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思想范文10篇

民间修墓刻碑一般来说内在动因主要是儿孙们对过往老辈们哀思之情的物化。但是，其外因却与土司、官府建立的“功德碑”、“牌坊”的目的相似，目的是歌功颂德，昭示后人，以图永存。尤其是土家族墓碑中的那些“寿藏碑”①，其教化意图更典型，因为树碑立传者不是儿孙后辈所为，而是墓主人生前在世时自己所为。笔者在对武陵地区土家民族民间石刻艺术的整体布局、内容形式、选材及其相关民俗文化的研究分析中，发现众多的土家族墓碑石刻除了表露出浓烈的“驱鬼逐邪，镇墓”、“吉祥”意蕴以及对于装饰功能的追求外，还普遍蕴含着更为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以及社会、政治等生活内涵，其教化的作用和影响力，在当时可能比寄托哀思之情，追求“吉祥”、“辟邪”等民俗愿望更大。它暗含有更为强烈的“立人达人”②的教化理念，即便是“吉祥”意味的追求，也是试图以“立人”“、达人”的方式来取得。

一、从石刻艺术内容看立人达人的教化理念

位于湖北利川西部的鱼木寨，至今保存着完好的清代碑墓、皇帝诰封牌坊、明清乡间学堂、阴宅阳宅同室（即生屋死墓，虽阴阳有别而同为居所）的奇妙景观。其间，石刻雕花艺术精湛的“夫妻墓室”以及石屋民居多处。鱼木寨石刻，样式丰富，有建筑石刻、崖刻、碑刻等几种类型，图案常见龙凤、人物、山水、花鸟及草虫等，题材多以人们喜闻乐见的“龙凤呈祥”、“文王访贤”、“八仙过海”、“四君子”、“二十四孝图”之类，甚至连常见的“福”、“寿”等字，也以极具装饰性的手法雕刻而成。对此诠释者，大多从不同角度阐释，通解为“吉祥”、“辟邪”等家族个体性的民俗愿望的体现。如果我们考证其相关的传统吉祥图典，以及相关的民俗传说等资料，则会发现，这些墓碑石刻的核心主旨，应是土家人“立人达人”教化理念的艺术的物化体现。即便是图案内容，也是如此，不过更具有象征性特点而已。比如龙凤组合，除了吉祥意味与生殖崇拜以外，还象征着权势与荣耀、圣明与贤德。“岁寒三友”、“四君子”③等更是如此，表达了浓厚的对刚正、聪慧、德厚的宣扬意图。《南阳柴夫子训子格言》中对后辈劝学、望子成龙意愿的表达，更是将鱼木寨人土家族“立人达人”的理念凸显得淋漓尽致。再如鱼木寨向梓墓碑石刻《郭巨埋儿》。这个故事是属于《二十四孝》之一，讲述晋代郭巨为人极孝，在妻子生儿子以后，家境日益贫寒，无法侍养老人，于是郭巨与妻子商议决定埋掉儿子，节省口粮以侍养母亲。正当他们挖坑时，突然天降祥云，地下出现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遂夫妻得黄金，回家孝敬母亲，生养孩子。此石刻上，一男子掘土，一女子怀抱娇儿；天空祥云缭绕，地下出现一堆黄金。整个故事对于孝道的宣扬很明显，最重要的是郭巨之孝，感动天地，引来了神仙对其庇佑，这样的结局体现了孝道者天佑之的思想观念。鱼木寨向梓阎孺人之墓上有《杨香救父》。墓的正碑为组合式立柱形，由四层组成，二层的高浮雕带上，正面就刻着《杨香打虎救父》。这则故事刻画了十四岁的杨香与父亲下田割麦时遭遇老虎，为保护父亲脱险，手无寸铁的杨香毅然上前紧扼老虎咽喉，最终战胜猛虎。整个画面引人入胜，鲜明的赞颂了“孝、义、勇、智”的美德。诚然，这是儒家文化在土家民间文化的渗透与表征，但立人达人的教化理念与目的是等值的。值得注意的是，此墓背面有《文王访贤》。周文王一直是中国自古传诵的仁德之君，此图通过刻画文王在渭水边求访姜太公，生动地再现了文王遇姜太公时礼贤下士的情景，将有关“明君”与“良相”的美谈广为流传。侧面为《仲由负米养亲》。仲由是春秋时孔子的学生，为孝敬父母，常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供养双亲。这幅组合图整体表意是直接的崇尚仁、义、礼、明、忠、贤、和等品德。再看四君子图，这是文人士大夫们常用的艺术创作题材。文人高士常借梅、兰、竹、菊来表现自己清高拔俗的情趣，或作为自己品德的鉴戒。一般均借“四君子”来表现正直、虚心、纯洁而有气节的思想感情，而其中尊重“德正”的含义就显而易见了。花中四君子，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菊凌霜自行，不趋炎势。

以花喻人，文人高士对四君子的推崇表达了儒家修身思想，对自身高洁品格的追求，而鱼木寨石刻通过对四君子的刻画，表达的既是对高洁德行的推崇与仰慕，更是助人伦、成教化、“立人达人”静态形式的宣传广告。其他图案内容的谐音表意往往是表面的，只是民俗内容中的一个方面，而实际体现的大多是对纯正高尚的道德行为的崇敬和歌颂，对邪恶现象的不满和鞭挞，以及平民内心中的一种道德准则和由此所树立的一种自尊自强自律具有警世意义的碑典。简而言之，石雕表现的意蕴内涵，仍然是一种平民朴素的“立人达人”的教育思想理念。而最能说明鱼木寨石刻是为了立人达人的思想理念者，莫过于《南阳柴夫子训子格言》。其四合院式的六吉堂建于明末清初，占地一千余平米，是鱼木寨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建筑。该中心院坝的前廊阶壁左右各嵌石刻一通，长四米，高一米，正楷阴刻的就是《南阳柴夫子训子格言》。此碑刻有：“费尽了殷勤教子心，激不起好学勤修志。恨不得头顶你步云梯，恨不得扶你攀桂枝。你怎不寻思，试看那读书的千人景仰，不读书的一世无知。读书的如金如玉，不读书的如土如泥；读书的光宗耀祖，不读书的颠连子妻。……”等内容，可见望子读书成龙之心之切。这一篇教子劝学的文字，突出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思想，文中不仅列举了程夫子、宋状元、苏学士等读书大家，仰为读书楷模，还举出了不读书的严重后果。这篇训子格言意在激励子孙奋发图强，其望子成龙的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同样表现对于儒家思想严格奉行的还有“化字炉”，据说当时学堂教诲学生，说纸是孔圣人传下的圣物，不可乱丢，只能烧化。由这些可看出儒家文化对其深刻影响，而在此影响下雕琢而成的石刻，不仅深深印上了儒家“立人达人”的核心思想，还在山高皇帝远的土家山寨被发扬光大，广为传颂。如果说鱼木寨土家人留存的各类墓碑石刻是“民间”性的，那么湘西土司故都老司城“翼南牌坊”则属于土司、官府一类的“功德碑”。翼南牌坊位于老司城南面紫金山和若云书院的雅草坪。其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上刻“子孙永享”四字，表彰二十六代土司彭冀南率土兵抗倭有功而立。明嘉靖三十三年，年仅十八岁的二十六代土司彭冀南率五千土兵奔赴江浙一代抗击倭寇。土兵善使钩刀，队列灵活，骁勇善战，王江径一役歼敌一千九百余人，明史称“自有倭寇以来，东南用兵未有逾此者，此其第一功云”，立“子孙永享”牌坊以昭纪。而记述诰命封赠的，则以立于鹤峰城郊官田园的“奉天诰命”碑最为著名。其分左右二碑，右碑为明崇祯皇帝所赐。碑文为：“……朕甚敏尔田楚产，乃湖广容美宣抚使司宣抚使玄之父，赋性忠勤，澄雄机略，操行廉洁以躬，延揽贤才而训子，驭众严肃续兼咸，惠以施仁，怀我荣恩，帅苗夷向化，曩以奢安，二猷悖逆，尔能效顺尽忠，洒血誓师，以身报国，深可哀怜，既捐勇烈之躯，宣重崇褒之典，是赠尔为宣武将军……。”当我们把土家族民间那些装饰华丽、雕刻精湛的“墓碑”与土司、官府一类的“功德碑”“牌坊”联系在一起来看时，从这些墓与碑的石刻艺术形式与内容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它直接表现的是对“功德”、“善事”、“节操”、“孝道”等有德行为进行的赞颂与表彰，而它里面渗透出来的理性内涵却是感召后人，旨在引导后人，为后人而树立的样板，这是“立人达人”土家民族教化理念的物化形态，是“立人达人”教化理念在石刻上视觉化的艺术表现。

二、从石刻材料和方位的选择看立人达人教化理念的意愿

土家族地区墓碑石刻在选材、用材上，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也可以看出具有强烈而又独特的“立人达人”教化理念的意愿。历史地看，土家族人民勤劳勇敢、刚毅顽强，这些品格正是土家民族精神之所在。同时，望子成龙之心切，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都寄予赋有灵性的石头上，教化子孙也是必然。众所周知，石头象征着坚定、坚固、顽强以及各种我们所向往的品质。因此，人们用石心比喻坚定的信念，用石交指代牢固的友谊，用石城汤池形容防守坚固的城池，它既是人类崇敬之物，也是被人类应用与文化传承的首选媒介。如果说石头因具有崇高的象征意义而被赋予崇高的象征使命，立石本身就是“立人达人”表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此它与表人12“崇高”的内容相结合，让石头的“崇高”与雕刻内容的“崇高”互相映衬，使石刻有关崇敬的意蕴内涵更为丰富。从土家族民间石刻的雕琢程度也可看出“立人达人”的用意。以鱼木寨为例，当地居民生活极其随便，对石刻却不惜工本，花数年时间精雕细刻，使内容、形式极具丰美。其崇敬程度，远不是仅仅能用单纯的“装饰”作用和“吉祥”、“辟邪”等意义的追求所能涵盖的；其符号性的特征，鲜明的寓示性则有更为深远的“立人达人”理念和象征审美意蕴。再看其供奉摆放形式，更显土家族民间墓碑“立人达人”的理念用意。此最为典型者，当数罗氏碑。在湖北省境内的利川市谋道镇的寨坝村10组（又名茶园），有一处住了五辈人的罗氏碑屋（阴宅阳宅同室）。罗氏碑屋里有一个小院子的堂屋。在堂屋正中，赫然立着一块“生基碑”（“生基碑”是当地“寿藏碑”的俗称。墓主人生前选择了自己死后的宅墓地址地基，即“生基”；墓主人在世时提前雕刻的墓碑，则谓“生基碑”）。该墓碑高约4米、宽5米，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那是“罗氏运章墓志铭”，即死者罗运章的碑文。石碑上刻有人物和镂空的金钱图案，最醒目的是一副对联，上联是“死者可作言坊行表”，下联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横批“遗爱堂”。显然，罗氏人家把前辈墓碑常年立于家中最显赫的“堂屋正中”供奉，名副其实地替代了“家神”地位。“言坊行表”旨在激励后人，以前辈罗运章为榜样，建功立业，强烈地彰显出墓主人“立人达人”的教化理念。因此，土家人把石雕石刻安排在这些寓意丰富、易被关注的位置，昭示子孙后代，有着强烈的宗教般的崇敬与教化意义。其重视程度，反映出儒家传统思想在土家族民间文化中的强烈影响，也反映了土家民间艺术“立人达人”教化理念的意愿。

礼义道德作为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教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颇高。从语义上说，“教化”有教育、感化的意思；而从实际意义上说，“教化”则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变人心、风俗，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教育明朝(尤其是明初)是中国历史上教化比较成功的一个时期，无论是教化的内容、教化的方式，还是教化的效果，都值得我们关注。而这一切都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教化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朱元璋对教化的认识，指导了明初甚至有明一代的教化活动，是明王朝制定教化政策和软化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教化思想的形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了《正礼仪风俗诏》，实际上宣告了教化活动的全面展开。诏书一方面回顾了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痛陈当时民风之劣，“道理未臻；民不见化，市井乡间，尚然元俗[1]”。表明了教化的必要性。此后，朱元璋又以诏书、训谕等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全面、具体的论述。

朱元璋认为，教化肇始于三皇五帝时期，“三皇立极，寻民以时，庖厨稼穑，衣服始制，居民舍焉。五帝之教以仁义，不过遵三皇之良规，益未备之时宜”[1]。从夏、商、周开始，教化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被长期保留下来。“自周至于汉、唐、宋，增减损益，用乃是国昌。民受时宜，家和永康。”[1]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夏商周三代，还是汉、唐、宋等，其稳定、繁荣无不与实施教化政策有着一定的关系。“昔圣人以德化天下，则民乐从者众，否从者寡，天下治矣。”[2]朱元璋最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三代而上治以心，三代而下治以法。心则道德仁义，其用无穷；法则权谋术数，其用有时而穷，故择术不可不慎也。”[3]他认为，三代是以教化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刑罚则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这与后世的法为主，教为辅的治国方式迥然不同。“先王不施赏而民观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戾，何也?仁义本之也。商变夏，周变商，仁义未尝改。”[4]正因此，朱元璋认为，三代树立了一种模式，是后世的楷模。相反，朱元璋对汉朝的统治评价不高，认为“汉治”不如三代，根本原因是汉朝对教化重视不够，未能“制礼作乐，复三代之旧”[4]。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提出明王朝要效法夏、商、周三代，“治国以教化为先”[5]

朱元章对明初社会风气的忧虑和不满也是他重视教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6]“兵乱以后，人习斗争，鲜知礼义”。[2]朱元璋认为，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是导致社会风气恶劣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蒙古统治者把本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带到中原，影响了汉人。如明初南京“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7]。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对传统的纲常礼教不够重视，封建的礼义道德越来越被人们忽视。“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7]“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2]到明初，人们的道德观念已极为淡薄。“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至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8]这种封建道德的沦丧，往往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也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朱元璋认为，要改变社会风气，靠法律等强制性手段是无法奏效的，所以他主张：“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改污染之俗”。[2]即通过教育劝化的方式，宣传封建礼义道德，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对于教化的可行性，朱元璋深信不疑。他认为，人有愚贤，但其善恶既非天生的，也不会一成不变。“民之为恶，犹衣之有积垢，加以浣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矣。”[8]朱元璋强调教育对人的重要，认为通过教育可以使人成材，“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7]朱元璋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他举例说：“夫越与鲁相去甚远，使越人而居鲁久，则必鲁矣；鲁人而居越久，则必越矣。非人性有鲁越之异，风俗所使然也。”[7]所以，朱元璋主张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大力开展教化活动，逐步培植起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样才可能使人人向善。“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附于小人。”[8]朱元璋肯定了教化在改变人心、风俗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肯定了教化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他总结说：“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8]将教化与“致治”连在了一起。

【摘要】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扭转社会风气，巩固封建统治，提出了“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思想。朱元璋认为，教化应以倡导礼义道德为核心内容，各级官吏要言传身教，要积极推动教化活动的展开，并以一系列的制度确保教化政策能够长期得以贯彻落实。

【关键词】朱元璋；教化；礼义道德

礼义道德作为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教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颇高。从语义上说，“教化”有教育、感化的意思；而从实际意义上说，“教化”则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变人心、风俗，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教育明朝(尤其是明初)是中国历史上教化比较成功的一个时期，无论是教化的内容、教化的方式，还是教化的效果，都值得我们关注。而这一切都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教化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朱元璋对教化的认识，指导了明初甚至有明一代的教化活动，是明王朝制定教化政策和软化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教化思想的形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了《正礼仪风俗诏》，实际上宣告了教化活动的全面展开。诏书一方面回顾了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痛陈当时民风之劣，“道理未臻；民不见化，市井乡间，尚然元俗[1]”。表明了教化的必要性。此后，朱元璋又以诏书、训谕等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全面、具体的论述。

朱元璋认为，教化肇始于三皇五帝时期，“三皇立极，寻民以时，庖厨稼穑，衣服始制，居民舍焉。五帝之教以仁义，不过遵三皇之良规，益未备之时宜”[1]。从夏、商、周开始，教化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被长期保留下来。“自周至于汉、唐、宋，增减损益，用乃是国昌。民受时宜，家和永康。”[1]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夏商周三代，还是汉、唐、宋等，其稳定、繁荣无不与实施教化政策有着一定的关系。“昔圣人以德化天下，则民乐从者众，否从者寡，天下治矣。”[2]朱元璋最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三代而上治以心，三代而下治以法。心则道德仁义，其用无穷；法则权谋术数，其用有时而穷，故择术不可不慎也。”[3]他认为，三代是以教化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刑罚则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这与后世的法为主，教为辅的治国方式迥然不同。“先王不施赏而民观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戾，何也?仁义本之也。商变夏，周变商，仁义未尝改。”[4]正因此，朱元璋认为，三代树立了一种模式，是后世的楷模。相反，朱元璋对汉朝的统治评价不高，认为“汉治”不如三代，根本原因是汉朝对教化重视不够，未能“制礼作乐，复三代之旧”[4]。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提出明王朝要效法夏、商、周三代，“治国以教化为先”[5]

【内容提要】思想道德教育总是在一定的场所、通过一定的过程来完成的，这就是道德教化的空间与仪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表现出了局限性，不能很好承担起新形势下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与功能。这就需要构建新的道德教化空间，创设新的道德教化仪式。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注重“生人社会”的道德教化空间的构建；二是注重虚拟社会道德教化空间的构建；三是注重道德教化过程的设计。

【关键词】思想道德教育/空间/仪式

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效果不佳。除了教育内容上现实性与针对性不强之外，还在于方法与手段上的落后。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国民道德教育，都带有战争年代思想动员与思想改造的痕迹。在今天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时代，依靠这些传统的模式与方法来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的预期目的，是不大现实的，应该引入新的方法，开辟新的道德教化空间，构建新的道德教化仪式。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点看法，以引起同行专家们的关注与讨论。

一、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的意义与特征

这里所说的空间就是人们物质和精神活动的场所与范围，仪式是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在空间中进行的具有象征与表达意义的活动。①文化人类学者认为，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具有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的功能。道德教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引导未成年人掌握和运用既定的道德观念与规范；二是巩固成年人已经形成的道德观念与规范。这两个目的不能随便和轻易就能达到，它要经过反复地引导、教化与心理暗示。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一些特定程序与环节必须在特定的空间中，通过特定的仪式才能完成。如果不在特定的空间中，不经过特定的象征仪式，就无法达到教化的目标。在一个嘻嘻哈哈、极不严肃的场合，宣讲道德信条，不仅没有正面意义，反而会有负面效果。

人类社会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和主动创设了丰富多样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从结构上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效果不佳。除了教育内容上现实性与针对性不强之外，还在于方法与手段上的落后。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国民道德教育，都带有战争年代思想动员与思想改造的痕迹。在今天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时代，依靠这些传统的模式与方法来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的预期目的，是不大现实的，应该引入新的方法，开辟新的道德教化空间，构建新的道德教化仪式。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点看法，以引起同行专家们的关注与讨论。

一、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的意义与特征

这里所说的空间就是人们物质和精神活动的场所与范围，仪式是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在空间中进行的具有象征与表达意义的活动。①文化人类学者认为，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具有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的功能。道德教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引导未成年人掌握和运用既定的道德观念与规范；二是巩固成年人已经形成的道德观念与规范。这两个目的不能随便和轻易就能达到，它要经过反复地引导、教化与心理暗示。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一些特定程序与环节必须在特定的空间中，通过特定的仪式才能完成。如果不在特定的空间中，不经过特定的象征仪式，就无法达到教化的目标。在一个嘻嘻哈哈、极不严肃的场合，宣讲道德信条，不仅没有正面意义，反而会有负面效果。

人类社会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和主动创设了丰富多样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从结构上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制度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

这种形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由社会权威组织(主要是政党和政府)构建的，有着较为规范边界和固定程序的道德教化仪式与空间。由于其组织者的权威性，这一空间的建构与仪式的创设有着比较丰厚的资源保证。制度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的目标明确，程序严格而有计划，标准统一，集中实施，在评价上既准确又具体。制度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的这些特点，决定其在整个公民道德教化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是任何其它类型的空间与仪式所不能代替的。比如说学校的道德教化场所与仪式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是由政府主导的，有着严格规范与标准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

摘要: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性善论认为人性生来是善的，是先天固有、与生俱来的，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善性体现为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四心。性善论与教化理论相结合，在性善论影响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根据现代社会的变化对人的发展的教化目标、功能、模式进一步完善，最终使受教化者能够终身运用教化理论去完善自我的善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关键词:孟子;性善论;教化理论;道德教育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其王道理想和仁政学说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这一观点重点强调了后天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核心理念对当代道德建设特别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教化有多种含义，其中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以及喻环境影响的释义是与道德教育紧密相联。深刻认识教化所蕴含的意义和作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立足于对人现实生命的价值实践，有助于当今社会增强道德建设的实效性。

一、性善论的思想内涵

孟子在儒家学派史上首次系统提出人性理论。儒家学派中，孟子被称为“亚圣”，其地位仅居孔子之后，也是儒家学派文化的一个象征。“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人性善恶之争曾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要地位并产生深远影响。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关于人性问题的论断，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观点，认为人性生来是善的，是先天固有、与生俱来的，概括为“性善论”，并进一步指出保持并扩充“善”需要发挥教化的作用。孟子所提及的“性”是指人性，是人生来具有的资质和属性，同时也是人之所以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质。孟子当时力排众议，明确地提出了性善论，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1．性善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差别人类有着共同的社会属性，这是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其内容即是以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为主，而不是与动物无区别的自然属性，这是孟子性善论的立足点。孟子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但并不否认人的社会属性，而且认为自然属性是人与动物共用，但又不足以反映人性所独有的本质特征。孟子能从社会属性来界定人的本质，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2］，这是在与孟子关于人性的辩论中，主张“生之谓性”。由此可以看出，告子认为人性就像流水一样，东边有决口就向东流，西边有了决口就向西流，一切随着外界的不同而异;同时，告子提出“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3］，意指人性的善与不善是没有办法分清的，就像河里的水一样，是无法区分那些水是东边的，那些水是西边的。孟子虽然也承认存在“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4］的自然之性和“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5］的道德之性两者的不同，但他论“性善”只是从后者立论，从而确立了人性的本质。孟子肯定人性与动物性有着本质的不同，从社会属性来规定人的本质属性，比告子的观点更高一筹。因此，动物的自然属性不能与人的道德行为混为一谈，更不能以此认为人和动物具有相同本质属性。人性不只是具有自然属性，并且还有社会属性，这是人性与动物得根本区别，这种观点在先秦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的善性与生来就有的口耳之欲一样具有共同性，而以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为内容的社会属性是后天产物，是人类社会出现以后，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际交往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孟子认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6］意思就是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道德观念不用学习和思考，出于本能就知道，就像小孩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和长大后没有不知道尊重自己的兄长一样。由此可见孟子的观点是:人性原本是善的，但由于后天各种因素影响可能变为不善，但这并不是人的天性，需要采取办法避免这种事情的出现。因此，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善端，但还需要在后天社会生活中不断加强，否则有遗失的可能，为了保持这种善的本性，每个人都需要主动加强道德修养和提高人格境界。这表明孟子对道德自觉、道德理性和道德实践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认识。从以上孟子的说法中可以看出，人“心”中原本就有仁、义、礼、智的种子，而这些美德将人与其它动物最终区别开来，可称为人的“性”，而且人性的善是先天具有、与生俱来的。3．人的善性体现为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四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7］孟子认为，四心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原始的善良之心，如果没有这四心，那么这个人就不能称为人，是和动物的属性是一样的的。人性的善主要指的就是人性的四心，即四个善端，“端”字有开端、萌芽的意思。孟子讲人性的善实际上指的就是善端。孟子对四端的具体论述如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8］孟子表达的就是恻隐、恶、让、非之四心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开端和萌芽状态，也是四德产生的可能性因素，并非其最终完成状态，只有发展成熟才能形成四德。孟子认为:天赋德性，人的本性为善，性善即是心善，而心之善，只是见其“端”，会受本能欲望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两者都可以使其失掉自身的善端。所以要避免“以小害大”，“以贱害贵”，“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9］同时也要“养”，即修养心性，最好办法就是减少欲望，寡欲清心。求其放心与养心，是壮大人性善的重要途径，其相似之处就是都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由是观之，孟子的性善论不但是对人性本源的探讨，更是对人的道德人格以及人的精神的深入探究，虽未解决人性起源问题，却体现了对道德人格较为系统全面的思考，其深入阐释也在客观上探讨了人的本质属性，揭示了道德发展的方法和途径，是认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这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就会激发了人们对道德的重视和追求，彰显了道德教化的涵义及其重要性。

二、教化的意蕴

20世纪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反思中国诗学研究的现状时指出，近百年来中国诗学除了主要接受西方的一套诗学话语外，并没有构建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以至于患上了“文论失语症”。而一些学者指出，医治此“病症”的药方之一就是中西对话，通过与西方文论范畴的对话中突显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教化”是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而“净化”是西方文论范畴，如果将这两个异质的文论范畴进行对话与比较，可以更好地阐述古代“教化”范畴的现代价值。

一“教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

古代“教化”范畴主要强调文学经邦济世的政治功用，其批评原则和特征不仅为古代文论家极力推崇，而且“教化”范畴所呈现出的思维模式，已经渗透于我们民族的大脑、灵魂和发肢，“教化”范畴在现当代文论中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教化”范畴出现于文学理论中，乃始于汉代的《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毛诗序》又曰:“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在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用“教化”这个范畴来阐释文学的政治社会功能，并从此确立了“诗教”原则，为历代文论家推崇并加以大力宣扬，成为了后世文学创作的普遍准则。自“教化”范畴确定后，历代文论家对古代“教化”范畴都有阐发，尽管其阐发重点不同，但“教化”范畴却在内涵上仍有一以贯之的特征。首先，“教化”范畴行使经世致用的重要手段是“美刺”说。“美刺”说作为理论形态首先出现在《毛诗序》中。《毛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将“美”与颂诗联系在一起，“美”就是歌颂，而且歌颂的内容是政治上的成就。“刺”则是臣民用诗歌针对社会伦理政治的混乱败坏进行批评讽刺。“美刺”说强调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要求通过文学的教化作用，达到干预社会，改造社会政治的作用。这使“教化”范畴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其次，“教化”范畴行使社会功用的目的是“文以载道”。

文章相对于道而言只是手段和工具，“文以载道”才是“教化”范畴的目的和价值。古代“教化”范畴“文以载道”的特征仍然体现在现当代的“教化”范畴之中。尽管在现当代语境下，“文以载道”中的“道”与古人所言之“道”有着迥然的差异，但是其思维模式是一致的。最后，“以情动人，潜移默化”是“教化”范畴的重要美学特征。“教化”范畴反对文学作品用干瘪的言语来进行枯燥的道德教育，它主张用审美的形式，感性的形象对个体进行潜移默化的感染与教育，以达到教化的目的。中国古代文论家们早就注意到了“教化”范畴的这一重要特征。例如，儒家就非常强调“乐教”。儒家认为，“乐”是人们内心感情的艺术表现，同时它又能对人们的思想感情产生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人们如果将伦理道德精神渗透并体现于乐，那乐就能成为推行道德教化的理想。

二“净化”与“教化”范畴一样，都是非常古老且含义丰富的范畴。

一、教化本体

教化本体是指语文教育以教化为立足点，语文教育的存在以教化为基石。教化本体表明语文教育是建立在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之上。古代最为典型。《学记》中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在语文教育尚未独立设科的古代，教育包括文史哲的教育。有人说，一部中国教育史，就是一部中国语文教育史。“化民成俗”成为语文教育的基础和首要目的。古代儒家一贯主张：“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明人伦”就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但“明人伦”仅是教化的一个方面。中国古代，教化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主要有“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安贫乐道思想，除暴安良思想，不畏强暴、见义勇为思想，学无止境、精益求精思想，精兵简政、为政清廉思想，自强不息、人定胜天的思想，等等。”①为了实现教化的目标，中国古人将儒家经典著作选为教材。“四书”、“五经”是官方所定的蒙学之后的主要课本。《大学》是十分典型的一套自成体系的道德教育教材。全书提出了一个总纲“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明德”讲修身，“亲民”讲爱民，“至善”则指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讲提高自身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属于治人的范围，涉及到道德的各个方面。《诗经》本是一部诗歌总集。虽然孔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的话，意思是要学会说话，就要学“诗”。然而，他仍然主要将它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课本。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诗”有七大作用：一是感发兴趣，二是考见得失，三是团结和睦，四是怨而不怒，五是孝敬父母，六是效忠君王，七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七大作用中，没有一条真正涉及语言文字教育，除第七条外，都是有关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诗经》是进行全面教化的生动教材。即便是在近代初期，中国人仍然认为：“中小学堂注重读经以存圣教”，“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者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②将读经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了能否立国的高度，教化本体深入人心。教化本体思想还体现在教与学的方法上。古代中国人很讲究“化”，怎样化？所谓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是“化”的方法，就是在和风细雨中潜移默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要象春风那样亲切、温柔，象夏雨那样滋润心田，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感染，受到教育：将教化的内容“化”入内心，“化”进脑髓。从学的方面说，就是要得意忘言。言是获意的手段，获意后，言则可忘。在这里，“意”指思想内容，是语文教育的最终目标。这一点，柳宗元的论述较为典型。他将语文教育的目的定为“文以明道”。指出：“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已耳。”③很明显，道在文之上，学文的目的在于“明道，在于接受思想教育。“辞”只是“道”的载体，自然，“明道”之后，可以弃“辞”。根本不是学习运用语言文字，更象是在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中国历史上语文教育的教化本体，是由中国社会的泛道德主义决定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渗透于社会的一切方面，任何个人的言论或行为都严格地受道德价值的制约与牵制。整个社会，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以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或行为的好坏；而且，那一套伦理价值观念深入人心，能为一般社会成员普遍接受。伦理价值观的君临一切，独占鳌头，统治者自然就十分重视在学校教育中，特别是语文教育中强调渗透伦理道德思想教育，这是语言的特点决定的。因为，“文”总是要载“道”的，故而，“教化”成了代“文”弃“辞”的本体。

二、智能本体

智能本体是指以培养语文能力、开发大脑智力为根本进行的语文教育。近代中国，国门大开，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有感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纷纷写文章作演说出书报，呼吁开发民众智力，教育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语文”独立设科，开辟了我国语文教育的新时代。独立设科后的语文教育，开初，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将“诗书教化”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但社会的发展对人的才智的要求愈益迫切，渐渐地，以“教化”为主旨的语文教育，让位于以智能为本体的语言文字教育。1912年，《教育部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语文教育在智能上提出了要求：“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将“智”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且位居“德”之前。这是在教化本体上的一个革命性的飞跃，表明人们对语文教育的认识在不断加深，意味着语文教育以教化为本体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1923年，由叶圣陶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在突出智能这一点上旗帜更鲜明。规定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①使学生自由发表思想；②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③使学生能作文法通顺的文字；④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简单地说，就是会说，会读，会写，有兴趣。很明显，语文能力的培养已经占据了语文教育的主导地位。建国后，强调进行“双基”教学”。1952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中提出中学的教育目标之一是使学生获得“现代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双基”理论的提出，在语文教育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广大语文教师以给学生扎实的语文基础知识和熟练的运用语言文字的技能为主要目的，提高了教学的效率。随着时代的发展，“智力开发”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大课题。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知识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学校掌握的知识，形成的技能，能够终身管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反映在语文教育上，就是教学改革风起云涌，有教材的改革，有教法的改革，在全国形成了许多流派。如魏书生的自学能力培养，刘月出月出的作文三级训练体系，陆继木春的双分体系等。这些改革，都紧紧围绕培养能力，开发智力这一核心。改革者们以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一改传统的以“灌”为主的方式方法，代之以“导”，以“练”，以学生智能的开发与培养为宗旨，将语文教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智能本体，还体现在建国后颁布的几个教学大纲中。1956年的《初级中学汉语文教学大纲》提出：“教给学生有关汉语的基本的科学知识，提高学生理解汉语和运用汉语的能力。”还提出了一些思想教育的要求。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提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1978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明确指出：“中学语文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导学生学习课文和必要的语文知识，进行严格的读写训练，使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1980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把教学目的规定为：“中学语文教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教学生学好课文和必要的语文基础知识，进行严格的语文基本训练，使学生热爱祖国语言，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1992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教学大纲（试用）》将教学目的表述为：“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基本的阅读、写作、听话、说话的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五个大纲，都有一条“能力”红线贯穿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1992年的大纲和1996年大纲，单独提出了智力开发问题。不仅如此，在语文教育的内容上、方法上，近代以来，都以突出智能培养为主要特征，限于篇幅，此不论及。

三、人文本体

人文本体是将语文教育定位于人之上，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为根本支点。智能本体是对教化本体的一个突破，使语文教育凸现出它本身的特点。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这是第一次真正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变革，为充分发现语文在其它学科乃至在社会生活中的工具性作用，奠定了基础，使语文教育象语文教育。然而，智能本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它至少有两点不足：第一，只关注语文作为外在工具的一面，忽视了蕴含于其中的人的因素，使语文教学实践变成了象使用锄头、镰刀那样的纯技术的实践，语文课堂成了木工师傅教徒弟使用锯子、刨子之类的状况，冷面无情，只见技巧不见人；第二它无视人的丰富的个性，视学生为接受知识的容器，有待开动的机器。课堂上，我讲，你听；我导，你练；我考，你背。使本来应该丰富生动的课堂，变得单调无味。有鉴于此，语文教育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重新给语文教育定位。其一，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足以证明，从本世纪初的“国文教授法”到80年代的“语文教育学”，其间经历了由“教授法”发展为“教学法”和“教材教法”的阶段。80年间，人们愈益深刻地认识到，教学法或教材教法，思路单一，只研究如何教，忽视了如何学，如何育。只重教，忽视学，不见育，只是语文教育的半壁江山，难以满足语文教育全面育人的需求，也发挥不了语文教育全面育人的功能。因而，“语文教育学”应运而生，它更加重视人在智能、道德、情感等多方面发展的需求，全面开掘语文教育的育人功能，“人”的地位日益显露。其二，陈仲梁在1996年第9期《语文学习》上撰文《期待：语文教育的第三次转变》，认为从本世纪初开始，语文教育出现过两次转变。本世纪初，从文字型教育转变为文字———语言型教育；近十年来，又出现了第二次转变，从文字———语言型教育转变为语言———思维型教育。并指出：语文教育将出现第三次转变：语言———人的发展。明确地将未来语文教育定位于人之上。其三，新编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第一次提出了‘发展个性和特长’的教学目的。”④其实，在教育理论界，早已有人提出将教育的支点定在人之上的看法。斯普朗格认为人的本体结构的生成、定向、定格，关键是教育，“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⑤语文教育，作为整个学校教育大厦的一个主体部分，理所当然，将自身固定于人的个性、人的理智、人的道德、人的情感之上，应当是很自然的，很必然的。

[摘要]对于唐五代民间社邑的性质及功能，以往学界的研究都集中在丧葬互助、追凶逐吉等实用性方面，研究所据之文书都是以英藏、法藏和国内所藏之敦煌文书为主，还未涉及到俄罗斯收藏的敦煌社邑文书。在俄藏敦煌ⅡX11038号文书中，有民间社邑的社条、入社状、社司判等三件社邑文书。它不仅反映了社邑是一种契约性组织，而且还较突出地表现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重要功能及作用。其教化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的纲常礼教，强调的是尊卑之礼，以礼为先，而后才追凶逐吉、丧葬互助。

[关键词]俄藏；敦煌；社邑；教化；尊卑之礼

俄藏敦煌且Ⅱ11038号文书的图版刊于《俄藏敦煌文献》，这件文书是19世纪初俄国探险队从我国敦煌劫去的古代文献之一，一直未公布，与世隔绝已有百年，在国内学界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艰辛的努力下，近年终于以影印的方式两国联合出版了17巨册的《俄藏敦煌文献》。此件文书的图版是一个册页本，有七件文书，涉及遗书、放妻书、放家僮书、入社状、还有社邑组织和活动的规约，即社条。它反映了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具有宝贵的历史学、文献学、文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其中的三件社邑文书，有社官对违犯规定的社人进行的处罚，有吉凶往来、婚丧仪礼的约定，也有地方名族的礼教、伦理道德的规范，突出地反映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作用，其教化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的纲常礼教。

一、对俄藏三件社邑文书内容的分析

社邑(社)是一种民间结社，属于中国古代民间基层社会组织。民间结社在先秦已有，到唐五代宋初已达到兴盛阶段，从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几百件该时期的社邑文书资料中可以全面看到它的发展。

有关社邑文书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便有对唐五代社邑的研究，随后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又进行了研究。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宁可先生发表《述“社邑”》一文，既综合评论了前人的研究，又对社邑的源流演变发展，作了综合性的论述。随后宁可、郝春文整理出版《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一书，尽管没有来得及收入俄藏社邑文书，但它仍是目前见到的全部社邑文书之集大成者，有比较准确的录文、点校、断代和说明，为学者提供了一部系统翔实的资料，这是一个重要的成果。

摘要：在儒家思想主张中，特别强调一种治国安民之策，即用礼、乐等方法和手段来化民成俗，使合于善。本文的主要议题就是要谈谈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乐与王政，以此说明音乐的教化功能是与政治相联系的，这是其一大特色。那么，音乐到底有怎样的功用，它与政治又有多少瓜葛，文章将会涉及。此外，简言对音乐的期望。

人类漫步了如此之久，其间创造了诸多文化财富——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音乐也是涵盖于其中的一支。然而，追溯源头来看，礼与乐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音乐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广泛性使音乐成为相对独立而又不统属于礼的艺术，它有着独特的功能。比如：音乐理论与历朝历代的民间音乐形式或礼仪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而且由于音乐可以满足人的声色之欲，故决定了音乐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个领域。“乐”与“礼”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密切起来，只因为在“勃兴三代”特殊的文化大环境中，尤其是周代用雅颂之音乐来强化严格的等级秩序，与此同时又收集、引导民间词曲，吸取民间情歌中有利于其统治的成分，进行加工用以服务于礼，为其统治服务。

当时光的指尖点至春秋时期，先秦儒家提出“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他们主张用“礼乐”作为建立秩序、教化万民的基本途径，于此礼和乐的关系就变得亲近起来。我们后世所言的礼乐，概由此时形成，且言“礼”必及“乐”，言“乐”必及“礼”，“礼”主外，“乐”主内。《乐记》上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古文。”战国时期是一个彻底的“礼崩乐坏”的时代，自“无义战”的春秋以来，周代森严且复杂的等级秩序已走到了无法挽救的崩溃边缘，与此同时，与礼仪相关的音乐也渐渐的沉入了万丈沟壑。民间的新声在这“乱世”再次兴起，不同的音乐形式并行不悖，共同发展。音乐本身的多样化和其故有的相对独立性使其与礼的关系就此渐渐疏远开来。而在那以后，虽然历代也都重视乐的政治功用，但似乎并不如周代那样密切。笔者知识浅薄，此言恐有欠考虑，待方家指点。在此所谈的乐教思想，即乐的教化功能，仅局限于先秦时期，且就谈儒家思想中的乐与王政。

一、先秦音乐

1．音乐的概念

什么是音乐？在此所说的音乐不同于现代所说的音乐，中国传统的乐的观念，是存有特定的内涵和深刻的哲理的。《乐记》上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成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乐记》所载音是发自于内心而又“成文”的，乐是合于道的音，如此才可成为乐，即“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音乐是很高深的，“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也”。所以真正能懂得音乐的只是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