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定位范文10篇

一、行政法的主要职能是控制行政权力，而不是保障行政权力的行使

西方学者认为，行政法的主要作用是控制行政权，行政法是控权法。如美国行政法学家施瓦茨明确指出：“行政法是控制国家行政活动的法律部门，它设置行政机构的权力，规范这些权力行使的原则以及为那些受行政行为侵害者提供法律救济。”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差异，但行政权的性质是相同的。行政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行政权的存在及运行有可能损害他人的利益，需要行政法加以控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讲控权就是由人民来控制政府，使政府能依法行政。加之现代行政权扩张倾向的事实，使“控权”必然成为行政法的重心。

强调控制行政权，我们应对行政权的授予和行政权的保障有明确的认识。行政权的授予是一个法律问题。在现代法制国家，所有权力都必须通过法律赋予，否则任何行政机关不能享有和行使任何权力。与此同时，任何权力都必须通过法律来制约和控制。西方学者麦迪森说过：“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对于行政权的保障而言，行政权本身就无须行政法加以保障。因为行政机关有足够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赋予其行政权的其他法律）实现其意志，惩罚违法者。相对一方的个人、组织处于被管理和支配的地位，相对于拥有强大力量的行政机关是弱者，从这一角度看，行政权更不须以行政法加以保障了。明确了控权、授权及保权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权应是足够强大以管理社会而又必须受行政法的控制。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政府必须强大到足以维持社会安定并抵抗手中掌握的权力的人施加压力，如果政府认为应当这样做的话。但政府不能强大到企图使它的官员不受法律控制的地步。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否则“公民生命、自由必然要成为滥用权力的牺牲品”。我们认为行政法应当强调对行政权的控制作用，内容上以保护个人、组织合法权益不受非法行政行为侵犯为目标，因此，行政法是控权法。

二、行政法以控权为主，不仅仅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平衡论”观点认为：行政法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行政法监督和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另一方面，行政法保障行政权的运用，防止个人、组织滥用权利。“平衡论”也可称为“兼顾论”，即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平衡论者认为，在我国，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根本上和总体上是一致的、统一的，这是平衡论的客观基础。在平衡的具体表现上还包括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以及效率与公正的平衡等，认为平衡是行政法的基本精神，是行政法追求的价值。平衡论者还认为，平衡（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的平衡）是现代行政法的实质，是行政法的精义。我们认为，当行政权力与相对一方权利发生冲突时，就无所谓平衡的问题了。而兼顾论者所持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看法，是我国法律普遍的价值准则，并非行政法所独有，故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似乎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行政权具有支配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是权力的主体，而个人、组织是权力的客体，在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双方无平衡可言。在行政关系中，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恰恰是以不平衡为特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平衡论”只能是一种理想。中国有漫长的封建历史，人治重于法治，不可能有所谓的平衡。要实现行政法制的目的，做到依法行政，更需要的是控权，而不是所谓的平衡。

一、行政法的主要职能是控制行政权力，而不是保障行政权力的行使

西方学者认为，行政法的主要作用是控制行政权，行政法是控权法。如美国行政法学家施瓦茨明确指出：“行政法是控制国家行政活动的法律部门，它设置行政机构的权力，规范这些权力行使的原则以及为那些受行政行为侵害者提供法律救济。”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差异，但行政权的性质是相同的。行政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行政权的存在及运行有可能损害他人的利益，需要行政法加以控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讲控权就是由人民来控制政府，使政府能依法行政。加之现代行政权扩张倾向的事实，使“控权”必然成为行政法的重心。

强调控制行政权，我们应对行政权的授予和行政权的保障有明确的认识。行政权的授予是一个法律问题。在现代法制国家，所有权力都必须通过法律赋予，否则任何行政机关不能享有和行使任何权力。与此同时，任何权力都必须通过法律来制约和控制。西方学者麦迪森说过：“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对于行政权的保障而言，行政权本身就无须行政法加以保障。因为行政机关有足够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赋予其行政权的其他法律）实现其意志，惩罚违法者。相对一方的个人、组织处于被管理和支配的地位，相对于拥有强大力量的行政机关是弱者，从这一角度看，行政权更不须以行政法加以保障了。明确了控权、授权及保权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权应是足够强大以管理社会而又必须受行政法的控制。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政府必须强大到足以维持社会安定并抵抗手中掌握的权力的人施加压力，如果政府认为应当这样做的话。但政府不能强大到企图使它的官员不受法律控制的地步。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否则“公民生命、自由必然要成为滥用权力的牺牲品”。我们认为行政法应当强调对行政权的控制作用，内容上以保护个人、组织合法权益不受非法行政行为侵犯为目标，因此，行政法是控权法。

二、行政法以控权为主，不仅仅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平衡论”观点认为：行政法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行政法监督和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另一方面，行政法保障行政权的运用，防止个人、组织滥用权利。“平衡论”也可称为“兼顾论”，即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平衡论者认为，在我国，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根本上和总体上是一致的、统一的，这是平衡论的客观基础。在平衡的具体表现上还包括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以及效率与公正的平衡等，认为平衡是行政法的基本精神，是行政法追求的价值。平衡论者还认为，平衡（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的平衡）是现代行政法的实质，是行政法的精义。我们认为，当行政权力与相对一方权利发生冲突时，就无所谓平衡的问题了。而兼顾论者所持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看法，是我国法律普遍的价值准则，并非行政法所独有，故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似乎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行政权具有支配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是权力的主体，而个人、组织是权力的客体，在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双方无平衡可言。在行政关系中，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恰恰是以不平衡为特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平衡论”只能是一种理想。中国有漫长的封建历史，人治重于法治，不可能有所谓的平衡。要实现行政法制的目的，做到依法行政，更需要的是控权，而不是所谓的平衡。

行政程序（法）是和行政实体（法）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传统法学依内容与职能之不同，将法律区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两大类。在程序与实体的关系定位方面，认为程序从属于实体，只承认程序的外在价值，其唯一正当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法，它本身并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或其它非工具性价值目标。中国法学界长期受这种典型的程序工具论观念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重程序之工具价值而忽视程序之独立价值，其结果是这种观念影响着立法进程、司法实践和人们的法律意识，不仅压抑了程序法学之繁荣，阻碍了程序立法，并且最终妨害了法律公正，动摇了法律的权威。

近年来，社会发展对法律制度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程序和程序法的价值等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但程序工具论并未得到彻底地批判，“重实体、轻程序”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的转变。现在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而行政法治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行政实质上是实体行政与程序行政之统一，行政法治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之行政法治。（杨海坤，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7.）因此，我们必须批判绝对的“程序工具论”，重新认识和建构行政程序的价值体系，并确立行政程序之独立价值。

一、程序的哲学涵义及其启示

所谓程序是指一定的运动过程及其构成运动的因子或因素之间内在关联之总和。从程序的这个哲学概念可以看出，程序蕴含着运动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方式、步骤是程序空间上的要求；时限和顺序则是其时间上的要求。任何物质或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和伸展皆是程序。程序的哲学概念给我们以如下启示：程序总是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场所中存在的运动和活动，程序无所不在。考虑世上任何事物都应该用到程序的观念。“无程序就无事物本身，程序就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方式。”（汤维建。关于程序正义的若干思考[J].法学家，2000，（6）。）

我们所要了解的程序是法律意义上的程序即法律程序。程序是法理念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可以说没有程序就没有法，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任性之区别。传统法学对法律程序概念的理解是片面的，这表现在把法律程序与诉讼程序划等号，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解释说“凡规定实体法有关诉讼手续的法为程序法或诉讼法。”（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80.）此即认为诉讼程序即为法律程序。现在，这种观点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抛弃。从法学角度并结合程序的一般意义，我们认为法律程序即是指人们进行法律行为所必须遵循或履行的法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步骤和形式。对这一定义可作如下理解：首先，法律程序针对的对象是法律行为。包括立法行为、司法行为、行政行为、诉讼行为以及其它法律行为。因而相应地存在着立法程序、司法程序、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等等。其次，法律程序是由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构成的。和其它任何程序一样，法律程序离不开时间和空间要素，它是时间的延伸和空间的延展的统一。最后，法律程序是一种法定的程序，也就是说法律程序并不同于事实程序。它是由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力的，必须予以遵守的。

程序往往是相对于实体而出现的，有必要阐述一下程序与实体的关系。如前所述，传统法学“重实体而轻程序”，认为程序无足轻重，从属于实体，从而抹煞了程序之独立价值。随着社会之发展，人们对程序的认识也不断发展。程序的重要性和独立性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有学者提出“虽然我们承认两者是形式与内容之关系，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把握法律程序的相对独立性，不能轻易地说形式是次要的，所以法律程序是次要的，法律程序这种‘形式’相对于法律实体内容而言具有相对独立性”。原因在于：第一，法律程序的合理性有其自身的评价标准。程序上的合理性判断，无需借助于法的实体内容就能够独立进行。第二，法律程序与实体法并不同步发展。实体法内容的优劣程度也并不必然决定法律程序内容之优劣。第三，法律程序在很多方面都保持其相对稳定性和历史的延续性。（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37-388.）

摘要:由于公共政策关涉网民的切身利益，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经常会出现一些热点话题，引发网民的强烈关注，从而形成网络公共舆论，对公共政策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鉴于传统公共政策过程存在着诸多合法性问题，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民主就应当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以实现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有效提升。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广泛传播的特性，拓展民意表达的途径，降低参政议政的成本。互联网作为网络民意表达的重要形式，有着其正面效应。但是，互联网本身对技术的依赖，也可能会导致它对民意表达的阻碍。因此，网络民主应是一种对传统民意表达途径的重要补充，而不是简单的替代。

关键词:网络民主;公共政策;价值定位;电子政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日益多元，基于不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博弈与冲突也显著增多。要实现社会和谐，代表不同利益的民意诉求就需要寻求合适的表达途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有序的民意表达就是社会稳定的“减压阀”和“减震器”。［1］在我国现行的制度安排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信访制度、价格听证制度等制度安排无疑可以起到征集民意的作用。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民意征集途径就显得过于单一了。由于网络载体具有传播迅捷、互动性强、传播广、公开透明、表达自由等特征，网民更加青睐采取网络途径来表达意愿，以至于出现了“上访不如上网”的说法。尽管网络民主作为一种民意表达的途径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民意表达方式，但是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至少，应当把网络民主作为一种重要的补充，与传统途径一道构成连接政府与社会的纽带和桥梁。由于公共政策往往关涉网民的切身利益，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时经常会出现一些热点话题引发网民的强烈关注，从而形成网络公共舆论，并对公共政策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如何看待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网络民主?换言之，网络民主应当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又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更好地推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网络民主?上述问题构成了本文关注的主要内容。

一、作为民意表达形式的网络民主

民主是公共生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没有公共生活，民主无从谈起。传统的民主是与人际交往联系在一起的，而网络则将这种实体的人际交往变成了虚拟的形式。就互联网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借助高新技术而实现信息传播的手段。民主的实现过程需要人际互动，网络中虚拟的公共生活场域(比如论坛、微博、微信等)借助虚拟的信息交流而实现人际互动。“政治传播会通过影响人们对于特定事件的认识和态度、塑造人们的价值观而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而报刊、广播电视以及电子邮件、手机、网站、博客等新媒体都是政治传播的重要载体。”［2］因此，从政治传播的意义上讲，网络民主与传统民主并没有本质区别。公共政策关乎社会公共利益，那么网络民主又是如何实现民意的有效表达，聚合政策诉求，开展政策辩论的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需要对网络民主的技术基础、运行特征和正负功能进行剖析，从动态和整体的角度去把握网络民主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价值定位。网络民主是借助互联网平台和信息技术进行的。这里的互联网平台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接入互联网的个人计算机(PC)，也包括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具有上网功能的电视等设备。从民意表达的具体途径来看，网络民主的表达渠道也是多元的，既有政府门户网站，也有论坛、贴吧、聊天室，还有博客、微博、微信、QQ空间、个人网站、电子邮件等。这些表达途径各具特色。一旦出现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网络民意就会借助上述途径推展开来，特别是借助自媒体几何级数的人际传播效应，迅速形成网络公共舆论，对公共政策主体、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产生重要影响。鉴于网络技术基础和运行特征的差异，各种网络表达途径在信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网络舆论的影响范围等方面也存在不同。具体而言，政府门户网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途径。由于其官方性，信息具有较高的权威。网民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反映问题、表达诉求也更为直接。但是，政府门户网站能否真正汇集民意，这取决于网站管理者是否具有责任意识。如果网络只是一种“形象工程”，网页内容长期不更新，或者对网络的意见不闻不问或答非所问，网民也就失去了在政府门户网站表达意见的热情。总体来看，出于某些特殊考虑，一些地方政府利用网络信息时往往存在着信息不及时、对公众意见回应性不够、刻意隐瞒一些敏感信息等问题。其结果，一方面挫伤了网民通过官方途径表达诉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严重影响了政府网站及其他官方信息平台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影响比较大的非官方民意表达途径主要是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自媒体，包括微博、微信、飞信、易信、QQ等。这些自媒体主要借助智能手机的APP(应用软件)，从技术上摆脱了个人计算机(PC)的束缚，从而便于网民随时随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自媒体界面较为友好，不用专门培训就可以掌握，几乎不存在技术壁垒，而且没有人数限制，这样，网民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同观点也可以交锋。除自媒体外，网民意见表达比较活跃的网络平台还有公共社区论坛(如天涯社区、凯迪社区和强国论坛等)。网民在公共社区论坛踊跃发言，可以对政策主体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相对于分散的自媒体，公共社区论坛在汇集民意方面有较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论坛参与者的匿名性，民意表达可能趋于偏激。其他民意表达途径还有新闻时评网站、网络民意调查、电子投票等。新闻时评网站一方面传播公共信息，有助于消除政策主体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另一方面通过邀请专家、学者对特定热点事件评析，还可以起到塑造和引导民意的作用。网络民意调查和电子投票的特点是进入门槛低、沟通迅速，易于在短时间内汇集民意，是直接民主的网络表现形式。但是，这要求网民能够主动参与。如果参与人数较少，样本量不够大，所谓的民意调查结果就令人生疑了。尽管在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支撑下，民意表达获得了全新的途径，网络民主也因其与草根民主的天然契合性而获得了迅猛发展。但是必须正确认识网络民主的作用。我们不能患上“技术依赖症”或“技术崇拜症”。尽管网络民主并不是有些人所描述的“乌托邦”或“全民的狂欢”，但网络民主毕竟是一种虚拟存在，它不能也不应成为公共生活的全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民意表达，除了有网络民主这种虚拟形式外，还应有实体的参与形式。毕竟，虚拟生活场域中的民意表达更加难以把握和控制。互联网作为网络民意表达的重要形式，有着其正面效应。但是，互联网本身对技术的依赖性，也可能会导致它对民意表达的阻碍。首先，网络信息窄化使得网络民意表达的深度受限。“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民意的形成必须依赖广泛、全面的信息。在互联网上，网民所接触的信息并非广泛、全面的信息，信息的内容、数量、结构等方面均受到信息提供者(主要是各类网站、搜索引擎、手机媒体商等)的操控。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网民只是信息的被动受众。网民与网络信息提供者之间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公众的信息来源被窄化，从而难以保障网络民意表达的深度。其次，网络的匿名性容易导致极端民意的产生。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络民主在民意表达层面有了全新的特征，即可能会更趋于保守或更趋于激进。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在网络民主中均有所体现。就前者而言，网络中过量的信息可能会使重要的公共问题失去被关注的机会，从而导致某些“消极网民”沉溺于一些碎片化的“垃圾信息”中，而不去关注那些值得关注的公共问题。在需要他们表达意见时，他们很自然地选择对现状的认同。就后者而言，由于缺少公共舆论的制约机制，以及网络中人际交往的范围扩展至陌生人，网民在表达意见时，可能会“肆无忌惮”，以至于在某些网络舆论中充斥戾气。最后，数字鸿沟使得民意的代表性受限。尽管互联网技术的门槛并不高，但是一些高龄人士、低收入者、文化水平较低者以及残障人士很难自如地运用网络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网络上意见表达较为活跃的群体主要是青年网民、受过一定教育、有能力和习惯于使用互联网的人。这样，网络民意的代表性就受到很大局限。不仅如此，网民之间也存在表达机会不平等的现象。有些人由于更加熟悉信息技术或垄断信息资源，从而成为“信息精英”，其他众多网民其实只是作为“分母”的“粉丝”，他们在意见表达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很可能会趋于盲从。这一现象在自媒体时代尤为突出。一些网络“大V”的微博或微信公众号“粉丝”动辄成千上万，甚至上千万，他们很自然成为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或意见领袖。如果“大V”的意见有失偏颇，就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对众多网民产生误导。即使有一些网民要发表不同的意见，他们的意见也很可能会被淹没在“大V”的影响力之中。

二、网络民主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提升

摘要：为实现我国政府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本文认为，应对落实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进行重新梳理和整合，即公共政策应在理念上确立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彰显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突出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利益

Abstract:

TorealizethegreatgoalofbuildingaharmonioussocialistsocietyproposedbytheChinesegovernmentatthenewage,itishighlyrecommendedtoreconsiderandreorganizetheideaofvalueinpublicpolicy,theimportantmeans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strategicgoal.Specifically,publicpolicymustbehumanoriented,andmustembodytheessentialvalueofsocialjustice,highlightitsnatureofpublicity,andstrengthenitscareforthedisadvantagedgroups.

Keywords:aharmonioussociety;publicpolicy;publicservice;publicinterest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对落实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进行重新的梳理和整合。面对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公共政策只有在理念上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彰显了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突出了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才能正确地引领和有效地推动我国公共政策的不断创新，从而全面地推进和谐社会理念在各领域、各层面有效地实施和落实。

改革创新是当今时代的潮流，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也是推进党的建设的强大动力。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也使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同样也是决定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抉择。党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就需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党只有在改革创新中实现自身的发展进步，才能更好地引领中国的发展进步。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党一方面努力让全国人民切实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物质成果，另一方面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培育和实践，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效率、公平、法治、民主、正义等价值理念愈益充分地体现在治党治国的方略中。所有这些，既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当代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也是党的建设改革创新不断深入进行的基本价值取向。只有坚持这些正确的价值取向，才能使党的建设改革创新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党的建设改革创新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人类价值目标追求的延续和发展，集中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集中表达了当代中国人民所要追求的基本价值理念，集中体现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社会理想。这一核心价值体系，代表了当代中国社会总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方向、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同样也决定着党的建设改革创新的价值取向。因此，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对党的建设改革创新的质的规定，并为我们检验党的建设改革创新的最终成效提供了根本标准。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真正抓住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本质，真正保证党的建设改革创新的正确方向。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就是要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的改革创新之路，而不是要改变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也决不是要改掉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地位，更不是改掉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赋予党的建设新的时代内涵，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使党的全部工作始终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

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要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的方向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这个共同理想和这面伟大旗帜，既关系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途命运，又为今后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为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提供了根本指针。因此，要自觉地把它作为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的行动指南，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工作，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保党的各方面建设更好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要切实贯彻立足民族特色这一基本原则来探索。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人类几千年政治文明史，反复印证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要与一国的国情相适应。在中国的土壤里，要服中国水土，体现中国特色。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也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这条道路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党和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如果偏离了这个方向，偏离了这个轨道，就会走进死胡同，没有出路。因此，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向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向迈进，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制度保障。

摘要：经济法的产生，昭示着在经济法调整的领域中，传统法律价值发生变化，新的价值形成并具有特殊性。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所构筑的法律秩序的目标及其在实现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经济法价值定位于“效益——公正”的价值目标是必然的选择。社会总体公正与社会整体效益相得益彰，确保政府干预经济建立在法律的秩序范围内。

关键词：经济法价值效益公正定位

经济法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垄断的背景下，由于市场调节机制缺陷的日益明显，市场失灵现象迭出而产生的，它是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产物。美国法学家庞德说：“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或近代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1]经济法价值的定位问题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法立法、司法所亟待解决的一个全新课题。本文试图从我国经济法学基本理论出发，分析和论证经济法价值的定位，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应定位于“效益———公正”，社会整体效益兼顾社会总体公正是经济法价值的脉络。

一、价值——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价值

价值，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然而其应用范畴已超出了它的原有领域。一直以来，“价值”一词都在一种很宽泛而又很模糊不清的意义上被学者们所使用着。现在看来比较大众化的观点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程度，它反映了客体呈现给主体的客观属性，包含了主体对客体的评价。价值的前提是人的需要，没有人的需要，价值就不可能得以体现，就没有价值问题。

法律价值是法律对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即法律社会主体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和意义。有学者给法的价值这样定义：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笔者对这种定义不敢苟同，但认为有其可取性，因为它突出了法存在的根本要义。从法理学来讲，法的价值，是关于法的目标、理想或主要功能作用的抽象，是法律科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法律价值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历史范畴，同时又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的体系。平等、公平、正义、安全秩序和效益等都是法律的价值目标。在所有这些价值目标中，效益与公正（即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的地位。经济效益是效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体现，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高低。社会公正反映了社会评价水平的发展状况和民众利益的满足程度的高低，它同样是判定社会现代化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党的十七大不仅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而且阐明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并且再次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阐述了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以人为本是贯穿十七大报告的一条红线，它丰富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乃至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外交政策等各个方面，成为十七大报告的耀眼亮点。

一、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道路的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用一句话概括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它“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写的一封信里说，如果要用最精练的语言来概括未来新社会的特征，那么最合适的就是这句话。马克思更多的是用这样的概念来指他们为之奋斗的新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他还在《资本论》的第一部手稿中，按照人的解放程度，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主要代表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概括为：到那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始终把人类的解放程度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尺。这充分表明，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思想，它与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内在统一的。

社会主义一开始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提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使美好的价值追求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制度是价值的外化、价值的躯壳，而价值是制度的灵魂。制度失去了价值理想就会“失魂落魄”，失去意义，徒具形式。坚持人民本位的价值取向，就是要以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和具体利益冲突的最小化作为价值目标来改革和设计制度，制定政策。建设一个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人享有美好生活的和谐社会，这正是世世代代社会主义者所不懈追求的共同理想。

二、国家本位的价值定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

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一度曾陷入国家本位的误区，即把国家利益、国家权威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忽视了它们对于人民利益、人民权力的从属地位。这个认识误区来自一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误读。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终身教育思潮散点透视；成人高教的价值定位；成人高等教育现状剖析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终身教育已成为国际教育领域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一种教育理念和思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时空的整体性、终身教育强调教育应当面向全体人员、终身教育是旨在促进人发展的教育、终身教育具有整体性、全体性、主体性的特点、弄清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的联系与区别、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思想从80年代初传入中国、成人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特殊的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我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与世界的平均发展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目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教育层次单一，成高普教化现象严重、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合作中包含着竞争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成人高等教育在构造终身教育体系中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重新审视终身教育的特质，把握成人高教的价值定位，并据此剖析目前运作现状，努力为发挥成人高教的现实的可持续发展潜力，提供新的思路和运作策略。

【摘要】终身教育

自从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法国成人教育家保罗·朗格朗提出终身教育提案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倡导和不遗余力地推动，终身教育已成为国际教育领域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一种教育理念和思潮，成为全球性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主题，并以其强劲的发展态势，作用于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如何真正做到将成人高等教育置于终身教育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如何在概念和内涵上做出新的突破性认识，如何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彰显终身教育的活力和精髓，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终身教育思潮散点透视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社会交往的扩大，正在改变并将继续改变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人们必然要求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学习、生活的质量，这些变化对人的发展和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最根本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学校教育在教育对象、教育时间、教育空间方面的限定，使教育在任何时间、空间上面向任何人，使教育在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上贯穿人的一生，即逐步确定终身教育的形态。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教育界的共识，那种认为青少年时期学习的知识可以终身受用，因而把人的一生划分接受教育期和职业活动期的想法和做法，已远远不符合现代生活的实际和未来社会的需要。人类知识增长速度之快，更新周期之短，与人在校学习时间有限的矛盾更加激烈，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关系人类生存命运的重要前提，学习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学习已成为每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开启心灵之窗、富裕之门的钥匙。从某种意义上，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而言，终身学习都是一种回报无限的必不可少的投资。为了适应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不断加快的知识更新进程，适应国际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世界发展趋势，终身学习成为必然选择，并具有划时代的教育指导意义。

《税收基本法》已经列入中国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长久以来税收领域法律层次偏低的“法律倒置”现象有望就此解决。《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将开启中国税收法治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税收法治建设的重大发展。它对于规范征税权力，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加强和完善税收法治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沸沸扬扬的立法建议和制度设计中，《税收基本法》中仍存在着诸多基本问题需要厘清。

在中国的立法体系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有权制定法律，其效力低于宪法而高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制定的法律又有所不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称为基本法，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是普通法。前者的效力要高于后者。然而，“基本法”是在法理上的一种称谓，表明其效力上不同于普通法。但在中国的立法实践中，全国人大的立法文件很少冠以“基本法”的字样，因为只要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无需标注“基本法”，在正式公布的法律文本中都有“某届全国人大某次会议通过”的明示，其意自现、不言自明。相反有“基本法”的字样反而是画蛇添足。如果刻意为之，则会出现所有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都称为《……基本法》，所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都称为《……普通法》的局面。这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全国人大立法不使用“基本法”字样作为立法技术上的处理，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立法惯例。[2]而此次已经列入立法规划的税收立法中，人们众口一词称为《税收基本法》，其用心良苦、诚心可鉴。其目的是为了明确立法主体，以解决我国以往税收立法效力等级过低的问题。但笔者认为，这大可不必。这样有悖于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立法惯例，与已经出台的税收立法不相衔接。因为，在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三部法律中就没有标明“基本法”或“普通法”的字样。不仅如此，这也与其他同一效力层级的民事立法、行政立法不相协调，因为我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民法或行政法等规范性文件也未使用过“基本法”的字样，如我国于1986年出台的民事方面的基本法律，就称为《民法通则》。“基本法”这个词不宜随意在法律文件中使用。在德国，基本法的称谓是特定的，即指宪法，因此，其宪法在立法文件中称为基本法。其它立法是不能使用“基本法”称谓的。在税收领域的立法，其税收法典被称为《德国税收通则》。总之，《税收基本法》的称谓不应出现在将来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收法律文件中。根据我国立法实践并结合德国的立法经验，将来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收基本法可以改称为《税收通则》。

《税收通则》作为一项重大的立法工程，是中国税收立法的初步尝试。对此，国内税法学者和专家纷纷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构想和设计。然而，在建构《税收基本法》之前，更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如何对《税收通则》进行正确的价值定位。

首先，所谓《税收通则》，既是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又是宪法统领下的一个部门法律文件。

《税收通则》作为税法领域内的基本法，是整个税法体系的灵魂，是税收的一般性法律规范。其范围包括税收法律的一切基本内容，包括税收的基本原则和税收的基本制度。同时，作为部门法，《税收通则》的制定必然遵循中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下的立法规范，而且《税收通则》的一些根本问题只能通过宪法的修改和完善加以解决。如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民主监督原则，在租税国家属于宪法原则，需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再如纳税人的主体地位的缺失缘于我国宪法中只有公民纳税义务的片面规定。这些问题将寄托于中国宪法的完善机制，《税收通则》难堪此任。目前，有些热心于税收基本法的学者和专家对《税收通则》寄予太多的期望，使得《税收通则》不能承受之重，有人甚至在《税收通则》中设计税务警察、税务法院、税务检察院等机构，以解决税收执法不利的问题，这一设想的可行性暂且不论，这一制度设计已经触及到中国国家机构的宪政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一部基本法的权限范围。

税收方面重大的根本原则应当诉诸宪法，先立宪后治税，这是法治国家应有的法律逻辑。没有宪法依据的《税收通则》，就缺乏效力基础。因为我国的基本法都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税收的宪法规范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制定《税收通则》似乎有些操之过急。当然，不可否认，《税收通则》的出台的确是现实所需，而我国数次修宪又从来都无视税收入宪的现实要求。等到税收入宪后再制定《税收通则》又令人急不可待。这一现实矛盾如何解决？笔者认为，税法学界应当极力促成下次全国人大的修宪并将税收原则纳入宪法中，并可同时或稍后通过《税收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