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范文10篇

［摘要］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性研究是语言教育规划领域的一个新兴话题。文章聚焦以《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为核心的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从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教师的教育实践、学生对教学实践的反馈3个方面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性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反思存在的不足，以期对进一步提升高中英语教学的质量与效率以及为外语教育规划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高中；英语教育政策；《课标》；教育实践；衔接性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高考英语将实行社会化考试，这一决策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热议。现阶段高中英语教育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等原因，外语教学受到不少质疑和批评，外语教育政策的评估与调整刻不容缓［1］。实际上，外语教育政策最终要落实到外语课程政策上，高中英语课程政策主要由《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标》）、教材政策及高考英语政策组成，其中《课标》是核心［2］202［6］。但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语教育政策与教学实践的衔接还关注不够。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衔接性研究是以问题驱动的，基于语言教育实践并以政策为指向的研究，中国当前以语言教育规划为核心的衔接性研究正当其时。外语教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分支［3］28。公共政策过程包括议程设定、政策制定、实施、评估、调整、终结，其中实施过程是检验政策有效性的最关键环节［4］8，而外语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在于其对于外语教育的目标是否实现，这又依赖于政策的上传下达及政策目标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衔接效果［3］125。鉴于此，文章主要以《课标》为政策对象，从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教师的教育实践、学生对教学实践的反馈3个方面，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性及其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反思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一、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性研究

（一）教师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的认识与评价

中国高中英语教育政策由中国教育部基础一司和二司制定［5］248。2003年，教育部颁布《课标》，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它的形成建立在学生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素养整体发展的基础上。李娅玲指出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内输入”模式，缺少自下而上的意志上传［3］176－183。教师是《课标》客体的重要组成，是将政策转化为教学实践的关键群体［6］，同时，教师也会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教学实践，对此进行考察对政策的落实尤为关键。从既有文献来看，此方面的成果还比较少。罗桂秀通过问卷考察了40位教师对高中英语课程政策的态度与认识［6］，研究发现：在《课标》方面，大多数教师认为《课标》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过高，最难实现的课程子目标是语言技能目标与文化意识目标，《课标》的制定未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60％的教师认为《课标》中最难操作的实施建议是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在教材方面，多数教师认为教材存在缺陷，教材内容和课后练习并没有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在高考英语方面，多数教师认为选择题题型并不能有效考察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高考试题与教材的课后练习并未有效衔接，也没有很好地体现《课标》规定的课程目标。徐冠兴调查发现，天津市部分参与课改的高中英语教师对《课标》理念的贯彻存在偏差［7］，对其规定的课程目标认识不足。张曦元也发现，教师对《课标》认识不足［8］。不过陈芳发现，教师理解和实施《课标》的能力自评在多个方面与所在学校学生的英语能力无显著关系［9］。这些研究显示，尽管《课标》政策引导着课程教学，但大多数高中英语教师对此教育政策的认识相对不足，评价褒贬不一，进而可能影响政策在教学中的实践。

一、教育公平的重要性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第一章写到：正义即公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是一种程序性而无固定内容的概念，其内容是政治价值赋予的。比如，高考所赋予的教育公平，也是反映高考本身的价值。这种本身的价值是无法去定义的，但是价值却是无法估计的。罗尔斯提出两个原则，第一是自由优先原则，第二是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对于哲学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我认为自由优先原则是针对个体的，社会的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权利享有尽可能广泛的基本自由，只要他们的自由不跟其他人的自由冲突。差别原则指不平等只能建立在给社会最底层人民最大利益的基础上。所以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存在，应该优先改善处境最困难的群体的条件。在报告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由此可见，教育公平在我国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教育的不公平会导致很多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而高考的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检验着我国教育公平的实施结果。

二、分配与分数线的差异所导致的教育不公平

（一）分省定额制所导致的省间院校名额分配不同。我国优秀大学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其中北京“211”“985”大学有26所，上海有9所，而新疆只有2所，西藏有1所。这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是由区域发展所导致的，是个体无法改变之事。但是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讲，“211”“985”大学应该给全国各省市的考生以平等的机会，不能因为省市的不同而使得学生进入优质大学的机会变得不同。因为进入更好的大学能够提升个人的横向学历，对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也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来看，高校在分省定额分配时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这样不合理的地方保护主义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现象。2016年清华，北大各省招生人数，其中选取了中国的29个省市做对比。通过此图，我们可以看出名次靠前的省市有北京，浙江，湖北等。由此图我们也可以看出，清华北大在北京的录取率达到了约0．9％，而甘肃、云南的录取率只达到了约0．03％。这样的数字差距告诉我们分省定额所造成的高考不公平现象是非常严峻的，而地方保护主义更加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差距，也使得优质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加大了高考的不公平从而导致的教育不公平。（二）分省定额制所导致的省间的录取分数线不同。由图1我们还可以看到河南，湖北，山东等因为人口多，基数大，一直是我国俗称的高考大省。河南省2016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有82万，这个数字是北京市参加高考总人数的13倍。这样庞大的数字差额因为分省定额制的实施，省间招生数量的限制，录取分数线自然也会与其他省市不同，因此2016年，本科一批次，河南的分数线是517分，而青海只有457分。分数线接近70分差异不仅让学生面临较大的高考压力，也会感慨自己“生不逢地”。而由此催生的高考移民现象更是使教育不公平走向了最大化，2016年内蒙古查处高考移民1500多人，其中1300多名持外省身份证考生的父母是河北省公职人员。这样的数字都在告诉我们，虽然每年相关部门都在严查严打高考移民现象，但是行险侥幸的人还是存在的。

三、平衡分配数额，逐渐改善

虽然讨论了很多关于分省定额制导致的教育不公平，但是如果直接取消分省定额制，高考只会变得更加混乱与不公平。因为，分区定额录取政策本就有照顾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落后地区的目的。在我国，各省经济条件和教育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在教育水平上，不管是硬件设施还是教学编排，偏远的地区还是相对落后，与经济发达地区仍有很大差距。而在师资力量方面，偏远地区教师普遍学历水平没有经济发达地区高，也缺少系统正规性的培训，使得落后地区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不及经济发达地区。从自由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是与考试公平原则有些矛盾之处，但从调动落后地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当地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等角度看，则有其合理之处，所以政策越向后发展越成为了从考试公平趋向于区域公平。所以，对于高考公平与区域发展公平的矛盾，是没有肯定的完美的解决办法，只有在努力照顾天平两端的形势下求得中间的平衡．发达地区有好的教育水平，吸引更多的人才，那么更多的优质教师资源投入到教育事业中，这就变成了一个教育的循环。为了打破这样的教育循环，只有加大对偏远地区的教育关注度，可以分别从教育经费和优惠政策两方面进行。从教育经费方面，加大偏远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从政策方面来讲，可以用优惠政策吸引优质的教师资源。从这两方面的实施，可以尽量缩小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教育的公平。同时，分省定额录取政策也应该确定一个分省定额的规则，这个规则可以根据各省的人口基数、考生数、国家重点大学数以及上年的招生数来确定每年在各省的招生定额数，逐步改变国家重点大家对各省招生名额投放极不均衡的做法。这样对维护教育公平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不仅纠正了重点院校在北京、上海等地招生比例过高的现象，照顾到了偏远和区域落后地区，同时充分考虑了区域人口和报考人数较多的省区的利益。依据历年高考录取情况，制定每年各大高校的录取人数等录取条件，在高考前公布录取的要求，使信息公开化，让考生有针对性的选择合适自己的学校。

一教育政策与教育公平概说

（一）教育政策。对于教育政策，学术界暂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日本学者村田翼夫认为“教育政策乃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公共方针之体系”[1]。娄成武、史万兵学者认为“教育政策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动态发展过程，是政党、政府等政治实体在一定历史时期，为了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和任务而协调教育的内外关系所规定的行动准则和依据。[2]”张焕庭学者在《教育辞典》中把教育政策定义为：“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教育工作制定的基本要求和准则。[3]”根据以上观点的罗列，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各位学者对教育政策的内涵并没有统一的解释，但却有着共通之处。概括而言，教育政策就是指国家政治实体为实现一定教育目标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它具有以权威性、目的性、实用性等特征。（二）教育公平。对于教育公平的内涵和定义，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解释。刘平秀学者认为：“教育公平是指人们不受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民族、种族、信仰及性别差异的限制，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4]”李之国学者认为：“教育公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人类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的平等与受教育的非基本权利的不平等。[1]”胡森学者对教育平等有三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起点均等，指入学机会均等；二是过程均等，指教学条件均等；三是结果均等。”根据以上观点的罗列，可以看出，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教育公平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存在较大差异。综合以上观点，笔者对教育公平的内涵和特征做如下概括。1.教育公平具有普遍性。人人都具有享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不受外界任何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存在于全人类之间，具有普遍性。2.教育公平具有相对性。从横向上看，所有学生在相同阶段应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权力；从纵向上看，所有学生在不同阶段应根据实际情况应该享有不同的教育机会和权力，因此具有相对性。3.教育公平具有过程性。入学机会平等是最基本的平等，是最低诉求，处于金字塔底部；过程公平是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感受到的公平程度，处于金字塔中间；结果公平是对教学效果的要求，是教育目标层面的体现，处于金字塔顶端。教育公平是一步一步达成的，具有过程性。（三）教育政策与教育公平的关系。1.教育政策作用与教育公平教育政策是一种政策导向，具有相应的行为标准和准则，当人们在执行标准和准则的同时，就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教育意志，是偏向于经济发达地区而忽视落后地区还是全面均衡发展，是偏向于城镇而忽视农村还是城乡统筹发展，这些都体现了教育政策的态度，有关教育公平的问题也就自然产生，教育公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教育政策执行的结果，是教育政策执行结果的衍生，因此，教育政策作用于教育公平。2.教育公平反作用于教育政策在教育政策执行之后，相伴而来的是教育公平问题。教育政策在执行之后所反映出来的教育公平问题又反作用于教育政策，党和政府会根据教育政策的执行所体现出的教育公平问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反映而不断调整修改教育政策，因此，教育公平反作用于教育政策。

二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与教育公平

（一）义务教育入学政策解读。1986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第九条明文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就近入学”政策就此产生，由此，各级地方政府在各地划分学区，学生只能在规定地理范围内的学校就读，不得跨学区就读，学校也只能在所辖地理范围内招生，不得跨学区招生。2006年，重新调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对“就近入学”政策有一定的调整，在第十二条中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在进一步强调“就近入学”政策的同时，增加了户籍制度的限制，学生必须在户籍所在地才能入学。2015年，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保留了2006年的“就近入学”规定，可以看出，“就近入学”政策将继续贯穿于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二）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就近入学”政策明确了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的权利，明确了地方各级政府保障其在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权利的义务和责任。“就近入学”政策经过多年的推行，成绩斐然，据调查表明，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有73.46%，近四分之三的学生实现了就近入学，且我国66.64%的家长认为就近入学是常必要的，这充分说明“就近入学”政策取得不错的成绩和效果，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公平事业的发展。但是，虽然大多数学生实现了就近入学，大多数家长也认为就近入学是非常必要的，但“就近入学”这一政策在教育公平问题上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1.高额的择校费有失教育公平与“就近入学”政策相伴而来的是“择校”现象的产生，择校费居高不下有失教育公平。“择校”就是在教育资源不够均衡的情况下，选择上一所好的学校。虽然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有近四分之三的人选择了就近入学，但依然有26.54%的学生选择了“择校”。尽管择校费居高不下，家长和学生依然希望赢在教育的起点，为将来做好铺垫，由此，“择校”便成为一股浪潮。客观地说，人人都有上学的权力，人人都有接受高质量教学的权力，“择校”是人们追求高教育质量的结果，因此它并不是“就近入学”政策的对立面，但是，许多有着较好教育资源的学校向学生收取高额择校费，使得底层人民无法承受，只能放弃高质量的教学，获得普通教学，这又有悖于失人人都有接受高质量教学权力的公平性，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就近入学”政策的本意，有失教育公平。2.流动人口子女难享教育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明文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可以看出，国家正在大力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但是，流动人口子女上学依然不易。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有近2千万，失学率高达9.3%，这就意味着全国有近200万流动儿童失学、辍学。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就近入学”政策户籍制度的限制。流动人口子女流入所在地公立学校教育资源有限，且部分地区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公立学校在满足本地学生就学的情况下，很可能无暇顾及流动人口子女，使得他们不得不转向私立学校，而私立学校学费昂贵的现象一直存在，这些就造成了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进而加剧了失学率和辍学率。

三建立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公平机制的途径

（一）改进“就近入学”政策实施环境。“就近入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的基本公平，有利于学籍管理，总体运作良好，但仍然需要完善。第一、增加义务教育经费，合理配置教学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校际差距，尤其是缩小教学质量的差距。第二、统一学校建设标准，实行义务教育标准化发展，让每一位学生享受同等的教学环境。（二）完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本意是方便学籍管理，保障教育公平，但是，流动人口子女也正是因为户籍制度政策而产生了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由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入学户籍制度。第一、义务教育是政府行为，加大政府关于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问题的责任、增加对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以及健全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以此来保证流动人口子女有学可上的基本权利。第二、逐步调整户籍制度，破除体制限制。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某网站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一项有11168人参加的调查显示，91.7%的人认为有必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对普通人而言，户籍制度改革最大的作用是方便孩子上学，持这种观点的占总体的51.7%；由国务院14个部门组成的6个调研组，2006年分赴几个省市就户籍制度改革工作进行综合调研后认为，当前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时机基本成熟。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问题是教育公平的体现之一。

多年来，我市一直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学生中开展时事政策教育，不断探索时事政策教育新的形式和有效途径等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精神，进一步提高中学生时事政策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开展时事政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时事政策教育是中学德育的重要内容，它对于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养成关心国家大事的良好习惯，激发爱国主义情感，逐步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和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生动、活泼的国情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

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学要把时事政策教育作为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统筹好教育内容、方式、时间。

二、要把时事政策教育落实到每一所中学、每一个学生

中学时事政策教育要以当前国内外形势、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内容为主，要在总结多年来在初中学生中开展时事政策教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生的时事政策教育，切实把这项教育落实到每一个中学生。

【正文】

中国现代师范教育源于鸦片战争之后，最早成立的师范教育机构当数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于1897年所设的师范院，而真正开启高等师范教育的是1902年在京师大学堂所设的师范馆。历经了艰难历程而形成的以各级各类正规师范教育为主体、多种教育机构参与的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多元化的我国师范教育体系，正负担着世界最大规模基础教育师资的培训任务，仅1980年至今，已为中小学培养教师近700万，接受学历培训教师500余万，在师资培训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教育科研上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中国师范教育基本是公立的，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因而，师范教育的成败系于政策一身，政策是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及师范教育的世纪走向

中国基础教育规模巨大，学生近三亿，教师逾千万。走向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称“三大乐曲大协奏”：即从上学型转向普及型，从普及型转向精英人才型，从少数英才模式转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现在，三种转型同时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交叉作用着，这就促使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呈现新的走向。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复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人员的多样化流动，师范教育也相应进行了多种改革尝试。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从政策上确认允许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中国师范教育自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单一定向型体系被打破，呈现出新的走向：

[摘要]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对于解决贫困师范生的就学问题、保障基础教育师资质量、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该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对非部属师范院校会产生新的不公平；真正热爱教育事业的师范生不一定能享受政策优惠；落实免费师范毕业生的职后保障成本太高；免费师范生的学习动力、培养质量难以保证等。对此，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提高我国教师的待遇；增强师范生的学习动机；注重免费师范生的培养质量；积极探索师范教育免费制度的多种模式。

[关键词]师范生免费教育；意义；问题

200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从2007年起，考入这6所学校的师范生不仅免交学费和住宿费，还能得到国家的补贴。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曾实行的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重返大学校园。当年9月，随着首批10933名免费师范生先后进入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就读，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落实跨出了坚实的第一步[1]。与此同时，新的问题也随即进入人们的视野：免费师范生教育将给师范教育带来哪些影响？师范教育该如何改革？对免费师范生应当如何培养？本文试图对此做初步探讨。

一、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背景及意义

自1997年开始，师范大学逐渐实行收费制度。10年后的今天，师范教育收费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报考师范院校的优秀生源明显减少；师范院校毕业生中相当一部分主动放弃教育工作；由于倾斜政策不到位，中小学教师不可避免地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贫困地区走向发达地区，从一般学校向重点学校集中，教师资源分布不均日趋严重。同时，由于对高师院校的发展缺乏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师范教育呈现被弱化的倾向。从长远来看，这些均不利于教育的百年大计。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直接影响到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广大农村地区，师资匮乏问题成为农村儿童失学、转学的重要原因。而同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高质量的优秀师资的需求量也必将快速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培养、输送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成为高校尤其是高等师范院校当仁不让的责任。如同高水平大学必须要办好本科教育一样，师范大学首先要办好师范类系科专业。当然，师资队伍的建设需要投入，需要建立健全法规政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政策公正参与主体政策内容

论文摘要：教育政策是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教育工作制定的基本要求和行动准则。公正的教育政策要保障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与资格的认定的公正。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参与主体必须具有公正意识，教育政策内容必须遵循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

教育政策是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教育工作制定的基本要求和行动准则。随着政策科学的兴起，教育政策研究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1]教育政策问题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人们除了从政策学角度分析教育政策外，广大的学者还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来分析教育政策，伦理学视角是近几年来人们分析教育政策问题采用的视角之一。

一、教育政策公正的内涵

公正是伦理学的重大问题之—，这个概念涉及的范围很广，它既是法学概念、政治学概念又是伦理学概念。在伦理学中，公正是指人们根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办事公平正直、坚持真理、合乎情理、不存私心。它反映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体现人们的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2]所谓教育政策公正，就是指教育政策要保证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可能的教育平等，保证受教育者教育起点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也就是说，教育政策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保证公正：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的分配、受教育者的发展条件的分配和受教育者的发展水平和资格的认定。

（一）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

摘要：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它包括教育政策问题认定、教育政策议程、教育政策决定和教育政策表达与合法化等几个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今天，我国的教育政策正在走向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关键词：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政治文明；民主化；科学化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任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与决策机制研究是发展我国政治文明，促进教育政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内容，对提高我国教育政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

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这不仅是因为它要受到政府内部因素如政府部门、公务人员和决策体制等的影响，而且要受到政府外部的利益集团、研究机构和大众民意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任何一种把政策制定过程简单地看作为线性或理性化过程的倾向都是危险的。

一般来说，对教育政策制定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把教育政策制定理解为整个政策过程，它包括政策问题、政策议题、政策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几个阶段。一种是把教育政策制定理解为政策形成(policy—formation)或政策规划(policy—formulation)，指从问题界定到议案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前者是广义地理解教育政策制定的概念，它把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环节称为后政策制定阶段。后者是狭义的概念，认为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与教育政策执行过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本文所探讨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就是从狭义上来理解教育政策制定。它主要涉及我国教育政策制定到底经过了哪几个阶段(process)以及与之相关的在此过程中各政策主体(actors)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摘要】受到科学进步模式启发，公共政策分析者把政策的变化总结为两种基本变化模式即常规变化和范式变化。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政策中选取以农村教师教育为代表的常规变化政策，以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为代表的范式变化政策。通过回溯性的分析和总结教育政策的嬗变动因与规律，我们发现，进行常规变化的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发生率最高，并为政策实现革命性的变化和跨越式的发展作量的积累，只有常规变化和范式变化两种政策变化模式适时交替，政策才能最大可能地实现预设目标和取得社会效益。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常规变化；范式变化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D.Lasswell)与丹尼尔·勒纳(DanielLerner)1951年发表的《政策科学：范围与方法最近的发展》以来，政策科学的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主流的话题。“政策是一个有目的活动过程，是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行动”[1]。随着我国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教育政策越来越成为服务型政府破解教育领域问题的有力工具，规范和管理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帮手。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政策作为处理和解决农村教育积贫积弱现状的良方，是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指路人。因政策自身具有运动、发展和自我更新的特性，政策与周围环境处于自我修正的动态变化过程，现实中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运行并不是一以贯之，而是因时、因势进行自身调整，无法做出适时调整的政策变动势必会滋生腐蚀性的流弊。

1政策变化的基本模式

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他把科学进步模式概括为：第一，前科学时期；第二，高度累积性的常规科学；第三，违反支配常规科学的范式出现，科学共同体的专业承诺发生位移；第四，科学革命时期新理论出现。科学进步是在渐进变化和和飞跃性的质变交替中进行，因此，借用该种进步模式，政策分析者提出了两种政策变化的基本模式。

1.1常规变化模式

摘要：近二十年来，在省政府和教育厅的持续关注下，山西省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持续稳健发展，资助体系不断优化，山西省教育事业得到长足进步。本文对山西省财政投入总量和结构两大方面进行分析，总量上采用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进行评价，结构上从各层级间教育支出和城乡教育支出两方面经行分析，根据总量和结构相关指标的分析，得出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的评估结果，并对相关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教育；绩效指标；绩效评估

一、进入新世纪后山西省教育政策历史进程及主要成果

在这20年间，我们国家从第十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当中，对教育的关注度逐渐上升。总体上来讲，从2000年到2019年间，虽然政府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使得在校生人数数量上呈现下降趋势，学生的平均入学率逐年上升。与此同时，学校总量也逐渐减少，专任教师数量也逐渐下降，但是下降幅度没有比学生数量下降幅度大，这样使得平均每个老师对应教授的学生数量减少，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质量。基础教育：在省政府教育财政投入不断增长的趋势下，对农村基础教育逐步推进九年义务教育，调整优化中小学的布局，在2006年，普九教育工作的建设工作得到验收，“十一五”计划期间连续五年初中小学入学率达到99%，并且逐步加强对农村学校教学设施的完善，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在硬件上的差别，逐渐建设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在“十一五”期间第一次将高中教育单独划出，开始作为我省教育关注重点，进一步加强我省高中阶段教育，优化高中教育结构，鼓励普通高中发展多样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的升学机会。2019年高中学生毕业数是2000年的三倍。高等教育：在“十五”期间，太原理工大学作为全省唯一一所“211工程”建设取得一定进展，山西大学也成为省政府与教育部共建的大学。在此之后，省教育厅分三期加强建设两校的创新体系。之后逐步推行大众化高等教育，截止2019年底，山西省普通高校研究生在校生人数为3.86万人，普通本专科生在校人数为80.20万人，是2000年研究生数量的14倍，普通本专科生数量的6倍，高等教育建设效果显著。中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后，中等职业教育建设得到不断发展。在2000年至2005年间，我省加大在中等职业教育中经费的投入力度，建设国家级重点、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不断扩大办学规模，紧密结合我省支柱产业的需求建设示范专业与实训基地，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职业教育当中，并鼓励加快技能实用人才的培养，不断提高我省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素质。2011年我省中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最大值61.94万人，截止到2019年底，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为38.41万人，相比2011年下降幅度达到38%,但是整体上看，我省教学覆盖率却得到显著提升。

二、山西省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与绩效评估结果

为了能够客观地、公平地体现山西教育财政政策的效果，可以通过构建反映总量和结果两大类的绩效指标体系来合理评估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的情况。（一）反映总量的绩效指标反映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总量的指标分为两大类：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绝对规模是用每年山西省投入的公共预算教育支出来确定。相对规模是指，在考虑每年财政教育支出时也要对应考虑当年全省的经济发展情况，对教育支出做出更为客观地衡量。在实际生活中可以选用全省GDP来反映当年山西省的经济状况。1.绝对规模从绝对规模上来看，山西省在对教育方面的投入规模总体上是呈现上升趋势的。2007-2019年间，山西省的教育名义财政支出从181.22亿元增长至696.28亿元，12年间增长了2.84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数据上来看，平均增幅为12.6%，我省财政教育支出虽然总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增长缓慢。2.相对规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到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要占比GDP达到4%，山西省以此为目标，在2012年该比重达到4.78%，首次突破4%。该比重相比之前年份增幅较大，并且之后虽然该比重有所波动，但是一直稳定在4%以上。但是通过分析各年比重变化幅度可以发现，该比重增长速度呈现周期性变化，甚至增长幅度会出现负值，说明山西省在教育支出方面波动较大。总体上来看，该2007-2019年的平均增长幅度仅仅为3.25%。对于山西来讲，财政教育支出不管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平均增幅均较小。（二）反映结构的绩效指标选取反映结构的绩效指标本文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层级间、城乡间教育支出1.层级间的教育支出2019年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总和为696.28亿元，可以得出普通小学占比34.54%，普通初中占比23.79%，普通高中占比14.06%，中等职业学校占比9.14%，普通高等学校占比18.33%。通过数据比较可以看出，教育经费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小学占用，小学教育社会效益是相当明显的，所以山西省在该部分的投入比重较大可以理解。但是整体上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对高等教育的支出并没有跟上初等教育的投入规模。根据经合组织之前的《OECD教育概览摘要》中的要求经合组织国家高等教育生均成本应该是小学的2.4倍，而山西省的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是小学教育生均成本投入的1.5倍，相比要求的数值来讲是偏低的。2.城乡间的教育支出中高等院校在山西省主要分布在城市，所以对比分析城乡间教育支出的差异就集中到了初等教育之上，通过比较2019年初等教育的资源分布来分析城乡教育支出的差距。2005年—2019年随着城镇小学学生数量的增加，城镇小学中的专任教师也在逐年增长，表现为生师比变化不大；反观农村小学学生数量却在逐年下降，农村小学专任教师数量也在逐年下降，但是教师的下降幅度小于学生的下降幅度，表现为生师比下降明显，城镇小学与农村小学的生师比在2005-2019年间均小于规定的标准。山西省在小学师资力量配置方面成效不错，一直低于规定比例。除此之外，随着农村人口进城求学现象的出现，虽然小学学生与小学教师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是山西省政府在逐年增加城镇小学教师的数量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农村小学教师数量减少的问题，通过控制农村专任教师的流失使得城镇与农村的生师比都呈现下降趋势。城镇中学生在校生人数在2005年—2019年间先增后减，在2011年城镇中学在校生规模达到最大，与此同时，城镇中学专任教师数量没有随着学生数量的减少而减少，山西省政府反而扩大了城镇中学专任教师的规模，表现为从2011年开始，山西省的生师比逐年下降，城镇中学生师比在2011年往后开始低于规定标准。反观农村，一方面来讲，农村中学生师比一直控制在规定比例之下。另一方面，中学在校生和专任教师数量都是是逐年下降的，但是二者从2017年开始数量趋于稳定，山西省在农村中学生源流失的情况下，控制农村中学教师规模的下降幅度，使得农村中学教师的下降规模小于学生的下降规模。（三）评估结果一方面，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在总量上表现尚可。山西省财政教育投入的绝对规模表现为上升趋势，并且投入的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3%-5%之间，比较稳定。另一方面，在结构上即使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投入较少，但是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结构总体上表现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