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者范文10篇

2008年，我国电信监管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成立和电信重组的启动给电信监管带来诸多新课题。在新形势下，电信监管部门如何履行新职责、迎接新挑战、新的“怎么管”以及“管什么”又成了全行业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本刊将推出省通信管理局局长系列访谈，力求全面而深刻地分析新形势下电信监管所面临的问题，与业界共同探讨解决之道。

清楚认识发展方位

推动信息化基于两个判断

首先，我国总体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我们不能走工业化国家的老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因此，中央提出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命题。”苏少林说，现在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一条非常好的道路，应该从这个方面理解和贯彻中央的战略决策。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营销、管理和服务模式。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以及信息化与工业化、国际化、城镇化、市场化的互动发展，是我们国家所处历史方位的一个崭新命题，而这个命题需要行业和国家共同来做好。苏少林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成立只是国家从组织体系上来保证了命题的落实，更重要的还要有后面的一系列的措施来推动，将信息化上升到国家战略。

对于如何更好地推进信息化建设，苏少林说：“现在的行业信息化是整个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对信息化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从不认识到认识，从‘单一应用’到信息合成时代。这是一个过程。”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监管者腐败的心理特征分析；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证券监管腐败，是指监管者违反证券市场公认的准则和规则、为开展新业务而不得不承受的监管当局设租盘剥、监管者在行政审批中的设租行为、监管者在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弹性过大、监管者在日常管理中收受贿赂的行为、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也可以认为是监管者在腐败动机的推动下而产生的、需要产生腐败动机、外部刺激诱发腐败动机、腐败机会的存在使腐败动机转化为腐败行为、满足感、外部查处对腐败动机的影响、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使得违规操作的机会成本急剧降低、模型的均衡表示中介机构将以最优概率P选择违规操作并获得相应的额外收益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本文将主要探讨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并分析监管者的心理特征，进而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

[论文关键词]证券监管腐败中介机构监管者

证券监管腐败，是指监管者违反证券市场公认的准则和规则，利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权力，通过市场运行的某些环节，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由于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

一、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谢平、陆磊(2005)对中国金融腐败的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四分之三(71．5％)的证券机构认为证监会的处罚存在弹性，同时近90％券商认为证券监管透明度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券商对自身不规范交易行为的坦言不讳：88．8％的券商认为证券市场操纵很严重，虽然其中有一半人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收敛；82．5％的券商认为证券机构存在为企业进行包装等行为；近四分之三的券商坦承内幕交易的普遍性。谢平、陆磊等通过计算得出证券业腐败指数高达7．268658，亦充分说明了我国证券业的腐败程度较深。相比之下，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3592，虽然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但比证券业隋况稍好。

[论文关键词]证券监管腐败中介机构监管者

[论文摘要]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本文将主要探讨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并分析监管者的心理特征，进而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

证券监管腐败，是指监管者违反证券市场公认的准则和规则，利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权力，通过市场运行的某些环节，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由于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

一、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谢平、陆磊(2005)对中国金融腐败的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四分之三(71．5％)的证券机构认为证监会的处罚存在弹性，同时近90％券商认为证券监管透明度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券商对自身不规范交易行为的坦言不讳：88．8％的券商认为证券市场操纵很严重，虽然其中有一半人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收敛；82．5％的券商认为证券机构存在为企业进行包装等行为；近四分之三的券商坦承内幕交易的普遍性。谢平、陆磊等通过计算得出证券业腐败指数高达7．268658，亦充分说明了我国证券业的腐败程度较深。相比之下，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3592，虽然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但比证券业隋况稍好。

在金融监管腐败行为中，作为贿赂的供给者，金融机构存在两类行贿行为：一是为开展新业务而不得不承受的监管当局设租盘剥(胁迫)；二是为了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寻求监管庇护而进行的主动行贿(共谋)。监管者的受贿行为也相应分为两类：一是通过设租进行的贪赃而不枉法的行为，即行政审批中的受贿行为；二是通过收取贿赂而进行的贪赃枉法行为，即保护违规机构以换取个人好处。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中介机构的腐败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证券监管腐败，是指监管者违反证券市场公认的准则和规则，利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权力，通过市场运行的某些环节，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由于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

一、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谢平、陆磊(2005)对中国金融腐败的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四分之三(71．5％)的证券机构认为证监会的处罚存在弹性，同时近90％券商认为证券监管透明度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券商对自身不规范交易行为的坦言不讳：88．8％的券商认为证券市场操纵很严重，虽然其中有一半人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收敛；82．5％的券商认为证券机构存在为企业进行包装等行为；近四分之三的券商坦承内幕交易的普遍性。谢平、陆磊等通过计算得出证券业腐败指数高达7．268658，亦充分说明了我国证券业的腐败程度较深。相比之下，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3592，虽然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但比证券业隋况稍好。

在金融监管腐败行为中，作为贿赂的供给者，金融机构存在两类行贿行为：一是为开展新业务而不得不承受的监管当局设租盘剥(胁迫)；二是为了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寻求监管庇护而进行的主动行贿(共谋)。监管者的受贿行为也相应分为两类：一是通过设租进行的贪赃而不枉法的行为，即行政审批中的受贿行为；二是通过收取贿赂而进行的贪赃枉法行为，即保护违规机构以换取个人好处。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中介机构的腐败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监管者在行政审批中的设租行为。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源头。监管部门在中介机构市场准人、现场检查、业务监管及非业务监管等诸多环节中拥有完全权利。部分监管者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故意刁难中介机构，存在着能办不办、无故拖延、可一次办毕的多次办理、可一次告知的多次告知等不良现象。不规范行为迫使被监管者花费更多的成本以寻求正常业务开展，其实质是一种监管者盘剥被监管者“买路钱”的“设租行为”。

2．监管者在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弹性过大。突出表现是行政处罚环节中说情主义、打招呼、徇私情的现象严重，部分监管人员接受说情或者违纪收受礼品，违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有关规定，性质严重的问题不处罚或就轻处罚，性质较轻的问题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就重处罚，当重不重，当轻不轻，被监管者与监管者就处罚问题多有讨价还价，代表国家意志的行政处罚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弹性，行政处罚的严肃性严重弱化，政策法规的威严受到毁损。

[论文关键词]证券监管腐败中介机构监管者

[论文摘要]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本文将主要探讨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并分析监管者的心理特征，进而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

证券监管腐败，是指监管者违反证券市场公认的准则和规则，利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权力，通过市场运行的某些环节，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由于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

一、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谢平、陆磊(2005)对中国金融腐败的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四分之三(71．5％)的证券机构认为证监会的处罚存在弹性，同时近90％券商认为证券监管透明度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券商对自身不规范交易行为的坦言不讳：88．8％的券商认为证券市场操纵很严重，虽然其中有一半人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收敛；82．5％的券商认为证券机构存在为企业进行包装等行为；近四分之三的券商坦承内幕交易的普遍性。谢平、陆磊等通过计算得出证券业腐败指数高达7．268658，亦充分说明了我国证券业的腐败程度较深。相比之下，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3592，虽然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但比证券业隋况稍好。

在金融监管腐败行为中，作为贿赂的供给者，金融机构存在两类行贿行为：一是为开展新业务而不得不承受的监管当局设租盘剥(胁迫)；二是为了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寻求监管庇护而进行的主动行贿(共谋)。监管者的受贿行为也相应分为两类：一是通过设租进行的贪赃而不枉法的行为，即行政审批中的受贿行为；二是通过收取贿赂而进行的贪赃枉法行为，即保护违规机构以换取个人好处。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中介机构的腐败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MarketRisk)是指因市场波动而导致证券公司某一头寸或组合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些市场波动包括：1.利率、汇率、股价、商品价格及其他金融产品价格的波动；2.收益曲线的变动；3.市场流动性的变动；4.其他市场因素的变动。除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外，市场风险还包括融券成本风险、股息风险和关联风险。

市场风险是证券公司最经常面对的一种风险，是风险管理中的重点内容。市场风险给证券公司带来损失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奥兰治县(ORANGECOUNTRY)的破产突出说明了市场风险所带来的危害。该县司库将“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大量投资于所谓“结构性债券”和“逆浮动利率产品”等衍生性证券，但当利率上升时，衍生金融产品的收益和这些证券的市场价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出现了1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参与了与德国和美国利率相挂钩的利率衍生工具交易，当两国的利率水平上升高于合约规定的利率时（要求宝洁公司按照高于商业票据利率1412基点的利率支付），这些杠杆式衍生工具就成为公司所需承受的负担。在冲抵这些合约后，宝洁公司亏损了1.57亿美元。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CreditRisk)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贷款、互换、期权交易及在结算过程中因交易对手不能或不愿履行合约承诺而使公司遭受的潜在损失。这些合约包括：1.按时偿还本息；2.互换与外汇交易中的结算；3.证券买卖与回购协议；4.其他合约义务。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MarketRisk)是指因市场波动而导致证券公司某一头寸或组合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些市场波动包括：1.利率、汇率、股价、商品价格及其他金融产品价格的波动；2.收益曲线的变动；3.市场流动性的变动；4.其他市场因素的变动。除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外，市场风险还包括融券成本风险、股息风险和关联风险。

市场风险是证券公司最经常面对的一种风险，是风险管理中的重点内容。市场风险给证券公司带来损失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奥兰治县(ORANGECOUNTRY)的破产突出说明了市场风险所带来的危害。该县司库将“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大量投资于所谓“结构性债券”和“逆浮动利率产品”等衍生性证券，但当利率上升时，衍生金融产品的收益和这些证券的市场价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出现了1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参与了与德国和美国利率相挂钩的利率衍生工具交易，当两国的利率水平上升高于合约规定的利率时（要求宝洁公司按照高于商业票据利率1412基点的利率支付），这些杠杆式衍生工具就成为公司所需承受的负担。在冲抵这些合约后，宝洁公司亏损了1.57亿美元。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CreditRisk)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贷款、互换、期权交易及在结算过程中因交易对手不能或不愿履行合约承诺而使公司遭受的潜在损失。这些合约包括：1.按时偿还本息；2.互换与外汇交易中的结算；3.证券买卖与回购协议；4.其他合约义务。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MarketRisk)是指因市场波动而导致证券公司某一头寸或组合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些市场波动包括：1.利率、汇率、股价、商品价格及其他金融产品价格的波动；2.收益曲线的变动；3.市场流动性的变动；4.其他市场因素的变动。除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外，市场风险还包括融券成本风险、股息风险和关联风险。

市场风险是证券公司最经常面对的一种风险，是风险管理中的重点内容。市场风险给证券公司带来损失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奥兰治县(ORANGECOUNTRY)的破产突出说明了市场风险所带来的危害。该县司库将“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大量投资于所谓“结构性债券”和“逆浮动利率产品”等衍生性证券，但当利率上升时，衍生金融产品的收益和这些证券的市场价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出现了1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参与了与德国和美国利率相挂钩的利率衍生工具交易，当两国的利率水平上升高于合约规定的利率时（要求宝洁公司按照高于商业票据利率1412基点的利率支付），这些杠杆式衍生工具就成为公司所需承受的负担。在冲抵这些合约后，宝洁公司亏损了1.57亿美元。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CreditRisk)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贷款、互换、期权交易及在结算过程中因交易对手不能或不愿履行合约承诺而使公司遭受的潜在损失。这些合约包括：1.按时偿还本息；2.互换与外汇交易中的结算；3.证券买卖与回购协议；4.其他合约义务。

一、东欧金融体系缘何危机

由于金融风险的感染性，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快就波及到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时间不长，其金融体系尤为脆弱，在危机的冲击下几近崩溃。东欧国家的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欧国家的金融体系过于依赖西欧国家;同时，这场金融危机也暴露了欧盟跨国金融监管体制中存在的严重漏洞。当具有特殊金融体系结构的东欧国家面临流动性困难时，欧盟在对跨国银行监管制度中所采取的母国监管制度根本没有发挥监管保障作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欧国家的金融体系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以西欧国家为母国的跨国银行在欧盟得到了蓬勃发展。跨国银行的兴旺，给欧盟各国的金融发展都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那些新近加入欧盟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尤其如此。这些国家大多是已经将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的中等规模国家，以西欧发达国家为母国的金融集团控制着这些国家的国内银行业体系以及大部分的银行业资产。斯洛文尼亚36%的银行资产由外国金融集团所掌控，而爱沙尼亚的这一比例甚至高达97%。［1］7自2005年起，欧洲五大银行在各主要中东欧国家的市场集中率维持在48%到99%之间［2］，也就是说，少数几个跨国银行集团控制了中、东欧国家银行业的绝大部分份额。即使是在欧盟新成员国中最大的国家———波兰，外国银行在该国市场所占的份额也很大，以致它们对波兰金融体系的影响远远大于它们的母公司对母国金融体系的影响。［3］211－229

外国银行推动了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国内金融市场转型，使它们能够迅速赶上较发达国家的步伐。这些外国银行并购了很多东道国的当地银行，对它们改进管理结构、注入资金和技术，并且开发了新的市场，包括消费贷款和对那些难以通过外部融资获得资金的企业进行贷款。在这些外国银行所采取的经营策略的推动下，中、东欧东道国的金融业得以迅速发展。1998年，中、东欧国家刚刚开始发展金融市场时，它们的金融市场大多落后于GDP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但是2000年之后，它们已经基本赶超上来。在随后的短短5年时间内，这些国家的信贷相对于GDP的比例就翻了一倍，某些国家的比例甚至高达三倍。［4］

2006年年末，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年增长率从17%增加到64%。［5］这样的数据已经足以让人惊讶，但事实上这些数据仍然低估了实际的信贷增长，因为它们只计算了国内银行的信贷膨胀增长，没有计算对居民、企业的跨境直接借贷。面对金融业的高速增长，中、东欧东道国的监管机构开始担心本国金融业的发展，它们尤其担心信贷市场的快速扩张将难以持续，并且迅速扩张还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于是，这些东道国开始采取措施以减缓国内金融中介信贷扩张的速度，对它们提出更高的资金储备要求，并规定每个银行信贷量的上限。［6］15然而，这些监管措施对于抑制信贷扩张的效果微乎其微，信贷扩张仍在快速膨胀。东道国的监管者们发现，总体来说，那些在东道国获准经营的外国银行的子行还是遵守了新的信贷限制规定，但是它们设立在母国的母公司却并不通过它们这些子公司输送信贷，而是直接提供贷款给东道国的消费者们。另外，一些驻地在母国的母公司还在东道国设立了很多融资租赁公司和其他机构，这些机构能够像银行一样向东道国注入大量信贷资金，并且不受东道国银行业监管规则的规制。因此，东道国监管机构颁布的新监管措施，对于跨国银行集团而言并没有起到有效的监管和规制的作用。［1］6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东道国的监管机构与母国监管机构进行了磋商，希望能够在监管跨国银行问题上形成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监管合作机制。然而，银行母国的监管机构对这些问题却不以为然。它们认为，这些跨国银行不仅仅是在提出这些问题的东道国从事经营活动，它们还在其他很多国家也进行诸多金融产品的经营，母国监管机构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去干涉。

恰恰在此期间，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溢出其国境，引发了全球性的信贷紧缩。由于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性发生紧急刹车，这些跨国银行的母公司发现自己也很难从银行间市场募集资金来继续在东道国的扩张性经营策略，于是它们舍车保帅，大量削减在外国市场的信贷活动。外国银行的信贷急剧收缩，使得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金融市场遭受了资金大量外流的打击。2008到2009年间，从外国的资金流入忽然停止，随之而来的是东道国国内资金开始大量外流，这使得东道国的经济直线衰退，很多国家被迫向多边国际组织寻求帮助。在此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很多国家提供了紧急贷款。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及欧洲投资银行设立了一个联合行动计划，投入245亿欧元以支持这一地区的银行业。另外，欧洲中央银行也为欧元区外的中央银行提供了额外的流动性帮助。作为欧盟诸多跨国银行东道国的中欧、东欧欧盟成员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

二、跨国银行监管制度的缺陷

本文作者：李沫工作单位：中南大学法学院

“协商制定规则是以合意为基础的过程，通常由行政机关召集，利害关系人藉此可以就规则的实体内容进行协商。”⑧“协商行政立法旨在回应对抗性规则制定过程的失败，直接利害关系人就规则进行协商，可以恢复规则制定的正当性。”⑨但是，作为一种行政活动方式，协商性监管的内容不应当只限于制定监管政策本身，政策制定后如何实施、在政策中设定的主体的权利义务如何实现也是这种行政活动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从程序上看，协商性监管应当包括协商制定监管政策和政策实施两个阶段；从实体内容上看，监管政策的制定主要是指监管目标的确定和实现目标的应然要素的明确，包括以契约方式明确主体的权利义务；监管政策的实施则是监管政策目标的实现过程，即通过契约方式或其他方式将主体的权利义务付诸实现。协商性监管在性质上类似于行政合同，但又不同于行政合同，比如，协商的结果可能是政府以行政许可的方式同意被监管主体从事某一行为以实现监管目标。从实践来看，协商性监管一般表现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协商模式，例如，到1996年，约占荷兰工业能源消费90％的1000家公司参与了自愿协议。2000年，占荷兰大部分耗能的工业部门，包括石油、钢铁、有色金属、酿造、水泥、化工、玻璃、造纸、制糖业等，又与政府签署了新的协议，以应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2001年12月，荷兰政府还针对中等规模的能源用户与16个部门的520家企业签署了新一轮的减排二氧化碳长期协议（LTA－2），协议期限为2001—2012年。⑩但是，协商性监管也有监管者与第三方组织模式。例如，1996年，德国高能耗行业和能源部门的14个工业行业协会《全球变暖工业宣言》，自愿承诺到2005年在1990年基础上降低能源消耗20％；法国政府与制铝、玻璃、钢铁、水泥、石灰、橡胶等7个行业以及许多企业签署了自愿协议，形成了企业承诺和行业承诺并存的格局。瑏瑡由此可见，协商性监管的主体范围并不仅限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从当前各国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来看，“第三方组织”在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据有学者分析，“近年来，公共行为使用的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解决公共问题的新工具数量激增。更重要的是，这些广泛应用的新工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的运作具有间接性，表现为由公共部门投资及授权的政策项目在执行中通常广泛地纳入各种‘第三方’组织。”“第三方组织”的兴起不仅在美国如此，“加拿大和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如此，因此，将其称为一种趋势或者说潮流是不为过的。”为应对第三方组织带来挑战，药方就是推行“新政府治理”（thenewgovernance），其内容之一就是———谈判与磋商———这是为现已存在的第三方组织提供的实现公共目标的第三条道路（相对于命令控制与私有化道路）。瑏瑢由此可见，谈判与协商是同“第三方组织”天然联系的一种监管方式，即，“第三方组织”可以成为协商性监管的主体，并且从趋势来看，第三方组织将成为协商性监管的主要主体。综上，协商性监管是指为了实现政府监管目标，监管主体与被监管主体或第三方组织在对话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制定监管政策和目标，并围绕目标的实现以契约或其他形式明确各自权利义务且付诸实现的监管方式。

协商性监管带来的挑战

（一）复杂化的委托关系在传统命令控制性监管模式下，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并非委托关系，而在协商性监管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构成委托关系，即监管者以契约形式委托被监管者实现监管目标，这就带来了通常说的委托问题，人并非总是按照委托人的意志行事。在第三方组织参与的情况下，委托问题将更加突出，因为委托链条被加长，原来的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变为监管者委托第三方组织、第三方组织再委托被监管者之间的关系。对此，网络理论给出了解释，认为即使人认同委托人的目标，委托人在协作关系中仍然难以实现其初衷。究其原因，是因为复杂的网络关系通常具有以下4个属性：首先是多元性（pluriformity）———他们涉及各种各样的组织和组织类型，其中许多组织并不具备充足的合作经验，也不了解彼此的运作方式；其次是自我参照性（self－referentiality）———通常各组织都有其自身的利益和参照，因此也是从自己的角度与需要参与到网络之中；再次是不对称的互相依赖性———同一网络中的各方，包括州政府在内，尽管互相依赖，但这种依赖关系并不完全平衡，即使各方追求同一目标，他们仍然可能难以全面合作，因为它们对此目标的需求程度不同、排序不同或时间安排不同；最后是动态性———网络即便在实施其愿景时，所有的因素也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瑏瑣（二）对传统行政管理惯性的挑战不论现在以权力—服从为主要特征的行政国家有多么强大，我们仍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随着民营化、服务外包、公众参与的兴起，以协商为主导的合作治理模式发展迅速，并已然成为一种潮流。合作治理试图围绕联合解决问题与远离控制裁量权从而重新定位管制事业，回应对规则制定之质量、可行性与正当性连篇累牍的批评。瑏瑤协商性监管这种合作治理模式的产生对习惯于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行政机关是一种挑战。在协商性监管模式下（特别是在有第三方组织介入的情况下），行政管理变得更为复杂，它要求行政机关更具有主动性、能动性。正如美国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指出的，“原本在直接政府行为中可以由政府内部临时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了必须预先估计到且写入与第三方签订的具法律效力的合同中。类似地，激励机制必须设计合理，既要足以鼓励有益的行为，又不能导致暴利收入；必须在复杂的决策链条的众多节点上达成共识；必须将离散的组织打造成具有共同行动能力的有效网络。这其中的每一项任务不仅需要广博的项目知识，还需要足够的策略技巧、对不同工具在操作过程中涉及的指标的详细了解、对各种工具涉及的多方机构的内在需求有所认识、以及对工具应用的具体背景有精细的洞察。”瑏瑥同时，协商性监管也形成了对传统行政行为的挑战。尽管协商性监管的实施可能仍然采取传统的行政方式（如行政许可），但其实施已不再是传统简单的行政许可，以美国的杰出领袖工程为例，通过这个工程，环保署可以批准以单一的综合性许可取代公司传统上为了控制同一场所多种源头（例如管道或烟囱）的排放而要取得的多重许可；或者，环保署可以比传统许可适用期限更长，而且允许对排放限度进行不同配置的多重许可。瑏瑦试图获得这种许可的公司，必须与联邦和州行政机关协商一份不具有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这被称为“最终方案协议”。该过程还要求获得利害关系人的支持。

协商性监管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强化

协商性监管导致的委托问题主要依靠强化激励与约束机制来解决，通过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使得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或者监管者、第三方组织与被监管者尽量围绕监管目标的实现而行动。（一）对被监管者和第三方组织激励机制的强化对被监管者和第三方组织而言，协商性监管的激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激励其参与到协商中来，二是激励其积极履行协议或积极实施行为，这可以从三组不同的主体及其之间的关系来考察：1．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监管者对被监管者的激励主要是扩大激励的范围和种类。这种激励方式同于另一种正在兴起的行政监管方式———激励性监管———若被监管主体自愿实现监管目标，可以给予其直接的经济利益，如减免税优惠、财政支持（财政补贴和技术开发援助等）、金融扶持（提供优惠贷款等）、优先采购、绿色采购、优先立项、奖励，等等。此外，社会契约制度（SocialContract）也是在国外正在兴起的这样一种激励机制：社会契约制度（或称成本调整契约）在美国电力事业部门中广泛运用，作为激励型规制在实际中运用的良策而闻名于世。具体而言，是指规制当局与被规制者之间在修订收费时就设备运转率、热效率、燃料费、外购电力价格、建设费等签订合同，如果能实现比合同规定的成绩好则给予企业报酬，否则给予处罚。当然，除了直接的经济利益激励，也可以是间接经济利益激励，如被监管者的投资倾斜、产品定价优惠、市场优先准入、提供经营便利、特许投标制度（FranchiseBidding）等等，市场主体可以通过监管主体的这些行为间接获得经济利益。2．监管者与第三方组织。对于第三方组织参加的场合，上述激励方式并非都是合适的。政府应根据第三方组织的性质确定不同的激励方式：如，对于盈利性组织，同样可以采取财税优惠、市场优先准入等适用于被监管主体的方式；对于下属政府机构，则除了财政分配上的优惠，更应强调政绩的激励作用；对于非盈利性组织，则包括办公场所、经费、设备等方面给予扶持，给予信息提供的便利等。此外要注意的是，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第三方组织与政府一般都有特定的关联，如或为国有背景（如国有商业承担第三方组织时），或实为政府控制，或本来就行使一定的行政职能（如某些行业协会），在这种背景下，保障第三方组织的独立性是前提，否则激励的结果可能变异为利益的转移，难以保障激励的适度。3．第三方组织与被监管企业。由于监管目标的实现最终要体现在被监管主体身上，因此，即使协商性监管中参入了第三方主体，也最终要突出第三方组织对被监管企业的激励。从理论上分析，第三方组织同被监管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约束而非激励，因为在有限政府的潮流下，政府不一定能约束企业，而第三方组织则一般对企业起着事实上的约束作用，比如行业协会对企业的约束，企业离不开团体组织，它需要借助团体组织的优势实现自己的目标，团体组织往往便可以以其不遵守规则将其排斥在外为由迫使其遵守。这就是声誉机制，在一个团体中，不遵守组织规范的成员可能臭名昭著。但是，激励措施也是需要运用的，在第三方组织为政府部门或企业组织或非行业协会组织时，企业同第三方组织并无成员与团体的关系，第三方组织的内部规范不能约束企业，此时，第三方组织可以借助声誉机制（如评奖）来激励企业实现监管目标。（二）对监管者、被监管者与第三方组织约束的强化1．政府公信力建设。在我国当前转型时期，政府的公信力正遭受危机，对于协商性监管而言，这种公信力危机主要可能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权力寻租，监管主体不是真正为了实现监管目标进行协商，而是利用其实施协商监管时掌握的资源以权力为资本，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这样，监管者实际被俘获，参与协商的市场主体不大可能成为诚信履行协议的主体，监管部门也不会关心其最终协议的履行情况。同时，寻租行为还会产生“逆向选择”效应，参与协商的市场主体最终都是为了追求“权力租”的主体，真正有心参与且诚信履行的主体被排除在外。二是监管主体毁约。在私法领域，协议必守是一项基本原则，但协商性监管并非纯粹的私法协议，它有公权力主体和公共利益和目的在内，因而协议的履行不可能完全适用私法原则。也正是基于此，监管者可能以公共利益、公共目的等为由而毁约。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一个很宏观的问题，对于协商性监管而言，强化对监管者的约束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求协商监管公开，即，监管目标、监管标准公开，协商过程公开，协议履行情况公开；二是裁量权受限制，协商的过程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否则就不称为协商，而这过程中必然要涉及监管主体的坚持与让步，也就是裁量权的行使问题，此裁量程序应当法定。三是责任追究制度。不论是权力寻租的监管主体及其成员，还是滥用自由裁量的主体，还是没有正当法定理由毁约的主体，均应当承担法律责任。2．协商性监管的信息披露。一是协商过程中的信息披露。这种披露同于上文谈到的“协商过程公开”，可以约束监管主体的滥权行为。这种强制性的信息披露约束也可以迫使当事人认真进行协商，而不是停留于走形式，有助于将来协议的实施，“规制者与排污企业之间由于分工的不同，导致两者之间在污染的产生与排放、治理技术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充分的信息往往是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因此能否获得充分信息是自愿性环境协议实施的关键。在谈判协商机制中，双方经过多个回合的动态博弈过程，环境管理部门逐步释放出影响决策制定的污染排放量、治污成本、技术、企业家的风险偏好等相关信息，而企业也会逐渐了解到政府部门的相关信息，这样，通过信号传递，实现充分的信息披露，从而保证自愿性环境协议的顺利实施。”瑏瑨二是被监管主体履行信息的披露。虽然协商性监管协议或协商颁发行政许可中都会有关于被监管主体的约束条款（如违约责任、收回许可），但这不能避免机会主义倾向的被监管主体的违约行为或不正确作为。况且，在协商性监管中，协议不同于私人协议，对于被监管主体的违约行为，监管主体追究责任的动力并不如私人主体那么强烈，协商颁发行政许可这种附条件的行政许可中监管主体也类似。履行信息披露可以克服这种缺陷：一方面，信息披露有助于监管主体方便掌握被监管主体的履行情况，对于违约或不正确作为倾向可以事先采取措施；同时，被监管主体的违约信息及不良信息披露也是一种声誉机制，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来惩罚违约者，例如，上市公司就很在乎声誉，声誉受损其股价将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