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法法律范文10篇

[摘要]监狱法是我国第一部监狱法典，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对中国法治建设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监狱法是监狱法治的逻辑起点，保障了罪犯人权，完善了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体系，同时监狱法存在一些问题，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存在矛盾与冲突，影响了行刑模式改革与创新。

[关键词]监狱法，法律地位，价值所在，存在问题

1994年12月29日，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至此，历时8年多的监狱立法活动，以《监狱法》的出台作为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重要标志。毫无疑问，中国第一部监狱法典的出台对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和重大的意义。正如1995年2月14日召开的全国监狱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所言：“《监狱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监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盛举。《监狱法》是建国40多年来监狱工作成就的结晶，是监狱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凝聚着广大监狱干警长期以来惩罚犯罪、教育改造罪犯的丰富经验和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聪明才智，饱含着从事执行刑罚和监狱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科研成果。《监狱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监狱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然而《监狱法》的出台并非监狱立法的功成名遂，相反，其正表示着我国系统的监狱立法之开始。

从1994年到今年，正是《监狱法》颁布与实施十周年，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监狱法实施10年以来，为我国建立中国特色的监狱法制打下了良好和坚实的基础，树立了依法治监的监狱治理理念，为我国打击犯罪、惩罚和改造罪犯，保障罪犯人权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根据这十年来《监狱法》实施的状况，监狱法治所面临的问题和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这些问题既有来自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客观水平的局限，也有来自于国家刑事立法体系和刑事司法体制方面的制约；既有来自于监狱外部社会环境方面条件的影响，也有来自监狱内部自身的因素；既有来自监狱立法体制的，也有来自监狱法实施机制的；既有人的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物质的和制度或体制方面的因素。[2]”本文籍《监狱法》颁布十周年，对《监狱法》的法律地位及其所体现的价值作一评估。

一、《监狱法》的法律地位

现代法理学认为，某部法律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一般是由该法制定的法律依据、其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内容及其调整的法律关系与法律调整方法所决定的。笔者认为《监狱法》在我国法律体系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并非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附属与补充，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狱都是国家维持国家次序的管理机器，也是维护法律执行到位的最终执法场地，这也能体现出法律的尊严。但是法律的尊严只是靠说说是不行的，得有一定的约束和公平公正的执行力才能让法律得到保障。

关键词:法制建设;推进;权利监督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们建国时间不长，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循，很多法律法规都是摸索着过河，尤其是监狱法制建设，更需要我们在实际的监狱执法中去探索和完善。在监狱法制建设中如何体现其维护社会治安的功能，在监狱法律建设中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在监狱法律法制中如何有效改造服刑人员，展示监狱的为国家提供监管为社会提供服务本质。下面笔者就新时期加强监狱法制建设的意义;新时期监狱法制建设需要遵循的原则;新时期监狱法制建设的运行保障机制以及新时期监狱法制建设要软硬兼施，让监狱法制建设倾向完善化等方面俩谈谈如何做好监狱法制建设。

一、新时期加强监狱法制建设的意义

监狱法制化对于监狱的各项监管工作起到一个全局的指导性作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以减少因为个人情绪所带来的有失公允的事情发生。监狱法制化有效的推动了我国在此领域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国家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跃然成为世界的焦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化必然离不开我国监狱法制化的推行。

二、新时期监狱法制建设需要遵循的原则

千年伊始，万象更新。随着中国社会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日益进步，正式发端于二十世纪末期、以法治为主线的中国监狱工作进入了一个依法治监、全面实现监狱工作法制化的新时代。依法治监，风光无限；依法治监，又任重而道远。近年来，尽管人们对依法治监从理论到实践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是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依法治监仍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去分析研究。因此，从实际出发，本文拟以依法治监战略举措运作过程中的依法治监运行模式作为研究的对象，具体阐述我们的认识与思考。

一、依法治监的界定

何谓依法治监？自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以来，人们一直在对此进行探讨。纵观已有的研究，虽然不少人对这一概念提出了有一定见地的认识，但认识中也客观存在着一些偏差，如有些人认为依法治监的主体就是监狱机关；有些人认为依法治监就是依法治理犯人；有些人认为依法治监的实质就是依法切实维护罪犯的合法权益，诸如此类的认识还有不少。显然，在依法治监运行过程中，如果这些理论上的偏差得不到纠正，则必然会在实践中误导依法治监的具体运作。我们认为，依法治监作为依法治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治监权力源于人民，是人民将权力委托于监狱机关交由人民警察依法行使，也就是说，依法治监的权力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监狱人民警察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行使依法治监的权力。同时，人民并不仅仅是将治监权力委托给监狱机关，各级政府、社会相关组织也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被赋予依法治监的权力。从依法治监的权力客体来看，依法治监不仅要依法惩罚与改造罪犯，也要依法管理监狱、依法组织生产、依法行政。从依法治监活动的范围来看，依法治监不仅要促使监狱依法履行其应尽的各项义务，也要切实保障监狱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因而，依法治监既要处理好监狱内部的各种关系，也要正确处理监狱与其外部的若干关系。从依法治监的运作目标来看，依法治监就是要依法保证监狱的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监狱工作的职能，实现监狱工作的宗旨。在作出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依法治监的科学概念可以界定为：以监狱人民警察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采用各种形式，行使监狱权力、履行监狱义务，发挥监狱职能、实现监狱宗旨，保证监狱的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监狱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

二、依法治监的原则

依法治监是法在监狱运行的目标要求，即实现监狱法治。根据我国监狱实际，在监狱走向法治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企求一帆风顺，它必然会遭遇传统人治的强大阻力，也必然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些困难有时甚至会阻碍监狱法治的进程。显然，监狱法治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监狱法治的方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16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也需要我们始终坚持依法治监的各项原则。我们认为这里所讲的各项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监狱工作方针的原则。国务院国发[1995]年四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新的监狱工作方针，即“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这一方针简明概括了我国监狱工作的发展方向，正确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刑罚的进步性，反映了我国改造罪犯的社会主义特色，对新时期我国监狱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改造人为宗旨”成了监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依法治监作为对现阶段监狱工作的目标要求，其本身也是监狱工作的组成部分，其运行过程中法制建设的各环节，无论是监狱立法、监狱执法、监狱司法、监狱守法、监狱法律监督都必须坚持监狱工作方针、坚持监狱工作宗旨，为贯彻监狱工作方针、实现监狱工作宗旨服务。

内容提要：罪犯劳动改造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罪犯劳动改造”的内涵是对象、手段与目的在要素的有机结合，表明对什么人，要干什么，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所谓劳动改造，是指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有计划地依法强制组织和指导和有劳动能力的服刑罪犯从事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从这个内涵中可以看出，我国监狱的罪犯劳动活动的基本宗旨主要在于改造罪犯的思想，改善和提高其智力、技能与身体素质，以使其保护之所以从罪犯劳动改造这个概念入手，是因为这样谈罪犯的法律保护更有其学理上的依据。我国目前罪犯劳动改造法律保护与国际上相比已相对落后，也滞后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也还很不具体、明确、完善，在有些理论方面也不适应当代的刑罚执行理念，在某些罪犯劳动保护的措施还无法可依，所以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法律保护的研究意义深远而重大。建立、健全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行政保护、司法保护是我国刑罚执行的当务之急。

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如何在具体司法实践活动中切实完善、落实、维护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目前我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出现的种种问题，建立健全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法制领域的一项重大内容。

一、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意义

（一）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必要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不是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专政”而言主要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大地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运动，斗争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当时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政权的卫道士的旧监狱自然也在打倒之列，但是旧的监狱打倒后，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如何处理社会犯罪呢？马克思在创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学说的同时也给了我们答案：用劳动去影响人、感化人、造就人的功能，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罪犯劳动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日益发展。1954年9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首次用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为了惩罚一切反革命和刑事犯”，“必须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发的《劳动改造管教队工作细则》（试行）又进一步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党和国家劳动改造罪犯的政策”，必须贯彻执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1994年12月《监狱法》的颁布实施等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说明我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活动已经从政策形态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的法律规范，这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内在要求。

（二）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宪法的具体操作实践。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凡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罪犯是触犯了国家刑律而剥夺自由的人，但他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劳动同样也是他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他的“劳动”有了“改造”的含义，但同样，劳动的法律保护对被剥夺自由的罪犯也应一视同仁。虽然罪犯是限制了人身自由的公民，但也应该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在劳动保护、劳动对象（对生命有危害）、劳动环境（影响生命健康）、劳动保护措施、劳动时间、技能培训、劳动报酬、劳动保险等都应与普通公民享有同样的劳动法律保护。这里声明一点：虽然罪犯也是公民，但毕竟是犯了罪的公民，他们被限制自由，在规定场所里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可能与普通公民有差别，没有自由的选择空间，但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不应对其生命和健康造成危害，这也是《宪法》对公民的最基本保障和实践操作的具体体现。

（三）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进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近年来，随着人权保障的逐步确立，刑事司法领域也越来越强调对罪犯的人权保障，这无疑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但是国际上一些人权组织和一些反华势力，经常针对我国的人权问题提出“人权提案”，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多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针对中国提出“人权提案”，遭到我国及其它国家的一致反对，每每以失败告终。而监狱的人权问题成为国外人权组织的关注的重点，我们应该从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对于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特别是通过人权问题为借口来干预我国内政问题的企图，我们应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对内检视我们的人权保障问题，特别是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问题，把压力变动力，正确处理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与罪犯劳动改造法律保护的关系，从而也更为有力地反击反华势力的人权攻击，满足国际上人权斗争的需要。

内容提要：罪犯劳动改造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罪犯劳动改造”的内涵是对象、手段与目的在要素的有机结合，表明对什么人，要干什么，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所谓劳动改造，是指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有计划地依法强制组织和指导和有劳动能力的服刑罪犯从事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从这个内涵中可以看出，我国监狱的罪犯劳动活动的基本宗旨主要在于改造罪犯的思想，改善和提高其智力、技能与身体素质，以使其保护之所以从罪犯劳动改造这个概念入手，是因为这样谈罪犯的法律保护更有其学理上的依据。我国目前罪犯劳动改造法律保护与国际上相比已相对落后，也滞后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也还很不具体、明确、完善，在有些理论方面也不适应当代的刑罚执行理念，在某些罪犯劳动保护的措施还无法可依，所以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法律保护的研究意义深远而重大。建立、健全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行政保护、司法保护是我国刑罚执行的当务之急。

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如何在具体司法实践活动中切实完善、落实、维护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目前我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出现的种种问题，建立健全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法制领域的一项重大内容。

一、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意义

（一）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必要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不是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专政”而言主要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大地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运动，斗争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当时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政权的卫道士的旧监狱自然也在打倒之列，但是旧的监狱打倒后，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如何处理社会犯罪呢？马克思在创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学说的同时也给了我们答案：用劳动去影响人、感化人、造就人的功能，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罪犯劳动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日益发展。1954年9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首次用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为了惩罚一切反革命和刑事犯”，“必须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发的《劳动改造管教队工作细则》（试行）又进一步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党和国家劳动改造罪犯的政策”，必须贯彻执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1994年12月《监狱法》的颁布实施等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说明我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活动已经从政策形态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的法律规范，这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内在要求。

（二）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宪法的具体操作实践。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凡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罪犯是触犯了国家刑律而剥夺自由的人，但他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劳动同样也是他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他的“劳动”有了“改造”的含义，但同样，劳动的法律保护对被剥夺自由的罪犯也应一视同仁。虽然罪犯是限制了人身自由的公民，但也应该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在劳动保护、劳动对象（对生命有危害）、劳动环境（影响生命健康）、劳动保护措施、劳动时间、技能培训、劳动报酬、劳动保险等都应与普通公民享有同样的劳动法律保护。这里声明一点：虽然罪犯也是公民，但毕竟是犯了罪的公民，他们被限制自由，在规定场所里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可能与普通公民有差别，没有自由的选择空间，但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不应对其生命和健康造成危害，这也是《宪法》对公民的最基本保障和实践操作的具体体现。

（三）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进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近年来，随着人权保障的逐步确立，刑事司法领域也越来越强调对罪犯的人权保障，这无疑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但是国际上一些人权组织和一些反华势力，经常针对我国的人权问题提出“人权提案”，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多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针对中国提出“人权提案”，遭到我国及其它国家的一致反对，每每以失败告终。而监狱的人权问题成为国外人权组织的关注的重点，我们应该从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对于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特别是通过人权问题为借口来干预我国内政问题的企图，我们应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对内检视我们的人权保障问题，特别是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问题，把压力变动力，正确处理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与罪犯劳动改造法律保护的关系，从而也更为有力地反击反华势力的人权攻击，满足国际上人权斗争的需要。

[论文摘要]：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现代化的监管改造设施和健全的狱政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改造的社会主义监狱。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应当遵循五个原则，即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举，尤其要注重软件建设的原则；分层次创建的原则；分类建设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讲求实效的原则。[1]我国的现代化文明监狱是社会主义的监狱。着意味着它要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监狱工作经验，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现代化，文明，监狱

我国的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神圣职责，对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主义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及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明监狱事在必行。

一、正确认识、深刻理解贯彻《监狱法》和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关系，是增强现代化文明监狱紧迫感、提高自觉性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颁布施行，是全国监狱机关和全体监狱工作监狱人民警察盼望已久的盛事。《监狱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监狱工作法典，它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决心和法制建设工作的日趋完善，也反映了我国监狱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大趋势，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确立和完善。

贯彻《监狱法》与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二者是相互联系互为要求，相辅相成的。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既是贯彻《监狱法》的内在要求，也是贯彻《监狱法》的必然结果，为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尤其是“软件”建设的硬性标准集中体现在《监狱法》的概括规定中，用精练的法律语言表述出来，为监狱工作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提供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这不仅使现代化文明监狱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而且还有利于保障和制约现代化文明建设在法制建设轨道上健康顺利的发展。因此，要达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就必须严格贯彻执行《监狱法》，依法建设是前提，是基础，决不可偏废，这样才能保证准确正确地建设好现代化文明监狱。另一方面，贯彻《监狱法》，严格依法治监，离不开与社会文明相适应的基本物质条件，较好的物质条件为基础是监狱依据《监狱法》，发挥刑罚执行机关的职能，落实“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强化三大基本改造手段，完成惩罚和改造基本任务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障，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加强监狱的现代化“硬件”建设。同时随着《监狱法》的贯彻落实，《监狱法》所要求的物质保障体系，尤其是监狱的财政经费、投资保障、资产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必将逐步到位，这也为我们建设现代化文明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只有认识到这些，才能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增强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紧迫感。

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应执行《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形式宜为警告、禁闭、罚款、没收非法财物、责令赔偿或科以某种作为的义务。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过程中，监狱规范执法活动，保障罪犯合法权利必须依据法定程序，必须用一套程序制度保障实施。

一、我国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的历史演进。

我国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监狱对罪犯违反监规纪律的处罚形式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处遇限制和禁闭，行政处罚没有单列。但是，受惩罚过程中罪犯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处罚形式也有逐渐趋向人道、文明的趋势。建国以后，在有关监狱的法律、法规中，行政处罚才从对罪犯日常生活处遇的限制、制裁中分离、单列出来。但是，在行政处罚的方式中却列出了一个不规范的“记过”。

1、清朝末年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监狱规则》

清朝末年是早期监狱立法的雏形期，监狱改良运动是北洋军阀政府正式颁布《监狱规则》的前奏。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监狱法典是《大清监狱律草案》。1904年清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沈家本任修订法律大臣。他同武廷芳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狱制改良的立法活动。1908年，清政府聘请了日本监狱学家小河兹次郎出任狱务顾问，起草监狱律及设计改建监狱的规划。同年《大清监狱律草案》递交法律馆审查，于1910年上奏，但未颁布实施。据《大清监狱律草案》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惩罚之种类如下：一、叱责；二、三月以内停止赏遇；三、废止赏遇；四、三次以内禁止接见；五、三次以内禁止发受书信；六、三月以内禁止阅读书籍；七、十五日以内停止陈请作业；八、一月以内停止使用自备之衣类卧具及杂具；九、一月以内停止自备粮食；十、七日以内停止运动；十一、削减作业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十二、七日以内之减食；十三、二月以内之独慎；十四、七日以内之屏禁。独慎令受罚人昼夜屏居于罚室内，其课作业与否得斟酌情形定之。屏禁令受罚人昼夜屏居于罚室内，暗其罚室，禁用卧具。”

内容提要：保护罪犯人权是监狱工作法制化的必然要求，是丰富依法治国内涵、提升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应对国际人权斗争的客观需要。目前，我国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不可否认，在罪犯人权保障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很严重。认真研究、分析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对策，对于提升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的质量与水平，在政治上和监狱建设的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人权是宪制国家制度下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罪犯人权则是公民人权的一个特殊内容，是其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及表达方式。保护罪犯人权是监狱工作法制化的必然要求，是提升社会主义法制理念、适应国际人权发展形势以及对应国际人权斗争的客观需要。它不仅符合当今世界的行刑趋势，有利于降低刑罚的负面影响，实现刑罚目的，而且更有利于提高监狱人民警察严格执法、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树立我国监狱的良好形象。

一、我国在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主要成绩

罪犯人权是人权的一个特殊内容，它是指具有罪犯身份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其内容主要包括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利益、提出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主张。在刑罚实践中，罪犯人权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的含义。广义的罪犯人权是指所有具有罪犯身份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而狭义的罪犯人权是指被判处自由刑并在监狱中服刑的罪犯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在我国，监狱服刑是自由刑最典型的执行方式，这种方式适用率高，执行情况复杂，因而它所涉及的罪犯人权问题便成了刑罚制度中的一个焦点、难点和热点，倍受社会关注。

罪犯的人权源自《宪法》。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文明法治理念明确地写进了宪法。宪法的这一内容为尊重和保障罪犯的人权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对罪犯实行人权保障是我国政府的传统主张和基本做法，司法系统特别是监狱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机制，其成果集中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监狱法》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这一规定，一方面明确了监狱对罪犯权利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也界定了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享受的权利范围。从目前我国监狱的行刑实践看，《监狱法》所规定的这些基本权利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展开，一般情况下罪犯已享了生命权、健康权、人格不受侮辱权、娱乐权、财产权、婚姻家庭权、宗教信仰权、未被剥夺的选举权、通信权、会见权、申诉权、辩护权、控告检举权、受教权、批评建议权、立功受奖权、刑事减刑假释与保外就医权、劳动权、劳动保护和报酬权等基本权利。其中，对生命的敬畏和人格的尊重是罪犯人权的核心。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我国法律还是行刑实践都是十分明确的。

据有关权威部门的调查结论显示，我国监狱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在罪犯人权保障问题上，总的发展态势正呈现出一种不断文明与进步、不断改进与完善、不断人性化与人本化的良好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摘要:罪犯释放和安置是一项严肃的执法工作。尽管目前法律有所规制，但存在不少问题。在释放方面，现行法律对释放的类型规定得不够全面，罪犯释放后凭释放证办理户籍登记已经不合时宜，路费发放缺少制度规范，特赦尚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释放衔接还缺少法律规制。在安置方面，政府帮助安置与时代要求不相吻合，过渡性安置实体数量明显不足，缺少民间性质的回归保护组织，前科报告制度影响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就业。针对罪犯释放和安置存在的问题，亟待从立法层面予以规范，积极探索社会管理创新。

关键词:罪犯刑满释放;安置帮教;制度创新

罪犯释放是刑罚执行的最后一道工序。释放是监狱将人民法院的判决执行完毕，或者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复罪犯人身自由的执法活动。安置是有关部门对监狱释放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安排工作或者安置生活的一项措施。我国《监狱法》对罪犯的释放和安置作了具体的规定。从目前法律规定来看，罪犯释放和安置的法律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罪犯释放和安置的法律规定

(一)《监狱法》对罪犯释放和安置的规定。《监狱法》第35条规定:“罪犯服刑期满，监狱应当按期释放并发给释放证明书。”《监狱法》第36条规定:“罪犯释放后，公安机关凭释放证明书办理户籍登记。”《监狱法》第37条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监狱法》第38条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各地认真贯彻《监狱法》，切实把罪犯释放和安置作为严肃的执法活动，取得了比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安置帮教，是旨在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防止重新违法犯罪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力量，认真做好刑释解教人员衔接、服务管理、教育帮扶工作，积极促进他们顺利融入社会。(二)《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反恐怖主义法》第30条规定:“对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在刑满释放前根据其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服刑期间的表现，释放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等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应当听取有关基层组织和原办案机关的意见。经评估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向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安置教育建议，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确有社会危险性的，应当在罪犯刑满释放前作出责令其在刑满释放后接受安置教育的决定。决定书副本应当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被决定安置教育的人员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安置教育由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安置教育机构应当每年对被安置教育人员进行评估，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安置教育的意见，报决定安置教育的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决定。被安置教育人员有权申请解除安置教育。人民检察院对安置教育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这是在法律层面对该类罪犯刑满释放后的安置帮教规定得最为详细的法条。(三)《刑法》的有关规定。《刑法》第37条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3年至5年。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反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31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二、罪犯释放和安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罪犯虽然是受到刑罚处罚的人，但作为人权的主体和国家的公民，他们在履行法定义务的同时仍享有法律确认的权利。《监狱法》对罪犯在服刑期间应享有的权利和合乎人道的待遇以及监狱管理人员必须对罪犯实行的文明管理，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66条、67条的规定，实际隐含了对罪犯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利益认可与关照：

第六十六条罪犯的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应当列入所在地区教育规划。监狱应当设立教室、图书阅览室等必要的教育设施。

第六十七条监狱应当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

这两个条文中含有要求监狱设立图书阅览室、开展适当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图书阅览室是提供书籍和报刊资料的场所，(1)文化娱乐活动的常见形式就是读报、听广播和看电视。所以，设立图书阅览室和开展适当的文化娱乐活动的目的，应该包括依法为罪犯提供接触大众传播的条件和机会。曾参与《监狱法》制定的法律工作者，对该法第67条的释义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释义者指出：“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有助于罪犯的身心健康，增强罪犯生活情趣、充实罪犯业余生活、活跃改造气氛，提高改造质量。因此，本条将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文体娱乐活动作为监狱一项法定义务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下来。实践中，罪犯文体娱乐活动的形式有多种多样。监狱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球类、棋类比赛，成立文艺演出队，设立文艺活动室等，也可以通过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电影等开展不同形式的文体娱乐活动。通过组织内容健康、活泼向上的文体娱乐活动，寓教于乐，促进改造。”(2)

事实上，根据我国法规的规定，凡是以国家强制力将一定社会成员隔离于社会、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已决犯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未成年犯管教所等，都应该为被依法隔离其中的囚犯(3)提供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适当机会和条件。公安部制定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收容审查所管理工作暂行规定》（1984）、《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1991年）、《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2000年），司法部制定的《劳动教养教育工作规定》（1993年）等，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4)

不言而喻，基于刑罚的性质和监管改造的需要，囚犯在关押场所内以大众传播为对象的视听阅读活动，必然经过执行刑罚的法律关系的过滤，从而在内容上表现出它们的不完整性，有的自由会受到限制，某些权利可能被暂停行使。例如，根据司法部制定的狱政规章《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规定，监管改造机关将对囚犯的媒介视听自由予以约束。该规范第30条规定：“按规定时间听广播、看电视。收听、收看时，坐姿端正，不准从事其他活动，不准闲谈走动，不准擅自开闭、选台。”第57条规定：“本规范是罪犯接受改造必须遵守的言行准则，是考核罪犯和改造表现的一项基本内容，是进行评审的一个基本条件和实施奖罚的重要依据，所有罪犯都必须严格遵守，付诸实施。”尽管已有学者指出，《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第30条的规定，单纯强调罪犯行为矫止，而对分级处遇(5)的需要缺乏应有的考虑。这一规定适用某一级别的罪犯也许是适宜的，适用各级别罪犯则显然过于严厉，不利于激励罪犯接受改造。(6)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因触犯刑律而身处监管羁押场所的公民，其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权益之享有与行使将受到更多的约束与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