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范文10篇

一、问题的提出：焦点访谈节目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矛盾冲突的焦点往往是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集合与暴露，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干部从思想到行为的表现最集中、最深刻、最彻底，因而应该作为从本质上把握干部、从深层次上了解干部、从客观上评价干部的重点，也是考察干部的关键所在。

一、领导干部在矛盾焦点中的表现是考察了解干部的最佳切入点

矛盾焦点作为一个特定的状态，各种问题反映最复杂、最集中、最尖锐，是准确、真实地了解干部的最佳切入点。在矛盾比较平和的环境中，干部按部就班工作、循规蹈矩，内在特点表现不够充分。特别是在一般性工作场合，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光彩”的一面，“灰暗”面不易觉察。这样，对干部品格之优劣，能力之强弱，水平之高下，就很难在本质上把握。而在矛盾的焦点状态下，领导干部始终处于问题的最前沿，对矛盾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拿怎样的行为去处理，“真我”的东西表现得比较透彻。也就是说，在矛盾焦点中，干部的内在特点有了充分体现，优点和缺点都表现得比较明显，是人才还是“庸”才，能够得到准确的识别。

矛盾冲突在领导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有时还显得很尖锐，要全面了解干部，就要渗透到干部生活中矛盾焦点的各个层面。作为领导干部，矛盾焦点最直接也是最多地反映在单位工作和班子内部上。当工作中出现困难的时候，往往问题迭出，冲突剧烈，需要领导干部置身于矛盾的漩窝中去履行职责，解决问题；当领导班子不团结、决策失误和成员出现重大问题时，领导干部作为班子中的一员，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

矛盾焦点在领导干部身上的反映，不仅表现在8小时之内，还表现在8小时之外，不仅表现在工作与班子中，还表现在重大社会问题上，这是考察了解干部应把握的重点。从大的矛盾表现来看，重大的社会变革、重大的社会事件、重大的社会问题都是社会矛盾焦点的集中反映，其态度表现就是政治立场的反映，事关工作的大局、方向和力度，属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考察中必须高度重视。从小的矛盾表现来看，家庭问题也值得注意，看起来似乎是小节，不对干部使用构成大的影响，其实，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家庭矛盾的焦点往往反映了干部的心态变化和精神世界状况，是其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水准和人生追求的真实表现，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到外面傍“大款”，养“小蜜”，以致夫妻争吵直至离异，这种干部经不起金钱美色的诱惑，人格形象低下，在工作中也不会有号召力和推行力，因而在考察中对家庭矛盾的表现不能忽视。

二、考察领导干部在矛盾焦点中表现的主要内容

一、经营顾客关系产生的背景

经营顾客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新兴的营销战略，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下，帮助企业从顾客需求出发，打破传统以“市场占有率”为导向的营销模式，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以“顾客占有率”为导向的营销模式。

在以“经营顾客关系”为核心的企业，顾客不再仅仅是营销的目标和对象，而是营销的参与者，并且是启动和控制营销的决定者。顾客是企业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企业利润的源泉。经营顾客关系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企业与顾客建立一种双向互动的友好关系，把顾客培养成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的好顾客。经营顾客关系是时代的产物，概括起来说，经营顾客关系产生的背景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成长的极限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随着人口过度膨胀，对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阻碍制约作用，对社会生活也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为了加速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实施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人口增长，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很大成效。这表明新世纪人口增长速度将趋缓，人口数量将保持相对稳定。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众多的企业来说，追求顾客数量的增长已不可行，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追求顾客质量的提高，而要提高顾客质量，企业就必须重视经营顾客关系。

目前，我们正处在商品丰富、多数产品市场饱和的后工业化时代，到处商品泛滥、型录充斥、卖场林立、品牌满天飞。以过剩为标志的买方市场已经到来，形成目前消费者对整个市场极度繁荣而眼花缭乱，再加上各种商品在技术、质量、价格等要素上的同质化而无从挑选，从而使顾客越来越挑剔。现在顾客绝不会因一个广告做得多而盲目冲动购买，这使得许多企业家都有这样的感慨：生意太难做了，顾客太挑剔了，赚钱的买卖太难找了。企业的营销人员只有提高顾客忠诚度、留住现有顾客，才能使企业摆脱困境，求得生存与发展。

摘要:本文聚焦罢工权立法要点----保护性规范和限制性规范，阐述通过罢工权立法实现劳动合同关系中的权力制衡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罢工权保护性规范限制性规范权力制衡与社会效益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而劳方对于改善劳动条件、中止人格污辱行为的诉求直接表明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而赋予劳方以罢工权，以达到企业内部劳资双方权力的制衡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界普遍认可。本文着重对罢工权在立法方向上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归纳分析。

一、对罢工权的理论认知

一段时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罢工的认识不清，没有区分不同性质的罢工，混淆劳动法范围的经济性罢工与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政治性罢工，致使罢工这一概念一经诞生就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罢工权也相应地被规避、被排斥。

广义的罢工包括政治性罢工和经济性罢工。政治罢工通常指以实现特定政治主张为目的，针对国家机构的有计划中止工作的行为；相应地，经济罢工，又称狭义上的罢工或劳动法上的罢工，通常是指多数受雇人员为了维持和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或者其他经济利益诉求而共同中止劳动的行为。政治性罢工不利国家稳定，任何国家都是禁止的，我国学界承认的罢工权指的也是经济性罢工权，不包括政治性罢工权。

VOIP是指通过互联网IP(InternetProtocol)协议格式提供的话音服务。由于互联网本身具有全球互联的特性,并且具有容易整合语音、数据及图像信号进行处理与传输的优势,因此VOIP较之传统公众电话服务更符合融合(Convergence)、全球性(Globalization)、实时性(Immediacy)与移动性(Mobility)的通讯市场主流趋势,这也是未来IP(InternetProtocol)技术将成为通信技术主流的主要原因。

虽然VOIP的通话质量目前尚无法与传统电话相比,但由于使用者能以远较传统电话低廉的费率拨打长途及国际电话,故伴随着宽带网络的普及,VOIP将成为发展潮流。未来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VOIP的通话质量也将会逐渐接近传统电话服务质量水平,届时将会大大冲击以电路交换(Circuitswitch)技术为主的传统电信经营者。

由于VOIP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语音通信的主流,关于VOIP的监管政策成为各国电信监管机构的关注议题。

从国际上看,电信市场发达国家的监管机构多年前已开始注意到VOIP的发展趋势,目前关于VOIP的管制主要有三种监管模式:

第一种模式放松管制型,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基于促进新技术和新业务的立场,为不妨碍互联网的发展,欧盟和美国尚未对互联网上提供的VoIP服务(或称网络电话服务)进行直接管制,但都表示将密切注意其发展,必要时将其纳入电信业务管理。

欧盟和美国对VOIP不实行直接管制,是与其电信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讲,多年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后,固话业务市场竞争已较充分,话音业务价格已大为下降,对新进入者而言纯VOIP话音业务的盈利空间不大,用户选择VOIP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价格。例如,目前在芬兰,固话的包月费仅为10欧元左右,在德国提供VOIP话音服务的经营者为竞争需要只能将资费定为较低的1-1.5欧分/分钟。对原有运营者,如德国电信等由于其对原有网络投资较多,也不愿意马上折旧完全用IP技术替代原有网络。据了解,多数运营商准备2008年后才开始IP网络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对于欧盟和美国而言,由于已完成了企业转型和市场转型,其发展VOIP更多是技术驱动,其定位为促进宽带业务发展。

平时不一定都注意别人的走路姿态。但在结婚当天，新娘的一举一动都会引人注目。尤其是步入教堂或酒楼时，所有人都停注在新人身上。如果新娘的走姿是粗俗不雅的内八型或外八型，那将是整个婚礼的一大遗憾。所以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以免留下一个遗憾。

头部

头部与躯干当成一直线，切勿东张西望。如果发现吸引自己的东西，应立即停步观看，千万不要便走便看。因为这会很容易撞到客人或桌椅。

胸部

应该向外挺，但切勿将双臂过于后张而使胸部突出，背部生沟，勿令腹部同时凸出。如果背部已有驼背的症状，可以穿高跟鞋，时间久了可矫正驼背的丑态。

双手

从理论上讲，面试可以测评应试者任何素质，但由于人员甄选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扬长避短综合运用，则事半功倍，否则就很可能事倍功半。因此，在人员甄选实践中，我们并不是以面试去测评一个人的所有素质，而是有选择地用面试去测评它最能测评的内容。

面试测评的主要内容如下：

1、仪表风度。这是指应试者的体型、外貌、气色、衣着举止、精神状态等。像国家公务员、教师、公关人员、企业经理人员等职位，对仪表风度的要求较高。研究表明，仪表端庄、衣着整洁、举止文明的人，一般做事有规律、注意自我约束、责任心强。

2、专业知识。了解应试者掌握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其专业知识更新是否符合所要录用职位的要求，作为对专业知识笔试补充。面试对专业知识的考察更具灵活性和深度。所提问题也更接近空缺岗位对专业知识的需求。

3、工作实践经验。一般根据查阅应试者的个人简历或求职登记表，作些相关的提问。查询应试者有关背景及过去工作的情况，以补充、证实其所具有的实践经验，通过工作经历与实践经验的了解，还可以考察应试者的责任感、主动性、思维力、口头表达能力及遇事的理智状况等。

4、口头表达能力。面试中应试者是否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意见或建议顺畅地用语言表达出来。考察的具体内容包括：表达的逻辑性、准确性、感染力、音质、音色、音量、音调等。

摘要：优良的学风所带来的教育力量、感染力量、鼓舞力量是非常大的，可以提升班级的整体素质。本文试图在以学风建设为主题的班会中，引导学生围绕学风建设焦点问题开展有效思考，深入讨论，从而端正学习态度，激发学习兴趣，促进班级优良学风的形成。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焦点;引导

优良学风一方面是学校有好的治学精神和态度，另一方面是学生有好的学习态度、学习风气和行为规范。笔者前期就如何准备一场学风建设主题班会的焦点作过初步研究，现就学风建设主题班会的焦点引导进行浅析。

一、学风建设主题班会与焦点引导

学风建设主题班会是辅导员（班主任）针对班级学生学习目标、学习态度、学习行为的现状，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思想教育的班会。以学风建设为主题的班会，如果准备充分，贴合学生实际，可以很好的达到预期效果，从而真正端正班级学生的学习态度，激发班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学习氛围。焦点讨论是一种借助有效提问推动深入思考、增进有意义学习及增强团队沟通的讨论方法。这一方法包括四个层面，即：客观性层面、反应性层面、诠释性层面、决定性层面。在主题班会中针对学风建设进行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有效思考和讨论，就成为本次主题班会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一是要把班级的整体状况和学生的学习状态研判准确；二是要精心准备讨论目标和问题；三是要用心倾听学生的反应，观察学生的身体语音、声调，及时做出调整。

二、学风建设主题班会的焦点引导

内容摘要：社会变革的发展使中国新闻传播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近年来，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监督类批评性节目不断涌现便是适应社会变革的发展而产生的。

在对《焦点访谈》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焦点访谈》是中国新闻传播模式等随着社会变革而演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一斑，窥一豹”，看中国新闻传播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在进行论述时，试图用一定的笔墨把这个问题放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并对《焦点访谈》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进行了一定的具体分析，以挖掘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设计文章架构时，对这种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前景以及发展趋势等被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也试图展开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提高。

一、问题的提出：焦点访谈节目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我国的“三农”问题说起来都带“农”字，但它却不是就“农”论“农”的简单问题。“三农”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始终关注、热度不减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之大，曾令人发出中国“三农”问题的无解之叹。然而，要实现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三农”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

一、“三农”问题的焦点

学术界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论述林林总总，并由此提出各种破解“三农”问题的理论。鉴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应立体地看待“三农”问题，多视角地分析其问题的焦点所在。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我国二元社会体制，是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偏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资金，结果使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历史性地停滞不前，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拉越大。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目前的情况是，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