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人范文10篇

摘要:安全文化建设的关键是安全文化落地。为了研究建筑工人的流动性特征对安全文化落地的影响机理，促进安全文化落地工作的实施，引入了安全培训和安全文化认同两个中介变量，构建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影响的理论模型。通过设计问卷、实地走访施工工地进行数据搜集，采用结构方程(SEM)对所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得到结论: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培训、安全文化认同和安全文化落地均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建筑工人流动性越大，安全文化落地工作越难进行。

关键词:建筑工人;流动;安全文化;落地;结构方程

1引言

安全文化落地工作的实施是安全文化建设中的关键环节之一，是将施工企业所倡导的安全理念等转化为员工行为的过程［1］。施工安全文化落地工作的完成质量直接关系着施工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成果，进而影响施工企业绩效的提升。孙继德等［2］通过对我国建筑劳务用工模式的现状进行研究指出，建筑工程项目制的存在、户籍限制以及“包工头”的诚信度等原因，造成我国建筑工人流动性比较大。Fang等［3］在构建施工企业安全文化模型的过程中，也充分论述了建筑工人具有的流动性特征。因此，在安全文化落地的研究中，应当考虑建筑工人的流动性对安全文化落地产生的影响。目前，学者对施工安全文化落地的研究多集中在安全文化落地的实施方案、安全文化落地的载体选择等方面［1］，缺少建筑工人的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的影响分析。基于此，本文在目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设计问卷、实地走访工地进行数据搜集，分析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的作用机理。

2理论模型构建

伴随着原有施工项目的完成和新施工项目的开工建设，建筑施工人员将从一个项目部流动到另一个项目部继续从事施工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施工工序的要求，在同一工程的建设过程中，也同时存在着一个工种离开与另一个工种进入的现象。施工人员自有一套对安全的理解和认知理念，在其流动的过程中，这套自有的理念将可能会与项目部倡导的安全文化理念产生冲突或者(和)融合，影响安全文化的建设。因此，建筑工人的流动将会对建筑施工企业的安全文化落地工作产生影响。基于此，做出以下假设。H1: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有负向影响吴春林等［4］指出安全培训是管理者与员工之间交流安全问题的方式，并验证了安全培训是施工安全文化的核心维度之一。魏伟青［5］通过主成分分析，设计出了一套适合我国建筑业施工现场安全氛围测量的量表，通过东莞市某一施工工地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加强安全培训，对施工现场安全氛围的感知具有积极的影响。安全培训包括安全知识的教学、安全技能的实践、安全政策的宣传等，孙继德［2］指出建筑工人的流动性将会导致劳务工人没有固定的组织，缺少系统的安全培训机会，进而导致建筑工人更大的流动性，造成恶性循环。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培训的过程、效果等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阻碍安全文化落地，因此，可以引入安全培训作为中介变量来分析建筑施工人员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的影响，做出以下假设。H2a: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培训有负向影响H2b:安全培训对安全文化落地有正向影响在对安全文化落地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许红军等［6］通过对企业文化认同与企业文化落地的关系梳理指出，只有企业文化被企业内的员工所认同，员工的理念以及行为才能与企业文化相一致，即企业文化才能落地。Mael和Ashforth［7］有关员工组织认同模型的研究指出，员工的组织认同与员工进入组织的年限具有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员工入职时间的增加员工对组织认同的程度增加。因此，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安全文化认同作为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影响的另一个中介变量，并做出以下假设。H3a: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认同有负向影响H3b:安全文化认同对安全文化落地有正向影响根据以上分析及所做假设，构建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影响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外来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获得传染病防制方面的信息及服务较少J，并且流动性大，影响着地区传染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是针对易感人群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手段，国家把外来务工人员作为预防传染病宣传教育的重点人群，国内也开展了一些研究J。东部新城是宁波市重点开发的城区，流动人口多，传染病防控任务艰巨，为探索针对流动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预防传染病宣教工作模式，对东部新城部分建筑工地工人开展了持续1年的预防传染病宣教干预工作，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对象与方法

1对象

2008年4月_H2o09年3月从33个项目工地根据方位(东、南、西、北)、规模(外来务工人员100人以上)及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合同截止时间2009年3月以后)，抽取8个工地共560名外来务工人员(户籍地不在宁波)进行预防传染病宣传干预研究。

2方法

从选中的8个工地中分片组整群调查各7O名外来务工人员，以东部2个工地为对照组，南部2个工地为干预A组，西部2个工地为干预B组，北部2个工地为干预c组。对照组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干预A组采取传统健康教育方式(发宣传手册、贴宣传海报)，干预B组采取互动方式(讲座、游戏)，干预c组采取老乡带教方式(对同乡骨干、包工头等对象进行重点宣教，再由他们对工地工人进行带教)，干预措施每月开展1次，持续12个月。4组在干预前、干预后分别进行现场问卷调查，调查由经过培训的专门人员进行，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传染病一般知识、传播途径、危险因素、预防接种知识及相关态度行为等。

建设工地的全体工作人员：

你们辛苦了！

我们全体师生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问候！

在新校园建设的工地上，处处可见的是尘沙飞扬，是机器隆隆，是你们忙碌的身影。你们把工地看作战场，视自己为战士，战天斗地，只为建得交院新校园，博得广大师生尽欢颜；你们把工地看作赛场，视自己为运动员，争分夺秒，只求赢得与时间的赛跑，按期完成工程；你们把工地看作考场，视自己为考生，为伊消得人憔悴，只为向全院师生、向社会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昔日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今天，又是你们舍弃舒适的工作环境，远离家门，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和辛勤汗水洒在新校园建设的工地上。没有抱怨，没有情绪，在艰苦的工地上，你们默默地奉献着；不求回报，不求关注，在艰苦的工地上，你们不懈地坚持着；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在艰苦的工地上，你们无悔地追求着。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奉献，有了你们的坚持，新校园的建设才能顺利进展，日新月异！

走过酷暑，又将迎来严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工作条件更加艰苦，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但是我们坚信，有你们的无私奉献和坚持不懈，新校园将指日可待！公务员之家:

的农民工群体，但从各地反映情况来看，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主要发生在建筑工程领域，所以即使并没有明确是建筑工人实名制的要求，仍可视为是首次提出建立实名制管理办法，此次《管理办法》的出台也是对国办发[2016]1号的具体落实。2017年2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是实名制管理方式初步形成的展现。其中第六部分在“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中，提出改革建筑用工制度，建立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开展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记录建筑工人的身份信息、培训情况、职业技能、从业记录等信息，逐步实现全覆盖。2017年5月，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正式上线，在湖北武汉进行试点。实名制管理方式逐步走向成熟始于2017年8月，这个阶段是真正以建筑工人为对象而构建的实名制具体实施办法，其直接目标是保障建筑工人的职业发展，更具有目标性和实践性。

2017年8月，人社部办公厅印发《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行动措施中明确“全面推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督促用人单位与招用的农民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职工名册。在工程建设领域，全面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建立劳动计酬手册，健全用工和工资支付记录，明确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工资支付责任。2017年底前，实名制管理覆盖40%以上在建工程项目，2018年底前覆盖率达到70%，到2019年底基本实现全覆盖。”2017年11月，住建部印发《关于培育新时期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全面推行实名制管理，到2020年实现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全覆盖。2018年5月，住建部市场监管司起草《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数据标准（征求意见稿）》，就两份文件向各地区住建部门征求意见。2019年2月，住建部和人社部联合印发《管理办法》，代表实名制管理方式走向继续发展时期。这个阶段实名制管理方式有法可依，其适用范围由试点普及全国，各地各级建筑行业工人被正式纳入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信息平台。其目的是为了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建筑工人管理，维护建筑工人和建筑企业合法权益，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培育专业型、技能型建筑产业工人队伍，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从建设单位、建筑企业、具体负责人、住建部与人社部及各级部门和建筑工人这五个主体对建筑工人的从业、培训、技能和权益保障等方面，以真实身份信息认证的方式设计了综合管理的制度。该法规的颁布及实施意味着建筑工人实名制正式进入继续发展阶段，其实施随着2019年2月《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管理办法》）的颁布与实施，建筑工人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再次引起关注。《管理办法》的出台不仅仅是建筑行业规范化管理的有力依据，更是确立建筑工人劳动关系及劳动保障的理论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欠薪”“工伤”等问题，进而推动集体劳动关系法律机制的全面构建及建筑行业的稳健发展。《管理办法》将以何种方式和路径去影响建筑工人、建筑单位及建筑业的发展，又将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和效果，配套措施该如何跟进，则是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

《管理办法》出台的立法背景梳理

实名制管理方式的立法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不断变化，其发展大致可分为萌芽期、初步形成、走向成熟、继续发展四个时期。实名制管理方式萌芽期的标志是2016年1月国务院办公室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号）的出台。其中，第二部分“全面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中，提出全面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逐步实现信息化实名制管理并办理实名制工资支付银行卡、落实劳务用工实名制管理制度等规定，这些规定是围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而开展的，其主体是广大行业中的效果及相关政策的出台还需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从《管理办法》出台的历史梳理来看，其发展变化有着以下特点：《管理办法》对法规适用主体的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由广大行业的农民工群体发展为建筑工人；《管理办法》的形成是通过中央政策推进、地方跟进落实，双管齐下多方保障自上而下的路径不断推进的；《管理办法》的出台是多部门联合推进的结果，由于建筑工人实名制关系到建筑行业发展与建筑工人劳动权益保障，因此住建部与人社部是《管理办法》推进和制定、实施和保障的主要部门；《管理办法》可以作为《建筑法》和《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配套立法，是为了解决建筑行业工人比较复杂但又发展变化较快的劳动关系问题而进一步作出的具体规定。

《管理办法》的劳动法意义

在立法层面，《管理办法》是确认建筑工人与建筑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的规范来源。劳动关系是构建劳动法的基石，而劳动合同则是认定劳动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建筑业劳动合同签订难的原因之一在于，建筑工人本身法律素养和维权意识不高，会出现“不知道签合同”“不需要签合同”和“不愿意签合同”等现象，比如建筑工人的劳动合同中出现“工人自己负责社保”或“每月支付少量生活费，工资年底清算”等不当条款，该类合同即使签订也无法切实成为维权的工具。矫正劳动关系的核心在于劳动合同的签订，其签订的数量、质量与方式，都直接影响着建筑工人劳动权益的保障。《管理办法》中第八条、第十一条和第十四条中反复强调必须先签订劳动合同再进场施工，建筑企业应依法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建筑工人报酬，设计了签订劳动合同、安全培训、实名制管理平台登记、进入施工现场作业的实名制基本流程。《管理办法》同时设定了建筑企业（包括总承包企业与分包企业）、建设单位、项目管理人等责任主体，确定了对建筑工人的实名制管理、劳动合同签订、安全培训等内容承担相应程度的责任。让相应的责任主体无法逃避责任，规避劳动合同的签订，提升劳动合同签订的效率、数量并使得劳动合同进一步发挥对于劳动关系认定的作用，初步构建起以劳动合同为主要特征的个别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在司法实践层面，《管理办法》为保障建筑工人的劳动权益提供了路径。由于长期以来建筑业“层层分工”的用工体制，违法发包分包在不同建筑主体之间运转，出现拖欠工资、因工伤亡等问题互相推诿、无从追偿的情况。《管理办法》的出台，构建了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即建筑工人与建筑企业之间的直接法律关系，使得建筑工人在具体劳动权益纠纷中更加具有主动权。根据《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全面实行建筑业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坚持建筑企业与农民工先签订劳动合同后进场施工。建筑企业应与招用的建筑工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对其进行基本安全培训，并在相关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上登记，方可允许其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与建筑作业相关的活动”，建筑工人以建筑企业为被告主张合法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管理办法》及劳动合同的内容进行裁判，促使建筑工人更多地利用法律途径解决劳动权益纠纷，切实保证建筑工人劳动关系的建立，保障其在法治的轨道上正常顺畅地运行。在法律实施层面，《管理办法》成为建筑企业与建筑工人规范化转型的间接动力。一方面，将推动建筑企业的用工机制转型。新的用工机制对于用工管理实名制、培训管理实名制、工资发放实名制、社保缴纳实名制、现场管理实名制等都提出了全新的更为严格细致的要求。以往仅提供各种建筑劳务为主的单一建筑劳务公司将向具备专业资质的专业型企业转变以满足需求，而建筑用工体系也将转变成为施工承包企业自有建筑工人为骨干，专业作业企业自有建筑工人为主体的多元化体系。另一方面，将促进建筑农民工群体向专业型技术工人转型。建筑工人多数由农民工组成，无论是在本身技能素养还是在劳动权益保障上，他们都处于劣势。实名制制度有利于改变目前建筑工人劳动合法权益尤其是工资支付被忽视的局面，真正实现从“游击队”到“正规军”的转变。

摘要:根据对山东省相关地市建设主管部门及代表企业的调研访谈，从生产组织层级、项目管控方式和劳务用工组织三个方面概括目前山东省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现状，并从管理方式、生产组织链条和劳务人员素质等角度深入剖析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山东省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改革优化提供依据和对策。

关键词:施工生产组织；现状；对策

1引言

20世纪80年代推行企业承包制和项目法施工模式，实行管理层与劳务层两层分离。由于配套政策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政府监管不到位，两层分离“一分了之”[1]，使得劳务企业形同虚设，大量包工头应运而生，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优势得不到有效发挥，对项目的控制权和主动权大大减弱，造成目前质量安全责任不到位、市场秩序混乱、农民工工资拖欠等一系列问题。这种发端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模式与现代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不相适应，已严重阻碍了建筑管理水平提升和建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了解目前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现状，课题组于2015年4月至6月年对山东省代表地市建筑主管部门和综合实力较强的建筑业企业进行了调研访谈，深入了解目前企业及项目层面施工生产组织方式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措施建议。

2山东省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现状

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改革是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深层次变革，是以项目为中心的施工生产组织体系的自我完善。山东省现行的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可从生产组织层级、项目管控方式和劳务用工组织三方面进行总结归纳。

建筑行业的从业主体是建筑工人，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我国的建筑工人大多受教育程度低，素质参差不齐。而在建筑行业中处于管理地位的工作人员也并不全是具有专业的建筑知识的人，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很多建筑企业的骨干都是当年的“包工头”，这批人实践经验很多，几乎所有的建筑知识都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没有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所以当建筑企业发展越来越大，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下，面对多元化的建筑思潮的冲击，这些人的经验就会显得不足，在面对一些新型建筑时就会捉襟见肘，从而导致质量问题发生。

一、如何提高建筑施工质量

1.完善我国建筑施工质量管理体制

建筑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也需要受到政府的正常监管。而政府的监督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对建筑企业施工质量的管理，所以完善我国的质量管理体制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建立和完善工程质量领导问责制。明确的责任会产生明确的管理，明确的管理会提高建筑施工质量。施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具体项目的负责人应该对承建项目的质量负有直接责任，而在建筑施工中的人员、设备、材料等方方面面的具体管理人员都要对自己负责的领域承担责任。其次，应该完善工程质量监督告知制度，建立“阳光监督”。工程建设施工方从施工一开始，就应该享有知情权，了解监督工作的方式和内容，这样能够让施工企业更加了解质量管理的侧重点，能够通过反推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来自觉规范施工行为，从而达到减少和避免质量事故的目的。再次，应该建立集体监督机制，保证监管工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在监管的过程中要争取在每一项指标的监管上配备两名以上的监管人员，监管人员要持证上岗，也要实行准入政策，只有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才能承担建筑质量监管的责任。

2.提高施工企业的法律意识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施工企业的负责人对《建筑法》等法律法规并不是很了解，这导致他们在主导施工行为时完全是按照主管经验在作为，这样就容易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建筑质量。也有的施工企业负责人了解有关建筑质量的法律政策，但是由于违法成本不高，并没有把法律规定当作必须遵守的准则，从而无视法律，在建筑施工中偷工减料影响质量。这就需要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大对施工建筑方面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宣传。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的可用资源越来越少，生活和办公空间的需求也在增加。因此，增加建筑物的楼层高度已成为节约土地资源的更好选择。但是在施工期间，高层建筑的风险相对较大。因此，施工单位应在施工过程中处理安全管理问题，注重高层建筑各方面的质量。

关键词：建筑；施工；安全管理

前言

城市化进程速度越来越快，为了缓解土地资源短缺的问题，建筑业普遍的做法就是节约土地资源。但是楼层越高施工越困难，建筑项目施工过程难度要高出几倍。因此，在建设高层建筑的过程中，施工企业应积极面对安全管理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方案及时控制形势。

一、建筑施工现场的概况

在建筑安全评价过程中，我们将施工现场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并利用施工现场评价进行建筑施工的管理安全。在施工现场，每一个环节的失误都有可能会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这将威胁到整个建筑施工的安全管理。如果我们在建筑施工的安全管理中，严格控制每一个生产环节，我们就可以控制和协调整个建筑施工的安全管理，避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为了评估整个施工现场的安全性，我们应该掌握最基本的原则即保证施工现场没有发生重大事故。重大事故可能对高层建筑的安全管理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因此，所有参与者必须注意施工现场人员的安全，即使面对轻微的安全问题，我们也必须全力以赴。所谓的建筑工地安全管理不是一件小事，保证大多数建筑工人的根本利益和安全，首先要加强安全生产，对于施工企业的管理人员，施工现场的安全问题是保证施工安全管理的首要问题。目前，安全生产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建筑业一直受到相关从业者和管理者的困扰。由于中国的建筑工地长期以来一直以传统管理方式为主为主，中国的大部分建筑安全管理都是以事后管理为基础的。因此，难以有效地避免施工过程的危险源，控制也是中国建筑业频繁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应用系统理论的PDCA(计划，执行，检查，行动)模型对于中国建筑工地的管理是必要的。

目前我国的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工程施工中的建筑工人安全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建筑业的安全横跨职业安全和环境安全两个安全研究领域。它的职业安全表现在从事建筑业工人的施工安全上。建筑工人中的一线工人80%以上由农民工构成，他们从事的建筑业是高危险行业，典型的伤亡类型是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和电击。建筑工人几乎每时每刻都工作在危险的环境中，他们需要配备安全帽等必需防护用品或用具，并强迫自己随时高度观注可能出现危险状况。当30%的农民工选择了建筑业时，本身就具有高危险的建筑业安全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建筑业还涉及到环境安全。例如一个施工中的吊车起吊一个重物，并在高空中超出施工围墙的范围外运行，结果出现重物滑脱事故，重物坠落到施工场地之外，对外部环境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另外，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事故造成的影响会波及到周围的人群，施工场地内的矛盾可能导致工人以某种不理智的过激行为在施工场地外的社会环境中寻求发泄的途径，造成施工场地外的环境安全问题。工人的施工细致负责程度将影响到工程的最终质量，竣工后的工程因其质量的问题会引发随后的环境安全问题。建筑业同时也涉及到环境问题，最明显的是施工时产生的噪声造成环境污染，或者尘土造成的局部空气污染。处于多种不安全与污染环境之中，首先受到侵害或受侵害最深的就是建筑工人自已了。

近年来安全施工事故频发，据统计[7]，建筑行业每年发生的施工安全事故仅次于采矿业的安全事故，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音符。如果对建筑安全施工管理不到位，必将有大量安全隐患存在,引起安全事故发生,增加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当前安全形势严峻的社会环境下，从加强外部约束的角度实施安全施工监理十分必要。从目前来看，我国施工安全的监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6]。一方面，我国安全施工监理制度的还不够完善，由于在工程建设监理制度的长期实践中，一直以“质量、投资、进度”作为监理的主要工作内容，监理在施工中的安全责任和要求则有所忽略；另一方面，施工安全监理的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施工安全监理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对施工安全自身的分析和评价研究不够深入和实用，所以现阶段工程监理对施工安全进行有效而科学的控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建国后包工制度发展历程；市场化下包工体制的变异；包工制度的罪与罚；以文明化解暴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建筑行业由于生产周期、产品地域性、生产过程受气候需求等多方面影响的基本特点、包工制度的第一次兴盛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建筑行业中发展起来的用工形态还是以国有建筑企业为主的正式用工体制、今天包工制度的再次出现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的改革、现代包工制度由此开始萌芽、包工头既不是唯一的源头,也绝不是最重要的、包工头在工资的发放环节至关重要、包工头作为直接与工人打交道的“老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强化监管功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应该大力推行新《劳动合同法》、全国总工会应该以身作则,建立好榜样等，具体请详见。

2003年10月24日,总理在农家小院听到农妇熊德明对丈夫在外打工被拖欠工资的胆怯叙述后,亲自为熊德明主持公道讨薪水[1]。自此,一个为农民工讨要工资的高潮拉开序幕。现在距离温总理替农民工讨薪已经过去6年,温总理当年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6年来,虽然房地产行业突飞猛进、一路高歌,但建筑行业打白条、拖欠工人薪水的情形仍然相当普遍。2008年1月,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赋予了工人更多的权益,但当制造业的工人已经开始据此争取加班工资时,建筑行业却连1995年旧《劳动法》的工资按月发放的条款都难以贯彻。农民工们被产业资本肆无忌惮的伤害常常被忽视,于是发生了无数跳楼讨薪的悲剧,后来社会神经逐渐麻木,这些悲剧又演化成为大众闹剧,即所谓的“跳楼秀”[2]。

1建国后包工制度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建筑行业由于生产周期、产品地域性、生产过程受气候需求等多方面影响的基本特点,使得其无法像制造业一样完全实现机械化,从而保留了大量的活劳动,也就是劳动者,为了有效管理这些活劳动,就产生了包工制度。这种制度以传统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一方面可以凭借已有的乡缘网络来加快劳动力的组织,可以“召之即来”;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熟人信任来有效约束工人的各种诉求与不满,方便“挥之即去”。一言以蔽之,这种看法的核心观点在于包工体制是建筑生产的伴生物。

但包工制度既不是中国建筑行业的孪生兄弟,也不是建筑行业特有的现象。事实上,在新中国60年的历史中,包工制度曾经三起两落,其下的工人生活境遇也与今天截然不同。

包工制度的第一次兴盛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从1949年到1957年,战后修复与重建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而专业的建筑公司却寥寥无几。以现有的组织资源为依托,各种承包用工体制应需而生,主要有四种:一是铁道部等专业部门组织内部人员成立了建筑企业,以自营或内包的方式开展建设;二是国有企业使用自身的劳工来进行建设;三是以当年的工程兵为主力,加上小部分私营企业,经改组重建后成立了专业建筑公司,统一划归新成立的建设部管理,负责承包其余一些部委与企业的建设项目,通常称为“外包”;四是各地建筑工会组织社会上的未就业人员,成立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城镇建筑合作社。

2003年10月24日,总理在农家小院听到农妇熊德明对丈夫在外打工被拖欠工资的胆怯叙述后,亲自为熊德明主持公道讨薪水[1]。自此,一个为农民工讨要工资的高潮拉开序幕。现在距离温总理替农民工讨薪已经过去6年,温总理当年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6年来,虽然房地产行业突飞猛进、一路高歌,但建筑行业打白条、拖欠工人薪水的情形仍然相当普遍。2008年1月,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赋予了工人更多的权益,但当制造业的工人已经开始据此争取加班工资时,建筑行业却连1995年旧《劳动法》的工资按月发放的条款都难以贯彻。农民工们被产业资本肆无忌惮的伤害常常被忽视,于是发生了无数跳楼讨薪的悲剧,后来社会神经逐渐麻木,这些悲剧又演化成为大众闹剧,即所谓的“跳楼秀”[2]。

1建国后包工制度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建筑行业由于生产周期、产品地域性、生产过程受气候需求等多方面影响的基本特点,使得其无法像制造业一样完全实现机械化,从而保留了大量的活劳动,也就是劳动者,为了有效管理这些活劳动,就产生了包工制度。这种制度以传统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一方面可以凭借已有的乡缘网络来加快劳动力的组织,可以“召之即来”;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熟人信任来有效约束工人的各种诉求与不满,方便“挥之即去”。一言以蔽之,这种看法的核心观点在于包工体制是建筑生产的伴生物。

但包工制度既不是中国建筑行业的孪生兄弟,也不是建筑行业特有的现象。事实上,在新中国60年的历史中,包工制度曾经三起两落,其下的工人生活境遇也与今天截然不同。

包工制度的第一次兴盛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从1949年到1957年,战后修复与重建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而专业的建筑公司却寥寥无几。以现有的组织资源为依托,各种承包用工体制应需而生,主要有四种:一是铁道部等专业部门组织内部人员成立了建筑企业,以自营或内包的方式开展建设;二是国有企业使用自身的劳工来进行建设;三是以当年的工程兵为主力,加上小部分私营企业,经改组重建后成立了专业建筑公司,统一划归新成立的建设部管理,负责承包其余一些部委与企业的建设项目,通常称为“外包”;四是各地建筑工会组织社会上的未就业人员,成立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城镇建筑合作社。

这一时期,建筑从业队伍迅速壮大,截至1952年底,上述各类国营建筑企业职工达到99.5万人,而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合作社组织的职工人数发展到126万人。当时物资贫乏,但是这些工人基本上可以按月领到国家的口粮补贴,或者按时拿到计件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