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体系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在探讨会计监管体系概念的基础上,从会计信息的流程、会计监管主体之间的关系、会计监管内在运行机制等多个视角对其构建进行了分析。

近年来,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欺诈、失实现象泛滥,导致政府对会计监管的力度不断加强。如何构建一个有力、有效的会计监管体系,以减少造假事件的发生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会计监管体系的概念

有关会计监管体系的概念,目前尚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监管体系是涉及监管主体与监管客体之间、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监管主体与其他相关组织之间、监管客体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关系定位。笔者这里借鉴监管体系的概念,试着给会计监管体系下一定义:会计监管体系是包括会计监管目标、会计监管主体、会计监管客体、会计监管原则诸要素在内的统一的整体。它主要包括了三部分的内容:

(一)会计监管体系的特定功能,即会计监管目标的指向

会计监管目标有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之分。总体目标是为了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实现帕累托最优以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具体目标是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增强会计信息的含量或者保证会计目标的实现。

一、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补“统一监管”的短板

从监管体系看，金融监管分为统一监管与多边监管。多边监管以美国为代表，统一监管以英国为代表。美国是一种典型的“多边监管”模式。次贷危机表面上是美国银行利率上涨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引发的资金链断裂造成的，其深层原因却在于美国的“多边监管”体制的缺陷。美国的多边监管，纵向上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双重监管，在联邦层面主要包括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储蓄管理局、信用合作社管理局等七个机构；横向上则是各专业机构的分业监管，对商业银行的监管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证券业的监管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对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的监管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对储蓄贷款协会和储蓄贷款控股公司的监管由储蓄管理局负责，对信用合作社的监管由储蓄管理局负责〔1〕。次贷危机极大地暴露出美国多边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即监管疏漏与监管重叠并存。一些跨机构、跨市场、跨部门的穿透产品（如次贷证券化）拆除了各类市场之间的藩篱，形成了一体化的联动市场和产品链，多边金融监管难以对这样的产品进行有效监管。危机后，美国成立了跨部门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以扭转以往监管疏漏、协调不力和监管职权受限的困境。英国经历过从多边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型。1997年之前，英国实施分业金融监管，9家金融监管机构九龙治水，不仅协调成本高，而且缺乏一个足够权威的机构来应对危机。以致当危机来临时，监管部门无法通过协调一致行动。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就因其新加坡分行投资业务失控，监管部门因协调困难错过了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1997年，英国开始实施统一的金融监管，设立英国金融监管局（FSA）；2000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标志着英国金融统一监管体系的正式形成。该法堪称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规定英格兰银行不再兼有银行监管职能，只承担货币政策职能，对金融行业的监管职能由金融服务管理局全面承担。2009年英国在《改革金融市场》中提出，拟建立金融稳定理事会，负责防范系统性风险，以维护金融整体稳定。英国的统一监管模式对全球金融改革有着广泛的影响。据统计，目前世界上采用统一监管机构模式的国家有56个。在这次危机中，采取统一监管的英国、日本和德国受损较小，这也充分说明了统一监管模式的优越性所在。我国现行的金融系统，与美国以及英国早期（1997年之前）有较多相似之处。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了“分业＋分段”监管模式，“一行三会”各司其职，缺乏政策协同性，协调成本高，容易形成政策叠加或政策背离。如2010年9月，为有效盘活信贷资源，人民银行指导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推出全国银行间市场贷款转让平台，但同年10月，银监会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转让业务为由，造成该业务实质停滞。2014年8月，银监会又单独打造推出功能相同的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人为造成信贷转让市场分割。不同金融行业在金融业创新和交叉监管上缺乏协作和配合，监管套利层出不穷。“一行三会”之间虽然有“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但各监管部门之间协调难度大，一旦出现跨机构、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金融风险时，由哪个监管机构来负责很难确定。这种分业监管体制与国际上金融监管已形成的统一监管趋势相背离。为了克服在分业监管体制下的弊端，有必要建立统一监管体制。统一监管符合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发展趋向。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不仅能解决“一行三会”的协调统一问题，而且从体制上根本解决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弊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与原有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相比，在统筹协调方面，职能完整，这标志着中国的金融监管基本框架从分业到统一的转型。

二、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短板

在监管方法上，金融监管分为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传统监管理论认为，单个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就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危机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缺少宏观审慎监管难以应对系统性风险，这也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风险防范要有一个连接点，在微观审慎监管制度安排下，由于监管机构的过度划分，使得各家监管机构都关注自身职责范围内的风险，这样会在金融体系内产生负外部性。于是，需要从宏观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理念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清算银行就提出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开始广泛运用到金融领域。次贷危机则在制度上将“宏观审慎监管”引入国际金融监管框架。2009年以来，历次G20峰会都将宏观审慎政策纳入公告文件。危机以来，宏观审慎政策理论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的重要依据，并成为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主要发展趋势。“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不仅是从系统性角度出发，对金融体系进行风险监测，而且对单一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也起到防范作用。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拓展和互补，不是简单的加总（二者区别见表1）。〔2〕那么，谁来行使宏观审慎监管呢？国际上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行使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在IMF的调查样本中，有1/3的国家成立一个专门协调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机构的协调委员会。如美国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主要负责监测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潜在的风险。英国成立一个新的金融政策委员会，并将微观审慎监管整合进英格兰银行，负责监测系统性风险。欧盟也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整个欧洲的金融体系稳定性。第二种模式，是由中央银行承担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从历史演进看，中央银行是在不断应对金融危机中产生的，具有天然的稳定金融体系的责任。2010年，IMF对50个国家进行了调查，有50%的国家对微观审慎监管与中央银行进行了整合，专门成立了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美国尽管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但美国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责主要集中在美联储，美联储在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中有其独立的席位。在韩国、瑞士、爱尔兰、秘鲁则没有专设金融稳定委员会机构。在国内，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应该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部门，一直是个争论的焦点。《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有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责，但该法律并没有明确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而中国人民银行下设金融稳定局，又说明中国人民银行完全拥有进行宏观审慎监管的条件。理论上，“三会”负责微观审慎监管，是控制金融机构个体风险，“一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是为了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在实践中，央行作为名义上的监管协调者，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央行暂不具备对金融市场进行全方位监管的职能，在与“三会”协调过程中，二者常有冲突。因此，有必要强化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突出地位和作用。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由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这对于识别、评估、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深远意义。

三、加强行为监管：补“双峰”监管理念的短板

从国际监管改革趋势看，行为监管的作用日趋重要，即要体现“双峰”监管。所谓“双峰”监管，就是将金融监管机构分成两个，一个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一个则是保护消费者，即“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的“双峰”。“双峰”理念是英国经济学家迈克•泰勒（MichaelTaylor）在1995年提出的。泰勒形象地比喻，审慎监管像医生，目标是治病救人，发现了问题会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医治；而行为监管则类似于警察执法，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后会立即处罚，对当事人严肃问责（二者的不同特点见表2）。“双峰”监管模式起源于英国，却由澳大利亚率先践行。在2008年以前，澳大利亚就成立了两个跨部门的监管机构：一个是“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专门针对金融机构的商业行为规范进行监管；另一个是“金融稳定委员会”，专门针对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监管。与澳大利亚专门成立两个独立双峰机构不同，荷兰选择中央银行来行使审慎监管职能，行为监管则继续由金融市场管理局负责。由于权力配置与机构设置完全契合双峰理论的特征，故称之为“经典双峰”。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全球33个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金融机构盈利水平保持稳定，是没有出现任何金融机构倒闭或需要政府救援的国家，这与其最早采取“双峰式监管”密不可分。鉴于澳大利亚、荷兰等实行“双峰”监管的国家在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危机后，如何体现“双峰”监管理念，各国都在探索。2007年英国政府开始对本国金融危机时的表现进行反思，英国财政部认为，三方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是英国未能预测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3〕，于是从2013年4月开始启动“双峰”监管改革。与澳大利亚和荷兰的“经典双峰模式”（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模式完全契合双峰理论的要求）不同的是，英国实行的是“准双峰”模式，即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在英格兰银行内下设审慎监管局（PRA），并单独设立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直接向英国财政部和议会负责，即PRA与FCA双峰的机构层级低于英格兰银行，其最终确定的监管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方式有别于澳大利亚。危机后，美国也朝着一种修改的“双峰”监管模式改进，成立全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以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免受金融不当行为的侵害。有人甚至提出“双峰”监管模式可能会是未来最理想的监管结构。表2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不同特点“双峰”监管的优势是职责权限划分明确，将行为监管主体和审慎监管主体分离。由一个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相关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即“左眼监管安全”；由另外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商业行为和消费者保护问题，即“右眼监管服务”。既避免功能重复，又消除监管漏洞，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冲突和恶性竞争。当金融稳定目标与消费者保护目标发生冲突时，“双峰”监管模式明确规定，审慎监管机构首先应该以金融稳定为主。从国内实践看，2011年以后，“一行三会”都在各自领域设立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形成一种分业体制下“内双峰”监管体制。在这种“内双峰”监管体制下，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密切程度远甚于监管当局与金融消费者，消费者保护目标仍是弱于审慎监管，很难从根本上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发生在2015年的中国股灾说明，单一行业的消费者保护部门没有能力来维护和稳定市场信心。当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场外配资快速增长，风险集中爆发时，监管部门却无法全面掌握融资的真实状况，也就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强行为监管，但并没有提到要成立新的部门来落实。建议可整合目前“一行三会”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功能，在金融监管制度安排上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区别对待，确保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随着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设立，我国并不需要像英国一样对金融监管框架做出大调整，可以考虑在央行内部设立行为监管部门。由于央行不负责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能着眼于整个系统、系统内各方关系，在行为监管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摘要]文章通过比较中国和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后的监管模式、监管目标、监管方式和手段等方面，思考如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才更适应中国金融业发展，试图从中得到启发和获得有意义的借鉴。

[关键词]中国；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风骚。2002年5月1日，德国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成立，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而在我国，随着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沿用了近5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银行监管“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正式结束，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系已基本确立。因此，研究中德两国同在21世纪初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正确认识和比较两国金融监管体系，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一、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1.金融监管模式不同。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类型主要是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PBC）、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证监会（CSRC）、中国保监会（CIRC），体现了严格分立的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最先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而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多次进行了重大改革，终于形成目前的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09家城市信用社、近34万家农村信用社、200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以及15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在德国，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和保险业务间的区别正逐渐消失，银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一体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那些能够在市场上容易有效地扩大产品范围的银行、金融服务业以及保险机构间就形成了跨行业联合集团。与此相适应，成立现代一体化监管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同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结构考虑到了行业区别：为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资产管理成立了独立的组织部门。而那些跨行业任务则由从传统监管功能分离出来的几个交叉业务部门执行。因此，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集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资产管理（BAWe）为一体，代表了完全整合的监管模式。它整合先前的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BAWe）的办公机构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并且集监管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功能为一身。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联邦机构，由隶属联邦财政部的部长通过公共法掌管。具有法律特性。两个办公室分处波恩和法兰克福，大约有1000个雇员，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监管2700个银行，800个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个保险机构。新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有利于监管局间的信息交换、有利于组织间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增强德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2.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方式不同。按照授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不在各州设立下属机构，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监管，就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和这些办事机构下属的118家分行承担。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只是代为承担银行监管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将监管的情况向金融监管局报告，由其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央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这使得金融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不过因行使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可从央行那儿获得。而央行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做的报告，也会向金融监管局提供。同时中央银行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部门的审慎监管。一是中央银行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监管发挥作用；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内含联邦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三是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共享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参与金融监管。在中国，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其原先的银行监管职能交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银监会完成，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也分由证监会、保监会管理。三者并列，处于同一层次。在金融监管信息的获得方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具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从平级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采集、汇总信息，并逐级上报最高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具有向金融机构征集信息的权利。由于侧重点不同，央行获得监管信息和其他三个机构获得的监管信息很多时候并不对称。

摘要：平台经济监管的主要问题在于，平台经济中存在政府和平台企业两个监管主体，这与传统的监管架构不匹配，为此我们提出了“政府监管平台企业，平台企业监管市场”的双重监管体系。文章主要针对政府监管平台企业这一环节，探讨政府如何区别平台企业，对不同类型的平台企业施以不同侧重的监管。

关键词：平台经济；双重监管；政府监管；平台监管；分类监管

一、引言

2018年8月，滴滴平台“温州女孩”事件再次将平台监管问题变为了热议的中心。平台经济下，平台企业已经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担当起了市场监管者的角色（Hagiu&Wright，2015；Rochet&Tirole，2006）。然而，现有的市场监管结构仍然是以政府机构的监管为主（李凌，2015），并没有为平台企业的监管提供相应的政策空间和实施机制。正是由于现行的监管框架难以容纳政府机构和平台企业两个监管主体，才造成了平台经济中常出现的过度监管或是监管空白的现象，进一步的导致了平台经济的运行出现了诸如出行服务类平台的安全问题、商品交易类平台的假冒伪劣问题以及互联网金融类平台的欺诈跑路问题。对于平台经济的监管，我们曾提出“政府机构监管平台企业，平台企业监管市场”的双重监管体系（Yong，Hua，Hangetal，2017；王勇和冯骅，2017）。这样的双重监管体系一方面可以理清两个监管主体的监管关系和监管侧重，减少过度监管或是监管空白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可以使政府机构和平台企业两个监管主体分别取长补短提高监管效率。本文将针对政府监管平台企业的这一环节，讨论政府如何对平台企业施以监管，才能使平台企业所运营的市场更加规范繁荣。具体的，政府对平台企业进行监管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用一套办法管理所有的平台企业。不同类型的平台企业有着自己的特征，因此，政府的监管也需要根据平台企业的经营特征和逐利特性（王勇和邓涵中，2017）进行分类监管。接下来，我们将平台企业分为商品类交易平台、服务类交易平台和互联网金融平台三类，对政府监管的不同侧重进行讨论。

二、商品类交易平台

商品类交易平台主要指的是可提供网络购物的平台，比如国内的淘宝、天猫、京东、当当等。这类平台市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假冒伪劣问题。虽然政府部门、平台企业一直在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做出努力，但假冒伪劣商品仍然充斥着我们的网购生活。2018年2月，中国消费者协会《2017年“双11”网络购物价格、质量、售后服务调查体验报告》，指出“海淘”商品涉嫌仿冒较多，非“海淘”商品服装质量问题相对突出。而淘宝网也因为涉嫌销售假冒商品，再度被美国列入“恶名市场”黑名单。对于假冒伪劣问题的长久不治，主要还是因为政府部门和平台企业都有着自身的监管局限性。然而，如果二者能够建立联动，将监管资源合理分配，则定会大大改善这一问题。接下来，将从事前监管、事中监管、事后监管三个层面，梳理平台企业监管和政府机构监管的定位和重点。事前监管。政府部门的事前监管主要是设定平台企业的准入门槛。政府部门需要对平台企业的资质进行审核，判断平台企业是否有能力搭建市场、运作市场以及监管市场，继而进行备案等，防止出现欺诈钓鱼平台，浑水摸鱼以假乱真蒙骗消费者。平台企业的事前监管主要是限定与审核市场用户的准入，一方面，平台企业需要对市场中的卖家进行审核，查验卖家的经营牌照、经营范围以及经营规模等资质，另一方面，平台企业需要对市场中的用户进行审核，比如推动实名制注册与交易，避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用户扰乱市场。事中监管。政府部门的事中监管主要是对市场的抽检，避免平台企业出现监管松懈、内部腐败的情况，帮助平台企业克服监管的局限性。平台企业的事中监管主要是使用大数据的手段，甄别假冒伪劣商品，识别存在潜在机会主义行为的用户，比如，根据商品的生产地点、运送路径等甄别假冒商品，根据用户历史行为数据，为交易对象提供参考与警示。事后监管。政府部门的事后监管主要是对市场中机会主义行为的用户进行惩罚，对平台企业施加连带责任惩罚。平台企业的事后监管主要是对市场中机会主义行为的用户进行惩罚，同时做好交易的善后工作。此外，政府部门和平台企业还应不断完善举报投诉机制。对于用户之间等纠纷，可由平台直接处理；对于投诉平台企业，涉及平台监管松懈与内部腐败问题的，应建立直接与政府部门沟通的渠道。对于监管的重点。政府部门的监管侧重应为：事后监管>事中监管>事前监管；平台企业的监管侧重应为：事中监管>事后监管>事前监管。首先，弱化事前监管，是鼓励行业发展与创新，提高审批效率的一种方式；其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平台企业重事中，政府部门重事后，这样更有利于强化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促使平台企业承担起监管者的角色；最后，这样的监管布局有利于分别发挥政府部门和平台企业的优势资源，避免形成监管资源浪费和监管空缺，也避免了政府部门过多干预平台企业的经营，有利于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改革。

[摘要]在云计算与区块链等技术赋能下,传统金融监管模式难以为继,创新金融科技监管模式,建立智慧监管体系势在必行。由此基于协同监管理念提出智慧监管生态体系与微观运作机制,从监管方法、监管制度和监管技术提出解决之策。

[关键词]金融科技;监管科技;智慧监管;金融生态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金融产业融合不断加深,金融科技模式应运而生。在经济新常态及疫情冲击背景下,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为金融产业创新和经济的再次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金融科技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推动了传统金融业务的移动化、线上化与智能化发展,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了许多新的金融业务模式与经营方法。但在互联网信息技术赋能下,金融科技又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且新型金融风险的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更大,对金融科技监管提出了更多要求[1]。伴随着金融科技创新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金融产业日益呈现出金融产品交易种类和结构复杂化特征,与之相关的金融监管信息非对称性问题日益凸显[2]。例如,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金融机构在技术创新掩盖下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使得监管机构无法准确掌握金融机构实际经营状况[3]。因此,金融科技产业创新的发展迫切需要监管科技(RegulationTchnoloegy)的发展与支持。

二、我国金融科技监管问题与难点

(一)监管方式与政策法规较为落后缺乏前瞻性,风险管控难度较大

一、我国金融行业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所进行的所有监管举措都是为了能够让企业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里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企业也可借此来获取更多经济收益。但是，这种看似非常有益的监管体系，实质中却存在很多矛盾。

第一，监管部门过于频繁进行重复监管，可能造成监督矛盾日益激烈的同时还降低了监管工作的实质效用。与此同时，过度的监管调控还可能致使监管加大冲突频率。全国的金融机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组织、证券部门以及各保险公司都已实行了监管，所承担的相应职责分别是通过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承担。此类监管的模式都因金融控股企业的产生受到了巨大冲击。在各监督机构目的、标准体系，以及操作方法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各个监督管理部门活动存在很大偏差，倘若金融控股企业只受单一机构监管，单一监管机构的监管者自愿接受其它监管者所负责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小。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的各不相同，也可能致使监管冲突发生。

第二，各监管部门之间因监督目的各不相同，则难以在彼此之间进行协调，调节性能与效率不高。关于金融监督的问题，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都是同一个水平。假使一家金融组织同时经营各项金融业务，比方说既从事银行业务，同时又开展保险业务或者证券业务，如果某项金融业务产生了风险，如何确定由哪家监管机构带头，选择哪家监管机构最终进行决策等实际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中国金融控股企业已经产生同时不断持续的发展，其运营方式可划分以下两种：第一种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比如银行控股公司（即控股企业为商业银行）全资或控制部份股权，包括附属部门或子公司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类型的服务性质公司以及非金融性实体。这样的金融控股企业特点表现在母公司本身，设立了银行经济业务。所管理与控制的为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部门或者子公司，各附属部门或独立的子公司自主对外进行与业务相关的活动，同时承担与之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风险。集团高管有决策权对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任免及其它附属权利，并对重大事项决策产生影响。现阶段，与之形式相似的银行控股企业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第二种是金融控股公司为纯粹性质，集团的控股企业不是银行的金融组织。全资拥有或控制大部份股份，其中包括集中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服务公司和非金融服务公司的分支机构以及子公司。此类金融控股企业的特色是总部（母公司）本身并没有从事金融相关活动，但其关联公司或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控制进行独立的涉外金融服务，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集团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甚至是孙公司通过管控股权进行监管，集团公司（母公司）董事会对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拥有决定权，同时对子公司重大决策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国内这类型的金融控股集团主要有中信企业、光大企业、平安企业等。我国目前实行以金融业内不同的机构主体及其业务划分而分别进行监管，很难开展对金融控股企业以及相关金融业务的监督管理。其次，金融控股企业下层设置的组织机构互相参股现象，导致法人结构难于分析，企业规模庞大以及跨国经营致使内部管理机构层次多样化，企业金融业务牵涉不同金融业务，又导致运营复杂化。从一个角度来说，致使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大，给金融控股企业的外部监管也带来了许多阻碍，可能致使监管真空；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由于牵涉不同行业的监管机构，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方案和核心截然不同，金融控股企业通过在不同专业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发觉出差异，有可能采取手段，回避监管行动，以最低的成本，最小的阻碍建立组织形式，进而增大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在对相关金融部门进行监管过程中的困难。其次，监管主体对监管对象的管控虽然能够有效的避开风险，但由于各个监管主体之中信息沟通与交流不顺畅，可能致使信息传递受阻。使得金融控股企业整体的风险不易于掌控，极易造成监管真空现象。

第四，很难对金融行业的创新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管，开始于二十世纪中叶的金融革新，促使金融行业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是，金融创新却开始与金融监管放松同时发生；风险管控与风险监督无法跟上飞速发展的金融创新，导致风险管控与监督滞后。例如发达国家的一些次贷危机，就是金融创新速度与风险监管速度发展不一致而造成。分析金融工具创新之所以难于被监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什么是会计监管

1.1会计监管的含义

会计监管是政府或会计职业团体对会计工作的干预，以确保会计工作合理、有序，真实地进行。会计监管本质上要求其必须具备经常性、全面性和连续性的特点。

1.2政府会计监管的含义

第一，从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角度来讲，政府会计监管是指政府作为各利益集团（国家、人民）的代表对企业是否认真履行其社会责任而进行的监督、检查及具有建立会计市场诚信的责任，以及对会计师事务所、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第二，从政府作为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在国有企业中，国家作为出资者拥有企业的绝大部分股份，国家作为委托人要考核受托人的业绩，考查其是否存在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从这一角度来讲，政府会计监管是对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及生成结果进行的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

摘要：针对食品进行风险评估，并合理的对食品进行监管，可以有效的保障食品的安全，就我国现今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监管体系的发展状况来看，两者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其也存在着相应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就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进行解决。本文就主要针对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监管体系进行了简要的研究，仅供同行交流和参考。

关键词：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监管体系

食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食品的安全是保障人们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基础。如果食品出现安全问题，将会直接对人们构成危害。所以为了能够保障食品的安全，我国构建了相应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以及监管体系，依据这两种体系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保障。然而，我国的这两种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发展上还存在落后的局面，在实际的应用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就需要采用合理的措施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下面本文就主要针对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监管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1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现状

1.1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面临的问题

由于以往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我国成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作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领域唯一的专业技术机构，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由于成立时间较短，没有进行整体的规划与设计，技术保障能力不足，还未形成开展风险评估工作的实验室网络，只是完成了一些应急和常规的风险评估工作。(2)由于风险评估要利用现有的数据及资料对潜在风险的可能性进行科学评估，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特别是风险评估中的关键环节--暴露评估，而暴露评估的关键技术是有效获得和正确分析数据。但由于各职能部门沟通不畅，食品安全风险检测信息和监管信息收集机制不健全，缺乏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所需基础数据。(3)我国目前负责风险评估工作的技术人员较少，技术水平不高，无法承担我国目前大量的风险评估任务。

【摘要】新形势下，我国测绘地理信息安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存在着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论文主要阐述了构建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监管体系的意义，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从完善法规、落实内外部联动、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1引言

测绘地理信息的安全性关乎我国的根本利益，加强测绘地理信息的安全监管工作势在必行。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监管我国安全工作的重点，应采取多种措施来提升安全监管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我国疆域辽阔，落实好地理信息安全监管，能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

2构建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监管体系的意义

1）现阶段，我国的测绘地理信息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相关信息处于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并且，在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开始广泛使用信息技术来开展工作，这样就导致相关信息被暴露在网络上，出现了信息安全问题，所以，构建安全监管体系对于测绘地理信息管理来说是势在必行的。2）如今，测绘地理信息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不同领域之间搭建起信息平台，这些信息平台之间的信息和数据可以互相交换和传输。在测绘地理信息领域，从提供在线化的服务到提供服务器的存储，会经历很多环节，涉及工作人员也较多，不可避免会遇到数据和信息存储方面的风险，因此，构建监管体系也就显得十分有必要[1]。3）我国机构方面的调整使得地理测绘信息领域的外延出现了一系列变化。我国撤销了测绘地理信息局，并将相对应的管理职能赋予了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这样就造成测绘地理信息的相关工作和其他的领域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联系，如矿产、国土、山水湖田等。测绘地理信息外延不断扩大，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阔、更加深入。因此，构建安全监管体系才能够及IntelligentializeandInformatization智能与信息化时调整相关策略，来应对如今多变的形势。

3新形势下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监管体系的构建困境

[摘要]文章通过比较中国和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后的监管模式、监管目标、监管方式和手段等方面，思考如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才更适应中国金融业发展，试图从中得到启发和获得有意义的借鉴。

[关键词]中国；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风骚。2002年5月1日，德国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成立，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而在我国，随着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沿用了近5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银行监管“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正式结束，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系已基本确立。因此，研究中德两国同在21世纪初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正确认识和比较两国金融监管体系，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一、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1.金融监管模式不同。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类型主要是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PBC）、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证监会（CSRC）、中国保监会（CIRC），体现了严格分立的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最先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而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多次进行了重大改革，终于形成目前的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09家城市信用社、近34万家农村信用社、200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以及15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在德国，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和保险业务间的区别正逐渐消失，银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一体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那些能够在市场上容易有效地扩大产品范围的银行、金融服务业以及保险机构间就形成了跨行业联合集团。与此相适应，成立现代一体化监管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同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结构考虑到了行业区别：为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资产管理成立了独立的组织部门。而那些跨行业任务则由从传统监管功能分离出来的几个交叉业务部门执行。因此，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集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资产管理（BAWe）为一体，代表了完全整合的监管模式。它整合先前的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BAWe）的办公机构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并且集监管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功能为一身。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联邦机构，由隶属联邦财政部的部长通过公共法掌管。具有法律特性。两个办公室分处波恩和法兰克福，大约有1000个雇员，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监管2700个银行，800个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个保险机构。新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有利于监管局间的信息交换、有利于组织间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增强德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2.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方式不同。按照授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不在各州设立下属机构，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监管，就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和这些办事机构下属的118家分行承担。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只是代为承担银行监管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将监管的情况向金融监管局报告，由其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央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这使得金融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不过因行使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可从央行那儿获得。而央行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做的报告，也会向金融监管局提供。同时中央银行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部门的审慎监管。一是中央银行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监管发挥作用；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内含联邦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三是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共享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参与金融监管。在中国，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其原先的银行监管职能交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银监会完成，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也分由证监会、保监会管理。三者并列，处于同一层次。在金融监管信息的获得方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具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从平级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采集、汇总信息，并逐级上报最高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具有向金融机构征集信息的权利。由于侧重点不同，央行获得监管信息和其他三个机构获得的监管信息很多时候并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