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价值理性文化哲学文化批判人文教育人文学者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建构“价值理性”文化理念的途径和方式，即通过文化批判、文化建构和文化教育来强化、确立和普及“价值理性”文化理念，以摆脱工具理性理念的独断控制，完善人类的文化理念。其中特别强调了人文学者的使命。

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实践是在一种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进行的，但那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理念和“人类征服主义”的价值取向，它日益凸显、膨胀，以至排斥价值理性，并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逐渐使人类用控制自然的方式来控制社会和人自身，把技术的物化模式渗透到社会文化的生活层面，这必然使得文化世界、生活世界被技术化、“物化”、非人性化，导致“全球性问题”的姆发和人类的精神危机。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实践要健康地发展并克服其异化效应，必须确立“价值理性”的合法地位，使“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

一、文化批判和文化建构

“生存世界是‘意义世界’的现实基础，哲学对‘意义’的追问应研究现实生存世界中的困境与矛盾，问题意识是哲学的本性，它引导人类有望找到超越生存困境的‘合理性”。哲学的方式”就是反思的方式，“哲学的立场”乃是批判和超越的立场.作为当代新的哲学范式的文化哲学就应当承担起反思和批判的使命，关注现实，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给以解答。

文化哲学的兴起与人类生存境遇有关。工业文明及其结果将人类带进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之中，使人的生存和生存基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类愈来愈生活在一种非自然的文化世界之中。随着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膨胀，物质财富的增长，发生了人的异化和反主体性后果。这使得人类对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以哲学的方式对文化和文化世界进行整体性地把握成为必要。文化哲学的兴起源于人类的生存境遇，对生存困境的关注导致文化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必然要对人类生存困境问题和危机作出回应。

摘要:通过对数学理性价值的分析,探讨了学习数学对人们理性思维培养及个性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理性价值;思考方式;心智训练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指出:“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数学知识都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是否被人们所认识与运用,依赖于人们从事的事业和每个人的数学素养,依赖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在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成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的现代条件下,数学已成为科学技术的语言,许多自然的､社会的现象与过程被抽象为数学模型而被研究､被预见｡数学联系于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必需的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显而易见的,数学对形成人的精神世界､造就人的个性的理性成分则是数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数学的理性价值是指人类从事数学活动中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理想追求等意向性心理的集中表征｡一个人进入社会后,也许很少用到数学,但是数学逻辑的严谨性､数学中体现的精神以及数学学习过程中获得的思想却是长期起作用的｡研究数学的理性价值对学生良好思维品质的形成及人格的自我完善具有重要作用｡

一､探索､创新是数学理性价值的精髓

数学的发展是一个开放性体系,每一数学分支的产生无一不是思维的转变､思想的解放､观念更新的结果｡数学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都是在探索､创新的基础上取得的,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应用逻辑方法创造出数学公理,把经验几何整理成为理论几何,笛卡尔把方程中的未知数看作变量来研究,创造了坐标法,使得数形结合为解析几何与微积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数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讲究严谨和逻辑,而且需要理性探索和创造,特别是计算机与数学结合使得实验､模拟､猜测､验证､证明､反思､调控等成为研究数学､应用数学的重要方式｡

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社会和谐、公民的自由与富足，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勠力追求的梦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内蕴。这些崇高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全体社会成员的呕心沥血，也离不开独具中国特色的宪法法律制度的支撑。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是整个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石。宪法的价值在于通过既定规则对公权力进行合理的规范与配置，确保国家的基本价值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得以实现。宪法不能止步于被动的中性规则，在一个即将开启的面向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新时代，宪法更应该在规制权力、形塑社会、构建制度、支持国家崛起、保障权利和自由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多元冲突与共同准则的价值两难

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宪法是人的意志的体现，公民个人通常会有对于安全、秩序、平等、自由等价值的追求，这些追求最终都会在宪法上得到体现。宪法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作为基础规范的宪法不能仅仅着眼于单一的价值维度，而要实现不同价值之间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任何追求单一价值面象的宪法，最终都会给整个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单纯追求国家的富强，其结果可能是国家主义压倒一切，严重挤压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单纯追求个人至上、私权神圣的宪法，其结果则是利益集团横行，民主异化，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同样无法得到保证，甚至会造成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同时我们应当承认，宪法所有的价值追求最终都将服务于人类自身这一根本目的，所以宪法首先被看作一部人权法，维护公民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确保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就成了宪法价值追求的总尺度。以此为前提，又派生出宪法作为限权法的基本要求，即通过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规范，在充分发挥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同时，将其侵害性降到最低。在当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之际，在国家权力格局不断重组的过程中，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价值多元背景下的核心价值选择与维系，也必然是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基石。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个体自由、公民权利、私有财产等概念所具有的价值，在现代社会被高度尊崇，并相应地形成了具有各自规定性的诸多价值体系。诚如罗尔斯所言，民主社会所表现出的理性多元论的事实，诸如各种完备的话语体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永久性的特征，而非昙花一现的历史过程［1］37。这种永久性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不同于古典一元论的更为多样化的价值元素，更蕴含着现代社会对不同价值体系所表现出的宽容而无偏倚的中立态度。多元价值为人民提供了多种选择机会，但如果缺乏统一的价值评判依据，或者缺乏核心价值准则，则会使人们处于价值选择与价值割裂的两难困境之中。也就是说进行价值选择的个体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选择失败的不利后果。针对这种困境，柏林提出一种被称为不可公度性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目标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些目标并非都是可以公度的，相反它们相互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2］。在缺乏一个可供参照的共同准则的前提下，便无法为这些各异的价值进行有效排序。如果一定要确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共同准则，似乎又违背了人作为自主自在的个体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甚至主导势力会借机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或公众。在缺乏可供交流融合的公开、公正的公共平台的情况下，便导出一种持续的冲突状态，这正是价值冲突的由来。长期的价值冲突的结果，未必是真理的诞生，很有可能是社会的断裂和碎片化，社会力量在零和博弈的过程中被白白浪费掉，最后没有一个赢家。这一点在当前西方的社会失序以及美国所倾向的保守主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西方非此即彼的宪法观及其道德困境

在西方的价值困境中，作为一个国家基础规范的宪法，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为价值排序提供一个普遍的客观标准的责任，但又该如何来确保这种标准不会妨害个人的自由选择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最早可以追溯到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关于自由的论述中。在卢梭的理论中，国家和人民被看作最基本的范畴，特别是人民概念的提出，在极大程度上吸收了个人存在的价值。在他看来，主权者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存在，甚至它可以任意行使手中的权力而无需向人民承担任何责任。人民的一切受到国家支配，任何人不得违反主权者基于社会契约所得到的权力，否则主权者就可以强迫违反者“自由”［3］。很显然，卢梭笔下的人民主权无非就是多数人的主权，至于个人的公民权利和选择自由，事实上被主权者和人民包办了。由于卢梭设想的“道德理想国”没有考虑到人们的个体差别，也忽略了对人性的关注，将“公意”神化，并最终被哈贝马斯等人证明为另一种压迫性话语，导致民众经常遭受愚弄和误导，最终带来无穷的恐慌和混乱。而到了康德那里，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冲突模式，则被转换成楚河汉界模式，即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划定一条界限，谁也不要越界。他认为立法权乃是人民的联合意志，因此这种意志不可能损害公民个人的利益，国家权力存在的价值在于保护所有人的平等和自由［4］175，国家不得任意干涉公民的自由。为了避免专制的形成，康德要求权力必须分立，明确人民握有立法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只能由代表多数意志的立法机关加以保护，而个人不享有抗拒这种意志的权利，只负有忍受立法权不当行使和滥用的义务［5］。这便是康德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划定的界限。仔细分析会发现，康德的楚河汉界模式最终仍然表现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冲突模式。虽然在他的论述里，国家应当服从于人的根本价值，但是国家仍是在与人相对立的层面上存在的。至于当代最为人们所推崇的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谈民主模式，似乎也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公意演变为一种在社会自主的公共领域中，通过人们“理性”的自主讨论形成的平衡了各方利益关系的公共舆论，并进而构成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公共舆论之所以能够最终形成，乃是由于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就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然而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哈贝马斯仍然倾向于一种相互对立的立场。虽然他也认为，迄今为止，是人权和人民主权这两个概念规定了民主国家的规范性自我理解［6］117－122，并由此规定了法治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法治国家和公民之间，依旧呈现为一种你是你、我是我的状态，二者之间更多地仍然是对立关系。这种楚河汉界的思维模式，即便在当前也没有根本改变，且被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对立所掩盖的另一种对立关系也逐渐暴露出来。虽然经受了国家干预时期的福利主义的浸润，西方的宪法也未能提供一个公平、开放、共享的自由空间。当美国的焚烧国旗案(Texasv．Johnson，491U．S．397．)向世人展示出美国宪法尊重自由的同时，在2012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加州男子杰夫•奥尔森因为写下了反对银行的字样而被判处监禁，甚至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被法官禁止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可见在银行的利益面前，连言论自由这块遮羞布也被扯掉了［7］。甚至进一步告诉人们，在美国，银行及其背后的金融资本家才是真正的统治者。美国宪法所捍卫的也并非标榜的民主自由，而是银行家的利益，美国也因此形成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两大对立阶级，即金融资本家和大众。其实也正是这种阶级上的对立，才最终表现为宪法价值选择的彼此对立。即便是被西方推崇备至的财产权，在银行家的金融工具面前也是形同虚设，银行家借助公共政策制造一轮又一轮金融危机，收割美国乃至世界人民的财富，而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宪法却对此无动于衷。甚而就当前而言，美国当局不顾选民的利益悍然发动贸易战，推行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同样是上述价值观的延续。反观中国的政治文化，却正在寻求一条互惠共赢、和谐共存的理想局面，这一点最终在宪法上得以体现，并得到宪法的确认。

三、追求和谐共融的中国宪法理性

[摘要]理性是一切合理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合理的政治、法律秩序得以确立的最终源泉。理性推动着民法的发展，同时也推动着一个自由式市民社会的成型和发展。从民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理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章通过分析认为，民法中的理性可分为国家理性、社会理性和公民理性。理性在民法中的价值追求可归纳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对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规范以及对人文的关怀。

[关键词]民法；理性；价值追求；民法总则

一、理性在民法中的作用及价值追求

（一）理性在民法中的作用

民法由罗马法中的市民法发展而来，世界各国的民事立法不同程度地受到罗马法的影响。由于我国封建统治者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没有民法观念据以生长的土壤，因而我国历史上并没有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即没有单独的民事立法，一般的民事关系主要由习惯法调整。直至清末进行法制改革，现代意义上的民法才得以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法是法律体系中重要的部门法之一，其作用在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从民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理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可分为国家理性、社会理性和公民理性。从国家理性来看，民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从世界历史来看，制定者是君主制国家的皇帝，或者是资本制国家的立法机关，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机关。但不论上述哪一种情形，民法的制定和实施均体现制定者的理性，而制定者代表着国家，制定法律是为了维持国家的良好运转，为了确认、保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的社会秩序，因此民法的制定从根本来说体现着国家理性。

从社会理性来看，法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即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法律的制定方向提供基础和依据。面对纷繁的社会关系，需要以理性的方式加以作用和规范，运用逻辑推导的范式加以调整。故民法的制定和实施是对当前社会经济的反映，并对社会的交往秩序加以调整，维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社会主体以规范的民事行为进行交易和往来，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不断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经过一般抽象化和立法技术，最终导致民法的补充、修改和废止，体现了社会理性对民法的作用。从公民理性来看，公民的理性行为产生习惯，习惯经过长期的发展以及国家的认可成为习惯法或者成文法。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公民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及法律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具体到民法领域，民法的制定和运行离不开公民民法观念的形成，如个人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观念的形成和认同。同时，民法以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内容，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体现了对公民理性活动的反映。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解读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马克斯•韦伯理论中的一对重要概念，工具理性是运用某种手段来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顾及行为在“内容”上的合理性，即所应有的道德价值考虑。工具理性又等同于盖伊•亚当斯与丹尼•巴尔弗所提出的“技术理性”，他们认为，当今时代的一个特征，是某科学分析的心灵模式和一种被称为技术理性的对技术进步的信仰。工具理性还等同于卡尔•曼海姆所描述的“功能理性”，他将功能理性看作是将人物逻辑地组成为较小的单元，目的是为了效率。工具理性剔除了价值因素，注重实然的，事实层面的认识，追求科学的规范化，具有工具性特征。价值理性是以对价值的追求为目的，是一种追求人的价值实现的具有超越性的思维模式。价值理性超越了事实层面，追求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具有目的性的特征，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它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价值理性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它是一种以人类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并以主体为中心；其次，它是一种目的理性，价值理性追求要合乎人的目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合理性需要；最后，它是一种批判和建构的理性，价值理性作为批判理性，它关注人的现实处境和前途命运，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批判，从而去建构一个合乎人的本性和目的的美好世界。综上所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不可分离的，价值理性内在地指导着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只有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和核心，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经历了早期的自然合一阶段，到现代性阶段的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奴役，再到后现代性阶段的对价值理性回归的强烈意愿，这三个阶段是从合到分再到要求合的一个过程。

二、公共行政现代性背景下的工具理性行政文化

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工具理性行政文化主导，价值理性行政文化被奴役，工具理性行政文化以推崇元叙事、基础主义、普遍主义为主要内容，崇尚事实与价值的分离，重视二元对立思想，强调对效率的追求，“公共行政的规范化观念和思想是植根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现代性世界的”[1]，公共行政现代性是以“工具理性”的行政文化特点体现出来的。工具理性行政文化表现为公共行政的科学化、专业化、效率化以及公共行政体系的科层化、行政原理的普适化、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证化，并强调公共行政的专门化、法制化、官僚化、规则化、非人格化、技术化、职业化特征，由此导致了公共行政的功能化特征，即公共行政的功能性取向———追求单一的行政效率；公共行政的价值中立取向———公共行政是执行的工具；公共行政的规制化取向———层级节制与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及运行程序；公共行政的非人格化取向———公务员制度的非人性化管理；公共行政的内部化取向———行政主体的单一性及注重组织内部结构与制度的建设。总而言之，公共行政现代性背景下的工具理性行政文化主导了公共行政领域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导致了许多问题，我们在不断地努力探索的过程中批判并总结着，例如民主行政主张对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批判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官僚制的批判等等，公共行政就是在这样一种进程中发展并完善着，现在我们要考察的是理性的另一面，即价值理性的意义和作用。

三、公共行政后现代性中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功能

伴随着世界的发展变化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的弊端已显露无遗，公共行政现代性强调的主客二分、普遍主义以及元叙事已不再适合于现代世界，学者们纷纷为公共行政现代性划上句点，迎接我们的将是公共行政后现代性，而这一过程就是通过呼唤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来实现的。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实质的指认；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困境的分析；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困境的解决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现代性”作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语、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紧紧围绕资本逻辑的分析来展开的、现代性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分析、现代社会“虚无性”的根源——资本的虚无性、资本把一切“价值”都还原和等同于市场“价格”、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资本扩张是现代社会危机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资本逻辑控制下人的生存危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超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辩证继承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资本”为核心概念，揭示了现代性的困境及其成因，实现了对传统现代性的批判超越。这种批判超越，是现代性研究范式的变革，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为人类解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现代性资本现代性批判

“现代性”作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语，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们从时间意识、历史观、社会状况、哲学思维和美学艺术等不同视角对其给出了斑斓多彩的界定。由于现代性本身的多维性和复杂性，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无论是“作为历史分期的现代性”、“作为启蒙的现代性”还是“作为审美的现代性”，往往是从客体的角度而非主体的或实践的角度来诠释“现代性”的。马克思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透过现代性制造的种种“幻象”和“迷雾”，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

一、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实质的指认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总体性概念。马克思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多维透视，指明现代性内涵于资本的逻辑之中，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展开于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呈现于全球性的视域之中。

摘要：行政程序制度具有独特的理性价值，这是由其所具有的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决定的。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的实现，在我国还欠缺文化基础和社会环境支撑，因此，在现行条件下如何确保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的实现，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行政程序；理性价值；文化基础；社会环境

自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将被撤销以来，行政程序制度的价值已日益被重视。1996年《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行政许可法》更是用13多的篇幅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和监管程序。同时，从上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学术界对行政程序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现在，凝聚着学界10年研究心血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已基本定稿。行政程序制度承载着理性、民主、公正、高效等公法价值追求，是行政法治系统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尤其是行政程序制度对理性的张扬，将有利于社会理性精神的生成。但由于我国传统伦理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注定了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实现的艰难。

一、理性价值的内涵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价值是从整体上而言的，指相对完备的行政程序制度所具有的理性功能。理性能力是指人类所具有以推理或积极的行为来实现其目的的能力，人们在安排自己事务时一般愿意通过理性而不是通过那种随机和任意的行为或赤裸裸的暴力来进行。[1]（P67）从内容来看，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价值包含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两部分。[2]（P35）这两部分各自相对独立，但又有一定的依存关系。

工具理性针对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或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就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工具理性是指合理的决策或决定通过合理的交涉过程得到，过程理性决定了结果理性，过程非理性极易导致结果的非理性。工具理性的实现依赖于程序设计，不同类型的行为需要不同的程序规则。在公共行政中，程序分为决策类程序和裁决类程序。决策类程序适用于规则的创立和公共决策的选择；裁决类程序适用于对具体事项的决定和对纠纷的解决。无论是那一类程序都应遵循最低限度的正义或理性规则。首先是专业化规则，行政程序主要按照“职业主义”原理设计，强调行政的专业化；其次是中立规则，决策者、决定者和裁判者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结果中不应包含决策者、决定者或裁判者自己的利益；再次是听取意见规则，要通过程序设计保障当事人参加到程序中来，并赋予其提出主张、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权利；第四是选择最优规则，选择要以理性推演为基础，推理应论及所有的论据和证据；第五是说明理由规则，任何决策、决定或裁决都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最后是公开规则。行政权运行过程的公开，不仅可以借助公众的监督而使选择权的滥用得到限制，而且也可以使选择过程中无意的错误容易被发现和纠正。[2]（P35）

沟通理性适用于主体和主体之间，表现为诚意地进行讨论和对话，真诚地尝试了解对方的观点，以和平而理性的方式来寻求共识。[2]（P35）沟通理性决定了结果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沟通理性通过以下机制实现：1）参与机制。参与是沟通的前提，在决策类的程序中，参与应当是开放和普遍的，在裁决类的程序中，所有的当事人都有权参与。2）说理机制。程序的本质特征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正是这种程序的过程性与交涉性使得说理机制得以展开，程序参与者必须全力以赴地以理抗争，最后达成妥协，消除利益冲突。现代行政程序不是为解决行政争议提供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而是为我们提供一个解决问题办法的制度性框架。这种制度性框架可以促进人们理性地看待与己有关的行政争议，并自愿服从通过该制度运作而获得的解决问题的方案。[3]（P26）3）宣泄机制。在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存在许多利益诉求，通过程序预设来宣泄和释放不满情绪并加以吸收，将增加行为结果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也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摘要：文章通过查阅文献史料，采用逻辑分析法对新疆“武文化”教育价值取向嬗变的历时性、共时性进行梳理审视和思考。文章以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为指导思想，立足边疆治理方略以“武文化”价值意蕴解读“文化润疆”思想，为推进新疆武术文化教育进程提供借鉴和启示。坚持推广新疆“武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尚武精神，培育青少年民族精神为核心价值取向是当前“文化戍边”时代使命；坚持国家治疆思想为导向，推进学校武术教育和丰富全民健身内容，激发新疆武术文化教育活力，维护边疆（文化）安全是对“文化戍边”治疆思维的积极回应。

1尚武遗风的新疆武术文化教育价值形态演变

1.1秦汉时期文化差异下的军事武艺秦汉时期，匈奴冒顿单于凭借强大的军事手段攻占西域，成为横亘在东西交通要道上最强政权。其民族战力强悍，坐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匈奴骑兵“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弯弓和马刀的配合在作战中相得益彰，突出其灵活的作战风格，中原“剑戟交接”的地斗武艺相比于匈奴的马战骑射劣势尽显。匈奴骑兵战力强悍且规模庞大，得益于其发达的畜牧业和严格的军事教育，其部族专门设有骑射教官教授骑兵如何在骑行中精准的射靶和马上格杀技术，而且平时军事训练十分严格。西汉统一西域后，先进的汉族文化与异族文化不断融汇，步、骑兵配合作战模式及内地先进铸造兵器技术传入西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军事武艺的升级。

1.2唐时期文化结合的娱乐武术唐时期，政治、军事高度统一，极大促进了丝路繁荣及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形态的对话和融合。中西民族体育文化相互影响激发了西域人能歌善舞的天赋，游牧民族军旅武艺逐渐褪显为娱乐化的体育性特征。乐舞百戏中武术格斗动作与舞蹈、杂技等相结合，以武舞的形式出现[3]且丰富多彩。剑舞、胡腾舞就是武术结合西域舞蹈的产物。剑舞，舞者手持长、短剑，随着玄妙音乐婆娑起舞。“胡腾舞”腾踏跳跃，跌扑翻滚的武术动作和似醉非醉的艺术形态极似现代的醉拳，又被称为“醉胡腾”。唐代诗人刘言史描写胡腾舞“跳身转毂宝带鸣”再现舞蹈中类似旋子、侧空翻或者后手翻等难度较高武术技巧。西域武舞还出现了模仿动物形态的苏摩遮，[4]舞者头戴兽面演练形象武伎。因此，西域武舞的兴盛和传播与后来的武术套路具有源流的递承关系。

1.3宋元明清时期文化融汇的传统武术北宋时期，回鹘迁至西域，受北方草原影响呈现的文化本源性特征造就了回鹘多元体育文化形态，如射箭、赛马、达瓦孜、武术等内容丰富的体育活动。11世纪，通晓汉辽文化的耶律大石率契丹人“整旅而西”统一西域后不断传播中原汉儒文化，倡导“射猎”“射柳”等北方传统射俗。元时期的蒙古统一西域后不仅将摔跤、射箭、赛马带入西域，而且蒙古军队中的回族力量强悍且精于武术钻研和推演，[5]后世还创立了以汤瓶七式、心意六合拳、天启棍等为核心的回族武术体系。清王朝推行军府制度，大量军民迁入新疆屯垦戍边。锡伯族、索伦族、厄鲁特等八旗兵及绿营兵入疆戍守，担负起“箭守国门”的重任。明、清时期的武术流派、拳种、器械更加丰富，内地许多拳师为躲避战乱或灾荒迁居西域。正是各民族渐次迁入使西域经历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从而促进了传统武术的广泛传播，传统武术的主体形态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定型。

1.4民国时期文化抗争的学校武术清末民初，武术与学校教育的联姻在时代挤压下所迸发的国粹民族主义思潮与西方体育的文化抗争就此揭开了近代学校武术教育的序幕。随着1904年《奏定全国学堂章程》的颁布，驻疆大吏遵照教育指示兴办新学校开展新式教育，各级学校规定“体操是学生必修之课”，[6]体操课“编队操练，习练武术”。1928年，国民政府褚民谊来疆考察，迪化一中和第一师范学生在迪化市西公园进行了队列及武术表演，及后蔡宗贤和张毓英参加1933年在南京举办的全运会国术比赛分别荣获一面锦旗和一枚铜牌，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派出运动员参加全国性比赛。[7]1940年前后，奇台县的两所高等小学聘当地拳师陈一善、马绩勋等教授武术，[8]晨操练习小洪拳，每周安排两个课时学习长拳、武术操等。基于这样的社会危机和教育思潮，学校武术在中西文化抗争中逐渐兴起，奠定了学校武术教育的历史地位。

摘要：目的分析药学指导教育模式在提高临床合理用药中的效果。方法选取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的110例需要服用药物的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的时间为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根据随机数表法，将所有患者等分为常规组(接受常规的用药干预)与干预组(接受药学指导教育模式)，每组55例。将两组用药情况以及患者用药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对比。结果经分析，相比于常规组，干预组医师不合理用药情况明显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较低(P＜0.05)。结论药学指导教育模式能够有效监督临床医师合理用药，患者用药后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明显减少。

关键词：临床合理用药；药学指导教育模式；用药处方合理

用药是临床上使用药物的重要原则，该原则需要结合患者的疾病类型、临床症状以及相关的药理学理论等，给予患者最佳的用药干预，可以通多联合或者单一用药进行干预，能够达到治愈或者是控制疾病的目的[1-2]。近些年来医学发展较为迅速，且在药物方面也有着突出成就，越来越多的新型药物流通于市场当中，相继引发了用药不合理情况发生，且该现象的发生率可达到50%，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也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3-4]。该现象引起了各医疗机构的重视，因而诸多医疗机构以及药品流通环境中，均配有专业的药剂师或者临床药师，其目的在于规范合理用药，进而提高用药的合理性以及安全性。有研究指出[5]，药学指导教育模式对于提高临床合理用药情况有着较好的效果，能够规范临床合理用药，且减少患者用药后的不良反应，提高治疗效果。本文就药学指导教育模式提升临床用药合理性及安全性效果进行研究，分析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选取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接受的110例需要服用药物的患者，研究的时间为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根据随机数表法将所有患者等分为常规组与干预组。干预组中，男30例，女25例；年龄21～75岁，平均(58.69±3.11)岁；其中大专及以下学历32例，大专以上学历23例。常规组中，男31例，女24例；年龄22～74岁，平均(58.35±3.08)岁；其中大专及以下学历33例，大专以上学历22例。将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进行对比，差异显著(P＞0.05)。本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1.2方法。常规组接受常规药物干预，即药剂师接到药物处方之后，按照处方给予患者需要的药物，并且指导患者进行药物使用，了解患者的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干预组接受药学指导教育模式，且开展药学服务平台对患者服药过程进行监督，具体操作如下：以循证医学理论进行指导：以循证医学为理论指导已经成为现阶段临床上关注的热点，且通过文献资料与报道可以找到相关知识，进而为临床合理用药进行指导；门诊药剂师通过小组方式，进行用药医嘱干预，搜集临床常用药物的资料，如药品药效学、作用机制、药代动力学以及药物的不良反应等，选择合理的用药方案，进而将其制成用药手册，经专业药剂师审核通过后，发放于各科中，并且组织临床医师进行学习。以专业医药知识进行指导：门诊药剂师通过自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在结合用药手册等对临床医师进行用药指导，提高用药水平；门诊药剂师的基本素质便是熟练掌握药理学知识，且对其药理机制等有着深入研究；在此过程中需要执业药师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判断药物使用的合理性，进而提出整改意见；改变门诊药剂师的观念，使其有高度的责任感，且给予足够的药物医嘱干预权力，在发现不合理药物医嘱时，能够针对问题进行分析、解答，继而与医生进行探讨，改进药方方案。以药品经济学知识进行指导：药品经济学是指通过社会角度进行药物合理运用，通过科学合理的配置方案以及现有的医疗资源，并且结合患者的经济条件，将药物使用进行最大化合理利用；药剂师对药效以及药品价格进行比对，进而可以制定合理用药方案，不仅能够提高治疗效果，而且能够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要从患者的角度判定药物是否合理运用。以药学服务平台监督患者服药：门诊药剂师进行用药平台的建立，包括处方审核、处方点评、药物警戒、个体化用药服务、药物的数据管理、药物咨询等，为干预组患者建立用药档案，且根据患者登录权限的不同，进而主动配以相应功能模块。如开启患者用药档案之后，便可以对其1年以来的全部用药方案进行查看，且将用药教育、药物不良反应等情况汇总成册，发放于患者手中，且通过定时监督与管理，了解患者发生用药不良反应的情况，并及时调整药物剂量、方法等，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进而提高治疗效果。1.3观察指标。统计并分析两组的用药情况，包括不合理用药、用药与病情不符、用药重复、抗生素用法不当、给药方式不正确、配伍禁忌。对比两组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包括胃肠道反应、过敏、咳嗽、头晕头痛。1.4统计学分析。选择SPSS22.0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不久以前，笔者曾参与一起发生在农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审理，并在审结后尝试着以旁观者的心态对这起案件及其审理过程进行了一次力求深入的思考。当然，由于这起案件极其普通，因而在技术层面上不具有太多理论探讨的价值。但从另一意义而言，正因其普通，所以显得尤为典型，并进而使得对它的思考可以抽象为一种对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状况的观照。遗憾的是，囿于笔者自身理论基础的贫乏，这种观照同样显得肤浅。如果要说还有些许意义的话，大概也仅止于思考后萦绕在笔者心头的几许尴尬、欣慰和希望吧。

下面，笔者将对这一案件的特点、经过及其相关社会背景作一些简单的介绍。需要说明的是，只所以要不各笔墨介绍与该案有关的背景因素，是因为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些因素有力地影响和改变着本文所欲探讨的主题：当前我国社会中法治观念的发展状况及其缺憾。同时，为了将该案中一些与主题无关的个别因素剥离开来，以便使下文中对这一个案的思考更具空间上的代表性，笔者以该案所涉及的全部参与者均将以“A、B、C、D……”等符号代表称，而忽略其各自的本名。由此带来理解上的一些不便不处，请予以谅解。

一、纠纷的发生及案件审理情况

这起人身损害赔偿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经常可以遇到的民事纠纷。地点在B村。B村是其所属的A镇镇治机关所在地，同时也是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所驻地。由于距县城仅有十公里，就交通、通讯而言，B村并不显得闭塞，而就经济发展而言，B村因众多家庭承包经营户纷纷从事钢球的加工、生产，而成为远近闻名的“钢球专业村”，其业务触角远及全国各地。在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之风的吹拂下，B村的村民自然不能说是还处于蒙昧之中。“村民自治”和“依法治村”这一类现代法治观念的产物，也因其在B村的传播和初步施行，而不再仅仅是使村民们感到新鲜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B村的村级管理机构一直以工作严谨闻名，其基层调解工作更是屡受表彰，被公认为是农村调解工作的典范。就此，A镇分管司法的一位镇政府官员曾这样评价，B村工作确实搞得好，历年来很少把矛盾上交（“矛盾上交”意指村民间纠纷经村委会调解未成，而诉求至司法所调解或诉至法院）。

本案原告C及被告E（男）、F（女）（E、F系夫妻关系）均为B村村民。C生于1975年，初中文化，为B村电管员，负责村内部分电费的收缴。2000年10月6日，C与被告E、F因收电费一事发生争执。双方互相辱骂中C骂了F一句“偷人婆”（方言粗口，意指女性作风不正派）。此时E、F即上前殴打C，并致C多处软组织挫伤。后经治疗C用去医疗费500元。

纠纷发生后，B村村委会即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友进行调解。后村委会提出如下调解方案：E、F谩骂且殴打C致伤，后负赔偿责任；C辱骂F引起纠纷扩大，应自负部分责任。故C的医疗费由E、F负350元，其余由C自负。在C已同意上述方案的情况下，F提出，B村村规民约（该“村规民约”系由村党支部制订和公布，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规定，凡辱骂她人为“偷人婆”者，由村委会处罚款200元。故应罚C200元，否则F将不同意调解方案。B村村委会成员均表示F的意见可予采纳，由此导致C的不满。调解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