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修国史制度范文10篇

监修国史，是朝廷任命的主管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官员。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司徒崔浩就曾“监秘书事”、“综理史务”（注：《魏书》卷35，《崔浩传》。）。这里的“监秘书事”实际就是监修国史（注：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第八章之四《六世纪北朝官修制度的变化与风气》，台湾学生书局1990版，第413页。）。北齐修撰国史，监修人员径称“监国史”，当时重臣如高隆之、赵彦深、祖珽等均曾兼任此职。北周无“监国史”之名，但大臣赵善曾“监著作”（注：《周书》卷34，《赵善传》。），实即监修国史。唐朝设监修国史，就目前史料来看，肇始于贞观时期房玄龄担任此职，具体时间各书记载则稍有歧异，如《贞观政要》卷2《任贤》说是“（贞观）三年，（房玄龄）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则云：“（贞观）三年……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据此，房玄龄之出任监修的时间一说为贞观三年（629）一说为四年（630）。但按《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房升任尚书左仆射在贞观三年（629）二月，而不在“明年”，因此《旧唐书·房玄龄传》的记载应有误，监修国史之设当依《贞观政要》，在贞观三年（629）。贞观三年（629）之后，监修国史的设置遂形成定制，直至唐朝灭亡。监修国史制度，作为唐代史学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加强当局对国史修撰的控制。对这项制度，各种史学著述常有涉及，但多语焉不详，或有错误。兹谨掇拾有关史料试做考述，以期有助于对这一制度的认识。

一、唐代监修国史的职责

监修国史，作为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总负责人，其具体职责史无明文，但从有关记载来看，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奉诏引进史馆修撰人员。高宗咸亨年间，大臣许敬宗曾主持编纂国史，为高宗所不满，于是便由监修国史刘仁轨等“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进行刊改；中宗景龙年间，名史家刘知几曾进入国家修史机构——史馆工作，据他自己说，是奉监修国史的“高命”（注：《史通》卷20，《忤时》。）。《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杂录下》有如下一段记载：

（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遗樊绅、右拾遗韦处厚、太常博士林宝，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员外郎独孤郁充史馆修撰，兼判馆事，又以兵部尚书裴为太子宾客。以疾罢相，拜兵部尚书，久未任朝谢。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复监修国史，与有隙，又以抱病方退，不宜以《贞元实录》上进，故史官皆罢，亦更移散秩。

据此，史馆原史官的罢免、新史官的任命都决定于监修国史。按《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和《册府元龟》卷556《国史部·采撰二》，《德宗实录》已于元和五年（810）十月由裴等撰成奏上，而且修史诸人各已受赏进秩，因此，此条记载所记李吉甫之事未必属实，但联系李仁实、刘知几修史、入馆的经过，其所反映的由监修国史决定史官任免的情况则应是可信的。刘知几曾对大臣监修国史有所批评，说他们“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注：《史通》卷10，《辨职》。），这也从反面说明史馆修撰人员的引进升降是由监修国史负责的。

监修国史，是朝廷任命的主管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官员。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司徒崔浩就曾“监秘书事”、“综理史务”（注：《魏书》卷35，《崔浩传》。）。这里的“监秘书事”实际就是监修国史（注：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第八章之四《六世纪北朝官修制度的变化与风气》，台湾学生书局1990版，第413页。）。北齐修撰国史，监修人员径称“监国史”，当时重臣如高隆之、赵彦深、祖珽等均曾兼任此职。北周无“监国史”之名，但大臣赵善曾“监著作”（注：《周书》卷34，《赵善传》。），实即监修国史。唐朝设监修国史，就目前史料来看，肇始于贞观时期房玄龄担任此职，具体时间各书记载则稍有歧异，如《贞观政要》卷2《任贤》说是“（贞观）三年，（房玄龄）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则云：“（贞观）三年……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据此，房玄龄之出任监修的时间一说为贞观三年（629）一说为四年（630）。但按《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房升任尚书左仆射在贞观三年（629）二月，而不在“明年”，因此《旧唐书·房玄龄传》的记载应有误，监修国史之设当依《贞观政要》，在贞观三年（629）。贞观三年（629）之后，监修国史的设置遂形成定制，直至唐朝灭亡。监修国史制度，作为唐代史学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加强当局对国史修撰的控制。对这项制度，各种史学著述常有涉及，但多语焉不详，或有错误。兹谨掇拾有关史料试做考述，以期有助于对这一制度的认识。

一、唐代监修国史的职责

监修国史，作为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总负责人，其具体职责史无明文，但从有关记载来看，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奉诏引进史馆修撰人员。高宗咸亨年间，大臣许敬宗曾主持编纂国史，为高宗所不满，于是便由监修国史刘仁轨等“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进行刊改；中宗景龙年间，名史家刘知几曾进入国家修史机构——史馆工作，据他自己说，是奉监修国史的“高命”（注：《史通》卷20，《忤时》。）。《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杂录下》有如下一段记载：

（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遗樊绅、右拾遗韦处厚、太常博士林宝，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员外郎独孤郁充史馆修撰，兼判馆事，又以兵部尚书裴为太子宾客。以疾罢相，拜兵部尚书，久未任朝谢。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复监修国史，与有隙，又以抱病方退，不宜以《贞元实录》上进，故史官皆罢，亦更移散秩。

据此，史馆原史官的罢免、新史官的任命都决定于监修国史。按《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和《册府元龟》卷556《国史部·采撰二》，《德宗实录》已于元和五年（810）十月由裴等撰成奏上，而且修史诸人各已受赏进秩，因此，此条记载所记李吉甫之事未必属实，但联系李仁实、刘知几修史、入馆的经过，其所反映的由监修国史决定史官任免的情况则应是可信的。刘知几曾对大臣监修国史有所批评，说他们“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注：《史通》卷10，《辨职》。），这也从反面说明史馆修撰人员的引进升降是由监修国史负责的。

中国古代史馆开创的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史学业绩，其所涉史籍之浩翰、理论之精到以及制度之完备，确实堪称天下第一。然而，几千年的官修制度为后代留下的遗憾，也同样为世上各国所不及。

宰相监修国史历史蒙上尘埃

中国历史上的宰相监修国史制度，在初创时期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实行的一人独断修史事务，却使历史的真伪蒙上了尘埃。

浏览一下历代史馆监修所为，有以下几点特别令人深思：

第一，附庸风雅，假充内行。这是不称职的史馆监修的通病。史馆监修虽然不是一个肥缺，但在文人圈内却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荣誉位子。做监修的史官不一定能做宰相，但宰相有了史馆监修的头衔便会受到天下文人的认同，名声大振。所以自唐初开创宰相任史馆监修先例后，历代宰相无不以兼任史馆监修为仕途之幸事。这种官修史书制却是一场灾难，馆内正常修史秩序被打乱了：

其一，胸无点墨（指史学）的宰相可能在仕途上春风得意，但在纷杂的历史现象面前却一筹莫展，往往是“每欲记一事、载一事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不知从何下笔。其二，即便有过一点舞文弄墨经历的宰相，挂上史馆监修的头衔后，极易忘了自己的根底。原先时政记一类的国史资料都是由一般史官编写的，中唐之后宰相戴了监修的桂冠，以为自己真的亦具备书写乾坤的本事了，独揽了此类史书的修撰。纵览封建官场，大凡以官秩博学术名声者，忠君思想固然牢固，专业知识却往往低下，所以唐以后监修编的此类国史资料的资信程度很低，要么由于不通文法，连皇帝这关都过不了；要么竭尽吹捧之能事，捧得连皇帝也不敢看。国史达到如此境界，功当首推这些帮闲监修。其三，史馆大权在握的那些假内行，虽然才识有限，但决断欲望却很强，热衷于用自己臆想出来的“条章”限制史官，乃至史馆外的高官都可以凭自己的官品盛气凌人地批评修史，指责史官。当然，如果监修们真能在修史事务中为史官提出些指导性的意见来，偶而独断一回也算不了什么，问题恰恰在于这些监修既无点墨指授修史者，又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力。受害的只能是官修史书了。往往是史官尚未提笔，“一国三公”的干扰已提前到来了，从而使史馆修史主体的史官没有了自己的头脑。对史馆内外行领导内行的错位现象及其产生的后果，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大为不满，称其是“首白可期，而汉青无日”。

自古以来，中国历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著述，以冀达到“惩恶劝善，贻鉴将来”的目的。历代王朝都设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发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馆修史制度。本文拟就唐初设馆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馆特点、史馆修史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一论述。

一史官、史馆沿革及正式确立

中国是世界上重视历史最早的国家。“盖史之建官，其来尚也。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1］（P304）“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内、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职已有分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识。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汉兴之时，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马谈、迁父子曾司其职。政府设立修史机构则始于东汉，东汉的兰台、东观既是国家文献档案馆，又是“当时著述之所也”［1］（P310）。经东汉明、安、桓、灵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编修国史《东观汉记》，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成立机构修史的先例，对后世史馆建置有深远的影响。但这只是史馆的滥觞，非专职机构，参与修史的人员多是临时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专职。魏晋始设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于“秘书置著作局”，后“别置修史局”［1］（P315），并由大臣监修国史（如谷纂）。北齐改修史局为史阁（又称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3］（P183）。隋沿袭之，以修北朝诸史。唐沿隋制，史馆制度渐臻完善。“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4］（P1089），修撰国史。同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确立。史馆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隶属门下、中书省，地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5］（P591）。史馆中设有修撰、直馆、典书、掌固等职，分工明确。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这绝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在史学领域的体现。唐太宗这位在中外历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曾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统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对应措施，以树立大一统的历史观点。而私人修史已无法适应、无法满足这种形势的需要。所以，设馆修史成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馆制度正式确立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私修历史，多奉行“直书”传统书法，因而易触犯统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笔见诛”［7］（P199）。私修历史，资料不如官方丰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尽通诸门学术，因而著述速度与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不利于史学的发展。所以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诏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8］（P38）隋文帝的诏令很明确，官方就是要垄断修史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唐承隋制，正式设立史馆，修前代史和当代史。这是史学发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对修史机构的进一步完善与确立。

二唐初史馆特点

唐初史馆与以前的史馆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过，东汉兰台、东观是中国古代史馆建置的滥觞，但当时兰台、东观主要还是中央文献档案馆，非专门修史机构；撰修国史人员如班固、刘珍、边韶、马日磾等多是他官，临时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馆是北齐统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础上设置的，其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书郎等组成。史官的品级、俸禄比较低，如著作郎（从第五品）岁禄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校书郎（九品）岁禄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贿赂以求温饱。他们多无视史实，任情褒贬，以至于《魏书》刚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称之为“秽史”。

金代立国以后，效法中原皇朝的作法，建立修史机构，纂修本朝的历史，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修史制度。在此基础上，皇朝的修史工作取得可观的成绩，构成金代史学成就最主要的内容。但是，古代文献中有关金代史制的记载零星散落，迄今还尚未对其清理，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因此，有必要予以考察，廓清一代史制。

一、金代的修史机构

金代修史机构的正式设置是在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1］是年，熙宗效法唐宋体制进行政治改革，建立起一套中央行政机构，由羁留在金的宋朝使臣宇文虚中“为之参定其制”，“参用国朝（指宋）及唐法而增损之”。［2］设置的修史机构有：国史院，记注院，与修史有关的机构还有著作局，自是终金一代，未有更改。兹分别考述如下：

（一）记注院

金朝学习中原皇朝的政治制度，遵循“以汉法为依据”，“因时制宜”，“可则循，否则革”［3］的原则，史制的建立亦是如此。金代的记注院大抵是因袭辽宋而有所变更。辽代史制承袭唐制，但是变革了唐代修起居注工作分属于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作法，于门下省设立专职机构起居院，不过辽代史料有阙，其制度不得详知。宋代也设起居院，但不是常设机构，仍然在门下省设起居郎掌录天子言动法度，于中书省设起居舍人掌录天子制诰德音。金代改宋起居院为记注院，为常设机构，将修起居注的工作事权统一起来。

金记注官修起居注，原则上不是专职专任，由他官兼之。初期多由秘书监和翰林院官兼，世宗朝改由谏官兼，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诏毋令谏官兼或以左右卫将军兼，”［4］又改由尚书省左右司属官兼。记注官品位不高，大多数是六品、七品，但都是深得皇帝信任的“近习”、“慎密”、“谨厚”者为之。章宗明昌元年“有司言记注院勿有所隶”，［5］可知记注院的隶属初不明确，宣宗贞佑三年（1215年），诏记注官“以左右司兼领”，［6］记注院隶尚书省，遂为定制。

自古以来，中国历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著述，以冀达到“惩恶劝善，贻鉴将来”的目的。历代王朝都设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发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馆修史制度。本文拟就唐初设馆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馆特点、史馆修史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一论述。

一史官、史馆沿革及正式确立

中国是世界上重视历史最早的国家。“盖史之建官，其来尚也。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1］（P304）“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内、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职已有分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识。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汉兴之时，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马谈、迁父子曾司其职。政府设立修史机构则始于东汉，东汉的兰台、东观既是国家文献档案馆，又是“当时著述之所也”［1］（P310）。经东汉明、安、桓、灵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编修国史《东观汉记》，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成立机构修史的先例，对后世史馆建置有深远的影响。但这只是史馆的滥觞，非专职机构，参与修史的人员多是临时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专职。魏晋始设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于“秘书置著作局”，后“别置修史局”［1］（P315），并由大臣监修国史（如谷纂）。北齐改修史局为史阁（又称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3］（P183）。隋沿袭之，以修北朝诸史。唐沿隋制，史馆制度渐臻完善。“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4］（P1089），修撰国史。同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确立。史馆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隶属门下、中书省，地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5］（P591）。史馆中设有修撰、直馆、典书、掌固等职，分工明确。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这绝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在史学领域的体现。唐太宗这位在中外历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曾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统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对应措施，以树立大一统的历史观点。而私人修史已无法适应、无法满足这种形势的需要。所以，设馆修史成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馆制度正式确立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私修历史，多奉行“直书”传统书法，因而易触犯统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笔见诛”［7］（P199）。私修历史，资料不如官方丰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尽通诸门学术，因而著述速度与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不利于史学的发展。所以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诏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8］（P38）隋文帝的诏令很明确，官方就是要垄断修史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唐承隋制，正式设立史馆，修前代史和当代史。这是史学发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对修史机构的进一步完善与确立。

二唐初史馆特点

唐初史馆与以前的史馆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过，东汉兰台、东观是中国古代史馆建置的滥觞，但当时兰台、东观主要还是中央文献档案馆，非专门修史机构；撰修国史人员如班固、刘珍、边韶、马日磾等多是他官，临时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馆是北齐统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础上设置的，其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书郎等组成。史官的品级、俸禄比较低，如著作郎（从第五品）岁禄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校书郎（九品）岁禄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贿赂以求温饱。他们多无视史实，任情褒贬，以至于《魏书》刚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称之为“秽史”。

1唐初史馆特点

唐初史馆与以前的史馆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过，东汉兰台、东观是中国古代史馆建置的滥觞，但当时兰台、东观主要还是中央文献档案馆，非专门修史机构；撰修国史人员如班固、刘珍、边韶、马日磾等多是他官，临时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馆是北齐统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础上设置的，其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书郎等组成。史官的品级、俸禄比较低，如著作郎（从第五品）岁禄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校书郎（九品）岁禄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贿赂以求温饱。他们多无视史实，任情褒贬，以至于《魏书》刚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称之为“秽史”。

唐初史馆情形就大不一样。太宗将史馆移至“禁中”，在政治权力中心整理古籍，修前代史和当代史。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馆中，除史官外，还配备修史辅助人员。在史料收集方面，制定《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报送方法、时限，诸部门不得拖延，有关条款近20项［4］（P1089～1090）。史馆环境优美，“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1］（P318）。参与修史的史官多为国家重臣，如房玄龄、令孤德棻、魏征、褚遂良、长孙无忌等，这显然提高了史学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尤其是唐太宗亲自参与《晋书》的修撰，这在“二十四史”修撰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初史官享有很高的物质待遇，一部书成，朝廷另有优厚的物质赏赐，还加官晋爵。如魏征受诏总加撰定“五代史”，书成之日，除“赐物二千段”外，还“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9］（P2550）。唐政府不仅对修史官奖赏晋爵，其后人也常受惠。如太宗、高宗《实录》百卷“添成”，“是日，封敬宗子选为新城县男，德棻子进为彭阳县公”［4］（P1093）。唐初统治者大力抬高史馆地位，尽力为史馆的工作提供便利，因而史馆工作效率较高。

2唐初史馆成就

唐初史馆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修前代史和修当代史两个方面。

修前朝史。中国自汉代始有为前朝修史的惯例，历朝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历史记述的连续性。唐高祖采纳令孤德棻的提议，于武德五年（622）下诏修六代史，并要求史官“务加评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不隐”［6］（P6657）。贞观三年（629），太宗复诏令姚思廉修梁、陈二史，李百药修北齐史，令孤德棻修周史，魏征修隋史，房玄龄为总监修。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修成。贞观十五年（641）又诏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令孤德棻等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后人附于《隋书》后，又称《隋志》。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下诏大开史馆，“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奖”［1］（P320～321）。贞观二十二年（648）书成。参与修书者达21人，由于组织得法，所以成书速度是唐初所修八部正史中最快的，是唐初官修前朝“正史”的代表作。

《唐六典》、《史通》等史籍都曾言及唐史馆与监修源出北齐，至于北齐史馆的称谓区别、建置时间、馆址方位、建筑情况以及组织机构、工作条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诸书均无明文。兹钩稽零星散籍，排比事类，略作考辨。

一

中国古代史馆始于北齐。《初学记》卷三冬第四载有《北齐邢子才（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北史》、《北齐书》也曾言及史馆，不过名称不一，或称“史馆”或称“史阁”。

《北史》称五十六《魏收传》：“（天保）四年，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

《北齐书》卷四十四《刁柔传》：“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

《北齐书》卷八《后主高纬纪》：武平三年（572）八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后改为《修文殿御览》。”

《唐六典》、《史通》等史籍都曾言及唐史馆与监修源出北齐，至于北齐史馆的称谓区别、建置时间、馆址方位、建筑情况以及组织机构、工作条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诸书均无明文。兹钩稽零星散籍，排比事类，略作考辨。

一

中国古代史馆始于北齐。《初学记》卷三冬第四载有《北齐邢子才（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北史》、《北齐书》也曾言及史馆，不过名称不一，或称“史馆”或称“史阁”。

《北史》称五十六《魏收传》：“（天保）四年，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

《北齐书》卷四十四《刁柔传》：“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

《北齐书》卷八《后主高纬纪》：武平三年（572）八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后改为《修文殿御览》。”

明代修纂史书的机构——史馆，是一个尚未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明修《大明会典·翰林院》和清修《明史·职官志·翰林院》、《明会典·职官·翰林院》等都没有提到过明代史馆，《春明梦余录·翰林院》虽然在辑录史臣们的奏疏中涉及到史馆，但同样未作具体说明。只有黄佐的《翰林记·史馆》（廖道南的《殿阁词林记·史馆》实取自此）对此有50余字的简单介绍。当代学者对明代纂修活动留意甚多，而对作为纂修机构的史馆则较少探讨（注：吴晗：《记明实录》（《读史札记》，中华书局，1956年）、傅吾康《明代的历史著述》（《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2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等探讨明代修纂活动的论著，以及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商慧明《史馆制度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等探讨翰林院制度甚至史馆的论著，均未暇论及明代史馆问题。），本文拟就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史馆基本面貌

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迄今仍显得比较神秘和朦胧，它的隶属关系、设置地点、内部结构和机关性质等，都没有集中而系统的记载。笔者将对这些问题逐一考订。

第一，明代史馆既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翰林院对史馆有具体的管理权，但无决策权。

明代史馆隶属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内并无史馆，加上内阁对史馆的影响，使得它与翰林院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翰林院与史馆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翰林院是起草诏书、文学顾问和艺术供奉机构，史馆是修史和著述机构，至元代则将二者合而为一。明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但仍“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院”（注：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设文翰、文史二馆。太宗立，废之，复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内的机构和职官设置虽屡有变动，但翰林院下设史官并负责修史的制度却并无改变。据《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记载，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职责之一，其下设的修撰、编修和检讨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学史也向我们证明了翰林院的确负有修史之责。如洪熙元年闰七月修《仁宗实录》时，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诏书是要求“礼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实录》事例，通行中外采辑（史实），送翰林院编纂《实录》”（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乙巳。）。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没有改变。

那么，翰林院具体承担史书纂修的机构是什么呢？当然是史馆。太宗虽然废除了文翰、文史二馆的格局，但事实上保留了修史的机构——史馆。明代史馆是历史的存在，各种文献均能加以证明。如文震孟《孝思无穷疏》指责改修本《光宗实录》有五条“尤悖谬者”，要求崇祯皇帝“即敕史馆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实录》卷五十四载：进呈《宪宗实录》前一日，“设宝舆、香亭于史馆”。明代史馆无疑隶属翰林院。我们仍以修纂《仁宗实录》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礼部采辑史料“送翰林院编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事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壬子。）。这两处对应的史料说明，翰林院具体修纂史书的机构是它的史馆。由于翰林院负有修史之职，下面又设有史馆机构，因此使明代的整个翰林院也有了“史馆”和“史局”的别称。如朱瞻基在《幸史馆》诗中道：“退朝史馆咨询处，回视文星烂有光。”（注：朱瞻基：《宣宗皇帝御制诗》，《国朝典故》卷之二十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这里的史馆显然是以备咨询和顾问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谓翰林不当拘定内转，宜上自内阁以下，而史局俱出补外；其外寮不论举贡，亦当入为史官”（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词林》。）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这则史料还表明，由于史馆与翰林院的密切关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员也有了“史官”的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