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制度范文10篇

[摘要]监护是民法理论和实务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所谓监护，是指民法上所规定的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保护的一项制度。其功能是为了保护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是婚姻家庭法的重要内容。而我国仅在《民法通则》作了简单概括的规定，其所暴露出的不足和缺陷是众学者批驳的对象，特别是对其类似于英美法不划分亲权和监护的“大监护”制度。笔者试图就监护制度的完善作粗浅探讨，以期利于我国监护立法的完善。

关键词：监护亲权性质种类民法通则

一、性质定位

监护在性质上是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是以义务作为前提和中心的。我国理论界中相当数量的学者将监护的性质确定为义务或者职责，存在许多不妥之处。首先，从各国监护制度的规定来看，监护人除了负有监督保护的义务外，还享有诸如获取报酬的请求权以及法定理由下的辞职权等权益。比如，瑞士民法典416条就明确规定了监护人有请求报酬的权利。德国民法中规定，监护人履行监护以无偿为原则，但是存在例外，即“如果法院任命监护人时确定监护人系职业性行使监护职责，”那么“监护法院应当准许给予监护人或者监护监督人报酬。”台湾民法第1104条中规定：“监护人得请求报酬，其数额由亲属会议按其劳力及受监护人财产收益之状况酌定之。”对于监护人为监护事务的执行所支出的费用，德国民法中明确规定得请求偿还。瑞士和日本民法中虽无明确规定，但都作出类似的解释。此外，对于辞职权，各国民法中普遍规定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不得辞任。比如日本民法中规定：“监护人有正当事由时，经家庭法院许可，可以辞去其任务。”由此看来，认为监护只是基于对被监护人利益的考虑，而没有对监护人权利的体现，从而将监护定性为义务，或者片面的将监护置于公法视角下，把它理解为强制性的职责，都是不准确的。其次，就监护自身的本质而言，监护是对于不在亲权保护下的未成年人或者宣告禁治产人予以身体上和财产上照顾的制度。所以说，尽管我国的民法通则没有对监护和亲权予以区分，实际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监护是作为亲权的延伸和补充而存在的。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很明显是基于亲权的欠缺而由亲属权发生的，对于精神病患者的监护权，则产生于配偶权和亲属权。所以，从监护权产生的根源上来看，监护是一种权利。至于监护权是不是身份权，我个人倾向于它不一种身份权。因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可以担任监护人的不仅仅是亲属，还可能是亲属之外的自然人、组织甚至政府民政机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监护权归于身份权，有失全面。还有一点就是，为与世界各国立法达到到一致，我们有必要在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过程中增加指定监护和委托监护的类型，那么身份就更无从谈起了。再次，确定监护权为民事权利是我国解决区际监护纠纷的基础。根据我国香港法律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是权利而不是单纯的责任。在父母双方健在的情况下，不允许放弃或者让渡对子女的全部或者部分监护权。按照澳门民法典的规定，监护人有权收取报酬，所以监护行为不是单纯的义务，也具有相应的权利，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在台湾民法典当中，也明确规定“监护人于保护、增进受监护人利益之范围内，行使、负担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之权利义务。”可见，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民法中都体现了监护是作为一种权利而存在的，因此，我国有必要明确监护的性质，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冲突。最后，在明确监护的性质的基础上，规定非亲权人担任监护人时有获得报酬的请求权，使得监护人对其履行的职责有所补偿，可以进一步调动监护人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同时，应当明确规定监护的期限，并赋予监护人在法定理由下的辞任权，完全实现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对于维护被监护人的权益和监护制度作用的发挥，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监护与亲权的分立

我国监护制度最遭学者们非议的莫过于监护与亲权混沌一体。该制度规定在《民法通则》第二章“公民”的第二节，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法中父母只是作为监护人而非亲权人。这种未将监护与亲权加与区别而普遍适用于亲子与非亲子的大监护体制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学者们认为亲权与监护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亲权定义为：“父母基于其身份，对未成年人子女的教养保护为目的之权利义务之集合[1]”；其要点为：其一亲权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其二亲权权利两端对象分别为父母和子女；其三亲权是以保护教养未成年子女为目的；其四亲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父母不得抛弃其权利，也不许滥用[2]”。而监护是对不能得到亲权保护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合法利益实施管理和保护的法律义务。其要点为：第一监护是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设置的制度，目的在于弥补其行为能力之不足；第二监护亦可分为身体上之监护与财产上之监护。这样看来，针对未成年子女亲权和监护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作用颇为相似，然细分析之则不尽然，两者有诸多差别。比如亲权是基于亲子血缘关系产生，法律对其限制较少，而监护则在亲权之外，因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亲疏远近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再如在权利义务内容上，亲权人享受比监护人更为广泛的权利，如亲权人对子女的财产有无偿用益权和处分权，而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使用其财产等等。可见，父母作为亲权人与作为监护人存在很大不同，其权利义务内容相差甚远，人为地消灭亲权制度，将父母由自由的亲权人降为受限制的监护人地位，是将基于亲子关系生而享有的亲权的立法剥夺。[3]

为规范相关部门对企业检查的行为，创造企业生产经营的优良环境，根据《为规范相关部门对企业检查的行为，创造企业生产经营的优良环境，根据《**市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管理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县本级行政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单位（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委托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法定职权，对企业进行检查的，使用本制度。

第二条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必须依法进行。除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明确规定外，任何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对企业进行检查。

第三条县经贸委负责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的综合协调和管理工作，同时履行监督职能。

第四条行政机关要在每年12月底前拟订下一年度对企业的检查计划，报县经贸委备案。检查计划要列明检查的目的、依据、时间、对象、事项等内容。县经贸委要协调有关行政机关的检查，能够合并的，要合并实施检查；能够联合实施的，要组织有关行政机关联合实施检查，杜绝重复检查，减少检查的次数；对上级已经检查过的项目，县直行政机关不得重复进行检查；相同事项一家检查的要多家认可。

第五条行政执法人员对企业进行检查时，必须出具行政执法证件，国家规定统一着装的，必须统一着装。

第一条为了规范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加强职业健康监护管理，保护劳动者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职业健康监护主要包括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等内容。

职业健康检查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和应急的健康检查。

第三条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制度，保证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落实。

第四条用人单位应当组织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劳动者接受职业健康检查应当视同正常出勤。

〔摘要〕监护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有益于促进家庭关系和谐、保障未成年人及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内容简单、操作性较差的现行监护制度已难以适应调解我国目前的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种种缺陷与不足很容易使有关条规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无人监护或监护不力情况,进而导致诸多的社会问题。由于此,监护立法的完善势在必行。

〔关键词〕监护制度立法,现状评价,完善构想,合法保障

监护作为民法体系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关系着未成年人和处于特殊情况下的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监护制度的缺漏会导致诸多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现有的监护制度,国家公权力的作用日益彰显。

一、对我国现行监护制度立法的现状评价

我国现行的监护制度,从《民法通则》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诸多规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因素。它注意到了我国的国情,基本上形成了我国的监护法,使未成年人及精神病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比如在对监护人的顺序的规定上,考虑了血缘关系的远近、注重了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及有识别能力的被监护人的意愿等。但是,其内容虽然涉及监护人的资格、监护的设立、监护人的职责等项规定,但由于《民法通则》本身的立法体例、条文数目的局限,由于当时“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以及制定《民法通则》时的社会生活条件、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监护制度的规定既过于原则、笼统,又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期的色彩。其立法简单、粗略,带有很大的权宜性,缺乏足够的严密性和系统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体意识、法律意识逐渐增强,家庭观念却逐渐弱化。现有的内容简单、操作性较差的监护制度在诸多方面已难以适应我国目前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发展状况,种种缺陷与不足的存在很容易使监护制度的规定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无人监护或监护不力的情况,进而影响了监护制度作用的发挥。可见,由于监护制度的先天不足及客观情况的变化,监护立法的完善势在必行。

首先,完善监护法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监护立法存在的诸多原则性规定、立法空白及缺陷,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极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在我国目前的司法队伍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的情况下,赋予其如此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实际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台湾学者王伯琦教授曾指出:“执法者,无论其为司法官或行政官,不患其不能自由,惟恐其不知科学,不患其拘泥逻辑,惟恐其没有概念。”(1)所以,我们要加强法律的科学性、逻辑性,建立一套概念清晰、性质明确、体系健全的监护法律制度,以从立法上堵塞漏洞,防止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摘要〕监护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有益于促进家庭关系和谐、保障未成年人及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稳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简单、操作性较差的现行监护制度已难以适应调解我国的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种种缺陷与不足很容易使有关条规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无人监护或监护不力情况,进而导致诸多的社会。由于此,监护立法的完善势在必行。

〔关键词〕监护制度立法,现状评价,完善构想,合法保障

监护作为民法体系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关系着未成年人和处于特殊情况下的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监护制度的缺漏会导致诸多社会问题,进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现有的监护制度,国家公权力的作用日益彰显。

一、对我国现行监护制度立法的现状评价

我国现行的监护制度,从《民法通则》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诸多规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因素。它注意到了我国的国情,基本上形成了我国的监护法,使未成年人及精神病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比如在对监护人的顺序的规定上,考虑了血缘关系的远近、注重了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及有识别能力的被监护人的意愿等。但是,其内容虽然涉及监护人的资格、监护的设立、监护人的职责等项规定,但由于《民法通则》本身的立法体例、条文数目的局限,由于当时“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以及制定《民法通则》时的社会生活条件、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监护制度的规定既过于原则、笼统,又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期的色彩。其立法简单、粗略,带有很大的权宜性,缺乏足够的严密性和系统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体意识、法律意识逐渐增强,家庭观念却逐渐弱化。现有的内容简单、操作性较差的监护制度在诸多方面已难以适应我国目前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状况,种种缺陷与不足的存在很容易使监护制度的规定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无人监护或监护不力的情况,进而影响了监护制度作用的发挥。可见,由于监护制度的先天不足及客观情况的变化,监护立法的完善势在必行。

首先,完善监护法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监护立法存在的诸多原则性规定、立法空白及缺陷,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极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在我国目前的司法队伍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的情况下,赋予其如此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实际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学者王伯琦教授曾指出:“执法者,无论其为司法官或行政官,不患其不能自由,惟恐其不知,不患其拘泥逻辑,惟恐其没有概念。”(1)所以,我们要加强法律的科学性、逻辑性,建立一套概念清晰、性质明确、体系健全的监护法律制度,以从立法上堵塞漏洞,防止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一、成年人监护制度概述

1.保护被监护人利益原则。监护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体现的是国家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因此，在被监护人与监护人或其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考虑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

2.国家干预原则。从监护制度的本质来看，监护是对无自我保护能力人设置的一种保护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国家向现代福利国家的转变，残疾人群、老人等弱势群体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获得生存利益，必须由国家形成社会保障与救济机制。

3.必要性原则。尽可能的减少对于当事人自由范畴的干预。必要性原则是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主要原则，它的提出在于保障身心障碍者的自我决定权。

4.补充性原则。指当被监护人有亲朋好友或被监护人自己选任了监护人，而且能够达到监护的目的时，法院应尊重被监护人的决定，不得强行为其选任监护人。该原则体现的是公权力对个人意愿的补充。由此看出，成年人监护是以充分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权，只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为其设置监护人以补充其行为能力的不足为指导思想。而反观我国现行的成年人监护，其仅由《民法通则》中的几个条文规定，而且基本没有对其内涵做过变动，在实践中也没有重视以上的原则。

二、国外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新动向

摘要：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约束被监护人的行为，管理教育被监护人，防止被监护人对社会或他人造成损害。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监护制度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亲权与监护权划分不清；监护种类的混乱；监护事务内容的不明确；对监护人权益的忽视，等等。这都不利于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同时也是与法律的适应性和超前性相违背的。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监护制度的目的，笔者针对这些弊端，谨就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略作探讨。

关键词：监护、亲权、监督机构

监护制度，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民事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履行监护职责的监督保护人为监护人，受到监督和保护的人是被监护人。监护制度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监护人必须具有监护能力，即监护人既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又应有管制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能力；二是被监护人是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三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存在着人身关系或组织关系，即亲属、朋友或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四是监护的内容是监督和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现今各国所设立的监护制度，“无不以未成年人或无能力人之身体及财产的保护，监督为其目的”。我国目前有关监护的立法主要见于《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一、二节及第六章第三节中，内容涉及监护人的资格、监护的设立、监护人的职责等规定，但囿于通则体例自身及通则规定时社会生活条件与认识水平的局限，通则对于监护的规定既过于原则、笼统，又带有计划经济的浓厚色彩，因此在诸多方面难以适应我国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发展，在实际中可操作性也比较差。为了更好的实现监护制度的目的，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就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作一探讨。

一、应正确区分亲权与监护权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与民法理论中，亲权是指父母持有的对未成年人子女保护和教养的权利义务。亲权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既存的亲子关系而产生的，为权利义务的统一体，由父母共同行使或承担。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的照管与处分即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存在。而监护是指对无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的未成年人及部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根据法律的规定，设置监护人予以监督、保护的制度。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之间虽存在某些联系甚至类似之处，如对无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的未成年人而言，监护乃为亲权的延续与补充，但二者仍有诸多不同：⒈立法不同。亲权立法采取的是放任主义，法律对父母持放任态度，因此，立法对亲权的限制较少；而监护立法采取的是限制主义，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尽管存在某种亲属关系，或其他社会关系，但毕竟较为疏远，而被监护人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因此，立法对监护人的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⒉性质不同。亲权的基础是建立于血缘纽带之上的亲子关系，以深厚的情感因素为特色，因而亲权不仅包含了父母抚养、保护子女的义务，也包含着父母教养子女与管理处分财产的权利，如父母对还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子女的婚姻的否定权，即是一种权利的体现。而监护并不强制要求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理性多于情感。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法律对于监护人义务的规定也就必然多于权利的规定，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只有义务的规定而无实质性的权利规定。有基于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监护实际上应当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⒊权利和义务的内容不同。⑴亲权人有权使用子女的财产，并基于使用而获得利益，同时还有权为了子女的利益而处分子女的财产，而亲权以外的监护人除非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否则不得随意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使用这类财产获得的利益应归之于被监护人。非经法定程序，更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尤其是不动产。如果监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了被监护人的财产或款项，应支付租金或利息。⑵亲权人对子女负有抚养的义务，而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不负有抚养义务，监护人可就其监护活动请求报酬。

本文作者：吴汉勇工作单位：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英美法系国家成年人监护制度

美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根据本人是否同意而分为两大类:自愿性与非自愿性质。非自愿性质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就是无行为能力人监护，由无行为能力人的利害相关人申请，法院判断本人是否为无行为能力人，并为其指定监护人的法律程序。这一制度虽然是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措施，但在美国却被公认是剥夺公民权利最彻底的民事惩罚制度，被监护人的法律地位与死者相差无几，其修正趋势为:(1)无行为能力的判定标准;(2)判决程序的正义保障;(3)监护权限的执行与监督;(4)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1993年8月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又颁布实施《统一健康护理决定法令》，将原先的持续性制度从财产事务扩大到人身保护。英国的权授予制度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意定制度。即指本人在有意思能力时，可以预先选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然人或信托公司为人，并与其订立有关财产管理方面的契约。一旦本人丧失意思能力时，由该人依据契约向英国保护法院申请登记，并通知利害关系人。比如高龄者在自己意思能力还健全时，可以把自己将来的财产管理授权于自己信赖的人，如果将来自己面临痴呆状态时，人就能按照被人的意思代为管理其财产。

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成年人监护的立法现状《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试行)》的相关条例对监护人的资格、监护的设立、监护人的职责作了相应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7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1．配偶;2．父母;3．成年子女;4．其他近配偶;5．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概括了监护人的职责为:(1)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2)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3)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4)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5)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6)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诉讼。被监护人如果恢复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由人民法院做出撤销其监护的裁决时，监护关系终止;监护人不宜继续担任监护人或者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经查明事实，撤销监护人的资格，监护关系终止;如果被监护人死亡，监护自动终止。这些规定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二)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情况的变化，我国关于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其突出表现是立法观念落后、体系不完整和理论基础薄弱。首先，从立法观念上来看，我国民法为精神不健全的成年人设置的监护制度，不是以充分尊重障碍者的行为能力为核心的制度，而是以法律强行剥夺被监护人行为能力，代其进行意思表示的一种制度。之前，出于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对意思能力薄弱的障碍者采取强制措施，即不问其行为能力程度，都剥夺其行为能力。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人口的高龄化，人口高龄化使成年人监护制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高龄者的判断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衰弱，而传统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只有禁治产与准禁治产两种形式。前者的行为能力被全部剥夺，本人不能实施有效法律行为，由监护人代为实施;后者则限制本人的行为能力，其保护人对准禁治产人的民事行为仅有同意权而无权、撤销权。显然，这样的成年人监护制度有欠缺性，过于僵化。现在医学研究证明:除自然性的精神病人外，各种类型的精神障碍者仍有部分判断认知力。如间歇性精神障碍者，在其精神为常态时，仍能胜任基本的民事行为［5］。然而在法定监护制度下，一旦被宣告为无行为能力人，原则上障碍者的所有民事法律关系皆由其监护人代为。当被监护人的意思与监护人不一致时，即便被监护人的意思是真实的，也是无效的。若是被宣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由于监护人的意思优先于被监护人，监护人可以保护被监护人权益的名义行使撤销权而使本人实施的行为归于无效。在此情况下，被监护人自主参与民事生活的意思表示不能有效实现。尤为甚者，在监护人的选任上，按我国的制度规定，以法定监护为主，公权力优先于被监护人的意思。在监护人的选定顺序上，武断地设计为以法定为唯一形式。如《民法通则》第17条规定:当国家公权力以法定形式选定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内心选定的不一致时，应适用法定监护，这种规定完全无视受监护人的意思表示，漠视被监护人的意思能力。现代国际社会已经在运用“保护智能障碍者本人”、“尊重本人的自己决定权”和“维护本人生活正常化”等理念进行成年人监护制度设计，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不断老化，为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我国对成年人监护制度进行设计也应围绕这些理念进行。其次，我国监护制度混淆了亲权人与监护人的权限。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是祖父母、外祖父母;二是兄姐;三是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可以承担监护责任。从以上规定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民法中父母只是作为监护人而非亲权人，这种规定混淆了监护权与亲权的界限，将亲权混同于监护权。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做法是民事立法上分别设立亲权、监护两种保护制度。在民法典亲属编中将亲权与监护各自独立成章分别加以规定，只有在未成年人没有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或者丧失亲权的情况下，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设立监护人，即把监护制度作为亲权的一种补充。《民法通则》的规定混淆了监护和亲权的界限，没有很好地达到保护被监护人的权利。再次，我国监护制度内容上存在很多不足。我国的监护制度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和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监护措施没有区分，轻视对轻度痴呆、智力障碍或精神障碍者的保护，监护范围过于狭窄。仅规定对精神病人的监护，缺乏对残疾(如聋、盲或哑等身体上的缺陷)成年人的保护，并且对监护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关。我国监护监督机关是居(村)民委员会和法院，但由于立法过于简单，没有对监督机构如何行使监督权做出实质性的规定，导致监督职责往往没有落实到具体的人或部门，监督机关的作用难以发挥。由于监督机制的软弱，现实中监护人利用监护权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此外，由于监督不到位，不少监护人往往怠于监护，结果造成社会上许多精神病人、老年流浪者到处游荡。另外，没有充分尊重受监护人的自我决定权。在判断监护人是否具备监护能力时，过多考虑监护人的身体情况、经济情况、与被监护人生活上的联系情况，而很少考虑监护人的个人品行、文化水平等人格因素。我国在监护人设立方式上，基本上采取的是放任主义，既没有监护人设立登记和撤销登记制度，也没有被监护人财产登记制度以及监护人的定期述职制度。公民担任监护人是由监护主管机关指定和法律直接规定。《民法通则》仅规定了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须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所在地居(村)民委员会同意，也就是说，除此以外的其他几类人担任监护人则处于放任状态，无须同意自然也就无人监督。而从各国监护立法看，无论设立监护人采用哪种方式，都必须得到监护主管机关的任命或承认。《德国民法典》甚至规定必须由监护法院授予监护任命书。我国在这方面尚待完善。最后，精神病人由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有很大的弊端。《民法通则》第16条第三款规定，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这种规定形式上似乎为每一位有民事行为能力缺陷的公民都设立了监护人，保护了其合法权益，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监护人确定的顺序中没有监护人时，可能会有其他愿意监护的人，这时单位应当对这个监护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而现实显示多数的单位都敷衍了事，事实上几乎没有单位设立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履行监护义务，单位监护实质上是个空泛的监护形式，这对被监护人今后的成长是不利的，从中看出单位组织充当监护人存在着不少问题，并不能实际履行监护职责，不利于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实行单位组织监护往往使未成年人的生活得不到应有的照顾，精神病人的治疗康复处于无人负责状态，有悖于设立监护制度的初衷。设立监护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使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得到照顾，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完善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对策

摘要:学生在学校期间受到人身伤害或致他人人身伤害，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应承担何种责任，这个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困扰教育界和法学界的焦点问题之一，实践中，法院处理此类纠纷对学校责任的认定也不同。笔者认为，学校对此类伤害，既不应承担监护责任，也不应承担保护责任，而应承担教育管理责任。作者从监护制度设立的初衷入手，总结了学生在校期间监护权的问题的争论，即三种不同的观点：学校应承担在校未成年学生的监护责任；学校应承担在校未成年学生的部分监护责任；学校应承担未成年学生的教育保护(管理)责任。并一步对上述三种观点进行剖析，揭示学校在监护人制度中的特殊法律地位，提出了不宜确立学校为监护人。最后文章对学校的教育人地位与义务；学校应承担责任的性质及学校责任的认定进行了全面阐述，以期对解决这一问题有所帮助。

关键词：学校；监护制度；未成年学生；监护责任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school,whenstudentsarehurtbyhumanbodyormakingtheresultofbodyhurtstotheothershuman,itisoneofthefocusproblemstoperplextheeducationalcirclesandthelegalcirclesinrecentyearswhetherschoolshouldornotundertakestheduty.Inpractice,thecourthandlesthiskindofdisputetotheschooldutytoo.Thewriterthinksthattheschoolshouldn''''tundertaketheguardianshipdutyortoprotecttheduty,butpromisetheloadthedutytoeducateandmanagetothiskindhurt.Thethesiscommencesfromtheoriginalintentiontoestablishtheguardianshipsystem,tallyinguptheissueoftheproblemoftheguardianshippowerofstudentsduringtheperiodofschool,namelythreekindsofdifferentstandpoints:theschoolpromisesaloadofthenonagestudents''''guardianshipdutyintheschool;theschoolpromisesaloadofthenonagestudents''''partofguardianshipsdutyintheschool;theschoolpromisesaloadofthenonagestudents''''educationprotectionandmanagementduty.Thethesisproceedstoanalysisforabovethreekindsofstandpointsfatherly,announcingthespeciallawpositionofthepublicschoolinguardiansystem,puttingforwardthatitisimpropertoestablishschoolastheguardianofthenonagestudents.Finallythethesisaffirmstoexpatiatecompletelytoeducationperson''''spositionoftheschoolanddutyanddutiesofaloadofdutiesthattheschoolshouldpromise.Theauthorexpectstomakesomehelptoresolvetheproblem.

Keywords:school;guardiansystem;thenonagestudents;guardianduty

引言

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间受伤害的法律责任，一直是教育界和法律界争论的问题之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学生在校期间的伤害事故屡有发生，而一旦追究责任，则学校、致害人和受害人各执其词；二是，我国法律这方面的规定尚不完善，由此导致实践中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一致，司法实践中遇到此类案件，在适用法律时只能很原则，最终难以使当事人心服口服。因此，正确认识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间受伤害的法律责任，从法律上明确这一内容，对于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规范学校的管理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和认识。

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未成年人的概念进行了明确规定，即年龄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这部分人群享有法律的特殊保护。法律之所以做出如此规定，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是社会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与成年人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别。借此，本文就民法对未成年人权益之特殊保护展开研究。

一、民法对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的特殊保护分析

（一）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的救济现状。在我国，未成年人被归入到弱势群体的行列，他们除了需要受到家庭和社会的保护之外，还应当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这样才能使未成年人远离各种安全威胁，从而健康、茁壮地成长。由于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都略显不足，致使他们常常会受到各种危险的侵害。因此，当未成年人遭受到非法侵害时，要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对他们给予保护。然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上看，未成年人遭受非法侵害后的救济会受到一定的阻碍，所得的赔偿数额也常常受限。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名年满4岁的小男孩，在室外玩耍时，不慎被李某散养的鸡啄伤了左眼，由于伤势过于严重，导致左眼失明。男孩的家人要求李某赔偿损失，而李某却以男孩家长未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为由，拒绝赔偿。男孩的监护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某进行经济赔偿，共计人民币15万元，法院经一审和二审后，均认定李某需要承担主要责任，判决其承担男孩损害赔偿的70%，而男孩由于是未成年人，应当有监护人保护，其家长未尽到保护义务，所以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判决其余的30%自行承担。李某不服判决，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述，上级法院撤销了原判，改判男孩的全部损失由监护人自理。如果这则案例中的受害者是成年人则另作他论。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法律对未成年人并未给予特殊保护，这种现象值得深思。（二）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性问题。我国的法律是按照意识能力对行为能力进行具体划分，之所以这样划分的原因是具有识别能力的人，方可构成法律上的过错，并为自己所犯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也是过错责任制度的根本。在该制度中，人的意识能力、过错和法律责任，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即具备意识能力的人犯了过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中可以看出，意识能力是过错成立的前提与基础，换言之，当人出现过失后，才需要对过失造成的损坏负责，若是不超出过失的范围，则行为人有着充分的自由。过错责任建立的基础条件是平等和自由，给予了各方主体自由的空间，它以人的意识能力作为基础，在这一前提条件下，需要对未成年人意识能力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加以研究，进而对此类人群的责任范围进行确定。与成年人的意识能力相比，未成年人受到年龄的限制，无法达到相应的标准。所以，此类人群是否具有足够的意识能力构成过错，是一个非常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同时，即便未成年人可以构成过错，但因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之间在意识能力和判断能力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故此，构成的过错及其程度也会有所不同。由于未成年人意识能力的欠缺，导致过错无法认定的情况，必须在适用过错原则时加以解决，如若不然，将很难体现出民法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除此之外，在未成年人侵权案件当中，除了涉及受害人与加害人之外，还涉及监护人，也就是说，在这类案件中还会牵扯到监护制度。未成年人受到年龄的限制，他们的判断能力以及认知能力均有所欠缺，所以我国的法律针对未成年人设立了监护制度，这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保护措施，期望他们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健康成长。监护制度规定，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人身等方面进行保护，这是监护人必须履行的职责，而未成年人受到伤害，作为监护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可将之认定为是监护人的过错所致。但由于监护义务的范围比较模糊，从而导致过错责任在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中的适用具有了复杂性的特点。

二、对未成年人权益特殊保护制度的优化建议

为使未成年人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应当对现有的一些制度进行优化改进，借此来增强制度的适用性。（一）对过错成立进行合理划分。我国的法律对未成年人意识能力范围内的行为进行了约束，虽然此类人群中的绝大多数心智并未完全发育，但他们却具有与自身年龄相应的智力，并且也拥有一定的意识。必须承认的是，某些未成年人能对危险进行识别，他们也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或所处的环境具有危险性，并且还会意识到行为所能产生的后果。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未成年人包含了所有未满18周岁的人群，如果要求年龄较小的儿童，具有识别危险的能力，并懂得保护自己，显然是不切实际。而年龄稍大的孩子，则具有了对某些危险进行识别的能力，并且也能够通过一些方法来保护自己不受侵害，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对未成人年过错成立的条件进行界定，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司法实践。比如，《希腊民法典》规定，年龄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可免于承担责任；《德国民法典》规定，年龄在7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致他人损害不负责任。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可按照年龄对未成年人进行具体划分，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进行详细的法律规定，这样便可在判定未成年人是否有过错时有据可依。建议将未成年人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年龄未满10周岁；10周岁以上未满16周岁；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第一部分不具备意识能力，对危险也无法识别，故此可认定他们不可能构成过错；第二部分可用相应的标准评定其是否存在过错；第三部分基本有了正常的智力和认知能力，他们需要为自己的过错负责。（二）对监护不力的范围进行认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有着较多的职责，如抚养、教育、管束、保护等等。监护人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很难实现。故此，法律应当对监护人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范围进行合理设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在行使监护权及履行监护职责时，因自身的过失导致子女受到损害的，应承担疏于监护的责任。同时，监护人是否对未成年人尽到应尽的监护义务，需要有一个标准进行评定。法律做出这样的要求，除了可以确保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不遗余力地进行照顾和保护之外,还可以防止监护人因抚养未成年人对自己根本无法预料的事件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对监护制度进行完善。为使未成年人权益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特殊保护，笔者建议，应对现有的监护制度进行逐步完善。具体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可对监护职责的具体范围进行细化，在制度中多添加一些操作性的规定，同时，应对未成年人父母履行监护义务的标准加以进一步明确，以此来确保监护人在行使监护权时，不会对权力进行滥用。其二，可在监护制度中加入变更制度，详细规定监护权的中止及丧失条件。在此需要着重阐明的一点是，虽然通过该制度的制定能够对监护人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如果找不到新的监护人替代，则无法对现有监护人的监护资格进行强制剥夺，所以，国家应加快设立特定的机构，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其三，设立儿童保护局，由该部门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并在监护人缺失时，承担起未成年人的国家监护责任。该机构肩负着两大职责，即监护监督和国家监护。机构应积极了解未成年人在家庭当中的实际状况，并对监护人的行为进行跟踪监督，以此来达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目的。当机构接到未成年人的投诉时，应从多方面进行调查取证，认定监护人是否存在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按照调查所得的结果，并依据国家赋予的权利，决定是否需要对监护人进行更换，并对失去监护人的未成年人进行国家监护。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