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条件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监管失灵，适应性预期，低信任陷阱，消费者信任

论文摘要：近年来在多个领域政府监管屡屡失灵。本文对乳品行业质量监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为：初次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具有良好预期，消费者对违规企业的信任能迅速恢复；但财税分权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利益的高度契合，质检机构纵容、偏袒、保护违规企业是经济生活的常态，只有爆发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时，政府才会对违规企业进行运动式打击；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导致消费者不断修正对政府治理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者对政府和企业都丧失信任。政府监管频频失控比市场自发调整对消费者信任的损害更为严重。

一、引言

近年来在衣食住行领域，“房价居高不下”，“假药”、“假疫苗”、“毒奶粉”事件轮番爆出。治理机制有多种，但由于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转轨路径依赖，公众对政府依然具有强的依恋情结，所以每当爆发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时，公众都把有效治理的重望寄托于政府，一系列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也会应运而生，但政府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以近几年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颁布了新的乳品标准、下发了《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领导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等措施，但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的阴霾尚未褪去，2009年底、2010年“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卷土重来。

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政府能否真正彻底治理？如政府不能有效治理，这将会对消费者信任修复起什么作用？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以乳品行业“毒奶粉”的治理为例，探寻政府在不同阶段所出台的政策措施对消费者信任修复、乳品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最终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联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监管失灵，适应性预期，低信任陷阱，消费者信任

论文摘要：近年来在多个领域政府监管屡屡失灵。本文对乳品行业质量监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为：初次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具有良好预期，消费者对违规企业的信任能迅速恢复；但财税分权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利益的高度契合，质检机构纵容、偏袒、保护违规企业是经济生活的常态，只有爆发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时，政府才会对违规企业进行运动式打击；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导致消费者不断修正对政府治理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者对政府和企业都丧失信任。政府监管频频失控比市场自发调整对消费者信任的损害更为严重。

一、引言

近年来在衣食住行领域，“房价居高不下”，“假药”、“假疫苗”、“毒奶粉”事件轮番爆出。治理机制有多种，但由于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转轨路径依赖，公众对政府依然具有强的依恋情结，所以每当爆发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时，公众都把有效治理的重望寄托于政府，一系列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也会应运而生，但政府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以近几年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颁布了新的乳品标准、下发了《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领导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等措施，但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的阴霾尚未褪去，2009年底、2010年“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卷土重来。

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政府能否真正彻底治理？如政府不能有效治理，这将会对消费者信任修复起什么作用？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以乳品行业“毒奶粉”的治理为例，探寻政府在不同阶段所出台的政策措施对消费者信任修复、乳品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最终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联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监管失灵，适应性预期，低信任陷阱，消费者信任

论文摘要：近年来在多个领域政府监管屡屡失灵。本文对乳品行业质量监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为：初次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具有良好预期，消费者对违规企业的信任能迅速恢复；但财税分权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利益的高度契合，质检机构纵容、偏袒、保护违规企业是经济生活的常态，只有爆发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时，政府才会对违规企业进行运动式打击；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导致消费者不断修正对政府治理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者对政府和企业都丧失信任。政府监管频频失控比市场自发调整对消费者信任的损害更为严重。

一、引言

近年来在衣食住行领域，“房价居高不下”，“假药”、“假疫苗”、“毒奶粉”事件轮番爆出。治理机制有多种，但由于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转轨路径依赖，公众对政府依然具有强的依恋情结，所以每当爆发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时，公众都把有效治理的重望寄托于政府，一系列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也会应运而生，但政府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以近几年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颁布了新的乳品标准、下发了《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领导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等措施，但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的阴霾尚未褪去，2009年底、2010年“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卷土重来。

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政府能否真正彻底治理？如政府不能有效治理，这将会对消费者信任修复起什么作用？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以乳品行业“毒奶粉”的治理为例，探寻政府在不同阶段所出台的政策措施对消费者信任修复、乳品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最终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联性分析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摘要: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在开放条件下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关键在于现行监管体制滞后于国际发展和实践需要，不能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应逐步推进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在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基础上建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同时应转变金融监管理念。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开放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摘要：在中国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环境污染积累达到爆发期的当下社会，积重难返的环境形势正威胁着很多人群的生存，而其中重金属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尤其突出：重金属污染物一旦进入土壤或水体，就难以清除，继而随着食物链或生物链看不见地流转，最后通过食物或饮水进入人体，在人体的器官中累积起来，造成慢性中毒，甚至造成对未来几代人的影响。重金属的危害让人们闻而色变，研究重金属污染条件下基层环境监管体制已经刻不容缓，本文即想提出自己的区区建议，以表对环境治理之关心。

关键词：环境污染；重金属危害；治理困难；联动机制

经过多年的忽视，经过多年的累积，我国重金属污染致病致癌事件已进入高发现期，污染的事件急骤性爆发，群体性事件接连涌现，给污染地区的老百姓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伤害，也鸣响了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警钟。中国的环境监管似乎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本文基于对重金属污染治理的一点研究对重金属污染治理提出部分参考意见。

1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体制的严重缺陷

目前，我国环境与健康监管体制尚处于草创阶段，相关环境与健康监管机构消极怠工，尸位素餐，没有以“环境与健康”的名义积极开展工作，权责清晰、分工明确的环境健康监管体制还仅仅是一纸蓝图。重金属污染事件的积聚性高发绝对不是偶然，而且绝不是区域性问题。穿过重重表象的雾霾，我们发现，重金属污染情况极严重，但防治力量却大大不足。至今对重金属污染的防治还停留在“问题导向性”阶段，带有明显的应急性的特点，尚处于初始与探索的过程，缺乏整体性的应对措施[1]。重金属污染治理涉及的部门较多，职权交叉严重，协调起来困难重重。而更为让人担忧的是，我国以政府为权力垄断者单中心的基层环境监管结构，形成了单一、低效、固化的监管方式，这对积重难返的重金属污染治理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事实证明，重金属污染防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公共的属性决定了市场化的手段无法适用，必须由政府部门加以管理，因此，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以及协调顺畅的运行机制对解决重金属污染必不可少。那么，怎样的极富勇气的制度创新，才能有效的扭转重金属治理的艰困局面呢？

1.1环境健康监管体制的突出问题

2006年12月11日，随着银行业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新《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正式生效实施。新外资银行法全面地履行了我国开放银行业的入世承诺，充分吸纳了银行监管的国际标准，着力于统一对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监管，对于促进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新《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在某些具体的立法思路、技术、内容方面还存在不足，影响了其科学性和有效性。

一、外资银行的准入

新《条例》把原外资银行法对外资法人机构外方最大股东必须是商业银行，修改为外方的控股股东或主要股东必须是商业银行。笔者曾指出原外资银行法“最大股东”存在着一定的缺陷，〔1〕而新法将其修改为“控股股东或主要股东”，并没有消除笔者所指出的缺陷。首先，设想独资银行有20个股东，每个股东只持5％的股份，它们都可以被认为是控股股东，都必须符合《条例》有关代表机构设立年限和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的要求。相反，如果该独资银行只有两个股东，分别持股51％和49％，持有外资银行49％股份的申请人(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其是非控股股东而免于遵守这两方面的条件。实际上，对申请人规定代表机构设立年限和总资产要求，目的在于事先考察申请人(尤其是对拟设外资银行有较多出资的申请人)的资信、实力和品行。因而，即使采用了“控股股东”这个概念，新《条例》仍然保留了原《实施细则》引入“最大股东”可能使某些出资人逃避申请前考察的弊端。其次，假设独资银行的两个股东，一个股东是商业银行，另外一个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只要前者控股，即使持股比后者多0.1％，就可以申请设立独资银行；而如果后者控股，即使只比前者多持股0.1％，也不能申请设立独资银行。但是，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前一种股权结构安排要比后一种股权结构安排对于银行运营来说更安全。

新外资银行法最显著的特点是法人导向，即如果外资银行要向中国居民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就必须设立或改制为独资银行或合资银行，分行只能从事外汇业务和人民币批发业务。法人导向的立法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当地注册银行更能得到东道国的有效监管；二是一旦母行破产，分行所在的东道国的存款人将无法得到优先清偿保障；三是外国分行一般不参加东道国的存款保险，一旦发生支付危机，东道国的存款人不能得到保护。显然这些理由是牵强的。无论是东道国注册银行还是分行，均要受到母国的监管，而东道国也有责任监管在其本国的外国银行，外国银行是否获得有效监管，并不在于其组织形式，而在于母国和东道国监管机构的监管主动性、监管能力和监管合作。美国财政部在一份报告中已经指出，子行和分行在组织形式上的差别并不能支持谁比谁更安全的结论。〔2〕至于母行破产，分行在东道国的存款人能否得到优先偿付，取决于东道国法院在偿付存款时采取的是“单一实体”还是“独立实体”制度。如采用“独立实体”制度，东道国的存款人仍然能够得到优先偿付。认为外国分行通常不参加东道国的存款保险则有误导嫌疑，实际上，国际银行的存款保险通行做法是外国分行参加东道国的存款保险计划(但欧共体要求其成员国的分行参加母国的存款保险计划)。根据GillianGarcia的调查，67个实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有40个要求外国分行参加其(东道国)的存款保险制度。〔3〕但笔者并不反对对外资银行从事业务活动的组织形式进行限制，因为这种限制本来就属于我国的监管权和立法权，只要其不违背我国入世承诺即可。我国就人民币业务的承诺是申请人在我国营业3年，且在申请前连续2年盈利，除此无其他限制。在承诺中，人民币业务并没有细分为零售业务和批发业务，所以，我们要求已营业3年并连续2年盈利的外国分行只能从事人民币批发业务也没有违反我们的入世承诺，因为我国毕竟已经允许了符合条件的外国分行可以从事人民币业务，虽然只是批发业务。

二、分行的无独立人格性

外国银行分行是母行的一部分，由其母行承担其债务偿付责任。分行的无独立人格性决定了适用于外资法人银行的约束和监管措施并不一定适用于分行，如分行初次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须在申请前连续2年盈利，分行需按照规定计提呆账准备金，在分行无力清偿债务时，银监会可责令停业，等等。要求分行在申请人民币业务前2年连续盈利的目的是考察该分行的清偿力，但是，对于分行而言，一个基本原则是母行承担偿付分行存款人存款的最终责任。这个原则意味着一个分行的清偿力并不取决于分行本身的盈利能力，而是取决于其整个银行的盈利能力。所以，在不改变现行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如果仍维持分行连续2年盈利这个条件，可将盈利考察扩展至在我国境内所有外国分行整体是否盈利，而不仅仅限于提出申请的单个分行是否盈利。同理，要求分行像法人银行那样计提呆账准备金也实无必要。外国分行吸收未来损失的能力取决于其母行的资金实力和财务支持，或者说取决于其母行的呆账准备金计提水平。银监会的监管职责不是要求分行计提多少准备金，而是要经常关注母行的资产质量和准备金水平。一旦母行的资产质量和准备金水平发生了问题，银监会应享有法定的权力对分行采取行动，包括与分行管理层面谈、道义劝说、强制分行计提准备金等。对于分行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而责令其停业，也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分行的偿付能力是和其母行相联系的，如母行经营良好，似乎很难判断分行“无力偿付到期债务”。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海关对监管场所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监管场所是指进出境运输工具或者境内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工具进出、停靠，以及从事进出境货物装卸、储存、交付、发运等活动，办理海关监管业务，符合海关设置标准的特定区域。

第三条监管场所的设立以及海关对监管场所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海关对免税商店的管理另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海关对监管场所实行统一编码、计算机联网和分类管理。

一、有效保险监管理念

(一)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动态监管

目前，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保险监管趋势更多采取动态监管，即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监管。随着保险公司外在经营环境以及公司自身的保险技术、管理水平、业务发展以及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状况不断变化，公司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也会不断变化，有效的保险监管也应该是动态的保险监管，即不断发展的监管理念、不断完善的监管体系、不断改进的监管手段和不断创新的监管方法，以有效防范化解保险市场出现的风险，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稳定和高效率。

(二)有效的保险监管理念体现了依法监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保险业进行监管必须依法监管。为了保险业和被保险人的整体利益，必须保持监管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以实现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保险监管以法律为依据，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并保持依法监管的持续性和一贯性。同时，有效的保险监管工作应严格遵照工作程序进行，既体现在监管机构内部进行程序化，也体现在对监管对象进行外部监管工作的程序化。

(三)有效的保险监管体现更高的监管实践要求

一、监管方式转变的意义

1.可以认为，监管方式转变的最重要意义和作用就在于以最小的管理成本支出和最高的管理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既定的管理目标(也即取得最好的管理效果)。

2.任何监管方式总是为实现一定的管理目标服务的，这就意味着，确定合理、可行而明确具体的监管目标对于监管方式的改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反过来，采用科学、先进的监管方式,必将极大地促进监管目标的实现。例如,建立广告前置审查制度、商标定点印制许可制度，无疑对抑制虚假广告、假冒商标这样的监管目标，起着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现在的实际问题是：尽管在某些具体管理目标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从宏观看,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目标远远没有实现,企业虚假注册行为大量存在、假冒伪劣泛滥成灾,对商业欺诈束手无策,商业信誉危机越来越重；从中观看,由于没能找到有效的监管方式和手段,维护要素市场秩序的目标还是空中楼阁；从微观看,坐等投诉的消极被动监管方式仍然居主导地位,消费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难以有效保护。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管理目标、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改革监管方式实际上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必然选择。

3.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单位都必须讲求经济效益，行政执法部门的经济效益就是而且只能是反映在管理成本上。从理论上分析,管理成本最小而又能产生较好管理效果的监管方式,就是最好的监管方式(这里的管理成本应该包括财力、物力、人力、以及时间等各种管理要素的支出)。但在实际上,真正从管理成本的角度研究监管方式的改革和创新是很少的,特别是系统地考察管理成本与监管方式之间的关系来作最优选择则更少。事实上,集贸市场驻场式的监管模式造成的管理成本是越来越高,长达4个月、花费大量人力、手工操作的企业年检方式以及地毯式查处无证经营的监管方式等，其管理成本都是较高的。从更宽的角度分析管理成本，就不能不考虑到监管方式对企业成本(也就是社会成本)的影响。各部门对企业的轮番检查、轮番收取管理费、各部门独立的年审制度、企业登记时的层层审批产生的行政效率低下、消费者投诉的渠道不畅等,无疑都大大增加了社会成本。尽管到目前为止，也许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大的工商管理成本和社会成本损失,但作为事实是客观的。因此，改革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方式，是市场经济发展对工商部门提出的必须讲求经济效益新的更高的要求。

4.监管方式与监管效率的关系，在于在某一监管方式条件下对监管问题的快速反应和快速解决的能力和程度。尽管监管效率常常受制于监管方式以外的因素,如管理人员的素质、技术装备、体制条件等,但监管方式的改革和创新仍然对监管效率有相当大的影响。例如，案件举报电话的公开与否、举报有奖与否的监管方式，其管理效率显然是会不一样的。又如企业登记时的场地调查,是直接由登记机构还是间接由属地工商所进行,会产生不同的管理效率和效果。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管理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技术装备的不断更新，对工商部门的管理效率实际上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改革和完善监管方式是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途径。

二、监管方式转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