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改革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OECD国家监管政策的演变；现阶段OECD国家监管治理的具体实践；OECD国家监管治理对我国的启示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并提升其应变能力、传统的监管方式是简单的“命令控制”式的直接干预模式、“非管制化”和“减少文牍主义”很快让位于监管改革理念、监管质量管理理念、监管政策理念、监管治理、监管治理的内涵：从充分保护私人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论述监管治理的必要性、将监管治理安排置于其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的大环境中（制度禀赋）来考虑、OECD实现有效监管治理的三要素、转变观念，引入监管治理理念、运用多种监管工具，并积极推动对RIA的政治承诺、扩大政府咨询和独立机构的研究

一、引言

有鉴于监管型国家的兴起与监管失灵现象的出现，政府监管改革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最为重要的政府改革课题之一，其目标是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并提升其应变能力。当前的监管改革是希望透过制度与流程的设计以引导发展出一个更为健全及符合民主治理精神的监管系统，同时促进目前多层次监管治理结构间地协调与配合，以期最终能矫正监管失灵现象并完成社会各组成部分自我治理与自我监管。

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者DavidH．Rosenbloom曾定义公共行政为：“政府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对社会进行全部或局部监管或提供服务的过程。”政府的功能正是以其对公民的“服务”或“监管”过程来实现。正如OECD公共管理委员会(PublicManagementCommittee)所指出的，监管质量对于经济绩效及政府在改善公民生活质量方面所做努力的效果，都至关重要。以OECD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首次提出了监管治理理念，目前已有一半以上的OECD国家在监管治理理念的指导下确定了不同性质的监管政策质量评估方案及立法。为了使我国监管改革能更符合公民的利益，以实现善治，有必要将监管治理作为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重要的遵循准则与规范架构。在这方面，OECD国家监管政策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的演变，对我国监管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典型意义和借鉴作用。

二、OECD国家监管政策的演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OECD国家监管政策经历了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的演变过程，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市“乡财乡用县监管”改革，在确保乡镇预算管理权、资金所有权与使用权、财务审批权及债权债务关系“五权”不变的前提下，实行了以“预算共编、帐户统设、资金统调、集中收付、采购统办、票据统管”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模式。在实施新的模式中，各县区坚持把乡镇作为独立的预算主体，规范了乡镇财政预算编制和调整程序，实现了县乡预算共同编制；各县区对乡镇的银行帐户进行了全面清理，统一在乡镇信用社开设了“收入专户”、工资专户”，“运转性支出专户”，“社保资金专户”，“项目资金专户”，“村级资金专户”等六个帐户，并规范了帐户的业务操作流程；对乡镇实行了集中支付，将乡镇预算内、外收支全部纳入县区财政统一监管，统一调度乡镇预算内、外的各项资金，有效地保证了乡镇各项支出的需求；乡镇政府采购已全部纳入县区统管，县区对乡镇政府采购目录范围和限额标准以上的采购业务统一办理；对乡镇使用的各种税、费票据进行了全面清理，实行“票据统管”，达到了源头控制、以票管收的目的；全面开展了“五清”工作，为改革顺利实施排除了障碍，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效

（一）创新了乡镇财政管理理念。各县区把实行乡财乡用县监管改革作为调整和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加强财政监管、规范理财行为、转变政府职能、化解乡村债务和缓解乡镇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推进了财政工作绩效评价体系、县乡民主理财制度、控制和化解乡村债务长效机制等一系管理制度的创新，“为公理财，为民服务，以人为本”的财政发展理念逐渐被乡镇接受。尤其是将控制乡村发生新债和加大化解乡村旧债作为考核乡镇工作和主要领导政绩的重要内容,引导乡镇领导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杜绝了乡镇举债建设,超前消费的错误行为,使“还债也是政绩”的理念成为广泛共识。从而，为不断提高乡镇理财、聚财和管财工作水平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二）规范了乡镇政府理财行为。一是收入进一个“笼子”，乡镇财政预算内外收入全部上缴县级财政集中管理和核算，确保了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促进了乡镇收入有效增长。二是支出一个“口子”，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的顺序，合理安排支出和拨付资金，收紧了资金管理的“口袋”。三是资金调控一个“盘子”，在不改变乡镇资金所有权的前提下，对乡镇财政预算内外资金综合预算，统筹安排，统一使用，增强了县级财政的调控能力。四是专项资金运行一条“路子”，社会保障资金、退耕还林补助和粮食补助等专项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社会化发放，严格按“报帐制”、“直通车”操作办法管理，并实行了涉农资金发放“一卡通”，确保了专款专用，发挥了资金使用效益。五是管好一支“笔头子”，各乡镇都成立了民主理财小组，大额支出经民主理财小组集体研究通过，乡镇长一枝笔审批，乡镇会计核算中心集中核算，定期公示，强化了监督机制，提高了乡镇遵守财经纪律，维护财经秩序的自觉性。

（三）保证了基层政权正常运转。改革后，各县区都程度不同地加大了对乡镇的转移支付力度，今年各县区对乡镇的财力补助比上年净增加了8989.1万元，平均增长27.48%，较好地体现了“财力下移，缺口上移”的指导思想，确保了乡镇政府的基本支出和农村公益事业的快速发展及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全市乡镇级年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平均达到了2000多元，最高的岚皋、镇坪、汉阴县分别达到3000、3600、4000元。村级补助各县区保证了省定每个村不低于1.2万元的标准，旬阳、岚皋等县将村级补助标准已经提高到1.5至1.6万元，乡村两级政权组织运转艰难的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四）制止了乡村两级发生新债。通过实行改革，又进一步全面核实和锁定乡村债务的底数，在全市建立起以“核实底数，控制增量，消化存量，目标考核”为主要内容大控制和化解乡村债务的长效机制。各县区在控制和化解乡村债务方面都推出了新举措，扎住了举债的口子，从根本上为缓解乡镇财政困难创造了有利条件。汉滨区制定控制新债“十不准”规定，并对新增债务的乡镇实行“一票否决”制；镇坪县政府与乡镇政府签定“化解债务责任状”；平利县实行“化解债务双向考核”，即县政府考核乡镇政府，县财政局考核乡镇财政所；紫阳县对乡镇工资性贷款统一由县财政打包，与乡镇信用社签定协议，承借承还；旬阳县对乡镇收入返还部分，明确了用于化解债务的比例，从用途上予以限制；其他县区也都制定了乡村债务化解办法。上半年,全市乡村两级在没有发生新债的前提下，共化解旧债771.6万元。

摘要:文章以英国为例,简述了1997年开始英国对其金融监管模式进行全面改革的原因措施意义以及其后在国际社会造成的影响,对我国完善和发展自有金融监管模式的启示

关键词: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启示

一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

金融监管模式是指一国关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监管法规的结构性体制安排20世纪末,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适应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对金融监管模式作了重大改革,尤以英国最为典型,其改革对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改革前的分业监管体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型化多样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改变了英国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发生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之间的业务彼此渗透,使英国金融业多元化混业经营的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也开始经营金融产品和业务,混业经营的日益发展,使英国成为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论文

然而,直到1998年之前,英国实行的仍然是以政府监管和自律组织自律相结合的分业监管体制在分业监管时期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同时自律组织发挥了较大作用,三个证券自律组织分别负责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咨询机构的执业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在英国分业监管使得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受几个监管机构同时监管的现象大量存在,不仅成本增加,效率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容易产生争议,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显现无余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分业监管有效性的降低,特别是在巴林银行事件后,英国国内要求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朝野上下对改革金融监管模式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20世纪末，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适应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对金融监管模式作了重大改革，尤以英国最为典型。继1997年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以来，英国金融业已由分业监管转向了混业监管。一个全新的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ServicesAurhority)，已经取代了若干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职能，从而成为英国整个金融行业唯一的监管局。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对英国和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政策背景

1.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型化、多样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改变了英国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发生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之间的业务彼此渗透，使英国金融业多元化混业经营的趋势加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业并购浪潮，使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实现了跨行业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间的业务界限愈来愈模糊不清。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也开始经营金融产品和业务，如英国的房屋建筑业协会通过开展住房信贷业务日益银行化，事实上已经成为金融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混业经营的日益发展，使英国成为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一。

2.金融业分业监管的缺陷日渐暴露。1998年6月1日之前英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共有9家金融监管机构，分别是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司(SSBE)、证券与投资管理局(SIB)、私人投资监管局(PIA)、投资监管局(IMRO)、证券与期货管理局(SFA)、房屋协会委员会(BSC)、财政部保险业董事会(IDT)、互助会委员会(FSC)和友好协会注册局(RFS)。这些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由于在英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跨行业的金融市场，银行、保险公司与投资基金都在争夺共同的顾客，经营着类似的金融产品。分业监管虽然表面上无所不包，但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受几个监管机构政出多门的“混合监管”，不仅成本增加，效率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容易产生争议，而且某些被监管者可以钻多个监管者之间信息较少沟通的漏洞，通过在不同业务类别间转移资金的方法，转移风险，人为地抬高或降低盈利等方法，以达到逃税、内部交易甚至洗黑钱等目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分业监管有效性的降低，使英国朝野上下对改革金融监管模式，逐渐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二、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主要内容

1.颁布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英国曾实施过较长时期的自律式监管体制。英格兰银行对银行业监管的主要特点是以金融机构自律监管为主，英格兰银行的监管为辅，且以“道义劝告”为主要监管方式。20世纪后期，英国制定了一系列用以指导相关金融业的法律、法规，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2000年6月，英国女王正式批准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Act2000)。这是一部英国历史上议院对提案修改达2000余次创下修改最多记录的立法，也是英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关于金融服务的法律，它使得此前制定的一系列用于监管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如1979年信用协会法(theCreditUnionsAct1979)、1982年保险公司法(theInsuranceCompaniesAct1982)、1986年金融服务法(theFinancialServicesAct1986)、1986年建筑协会法(theBuildingSocietiesAct1986)、1987年银行法(theBankingAct1987)、1992年友好协会法(thefriendlySocietiesAct1992)等，都为其所取代，从而成为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明确了新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的权力、责任及义务，统一了监管标准，规范了金融市场的运作。这一整套新的“游戏规则”为英国适应新世纪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提供了一个空前崭新的改革框架。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全省国企改革发展暨国资监管工作进展情况；形势和需要正确把握的几个问题；全省国企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以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为主线，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进一步优化、以产权多元化改革为重点，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进一步转换、以“四资运作”为抓手，国有资本调控功能进一步放大、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着力点，国有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改善、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国资监管工作效能进一步提高、以迎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省委七届三次会议精神为契机，国企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我省国企改革发展暨国资监管面临的形势、需要正确把握的几个问题、围绕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方面要有新突破、围绕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在深化股份制改革方面开创新局面、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取得新进步、围绕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在“四资”联动运作上要有新举措、围绕提高监管效能，在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方面迈出新步伐、围绕进一步落实党的十七大和省委七届三次会议精神，在企业党建、反腐倡廉和稳定工作上取得新成效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同志们：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省委七届三次会议和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20*年工作，安排部署20*年工作。省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瑞彬副省长亲临会议并将作重要讲话，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20*年全省国企改革发展暨国资监管工作进展情况

20*年是全省国资系统开拓创新、扎实工作的一年，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积极进展的一年，是国有资产监管水平不断提高的一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国资系统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省委七届三次会议精神和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全省国有经济呈现又好又快发展态势，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0*年，全省国有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126亿元，同比增长24.9%；实现利润总额188.4亿元，同比增长46.8%；交纳税金234.1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省政府国资委所出资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90亿元，同比增长32.7%；实现利润139.3亿元，同比增长39.3%；交纳税金168.9亿元，同比增长23.6%，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利润和交纳税金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本文以金融危机为背景，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剖析，从而提出参照美国伞形监管模式，结合我国实际，建立一套有自己特色的金融监管体系。

关键词：金融危机；监管体系；改革；启示

一、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

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蔓延暴露出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诸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头监管致重复监管，阻碍行业顺畅发展。在金融活动多元化的进程中，对某一监管对象所出现的监管体系机构众多、权限互有重叠、监管标准不一致是很多国家金融监管体制中共有的问题。多头监管常常会发生“谁都管”或“谁都不管”的现象，甚至由于监管领域界限不清和责任不明还会出现监管部门为了获取更多的监管对象，存在放松监管要求的动机。以金融危机中的美国银行监管为例，由于银行业的监管分散在5个联邦机构中，每个联邦机构都有管理权，但同时没有一个机构拥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既有联邦的，也有州一级的，针对不同的业务领域，设立了不同的监管机构。以花旗银行为例，它不但要受到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机构、储蓄机构监管署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还要受到50个州的地方监管者的监管。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复监管的现象。没有任何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备的信息与权威，现有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在应对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大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由于监管目标和监管文化的不同，各监管机构在金融机构新设标准、信息报送格式和程序、内部风险控制制度、资本充足率标准、高级管理人员资格审查、金融机构兼并收购等各个方面几乎都存在不同的规定。大型金融集团每年仅在年报的准备和报送上就得花费至少2个月的时间。金融机构还常常因同一件事、在同一个部门（或子公司）不停地接受不同监管机构的现场检查。近年来，一直有业界人士抱怨，金融监管体系不仅机构太多，而且权限互有重叠，在全球金融市场密切相连的情势下，这种过度监管会影响金融业顺畅发展。

（二）空白监管致监管真空，影响行业规范发展。当前，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业务交叉，金融创新往往同时涉及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业务领域，往往使交叉领域出现监管真空，而且近年来监管领域呈现空白不断增多的趋势。有学者认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对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缺乏统一协调的监管框架。由于对集团没有单一最终监管者，而实行“功能性”监管，集团内职能划分不明确的业务就无人监管，形成监管漏洞和空白。集团内从事类似业务的不同行业的部门之间则可能进行监管套利。还有，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建立了衍生产品部，大力拓展结构化产品业务。这些结构化产品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期权、期货或掉期产品，而是多种基础产品与多种基本的衍生产品的复杂混合体。10多年过去了，尽管结构化产品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至今没有一个监管机构宣称对这些产品的运行、风险揭示、投资者保护和运作负有监管责任，监管权力的分散容易导致监管空白。随着投资银行业务的兴起，金融机构杠杆比率不断上升，金融产品的品种不断增加;金融机构过度冒险，监管部门却存在监管真空，造成风险不断累积，影响行业规范发展，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一、地方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

2013年3月，全国启动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2015年，在省政府的部署下，福建省各县（市）在第一轮改革重新组建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基础上，整合了工商、质监、食药监职能（下称“三合一”）成立市场监督管理局，实行了综合执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据统计，全国七成县区、1/4左右的地市实行了综合执法，这次全国层面的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充分吸收了基层经验，是基层实践转化为顶层设计的一次成功探索的范例。然而，基层在改革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四个方面问题：（一）内设机构设置不尽科学高效。由于没有顶层统一设计，各县（市）自行设置内设机构，所设置机构和数量都不统一，区域的协同性较差。个别地方没有根据监管任务的繁重性，科学设置机构，比如食品安全监管内设机构只设置一个，在内设机构总量占比中还不到10%，没有很好地贯彻国务院关于“综合设置市场监管机构的地方，要把食品安全作为综合执法首要责任”的要求。（二）机构整合不够及时到位。因机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职能划转、人员变动、岗位调整、场所集中、装备调配，系统平台的整合与磨合等，工作量很大，个别地方又有等靠思想，未能序时推进工作，机构整合和班子配齐直到2016年上半年完成，落后于省市的时间要求。（三）部分干部积极性未充分调动。部分干部未能正确看待机构改革个人“进退留转”和收入的变化，思想波动大，消极怠工，不思进取，监管高风险领域的一些干部甚至产生了“干活是找死，不干是等死，反正都是死，累着死不如睡着死”等错误思想，不积极履行职责，不主动作为。个别单位还有一些“不迟到，不早退，不动脑，不干活”的“四不”干部，存在庸懒散现象，总体活力不够。（四）一些地方队伍专业性被弱化。“三合一”后，专业监管人员调整频繁，流动大，截至2017年6月份，三明市县级市场监管局共有55名专业干部或辞职或调离本单位，其中年轻骨干占绝大多数。总体来看，各县级市场监管队伍虽有所壮大，但专业人才比例却在下降，专业监管人员数量与监管任务不相匹配。

二、推进地方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工作的几点思路

分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借鉴以上县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工作实际，笔者认为要注重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地方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工作。（一）科学配置监管资源。坚持省市县统筹，相对统一的原则，做到既有省上的顶层设计，也体现市县的具体实际。1、问计于基层干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考虑到基层先行改革的实际，省市可深入基层一线，借鉴基层改革的经验，加强分析和研判，为省市改革所用。进一步改进调研方式，既开好座谈会，认真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又要针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以不具名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干部的真实想法，真正做到解决问题在基层。2、科学制定“三定”规定。“三定”规定是机构改革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部门运行和依法履职的基本依据，切实把制定“三定”规定作为机构改革实施工作的中心环节，做细做实“三定”工作。首先，科学划分各层级市场监管机构事权，突出省级作为决策层，市县级作为执行层的不同层级职责特点，进一步理顺职责关系，做到各层级既有分工又有配合。在内设机构设置方面要上下职责能打得通、衔接得上，但不必一一对应，上下一般粗。比如省可设立反垄断的内设机构，地市没有这方面的监管权就不必设立。比如，国家层面，原食品业务板块设立监管生产（管源头的，从全国层面来说很重要）、监管经营（含销售和餐饮两个环节）的机构，市县一般设生产、流通、餐饮三个内设机构，因为基层更多的是具体监管。如果此次改革内设机构编制数量有压缩，最好监管生产、流通的设一个，监管餐饮的设一个，越往基层，餐饮监管的工作量越大，风险也大，有必要单设。其次，围绕监管主业科学设置内设机构。围绕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抓好产品质量和严守食品药品安全底线不放松，维护好消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推动全面质量提升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监管任务，统筹考虑内设业务机构的设置。最后，优化后勤保障机构的设置，充分吸纳原工商部门机构体系完整、设置科学的做法，继续保留法制、信息化等后勤科室，为依法监管、智慧监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3、继续推进县级改革。纠正县级“此轮改革与己无关”的错误认识。县级的“三合一”虽然先行完成了，但此轮机构改革，县级市场监管局对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增加的职责，也要相应增加价格监督检查职责。同时，按照中央改革的精神，下一步要整合组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鼓励地方将商务执法、盐业执法等，整合划入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这些队伍的职责也都是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将要承接的。因此，基层改革也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二）有序推进机构改革。按照中央规定的时间表、路线图，压茬推进并把握好节奏、步骤和力度。1、整合机构职能。尽快配齐领导班子，尽快实现机构、场所、人员的有机整合，不具备集中办公条件的地方，内设的综合机构最好能集中办公。党委和政府在力量配备、资源配置、投入保障、基层建设上给予倾斜，确保新机构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源有效履职。2、加强规范化建设。加快实现六个统一，即统一机构名称，统一执法主体、执法文书、执法证件，统一标识和服装，统一办公软件，统一投诉举报平台，统一规章制度，进一步提高机构的运行效率和部门形象。3、强化督查问责。机构改革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在推进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具体问题，省市县政府应充分发挥督查作用，对本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工作进行专项督查，做到改革推进到哪里，督查就跟进到哪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列出清单，明确责任，销号管理，奖优罚劣，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三）提高干部的归属感。经历了省以下垂直管理到属地管理及两轮机构体制改革（县级是三轮），目前，涉及市场监管改革相关部门的人员的感慨颇多，情感也比较复杂，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有所弱化，可能对新组建的机构没有太大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因此，在此轮改革中，强调纪律刚性约束的同时，也要注重文化的柔性感染，特别是做好用人导向和思想教育工作，让干部更多地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家”的温暖，促进机构、职能、队伍的深度融合。重点处理好三个关系。1、正确处理好老中青干部接续发展的关系。内设机构和领导编制减少会涉及个人利益调整，有可能会出现中青年干部向上流动困难、干部积极性受挫等问题，给机关作风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机构改革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在推进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具体问题，省市县政府应充分发挥督查作用，对本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工作进行专项督查，做到改革推进到哪里，督查就跟进到哪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列出清单，明确责任，销号管理，奖优罚劣，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对一些干部的错误想法及不良的作风，应予以纠正。首先，细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干部识大局，顾大体，正确看待个人进退，同时关心干部、爱护干部，解决好干部的合理诉求。其次，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坚持不唯年龄，不唯资历，切实把一批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廉洁、德才兼备、群众公认、业绩突出的优秀人才选拔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承担更大的责任，不能让新机构成为青年人的训练场，中年人的工作间，老年人的休息室。最后，更加注重培养后备干部。根据性格、知识水平、专业特长等实际情况，对中青年干部有计划地进行定向培养，实行动态管理，使后备干部队伍始终保持生机活力，为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2、正确处理好人才培育与基层干部成长的关系。基层兴全局兴，基层强全局强。目前，涉及市场监管的部门有70%的干部战斗在基层所，他们承担着大量的日常工作，有着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应正视这个现状，牢固树立“人才存在于群众之中”的大人才观，全面把握人才发展性、多样性、相对性、层次性的特征，对基层干部高看一眼，厚爱一层，让他们做有劲头，干有奔头，营造基层干部人人立志成才的良好氛围。3、正确处理好业务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坚持将文化建设融入市场监管的各项工作中，将凝心向上，奖优罚劣的文化理念渗透于监管工作的每个环节中，做到业务建设与文化建设相互促进，共同提升，有效增强干部的荣誉感和归属感，为市场监管事业长远发展凝聚人心、激发活力、增强动力。（四）充实做强监管力量。当前市场监管的突出矛盾是监管力量的薄弱与监管任务艰巨繁重之间的矛盾。新组建的市场监管部门要实现“一支队伍管市场”的目标，必须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精锐之师。1、保持队伍的安定与稳定。市场监管部门要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维持与监管任务相适应的人员编制数，保证一定数量的监管人员，避免出现“三合一”后，干部编制数大幅缩减，从加强市场监管变成了弱化市场监管，这样的教训在一些地方是存在的；严格控制出口，减少干部特别是年轻优秀干部外流数量，不能让任务繁重的市场监管局变成“市场养老局”。2、综合与专业监管并重。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化，业态越来越复杂，没有良好的专业背景和职业化经验积累，难以胜任药品、医疗器械等健康类产品以及特种设备等领域的监管。一支队伍管市场方向是对的，但就怕出现没有正确区分专业监管与综合监管之间的界限，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也去管，因此要合中有分，进一步明晰职责，做到分工负责，各负其责。按照“顶层要专业，基层要覆盖”，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和人员组合。顶层要专业，主要是针对省市机关特别是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监管机构和人员配置要突出专业性。这些监管机构和人员要对所负责的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成为行家里手，担负起主要监管职责，并加强对基层的业务指导。基层要覆盖，主要是针对县里特别是市场监管所，做到两个全覆盖，即基层负责大多数领域的日常监管，基层的日常监管要覆盖到每个市场主体，基层监管人员要掌握各个领域基础的监管知识和技能，做到全覆盖。3、强化基层基础建设。确保人员数量符合基层监管的需要，按照“市场监管所力量不低于70%”的标准进行配置，建立起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按照“五个一”建设思路，即“一个合格的基层班子，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一套科学的监管机制，一套标准的工作装备，一个适宜的工作环境”，逐步推进市场监管所规范化建设。4、加强培训教育与交流。突出监管需求，着力提升干部履职水平。打造学习型干部，引导干部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充分调动干部在学中干、干中学的热情，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打造复合型干部，针对市场监管人员即将行使多部门监管职责，监管综合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着力培养由一岗到多职、单面手到多面手的复合型队伍。同时，建立合理的交流轮岗机制，促进干部的多岗位锻炼。

作者:蔡文富 单位:福建省三明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我国食品安全长期实行的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由于存在责权不明、职能分散、体系分割等问题，备受公众诟病。2013年3月，国家正式启动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①＊，对卫生、食药监、农业、质检、工商、商务等机构涉及食品安全协调与监管的部门进行整合，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包括生猪屠宰)监管交农业部门统一负责，食品加工、流通、餐饮等环节监管由国家食药监总局统一负责，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食安办)负责对各部门的监管、指导与协调工作［1］。大部制改革精简了食品监管机构，通过减少纵向组织层次，拓宽组织管理幅度［2－3］，在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快速识别根源、明确划分责任情况下，通过组织职责整合及内部化，提高组织监管效率。大部制改革也强化了现代食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无缝化对接”的政策理念。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符合国际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趋势，对监管组织职能分工及协调机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组织理论研究指出，随着组织分工与协调机制标准化程度的提高，组织管理幅度得以拓宽［4］。实践方面，由于地方组织分工及协调水平存在差异，导致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在地方推进中面临诸多困难与障碍，特别是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地方改革执行效果决定着食品安全政策目标的达成［5－6］。面对地方大部制改革存在的困难与障碍，以及转变政府职能这一改革的逻辑与现实起点［7］，准确把握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的组织现状成为重要前提。目前，国内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监管制度及体系的顶层设计、监管经验总结与探索等［8］，对地方特别是基层组织现状的认知及分析不足。课题组于2013—2014年对贵州省及九个市州、88个县及两个经济开发区的农业(畜牧)、商务、卫生、质监、工商、食药监等相关监管机构及职能部门，以及各级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食安办)，进行了实地调查。此次调查对地方监管机构及职能部门设置及分工、组织职责界定与职能划分、组织协调机制建立、组织保障能力建设等，进行了纵向(不同行政级别)与横向(不同监管机构)比较，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探讨了推进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的组织完善对策。

一、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的组织现状———对贵州省的调查

1．监管机构及职能部门设置

首先，监管机构设立方面。目前，我国各地区在食品监管中基本建立起省级到县级的“三级机构体系”，各级政府也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食安办)等协调机构，统筹协调地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从地方大部制改革涉及的相关监管机构现状看，农业、工商、质监、食药监等部门均设立了食品专门监管机构，拥有较强的监管实力，并体现出一定的组织分工及专业化特点。主要体现在:纵向上，省级监管机构的专职程度高，设置了专门的食品监管机构，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食品生产、流通监管部门等;县级及以下监管机构多为综合性部门(如主要由政策法规部门、综合部门、业务部门等负责);横向上，农业、卫生、质监、工商、食药监等食品监管机构的设置相对完善，但只有农业、工商与卫生等部门在乡镇(区)设有相关责任机构。这些特点必然影响到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对监管机构的精简与统一的进程。其次，职能部门设置方面。职能部门的设置体现了机构职责的贯彻与实施。大部制改革前，各机构内部根据职能分工情况设立了监管、技术与执法等职能部门。其中，食品监管部门比较独立和统一;技术部门主要集中在卫生、农业与质监等机构，如卫生部门的疾控中心，农业部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中心，质监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测院(所)等;工商等机构拥有完善的执法部门。从职能部门分工来看，纵向上，各机构职能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从省级至县级逐步降低，综合性逐渐增强。县级机构多数职能部门均为综合性部门;横向上，监管部门的专职程度最高，其次为技术部门，执法部门的综合性最强。职能部门的分工特点对地方大部制改革中各机构整合以及资源剥离产生着直接影响。

2．组织职责界定与职能划分

首先，职责界定情况。大部制改革前，地方食品安全条例及相关实施细则对各监管机构职责给予了明确界定。对监管职责的界定以食品供应链环节的专业分工为主要指导原则，并以此确定具体监管对象(表1)。具体而言，农业等部门负责对供应链前端(食用农产品)，质监等部门负责中端(加工食品)，工商、卫生、食药监等部门负责供应链末端(食品销售、餐饮等)的食品安全监管。大部制改革后，商务部门的食品监管职能归农业部门负责，质监、工商等部门食品监管职能统一归食药监部门负责。对监管职责的重新界定与梳理力求涵盖食品供应链整个过程及每个环节的同时，消除职责交叉，更好体现地方监管机构在食品供应链上的组织分工特点，以有效发挥监管机构的资源优势。其次，职能分工状况。根据职责界定，各职能部门具体履行行政监督、检验检测以及行政执法等职能。其中，监督职能对技术与执法职能的履行起到组织与协调作用;技术与执法职能为监督职能的履行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与执法支撑(图1)。比较地方监管组织职能划分情况，纵向上，各级机构都需履行监督职能，技术职能的履行主要集中在省级与市级机构，执法职能的执行主要集中在市级与县级机构;横向上，大部制改革前，农业、卫生与质监等部门承担重要的技术职能，工商与农业等部门承担主要执法职能。此外，由于基层监管机构多为综合性部门，职能划分也呈现出综合性、多功能特点。如基层工商所同时承担着监督、快检以及执法等综合职能。大部制改革后，对部门综合职能的梳理与整合，成为新机构面临的巨大挑战。

摘要：以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为镜，分析其缘起和对市场和政府关系之理念变化，由此启发我们认识到，当前中国监管机制的政府主导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否认和忽视的，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监管是中国特定阶段金融发展的监管需求使然，冒然仓促的追求金融监管市场化显然是不现实的。

关键词：美国；金融监管；金融监管市场化；政府干预针对2008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讨论热点之一为“新的监管模式是否增加了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1]，这一热点实质切合了对中国国内金融监管理论界原有的“中国政府金融监管过度论”之诟病的再次思考。结合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缘起和理念变化，在新一轮金融局势下从中国金融发展实践再次思考政府金融监管定位和金融监管是否应该市场化问题，应对转型期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有所裨益。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相关分析

1．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缘起———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体现对政府干预作用漠视2008年的金融风暴使我们看到，美国原有的“双重多头”金融监管模式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因此，普遍认为正是这些监管重叠和调控失灵缺陷的暴露直接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动机。

然而回溯美国金融风暴缘何祸起，我们更应深层次的关注到，与效率优先的美国金融监管机制的相对应的是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美国金融家们所拥戴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和主张，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2]。也就是说，究其更深入的原因，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他们的风险这一理念对美国金融风暴祸起至关重要。

曾经被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就是最好的例证。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EdwardM．Gramlich）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其在2002年、2004年和2007年也曾多次拉响警报，并且明确揭示出美国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警告并没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3]。究其原因，因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正是上述提到的漠视政府干预作用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作祟。

摘要:场外衍生品易受到信用风险的冲击,美国对场外衍生品又缺乏监管。金融危机中,在次贷违约与信用风险的冲击之下,场外衍生品将风险放大到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对此,美国推出的改革举措,将互换等衍生品纳入场内交易和引入中央结算方的方法,限制信用风险,并将场外衍生品纳入监管。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的衍生品市场及监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应肯定衍生品的价值,重视创新与监管的和谐发展,重视立法明确监管框架,并坚持以场内衍生品为基础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衍生品;监管;金融危机

一、导言

衍生品本源于风险控制,但它具有高杠杆、高风险的特征,并曾在多次金融危机中充当了发起源或传染者的角色,而被巴菲特称为“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FinancialWeaponsofMassiveDestruction),使其广为人所诟病。在始于2007年的仅次于大萧条的本轮金融危机当中,衍生品再次充当了推波助澜的“邪恶”角色,这使其再次回到了舆论和改革的风口浪尖之上。7月15日,美国通过了被称为《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的改革举措,并在当月21日被签署而成为法令。该法的通过标志,美国在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之后,重启了金融改革之旅,作为该法的核心内容之一,衍生品市场监管面临史无前例的改革。此时,研究衍生品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及美国衍生品市场的改革,不但可以明晰世界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方向,还能为我国发展衍生品市场最终成长为世界一极提供借鉴。

二、衍生品及其风险概述

衍生品(Derivative)是有关互换现金流量和旨在为交易者转移风险的双边合约。合约到期时,交易者对对方的支付由基础商品、证券或指数的价值决定。衍生品的合约形式包括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等。衍生品可在场内与场外交易,场内衍生品是指在有组织的交易场所(通常是指交易所)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的衍生品;除此之外的衍生品都称为场外衍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