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教育制度范文10篇
时间:2024-02-10 18: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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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制度改革论文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中国教师教育体制改革已初步实现由传统师范教育向现代教师教育的战略转型,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职能有所削弱、普通综合高校的教师教育工作没有到位、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师教育资源严重流失、教师进修院校的教师教育水平亟待提高、各级各类院校的教师教育模式落后单一等五个方面。以国际经验为参照,推进教师教育的本土化;以师范院校为主体,推进教师教育的开放化;以综合性大学为依托,推进教师教育的大学化;以提高质量为宗旨,推进教师教育的一体化,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教师教育制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制度改革;教师教育制度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师教育资源的优化重组,封闭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日益开放,综合多元的教师教育格局日渐形成,初步实现了传统师范教育向现代教师教育的制度变革与转型,从而为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当然,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需要认真地总结与审思。
一、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职能有所削弱
在由封闭型师范教育向开放型教师教育转型的过程中,一大批师范院校通过内涵与外延的双重扩张、更改、扩展,晋升为多科性或综合性高校,师范院校的数量因此急剧下降。据资料统计,“1999年的166所教育学院中,有2l所合并到高等师范院校,有10所改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有34所并人综合性地方院校”“1999至2007年,我国高师本科院校由87所增至97所,开展教育硕士培养的院校由29所增至57所,师范专科学校由140所减至45所”。其中,有些是师范院校之间的合并;有些是教师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机构的重组;有些是师范院校并入综合性院校;有些是师范院校兼并其他院校;有些是师范院校在原有基础上的转型与升级;等等。与此相应,相对独立专门的师范教育体系基本上被打破,在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及其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师范院校发挥了巨大而独特的功能和作用。然而,教师教育改革转型的步子迈得过快,不少学校急功近利、盲目升格与扩容,既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也缺乏特色与活力,结果导致一窝蜂、趋同式的无序竞争。这不仅使师范院校的主体地位有所削弱,制约了教师教育的改革进程,影响了教师教育的健康发展,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向中小学输送充足的优质师源,影响到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
一些师范院校跻身于非师范综合性大学以后,开始还是举全校之力办教师教育,后来则积极性下降,将教师教育降格为其个别二级院系的职责,教师教育的基本职能被弱化,沦为综合大学另类单一型的教育学院、教师学院和教育系的教师教育制度。一些师范院校经过合并、兼并,升级为综合性师范大学以后,其主要精力也是放在向外延式、多科性与综合化的发展方面,而对如何利用自身在培养中小学教师方面的深厚基础和丰富积累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与热情,教师教育同样被置于其二级的教育院系内,虽然学校的名称和类型变了,但陈旧老套的师范教育模式并无实质性的变化。有资料显示:全国30多所省级以上的重点师范大学,甚至一些地方师范院校,也都陆续走向综合化,且对非师范专业的建设情有独钟,不断扩大非教师人才的招生和培养规模,努力提升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综合影响力。1995年,一般地方师范院校的非师范与师范专业之比平均为1:3,省属以上重点师范大学的比例在1:1左右;至2007年,非师范与师范之比则达到2:1至5:4左右。本来,国家引导高等师范院校转型,旨在开放和加强教师教育,进一步扩大和充实其教师教育的实力,使其能够充分挖掘和发挥自身在教师教育方面的传统优势和特色,进而在更高层面、多学科综合的学术平台上培养高素质教师;但在实际运作中,高师院校教师教育的主要职责和功能反而被弱化,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教师教育制度改革研究论文
摘要:教师教育改革并非如理念畅想的那般顺利,改革的实际运行过程中遭遇着种种阻抗,如制度的刚性与实践的弹性、理想的清晰性与惯习的缄默性、知识的霸权性与控制的辩证性以及理念的虚泛性与利益的切身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清醒地揭示教师教育改革实践的困境所在比单纯的应然畅想更有利于促进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教师教育制度;改革阻抗;实践逻辑;惯习;利益
在世界教师教育改革潮流的驱动下,中国教师教育改革也逐渐从话语转换进入到课程更新、制度创新等实质性阶段。然而,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传统封闭定向式师范教育体系的种种缺陷,越来越强烈地呼吁建立开放、综合、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实践中的种种改革创新之举频频遭遇阻力。教师教育改革遭遇哪些又为何遭遇那些阻力,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将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与“事件”的教师教育改革,置于现实的宏观与微观的交织脉络和行动主体与场域的互动关系情境中,依循社会学“转向背后”的研究旨趣加以审视,试图揭示教师教育改革实践的困境所在。或许,对事实的清醒认识远比单纯的应然畅想更有利于促进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一、制度的刚性与实践的弹性
制度是一种规则体系,但制度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制约因素,又并非固定而静止,对行动主体并不仅仅具有规约作用。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就是循环往复地卷入社会系统再生产的规则与资源,结构能使人有所作为,不仅具有制约性而且具有使动性。[1]任何实践活动都是行动主体自身惯习与其所处场域互动的结果。由此,制度不是简单施加给行动主体的强制性因素,而是具有内生性。同样,教育制度根植于人们自身的教育利益和理性计算,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和妥协的结果。而不是命中注定或脱离需要和实情的纯理性设计或抉择的结果。[2]教师教育及其改革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其自身具有的内在逻辑甚至会与改革倡导者和参与者的主观意愿截然不同;观念的逻辑不同于实践的逻辑;并非观念转变了,理想的教师教育就会实现。
仅以开放教师教育的制度创新为例。《非师范院校参与教师教育行动宣言》指出:“我国教师教育已进入了一个从数量满足向质量提高转变的历史时期,鼓励师范院校综合化和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是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一时间,或升格或合并或新组建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勇挑教师教育的重担。这一改革动议的初衷是为了克服独立设置的封闭性教师教育体制的弊端,增强竞争,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水平高、创新氛围浓等优势,激活师范院校的办学活力,提高基础教育教师的专业素质,向高层次、高水平的教师教育迈进。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由于大学发展的文化传统、制度建设、功能导向等因素,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大多定位在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追求办学层次和社会影响的迅速提高上;即使成立了教育(或师范)学院,其职能和工作性质大多未发生根本变化,既不具备原来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的职能,也并未积极参与中小学教师的培养和培训;而且在发展中始终要面临培养模式的封闭与开放、课程结构的学科性与教育性、职前与职后的“割据”与一体化等两难问题。[3]据对全国五十多所综合大学的问卷调查,绝大多数参与教师教育的综合性、非师范类高等院校并无意参与中小学师资的培养和培训,而是把目标定位在培养研究型理论工作者和高教师资上。综合性、非师范类高校参与教师教育的这种定位,无助于增强师范院校的竞争力和办学活力,甚至无法保证我国基础教育教师素质的提高。由此带来的教师教育文化建构的困难,实际上更遮蔽了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特质,也远离了多元开放的教师教育制度改革的本意。
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变迁思考
一、中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变迁的历程
(一)第一阶段(1978~1984年):恢复发展期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趋势下,中国中小学教师的在职培训却在曲折中缓慢发展,甚至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后,随着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小学师资培训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为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的质量,适应建设和发展的需要,1980年8月,教育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对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计划的制定与调整、培训的目标与要求、培训体系的恢复建立、教学计划的制定与培训教材建设、考核制度的建立、办学条件的改善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1983年1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小学在职教师进修工作的意见》,对小学在职教师进修提出明确的“学历达标”要求,并就规范培训标准、提高培训质量、进修后的待遇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这两个文件对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工作在目标确定、体系构建、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结业考核、基地建设等方面确立了发展方向,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工作逐渐走向正常化。但在培训目标和任务方面偏重于学历达标和学历补偿,培训内容以教材教法过关为重点。总之,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二)第二阶段(1985~1998年):探索转型期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教育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工作也开始步入一条改革探索之路。为了贯彻落实《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争取在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使绝大多数教师能够胜任教学工作”的要求,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86年2月印发了《关于加强在职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师资培训工作的任务和要求;为落实“只有具备合格学历或有考核合格证书的,才能担任教师”的要求,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了《中小学教师考核合格证书试行办法》。总体而言,在90年代以前,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虽然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但仍然是以“补差补缺”为主要特征的学历补偿教育。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1990年10月23~26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四川省自贡市召开了“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座谈会”,开启了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进入新阶段的序幕,即在继续开展教师“学历补偿教育”的同时,开始向“教师继续教育”转轨,并逐步进入转型、实验阶段。自贡会议后,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1年12月印发《关于开展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意见》,对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指导思想、任务、原则、内容、形式与方法等作了系统的阐述。1996年9月,第五次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出“九五期间,师资培训工作要在完成部分教师学历补偿任务的同时,及时转向面向全体教师的继续教育”。以此为契机,教育部制定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规定(草案)》和《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开发指南》等指导性文件,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构建完善的教师继续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阶段,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工作开始由前期的“学历补偿教育”、“教学水平和能力补差教育”逐渐转向以注重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为导向的“继续教育”,并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法规、制度建设、模式探讨、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与实验,如以普遍开展“教师基本功”训练为培训突破口、强调骨干教师培训的高标准与高要求等,为下一阶段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
(三)第三阶段(1999~2009年):跨越创新期
我国教师教育制度改革论文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中国教师教育体制改革已初步实现由传统师范教育向现代教师教育的战略转型,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职能有所削弱、普通综合高校的教师教育工作没有到位、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师教育资源严重流失、教师进修院校的教师教育水平亟待提高、各级各类院校的教师教育模式落后单一等五个方面。以国际经验为参照,推进教师教育的本土化;以师范院校为主体,推进教师教育的开放化;以综合性大学为依托,推进教师教育的大学化;以提高质量为宗旨,推进教师教育的一体化,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教师教育制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制度改革;教师教育制度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师教育资源的优化重组,封闭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日益开放,综合多元的教师教育格局日渐形成,初步实现了传统师范教育向现代教师教育的制度变革与转型,从而为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当然,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需要认真地总结与审思。
一、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职能有所削弱
在由封闭型师范教育向开放型教师教育转型的过程中,一大批师范院校通过内涵与外延的双重扩张、更改、扩展,晋升为多科性或综合性高校,师范院校的数量因此急剧下降。据资料统计,“1999年的166所教育学院中,有2l所合并到高等师范院校,有10所改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有34所并人综合性地方院校”“1999至2007年,我国高师本科院校由87所增至97所,开展教育硕士培养的院校由29所增至57所,师范专科学校由140所减至45所”。其中,有些是师范院校之间的合并;有些是教师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机构的重组;有些是师范院校并入综合性院校;有些是师范院校兼并其他院校;有些是师范院校在原有基础上的转型与升级;等等。与此相应,相对独立专门的师范教育体系基本上被打破,在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及其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师范院校发挥了巨大而独特的功能和作用。然而,教师教育改革转型的步子迈得过快,不少学校急功近利、盲目升格与扩容,既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也缺乏特色与活力,结果导致一窝蜂、趋同式的无序竞争。这不仅使师范院校的主体地位有所削弱,制约了教师教育的改革进程,影响了教师教育的健康发展,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向中小学输送充足的优质师源,影响到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
一些师范院校跻身于非师范综合性大学以后,开始还是举全校之力办教师教育,后来则积极性下降,将教师教育降格为其个别二级院系的职责,教师教育的基本职能被弱化,沦为综合大学另类单一型的教育学院、教师学院和教育系的教师教育制度。一些师范院校经过合并、兼并,升级为综合性师范大学以后,其主要精力也是放在向外延式、多科性与综合化的发展方面,而对如何利用自身在培养中小学教师方面的深厚基础和丰富积累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与热情,教师教育同样被置于其二级的教育院系内,虽然学校的名称和类型变了,但陈旧老套的师范教育模式并无实质性的变化。有资料显示:全国30多所省级以上的重点师范大学,甚至一些地方师范院校,也都陆续走向综合化,且对非师范专业的建设情有独钟,不断扩大非教师人才的招生和培养规模,努力提升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综合影响力。1995年,一般地方师范院校的非师范与师范专业之比平均为1:3,省属以上重点师范大学的比例在1:1左右;至2007年,非师范与师范之比则达到2:1至5:4左右。本来,国家引导高等师范院校转型,旨在开放和加强教师教育,进一步扩大和充实其教师教育的实力,使其能够充分挖掘和发挥自身在教师教育方面的传统优势和特色,进而在更高层面、多学科综合的学术平台上培养高素质教师;但在实际运作中,高师院校教师教育的主要职责和功能反而被弱化,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
各乡镇教委、县办民办各学校: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河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全面提升教师素质,提高全县教育教学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一、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适用范围:
1、凡在职的中小学教师,均应根据本人的任职要求,参加相应的继续教育培训。未达到国家规定学历者,必须先参加合格学历培训。
2、继续教育是指对中小学教师进行不断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的教育。一般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修养、专业知识扩展和更新、教育理论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补充和教学实践研究、教育教学能力和技能训练及法制教育等。
3、继续教育要坚持按需施教、分类指导、讲求实效、学用结合的原则,内容要具有针对性、实践性、科学性和先进性。坚持多渠道、多层次的办学形式,以业余、自学、短训为主,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努力提高培训质量与效益。
中小学生教师继续教育制度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国家和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小学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
第三条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是指对取得教师资格的中小学在职教师为提高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进行的培训。
第四条参加继续教育是中小学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应当采取措施,依法保障中小学生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的实施。
正视学生个体区别优化义务教育制度
摘要:学生在智商、情商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先天的差异,但在我们现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中,从目前存在以久的种种社会现象来看,在某些观点和做法上没有充分考虑这种差异或是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加强、改进之处。笔者通过认真分析研究这个问题,以及给教育事业带来的种种危害,认为,对目前现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适当改革和调整是很有必要的,并由此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希望以此文,来引起更多有识之士对我们现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给予更多的关注、思考和探究。
关键词:个体差异义务教育制度分析危害措施
“教育不是万能的!”这句话在教育界非常流行。著名老教育家陈鹤琴提出这句名言是有其特定的条件或环境的,是融合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有机统一。单从字面上看,好像是与我们现代教育工作的初衷相对而提出的一个对立的立场观点。好像在为我们工作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找借口,推责任。可我们不能单从字面上片面地理解这句话,也不能因为这句话而放弃那些我们主观上认为不好教育或不可教育的学生,对其弃而不管,不履行作为学校、作为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主观上就放弃对这些学生的培养和努力。应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尊重事实为原则,从教育的最终目的出发,统筹分析、综合看待这句话。我认为,其真正的意思是说:单一的教育方式应对所有的学生不是万能的。这句话其实对我们目前现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很有针对性,站在充分认识学生存在个体差异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现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的可行性提出了一些置疑,或是说,向现行教育制度的完备程度提出了挑战。
我国知名学者、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一次报告中说:“教育的问题应分两层:一是教育制度问题,二是教育理念问题。”教育制度作为一种独立于个人意志的非人格化的机制,从运作的角度诠释教育并维持着教育秩序。目前,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要意义,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义务教育“为现代生产发展和现代社会生话所必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现在,我们完全有必要也可能把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突出地提出来,动员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积极地有步骤地予以实施”。随着认识上的这种提高,我国将更有成效地实施和普及义务教育。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全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在短时期内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工作也已初见成效,但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由于各种原因,普及义务教育工作还有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影响和阻碍着教育工作,特别是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任何教育制度都会存在着不完整与欠缺,任何教育制度都会过时,教育制度绝不是一劳永逸地都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和教育发展,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因此,进一步完备现行加年制义务教育制度是我们教师工作者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必须要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这是推动教育这项立国之本、发展之基的事业,符合时代要求、持续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针对学生个性差异的问题研究
作为一个完整的班集体,都会包括各种各样的学生,高智商的,低智商的,行为品德端正的,捣乱调皮不断的,这种个体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学校和教师的意志为转移的。学校要好名声,老师要好成绩,家长要好孩子。为了这些目的,学校在努力,教师在努力,家长在努力,学生在努力。然后,这所有的努力,可并不都是正面的,也并不都是有益的,所产生的效果也并不都是积极有效的。当然,我们应该追求“更好”,但首先必须防止“更坏”。因为教育制度、体制的任何改革变化,受影响最深、最直接的“当事人”莫过于学生。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事关重大,因此有关制度、体制的变化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举措一旦失当,哪怕只有“短短几年”,但对受影响的那一茬学生而言则很可能是“贻害终身”。我们不能脱离开教育工作的初衷,而片面地追求一些表面的、虚假的、没有意义的东西,我认为,应当坚持四个必须:一是必须正确面对、勇敢承认学生个性存在差异这个不争的事实。我们都知道,人的大脑具有明显的趋向性,由于遗传基因的作用,人脑的各个区域生来就存在发育上和生理上的差异,这也就决定了通过后天的培养与训练,有些人可以成为画家、音乐家,有些人可以成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而有些人则会成为球场明星、歌坛巨星、棋坛高手,有些人则是一事无成,庸庸碌碌,更有甚者天生愚笨,虽不能归为呆傻一类,但却心智不开。二是必须正确理解学生在学习上主观能动性的决定作用。俗话说,真理再往前跨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没有错,但过了头就会变成谬误。按照哲学的观点,学生的学是内因,教师的教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学生学不学、学得好不好关键在学生,教师“一相情愿”是不行的。学生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而教师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求教师教好所有的学生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一个弱智儿童可能会在父母付出千万倍的心血之后变成一个“钢琴家”“指挥家”,但我们决不能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面对几十名、上百名学生的普通教师,因为一个教师要面对的是一个班甚至几个班上百名学生,任何时候教师都不能教其一而放其余。三是必须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我们必须承认也必须面对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就我国目前的教育事业发展水平而言,并非每一个学生将来都能进入被人们喻之为“成功之门”的大学校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并不需要每一个人都是满富学问、而对于其它技能和知识一无所知的人。社会需要科学家、理论家、学者,同样也需要工人、农民、商者,也需要有运动员、歌唱家、活动家,促进人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人的共同努力,这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需要。四是必修正确审视择校这个似错似对的问题。当我市刚一宣布取消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学生就近入学时,所有的家长和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们都以为该松口气了,可是事实呢,都说更紧张了。因为每个学校都有一定比例的推荐生、优秀生可以进重点中学,这样一来,不仅学业一点不能放松,同老师和学校的关系也成了重要的关键因素,这比起靠自己的考分来择校则有着更大的心理负担和社会活动运作空间。于是,学校内减轻的负担,孩子们又到学校外重新补上。
农村教育教师欢送会上的讲话
各位老师:
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第一批支持农村教育教师欢送会。实际上,本次欢送会也是动员会和培训会,并在*教育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几年来,上级教育部门一再坚持和强调建立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制度。20*年,市政府办公室就明确提出执行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制度。今年,教育部又专门发文重申加强城乡教师交流,我市也进入实质性操作的第一年。从全局的角度看,实行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制度有利于建立正常的教师交流机制,有利于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利于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以,建立并实行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制度十分正确,富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其可操作性也是不容置疑。
在实施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制度的具体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完全可以理解。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努力程度或者说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如何。所以,我们坚信,有广大教师的支持与配合,实施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制度一定会取得预计的成效。而你们成为我市第一批全职支教的教师,是勇敢并富有奉献精神的先行者与勇士,你们的所作所为必将引起全系统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到目前为止,首批支持农村教育全职支教的共有26位,其中女教师占了三分之一,年纪最大的50多,最小的不满30岁,学校领导3名;涉及11所学校,其中有普通高中2所、职业高中1所、普通初中4所、小学4所;覆盖了语文(7人)数学(4人)外语(4人)物理(4人)生物(1人)音乐(4人)体育(1人)美术(1人)8个学科;受援学校20多所,超过全市中小学校总数的六分之一。从基层学校的需求看,实行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制度既能够带动农村教师的专业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学校的师资结构矛盾,所以,我们也坚信,同志们分赴各自支教的受援学校,一定会得到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
甲等职校教员管理制度论文
民国时期中等职业教育制度与历史分期
学生在高中阶段所接受的教育种类和质量直接决定其能否迅速实现角色的转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整个人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但是,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并未因此受到家长、社会、企业的应有重视,这与政府对中等职业教育教师的管理制度息息相关。而加入WTO又对我国的中级技术技能人才的规模和质量提出了时代要求。对整个民国时期(共38年)职业教育实践的历史进行分期,各家有不同的学术立场,陈青之、周予同、付春杨、任平、米靖等学者均有各自的观点。为了能够结合百多年前的国际环境、国内政局对中等职校教师教育制度的影响因素,笔者将民国职业教育分为两个时期———民国初期(1912—1926年)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年)。民国初期有两个时段值得我们关注:1912—1918年的实业教育及1919—1926年的职业教育。1912—1918年为民国初期的实业教育时段(因留日学者归来居多,民国政府模仿日本职业教育),职校教师来源于实业教员讲习所;实业教员养成所以造就“甲种实业学校教员”为宗旨,分农业教员养成所和工业教员养成所两种,修业年限为4年。所有学科目标参照农、工两种专门学校规程办理,但须酌加教育学、教授法等科目;学生无需交纳学费,但毕业后须在本省服务3年。此养成所附设在性质相当之专门学校内,其经费由省款支给。1919—1926年为第二个时段(爱国民主人士和政府开始模仿美国、德国职业教育),其时,在民国政府教育部之外,教育社团是一支重要的教育改革力量,以由黄炎培、庄俞、顾树森、陶行知等人倡导的职业教育运动为代表,这一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年成立)和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1922年成立)通过各类文章与活动就职业教育制度的改进发出了政府治理之外的强音。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党国利益驱动下的中等职业教育,代表了社会上层少数人的利益,彼时政府的中等职校教师政策价值取向的出发点与社会经济发展对中级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错位,反映出南京政府逐渐走上集权化与专制化道路,最终失去了国民党建党初期尚能代表人民之先进性,终因不能带领中国人民在二战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实现大多数社会阶层的利益而最终走向失败。
民国初期(1912—1926年)中职教师教育制度形成的权力文化价值因素
在1912—1918年的7年间,资产阶级与复古派斗争,有三次复古运动,每一次复古都引起一次战争,权力斗争造成政局纷乱,教育凋敝零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北京复古派袁世凯、黎元洪战火不断,军阀混战导致民国教育部长频繁更换,政出多门。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为中学生求救济,当重职业教育”,曾将职业教育作为解决中小学生出路的方法。其后,民国各教育部长多因与组阁政府政见不合,使教育管理部门形同虚设。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没有规定人民的受教育权,1914年,民国初期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人民“有应任官考试及从事公务之权”。“学而优则仕”是复古派的教育管理思路,民国初期普通教育强调的“考试做官”的封建理念仍被写进宪法,而代表实业救国、技术立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职业教育理念无法进入政府当权者的视线。可见民国初年的教育政策受制于政治需要并且屈从于社会工具价值取向。身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了“实利主义教育”等五项教育宗旨,他认为,实利主义教育是富国的手段,世界的竞争不仅仅在武力,尤其在财力,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发展国民经济,国家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国内这一时期战火不断,而国际上恰逢一战期间,英、法、美、日、俄等东西方列强放松了对当时中国的控制,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得到一段发展的黄金时机,抱“实业救国”理想的民族资本家们对中国技术技能人才强烈渴求的社会现实,使黄炎培的实用主义教育成为当时的教育思潮。民国政府出资兴办的职业教育,远比不上民族工商资本家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力度大,官办与私立之间对职校师资管理出现扦格,使得中等职业教师教育制度的形成处于现实困境。例如,各省实业发展不平衡,对甲等职业科教师的需求不同,政府对地方职校教师有任职资格的规定和要求,但是,对职教师资及待遇、薪酬等问题,各省府难以趋同。1913年,中国模仿日本明治时期学制的第一部资产阶级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得以建立,该学制分纵向与横向。纵向三段是指小学、中学、大学,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高中分为普通科和职业科。横向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系统。民国二年(1913年),教育部颁布的《实业学校规程》对实业学校的教员资格作了如下规定:甲种实业学校教员之资格,一为在国立专门学校毕业者;二为在外国专门学校毕业者;三为在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者;四为在教育部认定的公立、私立专门学校毕业、积有研究者。乙种实业学校教员之资格:一为在甲种实业学校毕业者;二为在师范学校毕业者;三为有高等小学校正教员或副教员之许可状者;四为在乙种实业学校毕业、积有研究者。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均为三年毕业,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各类。高中设普通科及农、工、商、家事、师范等职业科。综合分析《实业学校规程》对中等职业教育教员的资格认定和当时的学制安排,可以发现,从事中等职业教育教师工作的教员必须持有高等专科以上文凭,且需具有实际能力。这里形成一个怪圈,持有高文凭的人,从学校到学校,教学从书本到书本,自身却缺乏实业经历和实际操作能力。例如,医科毕业生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充任教员,但由于缺乏临床经验,无法诊断病情,一个没有给人看过病的医生,怎么能教会学生看病?而一个有技术技能和实践经验的中等专业医科毕业生,如果想通过职业成就提高社会地位,却为政府的教师入职资格政策所不允许。民国十一年(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令》(又称“壬戌学制”)颁布。“新学制”不仅吸收了德国的职业教育制度,而且揉合了美国的职业教育制度,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智慧结晶,这种探索、讨论的理论成果,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基本适应,克服了《壬子癸丑学制》完全抄自日本、不顾中国社会和心理的弊端,能够考虑到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比较有弹性,但仍然需要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中加以修正。“实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完全混合……为推广职业教育计,得于相当学校内设职业教员养成所”,虽然职业教育的名称在学制上正式取得了地位,但实业学制与普通学制混合这种“纸面游戏”实际上是以普通教育的思路管理职业教育,这就形成民国初期职教师资政策在价值上肯定、而在行为上不趋同的矛盾,并非真正有利于发展职业教育。民国初期职校教师制度的实质是民国政府对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职业教育实践的不认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职业科教员管理制度分析
(一)甲等职校教员入职资格与教员构成
提升音乐教师教育质量制度保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音乐教师教育质量制度保障
论文摘要:高师音乐教师教育质量,既不单纯地指向于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体系的完成,也不单纯地指向于从事音乐教育活动所必需的专业技能的娴熟,而是主要体现在教育机构所培养的人才综合素质的高低及其可能显现的程度。在社会监控和高校自律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构建完善的教师教育质量的制度保障体系,是教师教育质量获得根本保证的必由之路。
目前,高师音乐教师教育质量面临生源状况不尽如人意和师资水平不高的双重危机。音乐教师教育质量面临的困境与其教育制度的不完善有密切关系。因此,提高音乐教师教育质量,需要稳步地进行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制度的保障机制。
一、提升音乐教师教育质量需要有制度做保障
教师教育质量是教师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而音乐教师教育质量既不单纯地指向于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体系的完善,也不单纯地指向于从事音乐教育活动所必需的专业技能的娴熟。虽然目前对音乐教师教育质量还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是,从音乐教育的现实需要上看,音乐教师教育质量主要体现在所培养的人才综合素质的高低及其可能显现的程度。目前,人们对音乐教师教育质量的要求,包括对专业知识的特定要求,对专业技能的特定要求,对从事音乐教育职业的基本道德、职业意识要求,对职业理想、职业追求的要求,对促使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和谐转化为育人、娱人活动的特定能力要求。而实践表明,音乐教师教育质量的诸多要求,在传统的封闭式的教育制度框架内,实现提高的空间十分狭小。
面对现实的严峻挑战,洛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以下简称“我院”)对音乐师范生培养制度进行了创新,鼓励教师打破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做”的封闭式课堂教学模式。在新制度的激励下,我院建立了研究型学习环境、实践研究性学习制度。建立研究型互动式学习模式,旨在体现其教学主体与教学目的的不同,其独特之处是学习的小组模式和互动模式。小组模式即以小组为学习的单元组织;互动模式即教学活动采取有利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小组之间交流互动的方式。通过采取小组模式和互动模式,最大限度地优化教学环境。实践表明,建立研究型学习环境,有利于学生提高音乐教学实践能力,使学生加深对音乐的内涵把握以及对本专业职业价值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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