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消费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谢邦昌么海亮工作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数据样本和分析变量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两部分，第一部分来自1995年与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aHouse-holdIncomeProject，CHIP)，第二部分来自国家统计局在2008年与2009年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与国家统计局合作进行的“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项目。四年的数据前后跨度为14年，可以对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状况进行多期比较，四年的调查数据均提供有关住户收入、消费及住户特征的详细信息。“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于1995年、2002年进行的全国调查中的中国农村和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调查得到的①。该调查项目收集了详细的中国城镇与农村的家庭与个人信息，包括家庭收入与支出、人口学特征以及工作与就业情况。1995年城镇家庭调查的省份包括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四川、云南、甘肃这1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调查了6931户城镇家庭的21696位居民;2002年城镇家庭调查涵盖了1995年调查的全部地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重庆，调查了6835个城镇家庭的20632户居民，这构成了本文1995年与2002年城镇家庭消费的分析样本。“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是由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7－8月与北京奥尔多中心合作完成的，该调查访问了北京、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西、江苏、广东、海南、四川、甘肃这12个省级行政区的41个市(区、县)①的5056名城镇居民家庭的户主，详细调查了他们的家庭经济金融、住户特征与家庭收支状况。随后，该项目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1月起执行的《城镇住户调查方案》中“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消费项目，通过对所调查家庭住户的追踪访问，取得了5056个城镇家庭中的4008户家庭(11476位居民)2008年家庭各项消费的数据，并取得了5056个家庭(14295位居民)2009年的家庭各项消费的数据，这构成了本文2008年与2009年分析的样本。由于“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调查”与“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均是以家庭作为消费单位的进行数据收集的，以家庭为测度单位的缺陷是没有考虑家庭规模的差异，因此本文对消费不平等的测度均采用人均消费;同时，由于我国地区间价格水平差异很大，因而收入和消费额的实际购买力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这通常会导致高估不平等水平，为了控制这种影响，实现各期城镇家庭消费状况的比较，我们以2009年中国各城镇物价水平为基础，采用Brandt等(2006)［8］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计算的全国各省的城镇消费价格指数，调整1995年、2002年与2008年的我国城镇家庭消费支出。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一般来说，家庭消费主要取决于家庭的收入水平，这里我们给出了家庭人均收入②的各项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对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的不平等状况进行比较，1995年、2002年、2008年与2009四年调整后的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情况如下。从表1对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与收入的统计分析来看，1995年、2002年、2008年与2009年四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均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并且各年的家庭收入均高于家庭消费;四个调查年份的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的偏度值与峰度值均大于0，表明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分布均呈现出明显拖尾的右偏分布形态。(二)不平等指数测度这里我们采用国内外学者研究不平等问题最为流行的集中测度法，计算出我国城镇家庭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不平等指数计算结果见下表:以上表中基尼系数为例，1995年、2002年、2008年与2009年四个调查年份中，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798、0．3132、0．3404和0．3239;人均消费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079、0．3114、0．3619和0．3520;除了2002年人均收入与消费不平等程度基本相等外，1995年、2008年和2009年三个调查年份人均消费的各项不平等指数均高于人均收入，表明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问题较收入不平等相比更为严重;其次，2002年城镇家庭消费的基尼系数与1995年相比增加了约0．0334，而2009年消费基尼系数与2002年相比又增加了约0．0388，表明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呈现扩大的趋势，泰尔指数与阿特金森指数也反映出同样的规律。(三)方法设计1．适应性核密度估计。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是在不清楚数据基本分布的条件下来估计未知的密度函数，这种方法对数据分布不附加任何假定，直接从数据本身发现数据分布的特征。核密度估计方法最早由Rosenblatt(1955)提出，给定样本中核密度估计性能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核函数与带宽的选择是否适当。常见的核函数有Boxcar核、Epanechikov核、Tricube核和Gaussian核等。在核密度估计中带宽的选择非常重要，常见的带宽选择方法主要有插入带宽(Plug-inband-width)法和交叉验证(Cross-Validation)法。其中，插入带宽法主要基于核密度估计精度的测量—均方误差分析中得来的;交叉验证法由Rudemo(1982)和Bowman(1984)提出，该方法直接由数据“自动”选择带宽，这两种方法都是由直方图(histogram)法的分析角度解释与演化的，而理想中的带宽选择应该与样本数据点的分散集中程度联系起来。核密度方法的一个推广是适应性核(Adaptivekernel)，它对于每个点x使用不同的带宽h(x)，我们还可以对每个数据点使用不同的带宽h(xi)，这使得核密度估计更加灵活，更加适用于长尾(long-tailed)密度函数的估计。随着样本数据而变化的带宽在估计时更加灵活，能够减小样本观测值较少区域所估计的方差，并且可以减小样本观测值较多区域所估计的偏差(bias)。适应性核密度估计法对低密度区域的观测值采用一个更宽的核来适应样本数据的稀疏性(sparseness)，即带宽的宽度与观测值的密度成反方向变化。适应性核密度估计的表达式为:f^(x)=1∑ni=1ωi∑ni=1ωihiKx－xih()i其中hi=h×λi(1)上式中，xi为数据点，ωi为数据点xi的权重，K为核函数，hi为带宽。λi为局部带宽因子(localband-widthfactors)，其表达式为:λi=λ(xi)=(G/f～(xi))12(2)上式中的G为全部i个试点密度估计f～(x)的几何平均数，试点密度估计(pilotdensityestimate)是一个标准固定带宽为h的核密度估计。适应性核密度方法的具体推导过程可参考Pagan等(1999)［9］等。根据表1中描述性统计分析，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的偏度大于0，且偏度值较大，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家庭消费数据的特点是长尾且右偏的，若采用插入带宽(plug-inband-width)法或交叉验证(Cross-Vali-dation)法进行带宽选择，选择出的固定带宽无法随样本观测值的稀疏程度进行调整，所得出的核密度估计结果会出现较大误差。在核函数选择方面，经过验证比较，我们选择了Gaussian核;在带宽选择方面，我们采用可变带宽的适应性核密度法，得出的结果能够较好拟合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情况。2．相对分布法。相对分布法最早由Handcock等(1998)［10］引入不平等问题研究中，用来比较两组样本观测值的分布情况，两组人口分布称为参照组和对比组，通过对两组样本观测值分布的对比来研究分布位置和形状的变化，简单地说，相对分布得到的是落入参照组每个分位点上的对比组人口的比例。因此，该方法可以界定和识别两组人口之间围绕家庭消费分布所发生的变化。令Y0代表参照组家庭消费的连续变量，F0是Y0的累计分布函数(CDF)，f0是Y0的概率密度函数(PDF);类似的，对比组的家庭消费、累计分布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分布用Y、F和f来表示。Y对Y0的相对分布被定义为随机变量R，表示为R=F0(Y)，该变量时通过Y在Y0的分位排序上取值得到的。相对分布密度g(r)定义为，在参照组分布第r分位数上估计的对比组与参照组家庭密度函数的比率，计算公式为^g(r)=f^(yr)f^0(yr)=f(F－10(r))f0(F－10(r))0≤r≤1，yr≥0(3)上式中，F－10(r)是F0的分位数函数，f^和f^0通过在P分位数上根据参照组家庭消费yr的核密度估计得到的，这里我们采用局部多边形模型的插入法平滑估计参数^g(r)，由于样本的分散性，我们在核密度估计中采用适应性带宽进行样本加权，权重通过样本设计与每个居民相联系;当两个分布之间没有变化时，g(r)是［0，1］间的均匀分布;当g(r)的值大于(小于)1时，表明参照组在第r个分位数上，对比组家庭的比重高于(低于)参照组家庭的相对比重;更一般地说，对比组家庭比参照组家庭在基准分布的第r个分位数上有更高的概率对应的消费水平。(四)适应性核密度估计分析我们应用R软件模拟出四个调查年度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人均消费的适应性核密度估计图，如下图所示:由1995年、2002年、2008年和2009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的适应性核密度估计图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密度函数形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总体来看，我国城镇家庭收入与消费有以下共同特征:随着时间推移，家庭收入与消费的整体分布逐渐向右侧平移，该趋势反映出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均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均呈右偏分布，随着时间变化，分布右侧尾部不断延长且厚度逐渐增加，表明高收入与高消费水平的城镇家庭比例均有所提高;随着时间变化，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分布的左侧尾部厚度有一定下降，表明低收入与低消费水平的城镇家庭比重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分布曲线逐渐变得平坦，表明我国城镇家庭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家庭之间消费不平等程度加剧。(五)相对分布法分析为了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分布进行完整的对比，下面我们应用R软件拟合城镇家庭消费的相对分布的累计分布曲线(CDF)和概率密度曲线(PDF)。图2是以1995年家庭人均消费为参照组，以2002年为对比组的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的相对分布的CDF和PDF曲线;图3是以2002年家庭人均消费为参照组，以2009年为对比组的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的相对分布的CDF和PDF曲线。假如两个分布相同，相对分布的CDF是45度线，相对分布的PDF将全部在［0，1］区间变化。对于分布的CDF与PDF曲线，下横轴代表参照组百分比，上横轴代表家庭人均消费额，纵轴代表对比组百分比。从图2的CDF曲线可以看出，以2009年价格水平为基准，2002年与1995年家庭消费对比的相对分布CDF曲线在45度线下方，说明2002年与1995年相比，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加剧;从图2的PDF曲线可以看出，当分布曲线在参照组百分比在［0，0．7］的区间，即对应图1中1995年消费核密度高于2002年的区间时，相对密度在［0．6，1］区间内呈现波动变化;当分布曲线在参照组百分比在［0．7，1］的区间，即对应图1中1995年消费核密度低于2002年的区间时，相对密度大于1，这表明与1995年相比，2002年我国人均消费小于6000元的城镇家庭比重降低，而人均消费大于6000元的城镇家庭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从图2中相对密度的趋势来看，消费水平越低的家庭，其所占比重下降越快，这是反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家庭普遍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其中有一个例外是人均消费额大于2000元且小于3200元的城镇家庭比重下降最快，下降幅度超过了人均消费低于2000元的家庭，主要原因可能在于1995年以后，我国工资制度逐渐由原来的固定工资制调整为效益工资制，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失业与下岗的人数开始增加，对于人均消费额大于2000元且小于3200元的这部分城镇家庭群体，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受到失业的影响，消费水平降低到2000元以下，而另一部分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逐步过渡到下一个消费水平区间;参照组百分比在0.75左右时，所对应的家庭人均消费额为10000元左右，从相对密度变化可以看出，人均消费额高于10000元的城镇家庭人口比重迅速增加，高消费群体的消费水平增加的速度高于中低消费群体。从图3的CDF曲线可以看出，2009年与2002年家庭消费对比的相对分布CDF曲线在45度线下方，与图2的CDF曲线相比，图3的CDF曲线与45度线之间的面积明显增大，说明2009年与2002年相比，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剧，且该阶段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增长比上一个阶段明显加快;从图3的PDF曲线可以看出，累计约73%的分布曲线大约在［0．1，1］区间内变化，且呈现出平稳的递增趋势，后面约27%的分布曲线部分大于1，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以2009年价格水平为基准，结合上横坐标所对应的人均消费额可以看出，人均消费额小于7000元的城镇家庭比重有所降低，且消费额越低，家庭比重下降越大，且总体下降趋势较为平稳;人均消费大于7000元的家庭比重有所提高，且家庭人均消费额越大，家庭比重的增加速度就越快，尤其是人均消费大于10000元的家庭比重上升尤为显著;通过对1995～2002年与2009～2002年两个时期PDF纵坐标对比组百分比值的比较，可以看出，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相比，高消费水平家庭群体比重增幅十分显著，进一步拉开与中低消费水平家庭的差距。这种现象产生可能解释为: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差距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过大会使国民财富中的绝大部分集中于少数高收入者手中，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在住房、交通、医疗保健等各项消费的增加幅度均高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并且高收入家庭比中低收入家庭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消费信贷，从而导致我国城镇家庭消费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

结论、建议与展望

摘要：伴随近些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转变，使得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依靠促进国内消费来扩大内部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自身经济水平的提升。社会保障作为一种能够促进消费的有效手段，本文以社保中的医疗保险为例，就其对城镇居民基本家庭消费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家庭消费

1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家庭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影响

通过对相关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的城镇地区，拥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其日常生活过程中家庭总的消费支出要高于没有医疗保险家庭百分之六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在城镇地区的设定与实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的提升。其次，在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调查分析后发现，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提出对居民该家庭消费行为和支出数据的影响较小；对城镇地区居民的就诊观念的行为基本不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此外，在调查分析医疗保险对非医疗家庭消费的影响后发现，在控制好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等其他变量情况后，参与城镇医疗保险的家庭在此方面的支出相对较高，所以，医疗保险对家庭在此方面的消费支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政策制度方面的建议

2.1完善基层医疗保险机制

[摘要]通过整理传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对家庭消费影响的相关研究，从商家、平台和消费者以及传统渠道与线上渠道关系的角度分析电子商务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理电子商务对家庭消费影响的相关文献。发现有关电子商务促进消费的实证及影响机制的研究较少，且对于正在兴起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零售模式，缺少证明双渠道的关系的实证研究。

[关键词]电子商务；家庭消费；文献综述

一、引言

影响家庭消费的研究分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房价或者房产财富、家庭收入和收入差距、其他固定资产对消费的影响方面，非经济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养老保险、户籍、年龄结构、教育、家庭健康状况等对消费的影响方面。电子商务自20世纪末发展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互联网的普及，得到了飞速发展。目前，电子商务已衍生出七种模式，如B2C（BusinesstoCustomer）、B2B（BusinesstoBusiness）、C2C（ConsumertoConsumer）、O2O（OnlinetoOffline）等。作为一种新的形式，它既独立发展，又和传统模式相互影响，相互结合。发展到现在，电子商务必不可少的三要素为商家、消费者和平台。从这些角度出发进行了相关文献的整理。在此基础上，又探究了有关电子商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途径方面，如：网络口碑、搜寻成本及信息不对称。

二、家庭消费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房价或者房产财富方面，此外还有家庭收入和收入差距、其他固定资产等方面。对于房价上升会不会提高消费水平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结论。首先是认为房价上升不会对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的研究，李涛和陈斌开（2014）认为住房作为“消费品”的属性更为重要，所以房价的上升并不会提高消费水平。余新平和熊德平（2017）在估计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研究中也得出住房资产价值变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的结论。其次是很多学者认为房价上升会影响到家庭消费。杜莉和罗俊良（2017）在基于两阶段家庭最优消费模型的研究中提出房价上升总体上会导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上升，租房家庭因推迟购房而增加当期消费，自有房家庭因住房收益增加而增加当期收益。周利（2018）在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中表明对于有房家庭来说，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显著。颜建晔等（2019）利用有房且没有房产交易的家庭样本建立数据进行研究，也发现房产的财富效应显著存在；而且房价上涨会对无房家庭产生明显的消费挤出。对于家庭收入与消费，万晓莉等（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核心因素。有关收入差距与消费，金烨等（2011）发现收入差距会显著减少除教育以外的消费，尤其是会抑制低收入或年轻家庭的消费。纪园园和宁磊（2018）利用城镇入户调查数据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家庭消费。同样，甘梨等（2018）在以微观数据库为基础的研究中提出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而高收入家庭的储蓄率高，提出缩小收入差距是促进消费的有效措施。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方面研究家庭消费影响因素，如家庭资产与消费，生命周期（1963）认为消费者会在一生平均消费资产，李涛和陈斌开（2014）认为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有明显的“财富效应①”。个税与消费，通过对2011年个税改革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徐润和陈斌开（2015）发现，减税对提升工薪阶层的消费效果非常显著，但对个体户消费影响小且不显著。（二）非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影响家庭消费的研究也有很多，主要集中在养老保险方面，此外还有户籍、年龄结构、教育、家庭健康状况等方面。甘梨等（2010）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家庭消费均产生了积极的带动作用。在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户家庭消费影响的过程中，岳爱等（2013）发现参保的家庭日常费用支出高于未参保家庭。而马光荣和周广肃（2014）发现新农保对60岁以下的农户家庭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显著降低了60岁以上的农户的储蓄率。在研究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对城镇居民的影响中，臧文斌等（2012）提出参保家庭年非医疗消费支出高于未参保家庭，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最大，中等收入家庭次之，对高收入家庭基本没影响。而康书隆等（2017）提出高收入家庭参保会提高家庭当期消费，低收入家庭参保则不能。白重恩等（2012）提出养老保险缴费可能会令家庭面临信贷约束，提高养老金缴费率会抑制家庭消费。有关户籍与家庭消费，陈斌开等（2010）通过考查城镇居民与城镇移民在消费行为上的差异发现，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放松户籍可提高移民消费。李国正等（2017）发现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对家庭消费呈现显著影响，户籍城镇化的措施对促进流动人口的消费有重大意义。在年龄结构方面，石芳（2020）发现户主年龄与家庭消费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高等学费水平的提高，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受到了关注，丁小浩（2003）发现，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实际支出呈正向影响。汪伟和吴坤（2019）在对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城镇中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年龄曲线呈现正U型，进一步用城镇家庭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解释了这一现象。家庭健康状况与消费，何兴强和史卫（2014）发现除户主外的家庭成员健康风险会对家庭消费产生负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社会保险机制中，由于存在不同的起付线和共付比例设计，并受到经济水平、健康状况等群体差异的影响，不同的参保人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存在差异，很可能导致经济水平较低的人群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而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则过度享有医疗卫生服务。保险机制设计存在的弊端导致国民不能公平享有医疗卫生服务。近几年来，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发展，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建立健全。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在政府的作用下，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福利政策，从而保障国民健康水平的社会公益事业。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使得国民的医疗卫生需求成为政府制定卫生政策和计划的出发点。当前，中国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主的三大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基本建立，国家的医疗卫生政策旨在进一步建立一套多层次的全民医疗健康服务保障体系，以满足国民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然而，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的同时，医疗费用也在急速攀升。不难想象，医疗费用的急剧攀升导致居民“看病贵”，严重制约了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城市中，不同户籍的居民之间经济状况存在差异，使得家庭医疗需求和医疗消费具有差别，面对急剧增长的医疗卫生费用，贫困家庭承担着更高的疾病风险和经济负担。基于以上背景，以医疗保险和贫困因素为研究视角，分析社会医疗保险和贫困因素对家庭医疗消费的影响，特别是探索医疗保险在影响家庭医疗消费绝对和相对医疗支出方面的作用机制，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人群中的稳健性，为完善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建设，推动医疗卫生领域的公平，保障国民健康水平提供了解释。

二、文献综述

医疗费用的增长不仅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更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早在1990年，PaulJ．Feldstein研究了美国医疗费用的发展趋势，发现当年的医疗支出比上年增长了11%，而同期的GNP仅增加了7%，并指出医疗费用持续以高于GNP的增长速度在增长［1］(P1－3)。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和发展，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推行，针对医疗卫生领域出现的问题，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矛盾，医疗费用的急剧攀升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而医疗费用的增长率为18%，较GDP的增长，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是GDP的近两倍”［2］。不断增长的医疗费用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例如，高额的医疗费用是“因病致贫”的主要原因，尤其对于农村居民，由于经济困难看不起病，应就诊而未就诊的人数较多，致使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3］;从医疗费用对医疗选择的影响来看，医疗费用升高，降低了医疗选择的可能性［4］。因此，对家庭医疗消费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究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健康问题的研究范围日趋广泛。首先，健康对人与社会具有效用。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发展的基本需求［5］［6］［7］。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良好的健康状态能够帮助人们有效地投入生产生活，对提高收入和增进福利具有重要的作用［8］［9］(P24)。对于社会而言，国民健康与社会生产力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其次，健康具有风险。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一段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将会面临各种诸如环境、行为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因素是复杂多变的，使得人类健康具有动态性，从而衍生健康风险［10］(P4)。伴随着健康风险产生，遭受疾病的社会人群产生心理和生理的双重病痛，劳动能力下降，为了缓解和恢复健康，不得不承担由健康风险带来的疾病经济负担。疾病经济负担将会带来患病人群的经济消耗和社会经济损失［11］(P259－260)。基于上述原因，有必要通过政府和个人的共同作用进行健康投资，从而改善国民健康状况，增进个人的人力资本，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世界银行较早地对健康投资进行了研究，从政府责任的角度提出各国政府应制定相关措施改善卫生状况［12］。高梦滔、姚洋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家庭内部成员健康投资的导向和责任［13］。可见，政府和个人都具有健康投资的责任。社会保险机制的建立是政府健康投资的方式之一，家庭的健康投资需要家庭医疗消费产出，但贫困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束缚家庭医疗消费。医疗保险、贫困因素以及家庭医疗消费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以下就三者的研究现状择要述之。从医疗保险效用的视角出发，学者们的研究存在正反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持正面的观点，认为医疗保险一方面能够有效降低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居民的医疗消费水平，增进居民的医疗保健需求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同时对提高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医疗服务利用率具有显著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医疗支出风险平滑的财务机制，医疗保险的费用分担制度有效降低了医疗支出，减轻了低收入群体的医疗负担，对群体差异的人群发挥了分散风险的功能［14］［15］［16］［4］［17］［18］。持负面观点的代表学者解垩通过研究发现医疗保险的补偿并没有减轻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状况，反之增加了贫困家庭的医疗消费负担，贫困群体的医疗费用支出超过收入比例的增加，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具有反贫困效应［19］。此外，医疗保险成为扩大医疗卫生服务利用不平等的约束条件，与对医疗卫生服务存在更多需求的穷人相比，富人消耗了绝大多数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使得穷人陷入“疾病－贫困－疾病”的恶性循环之中［20］［21］(P12－24)［22］。医疗保险设立的作用在于分担风险，互助共济，从而保障正常的生产生活，维护社会安定。然而，对于经济贫困的人群来说，医疗保险是否真正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呢?在农村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总体呈下降趋势，而医疗消费则呈反向趋势不断上升，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比例较高，同时“广覆盖、低保障”的医疗保险难以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增长，透视出医疗费用持续增长给居民带来了较大的疾病经济负担，医疗保险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医疗需求［16］［23］［24］。解垩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医疗保险补偿以后，医疗保险对城乡家庭的贫困状况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且对城乡家庭的减贫作用存在差异，对城市家庭的减贫程度高于农村。但这种缓解并不显著，医疗保险对降低家庭的医疗支出，缓解贫困具有微弱的作用［19］。综合以上研究，针对家庭医疗消费影响因素及其结构变化的争论，文章将探索分析三个问题:第一，医疗保险制度对家庭医疗消费有何影响，是否显著改变家庭消费结构;第二，经济状况，尤其是贫困因素对家庭医疗消费是否具有显著的约束性;第三，医疗保险和贫困的联合作用是否显著影响家庭医疗消费结构，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三、假设、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研究假设

本文作者：刘颖奇鄢军工作单位：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镇江市家庭能源平均消费趋势

家庭能源消费是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住房条件的改善和私人汽车普及等高档消费品的增加，不仅带动了能源消费量的增长，也改变了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结构。家庭能源消费（DomesticEnergyConsumption，DEC），又称用能源消费或生活能源消费，主要包括房屋采暖、家用电器、照明、炊事热水等方面的能源消费（姚建平，2009）。以镇江市2005年为例：全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为814.5万t标准煤（不含工业用，仅仅是居民使用情况），比1990年增长1.2倍，人均生活用能由1990年的343.3kg标准煤上升到2005年的537.4kg标准煤。同时，能源消费结构也由以煤为主逐步演变为以电、油、气为主。1990年到2008年，镇江市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由87.9kw•H上升到586.7kw•H，提高了5.8倍；人均生活用天然气由1.2m3上升到37m3，提高了32.1倍；人均生活用煤由370.4kg下降到154.1kg。从发展趋势上来看：人们生活方式变得方便、快捷、干净；能源所需增长太快，而这一切，镇江市城镇化率仅仅是百分之五十七，而全国城镇化率仅仅是百分之五十。城镇化率在发展过程中肯定要提高，能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十分突出。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总能源消费分配比例是，居民用能与工业用能、交通用能已形成明显的三足鼎立之势。我国目前民用能源已经成为仅次于工业用能的第二大能源消耗部门（占10.3l％）。通过对生活消费的分析，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消费中能源的消费在不断增加。例如，工业对能源需求的比重较大，同时在工业生产出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工业产品并融入社会后，最终用于人们的日常消耗。因此，家庭能源消费需要进行合理化的改善，通过尽可能地减少能源的不必要消耗，缓解能源供给不足的状况。

镇江家庭能源合理化的对策

（一）倡导自愿节约能源意识,逐步形成合理化的生活行为能源的节约利用以及家庭能源的选择，离不开城镇居民的个人消费心理。加强对自身消费心理的引导，不可或缺。减少能源消耗，更多的在于居民自身意识的不断提高，如自行车作为近程代步工具即节约了能源又对居民身体素质的提高有很大帮助，又如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而个人的心理活动，受到社会环境、教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形成自我节约的意识，更能减少对能源的浪费。（二）对家庭能源消费分布进行相应引导，减少不合理的能源消费在能源的使用环节上或多或少的存在能量流失的情况，我国对节能技术的普遍推广与应用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从高能耗的产品向低能耗产品的转换。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壮大，需要政府不断地扶持和引导：如分时电价的实施、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照明、无缝公交等。（三）加大对节能技术的开发，使更多的节能创意融入日常生活科技进步的作用在于优化人们的生活。因此，提高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不仅仅在于对大型能源产业的结构优化，还需要对家庭基础设施的能源消耗进行调整和改善，逐步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在国外不断兴起的创意设计理念，都是以保护环境、节约能源为主。在家庭住宅的设计中，一方面注重对原有废弃材料的循环利用，另一方面也注重对环保材料的使用，城市生活垃圾沼气化处理等对镇江居民节能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如节能灯的使用，变频空调的使用，碳纤维自行车的使用，LED照明灯的使用等等。

摘要：根据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情况，对农村家庭能源利用情况、用能效率情况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农村家庭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的情况，提出了农村家庭在炊事、取暖、家电、热水用能等方面确实可行的节能措施，并进行了节能潜力分析，为农村家庭节能改造提供借鉴和参考，促进农村家庭高效利用能源。

关键词：能源消费;热效率；节能量；热泵；太阳能能源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基础性的物资、工业的血液，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节能作为我国的一项长期战略决策，有效促进了科学合理利用能源，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特别是自“十一五”计划以来，我国加大了节能工作的力度，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考核，节能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全国单位GDP能耗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万元下降为2018年的0.52吨标准煤/万元，能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多年来，国家通过法律、政策、税收等手段，鼓励企业进行节能技术改造，企业节能自觉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企业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生产成本下降，市场竞争能力进一步加强；同时，通过各种宣传培训，全社会节能意识增强，自觉性提高，形成了全民共同节能、共创低碳生活的良好氛围。在农村，国家虽然对农村能源发展做出了许多战略部署，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促进了农村能源事业的发展，为农村能源革命、环境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广大农村相对城市来讲，信息封闭，缺乏相应的节能技术，导致农村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节能事业发展落后，严重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1农村家庭能源消费

1.1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现状。农村能源[1]消费作为我国能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能源消费也随之快速增长。根据相关统计，从2000年到2016年，农村能源消费总量从1.46亿吨标准煤增长到3.17亿吨标准煤，年平均增长5.05%。其中农业生产用能从0.39亿吨标准煤增长到0.85亿吨标准煤，年平均增长5.15%；农村生活用能从1.07亿吨标准煤增长到2.32亿吨标准煤，年平均增长5.03%。尽管农村用能增长较快，但生产用能和生活用能的比例未发生大的变化，一直维持在30%和70%的比例左右。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年能源消费量为1117千克标准煤（不含交通）,其中生物质能(畜禽粪便、柴薪、秸秆)消费686千克标准煤（占家庭能源消费量的61%），煤炭消费169千克标准煤（占家庭能源消费量的15%），电力消费119千克标准煤(占家庭能源消费量的11%)，液化石油气消费79千克标准煤(占家庭能源消费量的7%)，热力消费36千克标准煤(占家庭能源消费量的3%)，太阳能消费18千克标准煤(占家庭能源消费量的2%)、管道气消费10千克标准煤(占家庭能源消费量的1%)，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种类如图1所示。农村家庭主要的能源消费分布为炊事消费493.14千克标准煤(占农村家庭能源消费分布的44%)，室内取暖消费491.56千克标准煤(占农村家庭能源消费分布的44%)，家电消费65.51千克标准煤(占农村家庭能源消费分布的5.9%)，热水消费63.65千克标准煤(占农村家庭能源消费分布的5.7%)，制冷消费3.29千克标准煤(占农村家庭能源消费分布的0.3%)[2]，农村家庭能源消费分布如图2所示。1.2农村家庭能源利用情况分析。从我国农村家庭能源消费分布图可以看出，农村家庭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炊事消费、取暖消费、家电消费和热水消费上，其中炊事能源消费和取暖能源消费占家庭能源消费额的88%。是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重中之重。目前农村绝大多数家庭炊事仍然使用老式土灶，而且使用能源多为生物质能源(畜禽粪便、柴薪、秸秆)和煤炭。该种土灶不仅能源利用效率低，据测试其热效率仅为12.38%[2]，而且排放大量的粉尘和二氧化碳，造成环境的严重污染。在北方部分省区，采用传统的灶炕的方式进行炊事，即在炕的一端设置锅灶的灶炕。灶炕由锅灶、炕体、烟囱等3个部分组成。燃料在灶内燃烧，产生的烟气经过炕直接排出室外，由于使用时为了通风助燃，灶炕门始终开启，烟气流速较快，传热效率低。而且烟气中大部分可燃物在尚未被燃尽时即被排放，造成燃料浪费的同时，又造成了污染。即便将炊事与取暖相结合的灶炕，其热利用效率也只有30%多，能源使用效率较低。除北方部分省区采用灶炕进行取暖外，我国大部分农村家庭主要采用普通火炉或电取暖器等取暖。取暖炉暴露在空气中，无介质进行热交换，直接通过消耗能源产生的热量取暖，热利用效率低。同时普通火炉直接燃烧生物质燃料和煤炭，产生的烟尘直接排放，造成空气极大的污染。农村家庭家用电器主要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磁炉、电饭煲、照明灯具等，这些家用电器，国家有相对应的能源强制性能效标准，电器产品一经出厂，均符合国家相关能源强制性能效标准的要求，能源利用效率都比较高。例如电磁炉的热效率为85%~90%[4]，燃气灶热效率51%~68%[5]，电饭锅热效率68%~90%[6]。照明方面，目前农村家庭照明光源以白炽灯和节能灯为主。其中白炽灯发光效率为5~15lm/W，家用节能灯发光效率为33~72lm/W[7]。农村家庭热水方面。目前主要有3种加热热水方法，分别是锅灶加热热水、电热水器加热热水、太阳能加热热水。其中用锅灶加热热水效率最低，如用老式土灶加热热水，其效率仅为12.38%；根据《储热式电水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21519—2008），电热水器实际热水输出量与额定容量的比率为50%~70%[8]，电能利用效率较高；根据《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26969—2011），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日有用热量与标准规定值之比为0.1~0.5[9]。太阳能热水器虽然太阳能利用效率较低，但太阳能为可再生资源，不需要消耗能源，同时太阳能又是清洁能源，无污染物排放，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2农村家庭节能潜力分析

摘要：一直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发展，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高提升生活质量提供了扎实而有效的帮助。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对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保障对于城乡家庭的消费情况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此形式下，社会保障工作受到了愈加广发的关注和重视，本文就围绕社会保障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展开探究。

关键词：社会保障;城乡家庭消费;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情况具有直接的影响。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当中，社会保障一直在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又是对我国城乡人民生活、消费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政策，使维护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途径，在促进我国整体消费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有助于国家经济主管部门进行宏观调控。

一、城乡家庭消费水平与社会保障现状

我国土体面积辽阔，人口综合，社会层次比较复杂，消费情况也日趋多元化，愈加复杂化。以当前我国的消费现状来看，城市家庭与乡村家庭之间的消费水平，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在不同城市中，城乡消费情况也存在差异。从社会保障制度来看，城市家庭与乡村家庭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也不尽相同。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强城市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因此，我国在城市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投入不断加大，扶持政策较多，我国城市的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改善。但是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对不够完善，改善农村家庭的社会保障水平的工作进展较慢。近十年来我国的消费数据显示，我国用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建设的资金投入，大约可以占到全国GDP总值的15%以上，而用于农村家庭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不足1%。如此明显的城乡差距，不仅对城乡家庭的经济水平造成较大影响，对于城乡家庭的消费水平也起到比较大的影响。

本文作者：刘洋曲涛工作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转变家庭教育观念

要改变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对子女的教育不能是棍棒式教育。父母应该理解儿女内心的发展情况，积极和他们沟通，坦诚交流。真正的拿出时间关系孩子的需求，积极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鼓励子女形成积极乐观的处事态度，给他们少一点生活上的压力，关系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了解孩子支出情况

子女在外读大学，尽管离家，离父母很远，但是，父母并不能因为距离而暂停对子女的监管，相反，应该随时关注。在现代通讯工具和方式如此发达的情况下，父母完全可以随时帮助孩子理财。如果能站在一种平等的起点，与孩子共同探讨一下近期孩子的支出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我想多数大学生是乐于接受的。同时，这也有益于培养大学生的消费责任意识和感恩意识，对于他们合理安排自己的可用资金也具有积极作用。

公开家庭收支帐目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务院2007年颁布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初步形成。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了购买保险来规避风险。医疗保险是居民为健康的投资。那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城镇家庭消费有什么样的影响，本文简要探讨了现阶段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关键词：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家庭消费;预防性储蓄

居民家庭消费的基本类型依然是以传统的消费类型为主，尽管从2001年进入世界贸易之后，我国开始了经济的转型发展，也鼓励居民的预支消费，但是成效基本上不太明显。国家经济的发展转型会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情况。从1990年到2007年之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在逐年的提高，但是城镇居民消费与总体收入之比却在逐年的下降。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在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状态是长期以来没有改变的情况，形成这种经济消费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收入的不稳定性、传统消费的影响、以及金融投资渠道的缺乏和投资风险高等。据调查显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更主要的是医疗保险、教育基金等社会福利体系增加了居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建立稳定的基本医疗体系能够减少居民对不稳定性的担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居民对医疗消费的负担，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家庭消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结合现阶段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现状和居民消费观，谈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发展现状

1.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概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面向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的一项保险制度，重点保障非从业居民的大病医疗水平，主要是家庭缴费为主，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居民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金，享受相应的保险待遇。这是一项改善民生的保险制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直都是政府致力在做的事，加快医疗保障体系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

2.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的现状。任何一项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也是这样。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实施中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如：一是城镇居民的界定范围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忽视掉一些群体的利益；二是制度覆盖未能实现应保尽保，也就是说由于对群体的界定不明确，导致在居民医疗基本保险的地区没有实现应有人员的参保。三是基金风险控制和监管能力不足，有待提高。在医疗保险参保情况下，什么可以报什么不可以报未明确，在实际的实施中也存在不报、多报、漏报等情况，居民的利益得不到维护。在这种情况下要努力做到：明确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面向的群体，确定或者扩大医保报销范围和比例，改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完善、改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摘要：随着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人民生活的质量和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普及下，城乡家庭收入消费理念发生了变化。本文主要结合当前城乡家庭消费现状，分析社会保障对城乡家庭消费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优化社会保障制度，刺激消费的方式和措施。

关键词：社会保障；城乡家庭消费；影响

1引言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使人们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有了基础的保障，城乡家庭的消费情况也在不断的缓和。社会保障制度下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家庭消费的差距，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本文的研究主要结合了2018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调研来探究社会保障对于城乡居民自身消费产生的影响。

2社会保障下城乡家庭消费现状分析

2.1我国居城乡居民消费现状概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增长，但是内需不足的问题也在不断提上日程，束缚着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在逐渐的增长，但是到了1990年开始，总体的贡献率在不断的降低。到了2011年消费的比例在持续的走低，2011年之后由于政策的投资诱导，刺激了消费的需求，所以近几年来，居民消费比例在不断的增高。居民的消费支出和政府的消费支出才能构成最终的消费支出，但是现阶段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与政府消费增长速度存在差距，另外消费整体的消费率和国际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距。结合相关城乡居民的消费现状来看，我国目前的消费需求比例在不断的下降，消费对于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发挥充分的作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在影响着城镇的发展，促使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放缓。提高居民自身的消费比例，也是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需要不断完善的原因。2.2社会保障与城乡居民消费的现状。随着城乡家庭消费结构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不断的加大，不同地区城乡家庭消费之间的差异明显增多，出现这些问题在于地方政府为了更好的保障社会建设和城市的发展，将社会保障的大部分费用用于城市建设中。虽然国家总体的社会保障费用较高，但是具体落实到城乡居民的人头上的比例相对来说较低，原本就是因为城乡自身的家庭结构之间存在的差异，一些低保政策只有城市居民才可以申请，而真正需要扶持的农村家庭却无法申请相应的低保，这就导致城乡家庭之间的消费差距不断增大。尤其是城乡消费的比重在不断的增大，农村家庭基本生活保障的费用会不断的增高，促使消费结构在不断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