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范文10篇

1.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怎样确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构成了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价值观的基点。立足于这个基点，合乎逻辑地形成了其独特的价值观系统，从而在当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价值思想体系中树起了一面新的旗帜。

首先，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价值创造的主体作出了全新的判断。他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里，“创造世界历史”就是创造价值；“动力”就是主体的创造力；“只有”不仅对创造主体的唯一性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规定，明确地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严格的排他性，把一切走向反动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包括上帝、耶稣一类的神秘力量，统统排除在创造主体的范围之外。

其次，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党的领袖、国家官员和普通群众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的区别。前者的价值就在于服务，即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了矫正传统的身份等级偏见，在排定的社会群体价值序列表中，人民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这种价值序列关系曾作过明确的叙述：“我们一切革命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至于在人民内部，更无尊卑贵贱的差别，身份价值完全平等，彼此目标根本一致。所以，号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选集》第3卷，第1005页），以便形成亲密无间、团结友爱的新型同志关系。

立足于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基本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决不能像剥削阶级那样对人民群众采取敌视、轻视或利用的态度，而是应当真心实意地相信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谦虚谨慎，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2.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他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选集》第3卷，第864页）这一取向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上，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福利，把人民利益作为最根本的取向。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条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这一取向，制定了不同的大政方针和经济政策，以尽可能地满足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例如：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发展生产，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建国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60-70年代，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相应措施……这些都是这一价值取向的实际贯彻。也正是根据这一取向，他一贯坚决反对任何旨在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等各种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行为。他经常要求全党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等等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认真予以解决。（参见《选集》第1卷，第135-137页）他一贯坚持立党为公，反对立党为私，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他反复强调党的宗旨、责任和奋斗目标，并要求全党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防止被糖衣炮弹所击倒和在和平环境中变质。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站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高度，对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行为的选择做了正确的回答。当前，面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在新形势下坚定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每个共产党人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迫切问题。

一、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基本内含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的基本内含主要包括：一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追求的价值目标。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特有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因此，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价值目标，并把今日的努力同实现大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实践着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二是把劳动创造、无私奉献作为价值实现的条件。劳动创造是价值的源泉，为社会多做贡献是价值的真谛，不能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就毫无价值可言。共产党人对集体、对社会贡献越大，他的个人价值也就越高。因此，劳动创造、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价值观和共产主义实践的结合点，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只有通过劳动和奉献才能实现对共产主义的实践功能。三是以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融合作为价值实现的标志。共产党人把个人利益融合在整体利益中，把个人利益的实现融合在人民利益的实现之中。四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价值标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共产党人衡量人生价值以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质量、效果为尺度，每个党员价值的大小、正负都系于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活动中。这是共产党人价值观不同于其他任何剥削阶级价值观的显著特征，它在指导共产党人的价值行为时像一盏不灭的指路明灯，引导共产党人在价值取向、价值评价时，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有史以来最先进、最科学、最合理的价值观。一个共产党人真正具有这样的价值观，他就能够坚持正确的人生道路，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精神高尚，眼界开阔，胸怀坦荡，生活充实；他就会彻底冲破追逐一己私利的精神牢笼，在亿万人民创造历史的广阔天地里找准自己的位置，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忘我地工作，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共产党人价值观面临的冲击

在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党员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价值观，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谱写了一曲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凯歌，影响和教育着亿万群众的行为和价值取向。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共产党人的价值观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冲击。

【正文】

中图分类号：B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98X（2000）03—0012—03

诞生于19世纪末、辉耀于20世纪的，是一位文韬武略兼备、内圣外王合一的旷古未有的伟人。他洞悉社会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学习马克思主义真义，吸取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生价值观。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人作为价值主体和客体之统一的存在物，他的言论行动既能满足他人、社会以及自身的需要，同时又要求从他人、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中得到满足。个人对社会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对个人行为实践的一种肯定和评价。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能动的创造价值的过程。

在儒家学派看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无群不能为主，群而无分则发生争斗混乱。为此，便有圣人出来，制礼作乐，明分使群，使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体分处不同等级，恪守不同分位，克尽不同职责。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首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规定各等级的人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儒家承袭宗法血缘关系这一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由修身齐家向外辐射，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以仁为怀，亲亲尊尊，忠恕爱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

[摘要]作为邓小平价值观核心的集体主义，主要包括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内容：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集体主义，重视个人利益。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内在一致、本质契合，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

[关键词]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邓小平深刻体会到价值观的重要性，始终强调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是集体主义。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本身具有丰富内容，而且与我们当下正在大力培育、弘扬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努力推进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价值内涵、价值主客体、价值取向、价值目标等各方面内在一致、本质契合，并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实践之中。

一、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观思想，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主要包括作为邓小平价值观精髓的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作为其价值观基础的爱国主义，作为其价值观主题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其价值观取向的人民利益，作为其价值观标准的“三个有利于”等。在这些价值观体系中，集体主义是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1](P173)集体主义之所以能成为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主要是因为它既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逻辑要求，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其他价值观思想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逐层向外如波纹般展开、推演和延伸的。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主要内容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集体是指拥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思想观念、政治目的和社会利益，并且指向共同任务和活动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中，成员个体之间相互结合、彼此协作。这种结合与协作，对个人有意义、对社会有价值。集体有不同的层次，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社会宏观体系处在互动与交流之中。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集体具有高度的组织、团结能力和高水平的整合能力。只有在集体目标和社会目标同向一致的情况下，集体的行动才能获得成功。对于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不同思想认识与行为选择，则区分出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是人们关于在集体和个人关系中，集体和个人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一种态度、倾向和信念。集体主义作为对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一种看法和处理，其核心是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思想，把发展、巩固和扩大集体利益作为人们活动的重要目标。[1](P293)邓小平说：“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2](P337)这一论述，表征着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其一，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根本一致性。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实基础，是其科学性的根本依据。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人民群众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自此以后，一方面，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人民个体，坚持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为了民族和社会发展，不懈付出与奉献，同时也为实现自己的梦想、需求与愿望不断奋斗和努力；另一方面，国家和集体利益代表了人民群众根本的、长远的和现实的利益，人民个体在为国家和集体利益做贡献时，其自身也从国家和社会不断的整体建设、改革与发展中，得到物质与精神等各方面相应的回馈与满足。其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根本要求。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2](P175)为什么邓小平如此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2](P175-176)这样一来，不仅集体利益不能维持，个人利益也不可能得到保障和实现。其三，尊重个人的价值，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促进个人才能的发展，这是集体主义的应有之义。集体主义并不是“目中无人”，并非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在主张集体与个人利益一致、集体优先的同时，集体主义也充分关注并且保障个人利益与价值的实现。而个人主义则奉行以个人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主张在个人和集体关系中，个人是中心，个人利益是人的活动的唯一目的，把集体和社会作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实践中，个人主义只能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和激烈，邓小平曾对此明确指出，“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2](P362)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2](P369)第二，坚持集体主义，重视个人利益。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始终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前者服从后者。同时，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主张，在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个人的正当利益理应得到尊重，集体必须尽力保障个人正当利益，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并力求使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并非只讲集体不讲个人，只承认集体利益不承认个人利益。“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2](P175)现实中，每个社会成员必然都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抱负和追求，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认识到片面强调精神引导的弊端，强调物质激励的合理性与正当性。[3]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其中指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P146)邓小平把个人收入多一些（即对物质利益的重视）看作广大群众长期存在的行为目标，客观上是对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个人正当利益的肯定和激励。邓小平的这段话包含着一种意蕴，就是在一个正常、健康而有序的社会里，只有不断满足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集体才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生存并发展；一旦集体不再考虑并不能实际地满足个人的正当需求时，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个人自己关心自己，脱离集体去谋取私利，从而诱发个人主义。因此，历史地看，如果不能认识到传统的绝对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的缺陷而片面强调对传统的恢复，我们在现实中就会面临宏大理想在“世俗生活”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只要人们自觉地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中或之后、之下，在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中获得个人利益就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由以上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可知，作为邓小平价值观核心的集体主义，强调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要求把为集体服务作为一切活动的目的；个人利益来自为集体服务，个人获取利益是为了更好地为集体服务，并进一步地给予集体利益。正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那样“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4](P378)这里，放在“首位”很重要，最终“目的”也很重要。同时，基于集体对个人正当利益与价值的满足与支持，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强调和突出个人利益，关心群众需求，主张一切工作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要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准绳，不能脱离群众。因此，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与其群众观密不可分。作为对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群众观与时俱进的继承与发扬，我们党在新时期突出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以人为本，要以人民为中心、凸显人民主体地位，要“为民”“务实”，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具体利益，要从小处着手把握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关切人民群众利益的现实性、层次性、多维性和丰富性，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国家和社会改革发展的新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二、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一致

1.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怎样确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构成了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价值观的基点。立足于这个基点，合乎逻辑地形成了其独特的价值观系统，从而在当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价值思想体系中树起了一面新的旗帜。

首先，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价值创造的主体作出了全新的判断。他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里，“创造世界历史”就是创造价值；“动力”就是主体的创造力；“只有”不仅对创造主体的唯一性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规定，明确地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严格的排他性，把一切走向反动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包括上帝、耶稣一类的神秘力量，统统排除在创造主体的范围之外。

其次，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党的领袖、国家官员和普通群众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的区别。前者的价值就在于服务，即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了矫正传统的身份等级偏见，在排定的社会群体价值序列表中，人民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这种价值序列关系曾作过明确的叙述：“我们一切革命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至于在人民内部，更无尊卑贵贱的差别，身份价值完全平等，彼此目标根本一致。所以，号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选集》第3卷，第1005页），以便形成亲密无间、团结友爱的新型同志关系。

立足于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基本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决不能像剥削阶级那样对人民群众采取敌视、轻视或利用的态度，而是应当真心实意地相信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谦虚谨慎，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2.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他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选集》第3卷，第864页）这一取向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上，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福利，把人民利益作为最根本的取向。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条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这一取向，制定了不同的大政方针和经济政策，以尽可能地满足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例如：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发展生产，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建国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60-70年代，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相应措施……这些都是这一价值取向的实际贯彻。也正是根据这一取向，他一贯坚决反对任何旨在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等各种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行为。他经常要求全党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等等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认真予以解决。（参见《选集》第1卷，第135-137页）他一贯坚持立党为公，反对立党为私，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他反复强调党的宗旨、责任和奋斗目标，并要求全党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防止被糖衣炮弹所击倒和在和平环境中变质。

在《中国古代戏曲的诗乐教化传统》一文中，我们曾讨论了由《毛诗序》所奠定的“诗言志”的文学价值观以及“诗乐教化”传统对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中国古代戏曲的影响。我们认为《毛诗序》所确立的“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的诗教原则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规范决定了中国古典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戏曲的基本发展方向。本文想就《毛诗序》的诗乐教化观对中国古代戏曲家的文学价值观念的影响进一步展开讨论。因为正是中国古代戏曲家的文学价值观，决定着戏曲家的戏曲创作倾向。

一、中国古代戏曲家的社会地位与诗乐教化传统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与正统的诗文作家相比，戏曲作家，特别是一些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大多出身较低。这些人有的由于时代的原因，如元代戏曲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等;有的由于个人遭际，如明代的徐渭、清代的李渔、孔尚任、洪昇;有的是科举仕进无门，如冯梦龙、蒲松龄等;有的是官场失意急流勇退，如汤显祖、沈璟等。种种原因，促使这些文化精英把自己的卓越才华献身于当时被一些正统文人鄙弃的戏曲事业。这也许应了那句老话:“患难出诗人。”现实的遭际，特别是社会的黑暗，才造成有识之士的觉悟:“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远千官冢，一场恶梦!”只有这种觉醒，才使他们走出官场，出入瓦舍勾栏，甚至“躬践排场，面敷粉墨，偶倡优而不辞”。丰富的舞台经验和熟悉社会人情以及对观众心理的了解，成就了他们的另一番事业:“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由于中国古代戏曲作家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得大多数戏曲作家在思想倾向上往往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是由于其出身较低，或是身处社会底层，使他们比较接近民众，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众的呼声，使其作品具有一定的民主性或曰人民性的思想倾向。而且相对来说，越是身处底层，这种倾向就越为鲜明。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戏曲作家毕竟是读书人，属于士阶层。即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其出身属于市民阶层，如李卓吾等，其在经济上、政治上，仍然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加之其思想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永远也不能成为与封建政治根本对立的所谓“拆天派”，而是不折不扣的“补天派”。他们的“孤愤”与“牢骚”，只是因为“无才补天”的遗憾，是“不被见用”的愤懑:他们既使“身在山林”，却永远地“心存魏阙”。戏曲成了他们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代言”的工具。中国古代戏曲作家的这一双重身份恰与《毛诗序》所确立的诗教的双重意义相吻合。“上以风化下”，决定其为统治阶级服务，向民众进行政治教化;“下以风刺上”，表达其用文学批评政治，传达下层人民呼声的愿望。由此决定了中国古代戏曲作家的文学价值观，也决定了中国古代戏曲在思想倾向上所体现的鲜明的两重性:一是利用戏曲鞭挞社会，讽刺现实;二是利用戏曲宣扬封建教化，为统治阶级张目。这二者还常常纠缠在一起，或互相融合，或互为表里，从而造成对中国古代戏曲思想评价上的困难和分歧，乃至见仁见智，或褒或贬，争论不休。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一书中曾多次强调提出:中国古代戏曲所具有的“人民性和斗争性”，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戏曲在当时深受人民欢迎，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价值所在。

但是，我们认为，在充分肯定中国古代戏曲所具有的“人民性和斗争性”的历史意义，从而对中国古代戏曲的思想倾向做出积极肯定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古代戏曲对黑暗政治的“揭发或暴露”，往往局限在一定尺度中。这个尺度就是《毛诗序》所规定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是“怨悱而不怒”。我们在《中国古代戏剧的诗乐教化传统》一文中曾经以关汉卿的戏曲对此做出说明。其实，汤显祖之《牡丹亭》亦是如此。在《牡丹亭》中，汤显祖把“情”上升到可以使人“死而复生”的高度，然而，汤显祖认为“情”的作用仍然是“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东夫妇之欢。”“情”还是为封建礼义服务的。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戏曲家在“揭发或暴露”社会黑暗或官场腐败时，往往别有怀抱，即希望“观民风者得之。”就如《国语·邵公谏弥谤》所说:“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决之使宣。”因此，对这种“揭发或暴露”评价过高，恐怕也失之偏颇。比如洪昇的《长生殿》即是如此。

《长生殿》之剧情，基本上是按《长恨歌》所叙之情节，写杨玉环之死，大体与白朴之《梧桐雨》相近似。但《长生殿》与上述作品之不同处乃在于它把当时人民的疾苦与杨氏一门的骄纵奢侈作对比。如《进果》一出，写进果之使者不择途径，踏坏田禾，甚至踹死行人，有力地揭露统治阶级虐害人民的罪行。再看《疑谶》一出，写郭子仪目睹了杨氏兄弟炙手可热，感慨外戚宠盛:“怪私家恁僭窃，竞豪奢，夸土木。一班儿公卿甘作折腰趋，争向权门如市附。再没有一个人呵，把舆情向九重分诉。可知他朱甍碧瓦，总是血膏涂!”这种揭露是深刻的，其批判也是无情的。洪昇的《长生殿》被推崇为清之杰作，其确有超越前人之处，但却不可对其反抗性评价过高。《长生殿》在清代宫廷中演出大受欢迎，其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能够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其艺术效果也充分说明这一点。

本文作者：揭家新工作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把社会主义道德对“三德”的要求作为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核心内容

一个人的品行和道德修养，总会在他的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中体现出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与其个人品德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核心任务是把社会主义道德对“三德”的具体要求落实到个人品德修养之中。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也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最坚实的基础和支柱。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社会公德“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每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守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对于高校而言，就需要引导大学生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公德做起，从小节改起，文明修身，知行合一，养成良好的公德习惯。如做文明的大学生、合格的公民，言谈举止礼貌得体，讲究仪容仪表和个人形象，生活中与人为善，作风正派，遵纪守法，不因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于细微处实践个人文明行为，在举手投足间慢慢升华自己的社会公德境界。同时，大学生要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和社会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争做践行社会公德和遵守公共生活秩序的模范，努力推动我国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也是一切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有20个字的基本要求，即“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从目前社会尤其是用人单位的反映看，对大学生入职后诟病最多的问题:一是敬业精神欠缺，服务奉献意识不足，功利思想严重。二是在职业生活中合作意识淡薄，缺少大局观念，组织纪律性不强。三是背信违约，诚信精神缺失。少数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上抄袭舞弊，求职时伪造各种证书欺骗用人单位，随意签约毁约，缺乏起码的诚信意识，等等［3］。这些说明对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刻不容缓，一定要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进行正确的引导。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可以从择业观念、职业精神、职业态度、职业行为等方面入手，帮助他们掌握正确处理职业内部、职业之间、职业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职业道德准则，并把奉献社会、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观念奉为自己的职业操守。这其中要抓好两个重点:一是通过教育，使大学生明确自己将要担任的职业角色，自觉认识自己将来所从事职业的社会价值，深刻领悟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择业取向。二是抓住大学生将要从事的职业行为，通过教育使他们形成专业道德素质，锻炼好专业能力。当他们热爱所学专业并学有专长之后，一定能够激发出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乐于合作，形成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奉献意识，践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家庭美德，是调节家庭内部成员以及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对大学生家庭美德的教育和引导，重点应该放在感恩观和婚恋观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直讲究尊老爱幼，父辈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又为抚养和教育下一代付出了心血和大量财力，大学生要尊敬、关心、体贴父母及长辈，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主义道德在大学生的恋爱和婚姻观上必须得到体现，忠贞专一、志同道合和责任仍是构成爱情的三个基本要素。那种公共场合“晒亲密”、随便玩玩、朝婚夕离、甚至以肉体换金钱的婚恋观，是与社会主义婚恋道德格格不入的，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社会主导的价值观要贯穿到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内化途径之中

个人品德是一个综合性范畴，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构成的统一体;它们内部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特定的道德品质［4］。根据品德形成的内化规律，结合大学生自身的特点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个人品德修养，把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观的要求纳入这一过程并进行教育引导，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提高道德认知，形成道德认同。所谓道德认同，是指个人的道德认识要与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趋同或一致;它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从个人品德形成的外部环境看，能否达到道德要求的认同，取决于社会道德环境对个人道德认识的影响;就其内在因素而言，道德要求的认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认识能力，取决于对社会道德要求的认识、理解和接受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学生的个人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一方面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认知，通过各种途径加深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意义、地位、作用、要求的理解和掌握，并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与宣传，营造道德教育和引导的良好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更要在大学生道德要求的认同上下功夫，做好教育和引导工作。大学生正处于智力发展的高峰期，思维能力有了明显发展，已逐渐从经验性抽象思维向理论型抽象逻辑思维转化，表现出思维的敏锐性、独立性、深刻性、全面性等品质。大学生思维品质的优化为他们的道德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要顺势引导他们完成对社会道德现象、行为准则及其意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2.升华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必要条件。道德情感是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认识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的心理体验和态度倾向，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内部动力。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5］没有道德情感的升华，就没有良好道德品质的生成。“道德情感的发展，是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变到比较稳定。”［6］我们在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过程中，一定要引导他们把个人道德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结合在一起，按照社会主导道德观去衡量、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言行，进而产生一种对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和意义有较深刻的认识的自觉的道德情感体验。同时，要引导大学生把个人品德修养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积极进行道德实践体验，升华自己的道德情感，形成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稳固信念，并最终外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道德意志是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和进行道德行为的过程中，克服内部障碍和外部困难时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缺乏道德意志，道德动机就无法转化为道德行为。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进行道德抉择和行动时总会碰到各种矛盾和困难，这就要教育和引导他们学会运用道德意志的力量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动，专注于完成所确定的道德行为。大学生锻炼道德意志，一方面要激发自己锻炼道德意志的愿望，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来的具有坚强意志力的道德榜样和先进人物学习，增强自己进行道德品质修养的信心。另一方面，在个人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树立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高远的道德理想追求，抗拒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使道德动机战胜其他非道德动机，专注于自己的道德行为。3.强化道德行为，养成道德习惯。道德行为是人们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有利于或有害于他人及社会的行为;它是个人品德的外在结果。如果说道德的知情意属于道德“知”的范畴，那么道德行为习惯则是属于道德“行”的范畴，它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没有道德行为也就不存在道德品质。目前社会对大学生道德问题的研究，较多地指出他们知行脱节或只知不行，这说明他们在道德践行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亚里士多德说:“德性是用了才有”，“品质正是以现实活动的性质来决定的”［7］。在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过程中，要在实践中引导他们通过自律强化道德行为:一是注意培养社会主义道德需要，让道德行为变成自己内心的道德需要，那么道德行为就会随时随地贯穿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二是面对道德选择的困境时，能根据社会主义道德准则选择道德行为，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三是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长期坚持，必有所获。相信经过坚持和强化训练，大学生的道德行为会由一种不经常、不稳定、有条件的初级水平，逐渐过渡到一种经常的、无条件的、比较固定的高级水平，也就是养成了良好的道德习惯。根据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具备了良好道德习惯的大学生，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诞生于19世纪末、辉耀于20世纪的，是一位文韬武略兼备、内圣外王合一的旷古未有的伟人。他洞悉社会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学习马克思主义真义，吸取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生价值观。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人作为价值主体和客体之统一的存在物，他的言论行动既能满足他人、社会以及自身的需要，同时又要求从他人、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中得到满足。个人对社会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对个人行为实践的一种肯定和评价。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能动的创造价值的过程。

在儒家学派看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无群不能为主，群而无分则发生争斗混乱。为此，便有圣人出来，制礼作乐，明分使群，使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体分处不同等级，恪守不同分位，克尽不同职责。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首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规定各等级的人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儒家承袭宗法血缘关系这一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由修身齐家向外辐射，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以仁为怀，亲亲尊尊，忠恕爱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

儒家文化在强调整体和谐和奉献价值的同时，着意强调人格的独立及其价值，正是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的道德意识，才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心理基础和道德情感基础。孔子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则区别人之作为“天爵”的内在的仁心善性和作为“人爵”的外在的名利禄位，认为前者来自天斌，不可剥夺；后者来自世俗，既可得之，亦可失之。两相比较，“天爵”比“人爵”更为珍贵、更有价值。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这就是说，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不可从外面赋予，亦不可用强力夺走。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道德价值和独立不倚的高尚人格的价值。

在思考和阐释人的社会价值时，不以先验的人性论和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立论依据，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但他在重视群体的价值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奉献这两点上，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相通之处。在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比较中，重视群体的作用，高扬群体的意义和价值，一贯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人相信、依靠、组织、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将一事无成。在强调群众和政党的群体价值的同时，也重视个人的价值，认为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有高超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顽强的斗争意志的领袖人物，对于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关系重大。因此，反复强调要注意识别、培养、关心和爱护干部，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斗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诞生于19世纪末、辉耀于20世纪的，是一位文韬武略兼备、内圣外王合一的旷古未有的伟人。他洞悉社会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学习马克思主义真义，吸取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生价值观。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人作为价值主体和客体之统一的存在物，他的言论行动既能满足他人、社会以及自身的需要，同时又要求从他人、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中得到满足。个人对社会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对个人行为实践的一种肯定和评价。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能动的创造价值的过程。

在儒家学派看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无群不能为主，群而无分则发生争斗混乱。为此，便有圣人出来，制礼作乐，明分使群，使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体分处不同等级，恪守不同分位，克尽不同职责。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首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规定各等级的人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儒家承袭宗法血缘关系这一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由修身齐家向外辐射，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以仁为怀，亲亲尊尊，忠恕爱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

儒家文化在强调整体和谐和奉献价值的同时，着意强调人格的独立及其价值，正是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的道德意识，才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心理基础和道德情感基础。孔子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则区别人之作为“天爵”的内在的仁心善性和作为“人爵”的外在的名利禄位，认为前者来自天斌，不可剥夺；后者来自世俗，既可得之，亦可失之。两相比较，“天爵”比“人爵”更为珍贵、更有价值。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这就是说，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不可从外面赋予，亦不可用强力夺走。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道德价值和独立不倚的高尚人格的价值。

在思考和阐释人的社会价值时，不以先验的人性论和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立论依据，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但他在重视群体的价值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奉献这两点上，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相通之处。在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比较中，重视群体的作用，高扬群体的意义和价值，一贯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人相信、依靠、组织、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将一事无成。在强调群众和政党的群体价值的同时，也重视个人的价值，认为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有高超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顽强的斗争意志的领袖人物，对于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关系重大。因此，反复强调要注意识别、培养、关心和爱护干部，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斗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本文作者：林俊辉张淑芳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福建农林大学

引言

为了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自1997年新刑法施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先后以一个单行刑法和8个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新刑法进行9次修正。短短13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几乎以平均每年一次的频率频繁地对新刑法进行修正。如此高之修正频率，在我国刑法史上实属罕见。我们知道，刑罚是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1］作为公权力的刑罚权，天然地具有扩张和滥用的本性。刑罚运用中，缺乏理性驾驭的多余之刑和滥用之刑往往不可避免。这决定了刑法改革是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以现代刑事法治理念为支撑，深刻反思检讨现行刑法及其运作中的非理性成分，进行刑法改革，才能保证刑法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理性的刑法改革，涉及改革价值取向的抉择问题，价值取向的抉择事关刑法改革的具体内容。新刑法以来的刑法改革贯彻的价值取向是否吻合现代刑事法治理念，需要认真反思。未来我国刑法改革确立何种价值取向，需要理性思考。本文认为，未来我国刑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应当是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兼顾社会防卫，努力实现人权保障与社会防卫的动态平衡。具体而言，在人权保障方面，应当强化刑法的明确性和刑罚的轻缓性，重视刑法的行为评价和引导功能，淡化刑法的威慑功能。在社会防卫方面，应当特别重视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和法益保护的早期化。

一、刑法改革的人权保障取向

强化人权保障是刑法的内在核心价值诉求。对刑法的改革同样应当追求保障人权的价值诉求，否则刑法改革将丧失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误入歧途。1979年刑法总体上是一部具有浓厚主观主义色彩的刑法。1997年新刑法的基本立场逐渐向客观主义转变。［2］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和类推制度的废除。其核心是强化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明确规定刑罚权的发动条件和边界。然而，人权保障理念在我国刑法中的贯彻尚不够彻底，罪刑法定原则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刑法中多处充斥着不明确的刑罚规范，极大地损害了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一）犯罪圈划定之检讨我国刑法关于犯罪圈的确定，采取了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3］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之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照此规定，犯罪的成立除了质的规定性外，尚需要具备一定量的规定性，才值得用刑罚加以处罚。在此原则性规定的指导下，我国刑法分则在划定具体犯罪的犯罪圈时同样采取了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其中，最为典型地表现在，刑法分则中出现了大量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模糊性的限定性术语。根据笔者的统计，在1979年旧刑法中，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1处，“情节恶劣”共有3处，“情节严重”共有16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共有22处。在1997年新刑法中，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31处，“情节恶劣”共有9处，“情节严重”共有74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6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总共是140处。到目前的《刑法修正案（八）》为止，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数额较大”共有45处，“情节恶劣”共有11处，“情节严重”共有87处，“造成严重后果”共有27处，涉及犯罪圈划定的模糊性规定总共是170处。可见，自1979年旧刑法以来，我国刑法越来越依赖模糊性规定。此种立法例看似严谨，看似能够限缩刑法的处罚范围。其实，这种模糊的数量型犯罪圈划定模式造成了罪刑法定原则贯彻的不彻底，造成了刑法明确性原则遭受颠覆，人权保障的价值诉求最终无法得到实现。1．模糊性规定对民众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普通民众而言，何谓数额较大、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通过刑法的这种罪状描述，是无法加以判断的。人们在行为时根本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实施何种程度的行为才不被评价为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完全取决于执法者和司法者事后的判断，而非行为时的判断。诚然，刑法是法官的裁判规范。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裁判者而言，通过查询相关司法解释或许能够了解何为“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等模糊术语的外延。但是，应当看到，“因为刑法规范是裁判规范，它必须使司法工作人员明确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从而正确认定犯罪；刑法规范又是行为规范，它必须使一般人明确什么行为是犯罪，从而不实施犯罪行为。”［4］行为规范具有规范、评价和引导民众合法合理实施行为的功能。也正因为此，刑法才具有行为规制的机能。作为行为规范，这种极为含糊的规定对普通公民而言简直是天书。通过“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等术语，人们根本不知道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种立法极为容易造成不教而诛的后果。此种模糊性术语无法通过裁判者的解释而使其外延明确化。我们知道，罪刑法定原则具有相对性，即犯罪与刑罚的立法明确是相对的，立法者的理性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造成成文立法无法穷尽社会生活的一切犯罪形态，语言的多义性也造成人们对同一术语可能会产生多种理解。因此，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明确性只是相对的明确，绝对不可能实现绝对的明确。但是，刑法的规定相对明确，并不意味着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可以极为模糊而导致解释的不能。不明确性或者模糊性应当有底线的要求。例如，我国《刑法》第264条对盗窃罪进行规定，采用“盗窃”术语来描述盗窃罪的罪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何谓“盗窃”则需要进行解释。有人将其解释为“秘密窃取”，有人将其解释为以和平手段改变财物占有关系，等等。此类术语具有相对明确性，具有可解释性。相反，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损失等等术语根本不具有可解释性，其外延的界定毫无参照物可言，属于极为模糊的术语。2．模糊性规定对执法者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数额较大”、“情节恶劣”等模糊性规定，并非均能从司法解释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解释，更何况司法解释本身也是模糊的。“法律规则的用语越概括，就越不明确。在法律规范的实施过程中，给予法官的自由也就越大。”［5］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规定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渊源与必然要求。法官不应是执法的机器，要想法官正确地适用法律，必须赋予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自由裁量的余地。这样才能给法官个人智慧自由发挥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以便使案件得到更合情合理的处理。”［6］对此，本文不敢苟同。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模糊性规定在实践中往往更多地困扰着作为执法者的警察。一旦警察无法清晰地判断何为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此类案件很可能根本不会起诉到法院，法官很可能根本不会有机会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更谈不上案件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模糊性规定如果没有得到清晰界定，无非产生两种后果：一是执法者乱作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任意性，可能将很轻微的行为当作犯罪行为对待，进行刑事追诉。即使案件进入法院庭审程序后再由法官发挥其个人智慧进行救济，也属于迟来的正义。另外，警察也可能将应予追诉的犯罪行为当作非犯罪行为，以劳动教养或治安处罚甚至无罪处断。此时行为人遭受的不利后果可能比被判处刑罚更为严厉，因为我国劳动教养期限可以长达四年；二是执法者不敢作为。严厉的内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如同一柄悬在警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要求执法的每一个程序和环节均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模糊性规定的存在，造成刑法缺乏可操作性，会造成执法者畏首畏尾不敢执法的不利后果。法益保护不利，同样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损害人权保障价值追求的实现。3．模糊性规定造成诉讼程序的不可操作性。大量的模糊性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不具有可预测性，对追诉犯罪的控方而言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会造成程序法上操作的困难。诸如“数额较大”、“情节恶劣”从犯罪构成要件的类别归属上看属于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换言之，所谓的数额较大应当是犯罪结果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指的是犯罪行为的情节严重，等等。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具有故意的规制机能。即，行为人对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必须具有故意，具有认识和意志因素。进一步说，行为人首先必须认识到自己实施的行为情节严重，造成的危害结果数额较大。但是，这种对“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的认识要求，对犯罪人而言，极为严苛而根本不具有可能性。即使犯罪人可以认识，控方证明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不具有程序上的可操作性。4．模糊性规定造成司法权僭越立法权的不利后果。模糊性规定的大量配置，一方面使得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极为不明确，削弱了人们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测可能性，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模糊性问题出台了大量的司法解释，试图使其变得明确。可以说，刑法设置越多的模糊性规定，司法解释的出台就越多，司法解释活动就越频繁。模糊性规定的数量与司法解释的数量成正比例关系。这种立法例会造成刑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解释的局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解释是否对此作出解释以及解释是否明确。原本司法解释是法官在适用法律判断个案过程中进行的解释。因为模糊性规定的存在，最高司法机关大量出台司法解释，不是进行个案解释，而是进行立法性质的解释，造成我国司法解释具有与立法和立法解释同等效力的局面，本质上是司法权僭越了立法权。如果最高司法机关没有出台司法解释而是留给办理个案的法官具体裁量，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势必是任意的，根本无法确保人权保障价值诉求的实现。因为“粗疏的刑事立法弹性过大，包容性过强，司法工作人员可能任意对之作出超出法律客观含义的解释，从而造成司法工作人员立法的局面。”［4］5．模糊性规定不符合世界潮流。根据本文考证，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不采取此种立法例，而是以类型化后的行为为中心来划定犯罪圈，即采取定性的立法模式。换言之，被类型化为犯罪的行为是刑法处罚的对象。犯罪圈的划定不需要再考虑行为是否达到所谓的“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一旦认定行为人实施了被类型化为犯罪的行为后，就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值得刑罚处罚的违法性。很典型的立法例包括：德国［7］、日本［8］、奥地利［9］、瑞士［10］、芬兰［11］、丹麦［12］、西班牙［13］、瑞典［14］、挪威［15］、泰国［16］和我国台湾地区［17］等。综上，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等极为模糊的构成要件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要求，既不利于保障人权，也无益于防卫社会，宜取消这种模糊性立法模式。遗憾的是，1997年新刑法以来的刑事立法延续了此种立法模式，而且不断增加此类模糊性规定在刑法分则中的数量，对刑法明确性原则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从刑事立法的角度看，立法者需要努力的方向是根据经验法则和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主流民意，将人们认为恶劣的行为类型化为犯罪行为，而不是用极为模糊的数量化规定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二）重刑结构之反思刑罚结构的轻缓或严厉，和犯罪圈划定的大小具有紧密的关系。因为我国刑法将轻微犯罪行为排除在刑法的调整范围之外，所以受到刑法调整的行为都是立法者认为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根据罪刑均衡原则，重罪当然应当配以重刑。所以，我国的刑罚结构总体上是一种重刑结构。重刑的刑罚结构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死刑过多、过重。近年来的刑法改革基本上一如既往地采取重刑化的刑罚策略。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在改变死刑过重、生刑过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是总体上我国的刑罚结构依然是一种重刑结构。1．刑罚化之追求、非刑罚化之阙如。新刑法以来我国的刑法修正在犯罪抗制对策上追求刑罚化。对刑罚以外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抗制犯罪中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四）》、《刑法修正案（五）》、《刑法修正案（六）》对不少经济犯罪进行了修正和增设，并且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措施。然而，非刑罚处罚方法在修改后的经济犯罪罚则中毫无体现。立法者一以贯之地沿袭了以往回应经济犯罪的惩治模式，对待经济犯罪采取了与其他犯罪相同的惩治模式，而没有根据经济犯罪的特性设置专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例如，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解散法人、高额罚款、剥夺从业资格、执业禁止等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新修订的经济犯罪罚则中根本没有出现。对增设和修正的犯罪所配置的刑罚除了死刑外，无一例外地都配有自由刑，仍然体现了“自由刑中心主义”。实践表明，对待经济犯罪，不能迷信刑罚的威慑力。经济犯罪，仅凭单纯的刑罚处罚方法是不足以有效抗制的。经济犯罪的产生，具有极为深刻和复杂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犯罪的发生原因更为复杂，发生形态也更为多样。因此，在抗制对策上，应当着眼于经济犯罪发生原因的消除。而且，作为法定犯的经济犯罪，是国家不同时期经济政策刑法化的产物。较之于自然犯，其稳定性较差，变动性较大。而且，其与一般民事、行政违法行为的界限原本就颇为模糊，认定上也容易存在诸多盲区，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也不易判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今天，对待经济犯罪应当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宽松的法治环境。在罚则方面，应当摒弃迷信刑罚以打击经济犯罪的观念和做法。2．重罚化之有余、轻罚化之不足。面对日益汹涌的犯罪浪潮，立法者习惯于用重刑来惩治犯罪，对轻刑配置似乎兴趣不大。新刑法在配刑上呈现出重罚化特征，例如在经济犯罪中大量配置死刑罚则。最近的刑法修正依然沿袭了以往的配刑模式，除《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八）》外，立法者在刑罚方面的举措都是提高犯罪的法定刑，始终没有降低犯罪的法定刑；或者为新罪名配置严厉的刑罚。（1）重罚化之推进。新刑法以来，刑法修正在强化犯罪化的同时大力推进重罚化。例如：《刑法修正案（六）》将开设赌场行为的法定最高刑从3年提高至10年有期徒刑；对“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员，其法定最高刑从原来的7年有期徒刑提高到15年。笔者认为，对赌博罪（开设赌场罪）应当坚持轻罚化政策。立法者大幅度提高开设赌场行为法定刑，实际上认为开赌是赌博的源头，其社会危害性更大。其实，有需求就有供给。净化社会风气，倡导良风美俗，不宜用重罚来实现。用重刑来强制推行道德，其有效性往往大打折扣。大幅度提高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主要是针对目前矿难事故不断的刑法回应。重大责任事故罪是一种过失犯罪［18］，将法定刑提高至15年有期徒刑，明显与过失犯罪的性质不相协调。我国刑法规定的绝大部分过失犯罪，其法定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况且，矿难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试图通过严刑遏制矿难的高发率，已经被目前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刑法修正案（六）》出台以后的2007年，以山西洪洞特大矿难事故为代表的恶性矿难事故依然高发不下。显然，用重刑来预防责任事故类犯罪是一种无效的重刑化举措。（2）轻罚化之不足。在推进重罚化的过程中，刑法修正始终没有进行过轻罚化的努力，直到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七）》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立法者对大量经济犯罪配置了死刑，对许多并非极为严重的暴力犯罪或者非暴力犯罪也配置了死刑。学界多年来一直呼吁首先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19］，刑法修正对此没有任何回应。此外，某些并非极为严重的非暴力犯罪，立法者仍然配置了死刑规定，明显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例如《刑法》第295条规定的传授犯罪方法罪，其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值得欣喜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在轻刑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取消了13类非暴力犯罪（包括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死刑配置。尽管如此，刑法依然保留了50多个死刑罪名，刑罚结构总体上仍然是一种重刑结构。综上，未来我国刑法在刑罚领域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继续努力改变重刑结构，实现刑罚的轻缓化。这是我国刑法强化人权保障应当加以注意的问题。

二、刑法改革的防卫社会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