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制度范文10篇

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了一定的实践的刑罚之后,如果认真遵守监狱规章,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司法机关将其附条件地予以释放地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一、我国假释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弊端

对那些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依法适用假释,通过社会予以矫正,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改造需要矫正的罪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提高行刑效率,有效缓解监狱的拥挤率。但是我国假释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于两点:

(一)假释的适用率低我国近年来假释率基本在1.5%至3%之间浮动。比较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假释适用率一般都在30%以上,差距相当巨大。横向比较,我国存在着明显的重减刑轻假释的趋向,每年减刑率基本都在20%以上,是假释率的10倍左右。这种畸低的假释适用率,从我国社会存在的对假释制度的认知情况来看,却是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的。

(二)假释机制运作不畅在我国,假释审批权由人民法院行使,行刑机关只能提出建议,这样虽然有利于遏制腐败,保证假释公正,但同时也意味着牺牲效率。一方面,由于法院刑事审判任务繁重,审判人员严重不足,难以及时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院不了解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的表现情况,仅根据行刑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难以对罪犯的一贯思想和改造表现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造成法院对假释裁定周期过长。有时会出现在犯人表现好时得不到假释,准予假释时,又表现不好了,甚至出现宣布裁定之日亦即罪犯刑满释放之时的非正常现象,由于假释审批周期长,使一些罪犯不仅没有得到假释,反而失去了报请减刑的机会,给改造工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假释适用过少,一方面造成监狱人满为患。有相当一部分符合刑法规定的假释条件,由于假释工作开展不力,致使其滞留狱中,成了监狱的一个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假释适用过少也不利于罪犯回归社会。对符合条件的罪犯适用假释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减少监禁刑对罪犯的不良影响,使其尽早、尽多地接触社会,更好地获得适应社会的能力。但是在假释数量和假释率很低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罪犯失去了回归社会的机会和条件。从这点来看,我国假释制度适用的实际状况与我国的假释制度的设立目的是有一定差距的,是与我国刑罚制度不匹配的。二、造成我国假释制度的实施弊端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假释制度的现状及成因

作为一种非监禁化措施和行刑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假释具有调动罪犯积极改造的内在力量的激扬功能，对罪犯施行正反馈的鼓舞功能和对于刑罚执行的调控功能，并为罪犯由完全剥夺自由的监禁生活逐渐适应完全恢复自由的正常社会生活架设过渡的桥梁。但是，从我国鉴于目前的情况来看，假释适用率畸低，与法律预期之间存在着较大距离。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监狱每年假释比例平均为1%--2%，不仅大大低于其他国家，而且也低于国内司法部门规定的3%的指标。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调查得到的数据，吉林全省1993—1998年假释总数为2442人，占在押犯241794人的1%；辽宁省1996—1999年假释比例分别为0.67%、0.8%、0.6%、0.8%。[1]对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很容易看出：假释的绝对数量和比例非常低；假释率总体上成下降趋势。我们知道，假释设置的初衷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早日回归社会。犯人对获得假释充满了渴望，然而假释条件的过分严格，假释率太低，就会使犯人望而却步，从而影响了他们改造的信心和决心。如此低的假释率，使本来经济负担沉重的监狱雪上加霜，大量可以假释而没有假释的犯人，特别是那些老、弱、病、残者和相当一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只能在监狱里“坐吃闲饭”，再加上昂贵的医疗费，使原本就经费紧张的监狱不堪重负。

与假释率低成鲜明对比的是减刑的大量适用。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超过20%的在押犯获得减刑[2]，实践中如此巨大的反差，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两项类似的刑罚制度。减刑与假释作为行刑中的措施，都是对罪犯在狱中良好表现的奖励。然而，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假释只是具体行刑方式的改变，是对罪犯在社会环境中的继续矫正，而减刑则意味着余刑届满行刑过程的终结。假释是附加条件的，犯人虽步入社会却仍粘贴着罪犯的标签；而减刑在余刑届满后，则完全获得了自由。由此观之，作为狱内表现良好的奖励，被减刑者所获得的报偿要高于被假释者。[3]也就是说，被减刑的罪犯，其悔罪迁善及回归社会的程度应当高于被假释的罪犯，对减刑的运用相对于假释应更慎重、更严格。

但是，我们的法律与实践却与此相左。在行刑法构建中，与假释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减刑司法实践中却倍受行刑机关青睐。首先，我国减刑幅度窄小却可重复适用，其灵活、心理刺激连续的特点，使它能够始终成为在押罪犯争取的现实目标。而假释则只能适用一次，且适用假释的条件有严格限制，有期徒刑须执行刑罚二分之一，无期徒刑须执行十年以上，这样，对于被长期监禁的犯人而言，假释的获得遥远而渺茫，这显然不利于其在押期间的改造。其次，适用减刑时，罪犯仍在监狱，对社会没有现实的威胁；而假释的适用，使罪犯直接生活于事实上缺乏有力监督保护措施的社会，不仅为我国的具体环境所难以接受，而且也增加了社会所承担的再犯风险。再次，行刑机关和司法机关害怕承担风险。假释是对罪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同时规定一定的考验期，在此期间，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如果再犯新罪、发现漏罪或者违反规定则应撤销假释也就说明了对其适用假释的失败。

综上所述，行刑机关和司法机关重减刑轻假释是造成假释率低这种现状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假释率低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传统刑罚观念的影响。自从自由刑替代传统的刑罚方法并在刑罚中占据主导地位后，人们在惩治犯罪的观念上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惩治罪犯的最好方法就是拘捕监禁，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是其失去再次危害社会的条件。面对犯罪危害，社会公众更信赖自由刑的隔绝作用，尤其是长期自由刑的适用。所以，公共舆论对假释的适用表现得十分敏感，他们绝对不愿承担非监禁刑所带来的犯罪风险，往往一个适用假释的个案失败，都可能导致舆论大哗。于是，执法机关在适用假释时表现出相当谨慎乃至消极的态度。

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了一定的实践的刑罚之后,如果认真遵守监狱规章,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司法机关将其附条件地予以释放地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一、我国假释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弊端

对那些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依法适用假释,通过社会予以矫正,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改造需要矫正的罪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提高行刑效率,有效缓解监狱的拥挤率。但是我国假释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于两点:

(一)假释的适用率低我国近年来假释率基本在1.5%至3%之间浮动。比较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假释适用率一般都在30%以上,差距相当巨大。横向比较,我国存在着明显的重减刑轻假释的趋向,每年减刑率基本都在20%以上,是假释率的10倍左右。这种畸低的假释适用率,从我国社会存在的对假释制度的认知情况来看,却是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的。

(二)假释机制运作不畅在我国,假释审批权由人民法院行使,行刑机关只能提出建议,这样虽然有利于遏制腐败,保证假释公正,但同时也意味着牺牲效率。一方面,由于法院刑事审判任务繁重,审判人员严重不足,难以及时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院不了解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的表现情况,仅根据行刑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难以对罪犯的一贯思想和改造表现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造成法院对假释裁定周期过长。有时会出现在犯人表现好时得不到假释,准予假释时,又表现不好了,甚至出现宣布裁定之日亦即罪犯刑满释放之时的非正常现象,由于假释审批周期长,使一些罪犯不仅没有得到假释,反而失去了报请减刑的机会,给改造工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假释适用过少,一方面造成监狱人满为患。有相当一部分符合刑法规定的假释条件,由于假释工作开展不力,致使其滞留狱中,成了监狱的一个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假释适用过少也不利于罪犯回归社会。对符合条件的罪犯适用假释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减少监禁刑对罪犯的不良影响,使其尽早、尽多地接触社会,更好地获得适应社会的能力。但是在假释数量和假释率很低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罪犯失去了回归社会的机会和条件。从这点来看,我国假释制度适用的实际状况与我国的假释制度的设立目的是有一定差距的,是与我国刑罚制度不匹配的。

关于假释实质条件的规定与评析

（一）国外对假释实质条件之立法规定国外对假释实质条件的规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狱内服刑的悔改表现，二是人身危险性。目前，大多数国家都要求审查罪犯在狱中的表现，判断其是否悔改。如《阿根廷刑法典》第十三条规定，假释的实质条件之一为“遵守刑罚机关规章”[8]。此外，俄罗斯、瑞士刑法典均规定了罪犯在监狱内服刑的改造情况。有些国家还将罪犯是否履行民事赔偿作为其假释实质条件的要素。如意大利刑法典第176条规定，“假释以履行附带民事义务为条件，但证明受刑人无履行能力者，不在此限”[9]。虽然各国对假释实质条件的表述不同，但其所表达的精神大都一致。通过其在监狱服刑期间的表现判断其改造情况，并且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进行预测，从而做出较为客观的评判。（二）我国对假释实质条件的法律规定及评析我国立法中也将罪犯的监狱内表现作为一个判断条件。此外，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八十一条作了修订，将假释的实质条件更改为“罪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并增加了“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在此之前的原条文：“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从该条文的修订，可以看出，我国对假释适用条件由过去模糊的“不致再危害社会”修改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给法官相对明确的判断方向，体现了假释制度立法的进步与发展。之前规定的“不致再危害社会”较为笼统，没有对“不致再危害社会”做出明确的阐释，对其进行评判更侧重于对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这便使罪犯“狱内表现与人身危险性”二者之间有脱节之嫌。对罪犯而言，刑罚的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其再犯。故将该条文修改为再犯的预测更为合理，也更具有针对性，更有利于司法操作。此外，《刑法修正案（八）》还专门增加了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这一规定，完善了假释适用的条件。而对于审查认定的具体标准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对此，关于实质条件的细化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立法的规定，采取以刑法为主，其他刑事法律、司法解释予以补充。

关于假释的刑期条件的规定与评析

（一）国外立法的规定对于假释的刑期条件是否需要最低服刑期限，目前，世界各国立法例主要有两种，一是无限期制，二是有限期制。无限期制较为简便，即任何服刑人员只有符合实质和对象等条件，便可以予以假释。如《日本刑法典》第三十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留的人，根据情节，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行政机关的决定，准许假释出所。”[10]此外美国少数几个州也规定了罪犯可以随时假释。无限期制的规定较为简单，但也存在很大问题，即对假释不设置最低服刑期限有违假释制度的初衷，对司法权威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各国刑法对此采用较少，多采取有限期制。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裁量假释而非法定假释，即服刑人员即使达到一定服刑期限并不自动被假释，而必须符合其他条件才可以提请假释。在此，各国对刑期条件的规定又不尽相同，主要有三种规定，即比例制、年限制和二者混合制。比例制主要是规定罪犯需要经过原判的刑罚的几分之几才可以被假释，而年限制则是规定服刑经过具体时间才可以获得假释。单纯规定比例制和年限制的国家较少，大多数国家还是采取的比例与年限的混合制，而在具体混合时，又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二者选择适用，如意大利刑法明确规定，“服刑30个月或者至少已服满所判刑期的一半并且剩余的刑罚不超过5年，可以假释”[11]；另一种是叠加适用。如德国刑法规定，假释应执行所判刑罚的三分之一且至少已满6个月[12]。（二）我国立法规定及评析我国立法中对有期徒刑部分采取的比例制，对无期徒刑部分采取的是年限制。对于有期徒刑部分，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而对于无期徒刑部分，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提高了无期徒刑罪犯的假释门槛，将1997刑法第八十一条修订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在提高无期徒刑罪犯的假释门槛方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的一面，也是国家对社会防卫理论的加深理解，是比较合理的。从上述规定来看，我国立法例和国外的模式不尽相同。虽然我国假释适用的刑期条件基本是合理的，但是还存在待完善的空间，例如对于过失犯罪及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应该进行特别规定。对此，笔者将会在第四章立法完善中予以明确。此外，我国刑法第八十一条还规定“如果有特殊情况下，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该规定在刑法修正案中继续保留了，对于何种系特殊情况，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特殊情况，是指有国家政治、国防、外交等方面特殊需要的情况。”对于该解释是否合理，在扩大假释适用的大背景下，该规定的范围还是较为狭隘的，对此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假释适用的限制条件规定与评析

（一）国外对假释适用限制条件的规定假释适用的限制条件系不得假释的规定。从国外的相关立法中可以得到，假释适用的限制条件主要有几种：累犯、特定犯罪的人、被判处特定刑罚的人。规定累犯不得假释的典型国家为阿根廷，规定特定犯罪的人不得假释的国家如蒙古国，规定被判处特定刑罚的人不得假释的国家如塔吉克斯坦。总体上来看，规定限制性条件的国家并不多，并且有的国家已经逐步取消限制性规定，如俄罗斯、法国、德国，对假释适用不作禁止性规定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二）我国对假释适用限制条件的立法规定及评析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而原条文为：“对累犯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从上述条文的修订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在限制性条件所做的修改。首先，保留了累犯及原文中列举的相关暴力性犯罪。其次，在表述上，将杀人修改为故意杀人，法律用语上更加准确。第三，对列举的罪名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相较之前的法律条文来看，修正案八将不得假释的暴力犯罪进行排列，并且全部列明。列举的罪名中增加了放火、投放危险物质以及有组织暴力犯罪，不再有“等”的字眼，对司法实务更具有指导性，避免了监狱或者法官在提请或者裁定假释时对暴力性犯罪认定的随意性，从而做出自由限制假释的决定，同时也避免了监狱因法律条文没有明确列举某个暴力性犯罪而提请假释。在现阶段，对于严重的暴力性犯罪限制假释是有必要的，假释制度之所以对限制条件予以明确也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灵活性，符合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可以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从假释制度长远的发展来看，随着假释适用的扩大化，假释的禁止性条件能否取消或者是否可以进行变通规定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假释；监管；假释管理委员会；司法执行员

内容提要:据调查显示，我国监狱在押犯数量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在押犯的假释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大量罪犯滞留在监狱内部，然而监狱现有的机构人员设置及经费却无太大改观，监狱的负担在加重。扩大适用假释的关键在于能否对假释罪犯进行有效的监管，我国假释监管体系存在机构设置失当和衔接机制缺失等弊端，必须在尊重刑事执行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监狱大多建于山区或城市的远郊，交通不便且相对封闭，因此监狱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其正常运作需要诸多资源的支撑，当前监狱的运营经费大多源于自身创收，在押犯人数的激增加重了监狱负担，老弱病残罪犯医疗费用及普通罪犯基本饮食费用的超支加剧了监狱财政紧张的现状，使得监狱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去改造相关场所和设施，其改造罪犯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对罪犯进行思想改造，使其重返社会，是监禁刑的最终目标，然这一目标非监狱以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监狱仅在其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监狱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去承担改造罪犯、使其重返社会的全部责任。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监狱在押人数从1979年的62万人增至2002年的154万余人，[1]20年间增长了25倍之多。从假释情况来看，在押犯的假释比例非常低，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在押犯假释的比例，1984年至1991年为0.55％至1.62%;1992年至1997年为2.27％至2.9%。

2001年“严打”前后，假释率又有所下降，2000年假释率仅为1.63%。[2]笔者在四川省某监狱调研时发现，该监狱2004年在押犯为1573人，法院最终裁定假释罪犯3人，假释率为0.19%;2005年在押犯为1541人，法院最终裁定假释罪犯2人，假释率仅为0.12%;2006年在押犯为1567人，法院最终裁定假释罪犯6人，假释率仅0.38%，该监狱为四川省重刑犯监狱，其在押犯的刑期大多在10年以上，如此低的假释率使监狱的在押犯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极大的加重了监狱的负担。

【摘要】我国司法实践中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存在的违反正当程序要求的现象及其发生原因，并以诉讼法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减刑、假释程序正当化的改革措施。减刑、假释作为刑罚执行的重要制度，体现了我国刑罚执行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国家刑法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重要体现，但由于国家法律法规对减刑、假释的规定过于笼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减刑、假释的适用缺乏统一性，极易发生徇私枉法现象。

【关键词】减刑假释、权利保障、程序

94年监狱法，七章七十八条，没有规定减刑、假释会议的监督制度。近年，一些监狱狱务公开的经验在一些刊物上时有介绍。主要做法大同小异，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罪犯减刑、假释公示制度、监狱减刑、假释会议邀请部分罪犯家属、罪犯、社会执法监督员等参加监督的监督制度，设立狱务公开信箱及监督电话等。这一尝试，从监狱行刑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方面，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狱执法的透明度，是监狱执法向公开、公正、公平和文明的方向发展的步骤之一，是监狱法治的可喜的进步。

家司法体制上，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的减刑、假释委员会或非监禁执行局，对罪犯的减刑、假释，仍然是由人民法院裁定的。监狱对罪犯的减刑、假释，行使的是“建议权”。即“由监狱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报中级或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核裁定”。这一做法，在监狱的具体司法实践中，有一个通俗的提法叫做“搞减刑（假释）材料”或“做材料”。监狱把一批“材料”做好后，一般提前一个月报给中级或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至于报哪些材料，94年监狱法没有任何规定，完全由监狱操作，这是监狱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

（一）立法方面

1.减刑假释条文设置过于简陋。我国刑法对于罪犯定罪量刑的规定篇幅大、内容多、规定细化、设计合理，而有关减刑假释的规定则显得过于单薄和笼统，操作性不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第八十一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在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接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减刑、假释是我国有关刑法具体运用的两项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对犯罪分子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精神。减刑、假释如果运用得当不仅能够促进罪犯认罪服法，积极改造，有效实现改造罪犯的目的，而且对于强化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社会综合治理有重要意义。相反，如果减刑、假释运用不合理不仅不利于罪犯认罪服法，而且还会增加犯罪分子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直接影响到社会治安秩序。所以，减刑假释是刑罚执行机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机关监所检察工作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职责。对减刑假释的实施行使有效的监督，对于提高监所检察的监督质量和水平，保障刑罚执行机关严格执法，鼓励服刑犯人加速改造，实现刑罚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检察监督的效力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就如何加强减刑假释检察监督谈一些我个人粗浅的看法。

一、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1、检察机关虽然对刑罚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和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活动可以予以监督和制约，但在程序操作中有些相互脱节、在公安、监狱、检察、法院三个诉讼环节司法的透明度不高，存在暗箱操作现象，影响了司法公正形象。受执法环节的影响，不可否认存在个别服刑犯利用减刑、假释制度逃避法律制裁现象，由于现行司法程序的不完善，在减刑、假释活动中容易产生执法不公的问题和腐败问题。

2、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对象表现的真实情况了解掌握的不够准确、全面。服刑犯的表现是决定其是否具备减刑、假释条件的重要依据。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服刑犯人的具体表现主要分为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学习、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四个方面，刑罚执行机关对服刑犯人以这四个方面的考核作为基础，实行量化计分，然后根据量化分数，对照减刑条件，确定其是否应当减刑，减刑幅度的大小等等。以上反映服刑犯具体表现的四个方面，后三个方面还可以具体量化，比较客观进行考核，而认罪服法一项由于其表现隐性化，笼统化，概念化，无法依据有关标准衡量计分，这就造成司法人员考核量化的弹性操作。作为监所检察部门对此项工作要进行有效的监督，就必须全面、客观、准确地掌握每一位服刑犯的具体表现，而作为监所检察部门首先由于驻狱所人员力量所限，要通过自身的工作，全面、客观、准确的了解掌握每一位服刑犯的表现是很难做到的；其次就是驻狱所人员就是深入到押犯劳动、生活、学习三大现场，也有“看不到、问不着”掌握不了的情况；三是驻狱所人员通过查档案，看“双联”考核记载来了解服刑犯表现，这些文字记录如果中间有“水分”也是很难发现的。假若驻狱所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敷衍马虎，不深入调查了解那就更无法对服刑犯人的日常表现全面、准确、真实的了解和掌握。

3、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呈报的程序和环节难以有效监督。监狱对减刑假释的呈报一般是由分监区根据所分指标研究好减刑假释对象报到监区，监区再研究好减刑假释对象后上报监狱，监狱再召开由管教三科等部门参加的会议决定本监狱向法院上报的减刑假释对象。在以上程序中只有在监狱研究减刑假释对象中才邀请监所检察部门人员参加，检察监督只有对减刑假释的各个呈报程序和内容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才能确保监督效果，仅对某一个环节的监督，参加某一个研究会议，听听汇报材料是难以确保监督效果的实现。

一、累犯的概念及构成

我国《刑法》第65条确定了一般累犯的概念，即：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这一规定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累犯是指一种犯罪人类型，即被判处一定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一定期间之内再犯一定之罪的犯罪分子。目前大多数人是把累犯作为一种犯罪人看待的。第二，累犯是一种量刑情节，犯罪人属于累犯之列的，对其量刑时应当考虑予以从重处罚。第三，累犯是一项刑罚制度，它是刑罚量刑阶段人民法院考虑对犯罪人适用的一项量刑制度。第四，不管是前罪还是后罪均不包括过失犯罪。

一般累犯的特点是，前后罪均是一般刑事犯罪或者前后罪中有其一是一般刑事犯罪。其构成条件是：

1、主观条件：前罪和后罪都是故意犯罪。这是由我国刑法的任务和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所决定我国刑法是以同故意犯罪作斗争为主要任务，以遏制犯罪人再次犯罪为目的的累犯从重制度，必然也要防止故意犯罪者再次实施故意犯罪作为自已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把构成累犯的前后两次犯罪限定为故意犯罪。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是累犯比初犯的人身危险性大，即再犯的可能性大，由故意犯罪的主观性质决定，故意犯罪的实施者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过失犯罪者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再次实施犯罪，但是过失犯罪的结果不是犯罪人主观上所希望的，因此，过失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很小甚至没有。由此决定，刑法规定的一般累犯的前后两罪只能限于故意犯罪。

2、刑度条件：前罪所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均是在有期徒刑以上。“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是指人民法院根据犯罪的全部情况，最后确定其宣告刑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同时也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的犯罪分子。因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的犯罪分子可以通过减刑或假释最终出狱，回归社会，从而有可能再次犯罪、构成累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指根据后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及其他有关情况，实际上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说该罪的法定刑中包含有期徒以上的刑罚，如果将“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理解为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含有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势必无限制地扩大累犯的范围。

3、前提条件：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设立累犯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对那些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给予从重处罚，使他们最终得到改造，而犯罪人只有通过刑罚的执行之后，才能看出是否认罪服法，接受改造。一般说来，未经刑罚的执行，是难以测定出犯罪人是否已经得到改造，是否还会实施犯罪。

【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特殊累犯单位累犯假释

【论文摘要】：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对累犯制度的规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仍存在不少缺陷。现行累犯制度不应当把未成年人纳入其中，而未考虑单位累犯，在特殊累犯的构成上仅考虑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而未将贩卖、走私等同样恶劣的犯罪行为纳入其中，规定对累犯一律不得假释，这些规定不利于累犯制度的准确执行，应当在立法上加以修改和完善。

前言：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犯罪人。我国刑法规定的累犯，可分为一般累犯、特殊累犯两类。累犯制度根植于现实生活。1997年《刑法》对1979年的《刑法》中的累犯制度作了较大修改，迎合了国内形势变化的需要，坚持了原有的累犯从重处罚原则和累犯不得缓刑的规定，加强了对累犯人身危险性和刑罚对累犯的矫正和关注。然而,“法律像人类创建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某些弊端”①我国现行累犯制度仍有不足之处。

一．我国现行累犯制度的缺陷

（一）规定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

我国现行的累犯制度，只是从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等方面来限定累犯的范围，对累犯主体的适格性则未作特殊要求。未成年人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就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而且不得适用假释和缓刑。

[摘要]：在一些国家，社区矫正的管理是由法院系统来承担，我国也出现了由法院监督管理缓刑、假释人员的探索，这说明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因此，法院对社区矫正管理的优势，探索设立由法院管理的模式，对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院；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管理模式

我国正大力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但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设置存在很多，根据现有的规定，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对五种非监禁的刑罚措施的执行，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体制基本确立了“两个主体”的试点方针，即根据现行法律，公安机关是“执法主体”，由司法行政部门担当日常“工作主体”。这种所谓的“两个主体”的运作模式严重了社区矫正的执行效率，本文试从法院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角度，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分析国内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探索，探讨在我国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可行性，并提出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设想，以供讨论。

一、国外由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实践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一般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法院系统执行，如德国、法国等，一种是由行政机关执行，如英国、日本等，有的国家同时存在两种方式，如美国。对于社区矫正的最主要形式——缓刑来说，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都在刑法中规定由法院系统来负责监督执行，负责缓刑考察工作的法院多数是原审法院，有的国家规定也可以是被告人居住地初审法院。[1]

1、德国。德国社区矫正形式主要是缓刑和假释。德国的缓刑、假释由缓刑官、假释官负责监督执行。缓刑假释官的主要任务包括：（1）为被缓刑假释人的就业、救济、与公共机构打交道等提供咨询、照顾和帮助；（2）对被缓刑假释人进行监督；（3）促使被缓刑假释人重新化；（4）完成司法部委托的相关工作；（5）向法院汇报被缓刑假释人的各方面状况等。缓刑假释官发现被缓刑假释人未遵守缓刑、假释条件的，可进行训诫，训诫无效的应向法院报告，由法官视违规程度决定延长缓刑假释期限或者重新收监执行。约有35％左右的被缓刑假释人重新入狱服刑。缓刑假释官是由法院聘任，接受法院的指示，向法院负责，属于司法部的公务人员。[2]笔者不认同德国的社区矫正是由司法部管理的结论观点。[3]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德国的国家机构设置与我国不同，德国的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司法部的下设机构，而在我国，法院与司法部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准确的说，德国的缓刑和假释是由司法部下设的法院通过聘任缓刑、假释官来具体负责缓刑假释人员的监督、救济，而不能笼统的说德国的缓刑假释是由司法部管理，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的照搬、模仿德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