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禁语言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特殊空间语言现象特点原因

论文提要戒毒所、看守所及两劳场所、监狱等监禁场所存在一种特殊语言现象：被关押人员对共同语中的一些词语进行变异，使之成为所处特殊空间的专门用语，这类词语在特殊人群中使用，属于典型的社团变体。从在昆明地区搜集的语例看，此类词语涉及面广；单义词多，复义词少；多数词语一名一指，异名同指的词语不多；和其他城市同类词语相比未发现同源词或词语流转现象。

在全国各地的戒毒所、看守所、两劳场所及监狱等关押各类违法人员的封闭性场所多存在这样的语言现象：被关押人员之间使用一些经过变异的词语，这些词语只存在于这些特殊空间，一旦离开这些特殊空间便失去传递信息的功能。这种社团变体语言的某些特性和隐语相似，但又不完全等同于隐语，因为使用者对其中一部分词语并不刻意掩饰，以致于一些词语被看守民警掌握，民警对此现象多不鼓励、不制止，有时为了管理需要，拉近和被关押人员的心理距离，甚至加入使用者的行列。本文搜集语料时，对于监禁空间特殊词语的确认标准为：产生于监禁场所，且只在此特殊空间使用，无法判断词语最初是否产生于监禁场所的和在监禁空间以外也有人使用的词语均不收录，如白戒指(指手铐)、黑棒(指警棍)、八加一(指酒)。

1监禁空间特殊词语的类型

通过和昆明市各监狱服刑罪犯、昆明市戒毒所戒毒学员个别访谈，共发现并认定此类词语194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人称系统：如德国人、鸡蛋、老鬼、新鬼、空姐、碗拐、钢丝等；

［摘要］我国多数犯罪的青少年仍集中在16周岁以上，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占比很小且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我国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规定为14周岁是偏高的。引用欧美国家中的“恶意补足原则”来弥补一刀切的刑事责任年龄存在的弊端并不合理:其一，该原则下检察机关的取证证明标准不明确，易导致司法适用的随意性;其二，该原则的适用是在“国家监护”的大背景之下实行的，不符合我国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仍以家庭为主的社会背景;其三，该原则的落实需要多种刑法替代措施与之配合，而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仍以监禁刑处罚为主，少年司法制度亦不够完善。因此，单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或者借鉴欧美国家“恶意补足原则”来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不符合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与司法现状。刑事责任年龄作为一种法律拟制，担负着法律稳定性、确定性以及刑法适用谦抑性的重任，必须符合本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中“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以及国际社会中所倡导的刑罚轻缓化、去犯罪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不宜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治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应走综合治理路径。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犯罪;恶意补足原则

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历来是法律乃至整个社会所重点保护的对象，我国刑法特意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但近年来，小于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频出，且犯罪手段残暴，犯罪后果严重。加之网络的传播与发酵，很多人对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开始持警惕态度，并且呼吁有必要降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或者借鉴国外的处理办法，对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做出一定的补充规定，以处罚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犯罪人。上述观点看似颇有紧迫性，但是仔细分析后发现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仍应当持谨慎态度。下文将通过详细分析刑事责任年龄的性质、立法者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所有考虑的问题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的作用，并且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校园暴力的实际情况来理性分析是否需要对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分析

刑事责任年龄的本质其实是立法者对刑法中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做出的一种法律拟制。从立法技术来看，它是一种制度上的虚拟，是立法者特意地将不同事物等同视之的立法技术［1］;即立法者设定一个年龄，将符合该年龄的群体在法律上等同视之。这是一门凸显司法效率的法律技术。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来说，立法者意在方便司法实践，以14周岁作为未成年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界限。由此可见法律利用数字的精确性很好的弥补了语言的模糊性，提升司法效率和司法的统一性。但是数字的精确性也难以摆脱一些法律争议问题:第一，谷堆悖论。比如，一个只差一天就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与一个刚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刑事责任能力上虽无实质差别，但实施相同的违法行为有可能承当不同的刑法上的责任。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便是法律中的数字在语言学上可能面临的“谷堆悖论”［2］。由此可知，法律利用数字的精确性来界定刑事责任年龄事实上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法律的语言总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悖论，由此即产生了容忍原则，即“通过容忍客体的细微变化保证了推理的有效性，但是仍然无法避免结论的谬误。”［3］由此可知，年龄界限的确定虽然会产生不公平的现象和谬误，但是这是年龄立法技术的局限所在，制度总是优劣并存的，我们在接受年龄立法制度带来的高效率和准确性的同时必须容忍年龄立法技术本身的缺陷。对主张应调整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观点之评析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主张:第一种主要以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为理由，主张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另一种是主张借鉴欧美国家的“恶意补足原则”，对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只要证明其犯罪是具有“恶意”，便可以予以刑罚处罚。下文将详细对上述观点进行分析。(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实务界与理论界有些人主张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应当降低1到2岁［4］。持上述观点的主要有以下理由:第一，认为我国刑法中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规定为14周岁的本来就过高，而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趋势;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成熟都较早，已经能理智的辨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第三，对未成年犯予以相应的刑罚处罚可以慰藉受害人及其亲属。上述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仍有不妥之处。第一，虽然我国确实存在犯罪低龄化的问题，但是根据司法实践中的现状来看，大多数犯罪的青少年仍集中在16周岁以上，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虽然有实施犯罪的，但是所占的比例很小［5］。另外，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我国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规定为14周岁本来就是偏高的。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规定各国不同，虽然有些国家将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设定的较低，但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设定为14周岁以上国家亦有很多，例如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均规定为14岁，北欧国家规定为15岁，西班牙规定为16岁，比利时和卢森堡规定为18岁。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规定偏低。第二，虽然现今社会的物质生活愈发充实着实让未成年人的身体素质提高不少，很多未成年人因身体发育较以往更早。但是并不代表未成年人的心智成长也一样较早成熟，心理的成长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生活经历，现在的孩子尽管生理发育提前，但心理发育却并未能同步提前［6］。尤其是我国社会的发展现处于转型期，很多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们为了赚钱不得不背井离乡，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父母的陪伴和引导，心理发育迟缓，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和自控力，因此误入歧途，触犯法律。也恰恰是这些贫困地区，校园欺凌的现象更多且难以解决。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初步建立自尊心、对世界产生更多认识的同时难免会与周围的同学产生冲突，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少年发生罪错时，特别是轻微的犯错行为，应当尽量不予处置和干预，这才是减少其继续犯错并且成年后不再犯罪的最好的方法［7］。第三，对受害人家属予以慰藉的方式多样，不一定只能通过给予施暴者刑罚处罚来实现，可通过赔偿、获得谅解等其他途径来实现。受害者与其家属更想看到的其实是真心实意的道歉和悔悟而非将未成年人送入冰冷的监狱。未成年人是社会的“反射镜”，社会如何对待他，等他长大的明天，他将会如何对待这个社会。因此，对未成年人的触法刑法予以从宽处理是建立“有温度”“宽容”“健康”的社会的最好的办法。(二)以“恶意补足原则”为补充实现个案正义。即对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犯，如检察官有证据证明该少年犯实施犯罪行为时其主观上是“恶意”，即使该少年犯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也可以根据犯罪情节对其施予刑罚。然而对未成年人“恶意”的证明需事先考察许多相关因素并谨慎判断，例如需要收集未成年人的品行特征，成长环境，教育经历，犯罪过程中的各种变现等因素来衡量该未成年人是否具有辨别是非善恶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假如未成年人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并且希望和放任自己的行为造成的结果，则可以认定该未成年人具有“恶意”［8］。仅表面上看上述学者的观点确实存在巧妙之处，但是经研究发现上述观点忽略了我国的司法现状。第一，该原则中关于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取证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就是该原则的问题之所在。对未成年人“恶意”的证明没有一定的标准，很容易导致司法适用的随意性。虽然该规则在美国适用的时间比较长，但是美国的很多州仍未能在此问题上达到一致的标准，因事关个人的成长经历、个性特征的判断需要长期的考察和分析，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并且需要完善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支持。因此，引用“恶意不足原则”纵然可以在个案中进行实质判断，减少个案裁判中的不公正现象，但是由于“恶意”的证明标准难以统一，容易导致司法的随意性，显然不符合目前中国司法统一的法治环境。该文章忽视了欧美国家司法系统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欧美国家对未成年人的触法行为处罚范围比较严格，主要是因为其国家有承担监护职责的观念，美国一个7岁儿童将自己的玩伴杀害，但是法院却拒绝了律师以未成年人年龄太小而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理由是考虑到此项辩护理由如若成功则会剥夺新形成的未成年人法庭的对不良儿童提供必须性治疗的能力［9］，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对未成年人持“国家监护原则”，即监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仅是其父母的责任，同时也是整个国家的责任。因此，美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偏重是为了实现国家监护的职责，而不是单纯的惩罚目的。反观中国的社会现状则是将主要的监护职责交给父母来承担，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意识不强，对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措施并不完善。因此，我国的现有司法情状并不适合适用该原则。主张引进欧美国家“恶意补足原则”的观点忽视了对欧美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措施发展现状的研究。事实上，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仅仅是欧美国家矫正未成年人触法行为的一个开始，重要的是将未成年人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之后该如何矫治。针对未成年犯的矫治制度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制度保障。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建立在保护主义刑罚观和个别化处遇的基础之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主张应以维护“未成年人最大的利益”为原则来给予有效的环境调整及矫治处遇，不能将适用于成年人的司法制度同步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每个儿童的本身，各有其基本权利与特权，但依据其环境和人格的差异，又有其不同的人格需要。美国少年法院的建立便提供了专门服务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团队和平台;另外，鉴于适用监禁刑来矫正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弊端较大，美国少年司法制度旨在减少适用监禁刑，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成熟程度，行为习性等制定对未成年人最有利的矫治措施即可。因此百余年来即使美国的刑事政策有“从严”的整体趋势，但是关于未成年人的刑罚替代措施的发展与完善是不断进步的;审前分流的程序和不同种类的刑罚替代措施从不同方面挽救未成年人远离犯罪边缘。例如建立少年庇护所，将少年犯与成年犯隔离开来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为犯有重罪和多次犯罪的未成年人制定了专属的矫正措施;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关于未成年犯的管护制度，它是美国司法系统矫正未成年人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美国的未成年犯有一半被处以观察保护，借助家庭的力量监督未成年人;其他以家庭和学校为基础的干预措施等等也为挽救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很大的助力［10］。反观我国目前的少年司法制度，主要是以刑罚矫治措施为主，并没有同欧美国家类似的、针对未成年犯的各式非监禁刑矫正措施。目前，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显然还不完善，还不能完全胜任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之后的续矫治工作，此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很大的风险。

二、维持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性论证

[摘要]：人身自由与安全权是一项古老而又备受现代人推崇的基本人权，也是保障公民的健康不受损害、保证自己不受非法搜查、拘禁、逮捕、放逐及其他非法侵害的一项重要权利。人身自由与安全权与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权有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人身自由与安全权生命权人格尊严权健康权

人身自由与安全权是最古老的基本权利之一，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凡自由民除经其贵州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1676年，英国国会辉格党人为反对查理二世复辟封建王朝的倒行逆施、保护自己的人身自由与安全，促使国会通过了著名的《人身保护法》。该法案规定了不准非法拘捕以及将合法拘捕的人及时提交法庭审判。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了避免横向的侵害，人身安全被赋予极高的优越性。可以说，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产物。

一、概念及公约规定

人身安全权通常和人身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早期思想家在论述人身自由与安全时也常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或权利的两个方面。”[1]欧洲人权委员会在宣布受理阿德勒和比威斯诉联邦德国案中说：作为仅指人身自由与安全而言，从其固有联系看，自由与安全应视为一个整体。本文中人身安全权和人身自由放在一起论述，合称人身自由与安全权。人身自由与安全权是指公民人身健康受自己支配，而且不受非法搜查、拘禁、逮捕、放逐、剥夺、限制、酷刑、不人道的惩罚、奴役和科加劳动义务以及不法侵害的权利。[2]很多人权公约把人身自由与安全放在一起加以规定，如《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1款、《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1款、《美洲人权公约》第7条第1款、《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6条等。剥夺自由和逮捕或拘禁同义。[3]逮捕指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拘禁指剥夺自由的状态，不管它是否出自逮捕（监禁或审前拘禁）、定罪（囚禁）、绑架或其他行为。如《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分。”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与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欧洲理事会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五条：“（一）人人享有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十九条：“每一个人均有权享有人身自由与安全。除非根据事先已经制定好的依据和条件，任何人均不得被剥夺自由。尤其是，任何人均不得被逮捕或拘捕。”《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五条：“缔约国依本公约第二条所规定的基本义务承诺禁止并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保证人人有不分种族、肤色或民族或人种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权利，尤得享受下列权利：……（丑）人身安全及国家保护的权利以防强暴或身体上的伤害，不问其为政府官员所加抑或为任何私人、团体或机关所加。”

针对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与安全，几个公约专门做出了规定。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每一儿童有权享受家庭、社会和国家为其未成年地位给予的必要保护措施，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或出生而受任何歧视。”《儿童权利宣言》三十七条：“缔约国应确保：（a）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于未满十八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b）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人和儿童的自由。对儿童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第十一条：“1、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就业方面对妇女的歧视，以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享有相同权利，特别：（f）在工作条件中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保障生育机能的权利。”

摘要]：在一些国家，社区矫正的管理是由法院系统来承担，我国也出现了由法院监督管理缓刑、假释人员的探索，这说明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因此，分析法院对社区矫正管理的优势，探索设立由法院管理的模式，对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院；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管理模式

我国目前正大力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但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设置存在很多问题，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对五种非监禁的刑罚措施的执行，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体制基本确立了“两个主体”的试点方针，即根据现行法律，公安机关是“执法主体”，由司法行政部门担当日常“工作主体”。这种所谓的“两个主体”的运作模式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的执行效率，本文试从法院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角度，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分析国内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探索，探讨在我国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可行性，并提出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设想，以供讨论。

一、国外由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实践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一般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法院系统执行，如德国、法国等，一种是由行政机关执行，如英国、日本等，有的国家同时存在两种方式，如美国。对于社区矫正的最主要形式——缓刑来说，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都在刑法中规定由法院系统来负责监督执行，负责缓刑考察工作的法院多数是原审法院，有的国家规定也可以是被告人居住地初审法院。[1]

1、德国。德国社区矫正形式主要是缓刑和假释。德国的缓刑、假释由缓刑官、假释官负责监督执行。缓刑假释官的主要任务包括：（1）为被缓刑假释人的就业、救济、与公共机构打交道等提供咨询、照顾和帮助；（2）对被缓刑假释人进行监督；（3）促使被缓刑假释人重新社会化；（4）完成司法部委托的相关工作；（5）向法院汇报被缓刑假释人的各方面状况等。缓刑假释官发现被缓刑假释人未遵守缓刑、假释条件的，可进行训诫，训诫无效的应向法院报告，由法官视违规程度决定延长缓刑假释期限或者重新收监执行。约有35％左右的被缓刑假释人重新入狱服刑。缓刑假释官是由法院聘任，接受法院的指示，向法院负责，属于司法部的公务人员。[2]笔者不认同德国的社区矫正是由司法部管理的结论观点。[3]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德国的国家机构设置与我国不同，德国的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司法部的下设机构，而在我国，法院与司法部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准确的说，德国的缓刑和假释是由司法部下设的法院通过聘任缓刑、假释官来具体负责缓刑假释人员的监督、救济，而不能笼统的说德国的缓刑假释是由司法部管理，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的照搬、模仿德国的做法。

第一篇

抓好社区矫正工作队伍规范化建设是时代的要求，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为进一步保障“社区矫正规范年”活动深入发展，我局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在全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中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执法大培训、岗位大练兵”活动。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促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执法意识、风险意识，掀起学习社区矫正业务知识和技能的热潮，培养、发现一批社区矫正业务能手，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正规化建设水平。

一、强化政治理论学习，提高队伍政治素养

政治理论学习主要内容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精神，以及上级司法行政部门关于加强司法行政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和司法行政工作的职业道德规范。通过教育学习，使广大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执法为民的思想，增强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强化业务知识学习，提高队伍执法水平

全面学习理解宪法及民法、行政法、刑法、刑诉法等基本法律常识，重点掌握国家关于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服务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同时学习司法部、省厅关于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性文件。通过学习，熟练掌握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应知应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增强依法依规履行职能的意识，提高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能力和水平。今年，区司法局按照年初学习培训计划，先后5次组织全体司法工作人员学习贯彻新的《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和《省社区矫正人员监管工作规定》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提升执法能力和业务水平。

[摘要]：在一些国家，社区矫正的管理是由法院系统来承担，我国也出现了由法院监督管理缓刑、假释人员的探索，这说明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因此，法院对社区矫正管理的优势，探索设立由法院管理的模式，对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院；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管理模式

我国正大力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但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设置存在很多，根据现有的规定，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对五种非监禁的刑罚措施的执行，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体制基本确立了“两个主体”的试点方针，即根据现行法律，公安机关是“执法主体”，由司法行政部门担当日常“工作主体”。这种所谓的“两个主体”的运作模式严重了社区矫正的执行效率，本文试从法院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角度，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分析国内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探索，探讨在我国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可行性，并提出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设想，以供讨论。

一、国外由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实践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一般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法院系统执行，如德国、法国等，一种是由行政机关执行，如英国、日本等，有的国家同时存在两种方式，如美国。对于社区矫正的最主要形式——缓刑来说，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都在刑法中规定由法院系统来负责监督执行，负责缓刑考察工作的法院多数是原审法院，有的国家规定也可以是被告人居住地初审法院。[1]

1、德国。德国社区矫正形式主要是缓刑和假释。德国的缓刑、假释由缓刑官、假释官负责监督执行。缓刑假释官的主要任务包括：（1）为被缓刑假释人的就业、救济、与公共机构打交道等提供咨询、照顾和帮助；（2）对被缓刑假释人进行监督；（3）促使被缓刑假释人重新化；（4）完成司法部委托的相关工作；（5）向法院汇报被缓刑假释人的各方面状况等。缓刑假释官发现被缓刑假释人未遵守缓刑、假释条件的，可进行训诫，训诫无效的应向法院报告，由法官视违规程度决定延长缓刑假释期限或者重新收监执行。约有35％左右的被缓刑假释人重新入狱服刑。缓刑假释官是由法院聘任，接受法院的指示，向法院负责，属于司法部的公务人员。[2]笔者不认同德国的社区矫正是由司法部管理的结论观点。[3]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德国的国家机构设置与我国不同，德国的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司法部的下设机构，而在我国，法院与司法部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准确的说，德国的缓刑和假释是由司法部下设的法院通过聘任缓刑、假释官来具体负责缓刑假释人员的监督、救济，而不能笼统的说德国的缓刑假释是由司法部管理，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的照搬、模仿德国的做法。

摘要：死刑适用标准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本文从死刑存废之争说起，具体阐述了死刑适用的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并深入论述了死刑适用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的统一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些许思考。

关键词：死刑适用标准、理论与实践

死刑是国家为剥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生命而实施的一种刑罚，因其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最残酷的一种刑罚，所以又被称为极刑或生命刑。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死刑多种多样、千姿百态，有水刑、火刑、活埋、凌迟、吊死、割乳、碎身、尖刀刑、沸油刑等数百种。总体说来，它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的深刻转变（石刑——斩首——绞刑——枪决——电刑——针注——终身监禁）。

一、死刑存废之争与死刑适用标准的关系：藕断丝连

死刑在被人类不假思索地运用了几千年之后，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用将近1/10的篇幅宣传关于限制以至废除死刑制度的惊世言论，此后，死刑这一统治阶级视为巩固其地位的重要“法宝”开始备受质疑，而由此引发的死刑存废之争更是延续至今。

（一）目前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各种主要观点及其存在的问题

【内容提要】死刑适用标准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本文从死刑存废之争说起，具体阐述了死刑适用的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并深入论述了死刑适用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的统一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些许思考。

死刑是国家为剥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生命而实施的一种刑罚，因其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最残酷的一种刑罚，所以又被称为极刑或生命刑。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死刑多种多样、千姿百态，有水刑、火刑、活埋、凌迟、吊死、割乳、碎身、尖刀刑、沸油刑等数百种。总体说来，它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的深刻转变（石刑——斩首——绞刑——枪决——电刑——针注——终身监禁）。

一、死刑存废之争与死刑适用标准的关系：藕断丝连

死刑在被人类不假思索地运用了几千年之后，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用将近1/10的篇幅宣传关于限制以至废除死刑制度的惊世言论，此后，死刑这一统治阶级视为巩固其地位的重要“法宝”开始备受质疑，而由此引发的死刑存废之争更是延续至今。

（一）目前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各种主要观点及其存在的问题

1、“死刑保留论”。这种观点存在如下问题：

1、刑法传统——现代化变革的背景

传统，即历史流传而来的系统。传统不仅仅是历史，而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于现实中见历史。传统是现代化的起点。刑法传统是个大题目，这里只能择要而述。刑法传统离不开法文化。中华法文化历来缺乏西方国家那样的自然法精神和权利意识，在社会结构上从来没有形成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因而最能体现国家权力的刑法得到了过分的发展。刑法权（刑罚权）膨胀是我国刑法传统的最基本特征，具体说就是：

1.1刑法结构——厉而不严

结构，即系统的诸要素的组合形式。刑法结构有两层含义，形式结构是指刑法总则与分则的组合，实质结构是指犯罪与刑罚的组合状况。这里讨论的仅限刑法实质结构。在宏观上，法定刑的性状大凡是两类，重与轻，或者说是苛厉与不苛厉。刑法的犯罪规范也有两类，刑事法网即罪状设计严密（刑事责任严格）或是不严密（刑事责任不严格）。排列组合罪与刑的结构有四种：罪状设计严密、刑罚苛厉（又严又厉）；罪状不严密、刑罚不苛厉（不严不厉）；法网严密而刑不苛厉（严而不厉）；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厉而不严）。前二者，又严又厉和不严不厉，不可能同时发挥刑法的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当代各国均不存在此类刑法结构。我国刑法，即使是97年修订后的刑法，基本上仍属于“厉而不严”的刑法结构。我在1989年发表的“严而不厉：为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一文中分析了我国刑法中“厉而不严”的若干表现。该文的一大缺憾是没有提出刑法结构的概念。事物的结构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功能。纵观西方世界近200年以来的刑法改革运动，核心问题始终集中在刑法结构的改革。我国刑法现代化的根本之点也必将落在刑法结构的改变上。

1.1.1刑罚苛厉，集中反映在我国刑法上死刑罪名多达60个以上，这在当今世界极为罕见。由于死刑多，刑罚整体阶位被提高了，所有的罪均被挂上了徒刑，没有一个罪的法定刑只限于拘役或者罚金。这与长期历史形成的刑罚观念紧密相关：凡罪必有刑，凡刑必与人身（生命或自由）相联。刑事侦查中“刑讯逼供”这一用语集中反映了传统实体法中“刑”的特征。重刑是导致刑法僵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当司法实践中遇到情与法相冲突时缺乏灵活处理机制。刑罚苛厉不利于营造公众温良谦和的环境气氛，而这种氛围是社会团结、政治民主赖以形成的元气所在。

重刑的原因复杂，其直接原因来源于罪的构成，即我国刑法中犯罪成立含有数量因素，（注：关于犯罪概念定量因素的得失评价，是刑法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并不多，可参见储槐植：“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1988年第2期《法学研究》，以及储槐植、汪永乐：“再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2000年（第二十二卷）第2期《法学研究》。）《刑法》第13条提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就是说危害大的行为才构成罪，相应地刑罚便不会轻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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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王国（TheKingdomofSaudiArabia)简称沙特阿拉伯。位于亚洲的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上，面积214万平方公里，占半岛总而积的75％，一半以上是贫瘠荒凉的沙漠。海岸线长2509，57公里。最大的沙漠——鲁卜哈利沙漠，面积65万平方公里，全国大部分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因此，有“沙漠之国”之称。沙特阿拉伯以丰富的石油资源闻名世界，有“石油王国”、“沙漠超级富国”之称，沙特阿拉伯国名从1932年9月24日开始使用。

沙特阿拉伯从未进行过正式的人口统计，都是靠估计，故各种数字差别很大，从800万到1200万不等。其边境游牧部落时常往返于邻国，很难确定其国别。目前有1361．1万人，绝大部分是阿拉伯人，游牧部落称之为贝都因人。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是法律的依据，没有成文法和立法机构，王室控制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企业中的重要人物通常会讲英语。货币：里亚尔Riyal。首都利雅得（Riyadh），王室和政府所在地，亦称皇家首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1918年它的居民仅有1．9万人，1960年增加到14万人，如今已发展为拥有200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居民住房十分宽敞，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

公元7世纪，建立阿拉伯帝国（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大食”，帝国的政治、宗教中心原在麦加——麦地那，后移大马士革和巴格达）。8世纪时，版图横跨欧、亚、非三洲。11世纪中叶开始衰落，16世纪为奥斯曼帝国所统治。19世纪英国侵入，当时分为汉志和内志两部分。1924年内志合并了汉志。1932年定名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现政府为君主专制。国王任命内阁成员以协助其处理政务。沙特阿拉伯没有国会，只有国王任命组成的咨询会议，对国家大事提出咨询和建议，以供决策。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国家。世界伊斯兰教联盟设于吉达。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理事会永久总部设于沙京利雅得。麦地那为全国出口货物的集中地，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陵墓。1988年与我国建交。

沙特阿拉伯石油资源丰富，蕴藏量世界第一，产量也居世界前列，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如l981年该国出口石油4．5亿吨，约占当年世界石油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沙特人不用阳历，而是用伊斯兰教的太阳历。纪元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死的那一年算起（大约公元662年）。当阿拉伯人拉着你的手在路上走时，你不要把手抽回来，和你拉手是友好的表示。

沙特阿拉伯人打招呼的礼仪很讲究，见面时首先互相问候，说：“撒拉姆，阿拉库姆”（你好），然后握手并说“凯伊夫·哈拉克”（身体好）。有的沙特人会伸出左手放在你的右肩上并吻你的双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