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交范文10篇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我们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通过基层组织来实现。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要求。随着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任务的启动，农村的基层党组织面临着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定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基本功能，寻找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探索如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我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是党的职能在农村的延续与拓展。从实际中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有以下基本功能：

第一，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化解矛盾。我们党的执政目的，是带领人民群众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这就要求我党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呼声。密切联系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基础和力量的源泉。农村党组织建立在社会最基层，与人民群众有着最直接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能够直接反映社情民意，倾听群众的呼声，真是了解到人民的需求。同时可以将人民的内部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维持社会稳定。

第二，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带领人民群众发展好农村经济。农村党组织是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纽带，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农村的桥梁。农村党组织的职责之一就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时将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与党中央的政策相结合，通过宣传和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发展生产，过上美好生活。

第三，维持我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党员是党的组成细胞，农村党员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农村党员和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人们正是通过他们的言行来审视和评价我党的。充分发挥好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能够为我党巩固其执政基础。

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迈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各自为是，领导人民群众的本领下降。一些村“两委”关系紧张，之间互相扯皮；有的党员甚至支部负责人理想信念丧失，对事不关己的事情毫不关心；有的村干部缺乏带领人民群众走上致富道路的能力。二是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配置方式和实际脱节，基层党组织活动无法进行。随着农村的发展，许多农村的发展呈现交叉的状态，单个独立的基层党组织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外出打工的农村党员逐渐增多，流动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出现空白；个体私营企业大多没有建立党组织，党的工作无法开展。三是少数干部作风不正，甚至贪污腐败，对此人民深恶痛绝。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的战斗力的基础，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是坚持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重要环节。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党组织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承担的任务和工作方法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党员个人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也与以往大不相同。这就要求农村党组织必须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真正成为农村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成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核心，使党的基本路线在农村落到实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一、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现状亟待改变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新的形势下，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出现了许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党员干部管理滞后，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思想意识的转变，活跃了农村经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党员日益增多，农民党员中的能工巧匠进入城市或乡镇从事第三产业的也日益增多。这些新情况的出现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一些影响：一是党员分散、流动性大，难以集中，以致有些党员长期脱离党组织，不过组织生活，不交纳党费，不履行党员义务，成了名副其实的“下岗”党员。有的外出只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成了“党费党员”。给农村党支部的组织管理造成了很大困难；二是部分老党员沉迷于怀旧情绪中，不能正确看待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对个别违纪违法党员干部以偏概全，时常发生“世风日下，今不如昔”的感叹，致使一部分农村党员动摇了信念，减弱了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政治优势；三是部分党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党性观念不强，认为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就是个人发家致富，“各种各的田，各赚各的钱”，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连开个支部党员大会都要补助，而且补助标准不断升级，使党员的地位、作用、价值无法体现。

（二）基层党组织工作方式陈旧，工作常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实行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扩大了农民的自治权利。这两次变革，对农民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乡村一级党组织的组织功能、乡村干部和行为方式并没有完全得到改变，有的甚至没有明显的改进。当前农村工作中问题比较多，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调整重蹈重复建设的覆辙，农村基层干部运用行政指令安排生产，缺乏市场观念，农民的经济利益未见好的成效甚至受到损害，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感降低，有的出现了信任危机；二是社会管理（如经济合同兑现、二次土地承包以及计划生育等）工作中，阻碍社会稳定的矛盾、冲突增多，反映了基层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有所削弱。造成这两个方面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从领导工作本身来讲，大都与乡村一级组织、乡村干部领导方式相对滞后密切相关。因此，农村党员干部的工作方式是否能适时调整和改进是直接关系到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和社会繁荣的大问题。

（三）党员结构不太合理，干部队伍素质有待提高。据统计，曲靖市一般农村党支部党员都在**—**人之间较多，个别大的村党员数已超过1**人。这几年来，通过“村建”、“三学”、先进性教育等活动，在党员发展中加大了对农村青年、妇女培养和发展力度，整体数量虽有一定提高，但结构不合理。据对几个典型村的调查，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不合理结构：一是年龄结构，老年党员多，青年党员少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二是性别结构，男党员多，只有极少数的女党员；三是新老结构，老党员多，新党员少，甚至有少数村连续几年都未发展过党员，成了党员发展的“空白村”；四是文化结构，大多数农村党员只有小学文化，具有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很少；五是分布结构，务农党员多，乡镇企业党员少、务工党员少。党员结构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党员干部队伍素质偏低：一是现任班子素质不高，多是一些“老实人”，还有的是“没有功劳有苦劳”的“好干部”。这些人虽然遵纪守法，但缺乏创新精神，当村干部日久，政绩平平。很大一部分农村党支部工作处于低水平状态，支部领导班子特别是支部书记缺技术少本领，缺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二是后继力量不够。据对几个典型村的调查，村支部书记的平均年龄在46.2岁，35岁以下的很少，而目前这类村中能够接班的寥寥无几。有文化的农村青年外出打工经商的多，培养教育难形成气候。少数村干部出于自身地位的考虑，对发展年轻党员不热心，不支持，甚至还有阻挠的情绪。而村支部的干部形象不佳又导致一些有上进心的年轻人渐渐丧失加入党组织的信心。

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这一论断极富新意，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

坚持用时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完善自己，这是我们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永不脱离群众和具有蓬勃活力的根本保证，是新时期新任务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已经成为掌握国家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必须看到，我们党执政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加紧实施“西化”、“分化”图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方式等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必须看到，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庄严而繁重。到建党***周年时，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到建国***周年时，我们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无疑对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我们党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永葆党的先进性，进一步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使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要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推进党的建设的根本保证。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必须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进一步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践证明，我们党按照什么方式执政，怎样处理好党政关系，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目前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某些党员领导干部中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现象等等。解决这些问题，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职能作用。要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形成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执政机制。

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必须特别重视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下大力气抓好。十六大报告强调，一定要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这就突出了制度建设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关键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同时要探索党员管理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坚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和健全公务员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等，使党的工作和行动都有制度作保证，依靠制度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摘要：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但中南两国的建交却拖延了五年才实现。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尽管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随着苏南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南斯拉夫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南才最终得以建交。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但迟至1955年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对这段历史，程中原撰写的《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页）、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4-75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选集传记组编的《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下卷第957-958页）等均有提及，但囿于文体等原因，未能详述其过程。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所著《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94页）一书则记述了他所经历和了解的有关情形。据笔者所及，已有的为数甚少的关于中南关系史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建交以后的历史，也许由于掌握史料的局限，对建交过程着墨不多，亦间有讹误，例如，称中南建交是由中国首先做出决定、南斯拉夫积极响应而得以实现的，这显然不符合史实。从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的档案中，笔者涉猎到关于中南建交的第一手资料，遂尝试撰文更为完整地再现这一中国建交史上特殊个案的真实情况。

一、南斯拉夫对新中国的承认与中南建交的搁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南两国都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一样,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也领导人民发展了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经过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同样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法西斯有生力量，也同样在反抗侵略中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最终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在1945年11月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后，南斯拉夫没有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建交，而是继续同情、支持中国革命。中共也十分钦佩英勇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共产党，一直关注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然而，南斯拉夫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变故最终影响了中南两党、乃至后来中南国家间关系的发展。1948年6月，苏南两党矛盾激化，苏共操纵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做出了开除南共的决定，南斯拉夫被彻底孤立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已使成立新中国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迫切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也正积极要求访苏。但显然南共与苏共的对立，使本与存有芥蒂的斯大林更加怀疑可能不过是又一个铁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代表。所以，为了表明立场，打消苏联方面的疑虑，寻求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中共尽管当时对苏南冲突的真实情况并不甚了解，还是怀着对苏共权威地位的信任，迅速做出响应，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的决议。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认为以铁托等为代表的南共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南共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要求全党干部认真研究情报局决议，借以加强党内关于阶级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纪律性的教育。[1]11月7日，《人民日报》再发表刘少奇的署名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论述“为什么铁托集团的反苏立场会使南斯拉夫受美国帝国主义的愚弄和侵略，而丧失南斯拉夫的独立，变南斯拉夫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2]其后一段时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中共党内学习及对民众宣传时均与苏共保持一致。

南斯拉夫为顶住苏联联合东欧国家对其在各个领域不断施以的强大压力，只得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发展贸易，争取援助，试图在当时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大背景下走一条“中间路线”，这一路线在后来发展成为“不结盟”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也根据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3]

一、南斯拉夫对新中国的承认与中南建交的搁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南两国都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一样,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也领导人民发展了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经过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同样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法西斯有生力量，也同样在反抗侵略中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最终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在1945年11月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后，南斯拉夫没有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建交，而是继续同情、支持中国革命。中共也十分钦佩英勇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共产党，一直关注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然而，南斯拉夫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变故最终影响了中南两党、乃至后来中南国家间关系的发展。1948年6月，苏南两党矛盾激化，苏共操纵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做出了开除南共的决定，南斯拉夫被彻底孤立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已使成立新中国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迫切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也正积极要求访苏。但显然南共与苏共的对立，使本与存有芥蒂的斯大林更加怀疑可能不过是又一个铁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代表。所以，为了表明立场，打消苏联方面的疑虑，寻求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中共尽管当时对苏南冲突的真实情况并不甚了解，还是怀着对苏共权威地位的信任，迅速做出响应，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的决议。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认为以铁托等为代表的南共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南共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要求全党干部认真研究情报局决议，借以加强党内关于阶级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纪律性的教育。[1]11月7日，《人民日报》再发表刘少奇的署名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论述“为什么铁托集团的反苏立场会使南斯拉夫受美国帝国主义的愚弄和侵略，而丧失南斯拉夫的独立，变南斯拉夫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2]其后一段时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中共党内学习及对民众宣传时均与苏共保持一致。

南斯拉夫为顶住苏联联合东欧国家对其在各个领域不断施以的强大压力，只得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发展贸易，争取援助，试图在当时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大背景下走一条“中间路线”，这一路线在后来发展成为“不结盟”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也根据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国政府公告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依据新的外交立场，新中国政府结合世界各国的不同态度，在建交问题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与国民党政府原本就没有外交关系，或者在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同时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交，所以，至1950年1月，中国按一般国际惯例，先后与苏联等11个国家通过政府间的公函往来，彼此承认，即实现了建交。为在国际上确立独立自主外交的崭新形象，新中国还开创了谈判建交的方式，以主要解决三个原则性问题，即：是否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断绝同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是否能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否能将其国管辖地区内属于中国的财产归还。通过谈判，自1950年4月至1954年10月，中国又与印度、瑞典等9个周边民族主义国家和西方较为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其中芬兰与国民党政府本无外交关系，也非联合国成员，未经谈判即宣布建交；挪威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国，但由于追随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至1954年10月才正式建交）。

相比之下，同时期承认新中国的南斯拉夫既没有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待，也没有被列入对中国友好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它与中国的建交过程就显得格外特殊。

科技局领导班子按照市委创建“团结、廉洁、开拓”“好班子”活动的总体部署，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和要求，紧紧围绕建设创新型城市目标，深入实施科技创新五大工程，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五大产业，纵深推进各项科技工作，科技创新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我们的主要做法和体会是:

一、抓学习，强化创建基础

一是以理论学习为重点，提升决策能力。局领导班子把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作为提高干部理论素养的重要途径，做到“三有三结合”：即年有学习计划,月有学习重点,集中学习有考勤；平时学习与专题活动相结合，集中学习与自主学习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相结合。重点学习政治、经济、科技、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理论知识，按市委要求组织开展党组民主生活会，加强班子建设，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化对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的认识和理解，提高班子成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提升班子的科学决策和综合管理能力。明确科技工作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提出了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高新化，科技创新合作化，科技服务社会化”的工作思路，把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高新技术产业“三倍增”、特色产业基地建设作为重点，不断拓展科技工作的内容和领域、创新科技管理的方式和方法、提升科技工作的能力和成效，促进科技工作更好地支撑引领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是以深化研讨为抓手，提高领导能力。注重把理论学习、经验总结、问题研讨与工作改进紧密结合，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切实提高领导干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抓规划、抓重点、抓特色、抓整合、抓服务的工作水平，班子成员参加了由市委组织的南通、泰州的学习考察，赴苏州、无锡、南通等发达和发展地区学习调研。其中，《加强产学研联合，加速企业技术创新》刊登在市委《开创》，《所得税实施后对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对策》刊登在《江苏科技信息》，有效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通过规划引导、资源整合、项目推动、品牌培育、科技招商、中介服务等，探索培育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集聚的新模式。

三是以专题培训为载体，增强服务能力。先后举办了《WTO与知识产权》、电子政务、现代经济科技理论、科技政策法规等专题培训和讲座，组织班子成员参加省科技厅举办的市、县科技行政管理干部培训班和市委组织部举办的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等，组织科技创新与管理高级研修班，拓宽视野、丰富知识，提高为企业、为基层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二、讲民主，增强班子合力

针对新社会组织面广量大、规模不一、党员归属难认同、党员活动难开展的现状，从实际出发，通过强化服务、活动、交流“三大”平台建设，为推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

1、全力搭建服务平台。建立健全区、镇（街道）党员服务中心统一协调、社区基层党员服务站具体指导、社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配合管理的新社会组织三级网络服务平台。区、镇（街道）党员服务中心主要指导各社区基层党员服务站和社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开展党建服务工作。社区基层党员服务站为新社会组织提供“菜单式”服务，将社区中的各种资源集中进行整合，形成社区活动资源库，以菜单的方式列出，并落实专人经常性安排新社会组织到党员服务站开展活动。另外，针对辖区内存在大量因规模较小、无法达到民政部门规定的登记条件而游离于主管部门以外的“小社团”（如群众自发性组织，舞蹈队、艺术团、书画收藏协会等小型团体）的实际，我们成立了省内首家“街道、社区二级”社区民间组织联合会（分会），提供信息交流、扩大组织影响、发挥组织作用和维护组织合法权益，并行使部分政府委托的管理职能，把新社会组织的需求、意见和建议向政府管理部门反馈，使其成为“加强党建工作的支撑、完善双重管理的依托、凝聚团体会员的载体”。

2、努力创设活动平台。结合新社会组织的特点，在今年3月份开展非公企业党组织“三服务”主题实践活动的同时，在新社会党组织中同步开展了以“服务社团推动发展、服务员工凝聚人心、服务社会促进和谐”为主要内容的“三服务”主题实践活动，搭建党员发挥作用的活动平台，活动开展以来共为新社会组织提供发展金点子43条，改革、教研、科技等各类成果5个。扎实开展“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推进月”活动，每年10月份，区委组织部整合各镇（街道）、主管部门工作力量，分组集中对新社会组织进行走访调研，全面了解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着重解决好“有单位无党员”、“有党员无组织”、“有组织无作用”的问题，进一步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党支部与新社会组织党支部的结对包联工作。开展“培训提素质、宣讲促和谐”活动，各级党组织积极为新社会组织业主、员工开设国家宏观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等各类讲座，提高新社会组织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政策的自觉性。针对性地开展经济、金融、教育、科技、劳动法等方面的培训，并将新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培训纳入全区干部教育培训主体班次，参加企业家培训、人力资源管理培训、党员骨干培训，有力地提升了经营管理者和中层骨干的整体素质。

3、着力创新交流平台。推行“党支部书记双月工作例会”制度，镇、街道或主管部门每逢双月召开新社会组织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传达上级有关精神，交流支部工作经验，研究部署工作。开办“新社会组织业主沙龙”，为业主互相交流搭建平台。区级网站通过为每位党员统一配发电子邮箱、定期发送电子邮件、网上信息和组建“新社会组织党员QQ群”等形式，及时传达上情、收集下情，加强与党员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利用该区今年7月1日开通的“先锋”电视频道，提供良好的互动平台，如《民声快递》栏目经常约请有关职能部门领导通过面对面政策讲解，使新社会组织党员群众足不出户就能知晓最新政策动向；《荧屏党员服务中心》栏目经常性地播出各类招聘、应聘信息和生活服务等信息，帮助新社会组织解决“招工难”问题。

“5.12”汶川特大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大量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在农村，有倒损农户347万户。对这些农村受灾群众来讲，损失之重、打击之大，不言而喻。在应急救灾阶段基本结束后，切实抓好农房恢复重建工作，关系到几千万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灾区的长远发展。

农房恢复重建要坚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树立抓恢复重建就是抓发展的观念，切实按照“三年基本恢复，五年发展振兴，十年全面小康”的总体目标，立足于当前的现实情况，着眼于长远发展，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做到科学布局、功能完善、设施配套，让灾区群众安居、安定、安全、安心，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恢复重建的过程，成为既是一个原地起立的过程，更是一个发展起跳的过程。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在优化和提升上下工夫。

一是要在住房的安全性能上优化提升。恢复重建的住房是农户生存发展、安居乐业的条件和基础，住房的安全是恢复重建工作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在重建中要科学选址，在科学勘察、评估的基础上做到“一避、二让、三高”。一避就是避开地震断裂带，避开滑坡地段和泥石流；二让就是要让开水道和风道；三高就是尽量在高坡、高地和高台选址，抬高宅基地。要注重建设质量，提高抗震标准，严格按照抗震建设标准和适宜的建筑结构，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整体提高建筑质量，增强抗震防灾能力，通过灾后恢复重建，使灾区的农房质量和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绝不能因为赶进度就忽视质量，做到恢复重建不留隐患、不留遗憾、不留包袱。

二是要在农房空间布局上优化提升。农房重建的主体是农户。受灾农户的意愿和所拥有的资源及条件是农房重建工作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农房重建空间布局的选择应在安全的前提下实行就地、就近分散建设，由农户在原地重建。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土地等农户自身拥有的生产资料，就地取材，减低建设成本，加快工程进度，保证建设时间。另一方面农户可以沿袭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有利于保存传统的地缘文化和民族文化，保持人与自然内在的联系。农房空间布局的选择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户制宜。对原址地处山高、路险，远离场镇、村庄、教育和卫生等公共资源，交通和电力等基础设施不配套，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的受灾农户，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应考虑搬离原址相对集中修建，以改变其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我们应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出发，把农房重建与新农村建设、与乡镇的场镇建设和村庄建设相结合。在坚持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保障权益，有利于社会管理，有利于提高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整体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建设。宜分散就近分散，宜集中的就相对集中，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联动的原则，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适度向小城镇集中修农房。要在重建过程中探索和创新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和使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公共财政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三是要在农房结构和功能上优化提升。农房重建关系受灾农户的长远生计，是保障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小康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住房结构的合理和功能的完善是提高住房条件和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恢复重建工作中，既要考虑人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又要着眼建设小康社会的这个长远目标，在住房的设计和规划上突出超前和适用。既要考虑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同时又要考虑到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在房屋的建筑面积和功能的设计上既不能贪大求洋，同时又要保证安居乐业和小康生活的要求。在能力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尽量一步到位，修建安全、经济、宽敞、舒适、适用的住房。自身条件较差的农户，规划设计和基础尽量一步到位，逐步建设和完善，逐步恢复重建，使灾民生活住房条件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四是要在农村基础设施配套上优化提升。农房重建的目标就是在保证群众有住房的基础上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基础。我们要树立全局意识，增强发展意识，把村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内容纳入恢复重建中通盘考虑。农房集中重建地点应当配套建设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并按比例配备学校、医疗点、集中供水点、公共卫生间、垃圾收集点、日常用品供应点、少数民族特需品供应点以及必要的文化宣传设施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确保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强化基础，设施配套。要立足民生，不但让人民群众能够住下来，体现“安居”，而且要让人民群众住下来后还有利于自身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体现“乐业”。通过恢复重建逐步使交通、通信、市场服务体系得到完善和配套。

地方党建创新，是地方党委及其党员领导干部对党建工作现状分析、时展变化趋势把握和责任感使命感使然的综合体现

创新，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党建工作的一大亮点，也是地方党组织适应变化、直面矛盾、破解难题的积极选择。其中许多探索，对直面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新课题新考验，对焕发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党建创新有鲜明时代特色

地方党组织处在社会发展变化的最前沿，深切地感受到党组织所处的环境、担负的任务、工作的条件以及自身状况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这些重大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地方和基层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企业、城市街道社区、学校、机关、新社会组织等社会基层组织内部，建立了新的领导体制和管理制度；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和利益实现途径多样化，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

面对这些压力和挑战，地方党组织惟有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新问题，创新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结合方式、与人民群众意愿和利益的结合方式，才能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地方党建创新，是地方党委及其党员领导干部对党建工作现状分析、时展变化趋势把握和责任感使命感使然的综合体现。

综合来看，地方党建工作创新，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从创新的层面上看，各地以基层党建工作创新为侧重点。二是在创新的方法上，大多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三是在创新的思路上，主要是探索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建设、和谐社会条件下，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作用的具体做法。四是在创新的领域上，与农村党建工作相比，城市党建创新亮点更多。五是在创新的内容上，从组织体系设置、组织功能定位到活动方式，都有创新。六是从创新的效果上看，创新为基层党建工作增添了生机与活力，增强了党员的组织归属感，提高了群众对党组织的认同度和满意度。

年初以来，内蒙古库伦旗立足于农村牧区实际，落实责任、精心选题，牢牢把握工作重点，突破工作难点，推动农村牧区党建工作不断上水平。

严格落实党建责任制，基层党建抓得紧。旗委出台了关于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的规范性文件，建立健全了基层党建工作定期例会、定期督查、定期考核、目标化管理和专题述职等10项工作制度，旗委组织部每月召开一次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调度会。挑选了10名责任心强、熟悉党建工作的科级党员干部，组成2个党建工作专项督导组，专门负责对基层党建工作进行督查，保证了各项改革创新工作任务真正落到了实处。

紧紧扣住发展主题，党建工作选题准。库伦旗立足于当地实际，找准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切入点，提出了“打造富民党建、为民党建，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主题，力求选题准确，特色鲜明。在农村牧区开展了以“创建‘五个好’党支部、创建群众满意的涉农站所；争做党员业务能手、争做党员致富能手”为主要内容的“双争双创”活动，取得了较好实效，有效发挥了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凝聚人心，服务群众，促进和谐”的作用。

坚持创新方式方法，重点工作有特色。一是创新了嘎查村干部选任方式。年初以来向嘎查村选派“创业型”、“科技型”、“能人型”、“知识型”、“公职型”村官共计95名，解决了一些嘎查村班子相对老化，素质偏低的实际问题。同时通过引入竞争机制，采取面试、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公开选拔了30名优秀青年到嘎查村任职，并从中选派了18名优秀青年到市农村牧区基层干部暨实用人才大专班学习培训。二是创新了基层党内民主渠道。在六家子镇党委开展了苏木镇党代会常任制和党代表任期制试点工作，旗委还专门成立了党代会常任制办公室，安排专人专抓这项工作，为充分发挥基层党代表的作用搭建了平台。同时开展了以“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化解矛盾、排忧解难”为主要内容的民情调查活动，实行党支部“五访”制度，进一步畅通了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三是创新了党建工作载体。在农村牧区党组织和党员中全面推行“3**”服务承诺制。通过认真承诺、主动示诺、积极践诺，有效提高了农村牧区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四是创新党员教育培训方式。开通了旗内首家独立域名、蒙汉两种文字的“库伦旗党建网”，搭建学习教育新平台。实施了党员创业培训工程，在各苏木镇全部建立流动党校，在各嘎查村全部建立农牧民培训学校，切实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培训。

牢牢把握问题关键，难点工作有突破。针对嘎查村干部选任方式单一的问题，开展了公推直选嘎查村党支部书记试点工作，通过严把公开推荐、考察遴选、差额直选三关，在8月10日前选举产生30名嘎查村党支部书记，真正把选人用人权交给党员群众，同时也让现任的党支部书记有了危机意识，有力促动各项工作；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农牧民党员发展难的实际问题，建立了发展农牧民党员的“三级联系”、“预警”和“双公示”三项制度，年初以来发展农牧民党员3**名，既增加了新发展党员的数量，又保证了新发展党员的质量；针对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难的实际，旗委组织部采取了“五个一”的管理模式，有效解决了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难的问题，特别是通过建立教育信息平台，开辟了党组织与流动党员有效沟通的新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