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位范文10篇

摘要：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是探究数据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的常用方法，采用该方法，对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铜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针对实证研究的结果，分析了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并探讨我国铜期货市场、现货市场上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沪铜现货价格；期货价格；格兰杰因果检验

1理论研究方法——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选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定量分析沪铜现货与期货价格变动间的关系。一个完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包括了两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如果单位根检验结果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还要进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1.1单位根检验模型

在现实的经济社会的实际研究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然而某些非平稳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如果一个变量是平稳序列，则其均值与时间t无关，且围绕该均值波动，并有向其收敛的趋势。检验时间序列变量平稳性常用的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模型为

一、立项依据和意义

中低价位商品住宅主要是指政府组织引导，企业开发建设，向本市重大工程、旧区改造等项目拆迁基地中符合条件的被拆迁居民租售的配套商品住宅，是按“政府引导、企业运作、面向市场、定向统筹”的原则，在土地供应上采取“制定规划、锁定地价、设计方案竞标”的办法，通过政府“搭桥”，封闭运转，解决动迁户中中低收入家庭“居者有其屋”的住宅空间问题而推出的特殊住房，是**市委、市政府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之一，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工作作风的体现。

中低价位商品住宅供应模式运作刚刚起步，适度把握中低价位商品住宅供应总量及占**市房地产市场供应总量结构中的合适比例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难题之一。特别是随着**市城市建设市政重大工程项目的逐步开展和**市住房保障工作的不断深入，享受对象范围逐步扩大，该类特殊商品住宅将成为整个房地产市场住宅供应总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市中低收入家庭改善住房的主要供应源之一，而要防止**市房地产供需市场因为中低价位商品住宅的供应面积增加而受到影响。合理确定中低价位商品住宅的供应总量和占**市房地产市场住宅供应总量中的合适比例显得尤其重要。

通过本课题研究，以人为本，建立**市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完善**住宅供应结构，优化中低价位商品住宅投资环境；通过本课题研究，合理控制商品住宅的成本结构比例和建设总成本，合理定价，解决动迁中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难的问题；通过本课题研究，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和促进**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国际大都市作贡献。

二、研究内容

在对**中低价位商品住宅开发现状、动拆迁家庭居住情况和购房承受能力的调查的基础上，分析、预测了20**～20**年中低价位商品住宅的供需总量及其对全市住宅市场的影响；同时，结合当前中低价位商品住宅所属区域空间布局和动迁家庭居住的意愿，运用土地利用结构理论和区位理论，研究了优化**中低价位商品住宅建设的各项经济与技术指标及其规划设计方案。在如何调控中低价位商品住宅建设成本的问题上，课题采用综合分析法，分析了区位环境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运用基尼系数研究了普通商品住宅和中低价位商品住宅之间的理论差价，从而进一步剖析了中低价位商品住宅的建设成本，确定了其中可调控的部分。最终，为了进一步发挥**中低价位商品住宅作用，课题提出了完善中低价位商品住宅建设的配套法规政策。

拆迁安置是城市发展、城市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关系到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加快中心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品位、改善城市环境、完善城市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城区现代化建设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随着我区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拆迁安置工作日益繁重，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在拆迁安置中，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本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宗旨，笔者就我区拆迁安置中的现象作如下探讨。

一、*区安置房建设的现狀

截至08年底，我区累计约9500户拆迁户在外过渡，拆迁安置的压力很大。为加快安置房建设，区委、区政府提出了到09年春节前实现8000户拆迁户住得上房、拿得到房、看得到房的安居目标。为完成8000户的安置目标，同时按照超前规划的要求，全年安排低价位商品房项目25个。分成四类：一是09年春节前交付使用的项目，二是09年春节前基本封顶的项目，三是09年具备建设条件的项目，四是09年开始拆迁地块。一类、二类主要为落实今年安置目标任务的项目，08年以前的拆迁户将基本实现安置；三类、四类是为今后拆迁工作的配套安置项目，将逐步实现“零过渡”的安置目标。

二、安置房建设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总体上，我区安置房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和困难，有待解决。至08年底，我区在外过渡户数较多，达9500户，其中在外过渡户超过18个月有3300余户。由于安置房建设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到2010年才可消化2008年前所有拆迁户。

(一)低价位商品房的建址较难选择。按目前惯常的做法，低价位商品房的建址往往选择较偏或相对较偏的区域。对此，被拆迁群众意见较大。大多被拆迁群众认为，拆迁安置后他们的生活远不如以前方便，无论上班、购物还是休闲、娱乐等都受到了极大影响。

美国期货交易所合约规格

（CBOT）玉米期货、期权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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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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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单位│5000蒲式耳│一个CBOT期货合约交易单位（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最近进行了一项有关家用汽车消费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想买车的人越来越多，同一年前进行的同样调查相比，几乎增长了近一半。

今年进行的调查显示，有购车愿望的居民占52.6%，而一年前调查时仅占8.3%，增加了44.5%；没有购车愿望的居民比例40.6%，比一年前调查时的比例降低了26.9%；拿不定主意的居民比例6.8%，比一年前调查时的比例降低了17.4%（表1）。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实现购买轿车的愿望呢？表示近期就要购买轿车的居民占11.3%，较一年前调查时的比例提高10%；表示在加入WTO两年内购买轿车的居民比例21.2%，较一年前调查时的比例提高7.2%；表示在加入WTO两年及以后购买轿车的居民比例占67.5%，较一年前调查时的比例降低16.8%（表2）。

有购车愿望居民比例的大幅度提高和准备在近期及加入WTO两年内购买轿车居民的增加，反映了今年我国经济的强劲回升，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短期显著变化和升级的趋势，同时也说明加入WTO对居民轿车即期消费的促进。

与此同时，另外两项调查内容，即“什么价位的轿车适合家庭用”和“促进家用轿车消费的条件”，时隔一年，却没有多大变化。

在轿车价位的选择上，今年的调查显示，高达80.4%的居民表示家用轿车合适的价位是10万元以内，另外18%的居民认为合适的价位是10－20万元以内，1.6%的居民认为合适的价位是20万元及其以上；而去年的相应调查结果分别为79.3%、18.7%和2%。这表明，大家对家用轿车的价格心态变化不大，同时也集中反映了家用轿车买方市场的基本需求倾响和购买力。（表3）

摘要:虽然艺术品拍卖的竞买人,即立场坚定者、犹豫不决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竞价策略大不相同,但一些基本策略仍然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对于竞买人而言,能否熟悉拍卖信息,鉴定拍品真伪,确立心理价位和把握竞价节奏,直接决定着竞买人能否顺利胜出。

关键词:艺术品拍卖竞买人竞价策略

经验地看,可以将竞买人分为三大类:立场坚定者、犹豫不决者和机会主义者。立场坚定者对拍卖标的的估价和心理价位很明确,会严格按照自己事先确定的竞价策略进行报价,竞价行为比较理性,加价幅度通常不大,一旦超出心理价位,就会放弃继续竞价。犹豫不决者对拍卖标的的估价和心理价位不明确,在竞价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估价和心理价位,竞价行为不大理性,加价幅度缺乏规律,没有竞价策略可言,竞价经常犹豫不决。机会主义者也被称为“狙击手”(sniper)。在竞价过程中,他们通常会一直细心观察和耐心等待,竞价行为非常理性,严格执行竞价策略,尽可能不暴露自己,最后一刻方才竞价。显而易见,这三类竞买人的竞价策略是大不相同的。不过,一些基本策略却是对这三类竞买人都有参考价值的。

一、熟悉拍卖信息

对于竞买人而言,拍卖公告、拍卖广告、拍品图录和拍卖预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因此,竞买人应该首先仔细阅读拍卖公告和拍卖广告,了解拍卖时间、拍卖地点、拍卖主题、场次安排和联系方式等关于拍卖会的基本信息,以决定自己是否有必要深入了解拍卖会的具体情况。如果竞买人确实有兴趣登记参拍,就可以进一步阅读拍品图录了。拍品图录不仅配有印刷精美的拍卖标的图片作为参考,而且还会详细介绍拍卖标的的编号、名称、年代、品相、质地、尺寸、出处和估价等内容。许多拍品图录还会写明拍卖程序和收费情况等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竞买人的资格、如何登记参拍、拍卖竞价幅度、具体收费标准、怎样付款提货、争议解决办法,等等。

虽然各个拍卖公司的拍卖规则大同小异,但是,有时候也会有微妙的差别或改变。例如,有的拍卖公司规定,竞买人在当天登记参拍,然后缴纳保证金,再领取竞价号牌。而有的拍卖公司则规定,竞买人需要提前登记参拍,然后缴纳保证金,领取竞价证,拍卖当天再凭事先领取的竞价证换取竞价牌。凡是没有领取竞价牌的人,竞价无效。诸如此类的拍卖规则都是竞买人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除此之外,参观拍卖预展,验看拍卖标的也是熟悉拍卖信息的重要方式。

布劳代尔（FernandBraudel）将金融活动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形态（具有超越分工的倾向），列宁则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金融寡头垄断）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马克思制度分析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信用关系从“前资本主义”简单生产扩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总之，金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关联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玒的挑战。当人们的物质利益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害时，人们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发生疑问。不仅如此，人们还进一步对カ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发生疑问。在所有这些疑问之上，人们最终会怀疑∶来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真的适用於非西方文化传统诸社会的经济？我在这篇短文里提出来讨论的，就是由金融危机所揭示的、在经济活动与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非西方社会”（non-westernsocieties）诸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的“转型期”）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问题（关於这些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参阅文末参考文献）。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布劳代尔（FernandBraudel）将金融活动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形态（具有超越分工的倾向），列宁则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金融寡头垄断）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马克思制度分析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信用关系从“前资本主义”简单生产扩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总之，金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关联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玒的挑战。当人们的物质利益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害时，人们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发生疑问。不仅如此，人们还进一步对カ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发生疑问。在所有这些疑问之上，人们最终会怀疑∶来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真的适用於非西方文化传统诸社会的经济？我在这篇短文里提出来讨论的，就是由金融危机所揭示的、在经济活动与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非西方社会”（non-westernsocieties）诸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的“转型期”）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问题（关於这些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参阅文末参考文献）。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A企业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挂帅的内部薪酬制度改革办公室，具体负责领导企业薪酬改革工作。整个工作历经二年，截至2003年7月已经全部结束。从反馈的情况看，运行平稳，成效显著。下面以A企业为例探讨国企如何进行薪酬改革。

最大的症结在哪

A企业原有的薪酬制度是将员工的月工资分为固定工资和浮动工资两部分。其中固定工资包括技能工资、基础津贴（野外津贴、艰苦岗贴、工龄补贴、生活补贴）、特殊津贴（技师津贴、回民津贴、特驾津贴、优秀人才津贴、高技能工人补贴）以及岗位工资。技能工资是员工在企业的累计工作年限、贡献的体现，基础津贴是员工的工作环境好坏、工龄长短等因素的综合反映，特殊津贴是对企业特殊人群的一种补贴，岗位工资是岗位差别和岗位工作年限的体现。浮动工资包括奖金和加班补贴，奖金与单位的经营考核情况挂钩，加班根据职工的考勤情况发放。员工月度工资分配主要与出勤挂钩，根据员工本人的出勤率考核发放。

从以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A企业原有的薪酬体制度中存在以下问题：

1.工资虽然有固定、浮动之分，但由于没有引入劳动力市场价位机制，明显存在两方面的弊病一是对外没有竞争性，重要的管理、主体专业技术岗位的收入水平低于劳动力市场价位，人才队伍不稳定，部分简单易替代岗位的收入水平却接近和高于市场价位，居高不下；二是对内没有激励性，企业内部岗位只有单位间因效益不同引起的收入差别，单位内部差别非常小，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

2.重复考虑积累贡献（工作年限等）的因素技能工资、工龄工资、岗位工资等都与工作年限有关。“基础津贴”更多反映的是员工的静态的历史因素，这些因素并不能反映员工实际的工作能力和劳动价值，使得薪酬分配出现错误导向。奖金主要是单位的经营情况考核结果（组织对组织），分配时主要依据的是员工工作态度（出勤率），缺少对工作能力的量化考核指标，使得薪酬分配没有有效的考核支撑，薪酬分配失去了应有的激励效应。

一、书画艺术品的价格特性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当商品的价值在流通中用货币来表现时，便是商品的价格。没有固定不变的价值。价值是随着人对它的需要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价值变了，商品的价格也应发生变化。任何一件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变动，都反映了它的价值变动，从而形成了价格运动变化的规律。反映出作为相对价值的商品本身价值量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价值量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两者之间发展变化的内在关系。一般来说，商品的价格与价值是统一的，价格是商品价值的当下现实的真实反映。没有价格，商品的价值就无法体现。既然商品的价格与价值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市场的流通价格是商品价值的真实反映，那么书画艺术品作为一种商品其价格就是其艺术价值的真实反映。书画艺术品的价格在质的规定性上，也应以价值为基础。但是，商品的价格有时不一定能反映商品的价值，两者时常处于某种程度的分离、违拗状态。所以书画艺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价格是较难准确地反映其艺术价值的。书画艺术品的交易价格与其艺术价值往往不一致，有时甚至十分矛盾。或者说；书画商品的价格又不是以艺术价值为基础的，它显示出自己固有的特性和规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难以确定性

艺术品的产生原本就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和一般的商品相比，并非可以用一定的劳动量或加上科技手段，可以比较容易地制定出一个价格标准。加上人们对每件艺术品的价格，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而公认的标准，由此而引出的价格就难以衡量，具有相当大的可变性。

2．潜在升值性

一般来说，优秀的艺术品不可重复再生，尤其是已经过世的优秀书画家的作品，其精品更是不可多得。就艺术家一生的创作而言，数量也是有限的。加上艺术家一旦去世，其再生产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一种不能重复的精神产品，就具有潜在的升值空间，有的书画家创作的作品更是有着无限增值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