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治理范文10篇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村镇建设治理站工作在建设局的领导下、在上级业务高度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在各相关单位的帮助支持下，全体村镇建设人员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相关村镇建设法律、法规，围绕市委、政府提出的城镇化战略目标，团结协作、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积极开展本职工作，一至十月份村镇建设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现就本年工作作以下述职述廉报告。一、村镇建设治理系统基本情况

村管站现有干部11人，其中男同志6人，女同志5人。职务职称构成情况为：事业单位治理人员3人，工程师3人，经济师1人，助理工程师3人，助理经济师1人。现有3人借调外(1人在天宣路，1人在垃圾处理场，1人在规划科)。27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分别设立村镇建设治理所或综合办公室，有村镇建设治理人员1**人，其中男同志94人，

女同志12人，具有专业技术人员38人，工人59人，其它人员9人，聘用制干部12人，在岗不在编的有13人，在编外单位借调的有3人。根据《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治理条例》、《**省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治理实施办法》、《建制镇规划建设治理办法》等政策法规，我站的主要工作职责：

1、在市城辖区内，负责贯彻实施有关村镇规划建设治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拟定具体治理措施；

违法建筑是城市、乡村现代化建设中一个毒瘤，此类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城乡经济的发展。下面我就违法建设的形成与治理谈些看法。

一、什么是违法建设：

（一）违法建筑，是指未经规划土地主管部门批准，未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临时建设工程许可证，擅自建筑的建筑物和构筑物。违法建筑包括：

1、占用已规划为公共场所、公共设施用地或公共绿化用地的建筑；

2、不按批准的设计图纸施工的建筑；

3、擅自改建、加建的建筑；

近年来，党中央对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新要求，指出要加大强农、惠农、富农力度，推进农业现代化、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水平。因此，如何改进和完善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已经成为深化农村改革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目前，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但不管从哪个层面、哪个角度进行研究，都绕不开治理主体。本文拟以乡村治理主体为观察视角，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观察，辩证分析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机遇和面临的挑战，并对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出若干思考。

一、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契机

（一）宏观制度性治理主体由“汲取型”向“服务型”转变我国正由“汲取型”向“反哺型”转变，尤其近几年，党中央在强农、富农、惠农方面持续发力，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农业供给侧改革、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保护生态绿色发展、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等。围绕着“五个全面”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及“五大”发展理念，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利于乡镇政府更好履行发展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使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面貌不断改善，农业结构更加优化。基层乡镇政府也在积极转变观念和职能，强有力地贯彻执行党中央顶层设计，从过去“全能型”包揽一切的政府向提供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如在经济职能上，减少对经济过多的直接干预，更多转向为“三农”服务，通过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等措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在创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本地经济组织、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整合统筹资金、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管理职能上，协调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价值取向、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能力不断加强。比如在执行征地拆迁、迁址重建、土地流转政策时，更加科学、理性，依规依法，避免简单粗暴行政。同时，还有选择地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网格服务管理。在履行公共职能方面，不断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体育场、休闲公园、文化广场、老人活动室的修建等，大大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由于国家和基层乡镇政府为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努力“瘦身”和“健身”，一方面不断简政放权，另一方面努力提高自身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既能有效节约治理成本，又能更好激发乡村其他治理主体的活力。同时，基层党组织由“党弱村弱型”向“党强村强型”转变，习多次强调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和职责，并大力整顿和建设基层党组织，使基层党组织得到了明显改善，逐步形成“党建村强”的良好态势。在领导方式上从“强制命令型”转向“基层服务型”，畅通连接群众“最后一公里”；在工作方式上倡导基层创新，打造基层党建特色；在队伍管理上推行严进宽出的党员管理机制和能上能下的干部管理制度；在责任追究机制上在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架构下，细分责任内容，建立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实现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由“虚”到“实”、单项考核向整体评估转变［1］。村民自治组织正由“形式民主”迈向“真正自治”。学者肖唐镖认为，基层自治制度设计是美好的，但“农村的村务管理还存在管理不科学、决策不民主、监督不到位的情况，农民只有形式上的权利”［2］等问题。为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全国各地村民委员会不断开展创新，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逐步增强。如广东清远、湖北秭归、广西河池等地积极探索村民自治重心下沉到自然村、村小组的治理模式，设立村民理事会、党群理事会、服务站等治理单位，激活了村民自治的内生动力，还有河北青县的“村代会常任制”模式，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形式，四川巴州的民主监事会制度等。村民自治的大胆创新探索正一步步朝着调整治理结构和制衡权力的方向努力，越来越靠近自治的实质内容。（二）中观民间组织治理主体由“旁观者”向“参与者”转变中观民间组织包括新型经济和非经济型社会组织。随着党中央带领农民增收致富、产业脱贫、加快农业现代化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孕育和催生了一个个新型经济型组织，如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专业农场、“互联网+”等组织。乡村经济型社会组织正在成长为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市场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在联结政府、市场和农民关系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素质和责任感、认同感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非经济社会组织种类多样，如宗族组织、宗教性组织、乡贤理事会、环境保护协会、老年协会、文娱协会，等等。他们在不同领域中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在生活互助、社会救济、生产协作、化解社会矛盾、丰富生活、文化传承等方面承担了部分制度内治理主体的功能，在乡村治理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微观治理主体由“被动治理”转向“主动参与”微观治理主体主要分为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马克斯•韦伯把乡村精英定义为：“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才能的社区成员，他们往往是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有较大优势的个体或群体。”［3］随着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多乡村精英流向城镇和大都市，他们通过带回资金和技术，传播现代观念等方式，与乡村建立联系，并主动谋求改善乡村落后贫穷的状况，打破了传统乡村权威格局。他们推动着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事务发展，在村民中有较高的威信和号召力，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人际关系熟络，具备治理乡村的能力。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互联网在乡村的普及，大大密切了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信息化使得乡镇政府无法垄断信息资源，从而使乡政府唯一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各种信息的快速流动，使农村更多地了解外部信息。使得原来的治理模式难以持续。”［4］普通村民可以通过各种微信群、公众号、民情信箱、一键举报、APP惠农软件、网络问政等不同形式，迅速了解国情、地情和各种信息，加大对其他治理主体特别是制度内治理主体的监督力度。同时网络又大大拉近了村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增强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民主意识、维权意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大大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人口流动增强，内外信息交流频繁。原本封闭、静态、同质化的乡村日益向开放、动态、异质化转变，大大解放了村民的思想，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村民的素质和见识不断提高，日益由依赖走向独立，由保守走向进取，有利于增强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宏观制度设计与具体实践存在偏差的矛盾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旨在革除政府一元单向管理的模式，建立由政府、市场、社会和民众多元交互共治的体系。要求制度内治理主体更多承担提供社会服务、公共产品及基础设施等职能，来满足乡村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但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最基层的一级政府，要贯彻执行国家或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方针政策，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上级政府通过人事、决策、考核、财政等方面加大对乡镇政府的管控力度，并且要求“乡镇党委一把手负责”、实行“一票否决”制度，这种压力使乡镇政府往往又重新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把主要精力用于完成上级各项任务，从而削弱其对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另外，村委会既要接受村党支部的领导，又要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甚至几乎异化为乡镇政府的人。村委主干成员的待遇也由县财政统一拨放，实行坐班制等，使村委会日益趋向行政化，而违背其作为自治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初衷。有的乡村采取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或是由村委会主任担任党支部副书记等方式，使党组成员和村委会成员交叉任职，结果往往出现自上而下的国家授权对自下而上的民意授权的侵夺，“出现‘一事一议’形同虚设、集体债务化解无望、土地争夺矛盾凸显等困境。”［5］由此，制度内治理主体往往面临着两难选择，乡镇政府在“全能型”和“服务型”之间摇摆不定，出现理念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村委会在“自治化”和“行政化”间进退两难；基层党组织既要总揽全局又要“大小一起抓”。所以如何为制度设计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和环境，使其真正落地生根，需要乡村治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二）中观社会组织蓬勃兴起与发育不健全的矛盾要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实现对乡村社会内部各方力量的有效整合，形成合力，达成良好互动。而乡村社会组织在其中起着上下沟通和纵横联系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的乡村治理仍是以国家主导下的推动型为主，乡村社会组织虽然蓬勃兴起，但发育不健全。经济组织不少处于“弱、小、散”的状态，规模不大、发展程度不高、资金和人才缺乏。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威信也不够，影响其对乡村事务的参与和治理。植根于乡村社会的村规民约，比较容易得到认同和遵守，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能有效降低治理成本。但也容易唤醒与现代法治意识相左的传统宗族意识和封闭的共同体意识，给依法治村带来阻碍，甚至引发冲突。还有随着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价值取向更趋向多元，“许多传统的亚文化现象开始兴起，如宗族和不同信仰的宗教组织，在乡村开始流行。”［6］影响乡村社会，也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一定冲击。乡村社会组织几乎同时具有正、负双重功能，如何有选择地发挥其正功能，弥补政府与市场治理的不足，同时又有效抑制其负功能，使其不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阻碍，也是摆在乡村治理面前的又一难题。（三）微观治理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与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微观层面的治理主体主要包括乡村精英和普通农民。我国新农村建设造就了方方面面、各具特色的乡村精英，他们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带动村民致富，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加强监督及化解乡村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精英治村也有其弊端，容易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政治资源或社会关系，破坏正常民主选举。学者刘军宁认为：“任何权力精英都有沦为专制者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否会变成现实，就要看与这些精英搭配的制度是什么。”［7］因此，如何规范和约束精英的行为，提高其治理觉悟和能力，任重而道远。精英治理遭遇的另一挑战是本土精英的大量流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大量的乡村精英涌向大都市或城镇，在城市成家立业，逐渐脱离了与乡村的内在联系，大批的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乡村的人口结构日益走向老龄化和低龄化，出现“治理无人”的局面，地越种越荒，屋越盖越空，如何留住精英，成为乡村治理急待解决的问题。农民是乡村治理最广大的动力源泉，但村庄原子化的存在，又极大地削弱了农民的力量，他们无力把握村政和市场。受传统小农意识的影响，民主观念不健全，参与乡村治理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自身眼前的利益，缺乏社会意识和公共精神。习惯于依赖政府和村干部，“仍然存在等、靠、要和怕竞争、怕风险、怕负责的现象。”［8］甚至或以非理性方式表达诉求。因此，必须革除这些消极面，发挥出真正动力源泉作用。

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治理途径

近年来，随着IT话题的兴起，IT治理这一概念也逐渐进入企业家、单位管理层的视野中，使相关利益者认识到IT治理的重要性和前瞻性。与此同时，构建合适的IT治理框架、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对我国各行业尤其是农职类院校整体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IT治理的定义

美国IT治理协会对IT治理的定义是：“IT治理是一种引导和控制企业各种关系及流程的结构，这种结构安排，目的在于通过平衡信息技术及其流程中的收益和风险，增加企业价值，实现企业目标。”[1]我国有一种观点认为，IT治理是政府或企业能否采用有效机制，使IT应用能平衡信息化过程中的风险，完成组织赋予它的使命，确保实现组织战略目标的过程。虽然对IT治理有很多不同说法，但其中不乏相似点。首先，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是从较高层面对IT治理的一种深度认识；其次，IT治理是通过选择适合自身的IT治理工具监督企业管理层在IT战略上的结构、过程和联系，以此确保这种运营模式是否处于正确轨道上；最后，其目的是为了更好规避企业投资风险，使公司的IT投资与战略目标一致，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从中可以看出，IT治理在世界各企业中兴起并运用，而行政事业单位，尤其是学校对IT治理的关注和运用都比较滞后。因此，在信息化越来越强大的今天，各行各业都应重视IT治理对自身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价值。

二、几种常见的IT治理工具

IT治理工具是基础性技术，也是指导组织合理高效运营的结构框架，组织既可运用已经开发成熟的标准，也可结合自身情况创建出适合自己的一套治理框架。这些标准有的是能很好实现IT治理的基本方法、最优实践、手段或模型，有的已成为实际标准，组织可从中获得有益信息及帮助。目前，运用较为广泛的IT治理工具主要有ITIL、COBIT、SixSigma、ISO17799等。

（一）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

基层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当前，基层治理正经历由单向管理向多元化、参与式治理的创新转变，构建与我县相适应的治理体系，确保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针对基层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制定从政策层面加以解决、从业务层面加以指导、从经费层面加以保障的务实举措，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在创新中突围、在共治中拓展、在法治下前行。

一、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完善协商制度机制，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创新。

规范议事范围及参与主体。凡涉及村（居）务、财务的重要事项，都要提交村（居）民代表会议进行商议和表决。参会人员由村（居）民代表、村（居）“两委”成员、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各村（居）民小组组长组成，普通村（居）民可以自由到会旁听。涉及外来人员的议题外来人员代表列席会议，确保村（居）民代表会议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确保协商决议公开。

实施阳光村（居）务工程，凡协商决策需要村（居）委会落实的事项，均通过村（居）务公开栏第一时间公开，并及时反馈落实情况。随时收集村（居）民意见，解答村（居）民疑问，对村（居）民的不同意见作出解释。设定每次村（居）民代表会议的第一项议题为反馈上一次会议决策的落实情况，确保协商决策落实到位。

根据《县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和会议精神，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主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改革创新、科学务实的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集中治理与加强日常监管相结合，坚持围绕2008年以来的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排查，着力解决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民政对象的根本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阶段目标和责任分工

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所要达到的价段目标是：通过专项治理，使民政系统干部职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规范工程建设项目的程序，依法进行工程的申报、立项、审批等环节，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行政行为更加规范，落实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工程建设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预防腐败现象易发的势头，营造良好的工程建设秩序和建设环境。

责任分工：民政局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负全责，组长为第一责任人，副组长负分管责任，办公室承担上传下达及日常工作。

摘要：当前，大气污染问题已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如何有效防治大气污染，是当前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施工中所产生的扬尘污染已然构成大气污染的一部分。笔者结合工作经历，从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污染的产生及扬尘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对扬尘治理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扬尘治理措施，为控制扬尘污染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污染；扬尘治理

近年来，我国多地区爆发大气污染现象，大气污染问题已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大气污染源进行分析，得出建筑工地和道路交通产生的扬尘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成因之一。本文通过对建设工程施工进行剖析，从施工中扬尘污染的产生和施工扬尘防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方面出发，对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治理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治理措施，为控制扬尘污染提供一定的参考。

1建设工程施工大气污染主要来源

建设工程施工中的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于：（1）土石方开挖、边坡施工等产生的扬尘；（2）现场铣刨、既有道路拆除等产生的扬尘；（3）施工现场道路未全部硬化导致运输车辆在行驶中产生的扬尘；（4）建筑材料（如砂子、水泥、石灰）、建筑垃圾等在装卸、堆放过程中产生的扬尘；（5）渣土清运过程中由于装载过多等原因出现撒漏产生的扬尘；（6）运输车辆未及时冲洗，导致车辆带泥上路造成的污染；（7）施工现场焚烧沥青、油毡、油漆桶、橡胶、塑料袋等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的物质造成的大气污染。

2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控制目标及扬尘控制标准

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是人人共享的前提，人人共享是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结果。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指明了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要求和标准，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每一个人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更是社会治理的力量，都有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应以城乡社区为重点进行实践培育。

社区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最佳单元

“社区”一词是从“community”翻译过来的，本意是“共同体”。“社”是指有联系的一群人的集合，“区”是指地理空间，因此，社区就是一群有联系的人在一个特定区域生活、工作形成的共同体。社区是小社会，是社会的一个基层单元。社区的特征是人们交往联系较多，相互熟悉，有共同的社区意识，有较强的社区认同感。一般情况下，社区是自然形成的，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因此，一个成熟的社区需要时间的积淀。“社区”在中国流行和兴盛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随着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深化，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变成了没有单位的“社会人”。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实践应运而生，不断向纵深推进，承接从传统单位制剥离出来的生活服务等功能。理想的社区应该成为居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生活家园，解决“单位人”之后“社会人”的后顾之忧，使“社会人”成为有所依托、有所依靠的“社区人”。说，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在基层、根本在社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小切口入手，精心谋划、因势利导，由局部到整体，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因此，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应该把建设社区共同体作为抓手和重点。城乡社区建设存在重“区”轻“社”现象随着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职”“住”分离成为常态。城市小区产权关系日益多样化，小区住户之间的异质性大大增强，居民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彼此缺乏认同感，没有形成亲密的社区共同体。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务工经商、进城落户，村庄社会结构急骤变化，农村人口空心化、老龄化现象加剧，村庄共同体建设受到严重威胁。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社区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了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如火如荼开展，硬件建设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涌现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社区治理先进典型。但是，总体而言，普遍存在重“区”轻“社”、有“区”无“社”的问题，社区共同体建设较为滞后。正是由于社区居民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本来应该由社区自己解决的事务往往还是按照传统的习惯推给政府，使得政府治理的负担越来越重，其结果是政府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做了大量工作，却很难满足居民纷繁琐碎的诉求。因此，加强社区共同体建设，破解重“区”轻“社”问题，既是破解社区治理难题的重要任务，也是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抓手。

多措并举推动社区共同体建设

增强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增进社区内部凝聚力，建设社区共同体，进而建设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一要加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在加强城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同时，选好配强居（村）民委员会领导班子，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的新路径，提升居（村）民委员会服务辖区群众和民主管理的能力。二要制定好社区公约。组织社区居民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充分发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讨论，将制定公约的过程，变成一次社区居民共识形成的实践。三要开展社区教育。通过社区道德讲堂、社区文化广场等平台开展公民道德、家庭伦理、社区意识培养等活动，使人们明是非、知敬畏，夯实共同体的道德、文化基础。四要开展社区活动。善于“抓两头、带中间”，组织老人、孩子开展亲子教育、孝老爱亲、邻里互助等活动，以“小手拉大手”“老人连子女”的方式，通过子女和父母将社区团结在一起。五要搭建社区参与平台。留出合适的室外广场和绿地，室内阅览室、棋牌室、文化活动室等。在城市，可以组织广场舞舞蹈队、治安巡逻队等；在农村，可以组织留守人员关爱组织、妇女禁赌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等公益团体。六要挖掘和整合社区资源。通过居（村）民委员会将城乡社区各个单位、各类社会组织、各类资源充分挖掘和整合起来，为建设社区共同体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七要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支持。上级政府不仅要帮助建设好基层“两委”班子，还要对他们的工作给予经常性指导，加大资金和物资投入力度。同时，防止交给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过多行政事务，影响其群众性和自治性。

妥善处理社区共同体建设中的三个关系

为加强我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工作，根据《*省建设厅关于印发*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方案的通知》（黔建施通〔2007〕237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进一步落实建筑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全面排查治理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和施工现场事故隐患和薄弱环节，认真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重大危险源监控机制和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及分级管理制度，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促进我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稳定好转。

二、排查的重点内容

（一）建筑施工企业

1、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及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各职能机构、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及落实情况。

摘要：社会工作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重要专业手段，具有独特专业优势。要顺利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就必须增强社会工作的参与可能性。要增强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中的参与可能性，而其最根本的就在于加强制度建设。可以说，制度建设是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加强制度建设，既利于增强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机会，又利于提升社会工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能力。推进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必须建立和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社会工作机构身份制度、社会工作专业能力建设制度、社会工作社会认同等制度。

关键词：社会工作;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制度建设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陈一新，2018），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最直接、最有效力的治理层级，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心环节（陈成文，2019）。在社会学意义上，市域社会治理指在设区的城市区域范围内社会治理主体（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公民）在形成合作性关系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社会控制手段（党建、法律、道德、心理、科技、民规民约）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目的的一种枢纽性基层社会治理（陈成文、张江龙、陈宇舟，2020）。自2019年10月党的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以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已被提上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议程，成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它以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行动目标，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制度目标的整体性社会发展过程（陈成文、陈静、陈建平，2020）。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既要抓好推进理念、体系、能力建设，又要抓好推进主体建设。作为推进主体之一，社会工作具有独特专业优势。要顺利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就必须增强社会工作参与的可能性，而根本的途径在于加强制度建设。

一、研究背景

社会工作在帮助弱势人群、维护社会公正、整合社会关系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它通过直接服务、政策倡导、发展性参与、倡导传播协同合作的精神等形式参与社会治理，促进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体制、治理体系和能力等方面创新（王思斌，2016a）。关于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这一类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必要性。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是遵循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平等公正的专业价值观，在社会服务及社会管理等领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专业和职业（王思斌，2016a）。另有学者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四大战略任务，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社会工作都可以有效介入并从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李迎生，2014）。还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嵌入”社会工作方法、理念和制度等，只有“嵌入”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理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社会工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在目前的社会治理背景下，在激发生活困难群体的潜能、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促进犯罪人员的再社会化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陈成文、赵杏梓、张丽芬，2015）。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有学者认为，由于社会工作本土化历程的渐进性，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尚未成熟，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是有限的（王思斌，2016b）。社会工作实践主要围绕社会政策实施、社会服务提供、服务效果达成展开，通过服务整理的经验和诉求很难嵌入到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决策机制中（陈成文、何蛟龙、周静雅，2015）。同时，专业化、国际化与复合型的社会工作人才缺乏，还不能充分施展社会工作应有的创新、研究、管理与决策功能（王思斌，2019a）。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制约因素。学者们对于导致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参与不足的制约因素有着不同的研究。社会工作介入社会管理的机制尚未健全、缺乏制度保障、长效动力不足（李迎生、方舒、卫小将、王娅郦、李文静，2013）；政府和社会的认识不足导致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人员身份感缺失（王思斌，2014a）；整合性制度体系尚未搭建，协商、调节、道德约束机制的精细化不够（王思斌，2014b）；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建设本身还不完善，法制水平低（关信平，2017）；缺乏社会工作精准嵌入社会治理的弹性制度保障（吴浩宇、崔占峰，2019）；存在保障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养与发展的制度缺陷（王思斌，2016b）；缺乏严格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精细化的社会福利制度（王思斌，2019b）；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对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建立促进不够（关信平，2017）。促进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学者们从自身学科背景提出不同看法。推动社会工作立法，制定社会工作职业准入制度（李迎生、方舒、卫小将、王娅郦、李文静，2013）；形成科学化、法治化、规范化社会工作职业法律体系，依法提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职业技能、专业权威和职业声望（袁光亮，2016）；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知识与制度体系（何雪松、杨超，2019）；社会工作积极融合与嵌入社会治理结构的同时，需不断提升“自治理”能力，促成社会工作制度体系的完善（王思斌，2012）。综上所述，虽然学术界已经关注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现状、影响因素和具体路径等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已有研究大多囿于一般化的对策研究，很少涉及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即制度因素。事实上，所谓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指社会工作嵌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结构之中。这种“嵌入性”是指外部因素对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约束，并受到嵌入其中的制度因素固有属性的影响。因此，深入探讨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建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开拓价值。

二、制度建设：社会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