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范文10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教育行政处罚行为，保障和监督教育行政部门有效实施教育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法。

第二条对违反教育行政管理秩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其他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实施处罚。

第三条实施教育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公正、公开、及时的原则。实施教育行政处罚，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纠正违法行为，教育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二章实施机关与管辖

第四条实施教育行政处罚的机关，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必须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教育行政处罚行为，保障和监督教育行政部门有效实施教育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法。

第二条对违反教育行政管理秩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其他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实施处罚。

第三条实施教育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公正、公开、及时的原则。实施教育行政处罚，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纠正违法行为，教育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二章实施机关与管辖

第四条实施教育行政处罚的机关，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必须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教育行政处罚行为，保障和监督教育行政部门有效实施教育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法。

第二条对违反教育行政管理秩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其他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本法的规定实施处罚。

第三条实施教育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公正、公开、及时的原则。实施教育行政处罚，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纠正违反行为，教育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二章实施机关与管辖

第四条实施教育行政处罚的机关，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必须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

中美教育行政组织比较研究............................................................2

一、中美教育行政组织比较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意义........................................2

（一）中美教育行政组织比较研究的对象...................................................2

（二）中美教育行政组织比较研究的目的.......................................................3

1．把握两国教育行政组织的历史沿革...............................................4

2．探讨两国教育行政组织设置的利弊、以及经验教训................................4

摘要：本文在对加强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策划进行详细论述的基础上，对如何转变教育管理行政职能这一课题给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策划

一、加强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策划

职能的策划与设计在组织设计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这里的“上”指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下”指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结构的框架，即承当各项管理职能的各个管理层次、部门、职务和岗位。

1.加强计划职能策划，增强管理的预见性

计划工作是教育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职能，是各级教育行政管理者为有效地使用资源条件、把握发展方向所进行的预测未来、设立目标、决定政策、选择方案的连续程序，是制定计划的管理过程。具体而言，计划职能策划的步骤可以分为七个步骤：①估量机会；②建立目标；③确定计划的前提；④确定抉择的方案；⑤评价各种方案并择优；⑥制定派生计划及相应的预算；⑦计划的执行。

摘要：本文在对加强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策划进行详细论述的基础上，对如何转变教育管理行政职能这一课题给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策划

一、加强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策划

职能的策划与设计在组织设计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这里的“上”指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下”指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结构的框架，即承当各项管理职能的各个管理层次、部门、职务和岗位。

1.加强计划职能策划，增强管理的预见性

计划工作是教育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职能，是各级教育行政管理者为有效地使用资源条件、把握发展方向所进行的预测未来、设立目标、决定政策、选择方案的连续程序，是制定计划的管理过程。具体而言，计划职能策划的步骤可以分为七个步骤：①估量机会；②建立目标；③确定计划的前提；④确定抉择的方案；⑤评价各种方案并择优；⑥制定派生计划及相应的预算；⑦计划的执行。

本文作者：张霞孙俊工作单位：江苏省江苏科技大学

在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时候，中国高等教育行政过程中公共精神缺失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甚至走向了公共精神的反面，主要问题表现如下：（一）各级高等教育行政部门行政人员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思想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都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3］。官本位的要害，就是对事业、民族、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小团体负责。在目前行政主义处处盛行的大学机构之中，那些难得的、稀有的学术资源往往要通过行政手段、长官指令来进行再分配。如某某专业的杰出人士一旦做了行政长官，与他紧密相关的这个大学、这个专业似水涨船高，以行政关系为中心拥有了原来并不具备的学术资源。大学教师苦于学术框架下的艰苦奋斗，往往不如行政等级上一官半职所能够带来的“学术效应”。这构成了大学学术难以梳理的官僚化。（二）高等教育行政实践中官僚主义总是和形式主义相伴上级的官僚主义，必然会导致下级的形式主义，即关注形式、漠视内容，片面地注重形式而不管实际的工作作风。形式主义是生于官僚主义而且是应付官僚主义的最简单的手段。因此，对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替代了对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利益得到保障和实现负责，没有做到以广大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为旨趣。（三）高等教育行政政策往往体现了教育的不公平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的教育资源分配模式，是以效率为导向，“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4］将重点高等学校作为投资重点。这样的教育政策确实可以使有限的政府教育资源在较短时间内产生出较高的经济效率，但归根到底，它有悖于政府的基本职能，也有悖于教育行政的首要原则。（四）当代高等教育行政法人存在严重的“利本位”思想教育行政部门是由一批专门从事教育管理或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的人组成的，他们借助部门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可以看到，由于教育行政领域公共精神缺乏引发的不公平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在侵害每一位社会成员。

我们关注高等教育行政中公共精神缺失的现象，目的在于寻求产生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以便能采取有力措施，制定科学的政策加以控制、解决问题。透过现象，可以看到高等教育行政中公共精神的缺失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原因。（一）思维观念上僵化中国高等教育行政受我国二千多年来封建制度思想影响以及建国三十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中统一管理模式的束缚，不仅没有现代化，甚至没有近代化。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部门的垄断特权利益全面控制了学校和教师，教师不是教育的主人，教育的主人是远离学校的教育部门的行政人员。长期传统观念和集权意识使学校对上级垂直纵向的管理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一旦失去教育行政部门的全程全方位管理，反而感到无所适从，一些民办学校没有“婆婆”而找“婆婆”的现象屡见不鲜。面对这种教育行政部门无所不在的高压控制，下级部门对上面的指令机械地照搬照抄，似乎职位越高者，其言真理性越强。不少地方政府对把不懂教育的人任命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用单纯行政手段对学校教育乱干预，干着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认为理所当然，导致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上唯唯诺诺，不敢讲真话、实话；对下狐假虎威，不愿做真事、实事。（二）“以人为本”理念在教育实践中的缺乏应该说，目前我国教育界对“以人为本”已有了比较强烈的共识，但缺乏在教育实践中真正体现这一科学而先进理念的行动。高等教育行政部门还没有从管制型的政府向服务型的政府转变。判断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准，是看是否管住了下级教育部门，管住了就是工作做好了，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工作没有做好，而不是讲求人性化，以为管理对象提供了什么服务、服务是否到位作为衡量工作的主要标准。有不少地方的高校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高喊“以人为本”，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另一方面却以一己私欲为目的大搞特搞政绩工程，根本不考虑学校和学生的实际，不尊重学生和教师的意见和要求，不是以受教育者为本位，而是以管理者为本位。各级高等教育行政部门公务员缺乏为“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情怀，没有以服务学校为重点。（三）一个透明、法制、公正、平等的公共教育制度尚未建立行政程序往往是人治的程序，缺乏从制度上进行把关和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教育行政过程中的行为，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教育行政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让那些腐败分子有机可乘。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没有从制度上实现工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透明化、阳光化，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四）“经济人”人格假设在高等教育领域同样适用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说将个人看作是有理性的利已主义者，认为个人天生追求利益效用的最大化，一直到这种追求受到抑制为止。［5］政府中的个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都带有“经济人”的性质。因此社会公职人员固然有“公共性”的一面，但也有“私人性”的一面。教育部门是提供教育服务的公共部门，但在这个部门中无论是作为高校教育管理机关的高等教育行政机构，还是作为高等教育服务提供者的各级各类高校，还是贯彻执行的主体都存在着难以泯灭的通过某种不正当途径获取好处的欲望和动机。在这种欲望和动机的支使下，政府某些部门和少数学校从本身私利出发，出现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例如批条、高收费、乱收费，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总结我国高等教育行政中公共精神缺失的现象和原因，使我国高校行政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为此，当前必须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破：（一）加强学习，转变思维模式行政人员只有真正做到加强学习在理念上发生转变，才能在工作的具体做法上产生变化。高等教育行政人员要真正懂得同志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深刻思想内涵和同志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精神实质，要把人民的利益讲在口中，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中。教育是长期的事业，行政人员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的和根本的利益以及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制定教育政策从以部门、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转变到以公民利益为出发点。教育管理人员要妥善处理好学校、学生、家长的各种利益关系，做到立足于全体学生、家长的根本利益，兼顾不同层次学生、家长的多样化利益，要坚决反对违背教育规律，违背有关政策的急功近利、损害学生与家长利益的行为。（二）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高等教育行政人员要以天下苍生为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教育是培养人的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以人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各种发展能力，改善生存和生活质量，是教育的根本要义。各级高等教育行政部门要本着以服务高校为重点，学校各项工作要以服务教育教学为重点，教育教学工作要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为重点，让每位大学生都受到民主、平等的对待，让每位大学生的个性得到应有的尊重，让每位大学生均能在同等条件下成长。（三）加大依法教育行政力度，营造一个法制、公正的高等教育环境法治是政府官员私利得以遏制的屏障，没有法治现代政治理念的支撑，政府本应具有的公共精神往往会流于形式。加大依法教育行政力度，目的在于规范有关人员行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进而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主要精力在于监控公民的思想意识、言行以维护社会安定，政府的无限权力甚至可以直接干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了诸多问题。如今，教育市场化的改革在缺少民主监督和良好制度的设计的前提下，也必然导致诸多问题，所以要加强教育法律和制度建设，规范教育行政行为，确保高等教育发展的良好秩序和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四）构建一套合理的高等教育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尽快构建一套合理的高等教育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将公共责任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化，以便于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行政官员的监督。加强高等教育行政伦理建设，使高等教育系统各层级人员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形成内在的约束机制，使行政伦理规则尽可能被广泛的大众所认同和接受，并成为所有在教育战线上的公务员的基本行为准则和内心的自觉，从而促进高等教育行政的有序和高效运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教育行政处罚行为，保障和监督教育行政部门有效实施教育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法。

第二条对违反教育行政管理秩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其他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实施处罚。

第三条实施教育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公正、公开、及时的原则。实施教育行政处罚，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纠正违法行为，教育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二章实施机关与管辖

第四条实施教育行政处罚的机关，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必须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

在当代,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显然已经大大超过人类对自己这种能力的认识,无止境追求创新的欲望,卷起现代新知识地毯式轰炸的狂飙。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教育功能的高额要求，迫使人们跨越传统教育的范畴，朝着新观念、新体制的目标阔步变迁。

教育作为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成为全世界倍加关注的焦点。教育改革的关键，莫过于教育行政组织的重组和优化。在我国，把握好这一关键的一个视角，就是对中美教育行政组织的比较研究。

探讨中美两国教育行政组织理论发展的历程、模式，两国教育行政组织在组织体制、组织制度、组织职能、组织权责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层面的性质与差异，总结不同性质与类型的国家在教育行政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我国教育行政改革提供借鉴，是本文的要义。

一、中美教育行政组织比较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意义

（一）中美教育行政组织比较研究的对象

所谓比较教育行政（ComparativeEducationalAdministration)，是以比较研究法研究两种以上教育行政制度的一门科学。它分别了解、分析不同教育行政制度的特征、共性及优劣，进而归纳出教育行政的一般原理原则，为教育行政改革提供指导和参考，以促进教育的进步和发展。比较教育行政组织是比较教育行政的一个分支，涉及的内涵范围广、层次多。本文主要阐述、分析和比较的对象是中美两国教育行政组织的体制、制度、职能、权责体系及其运行机制。

本文作者：吴涛工作单位：浙江大学

通观李建勋的教育行政研究可以发现，两次赴美留学的所学所感，对李建勋教育行政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次留学美国期间，李建勋曾两次参观美国全国教育会议，会后感触良多。虽然也有针对美国教育行政的“省自为政，中央无统辖之权”［3］(P3)而提出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美国全国教育会的民主化、专门化和专业化等特点所表现出的赞誉之情。对于“美国全国教育会，内分三十余部，每部有若干委员会，每委员会有专家若干人”，“自蒙小教员以至于各省教育科长及中央学务局长，均为教育会会员，……一问题之发生也，经该会议决及公众认可后，即可见诸实行”［4］(P32－P33)等情形，李建勋十分赞赏，并且认为这些正是中国教育联合会所缺乏和亟待完善的。尽管只是参观和旁听，但李建勋在这两次美国全国教育会议中所收获的，却绝不仅仅是两篇参观记而已，其集权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的教育行政学思想的形成，实是导源于此。1921年回到国内以后，李建勋在北京高师讲授教育行政学课程的同时，继续思考着中国的教育行政问题。一次在平民教育社的讲演中，李建勋总结了中国当时教育行政的五个重大且急需解决的问题，即教育法律问题、民意机关问题，调济人才问题、促进专业问题和学款分担问题。通过对这五大问题的分析和总结，李建勋的教育行政学思想开始初步形成。在教育法律问题上，李建勋认为，“民治国，宪法上一定要有教育法律，所有教育部应做的事，和总长、厅长、视学等应做的事，统统用明文规定出来”，“教育法律定了出来，人民即可执之以为促进教育的鞭策。”在民意机关问题上，李建勋认为，“中国教育的机关，即使不能完全由民意组织，也要有一部分民意。使人人有合作的机会，人人有作事的兴味，民治精神，方能发展，办事成绩，方能优良。”在调济人才问题上，李建勋认为，“作事任劳的人，反比高坐堂皇的人薪水减少，这是极不公平的”，因而主张“提高劝学所长及视觉资格，以高师卒业以上为限，增加劝学所长及视学薪水，使他们安心尽力”。在促进专业问题上，李建勋认为，应通过薪金制度、休养制度、职业保护令等经济手段和夏期讲习会、半工半读、参观旅行等学业手段来培养和造就教育专业人才，促进教育行政的专业化。在学款分担问题上，李建勋认为，“地方对于教育，仅须担任建筑及设备费。其他费用如教员薪金、年功加俸等则由中央与各省供给之。即使不能完全担负，至少亦必担任其一部分乃有指挥之权，而使各地得平均发展之势。”［3］(P13－P14)从李建勋在上述五个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可知，强调教育立法和民意教育机关，主张调济人才和促进专业发展，正是其追求教育行政的民主化和专业化的体现;而提出由中央和各省与地方共同分担学款，以保证各省与中央同时享有对地方教育的指挥之权的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李建勋的教育行政集权化思想。李建勋教育行政集权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的思想，在他第二次留学美国期间所撰写的《直隶省教育行政组织之改革案》①中，得到了更为明确而具体的表述。这份改革案乃是“斟酌吾国之国体、民情，及参考美国由百余年经验所得之理论及事实而成”，其讨论的重点即为“省集权、民治制及专业化之教育行政组织”三个方面。［5］(P1)李建勋在改革案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教育行政的三大弊端:其一，“中国幅员阔大，各省需要未必尽同，若强为集权而划一之，中央有鞭长莫及之势，地方受削足适履之苦”;其二，“国号共和，政权民治，若专靠官吏，则民意弗属，教育难期长足进步”;其三，教育行政机关为各种教育活动之原动力，倘非专家主持其间，进行则若无指引。”［5］(P1)中央对教育的集权而划一，正表明各省无教育立法与行政的实权;而专靠官吏，缺乏民众同情，且无教育专家主持其间，乃是由于未能构建保障民意的教育法律并缺乏对教育专业人才应有的重视。基于上述认识，李建勋在对比了中美两国教育行政状况之后，便提出了各省应“组织一种教育行政机关，包有董事会以事立法，及教育专家之教育厅长以司行政”［5］(P17)的改革主张，并给出了改革现行教育行政制度的具体方案。他认为，省教育董事会应由省长和全省公民共同选任，以无党派及行政职务的著名教育家及有名望之人物任之，教育厅长则由省教育董事会任命，以品行端正、有博士学位(或得学士学位后复受三年教育训练)及从事教育事业三年以上者任之;省教育董事会任期应定为14年，教育厅长任期虽不固定，但“第一年后留任者，其后四年不得更动”，以避免教育厅长任期“以教育总长及省长之喜怒为转移”［5］(P9);省教育董事会具有立法、任命、监督和管理等职权，教育厅长为省教育董事会及教育厅之行政首长，教育厅长之下分设教育厅各股(包括教育研究股)，由“有教育训练之人员组织之”［5］(P34)，以实现其作为专业领袖(制定并执行教育政策，对各级各类学校工作进行监督，讨论、考察教育需要及促进教育活动之方法，增进教育专业兴味)及法律(制定及解释教育规程，提出新法案或更改现行法案，受理学校控诉)、统属(监督考试，订定课程，制定教科书及参考书一览表，审核各级各类学校)、合作(与省立各厅及地方机关合作)的职能。通过上述改革主张可以看出，第一，李建勋所主张的省集权，即是指省教育行政机关应在行政权和立法权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与稳定性，以更好地满足教育发展的不同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教育系统为不良政治所牵制影响。第二，李建勋所倡导的民治制，即是指通过选任代表的方式，使各方都能够实际参与教育行政，并由此形成一种积极的同情，促进教育行政的民主化。第三，李建勋所强调的专业化，即是指以专门化为前提，将纷繁复杂的教育事务分归各科，再由品行端正、受过一定程度教育训练的专业人员进行管理。随着直隶省教育行政组织改革案的提出，李建勋集权化、民主化、专业化的教育行政学思想已经基本形成。

李建勋在对中国教育行政的改革和整顿做出颇多理论贡献的同时，也在学校管理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其教育行政学思想也同样体现在学校管理方面的研究当中。1927年，李建勋应邀到香山慈幼院为师范生进行讲演，讲演的内容经人记录后，以“小学教育行政概要”为题由香山慈幼院整理出版。《小学教育行政概要》(下文简称《概要》)一书，乃“综合东西各国之学制，而参以本国各学校之所经验”［6］(P2)而成，是体现李建勋学校管理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在《概要》一书中，李建勋首先对中国小学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分析之后指出，无论是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中国小学教育，均甚幼稚，改良之道，非从小学教育行政入手不可。”［6］(P10)一直视教育行政为教育活动原动力的李建勋，提出由行政入手而改良小学教育的主张，正是其“原动力”思想的自然延伸。为了便于分析和说明，李建勋在《概要》一书中，将小学教育行政分为外部行政和内部行政两个方面。外部行政重点探讨学校外部行政，即县、自治区、学区与学校的行政关系，内部行政才真正涉及学校内部的行政管理。在外部行政方面，李建勋以国民及高小学校令为纲目，对县、自治区、学区与各学校在教育行政上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对于体现在各学校令中的“县知事握教育行政全权，劝学所或教育局等于虚设”的状况，李建勋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他所肯定和支持的，是由作为专业人员群体的县教育局统辖县内教育行政和各学校的管理事务。对于某些重要问题(如教师的任免或教材的选定等)，可经教育局长上报县知事，或由教育局长召集各校校长会议以作决定;县属各自治区内应按所分学区推选学务委员，由县知事任命，以辅助区董分管自治区内不同学区的各个学校。一县的教育行政事务，应由教育局这一专业部门来总其责，并由区董、学务委员、各校校长和教师等共同参与管理，而不是由总揽全县事务的县知事独掌大权。这样的观点所体现的，正是李建勋教育行政集权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的思想，只不过此时李建勋基于集权化思想所主张的，是县教育行政机关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在内部行政方面，李建勋认为，有六条原则应该切实地注意和遵守:第一，“教师可参与行政事宜”，以实现“校务分掌”;第二，“校长之时间，须用于最关重要之事项，其例行公事，则分配于他人”;第三，全校行政组织须“责专而保有联合关系，权集而不失合作精神”;第四，“每一行政单位之职权，须规定清楚”;第五，“为解决重要问题起见，可设各种委员会，以专责成”;第六，“学生自治会之设立”，“应采渐进主义”，“应于设立该会之宗旨相符。”［6］(P19－P21)这六条原则的提出，同样体现了李建勋教育行政集权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的思想。将这六条归结起来，其核心仅为一条，即“责专而保有联合关系，权集而不失合作精神”。首先，“责专”即是指职责的专门化，而李建勋所强调的教育行政专业化，正是以专门化为基础和前提的。其次，李建勋主张教师和学生可以同校长和管理人员一起参与学校行政事务，并且希望他们之间能保持联合，不失合作，这正是其教育行政民主化思想的体现。其三，“权集”正反映了李建勋的集权化思想，意指校长之下的各个部门保持其工作的独立性。李建勋曾在探讨学校组织制度时，表达过他对独裁和集议的观点。他认为，独裁和集议是各有利弊的，前者虽有可令“办事敏捷，责专事举”的优点，却“易于偏执，难期合作”，而后者虽可“集思广益”，体现“合作精神”，但却容易产生“办事迟钝，责任不专”的问题。［6］(P23－P24)于是，李建勋主张，“事务不妨分开办理”，而“最末执行仍由校长负责。”［6］(P24)在提出了小学教育行政的六条原则之后，李建勋又表达了对小学行政组织的看法。他认为，合理且高效的小学行政组织，应是校长之下分设训育、教务和事务三部，每部的常规事务由部主任办理，如遇重要问题，则召开一部会议，由部主任担任会议主席，如遇与两部或三部都相关的问题，则召开二部会议或联合会议，由校长担任会议主席。这样的组织系统，既使权力责任得到了集中，又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同时还保证了教育行政的专门化。

李建勋的集权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的教育行政思想，十分明显地受到了美国的影响。然而，对于美国的经验，李建勋并非只是单纯的模仿，而是采取了批判扬弃的态度。他虽然认为中国各省的教育行政应该保持强有力的集中制度，但是，对于美国教育行政的各省分权，他也并非完全赞同，而是认为“其教育行政渐由分权而变为集权，教育制度渐由分歧而趋于划一也必矣。”［3］(P4)因此，他并不主张废除中央的教育部，只是主张对教育部的职权进行一定的限制［3］(P169)。同时，李建勋的教育行政思想还是不断发展和深化的。1929年重回北师大任教后，李建勋对地方教育行政问题展开研究，并撰写了《地方教育行政之理论及其实施》(1930年)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但提出了教育行政机关的第五项职能———会商，而且还提出教育行政机关应分设二部的构想。会商的职能是指教育行政机关可以设立协商委员会，以了解各个层面上的教育工作者的经验，作为其推行教育政策的参考;而分设二部则指教育行政机关既应设置负责执行的部门，又应设置负责建议的部门。李建勋试图通过会商和分设二部的办法，让教育理论学者、教育技术专家及各级各类学校的校长、教师共同参与教育行政工作，正是其早期的教育行政民主化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另外，在这篇文章中，李建勋还提出了科学化、专业化和人才主义等教育行政机关的工作原则。他认为，其一，科学化的教育行政，应包含调查、统计和理论分析等环节，这些环节均应由专业化的教育行政人员来完成;其二，专业化的教育行政人员，不但要具有端正的人品、受过专业的训练，还要有忠诚的信仰、牺牲的精神，以及毅力和恒心;其三，只有尊重并重用专业化的教育人才，教育行政机关的整顿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的教育事业才有可能取得更好的发展。此时李建勋对教育行政人员的专业化要求主要还是“质”上的，至1941年，李建勋在他的《论教育行政之改进》一文中，更进一步地提出了“量”的要求。他认为，欲使教育行政机关“充分发挥其效能，非得有受过专业训练者主持之不可”，而“理想的教育行政人员至少须有百分之九十为大学卒业者，且大部分为学教育者。”［7］由如上观点可知，李建勋教育行政专业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深化和完善的。李建勋的教育行政学思想，多体现在他的改革建议和具体主张之中，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然而，作为早期的教育行政学者，他不但对教育行政极为重视，将教育行政机关比作“头脑”，视教育行政为一切教育活动的原动力，进而强调要保持教育行政机关的独立性、稳定性和权威性，而且还主张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均应设置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民意机关，使包括教育行政人员、教育家、学校校长、教师及学生等在内的不同层面的人，都可以参与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同时他还认为，专门的教育行政人员，应由教育学方面的专业人才充任，以实现教育行政的科学化和高效化。李建勋的这些思想，对民国时期的教育行政，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也十分值得我国当前的教育管理者们去反思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