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范文10篇

关键词：交易成本，多国企业理论，威廉姆森，学术脉络

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科斯（Coase）定理的一个重要引申是，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都为零，则不论生产和交换活动怎样安排，资源的使用都相同。这意味着，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各种制度的或组织的安排提供不了选择的根据，区此也不能用经济理论来解释。不仅经济组织是随机决定的，而且实际上谈不上有什么组织：生产和交换活动都只是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引导的。

但是组织或各种制度的安排确实存在，而且为了解释它们的存在和变化，必须把它们视为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下选择的结果。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Crusoe）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义这么宽广很有必要，因为各种类型的成本经常无法区分。这样定义，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显然，这些成本的确很重要，把它们称为“交易成本”，可能引起误解，因为它们甚至在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的经济里，也会赫然耸现。

从定义上看，一个组织总要求有人去组织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人，或甚至中间人的活动安排，都意味着组级的存在。这些职业在鲁滨逊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成本。

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一切在克鲁索经济中没有的成本，组织被同样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活动安排时，就出现一个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间，经济学家总是竭力用变化的交易成本来解释各种组织结构形式的原因。

一些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工厂（一个组织）的工人，可以由计件或计时工资的办法支付其工资。如果测定和监督的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类型）为零，那么不管哪种做法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但是在这些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如果测定产量的成本相对较低，那就很可能实行计件工资。而如果测定时间和监督生产的成本比测定产量的成本低，就很可能选择计时工资。再如，有些饭馆（也是一种组织）按所卖食品的数全计价，另一些实行自助餐，在每人固定的价格下，允许消费者随便进餐。确定人和确定所消费食品的数量的成本与食品的基本成本之比，决定了会选择哪一种做法。如果完全没有交易成本，工厂或饭馆首先就不会存在，因为消费者会直接从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投入所有者那里购买。

【摘要】基于交易成本视角分析不确定性是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农户林权抵押贷款高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而金融联结通过融合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规模优势和乡村中介组织的地方信息的优势、担保优势、交易成本的优势互补而得以将金融机构贷款有效投入到农村市场。因此，通过金融联结的农村信贷制度的创新林权抵押贷款模式，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来降低林权抵押贷款的交易费用，进而缓解林农的信贷约束。这对于推动林权制度改革,促进我国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交易成本；金融联结；林权抵押贷款；乡村

中介组织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抵押物担保，由此所带来的高昂的信贷交易成本是抑制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挥和农民融资难的活森林资源的突破和农村信贷史上以林权作为为抵押的突破，这对于推动林权制度改革,促进我国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由于林农的信用传递机制不够完善、林农林地细碎化、林业经营风险较高，抵押申请手续繁杂、抵押物难以处置等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而通过林权抵押贷款的交易费用的节约是有限的，导致单纯通过森林资源资产抵押可能无法缓解其面临的信贷约束的困境，这意味着普通林农在“赋权还能”之后，由于林权抵押贷款面临法律风险与薄市场的双重约束问题，这将导致林农林地面临零散细碎化、面积小等问题直接通过林权抵押获取信贷资金的愿望还是难以实现。然而很多学者意识到内生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微观机构以及通过借款人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信贷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因此，正规金融机构要扩展林业金融服务，既要利用现有的金融组织体系，又需要通过微观结构的创新、探索市场化的林贷模式。

1林权抵押贷款市场交易成本的构成

林权抵押贷款作为一项金融交易，必然涉及到交易费用的问题，在这种资金借贷交易中，交易双方建立起债权债务关系。而林权抵押贷款的特殊性在于不仅与我国的林权改革制度关系紧密，而且涉及到林地流转与林权抵押贷款制度下规制结构的冲突。基于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分类，将林权抵押贷款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而林权抵押贷款的事前交易成本包括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农户的信息成本、评估林权抵押物的相关成本、谈判及签订信贷交易合同的成本。而林权抵押贷款的事后交易成本包括贷款后的监督成本、预防风险的成本、违约风险成本以及抵押物变现处置成本[1]。

2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农户林权抵押贷款的高交易成本

论文关键词:国际法/合法性/经济分析/交易成本理论

论文内容提要:国际法为国际交往提供了制度保障，其功能在于通过产权界定、促进信息交流等方面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国际合作。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国际法的功能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降低国际间的交易成本是分析国际法之“合法性”的内在依据。

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平权社会，缺乏强制执行机制的情况下，国家为什么要服从国际法？在国际法学4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法始终面临不断的质疑。在法学领域，普芬道夫认为独立主权国家不受条约的束缚，可以随时解除协议，所以国际法没有约束力。约翰·奥斯汀则根据其定义的法律三要素：主权者、命令和强制力，否定国际法的法律性质，将国际法归结为一种“实在的道德”。[1]詹宁斯、瓦茨、哈特、阿库斯特和路易斯·亨金等尝试从国际法的法律性质和外部效果来分析国际法的实际约束力。但“国际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有效的遵守和执行”[2]的论断并没有真正回答“国家为什么会自愿遵守国际法？”这一长期困扰的问题。

任何真正意义的法律都不完全依赖于外部的强制，其效力依据决定于其内在的“合法性”，国际法也同样如此。小约瑟夫·奈认为：法律作为规则的两个特征——“可预见性”和“合法性”，这是国家需要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两个理由。[3]那么何为国际法的合法性？笔者认为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国际法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视角，降低国家间交易成本之经济功能才是国际法得以普遍遵守的内在依据。

一、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一词是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并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对交易成本的含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科斯指出：任何一项交易的达成，都需要契约的议定、对合约执行的监督、讨价还价以及了解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与需求的信息等，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就是“交易成本”。[4]由于市场交易不是处于一种没有摩擦力的真空状态，所以，“零交易成本”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有时候因成本过高而使交易无法达成。为了克服市场交易的固有缺陷，企业应当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

家族企业是从家庭中分化出来而又没有完全摆脱家庭、家族关系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在家族的控制下的一种经济形态。作为我国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家族企业的相关研究却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而这种忽视的背后，则是学术界对家族企业所固有的歧视，而对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盲目崇拜和神化。在他们看来，家族企业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形态，而企业组织发展的历程也必然是从家族企业向股份制企业演变的过程。但相关的研究数据却表明：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由家庭所有或经营。因此，重新认识家族企业，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还可以从中总结经验，有利于相关学科的发展。

一、家族与企业

以往的家族企业研究都是从文化或社会学上作出解释，即中国传统的家文化与家族的对中国人的行为规则产生很大的影响。家族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正式生活的主导因素，并导致了家族主义与泛家族主义在企业中的复制、延伸。

这些观点只是简单地把企业主的行为动机归纳为追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但费孝通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呈现出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代表的“差序格局”，是能放能收的伸缩性网络，它暗示着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这表明，虽然人的行为受家族主义的影响，但个人依然有自身利益的追求。

因此，本文在具体分析以前，首先对企业主的基本动机作出新的假定：“行动——结构”互动的双重动机假设。它强调，作为社会人的个人动机是由价值动机和利己动机组成的，双重动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由此决定着个人的行动。

从这个基本假设出发，本文认为，企业主基于利己动机希望企业能得到发展，而价值动机也促使他把家族的兴盛作为自己的一项职责。而作为家族兴盛的条件，就是先把企业搞好，企业搞好了才能带来家族的繁荣。因此，本文的逻辑起点是，企业主不论是出于利己还是价值动机，都要把企业的兴盛作为自己追求的动机。

摘要：交易作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其过程的复杂性使得人们有不同的认识，因而形成了交易成本定义的多样性。人们对交易成本理解的分歧，使得在解释经济现象和构造经济理论时，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两种解释模式。

关键词：交易；交易过程；交易成本

交易作为经济学中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其基本含义从未超出作为人类的最基本的经济活动的范畴，但对交易成本的认识与理解，却始于1932年科斯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人们对交易成本理解的分歧，使得在解释经济现象和构造经济理论时，产生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模式。考察人们在不同背景下对交易成本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拓展对交易成本的进一步理解和把交易成本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以及人类的其他活动。

一、交易过程与交易成本的形成

交易的过程，也是交易成本的形成过程；交易成本的形成，是伴随交易行为出现的。人们对交易过程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交易过程有狭义的交易过程和广义交易过程之分。一般而言，狭义的交易过程是指交易双方事中交易对象位移的过程，即在一定的背景或局限条件下，由交易双方借助于交易媒介，按照双方约定的规则，在约定的时间内把交易对象（可以是有形的实体或无形的服务）从交易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它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发生作用的。而广义的交易过程则在狭义的交易过程的基础上，还包括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和事后执行监督过程。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指潜在交易者在事前确定双方交易动机、交易目的、交易条件和范围；描述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事中的交易过程即狭义的交易过程，可以具体描述如下：交易双方相互寻找对方，进行沟通、交流与谈判活动，起草契约，登记并转移物品入册。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或强制执行立法，并对违约违法行为进行诉讼。具体而言，交易过程可以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一）交易动机的形成过程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Crusoe）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义这么宽广很有必要，因为各种类型的成本经常无法区分。这样定义，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显然，这些成本的确很重要，把它们称为“交易成本”，可能引起误解，因为它们甚至在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的经济里，也会赫然耸现。

从定义上看，一个组织总要求有人去组织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人，或甚至中间人的活动安排，都意味着组级的存在。这些职业在鲁滨逊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成本。

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一切在克鲁索经济中没有的成本，组织被同样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活动安排时，就出现一个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间，经济学家总是竭力用变化的交易成本来解释各种组织结构形式的原因。

一些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工厂（一个组织）的工人，可以由计件或计时工资的办法支付其工资。如果测定和监督的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类型）为零，那么不管哪种做法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但是在这些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如果测定产量的成本相对较低，那就很可能实行计件工资。而如果测定时间和监督生产的成本比测定产量的成本低，就很可能选择计时工资。再如，有些饭馆（也是一种组织）按所卖食品的数全计价，另一些实行自助餐，在每人固定的价格下，允许消费者随便进餐。确定人和确定所消费食品的数量的成本与食品的基本成本之比，决定了会选择哪一种做法。如果完全没有交易成本，工厂或饭馆首先就不会存在，因为消费者会直接从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投入所有者那里购买。

早在1937年，R·H·科斯就用决定市场价格的成本（交易成本），解释了厂商（组织）的出现。当测定各个工人各自的贡献和议定一个产品的各部件价格的困难，使交易成本很大时，工人就会选择在一个工厂（厂商）里工作；他通过合同支出了他的劳动使用权，自愿服从看得见的手的管理，而不是自己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向消费者出卖他的服务或产品。因此可以说，厂商取代了市场。随着这种取代的发展，决定价格成本的节约将遇到厂商内部监督和管理成本的上升的反作用。当在边际上，前者成本的节约与后者成本的提高相等时，就达到了均衡。

厂商对市场的取代可以看作是要素市场对产品市场的取代。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都为零，那么两个市场就会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顾客向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项等于向产品销售者支付的款项。在这样的世界里，认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两个共存的实体，十分荒谬。

【摘要】基于交易成本视角分析不确定性是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农户林权抵押贷款高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而金融联结通过融合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规模优势和乡村中介组织的地方信息的优势、担保优势、交易成本的优势互补而得以将金融机构贷款有效投入到农村市场。因此，通过金融联结的农村信贷制度的创新林权抵押贷款模式，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来降低林权抵押贷款的交易费用，进而缓解林农的信贷约束。这对于推动林权制度改革,促进我国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交易成本；金融联结；林权抵押贷款；乡村

中介组织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抵押物担保，由此所带来的高昂的信贷交易成本是抑制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挥和农民融资难的活森林资源的突破和农村信贷史上以林权作为为抵押的突破，这对于推动林权制度改革,促进我国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由于林农的信用传递机制不够完善、林农林地细碎化、林业经营风险较高，抵押申请手续繁杂、抵押物难以处置等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而通过林权抵押贷款的交易费用的节约是有限的，导致单纯通过森林资源资产抵押可能无法缓解其面临的信贷约束的困境，这意味着普通林农在“赋权还能”之后，由于林权抵押贷款面临法律风险与薄市场的双重约束问题，这将导致林农林地面临零散细碎化、面积小等问题直接通过林权抵押获取信贷资金的愿望还是难以实现。然而很多学者意识到内生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微观机构以及通过借款人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信贷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因此，正规金融机构要扩展林业金融服务，既要利用现有的金融组织体系，又需要通过微观结构的创新、探索市场化的林贷模式。

1林权抵押贷款市场交易成本的构成

林权抵押贷款作为一项金融交易，必然涉及到交易费用的问题，在这种资金借贷交易中，交易双方建立起债权债务关系。而林权抵押贷款的特殊性在于不仅与我国的林权改革制度关系紧密，而且涉及到林地流转与林权抵押贷款制度下规制结构的冲突。基于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分类，将林权抵押贷款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而林权抵押贷款的事前交易成本包括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农户的信息成本、评估林权抵押物的相关成本、谈判及签订信贷交易合同的成本。而林权抵押贷款的事后交易成本包括贷款后的监督成本、预防风险的成本、违约风险成本以及抵押物变现处置成本[1]。

2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农户林权抵押贷款的高交易成本

企业产生无效交易成本的原因分析

1.市场交易以关系为基础。从市场交易的性质来看，我国的市场交易主要是建立在关系经济基础上的。与发达国家建立在契约经济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关系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信息的隐蔽性，导致做生意、从事贸易都尽量找亲戚、朋友、熟人等各种关系。交易双方所依赖的关系是他们专用的。为了保护这种专用性，交易双方都会尽量地把他们的关系信息隐蔽起来，不被竞争者所利用。寻找、建立、排他、维持这种关系的制度就包含了高昂的无效交易成本。2.社会信用制度缺失。我国企业信用制度建立起步较晚，信用管理制度薄弱。信用缺失就会导致相互拖欠款项，而追还欠款要花费代价，打经济纠纷官司也要付出金钱，查处假冒伪劣商品也需要花费时间和资金。在最近几次全国商品交易会上，很多国内企业宁愿放弃大量订单和客户，也不愿意以客户提出的信用结算方式结算。使交易方式向现金交易、以货易货等原始方式退化，电子商务等高级交易方式的发展举步维艰，影响现代市场经济的进程。而在欧美国家中，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80%以上，纯粹的现金交易方式已越来越少。信用短缺或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3.市场经济法治不健全。我国正处于制度转轨时期，还没有形成完全的法治经济，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现象比较普遍。法制不健全，对各种经济犯罪防范严惩力度不够，纵容了某些企业在与其他企业往来中的违约、欺诈行为，加大了企业的额外费用。从全社会范围讲，这些增加的成本都是无效的交易成本。4.政府寻租行为时有发生。由于政府在制度设置、政策制定等方面处于主导地位，有时便利用行政权力在特许经营、关税优惠、进出口配额和政府采购等方面人为创造垄断。市场中的经济主体必然求助于政府及其内部成员，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转让部分租金索取权为代价换取政府的支持，从而获得超额利润。迫使企业更多支出寻求交易对象、获取信息、争取合同的费用。同时政府繁琐的市场资格审查、审批、登记、收费等也耗费了企业大量的时间和财富。5.国有企业处于产权制度改革阶段。国有企业产生的无效交易成本主要是由于产权不清晰和正处于制度改革阶段的非常时期导致的。由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对资源的使用和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利和完全的责任，所以对经济绩效和监督其他成员的动力减低。国企往往设置臃肿的行政管理机构，拥有过多的行政人员。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大笔的交易人员费用，另一方面信息链加长，使信息上传下达不通畅，增加了信息成本。在处理外部关系时，甩“大盘子”、住昂贵宾馆、用公司的钱玩山游水成为常理。所以，国家在国有资产上的各种权利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就导致了“分唐僧肉”和“搭便车”等行为盛行，造成了高无效交易成本和低效率运营。6.非国有企业居于非规范的职业化管理模式中。因为直接从发达国家移植过来，我国“三资”企业内部的制度设置相对科学合理。所以这里主要阐述私营企业的问题。当前我国家族企业管理人员的来源渠道已经日趋多元化。有关资料表明，家族企业在总经理的选择上，由非家族成员担任已占54%，副总经理这一职位从外部社会招聘已经达到了29.33%，相应的家族内部成员担任这一职位的比例则下降到了35.28%。至于其他的一些下属管理岗位，比如负责财务、采购、销售、仓管的经理人员，从外部招聘的比例均已超过了家族内部成员担任的比例。但企业内部还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制度的现状必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产生摩擦，造成交易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加上由于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关于规范职业经理人行为的法律制度，虽然企业主与各层管理者事前签有合约，但却缺乏强有力且有效的法律来执行“违约”的惩罚。如果企业主通过法律来界定职业经理人违约的成本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甚至很有可能导致更多不必要的费用产生，那么企业主就不愿意诉诸法律，只能承担这些无效的交易成本。

建立以契约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本的市场交易制度

企业在生产运营中要想降低无效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经济效率，需要社会、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建立以契约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本的市场交易制度是降低无效交易成本的重要前提。1.完善信用制度基本法和相关配套法规我国只有建立健全信用制度，使交易者遵守契约，按合同办事，才能保证经济的顺畅运行。所以要增强全民的信用意识，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基本法和相关配套法规，比如《征信法》《信用管理条例》等;成立信用评估机构，规定对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进行公开评价的具体办法，由政府建立全国的“信用征信标准”，设计科学合理的企业和个人的资信评估指标;加强信用的监督和管理，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和对评估结果的复审及失信惩罚机制，加大企业和个人的失信成本。2.加大对法律基础及各项制度设施的固定成本投入要使我国成为以法治为本的社会，必须加大对法律基础及各项制度设施的固定成本投入以减少合约的边际成本。这里的固定成本是指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关系所需要的各种“基础”投资，如法官、律师、会计、审计及各种中介机构等。边际成本就是增加一笔生意的额外成本。在支付这些公共的固定成本之后，法治社会所实施的每一单个合约的边际成本是很低的，因为近乎标准化的合约很容易在这些法律制度下实施。这样，人们没有必要为每笔生意去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找关系，只要讲信用、守合同就行。3.形成规范的委托制度和制衡机制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本质应该是委托制度和制衡机制。虽然我国已有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以及关于股东事务的行使等制度，但这些制度可操作性不强，也不能完全覆盖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过程中的多有方面要求。应该在制度建设时本着“急用先行”与“可操作”的原则，在建设专职董事会、监事会、各个专业委员会、董秘队伍方面，要打开视野，多元化、多角度地思考，减少各项制度运行的摩擦成本。针对当前企业经理人才市场尚未建立的现状，应考虑用法律的形式和程序将用人标准规范化。产权最基础的作用就是降低交易成本。针对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的现状，要真正落实《国有资产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国有资产的营运、管理和监督，从而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4.强化交易成本意识和预算控制制度以往企业交易成本意识淡薄，对交易过程发生的交易成本往往控制不够。如果企业要减少无效的交易成本，必须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在采购和销售两个成本责任中心有效地控制交易成本，采购、销售及行政管理部门分列专门项目，加强预算、核算和控制。按产品或材料种类、订单、顾客、地区等计算交易成本，对折旧费、办公费、工作人员工资等共同费用按业务量等进行分摊计入有关成本对象。对每一笔发生的交易成本与其业务收益额等进行比较分析，获取更为有价值的会计资料。与客户建立长期契约关系，搞好联合经营，改善交易条件，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5.采用网上审批管理，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政府必须从无所不为的万能政府转变成有所必为的有限政府，从热衷于“管、审、批”的干预型政府转变成“扶、帮、助”的服务型政府;把工作内容最终集中到规划、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区域协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从不受约束的自由政府转变成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完善监管规则，强化执行机制;完善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等手段，大力提升行政服务效率;为了降低企业与政府的交易成本，应加强网上审批的许可证信息和日常管理信息，建设企业基础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各部门信息资源的共享与交换。

本文作者：张雪艳工作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一、序言

会计核算制度是有关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记录和会计报告的标准、范围、程序和方法等方面规则的组合。中国的工业企业会计核算制度具有代表性、系统性及史料的完整性，为了达到理论分析上的专一性与深刻性，笔者进一步把分析对象具体化，即只限于工业企业范畴内会计核算制度的剖析。众所周知，会计是一门社会学科并同时具有鲜明的技术特征。因此，我们对会计核算制度的研究也就不能脱离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意识等环境因素。在这里，笔者的主要思路是把会计核算制度置于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制度约束空间加以考虑，根据环境演进对会计核算制度的影响来把握会计核算制度的变迁规律以及不同时段下的特点。

二、分析框架的构建

第一，关于环境演变分析框架。环境包括的因素比较多，比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意识形态环境等。为了便于分析，我们界定的环境包括三个方面：（1）政府政策。主要指国家在一定时期以文字形式的国家当前的主要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政策和方针。（2）经济制度。依据经济制度的客观存在论文，经济制度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某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所有制为特征的这种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一种社会形态与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本质区别，例如，社会主义所有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区别。第二层次常被称为经济体制，涉及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及经济运行与经济管理手段等的具体机理，如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第三层次是微观形态下的企业制度。（3）示范效应。这是在更大范围的环境之中考虑，对一种成功做法的借鉴、引进或移植。

第二，关于会计核算制度类型的分析框架。会计核算制度的类型可通过以下几类因素标示，即有关会计核算观念的设定、报表体系的设定、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制度设定、企业资金管理的制度设定、成本核算的制度设定等。文中把由于这些典型因素的不同而区别开的不同制度称为不同的制度类型或制度特点。实际上，不同的制度类型和特点就是制度变迁的结果。

通过以上的阐述，笔者的行文思路是这样的：通过对环境变动的分析（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环境的变动将会导致环境与制度之间的不均衡，并衍生出新的制度），来归纳出在不同时期会计核算制度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