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范文10篇

【关键词】/建国初期/民族思想/巨大成就

MaoZedong/earlyyearsafterthefoundingofnewChina/thoughtsaboutethnicminorities/greatachievements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575（2001）01—0028—06

新中国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国民族事业发展最健康的时期之一。党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和各项建设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这过程中，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论观点，并在各地区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实现祖国统一

摘要：廉政文化建设对反腐败具有重要意义。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党便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深入地开展了廉政文化建设，进行了反腐倡廉思想文化建设、反腐倡廉制度文化建设、反腐倡廉社会文化建设。一系列举措使党经受住了执政和腐败的考验，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深入研究建国初期的廉政文化建设，对新时代的党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

注重廉政文化建设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面临的考验众多，形势十分复杂。为防止资产阶级及旧政权贪污腐化思想的影响，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产生，带领全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廉政文化建设。这使得党的面貌焕然一新，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化解了腐败风险，密切了党群血肉联系，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起步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一、反腐倡廉思想文化建设

“反腐倡廉教育是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和实践举措”[1]，对党员干部具有重要的引导、教化作用，有利于筑牢反腐防腐的思想防线。建国初期，针对党内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贪污浪费现象，加强反腐倡廉思想教育，在思想上建党，成为建国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首先，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理想信念不坚定，是党内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是筑牢反腐防线必不可少的手段。1951年2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认为党内之所以存在信念不坚定的党员，之所以存在经验主义、官僚主义现象，根源就在于未掌握马列主义、思想，因此，很有必要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理论教育。这次教育有很详细的规划，十分贴近实际情况。一是注重因材施教。根据党员文化水平的不同，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分别设置了政治常识、理论常识、理论著作三种不同的理论内容。二是设定了严格的学习时间。规定每周学习不少于八小时，每年学习八个月。三是规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由上级党委出题，每期考试合格者可以领取合格证书，不合格者继续接受教育。四是根据实际情况培养理论教员、学习顾问，解决教员缺乏的问题。另外，还结合报纸等刊物加强宣传，强化理论教育。为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党中央还用两年多的时间组织出版了《选集》1到3卷。全党掀起了理论学习的高潮，党员干部坚定了共产党人的信仰，拧紧了“总开关”，反对腐败的思想入脑又入心，提高了拒腐防变的能力。其次，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建国后，针对部分党员变质，蜕变为人民的主人的问题，党不断强化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强调党的权力来自人民，决不可用来谋取私利。要树立公仆意识和服务观念，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49年我国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其中就明确规定我国的一切机关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后来，在1954年的宪法中又重申了上述思想。1951年开始的整党运动中，党中央决定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共产主义教育。同年3月，刘少奇明确规定了执政后党员必备的八项条件，其中之一便是“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2]63。此外，党还通过各种灵活的教育方式对党员进行宗旨教育，比如，通过发行各种以革命先烈事迹为主题的书籍、拍摄电影、演出戏曲等，宣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通过宗旨教育，党员干部普遍树立起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密切了党群关系，自觉地划清与腐败的界限，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二、反腐倡廉制度文化建设

一、新中国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的构建

在农业技术教育方面，1949年10月，国家设立农业部，由其中的研究教育司负责农业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相关事项。到1955年，建立了27所部属高等农业院校，其中有研究室10个，发展成约有5460多名教师的农业教学队伍[1](P58)。在农业科研机构方面，国家首先在农业部下设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等，并在各部下成立了林业科学研究所、水产科学研究所等专业研究机构。然后依据当时的行政划分，在7大行政区设立综合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即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南和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最后在省、市、县设立适应地方农业特点的农技研究和试验机构，如镇江蚕业研究所、西安农具研究所、兴城棉作试验场、兰州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等。到1957年，已经形成了6个大区研究所和169个省、地研究所（试验场、站）以及11个学科、专业所构成的较为完备的农业科研体系。农业技术的推广也十分重要，因为农业技术只有在实践中被充分地扩散，才能变成实际的生产力。萨克斯等人指出：非洲之所以长久贫困，技术扩散缓慢是一个重要原因[2]。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农村成为小农经济的大海，而这些小农基本都是教育水平很低、极为贫困的小农，政府明确认识到仅依靠小农无法完成农业技术的迅速推广，因此农业部通过不断制定相关政策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1952年农业部制定的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目标是：以县为单位，照顾经济区划，平均每666.67公顷设立一个综合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以农场为中心，互助组为基础，劳模、技术员为骨干”的技术推广网络。1953年全国农技推广站和农事试验性质的农场分别有232和2170个[1](P69)。1954年，农业部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条例》，进一步充实了如何改进农技推广工作的政策。1955年，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尽快建立深入乡村、靠近农民的基层推广组织，要迅速壮大推广队伍，技术先进的农民、农校毕业生等都可担任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上述密集出台的系列措施大大加快了农村基层推广机构的建设，“全国到1954年底有55%的县和10%的区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共建站4549个，配备职工32740人，每6.67万公顷播种面积有17.24名农技推广人员；到1956年，全国共建立16466个农业技术推广站，配有技术干部94219人，除边远山区外，基本做到了一区一站，每6.67万公顷播种面积有农技人员46.07人。”[1](P70)

二、建国初期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的运行特点

建国初期的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政府主导下的层级化运作与群众广泛参与这两个特点。

（一）政府主导下的层级化运作

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经历了和合作化运动，各级政府在农业发展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的干预覆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由于国家在农村构建了广泛而有效的基层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从中央到各级政府到基层组织再到农户，自上而下存在着高效畅通的信息流。何朝银通过对石城县档案的研究发现，中央的政策和决议传达到农户的速度之快、时间之及时令人吃惊。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为例加以说明，1955年11月9日全国人大通过该草案，1955年11月11日，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通知》，而在同一天，石城县档案已有《委员会通知<55>石农第083号》：石城县人民委员会，接中华人民共和国<55>国秘云字第024号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通知[3]。如此高效的信息传递保证了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在政府主导下的高效运行。在农业技术的研究方面，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农业部等中央农业研究机构的领导下，省、地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地方农业研究机构进行农业技术研究工作；在农业技术的推广方面，从中央的行政机构和农业研究机构，经过地方政府和地方农业研究机构，以及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最后到达农业活动的从事者———农户，农业技术通过密集出台的政策和文件进行推广，体现出鲜明的层级化运作的特点。

摘要：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及其著作《(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思想、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事件，对新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有重大影响。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涉及党的执政方式、知识分子的定位、学术属性与价值、宗派斗争、思想改造方式等问题。

关键词：历史动因；知识分子政策；个人因素；其他因素

一、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历史动因

(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且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中国。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以为首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制定了外交上“一边倒”政策，共同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与信仰使新中国得以在国际上迅速打开局面。随着对外政策的顺利推行，与之相伴随的国内经济改革也开始进行。但应该看到的是，新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的“新月型”包围之中，尖锐的社会对立，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都使新中国的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需要

摘要：社会事业，是指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新闻出版、档案等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建国初期以为首的人民政府除进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外，同时也相应地进行了包括社会事业在内的社会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始终把建设一个高度科学文化的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之一。他十分关注全民族科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注意教育、科学、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规模与速度要同现代化建设的其他目标相适应，并作了许多关于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事业的指示。他丰富的发展社会事业的思想以及所进行的实践，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人的全面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键词：建国初期；；社会事业

OnMaozedong’sthougtsoftheDevelopmentoftheSocialCause

Zhangyong_guang

（Taiyu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DepartmentofHumannityandScience，ShanxiTaiyuan030024）

社会事业，是指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新闻出版、档案等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对于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和生活质量，增进其选择、发展能力以及生活满意度，积蓄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和潜力，最终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视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从此，他始终把建设一个高度科学文化的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之一。他十分关注全民族科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注意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规模与速度要同现代化建设的其他目标相适应，并作了许多关于发展社会事业的指示。重温建国初期关于发展社会事业的思想与实践，以期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有所启示。

[内容提要]建国初期，党对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执政本领；重视研究党执政的政策、策略和方法，不断提高执政水平；从严治党，增强党拒腐防变的能力；加强制度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形势，不断提升党总揽全局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这些经验是我们党极其宝贵的财富。认真总结建国初期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研究，对于今天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经验

我们党历来重视总结经验。建国初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建国初期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反思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丧权亡党的惨痛教训，对于我们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执政本领

针对执政后党的任务的改变，从事关新政权能不能站住脚、共产党会不会失败的高度。反复号召全党加强学习，迅速提高理论政策水平和学会管理经济建设。

首先，他十分重视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早在1948年“九月会议”时就明确指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他在为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决议，即著名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文中又指出：“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为了保证胜利，一九四九年还要进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工作。说是学会了，并不等于不要再学了，我们还要学习很多东西。”。

所谓他律，哲学家康德的原意指依据外界事物或情感冲动，为追求道德之外目的而制定的伦理规则。今天对他律涵义的理解已发生变化，泛指外部制约、约束。[1]而其中尤以法规、政策的外在制约、约束为最重要的他律形式。本文中的公务员他律制度即指旨在对公务员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制约的一切法规和政策。他律是自律的依据和保障，离开了他律，自律将无所适从并难以维持。特别是在制约行政权方面，由于他律具有客观性、直接性和强制性，因而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拟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建国初期我国公务员他律制度建设作些分析，以期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当前的公务员他律机制。

一、建国初期我国公务员他律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

从总体上看，建国初期（特别是经过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之后）我国行政腐败的状况无论从发生频度还是规模上都比改革开放后要小。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相对较有效的公务员他律制度是重要的一条。当时的公务员他律制度之所以有效，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一）建国初期公务员他律制度顺应了当时的内在制度和法律文化

内在制度是指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规则，它体现着过去曾最有益于人类的各种解决方法。主要包括价值观、习惯、伦理规范、礼貌和习俗，以及自然法等。[2]在建国初期公务员系统内在制度的众多特征中，与他律制度联系紧密的主要有：其一，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信念占主导地位；其二，对党组织发自内心地拥护、信赖和敬畏，直至发展成对党的领导人的盲目崇拜；其三，政治观念、阶级斗争观念以及纪律观念特别强烈（这三个特征的形成都是与共产党在执政后继续保留浓厚的革命党色彩分不开的）。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导致了当时公务员的价值观及伦理道德规范比较统一，因而公务员对建立于此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上的他律制度的自觉认同程度很深，再加上公务员队伍对党组织的忠诚和很强的纪律性，以及由于阶级斗争观念的持续保持和强化，产生了强大的虚拟外界压力，这种压力使得公务员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十分强劲，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公务员执行上级政策、法规的积极性和热情。这种自觉的认同和服从对他律制度能否发挥应有功效是至关重要的。已经有人估计，如果没有形成自觉性服从，“政府靠强制在任何时候最多只能执行全部法律规范的3-7%”。[3]因为“当一个共同体的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冲突时，监督外在制度服从情况的成本和执行外在制度的成本会限制政府靠外在制度所能取得的成就。”[4]更进一步，公务员的这种自觉和热情还能对法规、政策本身的不够周详和完善之处加以弥补，使法规、政策的目的与宗旨得以实现，甚至比在周详、完备的情况下做得更富有创造性与成效。

法律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人们对法的性质、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他法律现象的看法和评价，是渗透到法律生活当中的思想传统、思维模式。建国初期的法律文化可以概括为“不重视制度理性化的文化”。这种文化不重视正式法规及其贯彻机制的建立，以至排斥规范化、理性化的制度结构，非正式的行为规则和具体情况下随机的行为控制居于支配地位，正式成文的法律可以因特殊的需要而改写，从而使得所谓成文的正式制度事实上也不同程度地等同于非正式的制度。[5]在这种只重内容和实质上的公平，而不追求形式上的正规化的文化中，法规越全面而详尽，也就意味着违法违规行为越广泛而普遍，从而使法规的权威资源流失。与其如此，还不如多用政策来代替法规，因为政策往往针对特定事情、特定对象和特定领域，因而对法治文化要求不高，且最适合人治文化。在建国初期的公务员他律制度中，政策无论从数量上还是震慑力上都远大于法规，且不论其副作用，这种状况确实顺应了当时的法律文化，从而增强和放大了他律制度对公务员行为的规范功能。

【摘要】三大改造时期是我国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时代要求。这一时期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围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学界研究大多集中于时代背景、教育内容、载体和启示等问题，成果斐然。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梳理并加以综述，以期寻求该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三大改造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综述

1关于三大改造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背景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三大改造时期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分析主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农业集体化、工业化政策、农村文化转型和农民自身思想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学界普遍认为三大改造时期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保证农业集体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进行。例如李文超认为党面对农民“滞后的社会心理和落后的生产能力”，为“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进而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崔晓麟，牛艳红则认为过渡时期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物质积累和现实需要；廖义军等人则从农村文化建设的视角出发，认为“把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开展科技文化教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文艺事业”，进而实现新中国农村的文化转型；李平贵认为农民阶级存在的“革命性与落后性并存、保守性与满足心理滋长、政治上求纯与经济上怕富共生”的政治思想特点是党在这一时期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因所在。

2关于三大改造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研究

当前学界对三大改造时期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分析主要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以及工农联盟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尚婷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是解决过渡时期农村社会中新矛盾、新问题的思想保证；彭正德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是“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和农民思想的一次重大介入”，推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开展。其次是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黄道霞在《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论述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教育社员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加强劳动纪律和互助团结”，同时，响应国家号召、爱护公共财产和帮扶单干农民也是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是工农联盟教育。杜君，张学凤认为“对农民宣传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既要明确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又要宣传“合作互助的新型工农关系”。

论文关键词：历史动因；知识分子政策；个人因素；其他因素

论文摘要：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及其著作《(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思想、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事件，对新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有重大影响。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涉及党的执政方式、知识分子的定位、学术属性与价值、宗派斗争、思想改造方式等问题。

一、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历史动因

(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且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中国。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以为首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制定了外交上“一边倒”政策，共同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与信仰使新中国得以在国际上迅速打开局面。随着对外政策的顺利推行，与之相伴随的国内经济改革也开始进行。但应该看到的是，新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的“新月型”包围之中，尖锐的社会对立，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都使新中国的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需要

摘要：该文通过收集整理各类档案、文献资料，回顾了建国初期黔西北基督教各教派发展状况及其组织体系，展现了黔西北地区基督教历史状况。力求对当代宗教研究者及其管理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建国初期；黔西北；基督教

建国初期，对于中国的基督教来说是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由于全国刚刚解放，基督教会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依然在一定范围内藕断丝连，教会自身逐渐地从盲目走向理性；另一方面，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不断趋向完善下，基督教逐步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支配而走上“三自”道路。建国初期是宗教和社会主义相协调、相适应的起步阶段。历史证明，宗教是能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研究宗教历史，有助于指导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自身建设，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

黔西北地处贵州西北与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区，是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区，该地生活着彝、苗、回等几十个少数民族，是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尤以基督教为显著。黔西北基督教由英、美、德、法等国先后传入，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极具群众性、民族性和复杂性。宗教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和传承性，建国初期，黔西北基督教依然派别众多，而且“复兴”再起，尤其在苗族、彝族社会中。从组织派别来看有内地会、循道公会、安息日会、小群会；从其信仰方式来看还有其衍生派灵恩、灵火烧、圣徒派等。

1.内地会

内地会系英、美等国基督教专门对中国山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教团体，是跨宗派的国际传教组织，1865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在中国创立，总部设于伦敦。1877年，英国传教士祝明扬由湖南进入贵州，在贵阳设立“贵州基督教内地总会”，1884年，英国另一传教士白德礼被派到黔西重地安顺传教，1888年增派党居仁。党居仁来到安顺后设立宣道会，始建礼拜堂。1903年秋，党居仁同安顺官府瞿鸿锡、威宁州官府邓循卿、当地土目安康宁、安圻到葛布协商建构教堂。教堂建成之后同时开设了小学。之后很多教堂及其教会学校都相继建起。建国初期，各教派发展状况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