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效率范文10篇

内容摘要：农产品的交易效率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运用交易费用理论，通过对不同交易方式下农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分析，认为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农产品，交易费用，农业专业化龙头企业，制度安排

中国是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到实现扩大内需政策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提高农产品的交易效率、降低农产品的成本。本文试图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费用”，通过对不同交易方式下农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分析来探讨我国主导农产品交易的制度安排。

一、交易成本的理论分析

对交易成本的认识与理解始于科斯发表的《企业的性质》(1937)[1]，最初是从市场交换、市场定价机制的角度来考虑交易成本。科斯认为有许多因素涉及交易成本的产生：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中，企业的存在是因为它能减少市场运行的成本。交易成本是使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主要包括获取市场信息、准备合约的成本，达成合约的成本，监督和实施合约的成本；威廉姆森在《市场与等级结构》(1975)[2]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1985)[3]阐述和发展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如同物体运动存在摩擦力一样，交易活动中都存在交易成本、不存在交易成本是无法想像的，交易成本还应分为事前的交易成本(为达成一项交易进行谈判和缔结合约的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交易达成后所发生的成本)。他在接受了西蒙(Simon)“行政人”即有限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又首创了“人的机会主义”假设，经过分析认为人的有限理性使交易合约不可能是完全的，由此产生交易成本，“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直接影响市场交易效率：市场交易双方不仅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得达成合约的难度增加，履行合约的风险加大，从而产生和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现实经济中还存在不确定现象，使本身很复杂的一项交易更加复杂，产生极高的交易费用。因此，理性有限性、机会主义行为和未来不确定性等几种因素使市场作为一种交易的管理机制效率很低，产生市场机制的失效。但市场上还有竞争这种力量可以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如果市场上的交易主体数目很少，如垄断，那么非垄断交易一方市场交易费用就很高。因此，市场机制只有在理性有限性、机会主义行为、未来不确定性和小数目条件四种基本条件综合作用下才会失效。虽然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尚未发明一种可行的计算交易成本的方法，但是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确实很高：诺斯估计美国的交易成本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5%到50%，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在香港地区国民生产总值高达80%。杨小凯[4]把交易成本分为外生交易费用与内生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双方在决策前就知道其水平的交易费用，它包括运输费用、贮藏商品造成的费用等，内生交易费用指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利益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扭曲，这些费用都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过程中不可避免而产生的。交易成本的存在是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制度的存在主要是降低内生交易成本,同时降低外生交易成本。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制度的存在可以减少交易活动中的不确定性，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交易效率，节约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内生交易成本极高，交易活动不可能正常进行，交易结果不可能是可预期的和富有效率的。

二、农产品交易方式社会交易成本比较研究

生产前沿面与DEA方法

生产前沿面与DEA方法的适用性1957年经济学家MichaellFarrell对生产效率的测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工作［16］．指出对于给定的生产要素，选择要素投入的最优组合和产出品的最优组合，以最大可能的劳动生产率组织生产，这种生产函数所描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称之为生产前沿面（productionfrontier）［17］．实际的生产过程并不全是在最优状态下进行的，传统上用实际数据直接回归拟合得到的生产函数，没有考虑产出的有效性，反映的只是各种投入要素组合与平均产出之间的数学关系，这种平均意义下的生产函数有悖于生产函数的理论前提．生产前沿面研究分为两大分支［17］：参数方法与非参数方法．非参数方法中，DEA方法是目前最常用的非参数效率测度方法，是1978年由美国经济学家Charnes，Copper和Rhodes［18］首先提出的．通过DEA方法分析可以得到每个决策单元的生产效率，分清有效单元与非有效单元的边界，并指出非有效决策单元的原因和程度．生产前沿面与DEA方法在工程项目交易方式生产效率比较中的适用性包括以下3点：（1）由于工程项目的随机性强、不确定性因素多，因此，有许多工程项目不是在最优生产效率下进行的．Ibbs等［19］、杨秋波等［20］在对PDS进行研究时，都是面向工程项目的绩效，即认为某种PDS下，工程项目的绩效好，可以表明它采用的PDS是适宜的．但这忽略了工程项目的生产效率，即虽然项目绩效很好，但是工程项目投入也多，也就是说，这种绩效好是由于工程项目大量成本、时间、人力的投入换来的，而工程项目所采用的PDS并不一定是适宜的．因此，从工程项目生产效率的视角比较PDS更加符合实际．（2）工程项目参与方众多、消耗资源多、绩效衡量指标繁多，因此投入与产出指标的种类都非常多，而生产前沿面方法中的DEA方法适合于这种大型复杂的生产系统，它能够处理多输入、多输出的系统．（3）大多数研究PDS的学者采用的方法在比较分析过程中都需要人为地进行指标重要性的评判与打分，因此结果往往主观性较强，而生产前沿面研究中的DEA方法无需事先评判权重，只需根据观测数据，就可以得到指标的重要性，因此相对而言，得到的结果更客观、更可靠［21］．因此，作为构造工程项目生产前沿面的方法，DEA是非常适合的．DEA模型的选择DEA方法中最基本的模型是CCR模型［22］．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决策单元有m种输入，s种输出，其中每个决策单元j（j＝1，2，…，n）对应一个输入向量Xj＝（x1j，x2j，…，xmj）T和一个输出向量Yj＝（y1j，y2j，…，ysj）T．从输入导向角度的CCR模型，表示为minθ0s．t．∑nj＝1Xjλj≤θ0X0∑nj＝1Yjλj≤Y0λj≥0，j＝1，…，n式中：θ0为决策单元DMU的效率值；Xj为投入要素组合；Yj为产出要素组合；λj为相对于DMU0重新构造一个DMU有效组合中第j个决策单元的组合比例．当θ0＝1时，称DMU0为CCR有效，即在该系统中，在原投入的基础上所获得的产出已达到最优．CCR模型能够测量工程项目的相对生产效率，指出效率相对最优的工程项目，适合构建PDS生产前沿面，进行不同PDS的比较．

工程项目交易方式生产效率指标体系的构建

投入指标设计工程项目作为一个生产过程，有一定的投入．DEA方法一般考虑实体投入，如成本、时间、人员、机械、材料等．但是人员、机械、材料这些指标与成本和时间有很大的相关性，鉴于工程项目的大部分实体投入都可以体现在成本和工期两方面，而且从业主角度考虑，成本和工期都是越少越好，因此，将成本和工期作为构造PDS生产前沿面输入指标．但是工程项目的成本和工期随着工程项目的规模变化很大，绝对值差距大，会造成计算误差．因此本文拟采用比率形式，选择对应于成本和工期的成本超支率和工期延期率作为投入指标．对于新建的需要选择PDS的工程项目来说，成本超支率和工期延期率应相应地选择业主最大可以承受的成本超支率和工期延期率，其计算公式如下：C＝Pa－PbPb×100％式中：C为成本超支率；Pa为项目实际合同支付价格；Pb为项目中标价格．T＝Ta－TpTp×100％式中：T为工期延期率；Ta为项目实际完成工期；Tp为项目计划工期．产出指标设计PDS影响着项目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项目目标的实现．因此，本文采用项目绩效作为构造PDS生产前沿面的产出指标．虽然DEA对生产前沿面的输入输出指标量纲没有限制，但当构建工程项目生产前沿面时很多指标无法定性衡量，因此工程项目绩效衡量指标通过打分的形式获取．由于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PDS，而并非所有的工程项目绩效衡量指标均与PDS相关，因此本文首先通过文献综述比较采用各种PDS的项目绩效，分析PDS对项目绩效的影响．Konchar等［8］通过一系列指标，对采用不同工程项目交易方式的351个工程项目进行了绩效对比分析．这些指标包括成本增长、进度增长、设备启动的难度、运营和维护成本等客观定量的指标．CII（constructionindustryinstitute）［23］将绩效比较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成本、工期、安全、返工、变更等5个方面分析工程交易方式对项目绩效的影响．Oyetunji等［2］从控制成本增加、保证最低成本、拖延或最小化支出限额等8个指标来分析各种交易方式的效用值．上述学者提出的工程项目绩效指标主要考虑了工期、成本、质量、安全和业主满意度，但没有考虑业主对待风险的态度、项目保密性以及环保要求等．因此，在Chen等［24］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成本、工期、安全、质量、合同商务、其他等6个方面的项目绩效体系，对于新建的工程项目来说，这些指标也是业主的预期绩效，具体见表3．在调查问卷中应用李克特量表（回答类别为5类）对各项目绩效进行重要性打分，同时为了验证所搜集的数据的合理性，用信度分析进行验证．指标体系的修正与构建在确定PDS比较投入产出指标之后，再对生产前沿面维度［22］进行分析，当计算DEA生产效率值时，如果投入指标个数为2个、产出指标个数为14个，所得出的结果是不可信的，因为其在多维空间收敛率为1．64（计算公式为n2／（p＋q＋1），其中n为决策单元的数量，p为投入指标的个数，q为产出指标的个数），相当于在2维空间里有效的决策单元数为2．683．在16维空间里，通过调查所获取的66个有效观测值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缩小生产前沿面的维度空间，其中投入指标个数从实际角度已经不能缩小，因此本文主要降低PDS比较产出指标的维度．本文采用SEM中的测量模型，主要构造潜变量和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工程项目绩效是潜变量，利用问卷调查得到的一系列绩效指标的数据是观测变量．本文拟采用SEM的测量模型，测算潜变量项目绩效．由于本文的观测变量值都是通过李克特量表打分得到的，所以贝叶斯SEM更适合本研究，通过Amos17．0软件，测算测量模型得到的结果如表4．从判定系数可以看出，14项指标的判定系数均趋于1，可见模型在显变量的估计上收敛程度是非常高的．本文应用SEM方法得到的回归系数作为权重，得到每个被调查项目的绩效值，作为PDS比较产出指标．因此，得到工程项目交易方式生产效率指标体系见图1．

工程项目交易方式生产效率模型的应用与数据结果分析

问卷设计根据工程项目交易方式比较投入产出指标设计问卷，问卷分为3部分：第1部分为工程项目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问卷填写者的基本资料，在项目中的身份，项目类型，项目所采用的PDS；第2部分为工程项目的成本工期资料，主要为了获取投入指标数据；第3部分为工程项目绩效指标，主要为了获取产出指标数据，问卷中应用李克特量表对各项目绩效进行打分．4．1．2数据收集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调查对象主要以营业收入在前100名的中国工程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为主，收回整体有效问卷66份．被调查人员中业主占7．8％，承包商占70％，项目管理公司或监理单位占11．1％，其他（如设备供应商）占11．1％．项目类型中房建项目占8．9％，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公路、铁路、桥梁、水利、市政等）占26．7％，工业项目（包括冶金、石油石化、火电核电、通讯等）占64．4％．本文主要分析比较DBB和DB方式，66份有效问卷中采用DBB方式的项目有23个，采用DB方式的项目有43个．同时，对问卷第3部分的结果进行信度分析，克朗巴哈α系数为0．719＞0．7．说明：调查问卷从整体上能够有效地测度事先想要搜集的工程项目信息．此次问卷所设计的量表对各PDS所对应绩效的度量是有效可信的，能够满足统计分析的需要．DBB与DB项目生产效率的分析根据以上样本数据，以工程项目的成本超支率和工期延期率作为模型的输入，以项目绩效作为模型的输出，建立一个输入导向的CCR模型．本文采用DEA－SOLVERPro5．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表5、表6是由DEA－SOLVERPro5．0软件计算得到的DBB项目的CCR效率值和DB项目的CCR效率值．表5显示，在DBB项目中，标“★”的编号7，23，62项目的CCR效率值为1，即7，23，62号工程项目的效率在23个DBB项目组成的系统中，相对效率最优．相对这3个项目，其他项目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在研究DBB方式工程项目的特性时，应该以这3个项目所组成的DBB方式生产前沿面为标准．同样，表6的DB项目中，标“★”的编号10，37，46项目的CCR效率值为1，即10，37，46号工程项目的效率在43个DB项目组成的系统中，相对效率最优．基于生产效率的DBB与DB方式比较结果分析绘制2个输入成本超支率X1、工期延期率X2和1个输出项目绩效Y的生产前沿面．以X1／Y作为y轴，以X2／Y作为X轴，绘制等绩效线．图2为DBB项目生产前沿面，也称效率包络线．图2显示DBB项目的生产前沿面，7，23，62号项目最靠近原点，即在输出相等的情况下，需要的投入组合最小．生产前沿面上的点，不能通过减少某个投入，保持相同输出，来提高效率．从图2中可以看出，62号DBB项目在输出相等绩效的前提下所花费的工期延期率最小，而7号DBB项目在输出相等绩效的前提下所花费的成本超支率最小．但某一方面投入最小，不是生产效率相对最优的惟一标准．图中23号DBB项目虽然工期延期率大于62号，成本超支率大于23号，但是综合成本和工期2个维度，同时考虑2种投入的综合值来看，23号项目的生产效率也是相对最优的．再根据生产前沿面的假设，由这3个项目形成的折线段上的无数点都是生产效率相对最优的点，即在输出相等绩效的前提下，生产效率相对最优的不同成本、工期组合的DBB方式工程项目集合．同理，图3为DB项目生产前沿面，也称效率包络线．在得到DBB和DB项目生产前沿面后，将它们绘制到同一图上．为了方便起见，只绘制CCR效率值为1的项目，即生产前沿面上的项目，图4为DBB和DB生产前沿面．图4显示DB生产前沿面和DBB生产前沿面交于一点（O1，O2），2条生产前沿面为等绩效线，即输出相等．当输出相等时，比较2个生产前沿面的输入情况．根据生产前沿面得到的结果是当业主所能承受的成本超支率大于O1，或是所能承受的工期延期率小于O2时，应考虑选择DB方式；当业主所能承受的成本超支率小于O1，或所能承受的工期延期率大于O2时，应考虑选择DBB方式；当所能承受的成本超支率为O1，工期延期率为O2时，DBB与DB方式是等效的，业主均可以考虑采用．也就是说DBB方式在成本方面更有优势，而DB方式在工期方面更有优势．DBB与DB交易方式优劣势内在机理分析根据上述数据分析结果，DBB方式在成本方面更有优势．这是因为，首先，在国际上许多国家为防止腐败，保证纳税人的权益，都通过立法规定公共项314目必须最低价中标．而DBB类方式的项目通常采用最低价中标，因此业主能够更多地获得价格优势．其次，由于具有承揽DBB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工作相应资质的设计方和施工方较多，价格上具有较大的竞争性，更能降低工程项目的成本．最后，DBB方式为项目参与各方所熟悉，有比较成熟的管理程序和方法，容易控制项目实施成本．但是DBB也有一些缺点，由于设计、招标和施工3个阶段完全分开，每个阶段必须依次完成，致使项目进行过程较长；而且，设计的可施工性不易保证，可能导致工期拖延．DB方式在工期方面更有优势．因为DB项目中，设计和施工承包商有意识地组成一个项目团队，能够同时进行设计和施工阶段，更能加快交付．DB方式经常同时伴随使用FastTrack方式（快速路径法）［25］．但是，DB方式普及的最大限制是DB承包商的选择，必须要衡量选中的承包商是否真正有处理各种风险的能力．由于对DB承包商的资质和能力要求较高，因此DB承包商竞争性较小，业主不易得到竞争性低价［26］．同时，业主将设计施工的全部职责交给DB承包商，也失去了对设计咨询方和施工分包商的价格控制．

相关文献评述

有关双边市场的研究自本世纪初兴起以来，主要围绕中间商定价行为及其与买卖双方之间的三方博弈来进行，此外也有文献对有关双边市场的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中间商定价行为的文献可梳理为如下两大脉络：一是关于垄断市场中中间平台定价行为的研究。Armstrong［6］建立了有关双边市场的基准模型，分析了相应的价格结构，认为均衡定价由群体交叉外部效应大小、进场费用具体形式、人中间平台选择这三重因素决定。Weyl［7］区分了双边市场中异质人条件下的边际和超边际效应，并通过引入公共政策变量解决了均衡多重性问题。二是关于竞争性市场中中间平台定价问题的研究。Caillaud和Jullien［8］建立了提供中间协调服务的两平台价格竞争模型，认为即使中间商与买卖双方之间订立不同结构的契约，在均衡时所有潜在人仍将被吸引至同一平台。与此文假设人具有同质性不同，Gabszewicz和Wauthy［9］建立了一个包含异质人的中间平台双寡头竞争模型并发现：当人选择单一平台时，存在一个次优均衡且买卖双方的外部效应强度具有不对称性，两个中间平台均可获得利润。与上述研究假设双中间平台不同，Guthrie和Wright［10］建立多中间平台价格竞争模型，以信用卡行业为例着重分析了平台之间的竞争对中间费用结构的影响，发现平台间竞争有可能造成中间费用的上涨，而从政策层面弱化平台间竞争又有可能降低其动态效率。Armstrong和Wright［11］拓展了Armstrong［6］的研究框架，将产品异质性、中间平台对卖家是同质而对买家为异质三重因素纳入理论模型，发现在均衡时买家将进入所有中间平台，后者通过制定补贴政策和排他性契约以实现吸引买家进入的目的。Galeitti和MoragaGonzalez［12］的独到之处是采用博弈方法研究双边市场中的策略行为，他们假设卖家所出售的产品具有异质性，发现在子博弈完美均衡中中间平台将市场中的网络外部性完全内部化，且当买卖双方无法进行场外交易时，中间平台获得市场中的所有经济租。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则多数侧重于将双边市场作为理论工具和分析视角，用于分析特殊行业或市场中的中间平台和企业定价行为，如曲创等［13］对垄断竞争环境下大型零售商策略行为、曲振涛等［14］对网络效应影响下电子商务平台定价和竞争机制、巫强和刘志彪［15］就双边交易平台对构建国家产业价值链提升的作用所进行的分析等，而对双边市场本身所作的理论和经验分析相对较少。基于对国内外已有文献的梳理和评述，本文认为尚有以下三点缺陷：一是多数采用简约式研究方法（reducedformapproach），对双边市场中垄断商、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三方行为缺少策略分析，对中间平台微观运行机制揭示不足。二是经验研究较为缺乏。由于双边市场中的主要变量涉及较为特殊的微观数据，收集此类数据难度较大，现有文献多侧重于理论模型分析，少数则借助数值模拟方法进行研究，基于有效数据进行的分析极少。三是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买卖两方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正效应，而对其中的外部负效应未作分析。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对已有研究加以推进：一是运用对策论分析方法，就双边市场中垄断商、买方、卖方三者之间的策略互动行为进行分析，以阐明双边市场的微观运行机制。二是基于对全球最大、最典型的专业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1万余份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数量分析方法对相关理论命题进行经验分析，以测度关键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三是在关注传统双边市场研究中交易双方所具有的正外部性的同时，重点揭示人数量的变化对本方群体所产生的负外部性。

计量分析

双边市场包含三类人，即中间平台商、买家和卖家，其中中间平台环节既有可能被单一企业垄断，也有可能出现寡头垄断、垄断竞争等市场结构。不同环境下的人策略行为、定价结构和外部性特征也不尽相同；买家既有可能是产品的直接消费者，也有可能是批发商；卖家既有可能是产品的生产商，也有可能是某一级商。多数研究［16，17］以付款卡、企业黄页等个体市场为例对双边市场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这些市场都具有较为显著的双边平台性质。专业市场作为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兴起、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产品销售平台的中间载体，也同样具有显著的双边市场特征。尽管各专业市场在所经营的产品类别、规模大小、区域分布等方面存在差别，但其基本结构大致相同，一般由一个实体交易场所、借助市场销售产品的厂商、在市场上购买产品的批发商组成。交易场所多数由独立经济主体运营，且在大型专业市场中也呈现实体市场与网上虚拟市场融合发展的趋势，即依托实体市场衍生出专业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以此突破实体市场的空间局限性，延伸市场的空间辐射范围，吸引更多的买卖主体进入专业市场。中小企业由于难以承担产品销售渠道建设的高昂成本，并鉴于专业市场所具有的空间辐射效应，因而更愿意依托专业市场的中间平台出售产品；同时，批发商也会借助专业市场平台能有效降低产品搜寻成本而直接进入市场采购产品。与已有文献侧重研究双边市场定价机制不同，本文着重关注三个问题：专业市场中交易配比成功率与市场中双边人（企业、批发商）数量的关系；均衡交易价格与市场中双边人数量的关系；双边人中的交叉外部性和群内外部性。基于2011年8月笔者所在的项目组对“中国小商品城”市场相关主体进行的共计11万余份问卷调查结果，本部分将对专业市场规模、摊位费水平、买卖双方空间分布和市场进入决策等变量的相互关系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检验有关双边市场中中间平台定价行为、正负外部效应等理论阐述。之所以选择“中国小商品城”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专业市场本身具有双边市场特征，可以作为研究双边市场交易配比这一重要问题的有益对象；二是“中国小商品城”为目前全球最大专业市场，其市场发展成熟度、市场影响力较大，双边市场中的诸问题体现得较为充分；三是该市场所在地———义乌，为本课题组十多年以来的研究基地，在问卷调查、数据收集方面具有较大优势，有利于借助翔实数据深化有关双边市场交易配比问题的定量分析。（一）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3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765份，涉及与“中国小商品城”市场相关的多类利益主体，包括国内外客商、市场经营户、市场管理者，此三类群体可分别对应双边市场中的买家、卖家和中间平台垄断商；同时，还对与当地产业有关的行业协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市场经营户样本中，个体户占94％，公司法人占6％；经营类型属于生产厂家直销的占598％，属中间商的占402％。国内客商将义乌小商品市场作为采购基地平均已有389年，每次的采购金额平均为1015万元；在国外客商中，英语系客商141人，占701％；阿拉伯语系客商60人，占299％，外商将义乌小商品市场作为采购基地平均已有535年，每次的采购金额平均为295万美元。市场管理者包括负责日常经营管理的商城集团及所属各分公司和当地政府职能部门。187名行业协会被调查者分别是围巾、家纺、床上用品、工艺品、酒店用品、帽业、汽摩配、体育健身用品、皮带、毛绒玩具、五金、制伞、日用品、皮革、拉链、花边、袜业、线带等行业协会的会长或骨干会员，基本覆盖了在市场中经营的主要行业。本次问卷调查有四个特点：一是利益主体多元化。问卷调查对象涉及了与专业市场相关的所有利益主体，包含了本文理论论述部分中的全部人，因此，避免了借助其他数据对相关变量进行间接分析。二是行业分布广。问卷涉及“中国小商品城”市场中经营的18个行业，便于分析行业特征对买卖双方进入双边市场激励的影响。三是样本总数大，这有助于规避小样本数据情形下容易出现的计量问题，从而得出更具稳健性的结果。四是可信程度高。问卷内容是针对市场经营户、企业等实际情况所设计的，问题基本不涉及企业生产技术、商业机密、个人收入等敏感性项目；同时，问卷发放、填写、回收均在相关部门人员监督下完成。根据理论分析的两个发现，本部分将对双边人数量与交易配比效率、交叉外部性、群内外部性、进场费四个变量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作研究；同时，将对其他重要的衍生性问题加以分析。本文结合问卷调查中的问题设置情况，拟定因变量4个、自变量16个、控制变量3个。相关变量定义及指标见表1、表2。关于变量定义，需要说明的是：（1）基于对客商和经营户（即双边市场的买卖两方）所作的两套问卷，本文选择与研究主题有关的四个问题，据此设计了衡量专业市场外部性程度的四个因变量，其中采购商问卷中的两个因变量（市场影响力评价、采购频率）为主观变量，经营户问卷中的两个（年均销售额、销售倍增数量）为客观变量。市场规模对客商进入市场采购的影响程度越高，采购行为发生越频繁，则表示专业市场作为双边市场的外部正效应越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经营户的销售倍增程度越高，则专业市场之于经营户的外部性程度也越明显。（2）针对客商和经营户所设计的两套问卷也包含若干个相同问题，本文选择其中关于专业市场变化的问题作为自变量。我们通过客商和经营户的实际访谈得知，市场内产品质量的提升、经营环境的改善、物流服务的完善对促进买卖双方借助市场平台进行交易具有显著作用。据此将相关问题作为因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同时，客商数量也作为重要的自变量被纳入。由理论分析可知，采购商数量的增加对买卖双方具有不同的效应，对此将结合计量结果进行研究。（3）三个控制变量被纳入回归分析，以控制地域和行业效应。由于与专业市场的空间距离不同，人进入市场并借此购买或销售产品的激励有所不同，市场的外部性程度也具有差异性，故此在客商问卷和经营户问卷中均设置了地域（空间）虚拟变量。同时，有关经营户的行业变量也纳入回归方程，以控制行业效应。表3列示了采购商和经营户问卷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可知，多数变量统计值的均值标准误差较小，样本均值与总体均值的平均差异程度较小，样本数据较好地反映了总体数据的基本特征。（二）检验结果与分析1．相关系数与解读由于上述主要变量多为二项或多项等级计数数据，因此可采用Kendall等级相关分析方法得出主要变量的初步数量关系。表4、5分别列示了生产商和批发商主要变量的Kendall等级相关系数。由表4可知，采购商数据中的两个重要因变量（市场影响、采购频率）与其他六个自变量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市场对采购行为的影响与配套物流服务、采购商前期投入显著正相关（P＜0．01）；采购商进入市场采购商品的频率与商品质量、物流服务、前期投入三个变量也呈现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P＜0．01）；市场影响和采购频率两个因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由表5可知，经营户的年均销售额和销售倍增数两个因变量与其他八个重要自变量亦呈现正相关关系：年均销售额与市场品牌关系度、产品技术水平、客户认可度、产品质量、电子商务、客商数量这七个变量呈显著正相关（P＜001）；经营户的销售倍增数与所有八个自变量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两个因变量之间也正相关。然而，初步结果也显示经营环境变量与采购商采购频率、经营户年均销售额两个因变量呈现负相关关系，需要对此作进一步研究。据此，本文将利用有关专业市场外部性的多个指标来进行深入分析。2．回归结果与讨论针对客商样本数据的特征，即两个因变量均为有序分类变量的情况，可选择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数量研究。当客商关于专业市场影响程度和采购频率两项具有不同且有序的评价时，此方法较为适用，并可得出不同水平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从而获得有关哪一情形最有可能发生的信息。表6给出了采购商和经营户的有序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χ2值的显著性水平较高，回归模型具有显著性；拟合优度较好（p＜001）；似然比检验表明，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有显著性意义（p＜001）。由回归结果可知，采购商对市场影响的评价和购买频率两个变量与多数自变量均呈正相关关系，物流服务和前期投入两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高；经营户年均销售额和销售额倍增数两个变量与除产品技术之外的其他自变量均正相关；市场影响评价变量与产品质量、采购频率与电子商务、年均销售额与经营环境、销售倍增数与产品技术四对变量呈负相关关系。据此，下文将结合理论阐述并对比已有研究成果，就重要变量关系进行深入分析。（1）市场影响评价与主要自变量的关系。在采购商样本数据中，本文采用了两个测度专业市场外部性程度的指标，即市场影响评价和采购频率，前者表示市场品牌和规模对采购商进入市场采购商品所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后者系对采购商进入市场采购商品频繁程度的估测。由表6可见，当以市场影响评价为因变量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认为进入市场的决策受市场本身影响的采购商概率最大。回归结果还显示，物流服务的提升和前期投入对采购商进入市场的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说明多数将物流服务及其配套体系是否完善已成为影响采购商是否进入市场的重要因素，而且前期投入对其进入市场可能形成一种锁定效应。基于对专业市场发展历史的跟踪研究可以发现，无法为交易双方提供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交易平台是多数市场逐渐萎缩甚至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其中物流体系是极为重要的一项［18］。前期投入对采购决策的影响具有两重含义：一是短期内采购商即使发现可替代的交易平台，但是由于前期投入的存在，可能继续进入现有市场采购；二是市场搜寻和交易转换依然存在一定的难度。（2）采购频率与主要自变量的关系。相比市场影响评价，采购频率更直接地测度了专业市场的品牌、规模、服务等综合因素对采购商行为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当以采购频率为因变量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采购频率趋高与市场特征有关。回归结果还表明，采购频率显著地与产品质量、物流服务和前期投入正相关，而与电子商务负相关。这里需要对电子商务的影响作重点分析。传统的专业市场以为企业提供产品集中展示和销售的实体平台为主，而新型专业市场更注重搭建基于实体市场的电子商务销售网络，以此拓展市场的销售时空范围。然而，电子商务和专业市场在本质上是具有相互竞争性的产品销售业态，二者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实现融合发展是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命题。Hendershott和Zhang［19］曾从搜寻理论的角度对网上直接销售和借助中间商销售两种形式进行比较分析，并找出了上游企业同时采用两种方式的均衡解；而本文的研究则表明，即使存在网上和实体两种销售方式并存的情形，电子商务等网上平台的运行仍有可能较为显著地弱化客商进入实体市场采购商品的激励。同样重要的是，客商数量与采购频繁程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印证了本文理论分析部分有关双边市场上买方群体中可能存在群内负外部性效应的阐述，即对于单个采购商而言，其采购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议价能力、压缩了可议价空间，并通过降低采购频率达到弱化市场竞争程度的目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客商单位时间的采购数量呈上升趋势。在多平台竞争框架中，采购商可通过同时进入多个双边市场，以求达到优化产品组合、降低采购成本的目的。（3）年均销售额与主要自变量的关系。与上述两组变量关系相类似，回归方程3中的常数项亦呈递增趋势，即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多数经营户认为其年均销售规模与表征市场变化的诸变量有关。由回归结果可见，专业市场品牌关联和采购商品牌认可度显著地与经营户年均销售额变量正相关。这一发现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分析：由于双边市场中某一方进入市场的激励取决于另一方的数量是否增加，因此超市、卖场等大多以制定不同水平的进场费的方式来影响买卖双方的数量，以优化和提高市场交易配比效率；然而，经验结果表明：专业市场本身的品牌塑造和经营户自身的品牌建设可能成为吸引人进入中间平台的更为重要的因素；电子商务与年均销售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则表明，网上销售方式的应用在减少进入实体市场客商数量的同时，并没有缩减反而增加了经营户的销售业绩，这为上游企业并行多种销售渠道提供了外生激励。客商数量与销售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则印证了关于双边市场的传统观点，即卖家进入市场的激励和达成交易的概率取决于市场中买方数量的多少。（4）销售倍增数与主要自变量的关系。由于年均销售额会依经营户规模大小、时间长短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故本文采用了销售倍增数（2011年销售额预计数与进入市场之初时销售额的比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问卷调查结果还显示，所有经营户均认为在调查期内其销售额不变或者增加，并无减少的情形。根据倍增数的分布情况，同时为了避免误差极值对回归产生干扰，我们对倍增数进行了合理分档，据此进行多项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具有显著性意义，且与以年均销售额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相类似的是：品牌关联、客商认可、电子商务、客商数量等因素对经营户销售额倍增同样具有正效应；而物流服务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更高。3．稳健性检验我们还在上述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分别添加地域和行业虚拟变量以进行稳健性检验。（1）在采购商分析样本中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以控制在客商层面上未观测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客商空间分布的不同会使其在进入双边市场的成本上呈现差异性，是影响其是否进入实体市场采购商品的重要因素。基于对客商的问卷调查，我们构建了表征其空间分布情况的地区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6中方程2、方程4）显示，加入地区虚拟变量后主要自变量系数仅比未加入时略低，且R2值有所变大，分别解释了353％的市场影响效应和385％的采购行为发生频率。这些稳定结果印证了列表中主要自变量的稳健性，即产品质量、经营环境、电子商务、客商数量、产品技术、物流服务和前期投入对采购商购买行为受专业市场的影响不会因其他因素的加入而发生明显变化。（2）在经营户分析样本中加入地区和行业两个虚拟变量以控制在经营户个体层面上无法观测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经营户对专业市场的依赖性可能会因其在销售目标区域和所属行业上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特别地，在国际贸易中不同出口市场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存在差异，且出口行为本身也将引致一定成本，单一企业可能无法承担相应的风险，因而会借助于双边平台来实现中间协调型交易［2021］。对此，我们构建了表征经营户目标销售区域的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一起纳入回归分析。结果（方程6、方程8）表明，虚拟变量加入后主要自变量回归系数未发生明显变化，仅比加入前略低，且多数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显示出相当的稳健性；同时，R2也有所提高，回归方程解释力增强。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与信用卡、企业黄页等行业相类似，专业市场也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双边市场类型。大型专业市场集聚了数量众多的产品销售商和采购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中间交易平台，进入市场的销售企业越多则被吸引而来的客商越多，反之反是。然而，专业市场有别于双边市场研究文献中诸典型行业的是，它具有更强的空间集聚效应且实体市场和虚拟市场并行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本文首先建立了双边市场视角下的专业市场垄断商、采购商和经营户三方博弈模型，并提出了有关市场中交易配比、交叉外部性、群内外部性与双边人数量关系的理论命题。基于对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经营户、采购商及相关主体所作的1万余份调查问卷，本文对上述命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采购商数量的增加会促使其提高采购规模和降低采购频率，以增强议价能力；采购商数量的增加与经营户的年均销售额、销售倍增数显著正相关；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行减少了进入实体市场采购商品的客商的比重，但提高了市场整体和单个经营户的销售量。以上发现说明，专业市场中买卖双方之间具有较为显著的交叉外部性和群内负外部性。检验结果还显示，专业市场本身品牌的塑造和经营户自属品牌的建设对增强买卖双方进入这一中间交易平台的激励也具有较强作用，这一点可由表征市场特征的产品质量、经营环境、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等变量与多个因变量的正相关关系来印证。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两点政策启示：一是应增强专业市场等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中间交易平台的接入便捷度。前期投入对于采购商作出市场进入决策的正效应表明，市场接入门槛高致使客商无法在多个平台之间实现自由转换，成为促进市场良性竞争和有序发展的阻碍。可行的措施包括强化物流配套体系的建设，降低采购商物流成本并提高物流效率；通过搭建网上交易平台，合理分流进入实体市场的买家，在保持市场合理竞争程度的同时，提高专业市场整体销售规模；消除其他市场进入的隐性成本。二是应强化中间交易平台的自身品牌建设和内部管理。传统研究文献将中间平台的决策集合简单地定义为制定不同水平的进场费，以保持市场中买卖双方的合理数量，从而达到将双边外部性最大程度内部化的目的。然而，专业市场亦可通过加强自身的品牌塑造，达到吸引更多采购商和企业进入的目的，可行的措施包括加强市场上产品质量的管理、优化交易环境、做好对外宣传等。三是结合区域产业特征，合理规划专业市场等交易平台的初期定位。从交易配比角度看，中间交易平台只要在买家数量（或者卖家数量）上具有优势，便可吸引到足够的卖家（或者买家）。因此，针对不同的区域特征，如空间需求规模、地区产业规模、物流便利程度等，专业市场等中间平台需要在发展初期进行合理规划，选择侧重吸引买家或者卖家。当前，作为双边交易平台的专业市场，其行业结构因两重因素而正在发生变化：一是其他同类市场不断兴起提高了行业内竞争程度。鉴于专业市场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各地兴办大型专业市场之势方兴未艾，同质化竞争趋势日益显现。对此可通过构建更为合理的多平台垄断竞争模型来加以研究。二是其他商品流通业态不断涌现，形成行业间竞争压力。电子商务等新兴流通业态的蓬勃发展，以其低廉的成本、丰富的信息等优势，对传统专业市场原有运营模式构成了较大挑战。以上两点需要从空间竞争、业态竞合等角度提供具有预见性的理论解释，也将为拓展双边市场垄断竞争理论提供现实参照。

摘要:电子货币作为货币演进的最新形态,与传统货币相比,能够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电子货币取代传统的银行券和硬币作为主要的交易和支付工具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性发展趋势。本文解析了商业银行电子货币发行原理,并就我国商业银行电子货币产品提出了新的想法。

关键词:电子货币;银行;金融

1发行原理

电子货币由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部分企业发行,本文只讨论商业银行的电子货币发行。电子货币的发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电子货币作为现金替代和预付费用发行,另一种是电子货币作为债权形式发行。

1.1发行作为现金替代和预付费的电子货币

商业银行在发行电子货币时,客户是用其在该银行的活期存款购买的,这符合目前商业银行的业务情况:以活期存款为依据申请电子货币——银行卡。该过程减少了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是其超额储备,而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的减少,或等额增加流通中现金,现金进入流通领域,或等额增加了另一家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现金作为存款流入另一家银行,因此,这种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也不会增减基础货币。如果客户用现金购买银行卡,商业银行把增加的活期存款存入央行的准备金账户,流通中现金减少,但基础货币并没有减少。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2008年中国58个主要直辖市、省会城市、其他大中城市的交易效率，证明在城市化进程中，交易效率的影响不可小视；它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推动城市化发展，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

关键词：交易效率城市化经济发展

一、交易效率、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

（一）交易效率的内涵及意义

“交易效率”最先由经济学家杨小凯于1988年模仿了“冰山运输成本”提出：假若一个人购买一单位(元)商品时,他实际只得到k单位(元)商品,那么这1-k单位(元)便可称之为交易成本,而k单位(元)可称为该笔交易的交易效率。

（二）交易效率、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内容提要】电子商务对商品流通的重要影响表现在流通效率的提高与交易费用的降低上，在提高效率方面，电子商务使商品流通产生新的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实现了“以时间消灭空间”的境界，同时电子商务产生了新的渠道合作效率；电子商务对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表现在通过市场组织生产的费用降低，从而使市场机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交易费用高昂的企业。

【摘要题】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导致了新的交易方式与流通模式诞生，与传统的交易方式、流通模式相比，新的模式最根本的特点是提高了流通效率，降低了流通费用和交易费用。

一、流通效率的概念

根据日、美等国对流通效率的研究"target=_blank>研究，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流通效率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流通联结生产和消费，流通效率高可以减少流通过程中的价值损失，如鲜活商品的流通，流通效率越高，价值损失就越小。第二，经济"target=_blank>经济是在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中发展的，流通沟通在时空上分离的生产和消费，流通效率越高，经济发展就越快。第三，流通职能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其他经济部门提高运行效率扩大经济效果的作用（姚力鸣1991）。

研究流通效率，可以从四个层次进行研究和分析。第一个层次是企业层次上的研究，即以单个企业为对象，分析其经营成本（投入）同销售额、利润（产出）的关系和变化规律，判断企业经营效益的水平及影响因素。第二个层次是流通渠道或供应链效率的研究，研究整个渠道在协作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效率。流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的效率提高或下降，会怎样反映到其上下游环节，进而影响整个渠道。第三个层次是整个流通行业效率的研究。在流通的市场组织与企业组织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在流通社会化和流通手段现代化的情况下，整个流通业将如何获得效率，如流通费用的节约，意味着同样的流通资本可以实现更多的商品价值。第四个层次是社会经济效益或宏观经济效益，流通是整个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流通效率的变化，必然影响社会再生产过程，若流通效益提高，则会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加快，增加国民收入；此外，流通产业与其他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流通效率的提高也会为其他产业带来效益。

【内容提要】电子商务对商品流通的重要影响表现在流通效率的提高与交易费用的降低上，在提高效率方面，电子商务使商品流通产生新的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实现了“以时间消灭空间”的境界，同时电子商务产生了新的渠道合作效率；电子商务对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表现在通过市场组织生产的费用降低，从而使市场机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交易费用高昂的企业。

【摘要题】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导致了新的交易方式与流通模式诞生，与传统的交易方式、流通模式相比，新的模式最根本的特点是提高了流通效率，降低了流通费用和交易费用。

一、流通效率的概念

根据日、美等国对流通效率的研究，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流通效率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流通联结生产和消费，流通效率高可以减少流通过程中的价值损失，如鲜活商品的流通，流通效率越高，价值损失就越小。第二，经济是在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中发展的，流通沟通在时空上分离的生产和消费，流通效率越高，经济发展就越快。第三，流通职能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其他经济部门提高运行效率扩大经济效果的作用（姚力鸣1991）。

研究流通效率，可以从四个层次进行研究和分析。第一个层次是企业层次上的研究，即以单个企业为对象，分析其经营成本（投入）同销售额、利润（产出）的关系和变化规律，判断企业经营效益的水平及影响因素。第二个层次是流通渠道或供应链效率的研究，研究整个渠道在协作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效率。流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的效率提高或下降，会怎样反映到其上下游环节，进而影响整个渠道。第三个层次是整个流通行业效率的研究。在流通的市场组织与企业组织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在流通社会化和流通手段现代化的情况下，整个流通业将如何获得效率，如流通费用的节约，意味着同样的流通资本可以实现更多的商品价值。第四个层次是社会经济效益或宏观经济效益，流通是整个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流通效率的变化，必然影响社会再生产过程，若流通效益提高，则会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加快，增加国民收入；此外，流通产业与其他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流通效率的提高也会为其他产业带来效益。

一、概述

在过去的30年里，建立于全球货币交易市场基础之上的各国政府债券市场、区域货币市场和全球股票市场日趋繁荣，成为债务和股票资本的重要来源。

外汇市场所具有的深度、流动性和透明度使得投资者能够在外汇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发现众多的跨境投资机会，政府和企业则能够以合理的成本举债和获得权益资本，这促进了尚处于早期阶段的国际投资的繁荣。

除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外，各类全球性投资者诸如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个人投资者和公司的财务部门也已成为包括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在内的各交易所的客户。这些客户业已成为外汇市场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并将继续决定全球外汇市场的发展趋势。

二、客户是创新的驱动者

20世纪70～80年代，外汇市场客户对于交易的三大要求是：价格的品质（买卖价差小和流动性高）、价格的连续性（在市场剧烈波动时仍保持价格品质），以及定价的速度（客户希望在30秒内即通过电话获得银行或经纪人的报价）。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回顾；流通企业相对于生产企业在经济性质上的差异；流通企业的扩张模式及其限制；流通企业“复制和选择性干预”（分店扩张）的相对有效性；结论与展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企业作为一种盈利性组织，必然具有规模扩张的倾向、干预权必然包含着无效率干预的权力、与交易成本理论相对应的另外一种研究企业边界的方法是产权理论、流通企业专职于交易，谋求交易的专业化利益，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流通企业的产生根源于分工与交易的两难冲突、流通企业专业化于交易活动，边干边学、商场内部各个部门所从事的活动属于“类似活动”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边界为何受到限制作了详细分析，大都将其归因于有限理性条件。但这些文献针对流通企业来说出现了几点忽略：（1）流通企业具有不同于生产企业的经济性质；（2）流通企业的分店扩张更加类似于一个“复制/粘贴”的过程；（3）信息技术对流通企业规模具有重大影响。流通企业的本质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或提供者)。流通企业可以利用品牌和统一的经营模式进行分店扩张。信息技术提高市场交易效率，推动流通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企业管理和控制的效率，使得流通企业可以比生产企业更容易地对其分店进行“选择性干预”。

[关键词]流通企业；规模；交易专业化；分店扩张；选择性干预

一、回顾

企业作为一种盈利性组织，必然具有规模扩张的倾向，但这一倾向实际上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企业规模可以无限扩大吗”是经济学界由来已久的一个理论谜团。FrankKnight（1921）最早提出了这一困惑：“理论上遇到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企业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因为垄断收益可以给企业带来强大的激励，使之不断地、无休止地扩张；只有靠某种同样强大的、能使效率降低的力量，才能抵消这种扩张。”Knight将限制企业规模扩张的力量归于管理收益递减，理由是：企业越大，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就越大。他实际上是把企业规模受限制归因于（企业家的）有限理性条件。RonaldCoase（1937）对Knight的分析很不满意：“Knight教授似乎认为科学地分析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是不可能的。根据我们上面所提出的企业概念，我们现在就来完成这一任务。”Coase认为交易既可以在市场上通过价格机制来组织，也可以在企业内部通过雇主权威（计划）来组织。前者的代价是市场交易成本，后者的代价是企业内部组织成本。随着更多的交易从市场转移到企业内（企业规模扩大），组织成本将递增，直到与市场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相等。这时企业规模得到了确定。然而，Coase在分析组织成本递增的原因时沿用了Knight的“管理收益递减”之说，只是他认为生产要素（主要指企业家才能）价格的变化也可能对企业规模产生影响。

之后，关于经济组织、企业性质及其规模的讨论曾一度停滞，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重新兴起（TracyLewis,1983）。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企业规模问题：如果大企业能像小企业一样恰当地利用生产要素，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做小企业所能做的一切，甚至做的更好呢？因为它至少可以将自己复制成和市场上有效经营的小企业完全相同的小企业集合。Lewis认为现实中企业规模受限制的原因是政府的垄断管制政策。OliverWilliamson（1985，2002）不同意Lewis的看法，他认为将大企业“复制”成一群小企业必然要辅之以选择性干预（即，只在预期净收益为正时才进行干预），但实际上选择性干预是不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企业规模增大，企业科层的纵向和横向关系将更加复杂，内部信息传递的扭曲程度也越来越大，2再加上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如会计造假）、官僚主义无能、个人激励弱化、内部游说的危害等，共同造成了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低效率。Williamson称之为“控制损失（controlloss）”。PaulMilgrom和JohnRoberts（1990）正式分析了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在信息要求与传递方面如何造成科层高成本——中央权力的成本。他们认为，“……这一中央权力的存在与有效率的选择性干预政策是不相容的。干预权必然包含着无效率干预的权力。然而，这种干预即使在总体上缺乏效率，对于某些人和团体来说却是有益的。因此，或者进行无效率的干预，资源被用于干预活动或阻止干预的活动上；或者限制干预权力，而这意味着必须放弃某些有效率的干预。”他们详细说明了掌握中央权力的人出于自利动机而滥用权力的成本，以及组织中的其他人出于自利而劝说掌握中央权力的人过度地或错误地使用权力而造成的影响成本。事实上，Milgrom和Roberts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Williamson的“复制/选择性干预不可能定理”。

一、诉辩交易的产生及其价值评析

所谓诉辩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刑事案件之前，检察官因为掌握被告人犯罪的证据较少，且收集证据比较困难或代价高昂，为避免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或为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以作出较轻的指控，许诺代为向法官求情为代价，换取被告人有罪的供述，而与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在法庭外讨价还价达成妥协的一种制度。它是美国创造的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在美国被判有罪的刑事案件90％没有经过审判”［1］，而是通过诉辩交易方式直接结案。这项制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随后，逐渐被意、德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所广泛吸收和借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司法机关难以应付剧增的诉讼案件而积压了大量的案件，严重影响了司法效率，随着简化诉讼程序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一既能降低诉讼成本又能提高诉讼效率的诉辩交易制度便应运而生。

诉辩交易能使诉讼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节约，促进了诉讼效率的提高。我们知道，有许多刑事案件都是错综复杂的，再加上诉讼资源的缺乏，这些案件一时难以查明真相，如果绝对的追求正义，则可能需要无限期地侦查下去，这不仅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导致诉讼效率低下，诉讼成本增加，更可能出现长时间地审查被告人之后最终证明被告人是无罪的尴尬情形，这时法律正义的实现不仅牺牲了诉讼效益，也损害了程序公正。即使最终我们能够查实被告人犯罪的真相，水落石出，但是经过十年半载侦查得出的结果也未必会有实际意义，正所谓的“迟到的正义等于不正义”。由此，诉辩交易制度的存在确有可取之处。

在美国，检察官如果掌握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材料缺乏或者掌握的证据材料证明力不足，而一时又难以收集到有力的控告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材料时，可以选择通过诉辩交易，以作出比原来罪刑更轻或较少罪名的指控，或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换取被告人作有罪供述，以避免案件可能因为取证困难，证据不足而需要承担控诉失败的风险，也正如曾经有位学者所形容的：诉辩交易允许检察官在疑难案件中检查官担心可能会什么也得不到采用“得到半块面包”的折衷方法，这是正式审判难以做到的。［2］可见，诉辩交易对于提高司法效率而言有着不容质疑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诉辩交易自产生至今，学者们关于这一制度的争议便一直不休，这从某种角度说明诉辩交易制度本身尚存在着某些不尽完善的地方。归纳关于诉辩交易的种种责难主张，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通过诉辩交易处理案件可能使无罪的人被判有罪，因为有时被告人宁愿表示认罪，通过诉辩交易以便得到较轻的处罚，也不愿直接将案件提交审判，以致遭受审判可能带来的焦虑、羞愧等心理负担，以及冒着最后可能得到较重判决的危险；第二，通过诉辩交易处理案件不仅可能使无罪的人受冤，而且更有可能放纵犯罪分子。经有关专家研究表明：通过诉辩交易产生的处罚要比通过正式审判产生的处罚轻得多，而控方之所以和辩方达成庭外妥协，也大多是因为检察官们所掌握的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尚未充分确凿，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以较轻、较少的指控换取被告人的供述，这实质上放纵了犯罪分子；第三，诉辩交易讲求诉讼效率，但是却难以实现法律正义，诉讼效率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而在越短的时间内就越难实现法律正义；第四，允许控辩双方就定罪量刑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严重损伤了法律的权威，人们普遍认为这无异于将司法审判与法律正义当街出售，辱没了法律的权威与神圣。

二、诉辩交易制度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制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