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损害范文10篇

我院受理和接受移送执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逐年增加。自1999年以来，我院共受理此类执行案件17件，执行赔偿标的93.92万元，占同期收案数的7%左右。1999年受理此类案件4件，2000年受理5件，今年1－6月受理8件。执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大多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被执行人逆反心理大，认为自己被判刑已蹲了监狱，不愿意履行损害赔偿义务。双方当事人之间矛盾大，且易引发新的矛盾，是当前执行工作中碰到的难题之一。这类案件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车主、肇事者为同一人。二是车主、肇事司机不是同一人，发生交通事故后，互相推卸赔偿责任。三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移送执行多。针对这些特点，我们在执行中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讲究执行艺术和方法，根据不同的具体个案，分别作出相应的执行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执行效果。现笔者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执行问题谈谈几点个人的体会及思考意见。

一、几点体会

（一）和解分期执行。

有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执行时虽无经济收入，无金钱给付，无财产可供执行，也没有债权，更无无形资产，但是尚未丧失劳动能力。而权利人一方往往遭受损害比较严重，精神打击非常大，生活十分困难，连孩子的学费也交不起。对这样的案件，如果执行时，只按程序走，因为被执行人已暂不具备执行条件，而中止执行或是终结执行。这不仅不能有效地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反而易使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的安定。我们应促进双方当事人相互理解，耐心做好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根据被执行人一年的实际收入，和解分期履行。这样的执行，既能体现裁判文书中规定的内容，又能使双方当事人都容易接受，从而达到执行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理论上并不违背法律、法规和执行工作的原则，在实践中是比较可行的。

如我院刑事审判庭移送执行的权利人莫茂顺、吴桂珍、谢亚发、谢邦国、杨月姑等五人与债务人王聘山、莫炳充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债务人王聘山（被告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驾驶琼C－30306号东风牌自卸车与谢雄鑫无证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相撞，造成二死一伤的重大交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78081.32元，债务人王聘山负责赔偿给五权利人损害赔偿款54656.93元，车主莫炳充对上述赔偿款承担垫付责任。该案在执行过程中，变卖了琼C－30306号车辆，执行48133.12元，余额6523.79元，债务人已无能力偿付。债务人王聘山正在服刑，未婚，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家庭生活困难，无财产可供执行。债务人莫炳充（车主）无业，汽车已变卖，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家庭经济收入是靠妻子的工资，还要供两个孩子读书，家庭生活也十分困难，根本无法强制执行。然而，五债权人家都闹水灾，其家庭生活更为困难，损害赔偿得不到实现，思想情绪波动大。如果终结该案执行，则容易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努力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本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达成了分期执行的协议。事实表明这个案件最妥善的执行办法，只能是分期执行。

（二）悬赏举报和强制执行措施相结合。

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般侵权或是特殊侵权，适用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应该对其作出怎样的立法选择和司法处理，如何在一定的经济文化背景中对致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进行恰当的平衡，如何既保证交通秩序又兼顾个别交通事故的公正处理结果……以上诸多疑问不建立在对交通事故多视角地考察上，是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交通事故处理曾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其理由是：①人的本质属性首要在于社会属性，而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便是理性，即人应理智地以思维控制自己的身体和行动。既然如此，那么法律就必然做出如下回应：当人谨慎、理智地控制自己时，法律应予肯定，如此社会才能保持在理性的秩序中；人只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而绝不应在正常理智之外承担不可预知、不能控制的风险，否则便意味着人在意志和身体上是不自由的。这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倡导自由、理性以来传统侵权法过错责任的基础理论；②如果一律采取无过错责任，对于驾驶者，因为即使已持相当之注意，仍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不如干脆摆脱警惕之累，顺其自然；对于行人和非机动车，则不必左顾右盼，因为自己不因过错而承担责任；对于社会，这种状况必然引起交通秩序混乱，事故增多。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看，由于机动车方承担过重的风险责任，其使用机动车的兴趣和频率就会降低，作为加速经济和社会运转的交通大动脉就会受到影响，汽车工业和相关产业就会遭受一定打击；③盲目引进国外的无过错责任，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如今汽车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基本的代步工具甚至生活方式，在汽车技术日益发展和完善以致驾驶员足够注意便可相当程度减少事故的时代，仍然认为它是高速危险工具并不合适宜。从另一角度讲，交通事故的发生跟道路状况、人车混行、交通安全意识、管理措施等各种社会原因有很大关系，仅仅让机动车方承担这种社会责任也是不公正的。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对交通事故研究和认识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其理由是：①固然人应当只对自己的过错负责，否则社会将失去基本的道德评价，将淹没在没有标准的盲目之中。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社会公害、交通事故等逾来逾影响人的生存，这种大工业化及人类战胜自然过程中所带来的副产品，仅仅让交通事故受害方而不是让享受利益者或整个利益集团承担是不符合公平观念的。尽管有时“副产品”的实施者并无过错但受害人更无过错，而总得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此时便必然意味着从过错归责到结果归责的转变，即不再探寻结果背后的主观原因，而是直接由致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假如非要探寻过错，那勿宁说是整个人类的过错，或者是整个人类在自然、在自己制造物面前的软弱无能；②随着物质生活的发达和保险业的发展，由机动车方或机动车集团承担赔偿责任，不仅不会削弱其生存及发展能力，打击其利用现代工具的兴趣，相反会促使其更加谨慎地控制危险，更有利于快速建立良好的交通秩序；③汽车对周围环境具有天然的危险性，而同时机动车方自愿选择并且也在享受着其带来的便利，那么享受利益的人便有义务对危险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人的注意力和控制力均有一定界限，有时即使足够注意仍难免事故发生，此时让受害人“自认倒霉”不具有说服力。当然由于机动车危险性是整个人类的生产能力带来的，社会应设计一种制度，尽力让机动车整体来承担这种风险责任；④任何文明的制度均是以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更不能允许将血肉之躯和移动钢铁同等对待。以控制论的观点，社会当然更应照顾行人和非机动车方，使二者之间形成适度的张力，避免力量悬殊所造成的社会动荡。而且从伦理的角度，我们所希望的社会公平，乃是“抑强扶弱”，给伤者一定的感情抚慰，防止泛物质化；⑤从驾驶方和非驾驶方的心理状态和控制能力上看，驾驶员控制着高速运动工具，其有责任、有可能持高度注意义务以保证不对周围环境造成损害。而非机动车方不可能具有这种风驰电掣的危险性，他的控制能力、反应能力、速度也远不能同被操纵汽车相比，他也由于不具有危险性而只能承担一般注意义务。况且人的自由和尊严也要求人不能为躲车而失去常态，它有权利随时保持体面的生活。如上所述，在强烈的肉体与钢铁、专业与非专业、生命权与通行权的对比中，仍然强调过错责任是非人道的；⑥法律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由管理危险物和带来危险的人承担风险成本最低。而从交通管理经验来看，交通事故多由超速行驶、酒后驾驶、疲劳行车等原因造成，驾驶员最能控制行车风险，向“行人开刀”不能减少事故发生，相反只要政府下大力气加强驾驶员培训、整治违章，交通事故就会减少。没有几个人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无过错责任不会纵容行人去冒险，在公路上优哉游哉，他只会使驾驶员更加爱惜生命，更加遵守规章。

其实社会理论并不能证明任何问题，他只是使我们对已经存在的东西更加相信而已。因此笔者不敢急于得出结论，而是想再对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以总结：由于交通事故的数量能够通过谨慎和充分注意而大幅度减少，完全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从而使驾驶人员减轻谨慎和注意程度是不利于完善交通秩序的，相反使用过错责任原则能为驾驶人员提供明确的标准，使其行驶时保持高度注意，特别符合中国目前的交通状况、交通安全意识。但是也应该看到，交通事故的避免并非驾驶员纯粹理性所能解决，其所具有的天然危险性不仅应由享受利益的人承担，更应该由催生这种危险性并认可其正当性的社会承担，但承担的结果又不能反过来打击对现代工具的使用兴趣和使用能力，从而造成对现代工商业的冲击。交通事故处理的归责设计，应在当事人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使之既保证秩序又维持公平，即崇尚理性又尊重人权，既提倡道德又关注结果。

实际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采取单纯的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任何国家都是结合自己的国情以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使之既促进整体工商业的发展又避免其“副产品”对弱者的过度伤害，既保护对现代工具的使用兴趣又使其承担适度的风险责任，既激发行人对交通安全的注意又照顾到机动车与行人间的天然反差，既保证公平的赔偿又照顾到社会对良好交通安全意识的需要。因为正常的想象力会告诉我们，采取完全过错责任原则，无疑是将人类有限能力所产生的“副产品”转嫁给一小部分受害人，将享受利益、制造风险的人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转嫁给受害人，使强者更加凌驾于弱者之上，使社会失去适当的矛盾抗衡和伦理评价。而仅仅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彻底放弃对行为的评价标准，放任行人、非机动车方的漫不经心进而不合理地扩大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

国外交通事故归责原则之比较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交通事情损害抵偿执行案件相关数据；交通事情损害抵偿执行案件的特点；交通事情损害抵偿案件执行难的成因剖析；解决交通事情抵偿案件执行难的对策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交通事情抵偿执行案件占法院执行案件的较年夜比例，且有上升趋向、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率低，抵偿根基需要依靠法院强制执行、交通事情抵偿案件的执行难度年夜，执结率只为平均了案率的一半摆布、执行刻日较长、交通事情抵偿案件抵偿标的较年夜，牵扯众多当事人，造成执行工作难以开展、从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剖析、交通事情损害抵偿案件执行前的功令状况剖析、交通事情损害抵偿案件的外部执行情形、从立法方面，增添有利于呵护受害者权益的相关法令、律例的条目和内容、在执行前的功令勾当中，充实考虑日后执行工作的延续性、加年夜执行力度，采纳多种执行法子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跟着人平易近糊口水常日益提高和工作节奏的加速，单元和家庭购置的车辆呈逐年上升趋向，据资料统计，自20*年至今全国新增驾驶人员近一半摆布，这无疑给社会新增良多“马路杀手”。交通事情损害抵偿案件也成为继债务、婚姻案件之后的第三年夜持续上升的平易近事案件，而且这类案件普遍存在执结率低的现象。

我院经由过程对本院20*年交通事情抵偿案件

的执行情形的总结、剖析和查询拜访，针对交通事情损害抵偿执行难的这一现象进行了调研，并提出一些观点和定见。

一、交通事情损害抵偿执行案件相关数据

××县人平易近法院20*年执行立案共230件，交通事情损害抵偿执行立案共计46件，占总立案数的20%；交通事情损害抵偿诉讼案件共52件，88.5%的交通事情案件需要强制执行；新收执行案件了案率约47%，而交通事情损害抵偿执行案件了案率约为21.7%；交通事情损害抵偿执行案件总标的为389.068万元，而了案标的为1*.72万元；此类执行案件牵扯到的当事酬报200人次。

一、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与责任免除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在整个侵权损害赔偿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对于两机动车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来确定是否承担责任，已无异议。但对于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而言（以下如未作特别说明，机动车辆责任或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均特指此种情形下的责任），其责任承担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过程，就算是依据现在各国的法律规定，也并不一定都把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都规定为无过失责任。但是，即使那些仍然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国家，由于“过失在这里发挥的作用实际上要比其他地区严格得多，以至于在很多情形下继续把它称作过失责任已过于做作了”。[1]尽管把机动车辆责任仍以过错责任来确定是否必须承担责任，但由于附加更多条件进行限制，仍然可以达到严格责任的效果，再加上以相应的责任保险制度作为权利受到侵害后的保障，对受害人同样也能予以充分而迅速的保护，大概也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吧！不过现在许多国家把机动车辆责任都规定为无过失责任，如德国、意大利等国[2]，对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人身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邻国的日本，也于1955年通过《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的通过与施行确立了无过失责任。[3]其实我国早在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就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作为“高速运输工具”的机动车辆而产生的责任，交通事故责任其实早已适用无过失责任。但中国历来就有行政机构超越立法权限的“传统”，国务院于1991年9月22日颁布、1992年1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就以过错责任作为归责原则，该办法第19条还明确以“违章行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并根据违章行为的作用来确定责任承担的大小或多少，把是否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不予区分，颇为混乱。该办法第44条还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但按照10%计算，赔偿额超过交通事故发生地十个月平均生活费的，按十个月的平均生活费支付。”所以有人依据该办法来认为我国此前处理交通事故所采用的是过错责任，而且是推定过错，还说“如果加害人一方主张自己没有过错，应当自己举证证明。能够证明的，可以免责，不能证明的，应当承担责任。”[4]尽管对该法规的理解没有错误，但却未能深入研究其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归责原则，难免出现错误。而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以及对机动车辆责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对人的身体健康权与生命权的理解与尊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必须采用无过失责任来加强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及行人的保护，这些进步法学理论也反映到我国的立法中来。2004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通安全法）就确立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过错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无过失责任，顺应历史和世界的发展要求与方向。本文就试图对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规规章的一些具体规定进行相应的分析与评介。

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免除，也就是免责事由，由于交通安全法所采用的是无过失责任的归责方式，也与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是完全一样：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为“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2款也规定：“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意外事件（或称为“交通意外事故”）及不可抗力都不是当然的免责事由。在免责事由方面，我国的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免责条件与日本有些不同：依据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2款的规定，“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而依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3条的规定，免责需要三个要件，分别为：被告证明自己及驾驶者已尽相当注意、车辆不存在构造缺陷和机能障碍、受害人或第三人的故意或过失[5]。从免责条件上的不同可以看出我国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是比较严格的。

二、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不同，交通安全法并未规定赔偿义务人（理论上也不应由该法来规定赔偿义务人），因此只能按照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来予以确定。除履行职务者外，机动车驾驶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已无异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8条即有明确规定。但对于机动车所有者或保有者的责任，我国法学理论界尚无深入而详细的研究，由于这一部分的内容较多，限于本文的篇幅，我准备另外行文探讨，在此仅粗浅涉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机动车驾驶员暂时无力赔偿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负责垫付。但是，机动车驾驶员在执行职务中发生交通事故，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在赔偿损失后，可以向驾驶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费用。”国务院的这一行政规章尽管已经越权，但却是以前处理交通事故至高无上的规则，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及法院无不遵从，但其规定却并不一定符合法学理论。例如被盗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6月25日所做出的批复中就明确规定：“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尽管明确了此种情形下责任的承担者，但并未指明其法理依据，有等深入研究。又如对于车辆买卖后未办理过户手续发生交通事故时的责任承担问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于1999年11月28日做出的《关于车辆转卖未过户发生的事故经济赔偿问题的批复》中指出，机动车的买卖“必须经过汽车交易市场并由所有人或车辆所属单位及时向当地车辆管理机关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未履行以上二项手续的交易，应视为无效。发生事故后，由事故责任者和车辆所有人或所属单位负责损害赔偿。当事人对此若有异议，可告之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尽管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无权来确定责任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者，但在法学理论研究中具有一定意义。又如在借用车辆、挂靠车辆（包括强制挂靠、自愿挂靠）、擅自使用他人车辆等情况下，在使用车辆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主体，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按照该解释第5条的规定，在责任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时，赔偿权利人必须把这些共同侵权人都列为共同被告，如果未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必须追加共同侵权人参与共同诉讼。这种诉讼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不可遗漏共同被告。而且，共同侵权人之间尽管存在着责任分担比例的问题，但对受害人却应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规定不仅更加符合侵权法理论，也从实际上加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而此前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处理事故时，人民法院一般都直接判决由各个共同侵权人各自对受害人承担具有明确比例及数额的赔偿责任，若其中一个赔偿义务人无力赔偿时，实际上使得赔偿权利人根本无法得到足额的赔偿，既不符合法理，也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但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并不符合侵权法理论，该条第1款第（一）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我认为这种分担责任的方式在某种情形下是错误的（最低也是引人误解的）。因为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其损害不仅包括双方机动车上的人、财物，也会使事故双方之外的其他第三人的人身和财产遭受损害，那么按照侵权法的理论，其二者都必须共同对该第三人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对第三人赔偿后才能按照其过错程度来确定分担责任。也许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也有此意思，但交通安全法的这一语句表述给人的理解就是先予以确定分担或者是直接分担责任，实为不妥，倒不如人身损害解释第3条的规定那么明确。对于交通安全法这一规定的适用，应当引起司法机关的高度注意。尽管交通安全法并未规定赔偿义务人的确定问题，但事实上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认为无法确定赔偿义务人。我认为，关于如何确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赔偿义务人，的确需要法学理论界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这不仅是审判实践的需要，更是法学理论研究的责任。

三、受害人过错与过失相抵问题

当前，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执行难问题较为突出，为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与对策，笔者谈谈以下几点粗浅的意见。

（一）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执行难的原因

1、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被执行的主体跨区域大，不易查找。

交通事故的发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多为突发性和偶然性。交通事故发生的特征决定了被执行人的住所地具有不特定的区域性。有些案件被执行人不在本市县辖区，而是涉及到外市县，有些甚至涉及几个省市。如本院受理执行魏志英、徐德翰诉徐文燕、徐文红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案，涉及广东、湛江，省内的屯昌县、文昌市等地。有些案件由于事故发生时被执行人提供的住址不详或已从原居住地搬迁，有些被执行人户口所在地与案发时提供的住所一致，但执行中人已离开户口所在地，一方面为了谋生，另一方面为了逃避债务。由于这些被执行人居住地不稳定，跨区域性和流动性大，查找十分困难，给执行工作带来了难度。

2、由于事故的发生，造成了被执行人一方一定程度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影响了执行能力。

在交通事故案件中，部分被执行人为车主，车的所有权属私人所有，另一部分被执行人是由车主雇佣的司机。有些车主虽雇佣司机营运，但也有车主随车押运的。事故发生后，不仅申请执行人一方伤亡，被执行人一方的车主或司机在不同程度上也造成损伤。双方均有伤亡或住院治疗花去医疗费用等情况，双方的车辆及其他财产均有被毁损。个别被执行人将一生积攒的钱花在购置车辆上，以车为赖以生存的生活工具。这给被执行人的家庭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毁坏，家庭生活极为困难，从而使案件在执行时无能为力。从某种角度看，被执行人既是致害人，同时也是受害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的数量不断增多，同时也带来了频繁的交通事故。所谓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35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办法》第37条规定医疗费的赔偿计算标准为：按照医院对当事人的交通事故创伤治疗所必须的费用计算，凭据支付。结案后确需继续治疗的，按照治疗必需的费用给付。根据这些规定，当受害人在结案后需要继续治疗甚至终身治疗（比如被撞成精神病）时，侵权方怎样支付继续治疗费存在明显的法律缺陷。

首先，规定医疗费须“凭据支付”，没有指出结案后继续治疗费可不凭据支付，这就使继续治疗费的支付方式陷入单一，即只能在医院收取费用后取得单据，才能凭据要求侵权方支付。而医院通常对病人按月收费，这样便造成受害方只能按月向侵权方索要继续治疗费，如此就会引发以下问题：

1、按月支付，当侵权方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继续支付时怎样保障受害方的合法权益？比如由公民承担责任的，当该公民早正治疗的受害人死亡时；由法人承担责任的，当法人破产、停产、期满终止等不能履行赔偿义务时。如果受害方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则又违反了《民法通则》第123条和《办法》第35条的规定。

2、当侵权方能履行却不按期甚至不履行其赔偿义务时，受害方将只能不断地采取诉讼或申请强制执行的方式来实现权利，这样既会形成讼累又不切合实际。

其次，鉴于按月或按段支付方式存在上述缺陷，在实践中，很多法院判令侵害方一次性支付继续治疗费给受害人，但这样又引发下述问题：

1、医疗费应“凭据支付”，对尚未发生的费用其医疗单据又从何而来？而无单据则违反《办法》第37条的规定；

近年来，我国汽车工业迅猛发展，公路交通网络日益健全，为道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使人们“行有车”不再是梦想。但由于人们交通安全意识的淡薄，机动车辆致人损害事故也日渐增多，人民法院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大幅上升，对该类案件的执行任务也随之加重。由于种种原因，相当数量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得不到及时执行，甚至无法执行，成为人民法院执行难的一个新特点，申请执行人在精神、肉体和经济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对法院产生了诸多抱怨和诘难，引起了法院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基于这一现状，本文选择在江西省吉安市13个基层法院开展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情况的调查，通过分析实证材料，探寻此类案件执行难的原因，集思广益，总结执行经验，提出破解此类案件执行难的对策。以期化解此类案件引发的社会矛盾，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法律尊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一、调查范围和对象

（一）调查范围

1、地域范围

本次调查选择的地域范围为江西省吉安市下辖的13个。基层人民法院，包括2个城区法院、1个县级市法院、10个县级法院。吉安市位处江西省中部，国土面积为25271平方公里，辖区常住人口470余万。农业为该市传统产业，在gtp中占据主导地位，属经济欠发达地区。

2、时间范围

一、研究汽车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的必要性（或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汽车等机动车辆日益成为与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重要交通工具。尽管我国的汽车拥有总量占世界汽车总量的比例很低，汽车人均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受路况、车况差等客观条件及人们交通守法意识淡薄等主观因素影响，我国汽车交通事故的数量和损害后果却并不低。2001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为76万件，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0.6万人死亡，54.9万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0.9亿元。大量的交通事故及其严重的损害后果，客观上使交通事故的事前防范和事后处理变得更加迫切。尤其在事后处理上，尽管现行法律对汽车交通违法行为人的行政处罚（如罚款、吊销驾驶执照、拘留等）和追究刑事责任作了详尽规定，但是，对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还很不完善，使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在解决汽车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方面难以操作，更让受害人难以了解民事赔偿的具体内容、程序、是否公平等，维护自身权益。

我国现行法律对汽车交通事故中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一是《民法通则》等基本法律；二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等行政法规；三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如1992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四川省公安厅的《四川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实施中若干问题暂行规定》等。四是公安部制定的部门规章、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有关部门单独或联合的通知（批复）等规范性法律文件。

但是，上述规范性文件对汽车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的规定很不完善，主要体现在：

第一，没有考虑到汽车营运中的优势地位和汽车以外的非机动车、行人的弱势地位。汽车与其他交通工具如自行车相比，在其结构和操作上都比较复杂，在营运中表现出更大的危险性。法律应当赋予汽车所有人、使用人较非机动车所有人、使用人和行人等更多的注意义务，承担更大的风险责任。但是，现行法律却将汽车交通事故与其他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作出共同性规定，没有充分反映出汽车这种交通工具的危险性和处理汽车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时对非机动车、行人的特殊保护。

第二、立法矛盾突出：全国性立法之间存在矛盾。按照民法学界的一般观点，《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的“高速运输工具”包括汽车等机动车辆，汽车交通事故应当属于严格责任的范畴。但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条明确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包括汽车交通事故）是“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特别法及事故处理机关将汽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视为过错责任。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交通事故的涵义和特征，接着对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问题进行了界定，主要讲述了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的认定及赔偿问题。并且提出了交通事故赔偿和工伤待遇之间的差别，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交通事故赔偿的建议。

关键词：交通事故，赔偿，工伤

一、绪论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机动车造成的人身伤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为及时有效地救济受害者，一些相应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应运而生。本文就处理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的法律依据、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原则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做一些分析与探讨，并提出完善我国交通事故的伤亡赔偿制度的建议，希望对明确和澄清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一些分歧和维漏能有所帮助。

二、交通事故的涵义和特征

2.1交通事故的涵义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交通事故的涵义和特征，接着对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问题进行了界定，主要讲述了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的认定及赔偿问题。并且提出了交通事故赔偿和工伤待遇之间的差别，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交通事故赔偿的建议。关键词：交通事故，赔偿，工伤一、绪论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机动车造成的人身伤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为及时有效地救济受害者，一些相应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应运而生。本文就处理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的法律依据、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原则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做一些分析与探讨，并提出完善我国交通事故的伤亡赔偿制度的建议，希望对明确和澄清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一些分歧和维漏能有所帮助。二、交通事故的涵义和特征2.1交通事故的涵义广义的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1]”。狭义的道路交通事故，是指与机动车有关的交通事故。本文所称道路交通事故是指狭义的道路交通事故，即机动车辆在道路上运行的过程中，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事故。2.2交通事故的特征根据交通事故的定义，交通事故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道路交通事故是机动车辆之间、机动车辆与机动车辆以外的其他道路使用人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二)道路交通事故是机动车辆在道路上发生的事故。机动车辆只有在道路上发生的事故，才能构成道路交通事故。这里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公共道路和公共场所。(三)道路交通事故是机动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机动车辆只有在运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故，才能构成道路交通事故。(四)道路交通事故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事故。只有发生了损害后果，才能产生赔偿责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道路交通事故都能产生赔偿责任。只有在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了他人损害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赔偿责任。三、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的认定对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待遇进行探讨，首先要对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进行明确的定位，本文主要针对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待遇进行探讨。关于交通事故中的工伤的认定问题，原劳动部《关于司机工伤认定问题的复函》中规定，司机驾驶车辆执行本单位正常工作时发生的交通事故导致本人伤亡的，应当认为是工伤；如果属于犯罪行为、自杀、自伤行为、酗酒行为所造成的或蓄意造成交通事故的，不要能够认定为工伤。根据上述规定，要认定为工伤，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司机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第二，必须存在身体受到伤害的事实，这种伤害仅限于负伤、致残或死亡等物质性的人身权力所遭受的伤害；第三，司机受到的伤害必须是在工作范围相关的工作过程中或者与工作关系有关的情形下发生的；第四，司机的交通肇事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也不构成其他犯罪，而且交通事故也不是司机因自杀、酗酒原因造成的。四、交通事故中的工伤待遇的处理4.1交通事故中的工伤赔偿交通事故中造成工伤，就存在着工伤的赔偿问题。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是肇事人因机动车发生事故而对他人造成损害时应承担补偿对方损失的民事责任，该责任的实质是一种债务关系。4.1.1交通事故工伤赔偿的范围1、人身损害赔偿道路交通人身损害是对生命有机体的侵袭或者破坏，它直接引起肉体组织的破坏、生理机能的毁坏或者功能的紊乱，并可能同时造成被害人肉体痛苦或者心理痛苦。对此种损害的救济，首先是治疗和康复，因治疗、康复等支出费用的，则造成第二位的损害，即财产损失。因此，在道路交通事故赔偿中，人身损害赔偿实质上也是财产损失的赔偿[2]。2、财产损害赔偿财产损害，是指侵权行为侵害财产权，使财产的客体遭到破坏，其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贬损、减少或者完全丧失，或者破坏了财产权人对财产权客体的支配关系，使财产权人的财产利益受到损失，从而，导致权利人拥有的财产价值的减少和可得财产利益的丧失。财产上损害，是指一切财产上不利之变动，包括财产的积极减少和消极的不增加[3]。3、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相对于财产损害而言，指没有直接财产内容或者不具有财产上价值的损害。对于交通事故的精神损害赔偿一般采定额化标准，一次性给付的赔偿方式。4.1.2交通事故工伤赔偿的原则1、全部赔偿原则全部赔偿原则指的是侵权行为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应当以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大小为依据，全部予以赔偿。就是赔偿以所造成的实际损害为限，损失多少，赔偿多少。2、过失相抵原则过失相抵，是在损害赔偿之债中，由于与有过失的成立，而减少加害人赔偿责任的规则。所谓“过失相抵”，并非指赔偿权利人之过失与赔偿义务人之过失相抵消，实质是就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过失两相较量，以定责任之有无及其范围，而非两者互相抵消。3、损益相抵原则损益相抵，亦称损益同销，是指赔偿权利人基于发生损害的同一原因受有利益者，应由损害额内扣除利益，而由赔偿义务人就差额予以赔偿的确定赔偿责任范围的规则。4.2交通事故中的赔偿与用人单位工伤待遇的区别4.2.1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待遇区别交通事故赔偿是指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4]。而工伤待遇是指劳动者在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的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两者获得侵害赔偿和享受工伤待遇无论从法律关系、法律性质以及法律效益、立法趋势等都应归为两个独立的个体，不应混为一谈。因此，受侵害人应该获得工伤和交通事故的双重赔偿。4.2.2交通事故和工伤双重赔偿的合理性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向造成损害的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赔偿责任人为第三人，承担的是民事侵权责任,是属于私法领域规定的赔偿。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进而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也可以说，遭受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的职工或者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向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和《条例》的规定，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请求权，补偿责任人是劳动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承担的是社会工伤保险责任，是属于公法领域规定的赔偿。一属公法领域，另一属私法领域，两者性质不同，不能相互替代。因此，在因交通事故造成工伤后，《工伤条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救济方式。所以，工伤职工当然有权同时选择两种救济方式，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4.2.3工伤待遇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也是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法定的义务《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5]”。由此可见，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是国家法律强制规定，是社会保障机构或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是受害人基于劳动者的身份，依法所应享受的权利。如果职工发生事故并依法认定为工伤的，作为给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就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支付保险待遇，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是不能减少法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否则就是不合法的。五、完善我国交通事故的伤亡赔偿制度消灭道路交通事故不能拿行人开刀，更不能让行人与机动车去“博弈”，而只能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完善道路交通状况，健全交通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强化机动车驾驶员的责任，提高行人自我保护意识，全社会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一)完善道路交通状况，提供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近年来，我国的道路交通设施及安全管理设施虽然有了相当大的改观，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的漏洞，构成道路交通安全问题隐患，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一部分就是因为道路的原因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道路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路的设计不合理，路面状况差;二是安全标志设置不合理。如何改善交通路面状况，怎样消除汽车在运行中因道路问题而带来的危险，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需要社会许多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而在我们改进过程中不妨参照国外的先进经验与技术。对于一些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应当上升到法律、法规的水平而加以规定。(二)完善法律、法规，消除立法冲突《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颁布，结束了以前行政法规超越法律的不合理现象，对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更加合理。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仍有很多地方规定不明确，需要完善。有关保险理赔的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未确定，所以在实际的诉讼中很多把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诉讼都以失败告终。正因为如此，有的受害人在肇事者无力赔偿的情况下，一纸诉状将政府告上了法院。《道路交通安全法》与保险法的相关条款亦存在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存在着不少法律适用上的“漏洞”。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于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应当是赔偿在前，司法机关处理在后。而保险公司通常是根据公安机关处理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及调节协议或法院的调解、判决来确定理赔的金额，这样一来就成了司法机关处理在前，保险理赔在后，二者程序截然相反。再次，《保险法》第45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但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保险公司在承担第三者责任保险后，却无法向过错的第三者行使追偿权，这明显也是不合理的。法律在赔偿范围、标准上规定的不同，显然导致了对受害人保护程度的不同，从而反映了不同法律对受害人赔偿的不公。对于损害赔偿，我国合同法采取抽象概括的形式，仅仅提出了违约损害赔偿的原则和范围为直接财产损失和可预期利益的损失，且可预期利益损失尚受可预见规则的限制，没有具体规定赔偿范围项目，致使在违约人身损害赔偿方面，法院及仲裁机构依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裁决，导致同样的情形常常出现不同的裁决结果，受害人的人身权益往往得不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消灭道路交通事只能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完善道路交通状况，健全交通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强化机动车驾驶员的责任，提高行人自我保护意识，全社会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六、结论综上所述，在交通事故中发生伤亡事件后，工伤职工在获得侵权责任人的赔偿后，仍有权依据《工伤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在此也呼吁有关部门能尽快出台相关规定，明确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在获得侵害人的赔偿后仍然有权享受全部的工伤保险待遇。参考文献[1]宋友发.《中国侵权行为认定和赔偿》，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2]曾世雄.《损害赔偿原理》，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119、124－125页。[3]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661页。[4]蒋利玮.《道路交通事故索赔指南》，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5]梁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及归责原则》，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