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范文10篇

一、引言

中国土地辽阔，河流众多。我们祖先最早便是于黄河两岸定居生息，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从远古流传至今，生生不息。可见河流对我国的贡献，比海洋、湖沼、山川等要大得多呢！

然而河流既有利之处，也有弊处。自古以来，水患是一直存在的问题，就如去年的长江水灾一样，破坏了无数的家园，淹没了无数的农田、土地。不少人家破人亡。长江洪水成因于暴雨，因为长江流域气候特征是季风气候，因季风而形成降水，并多以暴雨形式出现，一旦下游宣泄不通便形成水灾。

上古时代曾有大禹治水，及后洪水依然为患，至现在还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水利工程对中国的经济、农业、工业等都极为重要。古时治水皆着重于“蓄”，忽略了“排”，光是蓄水而不排涝泄洪。此举只能治标，而非治本。河流与人类的关系相当密切，经济、航运、农业、发电、工商业等皆与水利的建设有密切关系，所以必须搞好水利工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大量投入资金、人力及物力，积极建设水利工程。至1980年已建成了大量的防洪、灌溉、排涝、发电等多项工程。其中主要有葛洲堤水利枢纽工程、三峡水利工程及三门峡工程等，决心将害河变为造福社的利河，解决水患，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水利事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三真、关爱基层”有关要求，**街道**8年始实施原退职干部生活补助金制度。

一、补助的对象和范围（1）建国初至2002年实施村干部养老保险前担任村、社主要负责人职务满3年以上的村干部，主要指行政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大队长、高级社社长、农会主任等。(2)建国初至2002年实施村干部养老保险前，有较长任职时间的一般村干部,主要指村主办会计、妇女主任、治保调解主任等。

二、退职补助金标准：正职干部补助标准：1、任职时间满3年不满6年的，每月40元；2、任职时间满6年不满10年的，每月60元；3、任职时间满10年不满15年的，每月80元；4、任职时间满15年不满20年的，每月100元；5、任职时间在20年以上的，每月120元。一般干部补助标准：1、任职时间满10年不满20年的，每月40元；2、任职时间在20年以上的，每月60元；

三、享受退职补助金的年龄：享受退职补助金的年龄：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开始享受。

四、申报及发放办法：1、申报：凡补助对象到达规定年龄时，由村党组织申报并领取登记表，经本人填写，村党组织审核，报街道党委批准后由村党组织发放。新申报人员各村要进行公示，对享受对象每年年初要进行复核。街道党委组织办负责核准和监管。2、申报、发放时间：确定一年二次，即每年5月、11月份提出申请，每年6月份、12月份发放一次。

五、资金来源：街道财政负担60%，村集体负担40%；市级贫困村街道财政负担70％，村集体负担30％。

农地的产出能力（农地效率）是一直以来广受关注且多有争议的问题，其中劳动投入和农田水利是决定农地效率的两个决定性因素。从劳动投入方面解释1980年代初土地承包制度的成功，已成为一个不容质疑的“真理”。劳动投入不仅有量的方面，而且有质的方面。体制下面，集体组织即使可以一年让农民在田间劳动350天，农民也可能以怠工来抵消这些漫长的劳动时间。农业生产具有难以监督的特点，在没有内在积极性的情况下，劳动投入的效率很低。很低的劳动投入降低了农地本来可能的高产能力。老田曾质疑说中国农村劳动力在时期过剩就已经十分严重，当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时候，决定农地产量的因素就不应该是劳动投入的多少，而是其他决定农地效率的要素投入水平。因为过剩劳动力投入农地的边际收益递减。黄宗智更进一步认为，自明朝晚期以来的50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就过剩，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成为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原因，也构成一直以来相当高的农地效率。他还以在长江三角洲的调查为例说明，上海郊县土地亩产粮食最高的年份是体制下的1970年代末，而不是承包制后的1980年代。

从全国情况来看，1980年代初的承包制的确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数十年（甚至可能是数百年）来的粮食紧张局面，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与农业劳动投入质量的提高有关系。体制下，因为难以对劳动精确计量（虽然也有评工方、计件管理等制度），偷懒不可避免，劳动投入的质量大成问题。承包制将土地承包给农户，对劳动的监督及精确计量不再需要，农民为自己劳动的内在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地效率因为劳动投入质与量的增加而提高。

不过，若不只是在1980年代初实行承包制的这一时点上，而是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劳动投入对农地效率的影响，情况可能会大为不同。在建国前，中国农地一直是私有的，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建国前后实行，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配给贫下中去，土地也是私有的，私有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成果完全归已所有，劳动的内在积极性不成问题。1956年建立初级社，以后建立高级社，私有土地一步步被收归集体所有，集体占有土地不能调动劳动的内在积极性，农地产出能力因此大为下降，林毅夫用退出权解释了1958年以来粮食产量的大幅下降。

换句话说，1980年代初的土地承包制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创新，而不过是对1956年初级社之前农地制度的某种复归，是中国几千年来农地制度的常态。在目前的土地承包制和1956年前数千年的土地私有制之间的体制下的农地制度是这一常态的异数。体制下的农地制度这一异数压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从而限制了农地的产出能力。

进一步说，如果没有这个异数，中国农地制度延续1956年建初级社前的私有制度，则中国农地制度将会一直具有效率，而不会人为造成实行二十多年的粮食紧张局面。的确，已有很多学者认为，如果土地承包制度在1960年代初就实行，中国根本就不会出现时期二十多年粮食紧张的局面，中国的粮食问题将不是在1980年代实行承包制后，而是在1960年代初实行“三自一包”时即可解决。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在1956年建立初级合作社之前的数年，数十年，数百年，中国的粮食问题是否就已经解决。实际上，数千年来，中国粮食短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1956年建立初级社及1953年在全国范围实行统购统销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粮食短缺，何况1960年—1980年正是中国人口增加最快的20年，中国人口从1960年的6.62亿增加到1987年的9.87亿，一年增加一千多万。如果仅仅是劳动投入在决定着农地的产出能力，则1960年初实行“三自一包”和1980年代初实行承包制，都只能恢复1956年前的粮食产量，就一直会存在越来越严重的粮食短缺，而不可能在1960年代初实行“三自一包”时突然解决粮食的短缺问题，更不可能在1980年代初通过承包制来解决这一问题。1980年代初实行承包制之所以可以突然间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显然是因为1956年建立初级社和后来建立以来，在决定农地产出能力的其他方面发生了某些重大的改变。

一、农地效率问题

农地的产出能力（农地效率）是一直以来广受关注且多有争议的问题，其中劳动投入和农田水利是决定农地效率的两个决定性因素。从劳动投入方面解释1980年代初土地承包制度的成功，已成为一个不容质疑的“真理”。劳动投入不仅有量的方面，而且有质的方面。体制下面，集体组织即使可以一年让农民在田间劳动350天，农民也可能以怠工来抵消这些漫长的劳动时间。农业生产具有难以监督的特点，在没有内在积极性的情况下，劳动投入的效率很低。很低的劳动投入降低了农地本来可能的高产能力。老田曾质疑说中国农村劳动力在时期过剩就已经十分严重，当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时候，决定农地产量的因素就不应该是劳动投入的多少，而是其他决定农地效率的要素投入水平。因为过剩劳动力投入农地的边际收益递减。黄宗智更进一步认为，自明朝晚期以来的50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就过剩，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成为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原因，也构成一直以来相当高的农地效率。他还以在长江三角洲的调查为例说明，上海郊县土地亩产粮食最高的年份是体制下的1970年代末，而不是承包制后的1980年代[1]。

二、是个异数

从全国情况来看，1980年代初的承包制的确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数十年（甚至可能是数百年）来的粮食紧张局面，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与农业劳动投入质量的提高有关系。体制下，因为难以对劳动精确计量（虽然也有评工方、计件管理等制度），偷懒不可避免，劳动投入的质量大成问题。承包制将土地承包给农户，对劳动的监督及精确计量不再需要，农民为自己劳动的内在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地效率因为劳动投入质与量的增加而提高。

不过，若不只是在1980年代初实行承包制的这一时点上，而是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劳动投入对农地效率的影响，情况可能会大为不同。在建国前，中国农地一直是私有的，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建国前后实行，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配给贫下中去，土地也是私有的，私有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成果完全归已所有，劳动的内在积极性不成问题。1956年建立初级社，以后建立高级社，私有土地一步步被收归集体所有，集体占有土地不能调动劳动的内在积极性，农地产出能力因此大为下降，林毅夫用退出权解释了1958年以来粮食产量的大幅下降。

换句话说，1980年代初的土地承包制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创新，而不过是对1956年初级社之前农地制度的某种复归，是中国几千年来农地制度的常态。在目前的土地承包制和1956年前数千年的土地私有制之间的体制下的农地制度是这一常态的异数。体制下的农地制度这一异数压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从而限制了农地的产出能力。

按照党员信息系统最新数据的通知要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党组织情况

目前共有党的基层组织5个。其中局党委1个，党支部4个，分别为机关支部、退休支部、众友公司支部、非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党支部。

二、“两新”组织情况

2014年区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2家，其中公司、茶厂成立了党委，7家企业成立了党支部，分别隶属局党委管理。2012年7月，随着区属非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联合党总支的成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党员有了“家”。依据实际情况，各企业流动党员组织关系不变，仍按属地管理，同时，联合党总支做好协调服务和指导。

三、2013年具体情况及数据变化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代表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发言，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虽然已是严冬时节，但我的心中却洋溢着温暖的春意。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全省60个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全省老干部工作部门，向省委和多年来一直关心老干部工作的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近年来，围绕建设“中国西部创业环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实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的目标，成都市全面推进各项事业，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与此同时，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高度重视下，在省委老干部局的具体指导下，我市老干部工作紧随成都跨越式发展的强劲步伐，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拓宽工作外延，提升工作质量，呈现出了在开放中与社会和谐共振、在进取中与成都同步发展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良好局面。

做好老干部工作，经济条件只是基础，领导重视才是关键。成都的经济基础相对较好，无疑为老干部工作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市委市政府及其主要领导的关心和重视，才是成都老干部工作如虎添翼的法宝。这些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重视下，我们积极建立和完善“三个机制”，使离休干部“两费”得到较好落实。同时，我们还结合实际，主动争取，确保老干部感受党委政府的关怀，分享成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既为有困难的老干部送去了“雪中炭”，更为广大老干部添加了“锦上花”。目前，我市市本级离休干部最低月收入已突破2500元，在西部地区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准；截止2006年底，全市共有近3000名符合条件的“建国初”退休干部享受“适当补贴”，人均月收入增加330元。自2003年10月以来，我市财政累计支付离休干部生活补贴、“建国初”退休干部“适当补贴”达3.45亿元；2001年至2006年，我市财政共支付特困企业离休干部医疗统筹费3258万元。

成都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也是全省老干部工作的重要支撑点。目前，成都市直、代管的离休干部近8000名，约占全省离休干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成都老干部工作的成效如何，不仅事关成都自身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全省老干部工作全局。为此，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十分注重工作的前瞻性和开拓性。早在2000年，我市就在全省率先解决了离休干部“两费”拖欠问题；2003年，我市又在全省率先实行了省属企业离休干部医疗费属地化统筹，初步建立了省属在蓉企业离休干部医疗费长效保障机制；2004年，又在全省率先出台了为部分建国初参加革命工作的退休干部给予适当补贴的政策……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

做好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促进老干部整体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关键是要鼓励、支持和满足好广大老干部再作贡献的内在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理念，准确把握老干部工作与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结合点，以充分发挥老同志独特的政治优势、积极引导老同志关注、理解和支持党和政府中心工作为重点，以“坚持制度”和“开展活动”为抓手，有效促进了广大老同志“政治坚定、思想常新、理想永存”，激发了他们关注发展、参与建设、再做贡献的热情。在全市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的精心策划和认真组织下，广大老干部通过政策咨询、建言献策、技术服务、专业指导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成都市各项建设事业，为推进成都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善于深入老干部，敢于面对老干部，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打好主动仗，掌握主动权。我们“变年终关怀为常年关怀”，“变上访为下访”，经常深入破产改制企业，深入“建国初”退休干部聚会现场，与老同志面对面地亲切交谈，把一些突出矛盾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老同志视老干部局为老干部之家，称赞工作人员“关心干部作风扎实，堪称机关干部楷模”。

只有与老干部的精神文化需求有机结合，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凸现出强大的活力。为此，一方面，我们大力加强老干部活动中心和老年大学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其成为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平台，另方面，又不断向纵深延展活动中心和老年大学的工作触角，让其成为加强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使思想政治工作与精神文化生活相显益彰。目前，市级各部门及各区（市）县已建成老干部活动中心（馆、室）313个，总投资1.2亿元，建筑面积6万余平方米。市老年大学班次和科目设置日趋完善，常年在校学员达4000余人次。老干部艺术团、合唱团、京剧团、晋剧团以及书画、门球、网球、棋类等30个协会，积极参加全国、全省以及港澳、东南亚地区老年文化团体的老年活动赛事，取得优异成绩，并与国外老年团体进行了民族文化交流。

在区委、区政府打造商业门户区和宜居先行发展战略目标指示下，在道里区卫生局的全面布置及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建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举全院之力，做了大量的有效工作，取得了成绩，为创和谐社会，在新医改、药改的前进路上迈出了努力创新、大胆实践的可喜一步，取得了实现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双营利。现总结汇报如下：

一、社区内涵建设，年年必上新台阶

1月~10月，我们重点抓了社区内涵建设的薄弱环节。①首先，我们建国社区重点抓了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采取与办事处多方协作、携手走街入户，对未在体检的65岁以上老人进行全面梳理通知，于7月份正式进行体检。截止今日，全社区的4080名65岁以上老人中我们已体检3468人，体检完成率85%以上，剩余部份经调查，均不在本地居住。此次体检应视为100%完成任务。②把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提高一定的高度，完成国家规定的指标。自年初起，我们就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从印刷健康档案到组织人员在各社区的配合下入户建档，付出了辛苦，终于在10月1日前完成建档。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7000份（28000人）健康档案。截止今日，我们的累计建档人数已达40800人，建档率达90%以上，已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数。其它指标也均已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规定，并已接受了半年考核，且成绩优异。例如：妇保、儿保、计划免疫等工作，多次代表区、市接受省及国家级的检查。，经多方努力，我们建国社区康复科已正式运营，每月都能取得相应的经济及社会效益，对社区的康复指导管理工作打下了基础，填补了社区卫生工作中的不足，现每月康复工作量已呈逐渐上升的态势。

二、创特色发展是社区工作必须改革之路

社区的卫生工作遵循紧紧围绕创和谐社会、为社区居民服好务的理念去进行。①我们建国中心在开展康复托老的道路上已走过了3年的里程，从创新的角度，多次被省、市领导及媒体的认可。此次创星级医院，经专家组充分论证，认为此项工作在我市仍保持创新项目。不足之处就是我们开展的是为社区居民中的孤寡老人、低保、贫困老人，收费标准过低，政府补贴不到位，托老所连年亏损，方向是正确的，社会效益十分明显，我们将继续克服困难，为创和谐社区做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有的贡献，为政府在民生问题上减轻了社会负担。我们真诚希望得到政府的更进一步的物力、财力支持。②，由我们建国社区在全市率先开展了社区主任例会制，每月集中各社区主任到我们建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一次例会。内容：总结上个月的社区各项协同卫生工作，布置下月要在社区开展的工作。对社区主任接受新工作进行培训，互相沟通、传递医疗信息。经过一年的实践，使我们在完成社区各项任务上形成了方便、快捷的体系及保障。经总结，确认这确属我们所创的一条创新之路。

三、迎检优秀就是硬道理

1当前我国国有林场现状

上世纪中叶以来，国有林场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渐发展起来。截至21世纪初期，我国的国有林场数量已经超过4500处，分布在31个省，总资产额多达600亿元，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10a，国有林场发展迅速，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但近年来，其发展速度明显滞后。既有机制的问题，也有观念、性质转换的原因，最为重要的还是国有林场发展缺乏动力。新时期，国有林场的性质和历史使命都逐渐发生了变化，如表1所示，林业不仅要满足当前社会对木材的需要，还要满足人们对生态安全的需要。历史使命的改变使国有林场的发展不能再延续旧的发展模式，我们必须进行改革，构建国有林场现代生态林业体系是推动我国国有林场发展的有效途径。

2构建国有林场现代生态林业体系的策略

通过上述对我国国有林场现状的分析，对构建国有林场现代生态林业体系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那么如何构建国有林场现代生态林业体系是人们面对的极大挑战。笔者通过实地考察以及查阅文献资料总结了如下策略，希望对国有林场的发展提供思路。

2.1改变经营管理体制

构建国有林场现代生态林业体系需要国家的资金投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偿无限的投入，相关政府部门都切实按照法律法规对国有林场进行建设和管护，以保证国有林场现代生态林业体系的有序发展，因此，必须以最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生态效益。先前国有林场以增加经济效益为主，而现在需要将重心均摊，分摊在林业生态和经济2大类上，此时，“一场两策”便应运而生了，即1/2的林场作为生态公益林，另1/2林场作为商品林，这种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当前国有林场面临的严重问题—保护生态与经营林场获得收益的冲突，还有利于构建国有林场现代生态林业体系。

大理圣源寺又名“圣元寺”，是大理地区早期佛教寺院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号称“佛都”，有“大理第一寺”的美称。圣源寺（东经100°06′，北纬25°50′，海拔2028m）位于云南省大理市大理古城北20km，喜洲镇庆洞村西，苍山五台峰东麓。现存寺院为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重修，整座建筑坐西朝东，按中轴线布局，自山门进入依次为过厅、南北厢房和大殿。大理市人民政府1985年公布其为大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圣源寺因曾经保存《白国因由》一书的雕版，以及正殿格子门上以观音十八化为题材的精美浮雕而远近闻名。现今，殿廊左右墙壁上还留有清光绪年间手书《白国因由》和《阿育王传》的墨迹。然而，现存圣源寺受自然灾害和人为损毁严重，亟待保护。

一、圣源寺溯源

圣源寺始建于隋末唐初，曾有“殿阁庵堂数十所”［1］是一组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群。唐贞观年间，观音大士在此显圣，助南诏蒙氏建国，于是蒙氏重修圣源寺。至宋朝，真宗年间，大理国段氏重修；炎宗①年间，平国公高顺贞复建。元朝，元帅杨智重修。迨明时，杨黼、李元阳等都曾对圣源寺重修、扩建。明末水患曾严重毁坏了寺院，以致偌大的圣源寺只剩下前殿后塔昭示古迹，直到明末，才有鸡足山圣峰寺和雅禅师之徒彻空和尚成为圣源寺住持，修复寺院。清康熙年间，住持中也大师带领大龄、惺机、含弘、阔周等弟子在殿后开辟新址，又“改创堂殿，左为楼，右为禅室，右辟一所，改钟楼为观音阁，左右禅室称之，前建三教殿……（中略）为祠坛三楹于殿阁之间”［1］。中也大师圆寂后，大龄等弟子“庚午冬建过道，壬申年盖大门”［1］，此举是对圣源寺的大规模恢复、改建，整个寺院也由原来的坐北朝南改为坐西朝东。七年后（即1706年），住持寂裕将中的观音十八化部分内容刊刻于大殿隔扇门上。其后，咸丰丙辰（1856年）、同治庚午（1870年），圣源寺两度遭遇兵燹，“千百年古迹竟成焦土”［2］。光绪壬午（1882年）后又经十余年，终将寺院修复，形成圣源寺如今的格局形式。民国时期，对圣源寺的修复工程主要有两次，分别于民国七年（1918年）、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留下《重塑圣源圣像并修殿阁廊庑募引》和《重修圣源寺记》两通碑刻。时期，圣源寺曾遭到严重损毁，寺内供奉的佛像皆被破坏，大殿隔扇门上所雕刻的《白国因由》也被刮掉，现在只能依稀看到一些模糊的轮廓，唯殿廊顶上的精美彩绘得以幸存。殿廊两侧墙壁上光绪癸未年（1883年）所留《白国因由》和《阿育王传》的墨迹，曾被石灰涂抹掩盖，直至1999年，圣源寺现任住持演圣法师对圣源寺进行抢救性修复，在冲洗墙壁时，才让这些字迹得以重见天日。距圣源寺南侧约15米有观音阁，为明代建筑②。这里原是圣源寺的钟楼，坐西朝东，明末水患后，圣源寺主体建筑被严重损毁，钟楼得以留存。清康熙年间，中也禅师重修圣源寺，将其改为观音阁。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清军从苍山花甸坝攻打杜文秀政权，双方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激战，圣源寺被焚毁，独有观音阁幸存下来。此阁为重檐歇山顶木结构亭阁式建筑，是大理地区现存古代建筑中年代较早的一处，对于研究白族建筑有一定的价值。云南省人民政府1987年将观音阁公布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圣源寺北侧隔墙有“神都”，为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重建。其建筑亦为坐西向东，按中轴线布局，自东向西依次为照壁、大门、过厅、南北厢房、大殿。神都中所供奉最高神癨为“五百神王”，名叫段宗榜，他统率着周围71个村庄的本主。相传他不仅是南诏清平官，曾因奉南诏国王劝丰佑的派遣，应缅甸王国的请求，率兵打败了入侵的狮子国部队，被南诏封为十八功臣之一，同时还是大理国王族段氏的远祖。神都是是苍洱地区较为典型且名气较高的白族本主庙，民间称之为“建国神宫”或“中央皇帝庙”。

二、圣源寺历史文化价值

（一）圣源寺与《白国因由》

《白国因由》是一部记述大理古代历史与观音神话传说的故事集。前述白国因由，后分18段，记述观音化为梵僧降状罗刹，金齿龙泉寺下易罗丛村茉莉与黄龙生九子，授记细奴罗立国称王，救助阁罗凤击败唐朝李宓军，帮助段思平建大理国，并讲经说法，以佛教淳化大理风俗民情等内容。末段为寂裕的后记，简述其缘起。这部神话传说式的故事集，将蒙、段两氏开国神话予以佛教化，从中亦可了解大理受佛教影响极深。这部著作的作者与创作年代均不详。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圣源寺住持寂裕将《白国因由》做成雕版刻本，并将其中观音十八化的部分内容刊刻于圣源寺大殿隔扇门之上。1957年2月，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曾用原存圣元寺之版片重印，原版片毁于“”之中。1984年，大理州图书馆曾根据原本重排，印成线装本。1998年10月，又收入《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丛书》由巴蜀书社出版，成为如今通行的版本。在大理地区，这并非第一部以佛教故事讲述建国历史的著作。《南诏图传》（创作时间约为公元898年①），是大理地区现存最早将观音融入到建国历史中的作品。它对其后云南地区的方志著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至今盛行于云南，尤其是大理地区的观音传说皆滥觞于此。元末明初成书的《白古通记》，记述了从观音伏罗刹到阿育王与白国渊源，再到南诏时观音显圣七化助南诏建国，三灵白帝育大理开国皇帝段思平的历史，使得这种将封建王权与佛教的观音相结合的表述模式不仅得到了继承，还有所发展。这部“通过编纂白子国谱系，载述南诏大理至明初史事及传说，为白族展现了古代大理地区辉煌的历史和一个可以与汉文化相颉颃的儒佛交融的神奇世界”［3］的《白古通记》，它给处于朝代更替的动荡时期的白族先民以精神慰藉，让他们有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及至《白国因由》，学者侯冲曾将它作为“白古通”系小说，对其内容进行了考证。笔者认为，《白国因由》虽然成书较晚，佛教意味较重，甚至在表述历史时也多为佛教传说，但这部书将清康熙以前所有的史料、传说杂糅在一起，并将它们都依附于当地佛教信仰的最高神癨———观音，终于形成“观音十八化”②。南诏大理国的王权通过“佛教的阿育王与观音、土著的女神与山神，以及中国官方文献描述西南时所记载的重要人物”［4］混合组成一种“怪诞的系谱关系”［4］，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传达史实的功能……是我们理解云南施行佛教意识形态内容及状况的重要材料”［5］。如今，在圣源寺正殿的墙壁上，我们有幸依旧能看到这样神奇的组合———除了为人熟知的刊刻于大殿隔扇的《白国因由》及殿廊顶上的彩绘，还有那两面墙壁留存的墨书，南墙的下阙来自于《白国因由》的序跋，北墙的上阕虽不能完全辨认，但依稀可以看到“阿育王”、“释迦佛”等字迹。《白国因由》所载的观音幻化故事，一直与南诏、大理的开国历史联系在一起。它所保存的古老传说神话，对了解和研究大理地区民族、宗教、文学、历史，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而《白国因由》出现并仅存于圣源寺并非巧合。因为圣源寺所处的喜洲地区文化历史悠久，那里不仅是传说中白国国王张氏、大理段氏、大中国高氏的故里，也是南诏国统一后使用的第二座都城。同时，那里也被认为是《白国因由》一脉承袭的《白古通记》的创作地［6］。据张锡禄考察，圣源寺及观音阁皆为密宗寺院，且圣源寺内原有大理地区密教十方坛之一的观音坛［7］，足见圣源寺在大理地区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如今，圣源寺观音阁所供奉“观音老爹”，白眉长须，面含笑意，和蔼可亲。“从造像风格来论，他已经完全摆脱了梵僧观音那副苦行僧的模样，也冲破了阿嵯耶观音之神圣化和概念化的手法。观音老爹造像富于写实，充满世俗的生活气息，并极受民众信仰和崇拜”［8］。由此亦略可窥知大理地区佛教的一个特征：它不仅曾经代表了南诏大理国的王权特点，并且也已和苍洱之间的世俗文化融为一体。

在区委、区政府打造商业门户区和宜居先行发展战略目标指示下，在道里区卫生局的全面布置及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建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举全院之力，做了大量的有效工作，取得了成绩，为创和谐社会，在新医改、药改的前进路上迈出了努力创新、大胆实践的可喜一步，取得了实现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双营利。现总结汇报如下：

一、创特色发展是社区工作必须改革之路

社区的卫生工作遵循紧紧围绕创和谐社会、为社区居民服好务的理念去进行。①我们建国中心在开展康复托老的道路上已走过了3年的里程，从创新的角度，多次被省、市领导及媒体的认可。此次创星级医院，经专家组充分论证，认为此项工作在我市仍保持创新项目。不足之处就是我们开展的是为社区居民中的孤寡老人、低保、贫困老人，收费标准过低，政府补贴不到位，托老所连年亏损，方向是正确的，社会效益十分明显，我们将继续克服困难，为创和谐社区做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有的贡献，为政府在民生问题上减轻了社会负担。我们真诚希望得到政府的更进一步的物力、财力支持。②，由我们建国社区在全市率先开展了社区主任例会制，每月集中各社区主任到我们建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一次例会。内容：总结上个月的社区各项协同卫生工作，布置下月要在社区开展的工作。对社区主任接受新工作进行培训，互相沟通、传递医疗信息。经过一年的实践，使我们在完成社区各项任务上形成了方便、快捷的体系及保障。经总结，确认这确属我们所创的一条创新之路。

二、社区内涵建设，年年必上新台阶

1月~10月，我们重点抓了社区内涵建设的薄弱环节。①首先，我们建国社区重点抓了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采取与办事处多方协作、携手走街入户，对未在体检的65岁以上老人进行全面梳理通知，于7月份正式进行体检。截止今日，全社区的4080名65岁以上老人中我们已体检3468人，体检完成率85%以上，剩余部份经调查，均不在本地居住。此次体检应视为100%完成任务。②把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提高一定的高度，完成国家规定的指标。自年初起，我们就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从印刷健康档案到组织人员在各社区的配合下入户建档，付出了辛苦，终于在10月1日前完成建档。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7000份（28000人）健康档案。截止今日，我们的累计建档人数已达40800人，建档率达90%以上，已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数。其它指标也均已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规定，并已接受了半年考核，且成绩优异。例如：妇保、儿保、计划免疫等工作，多次代表区、市接受省及国家级的检查，经多方努力，我们建国社区康复科已正式运营，每月都能取得相应的经济及社会效益，对社区的康复指导管理工作打下了基础，填补了社区卫生工作中的不足，现每月康复工作量已呈逐渐上升的态势。

三、迎检优秀就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