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改革范文10篇

[内容提要]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这条道路具有先农村后城市、先试点后推广、先易后难、先做后说的四个特点，渐进式改革既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又使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不致崩溃。但这种改革也有不可忽视的阻力和潜在风险。因而中国改革的前景取决于改革动力和阻力之间的拉力，改革之路迂回曲折，但前景依旧灿烂辉煌。

[关键词]中国渐进发展潜在风险改革前景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壮丽史诗。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一、“有先有后”的渐进式改革助推中国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原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条：“1、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合适的循序渐进的转型过程能够保持前一个发展阶段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并且能够将这些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转移到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的一些领域。2、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在任何一项改革进程的初始阶段，不管采取何种方法，人们都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各个阶段中将会显现出来的所有问题。因此，改革一定是一个边探索边改革的适时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按照既定蓝图进行临摹的过程。”无独有偶，2008年2月4日新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也认为：中国最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就是“务实主义”，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通过一种渐进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现代的市场经济。转型经济体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怎样过渡到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重要的经验。

由此可见，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人们大都认同中国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因为，市场化导向的中国改革，不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改造”，不是否定、抛弃社会主义的“改向”，而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创造性破坏”——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大力培育和发展起一块“新体制经济”，推行“渐进式增量改革”，然后，再以“改革的增量”激活“存量”，从而实现整个体制的转轨。

回眸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就会发现国有企业改革表面看是提高国企经营效率的问题，实质是公有制、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如何结合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围绕着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之间关系的逻辑而展开。

经济学历来认为，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渐进式改革也为其成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从理论上看，渐进式改革本身就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变革方式。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少经济社会问题和隐患，并加大了后期改革的不确定性和成本。

一、渐进式改革的历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之际，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并在随后年代逐渐兴起。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如何变”的问题，给出了简洁而有力的解释。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正在经历的制度变革给予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对长期中的经济变化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还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这也是理解最后结果的关键。以此为依据来看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渐进式改革是理解我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与现存问题的关键。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一般概括为：强制中的诱致性，双轨过渡，从局部到总体，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相协调。许多研究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苏东激进式“休克疗法”不同，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理性的渐进式成长过程。其中最核心的逻辑是帕累托最优改进。一般认为，价格双轨制改革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一个范例。其实，回首30年国有企业改革，不难发现渐进式改革同样贯穿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产权改革的探索

[内容提要]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这条道路具有先农村后城市、先试点后推广、先易后难、先做后说的四个特点，渐进式改革既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又使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不致崩溃。但这种改革也有不可忽视的阻力和潜在风险。因而中国改革的前景取决于改革动力和阻力之间的拉力，改革之路迂回曲折，但前景依旧灿烂辉煌。

[关键词]中国渐进发展潜在风险改革前景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壮丽史诗。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一、“有先有后”的渐进式改革助推中国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原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条：“1、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合适的循序渐进的转型过程能够保持前一个发展阶段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并且能够将这些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转移到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的一些领域。2、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在任何一项改革进程的初始阶段，不管采取何种方法，人们都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各个阶段中将会显现出来的所有问题。因此，改革一定是一个边探索边改革的适时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按照既定蓝图进行临摹的过程。”无独有偶，2008年2月4日新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也认为：中国最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就是“务实主义”，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通过一种渐进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现代的市场经济。转型经济体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怎样过渡到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重要的经验。

由此可见，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人们大都认同中国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因为，市场化导向的中国改革，不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改造”，不是否定、抛弃社会主义的“改向”，而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创造性破坏”——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大力培育和发展起一块“新体制经济”，推行“渐进式增量改革”，然后，再以“改革的增量”激活“存量”，从而实现整个体制的转轨。

摘要: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国家担保代替注资的特殊性,其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应首先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再生机制,二是国有银行投机行为形成的不良资产再生机制。我国自从1993年底确立了国有银行①商业化的改革目标以后,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不少有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改革国有银行的思路:在保证国有金融产权的前提下,一边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边又通过财政注资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实的注资代替国家信誉担保来维持和明晰国有金融产权,使国有银行在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从而将国有银行“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规则运作,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国家也会因此减少控制金融的净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本文将首先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举措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国有银行的改革次序问题。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调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是渐进式改革吗？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明确的、一贯的。这就是建立和完善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体制，保证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合法有序的公民参与不断扩大，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并转变为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实践。

一般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走的也是一条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之路。这是一个通过“试错”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改革的推动者一开始就以务实的目标为指导，自始至终坚持渐进的改革模式；政策的选择是理性和审慎的，对旧体制的改革始终保持继承和变革的相对平衡。实践表明，渐进的方式和模式为领导人、执行者和社会公众提供了从改革过程中不断学习的机会，同时使改革的目标和策略可以适时地得到评估检验和修正调整，从而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际上还包含了“增量民主”和增量改革的概念。这一概念除了强调改革的渐进性、试错性和可控性等特征外，还特别强调了改革的其他特征。如，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以动态的政治稳定逐步取代静态的政治稳定；持续推动公民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民主与加强法治紧密结合，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既吸收了渐进改革的合理内核，也结合本国实际充实和丰富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

以往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时，更多的是强调要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这种回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适应性政治体制改革，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集中表现为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新兴的公民社会正在悄然形成。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突出了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适应社会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以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善公共服务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为重点。

事实上，十七大报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首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反映了我们党对政治体制改革自身逻辑和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增强，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强大动力。能否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体制内吸纳，对于能否维持政治稳定、实现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摘要: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国家担保代替注资的特殊性,其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应首先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再生机制,二是国有银行投机行为形成的不良资产再生机制。我国自从1993年底确立了国有银行①商业化的改革目标以后,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不少有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改革国有银行的思路:在保证国有金融产权的前提下,一边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边又通过财政注资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实的注资代替国家信誉担保来维持和明晰国有金融产权,使国有银行在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从而将国有银行“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规则运作,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国家也会因此减少控制金融的净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本文将首先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举措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国有银行的改革次序问题。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摘要: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国家担保代替注资的特殊性,其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应首先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再生机制,二是国有银行投机行为形成的不良资产再生机制。

我国自从1993年底确立了国有银行①商业化的改革目标以后,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不少有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改革国有银行的思路:在保证国有金融产权的前提下,一边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边又通过财政注资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实的注资代替国家信誉担保来维持和明晰国有金融产权,使国有银行在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从而将国有银行“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规则运作,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国家也会因此减少控制金融的净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本文将首先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举措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国有银行的改革次序问题。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导言；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的企业；结论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类型、不是所有这些企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最早形态是业主制企业、最初形态的资本主义企业、业主所有制企业会遇到投资视野问题和投资分散化问题、合伙制企业的性质和业主制企业非常相似、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扩大、股份制企业与前两种企业形式有很大的不同、产业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家庭结构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的企业中一种重要的企业形式是合作社企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企业类型是多种多样的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利用演化的方法来研究企业的产生及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形式，以及比较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的企业，以求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形式多样化存在的合理性。最终证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渐进式企业改革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我们应当允许多样化的企业形式的存在，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的，这不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关键词：资本主义产权多样化

一、导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做一下清晰区分，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多样化的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简单地说，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类型，是随着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一个具有历史特定性的企业类型，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的。而资本主义的企业指的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企业类型，但其内部的生产关系却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这些企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摘要：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这是由中国改革的特殊性质、社会环境及其开创性决定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变迁过程与体制改革的路径是紧密关联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创新道路——渐进式政治制度创新，从而不断地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渐进式；制度；变迁与创新

中国的改革至今已经30多年，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需要正视和解决的矛盾与问题。

本文将结合我国改革的相关历程，以邓小平理论作为一个视角，深入探讨我国渐进式改革和制度变迁之间存在的关联，以及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如何才能使渐进式改革有所突破和进展。

一、邓小平选择渐进式改革的原因及其成功

（一）中国的改革走渐进式道路的原因和理论逻辑

摘要：文章在分析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创建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路径，并对这一路径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制度弊端创新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及路径分析

（一）制度变迁。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经经历了50年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建设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对广大农村人口也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然而，由于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得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城镇居民为核心，对农民实施的社会保障主要立足于农民自我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建立。改革开放以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瓦解了集体经济体制，动摇了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基础，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大面积滑坡。农村老年人养老主要靠家庭养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在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进行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探索。到1998年底，全国有2123个县，65%的乡镇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加人数达到8025万人，全年收取保障基金31.4亿元，支出5.4亿元，累计积累保险基金166.2亿元。1998年国务院决定农村社会保险业务管理由民政部移交到新成立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同时由于1991年开始建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在各地实施的不统一，出现了混乱状况，而且计划承诺的8%～12%的年投保利率在银行利率连续降低与缺乏投资渠道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兑现等原因导致了中央决定暂缓农村养老保险。各地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作困难，社会保障工作人员积极性受到很大挫折，工作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政策走向是：坚持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逐步提高社会化养老的程度；坚持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应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为主，资金的筹措应以个人缴纳，集体补助和国家扶持相结合，缴纳标准与养老金标准都不宜过高。

（二）变迁路径分析。纵观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出，我国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过程中采取了渐进中带有反复和试点先行的路径选择。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从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实际出发，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为目的，实行低标准起步，坚持分阶段、逐步完善的原则，自上而下，由点到面等。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渐进建立的。然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又不是完全渐进式的，而是不断出现反复。政策的不稳定性不仅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具体工作也都无所适从，而且损害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威信和吸引力。选择这一变迁路径主要基于以下几点：（1）对中国基本国情，尤其是农村实际情况的认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不平衡，决定了我们只有低标准起步，具备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由点到面，逐步扩展的渐进式道路。（2）受到我国整个改革事业，尤其是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影响，渐进改革和试点先行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方式，且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们不免对这一路径产生偏好和惯性，而且再去寻找另一路径总是有风险，成本较大。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一开始就沿着整个改革事业的路径前进。（3）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明确的目标定位和统一的科学认识，只有“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从而导致政策缺乏连贯和稳定性，不断出现反复。

二、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路径创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