说明了清代阳羡文化家族坚定的文化取向和处于共同社会层次的内在要求，而正是这种“取向”和“要求”的不断实现，使得其联姻行为具有规模效应，这主要反映在家族联姻形态上，具有世代连续和连环共存的特点。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往往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嫁娶关系，而追求世代缔结“秦晋之好”。以清初阳羡吴氏与陈氏的联姻为例，缔结了四代婚姻，纵向历时长、辈份衔接紧。首先是吴洪裕娶陈维崧姑母，其次是吴洪裕之子吴本嵩娶陈维崧堂姐，再次是吴洪裕孙女嫁陈维崧弟陈维岳，最后是吴洪裕曾孙女嫁陈维崧子陈履端。阳羡文化家族的世代联姻，形成了亲戚关系的累复叠加。例如储氏与陈氏的婚姻，储懋学娶陈维崧堂姑，储懋学之女又嫁陈维崧，陈之堂姑又是他的岳母。此后，陈维崧孙陈克猷又娶储懋学曾孙女。再如万氏与陈氏的婚姻，万复古娶陈维崧表妹，万复古子万峰娶陈维崧女，陈维崧女的表姑同时兼为她的婆母。又如吴逢原娶储欣妹，吴逢原侄孙吴来燕娶储欣女。阳羡文化家族间的世代娶嫁，可能会出现暂时性中断，但很快就会因文化门第对等而“再续姻缘”，如储氏与史氏，明末储昌祚女适史汤诰，因储昌祚与史汤诰“同登万历壬午贤书，契甚，因此以次女为公配”［3］，储氏女与史汤诰之子即著名词人史惟圆。在这一桩史、储联姻之前，史汤诰的曾祖母也是储家女。清代中期，储、史之间又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联姻，储在文之女嫁史惟圆侄孙史镕英，储在文侄孙储嗣会娶史承谦之女，另一侄孙储成璋娶史承谦的侄女。史氏与徐氏也是如此，在清初缔结婚姻后，于康熙末年再续“前缘”，乾隆初期“宜兴二史”史承谦、史承豫的母亲即著名词人徐瑶之女。从以上家族间嫁娶关系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吴、储、陈、万、史等以各自家族为中心，形成各1042012.3自的婚姻圈，而每个家族的婚姻圈又呈现交集，在共时性内，形成以某一家族为原点，向四周辐射、绾结的态势。如以陈氏为中心，吴氏、储氏、万氏聚合为姻亲族群，以储氏为中心，陈氏、史氏、徐氏又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姻娅家族联盟。虽然，因家族文献材料散缺的缘故，我们尚不能全景式地展现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繁复错杂的姻亲图谱，但就以上陈氏、储氏、万氏、吴氏、史氏等阳羡文化家族交相迭错的联姻形态，已俨然形成了一张姻娅网络，联结着来自不同家族的阳羡词人。由此不难看出，清代阳羡词人不仅具有地缘关系，而且还保持着深厚的血缘、亲缘关系。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通过门第对等的家族联姻，实现了共同处于同一社会结构的文化追求，缔结了一个以亲缘和血缘为纽带的亲族群。清代阳羡词文学集群的产生，正是基于这种姻亲关系。阳羡家族文学力量因联姻而得以凝聚，因创作实践而得以发挥，最终成就了清代阳羡词学的辉煌。

二、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所形成的词文学氛围

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反映了家族生存的一体化趋向和强烈的类聚性特征，这是家族间根据自身要求所进行的文化选择。家族间如此相攀互联，持续得越久，所历世代越多，则越有利于家族的繁衍、家风与家学的培育，家族文化的积淀越淳厚。地域之内，联姻关系成为形成人才渊薮的内在机制；家族之间，随着亲缘和人文的渗透，姻娅网络就形成一个意味独特的人文空间和共同体。阳羡文化家族的词创作的兴趣与创作取向，正是在联姻所构造的这一人文空间和共同体中逐渐生成发展的。阳羡文化家族往往都具有一门风雅、词人辈出的文化特征。陈氏家族有陈维崧、陈维嵋、陈维岳、陈宗石、陈维岱、陈履端、陈枋等，储氏家族有储福宗、储欣、储贞庆、储方庆、储国钧、储秘书等，万氏家族有万树、万锦雯、万廷仕、万松龄等、徐氏有徐荪、徐喈凤、徐翙凤、徐瑶、徐玑、徐洪钧等。同时，这些家族间姻亲关系错综，如万廷仕与陈维崧为表亲，与万锦雯为从叔侄，又与万树为堂亲；徐荪既是徐喈凤兄弟的叔父，又是陈维崧的表姑夫。然而，正是陈氏、储氏、万氏、徐氏、史氏词人共同吟酬创作，才促成了清代阳羡词兴盛的局面。清代阳羡词文学创浓厚作氛围，正是在家族间所形成的联姻关系中勃然兴发的。这种家族姻娅联盟，就是一片丰沃的词学土壤。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以储氏家族联姻脉络为路径，从时间流程上进一步纵向观照阳羡词文学氛围的流变。由此可以发现，顺康之际储贞庆、储福宗、储欣等与史惟圆、陈维崧等多有唱和，文学交往密切，雍乾之际储氏后人储国钧、储秘书叔侄与史氏后辈史承谦、史承豫则过往甚密，时相吟咏酬和，以储氏、史氏为核心，又形成了阳羡家族姻娅圈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词集群。而不同时期储氏、史氏词人的递相汇聚，足以说明联姻所形成的文学环境具有多么深厚的影响。显然，雍乾之际以史承谦为首的阳羡词人群，是联姻所构造的文学环境对家族文学力量的再聚合。而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史承谦，亦是姻亲延绵与文化渗透所胚育的重要词家。据严迪昌先生考证，史承谦系史惟圆从侄曾孙，徐瑶之外孙，史惟圆与徐瑶父徐喈凤，皆为清初阳羡派名家，徐瑶亦有《桂子楼词》《双溪泛月词》，与史承谦祖父史陆舆为同辈姻亲［4］231，史承谦所置身的词文化氛围由此可察。

陈氏太极拳不但是太极拳的重要分支，而且也是中国拳术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作为陈氏太极拳的最初传承人，河南温县陈家沟的陈氏家族在因拳受益的同时，也在一招一式之间影响甚至塑造着当地乡村社会。自明代从山西泽州迁入河南温县常阳村之后，这一家族不断壮大。不但未因土著居民排斥而有所折损，其家族成员反而逐渐占据了常阳村常住人口的更大比例，以至于该村原名渐没于历史风尘，而以“陈家沟”传世。

太极拳使陈氏家族在晚清动乱中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自19世纪中期以后，河南怀庆府（今焦作）成为捻军的主要活动区域。由于地方防卫体制薄弱，河南全省骑兵、步兵“可用者不过十之三四”，清廷不得不准河南巡抚严树森所请，动员当地民众举办团练保卫身家。这为陈氏宗族参与地方事务创造了机会。曾任直隶巨鹿县知县的陈季甡，与兄长陈仲甡一起参与镇压了捻军起义。“自道光二十三（1843）年至同治十年间（1872），兄弟皆因战功齐名”。其子陈淼“十七岁随父参加亳州、六安之战，屡建奇功，同治二年率众驰援怀庆，不幸中炮身亡”。咸丰八年（1858年），兄弟俩因公被授予五品官衔。但陈氏昆仲淡泊名利，执意回家奉母务农。次年正月，清廷改授其“武节将军”，准予归里。军功所换来的政治地位，使陈氏宗族因此具备了晋身仕途的平台和机会。很多家族成员受功名吸引，科甲得第成为贡生或武庠的庠生。

作为强身健体、捍卫家园的家传技艺，太极拳原本只在陈氏族内进行封闭性传播，师徒传承和家族世系高度统一，不对外姓子弟授业。晚清以来，由于战乱和灾荒的影响，乡村社会日益凋敝和动乱。这不但使得更多陈氏族人需要出外教拳，以养身家，而且也使太极拳被迫打破陈规，开门授徒，承担起了保卫乡里的公益职能。道咸年间，直隶广平府人杨露蝉师从陈长兴学拳，成为陈氏太极拳第一位外姓弟子，并在陈氏太极的基础上创立了杨式太极拳。其再传弟子又将太极拳传给吴鉴泉，由吴鉴泉创立吴式太极拳。继陈长兴之后，另一位陈氏拳师陈清平又将太极拳分别传给武禹襄、和兆元、李景彦，从而派生出武式太极拳、和式太极拳和太极拳忽雷架。武禹襄的弟子又将太极拳传给孙禄堂，孙禄堂创立了孙氏太极拳。陈氏太极拳的族外传承，不但丰富和发展了太极拳技艺，而且开启了太极拳走出陈家沟、传播于全国各地的进程。杨露禅学成后，曾因拳术精湛而受邀赴京传拳。陈氏太极拳因此而名震京津，为后来陈氏族人受邀去全国各地传拳铺平了道路，逐渐由家学而演变为国术。

民国时期，中原地区匪患猖獗，军阀混战。豫北各地纷纷成立自卫组织，捍卫乡里。不但太极拳因此成为河南各地民众赖以强身健体和保护家园的手段之一，而且陈氏族人也成为各地绅耆和官员竞相交结的对象。

陈照丕是早期走出家乡对外传播太极拳的拳师之一。民国初年，他曾在陕西、甘肃、直隶等地传拳。1928年，又受北京同仁堂东家乐佑申之邀，赴京传拳。为了引起人们对太极拳的重视，陈照丕在北京宣武门立擂挑战拳术名家，17天内未遇敌手，名声大振，随后被北京市政当局、朝阳大学等17个机构聘用教拳，成为最早在北京传授陈式太极拳的拳师之一。1930年，陈照丕应南京市市长魏道明之邀，先后在南京市政府、全国民营电工联合会等处并兼任中央国术馆名誉教授。他的堂叔陈发科也曾在北京传授太极拳数十年，徒众甚多。与此同时，另一陈氏拳师陈子明则将太极拳传到了上海。1928年，他受青帮头目黄金荣、江子诚等邀请，前往上海等地传授太极拳术。次年也被聘请为南京中央国术馆太极拳教授。由于南京时为中华民国首都，陈子明因此知名于全国武林。

1949年以后，剧烈的社会变动迫使宗族逐渐从内聚走向了开放。从“”到“”，集体化的狂飙，逐渐消解了宗族的组织和原有功能。乡村政治、经济格局在新时期的变化，在把族中的年轻一代拉出宗族、置入更加宽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也使他们的行为和意识更为外向和开放。乡村集体经济模式使拳术不再成为族人谋生的职业，和平局面也不再需要拳术保家卫国。相反，拳术及其相关的信仰、习俗被当做“四旧”受到打压，不得不重新回到陈氏家庭内部，在家族内部秘密传承。

关键词：国美；黄光裕；家族企业

摘要：创始人黄光裕和职业经理人陈晓这场争端其实是早就埋下的种子生成的，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势必成为企业管理的一个经典案例，对我们的民族企业发展有有益的启示。

一、国美内争的发端

从2006年国美收购永乐，到2010年9月28日国美临时股东大会上演巅峰对决。一个是企业创始人，一个是其雇佣的职业经理人，黄光裕和陈晓的争端引发了无数人的关注。

黄光裕1986年创建国美电器，带领国美从一家小门店从北京走向全国，再走向世界，成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民族企业。国美在2004年上市，2006年收购同为在香港上市的永乐电器。收购之后，永乐原董事长陈晓在国美任总裁，这是国美争斗的开始。

收购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黄光裕对陈晓十分客气，在外界猜测陈晓可能被黄光裕身边旧将架空时，黄光裕做出了许多让其他人想不到的事情。“为了显示对陈晓的尊重，黄光裕甚至在国美总部为陈晓安排了一间和他办公室一模一样的房间，在同一个楼层，同样的大小，同样的装修风格。”[1]这可以算是黄光裕和陈晓的蜜月期，但这段好日子也仅仅持续了一年多，2008年11月，黄光裕被捕，国美顿时失去了主心骨，公司上下人心惶惶。在这个关键时刻，陈晓临危受命，代使黄光裕职权。在当时家族化气息尚十分浓厚的国美，黄光裕把大权交给一个外人，证明了对陈晓的信任。

摘要】家族企业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占着不可缺失的一席之地，美国一些大牌公司多为家族企业的衍生品。在我国随着太太药业、天通股份、广东榕泰等家族企业在资本市场上频频亮相，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有5个家族企业成功上市，构筑出一道不寻常的风景。家族企业怎样才能长寿，制约家族企业发展的瓶颈怎样革除，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关键词】家族企业；优势；劣势；上市；“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何为家族企业？一种说法是，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层人员的选拔方面。

家族企业交班财富大转移

有数据显示，家族企业创造了美国78%的就业机会，雇佣了劳动力市场上60%的就业者，创造了全美国GDP总值的一半。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数字可能还要高。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家族企业在全球经济丛林里很少以“夫妻店”或“前店后厂”的姿态出现，而是占据了《财富》杂志全球500强排行榜上将近1/3的席位。

从现在起，数千名战后崛起的一代企业巨头们将陆续退出全球经济的舞台，世界将变成年轻人的世界。美国著名的咨询公司――安达信公司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仅仅是在美国，就有大约43%的家族企业将在2002年前后都将面临老一辈创业者或守业者对下一代的权力交接问题。一个全球性的家族企业“接班时代”已经到来。毫无疑问，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迁移运动。但遗憾的是，在财富的转移过程中，这个企业却也正是最为脆弱的时刻。

亚洲的家族企业兴衰更替不断。第一代创业而守不住的，最典型的是韩国的大宇集团。当然守得住及继续发展的仍然很多，并由第二代接棒，或开始由第三代接棒。以香港为例，利丰集团的冯国经昆仲、恒隆集团的陈启宗昆仲、德昌电机的汪穗中等都成功地接过家业，并继续发展；正在安排接棒的有长江集团的李泽钜、恒基集团的李家兄弟等等。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家族企业的优势与其先天不足，提出家族企业必须及时实施管理创新，加速企业的现代化与社会化，才能够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家族企业管理创新

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源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认为，“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享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从钱德勒的定义看,家族企业并不要求家族成员掌握全部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只要家族成员大部分或者基本掌握上述两种权利的企业，皆为家族企业。根据钱德勒的界定,可将家族企业推演为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以家族利益为首要目标、以实际控制为基本手段、以亲情为首要原则、以企业为组织形式的经济组织。

家族企业的优势

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是否合理和有效率，要基于特定的经济环境判断。从目前我国特定的经济环境来看，家族企业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效率的，具体如下：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家族企业的优势与其先天不足，提出家族企业必须及时实施管理创新，加速企业的现代化与社会化，才能够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家族企业管理创新

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源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认为，“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享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从钱德勒的定义看,家族企业并不要求家族成员掌握全部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只要家族成员大部分或者基本掌握上述两种权利的企业，皆为家族企业。根据钱德勒的界定,可将家族企业推演为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以家族利益为首要目标、以实际控制为基本手段、以亲情为首要原则、以企业为组织形式的经济组织。

家族企业的优势

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是否合理和有效率，要基于特定的经济环境判断。从目前我国特定的经济环境来看，家族企业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效率的，具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