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论范文10篇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中。其中的“交往理论”是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总体性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部分重要内容。“交往”伴随着人类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因此，“交往”既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又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关键词：交往；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普遍交往

1“交往”范畴的界定

关于交往范畴的英文communication一词，除有交往的含义外，还有传递、传播、传达、表达、传意、通讯、通信、联络、信息、消息等多重含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曾几十处用到交往、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范畴。但并没有对“交往”这一范畴作明确的界定。之后出现的有关于“交往”的定义都是学者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交往的使用意蕴而加以界定和解释的，并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交往含义的理解。交往［verkhr］这一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一切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换。“精神交往指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科学、观念、制度等的相互影响、启发、互补，具体有信息交流、思想交流、知识交流、情感交流。”物质交往是最基本的交往活动，它决定着精神交往及其他一切活动和交往形式，“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产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品。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因此，所谓“交往”，就是指现实的个人以及社会集团、阶级、民族、国家等共同体之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目的，以语言、符号等为媒介的，在物质和精神上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相互约束、共同发展的实践活动。

2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

（1）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首先，交往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认为，人“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人在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不断发生着多样化和扩大化的交往活动，并形成日益丰富的交往关系即社会关系。在这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关系中，人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规定性，也将成为越来越具全面性的人。人的这种社会关系与人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性、人对物的依赖性、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人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三种历史形态。人的交往活动伴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也将经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普遍自由交往关系这样一种由低级不断向高级演进的三种基本历史形态的历史过程。在第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没有明确的分工，自然经济及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来进行。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交往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原始的社会共同体已被瓦解，人与人之间那种狭隘的、严重的依赖关系已被打破。个人直接成为商品的交换者，人的独立性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以政治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人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人的交往也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人的这种社会关系也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因为这种独立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独立。这种对物的依赖性看似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即社会关系的物化或客体化，实质上是人的这种社会关系的异化。物已驾临于社会关系之上，它成为人们一切交往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统治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第三个阶段是指人的全面自由交往的关系。在这一阶段社会关系不再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控制之下。

摘要：哈贝马斯倾其一生致力于交往行为理论的构建，试图为病理性的现代社会进行诊断治疗，试图通过话语共识的达成来改善社会的规制，藉此约束人的行为和整个社会的实践。其理论有助于人与人之间自由而平等的交往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富有建设性的理论，但它与马克思的交往实践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倾其一生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奠定了理性基础。探究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哈贝马斯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世界症候的分析

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社会经历着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变化。工具理性造成了经济的高歌猛进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道德沦丧和价值变异，人被经济利益所奴役。“意义”和“自由”的双重丧失即是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的恶果。哈贝马斯认为，意义的丧失体现在西方世界的精神贫困化中。“自由、平等、博爱”原则被肆意破坏，人的价值和尊严被粗暴践踏，人们深深地陷入了生存的困惑中。自由的丧失表现为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人变成了金钱和利益的奴隶；行政和法律的工具化则日益使人丧失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哈贝马斯认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的现象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过分崇尚“科技进步”理念而造成的。哈贝马斯依据系统和生活世界双层社会结构理论模型，以交往理性为中心范畴，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了精彩批判。系统和生活世界是具有不同逻辑的领域，它们均拒斥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可是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子体系，凭借其强大的穿透力，直指生活世界，迫使生活世界只能病态地挣扎在经济、政治体系的边缘，造成生活世界的非理性化，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哈贝马斯眼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成为现代社会的病根。一旦生活世界的语言媒体让位给权力和货币媒体，官僚化、法律化、金钱化就会削弱公众话语与交往的合理性基础，从而引起技术和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与社会相冲突等社会障碍，并最终导致意义丧失、个体心理病变等生活世界再生产的畸变形态。怎么样走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困境?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方案，就是在主体理性面前设置一道交往理性的门槛，让那黯淡的生活世界重新找回它应有的价值与规范。凭借交往理性，人们可以组建一个以交谈、理解与价值共识为旨趣的共同圈，从而达到对生活世界的救赎。交往理性摒弃了话语的霸权，维护了话语的自由民主，带来了话语的透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就是要通过主体的相互了解、理解，在合理动机的基础上达成一致，以便实现人类的解放和社会公正。

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摘要：哈贝马斯倾其一生致力于交往行为理论的构建，试图为病理性的现代社会进行诊断治疗，试图通过话语共识的达成来改善社会的规制，藉此约束人的行为和整个社会的实践。其理论有助于人与人之间自由而平等的交往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富有建设性的理论，但它与马克思的交往实践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倾其一生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奠定了理性基础。探究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哈贝马斯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世界症候的分析

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社会经历着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变化。工具理性造成了经济的高歌猛进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道德沦丧和价值变异，人被经济利益所奴役。“意义”和“自由”的双重丧失即是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的恶果。哈贝马斯认为，意义的丧失体现在西方世界的精神贫困化中。“自由、平等、博爱”原则被肆意破坏，人的价值和尊严被粗暴践踏，人们深深地陷入了生存的困惑中。自由的丧失表现为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人变成了金钱和利益的奴隶；行政和法律的工具化则日益使人丧失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哈贝马斯认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的现象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过分崇尚“科技进步”理念而造成的。哈贝马斯依据系统和生活世界双层社会结构理论模型，以交往理性为中心范畴，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了精彩批判。系统和生活世界是具有不同逻辑的领域，它们均拒斥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可是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子体系，凭借其强大的穿透力，直指生活世界，迫使生活世界只能病态地挣扎在经济、政治体系的边缘，造成生活世界的非理性化，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哈贝马斯眼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成为现代社会的病根。一旦生活世界的语言媒体让位给权力和货币媒体，官僚化、法律化、金钱化就会削弱公众话语与交往的合理性基础，从而引起技术和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与社会相冲突等社会障碍，并最终导致意义丧失、个体心理病变等生活世界再生产的畸变形态。怎么样走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困境?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方案，就是在主体理性面前设置一道交往理性的门槛，让那黯淡的生活世界重新找回它应有的价值与规范。凭借交往理性，人们可以组建一个以交谈、理解与价值共识为旨趣的共同圈，从而达到对生活世界的救赎。交往理性摒弃了话语的霸权，维护了话语的自由民主，带来了话语的透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就是要通过主体的相互了解、理解，在合理动机的基础上达成一致，以便实现人类的解放和社会公正。

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1“交往”范畴的界定

关于交往范畴的英文communication一词，除有交往的含义外，还有传递、传播、传达、表达、传意、通讯、通信、联络、信息、消息等多重含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曾几十处用到交往、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范畴。但并没有对“交往”这一范畴作明确的界定。之后出现的有关于“交往”的定义都是学者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交往的使用意蕴而加以界定和解释的，并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交往含义的理解。交往［verkhr］这一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一切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换。“精神交往指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科学、观念、制度等的相互影响、启发、互补，具体有信息交流、思想交流、知识交流、情感交流。”物质交往是最基本的交往活动，它决定着精神交往及其他一切活动和交往形式，“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产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品。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因此，所谓“交往”，就是指现实的个人以及社会集团、阶级、民族、国家等共同体之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目的，以语言、符号等为媒介的，在物质和精神上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相互约束、共同发展的实践活动。

2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

（1）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首先，交往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认为，人“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人在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不断发生着多样化和扩大化的交往活动，并形成日益丰富的交往关系即社会关系。在这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关系中，人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规定性，也将成为越来越具全面性的人。人的这种社会关系与人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性、人对物的依赖性、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人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三种历史形态。人的交往活动伴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也将经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普遍自由交往关系这样一种由低级不断向高级演进的三种基本历史形态的历史过程。在第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没有明确的分工，自然经济及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来进行。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交往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原始的社会共同体已被瓦解，人与人之间那种狭隘的、严重的依赖关系已被打破。个人直接成为商品的交换者，人的独立性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以政治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人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人的交往也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人的这种社会关系也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因为这种独立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独立。这种对物的依赖性看似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即社会关系的物化或客体化，实质上是人的这种社会关系的异化。物已驾临于社会关系之上，它成为人们一切交往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统治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第三个阶段是指人的全面自由交往的关系。在这一阶段社会关系不再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控制之下。其次，交往的历史性还体现在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分工的关系上。生产力决定着交往，制约着交往；交往反作用于生产力，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是生产力得以扩展的历史前提。“这种生产第一次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说:“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因此，交往的基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它是全部的历史的发源地和平台,由此构成了国家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生活关系的基础,人们创造了物质资料,同时也创造了社会。

（2）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现实性。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许多人都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又将退回资本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具有现实性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艾蒂安•巴里巴尔在其著作的一开头就指出，人们到21世纪还要读马克思的书，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座历史的丰碑，而且仍然具有现实的价值，它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还将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同样具有现实性。首先，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无庸置疑。它是人类知识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它。

3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目标。交往的不断扩大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深刻揭示马克思交往理论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深刻认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于科学交往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疑具有双重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渊源：交往历史演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历史过程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目标。马克思主义曾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其作为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更高级的社会，既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也是“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首先，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离不开社会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关系越丰富，人就越能发展自我、展现自我，从而在更宽阔的交往合作中，不断释放自身的能量，使自身得到更大的发展。第二，人的本质力量即人的素质的不断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质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以体力和智力为核心的多方面能力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而人的发展首先以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为标志。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通过劳动，人们不但可以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而且在劳动过程中的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也让人的能力发展越全面，自主性越强。第三，人的个体需要的全面满足和发展。人是有生命有需要的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人的需要是人追求目标和实现自我的本质力量和超级动力。人的所有实践活动都离不开人的本性的需要，所以需要的丰富和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第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有个性的个人”逐步代替“偶然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就是社会交往与个人相适应，个人对社会有自主性。马克思所讲的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主要是强调人的平等发展、自由发展和创造性发展，使人的个性发展不再受到社会的压制。

“交往”是贯穿于马克思社会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范畴。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反复提到“同别人的实际交往”，又从人对自然的依赖问题上提到“人与自然交往”，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视为人生存的基本条件。但这部著作没有对交往范畴作出具体界定。在1845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大量笔墨研究了交往问题，多处提到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普遍交往等范畴，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交往与生产、分工的相互关系，以及交往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并先后使用了“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他人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等术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频繁使用了交往范畴。可见，交往范畴的内涵非常广泛，将其概括起来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这种活动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从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精神、人员等等交往；从方式上看，包括生活中的、生产中的、分配中的、消费中的交往；从范围上看，包括一切个人、民族、国家等处在社会中的相互间的交往。

对交往与人的发展问题的特别关注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容是多样的，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对于马克思交往理论内容表述基本一致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交往是人的本质体现，交往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在人的社会关系中，交往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内容。“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生活在一定的交往关系中，自然地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人们通过交往建立起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又会不断促进或抑制人的自身发展，成为人们交往的动力因素。“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为了实现利益，彼此之间要发生多角度、多层次的交往，并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现实生活中的人通过社会关系网，去实现物质、精神、文化、信息等资源的交换和互动。所以从马克思交往理论关于交往与人的发展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人这样一个主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主体作用，也突出了马克思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提醒。

正是从交往的存在方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视角出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类交往的三大历史形态，并通过分析交往的历史演化展示了人的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展的)是最初的交往形态。”这是以人的依赖关系或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交往。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种人与自然界的狭隘关系约束着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在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尚处稚嫩状态，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比如原始状态中发展出来的家庭和更大的氏族。在这一交往形态中，维系交往关系的纽带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这种交往“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规定性”。马克思把第二种交往形态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交往形态中，人的交往是依赖于物质的。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是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基础。所以为了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劳动和生产在这一阶段成为人们社会交往发展的助推器。对资本来说，唯一有直接意义的使用价值就是使它自身增值，具有这种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就是工人的活的劳动力。所以资本家通过工人的辛苦劳动获得大量的物质满足需要，而工人却一无所有。这就是资产阶级血的剥削阶段，一定意义上也推动了人类交往。第三种交往形态是自觉联合起来的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这是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理想的交往形式。马克思把它概括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很显然，它与第一阶段有相似之处，但它不是简单的对第一种交往形式的复归，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在这种交往形态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劳动本身也摆脱了谋生的手段，产生了人对物质的高度满足和对精神的高度需求，从而使人的交往实践活动表现出人类活动的完整性，表现出人全面发展的丰富性，成为自主活动、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这一阶段的交往活动不再具有约束性，而真正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活动，实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完整人”的理想人格。

摘要：在思考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文学交往理论的思想。为了实现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提出了一些富有创建性的、学术性的论断，充实、丰富、发展了文学交往理论。重点研究文学交往理论的当代性问题，研究其给当代文学理论带来的启发和探索以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文艺思想；文学交往理论；话语

在思考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文学交往理论的思想。非常重视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他没有把文学作品的价值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的本体价值之上，而是侧重于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审美作用，把文学看作由作家、读者组成的双向交流活动。从文学交往活动的角度来论述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是文艺理论的一个特色，简言之，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是指接受者不但能读懂文学文本，而且能理解、接受文本背后的隐喻与象征意义，能理解体现在文本话语中的深层含义，文学不仅能发挥审美愉悦功能，而且具备审美教育功能。从交往理论的角度研究文艺思想是一个较新的论题，学界在这方面的成果还不太多。代江平论述了文艺思想对文学接受者的重视[1]，张清民从交往理论的角度论述了文学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关系[2]。从以上成果来看，文学交往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还没有得到较为透彻的论述。在文学交往有效性的论述方面，提出了一些很有创见性的观点，本研究可以根据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和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给予审视和关照，充分挖掘关于文学交往理论的学术价值与当代价值。

一、对文学交往活动的理解

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并没有单纯地从文学本体性的角度来看待文学，而是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上，从文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维度出发来认识文学。他非常重视文学对革命事业的促进作用，并且把文艺作为战胜敌人的第二条战线，“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3]847。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协助的关键在于革命文艺要易于、乐于为解放区读者所接受，如果不能为读者接受，那么革命文艺作品的价值在解放区就不免流于空谈。可见，革命文艺价值的高低、大小不仅仅在于文艺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且更在于它为读者所理解、所接受，在于它对读者的审美教育价值。文学的艺术价值和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是完全同一的，英伽登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在两种情况下认识到的价值是属于不同范畴的，即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和读者在具体化过程中创造的审美价值。由于作品在具体化过程中仅仅起到了一种纲要式框架的作用，具体化于是既包含了这一构造所固有的艺术价值，又包含了它在阅读时获得的审美价值。”[4]审美价值主要在于读者在阅读接受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没有读者的参与就没有审美价值，没有文学交往活动也没有审美价值。哈贝马斯说：“另一方面，我理解交往理论是通过符号中介的相互作用。它受具约束力的大家都同意的规范的控制，这些规范规定彼此对行为的期待，他们必须被至少两个行为主体理解和承认。”[5]217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就是一种创作者和接受者通过文本进行的交往活动，文学审美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实现，虽没有直接提出文学交往理论这一术语，但他把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审美教育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大小的尺度却是把握到了文学交往理论的精髓。从文学的总体过程来看，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指向客体世界的意向性活动，而且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活动。从世界、作家、作品到读者是一个连续的流动过程，作家写出作品并不意味着文学活动的终结，而是文学活动的开始，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才能得到实现，才标志着文学交往活动的完成。“艺术交往理论强调，艺术审美活动的本质在于，人总是通过文本与潜在地存在于文本中的作者进行‘对话’。将人与文本的关系变成‘我与你’的关系，变成一种心灵对话、灵魂问答的关系。文学的本质是它的人际交流性质，这种性质决定了文学不能脱离其观察者而独立存在。因此，主体（作家与读者）通过对象（文本）而互相沟通，因为理解总是一种对话的形式，它是一个发生交流的语言事件。”[6]它不但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读者与文本中的人物的交流，而且也是读者和作者通过文本进行的一种交往活动。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文本总是向读者提出问题，“某个流传下来的本文成为解释的对象，这已经意味着该本文对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7]。而读者也不断向文本提出问题，希望文本给以解答，在不断问答的过程中，文学活动才得以完成。在这种积极、主动的互相问答的过程中，读者理解了文本背后的隐喻与象征意义，达到了理想的文学交往境界，形成了一种开放、自由、自主、互动的主体间的非强制性的交往与共识，从而实现了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讲话》前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主体主要由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作家组成，他们初来延安，也为解放区的新气象所感染，他们也写了一些歌颂抗战、歌颂解放区光明的作品，显示了解放区文学的初步转变。但是，他们还没有“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自觉意识，他们的创作基本上还是“五四”文学的惯性延伸，他们站在启蒙的立场反映解放区农村的落后面貌，揭示农民的愚昧麻木以及解放区农村的落后习俗，流露出浓重的感伤情绪。有的作品即使以工农兵为主人公，但因为没有塑造出真实、生动的工农兵形象，所以没有获得农民读者，文学的交往活动因而没有实现。解放区知识分子作家揭示解放区民众的精神弱点以引起改造的必要，其目的和愿望是好的，并且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独具一格，构思精巧，注重感受，描写细腻。但是，这样的创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毕竟不能为工农兵所欢迎，因而也就不能在唤醒民众方面有所作为，这也是事实。在民族解放战争日趋激烈、解放区民众亟需得到教育的形势下，自然地重视文学交往活动在当前的有效性。重视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是来自于他对解放区民众思想状况的焦虑，解放区农村虽然在政治上建立了民主政权，但边区民众的思想极为落后。长期以来，封建传统思想从两个方面对农民思想形成了全面渗透和全面控制，农民长期接受的民间文学、传统文学被认为是封建思想的载体，让农民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是以及其他领导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因而，创造一种既能承载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又能为广大民众所欢迎的全新的文学形式是及解放区文艺理论家非常期望的。解放区农村处于极端落后的区域，农民文化水平极低，要想对其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运用通俗简单的文艺形式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不啻为一个好的选择。要运用文学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就必须使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顺利实现。文学只有经过读者的接受活动，文学的艺术价值才得以最终实现。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文学交往活动是一个历史的复杂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区域，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是不同的。比如，一部小说在当前暂时不能实现交往有效性，但在将来则有可能实现交往的有效性，这样的作品当前能不能创作，视具体历史情境而定。事实证明，这样的作品往往还是思想艺术成就特出的经典作品。在当前文学交往价值顺利实现的作品不一定在将来具有文学交往的有效性，如果一直鼓励这样的创作，势必影响解放区文学的艺术成就。有的作品在此区域内能实现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而在彼区域则有可能因为接受者审美趣味的差异而得不到接受者的认可，不能实现文学交往的有效性。在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这个问题上，非常看重文学交往活动在当前的实现，而没有过多考虑将来的问题。为了保证当前历史阶段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认为解放区作家应把创作普及性的作品放在第一位，“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3]862。这个要求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并不过分，但是解放区文艺界为了迅速推动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对之做了机械化、片面化的理解，过分强调那些在当前能实现文学交往有效性的作品的创作，忽视或者限制了那些在将来具有交往价值的作品的创作。

二、文学接受者的地位和作用

一、交往的内涵

交往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中介，它涵盖了人的历史、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一切领域。本文对交往内涵的考察主要基于哲学意义，包含以下三个核心思想:

1．主体间性:交往行为的起点

交往是建立在特定的关系上。可以说，交往首先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研究交往问题，在哲学层面，必须从相互关系入手。由于这种相互关系是指不同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必须求助于未受干扰的主体之间的经验，通过考察不同的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的过程，包括相互理解所需要的媒介和背景”［1］。但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算得上相互关系。因为主体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双向的，而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分主动和被动的，是单向的，因此不能称为相互关系”［1］。可见，主体间性关系的确立是交往的首要条件。主体间性问题正式成为哲学话语肇始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胡塞尔为使其先验现象学摆脱“唯我论”和“自我论”的假象，提出了交互主体性的理论。海德格尔把主体间性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此在”的主体间性(共在)。伽达默尔认为主体间通过对话达到主体双方的“视界融合”。20世纪的德国宗教家马丁•布伯从“我—你”关系出发建构了一种理想的主体间对话模式。哈贝马斯把主体间性的生成建立在交往的基础上，他认为:“交往是个人之间(口头上或外部行动方面)的关系，至少是两个以上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2］。哈贝马斯把交往视为是借助于语言中介的内部活动，所以，他把“理解”视为主体间性的核心，认为交往行为是一种以理解为目的的活动。通过以上几位西方著名哲学家关于主体间性的阐释中，我们不难发现，主体间性把哲学研究的立足点定位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无论主体面对的是“物”还是“他人”，“它们不再是一种人之于他者的认识和实用的关系，而是一种超越这种关系的‘会合’、‘相遇’的关系，每个独立的个体不是把一切存在物都视为外在于我的对象性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与我一样的另一个主体或伙伴”［3］。因此，交往行为中的主体间性体现了人存在的共生状态，它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互动活动。

2．对话与理解:交往行为的实现途径与过程

理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一个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和达成“共识”的过程，即交往行为是一种以“理解为导向的行为。”交往双方的理解是通过对话途径实现的，而对话本身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理解就是一个对话事件，对话使问题得以揭示敞开，使新的理解成为可能”［4］。所谓对话就是“两个或两个(泛指多个)独立部分之间展开的交谈，以寻求共识或共同真理的同一形式”［5］。人与人、人与文本之间的理解都是需要对话而实现。对话是建立在对话双方平等基础上，这是对话的核心所在。在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对话活动中，对话双方是相互倾听、相互理解、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平等关系，对话的主体之间也是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对话是通过语言这一媒介完成的。“语言不仅使每个人可以相互交流，而且也是每个人遭遇历史、世界、甚至自我的方式。语言表示了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历史、世界的意义必定通过语言呈现出来。我们通过语言才建立了与世界、与他人、与历史、与文化的交流关系。”［6］44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就是以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进行交往的能力为基础的。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伽达默尔认为，“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巴赫金认为语言的本质就是交往。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标并使行为者彼此进行合作的行为才是交往行为。因此，以语言作为媒介进行的对话与理解的过程构成了交往行为的重要内容。

摘要：课程实施是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是实现育人目标的基本途径。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来考察课程实施，课程实施是师生和课程设计者理解互动的过程，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真诚对话和经验共享的过程。从交往的角度解释课程实施，更有利于教育教学目标的达成。

关键词：交往理论；课程实施；对话

一、对目前课程实施观的分析

课程实施是课程汁划付诸实践的过程，是实现育人目标的基本途径。对于课程实施实质的理解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其中关于课程实施观点的分类，美国课程学者辛德尔、波林和扎姆沃特的研究受到了课程学者的普遍认同。他们将课程实施或研究课程实施的观点分为三种：忠实观、相互适应观、课程创生观。

首先，课程实施的忠实观认为，课程实施过程即是课程实施者忠实地执行课程变革计划的过程。衡量课程实施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即是课程实施过程对预定的课程变革计划的实现程度。这两者的吻合程度越商就说明课程的实施越有效。反之，就会得到相反的结论。在忠实观看来，“课程实施”的涵义则是指教师将这些确定的由课程专家设计好的课程计划或课程方案等具体的东两在实践中落实的过程。可见，忠实观视野中的课程知识是由课程专家创造、选择并提供的，教师对课程知识的创造和选择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处于被动的地位。毫无疑问，教师只是充当课程专家所制定的课程变革’划的忠实执行者的角色。显然，教师和学生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被压制了，师生的价值无法得到体现。同样，课程实施的效果与专家预期的相差甚远。

为了克服上述这些缺陷，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课程学者伯曼和麦克劳林最先提出了“相互适应”的理念。这种观点是将课程实施看作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课程实施过程是课程的设计者和课程的执行者共同在课程目标、内容、方法、组织模式诸方面进行调整、改变与适应的过程。在卡日互适应观看来，课程实施过程中“相互适应”现象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需要的。因为“课程实施”决不是课程汁划在课程实践中的简单执行，它应当包括在实施过程中课程汁划在U标和方法上的调整，突施者在需要、兴趣和技能方面的变化，以及组织的适应。相互适应观倾向于把课程变革过程视为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和不可预知的过程。为了使预定课适合具体实践情境的需要，教师理应对之进行改变。无疑，教师的主体性得以突显，他们是主动的、积极的执行者。但是，它忽视了学生的存在，湮没了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同时，这也是“工具一技术”理性在课程实施中的反映，它忽视～人”的存在，把学生当作了有效实现社会目的的得力工具，学生的主体性虚置。

论文摘要：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著者、译者和读者之间呈不平等关系，译者处于“一仆事二主”的尴尬地位。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翻译应该是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因而译者与著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在翻译中应尊重译者的主体性和不同的译本，从而促进交往的达成。

论文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翻译；译者；平等；主体性

一、戴着镣铐的译者

综观西方的思想史，可以发现心物分离的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终蕴含着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比如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信仰等诸多命题。”…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渗透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在翻译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样成为主宰。

译者与著者之间的关系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译者永远在著者的阴影下工作。以传统的“信、达、雅”“忠实”“通顺”等翻译标准为例，就是要求译者成为隐身人，成为机械的语言工作者，完全以著者为核心，以全面而忠实地传达著者的语言与风格为目的。

这样的标准集中于对外在规则的探讨与确立，语言成了一种纯粹反映客观世界和表达思想的镜像，译者则成为失去主体的机械的模仿者。这种理性传统使得译者片面追求“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唯一性和精确性”，希望通过设立普遍标准而使翻译规范化。这样的主客对立的研究范式使得译者处于从属地位，也使得翻译走向单纯的技巧探索。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93（2000）03—0092—08

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向传统的生产关系理论提出了如下问题：（1）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组织形式属于不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容？（2）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产品交换形式，具体地说，市场经济体制反映的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3）生产组织形式、产品交换形式和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是如何的，它们怎样有机结合成统一的生产关系体系？显然要回答改革实践提出的这些理论问题，首先必须对传统生产关系理论的历史局限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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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生产关系理论主要指的是以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内容的分析为经典所形成的观点。它通过哲学教科书的系统阐述和哲学工作者的广泛宣传，已变为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学术界的共同概念。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把生产关系界定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在分析生产关系的内容构成时，提出了“四环节说”和“三方面说”，以及把二者综合起来的“三层次说”。“四环节说”是把马克思分析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运转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当作构成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其实应当是生产关系存在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之中，至于存在于各个环节中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恰恰是需要揭示和说明的。“三方面说”是斯大林所做的揭示和说明，他把生产关系概括为三个方面：“（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1]（P594）。哲学教科书在系统阐述这个观点时，把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的“四环节说”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三方面说”综合在一起，把生产关系的内容构成表述为三个层次：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产品分配关系以及它所直接决定的消费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复杂体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最基本的、决定的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从以上所陈述的观点可以看出，传统生产关系理论存在着两个局限性：第一，这种理论把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是一种物质利益分割关系，而排除了对其他关系的考虑，至少是忽视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所结成的其他社会性的物质关系。应当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革命为主要任务的历史阶段，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不但是十分自然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但在以生产斗争为核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实践中，这种理论却陷入了解释困境，暴露出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例如，我们在农村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了“一大二公”的组织。对于这件事情传统生产关系理论的解释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使用土地的自主权，并把分配成果同自己的劳动直接挂钩，一句话就是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只是最表层的解释，从深层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更适合以手工工具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也更适合那时中国多数农民个人的活动能力。因此，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不仅指物质利益分割关系要适合，而且还包括生产组织形式也要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