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法律范文10篇

摘要:我国在加人WTO后，证券业面临着WTO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的挑战，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在保障证券业自由化健康快速发展的同时，又有可能对其形成障碍。证券监管法律制度需要完善市场原则、法治化原则、国际化原则、协调化原则，以更好地保障证券业自由化发展。

关健词:证券监管法律制度证券业自由化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质是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多边法律框架，为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和制度。证券业是金融业的重要内容，其自由化也是WTO所倡导和推进的金融自由化的重要部分。我国在加人WTO后，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但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尚存在一定的滞后。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为其提供保障，但行政色彩过浓，过度管制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又有可能成为其障碍，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既要适应WTO关于证券业自由化的要求，又要防范风险，保障证券市场的稳定，因此，证券业自由化的发展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变革。正如刘剑文教授所提出的，这种压力与来自WTO规则的直接要求即“消极义务”相比，可以被称为回应竞争压力的“积极义务”。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发展要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民众心理、法律文化等相适应，又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适应WTO的要求，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未来发展的指导原则。具体制度的创新与改革固然重要，但对原则性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会更有意义，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埋头进行具体制度的改革，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事倍功半，积极效果相对抵消的缺陷。本文认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发展的指导原则为:

一、市场化原则

囿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特殊历程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习惯思维，行政色彩过浓，政府干预过多是我国证券监管的主要特点，许多本应由市场支配的事情被不当地置于政府的行政控制之下，如股票发行额度的确定和分配、股票的发行价格、对证券市场的人为分割及上市公司的确定和审查等，政府的意志都起了决定性作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中亦有不少过度考虑了证券市场的安全目标，或实质上是部门维护其既得经济管理权力的法律规则，对于这些不符合市场化原则的法律规则，要废除或加以修改，使之成为真正市场化的法律规则。WTO体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市场经济模式，推动贸易自由化为己任，中国已经入世，理应加快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真正做到以市场为主导，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原则，并将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推崇的自由、效率、秩序、安全的精神渗透到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中去，自由、效率的法价值决定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只有朝着市场化方向改革，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才能真正闪现自由、效率的法价值的光辉。

摘要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以及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大量进入中国，这对我国金融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分析外资银行法律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及法律价值的基础上，结合外资银行法律监管的国际合作——巴塞尔体制的内容，探讨了新形势下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所面临的新课题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外资银行；监管；金融监管

截至2007年5月末。共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国银行。在25个城市开展业务。已批准改制的外资法人银行12家，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186家。其中，改制后的法人银行分行79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外商独资银行7家，财务公司2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86家，法人银行12家，16家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提升国内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促进中资银行的发展，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必将对我国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市场秩序甚至金融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鉴此，我国应加快与外资银行相关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和宏观管理工作，尤其应当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是东道国引进的具有外国资本的银行。外资银行监管是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金融主管机关及其执行机关或有关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公约对外资银行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和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和管理，促使其合法稳健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具体来说，外资银行监管由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目标及监管方式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摘要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以及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大量进入中国，这对我国金融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分析外资银行法律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及法律价值的基础上，结合外资银行法律监管的国际合作——巴塞尔体制的内容，探讨了新形势下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所面临的新课题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外资银行；监管；金融监管

截至2007年5月末。共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国银行。在25个城市开展业务。已批准改制的外资法人银行12家，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186家。其中，改制后的法人银行分行79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外商独资银行7家，财务公司2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86家，法人银行12家，16家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提升国内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促进中资银行的发展，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必将对我国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市场秩序甚至金融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鉴此，我国应加快与外资银行相关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和宏观管理工作，尤其应当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是东道国引进的具有外国资本的银行。外资银行监管是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金融主管机关及其执行机关或有关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公约对外资银行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和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和管理，促使其合法稳健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具体来说，外资银行监管由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目标及监管方式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本文作者：袁全工作单位：福建工商管理学院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发达的资本市场与高层次的金融创新只能存在于普通法系的国家。事实上也确实以美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最为发达。但是，如果仅以此作为上述观点的论据是缺乏力度的。因为健康发达的资本市场离不开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而美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多以制定法的形式出现，这与中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是一致的。因此，美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制定技术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次贷危机更是揭露了美国金融监管的致命缺陷，这对我国如何建设金融监管制度也是极有研究价值的。

一、美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的演变

美国虽是普通法系国家，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成文法，相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去监管化”开始，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再到今天奥巴马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强化，无不伴随着大量的法案的诞生，可以说，正是这众多的法案扮演着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起到了推波助澜和亡羊补牢的作用。与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不一样的是，经济犯罪或金融犯罪不属于自然犯，并不是随着社会发展与道德规范逐步形成的。刑法的特点要求其具有预测性和稳定性，并不能以民法的原则———公平、公证来进行审判。即使是美国刑法典的理论基础———功利主义原则———保护大多数人的福利，也不能仅以此作为判案的法源。所以美国有相当数量的制定法来规范公民和法人的行为，尤其是在金融监管方面。

(一)从罗斯福新政时期到“去监管化”时代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出台了三部奠定随后40年金融业稳定发展基石的三部法案。《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确立了银行分业原则，明确商业银行与证券分业经营，有效保证了银行资金的稳定性。《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颁布使得银行监管得到了革命性的强化。《1933证券法》和《1934证券交易法》对一、二级市场的证券买卖进行了联邦立法规范，前者保证了证券发行者披露公司的重要信息，而后者将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延伸到二级市场。罗斯福政府在这一时期创立的金融监管制度，虽然在满足借贷双方需求上显得创新不足，但是，随后40年美国经济相对稳定并稳健增长。70年代后期，卡特总统签署了《1980存款机构去监管化和货币管制法》，这一法案标志着金融业“去监管化”运动的兴起。1986年12月，美联储顶着违反法律解释原则的风险，第一次对《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进行了重新解释。美联储认为，该法允许银行将小于收入总额5%的资本用于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从此，美联储加大了金融监管放松的力度，允许银行在不违反10%净资产比率法则前提下参与各种证券和保险的承销业务。随后美联储又允许银行从事商业票据、政府债券和按揭证券等各种业务。最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联储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此时，监管银行业半个多世纪的《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已名存实亡。

保险投资是现代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盈利性。显然，这三者的协调是十分重要的。而它们的协调需要法律从制度上加以完善，即法律应当为保险投资监管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资金运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1987年，为无投资或忽视投资阶段，保险公司的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银行存款；第二阶段从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下同）、《保险业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保险法律法规，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7次利率调整，使保险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尤其使寿险业的利差损进一步扩大，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公司债券，但仍解决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带来的压力，尤其难于解决寿险公司日益扩大的利差损。基于此，1999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基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这是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进一步发展我国保险业的重要步骤。

我国目前面临着加入WTO，这要求我国保险业参照国际准则；同时，已进入21世纪，由于各国的金融改革，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也给我国保险业带来了新的机会与挑战，这也迫使我国的保险监管应与国际大趋势相接轨。本文拟在比较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之特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若干拙见。

一、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的一般特点

纵观海外许多国家或地区保险法及细则对保险投资的规定，尽管早期工业国或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的投资方式及演进的阶段不同，但仍然存在以下几点带有共性的特点值得我们思索：

首先是确认和保证保险资金运用方式的多元性。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法律规定中，均规定了多种保险投资方式。这些方式具体包括：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不动产投资等。英国则通过司法实务确认保险投资方式的多元性。由于投资方式多样且较灵活，使得不同的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投资方式，将盈利性大、流动性强和安全性高的不同投资方式进行有效的投资组合，从而稳定了保险公司的经营，并进一步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提要］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正在稳步加快，中国金融业也努力向前迈进。但是，相关立法滞后于金融实践，金融综合管理监管仍处于探索阶段，中国的金融监管也迫切需要改变监管方式和适应方式。本文从金融科技对金融业的影响开始，阐述金融差异化监管相关理论依据，对当前我国金融业差异化监管立法现状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我国金融业差异化监管制度的内在要求，强调有必要协调监管立法与监管模式，修订现行法律，合理分配金融立法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和受监管机构之间的财务规则制定权利，最终实现对中国金融业差别监管。

关键词：金融科技；金融综合经营；差异化监管；金融规制制定权分配；法律规制

一、引言

金融发展的脚步印证科技的不断进步，而与金融业伴生的金融监管则一同跟随着科技创新的步伐不断向前发展。科技创新推动金融业发生变革式的升级与转型，曾经横亘于金融与非金融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金融新业态也必将在科技创新中诞生、走向成熟。由金融一体化带来的竞争压力增大，内在性的要求各国积极寻求金融市场体制变革，改变当前监管模式，适应性地进行金融综合经营监管探索，结合各自的国情，在机构监管、功能监管、伞形监管和“双峰式”监管等模式中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监管模式，从而实现金融监管的适应性跨越与转换。当前我国仍处于推动金融综合经营尝试阶段，2015年交行混改便是我国金融业混合经营的标志性事件，此后，2017年11月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稳会”）便是同步尝试监管体制改革的一次良好开端。金融综合经营监管尝试体制化变革，但并未涉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及完善，存在立法空白问题。尽管金稳会已经成立，但其宗旨在于协调“一行两会”在监管中产生矛盾的地方，并弥补现行监管体制“一行两会”在监管中的盲区，但能够呈现的监管力度有限，到目前为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主要体制，实际上仍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体制。

二、我国金融业差异化监管理论基础

（一）差异化监管内涵。1、对金融综合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差别监管。金融综合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跨越式的运作。传统金融机构在单一业务中运作，金融综合运营机构开展多种业务。虽然集成管理是多个业务的集合，但会有交叉。相反，有必要探讨如何相互协调，并实现从监管目标到监管行动的最有效监督。虽然在全能银行及金融控股公司两种模式下的银行子公司的业务相对单一，但是实际中的业务运作模式却十分丰富。如果一个企业的性质难以定义，则必然很难将其归因于某个领域。金融综合运营组织跨越横向业务运营的多个领域，垂直行为涉及多个方面。适当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也是必要的。因此，传统的单独业务在金融监管和金融监管方面存在差异，差异化监管是必要的。2、母公司与各子公司在金融一体化经营中的差别监管。母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且存在控制权集中或分散的情况。在控制权集中的环境中，如果母公司过于介入子公司的运营，将剥夺子公司的自主经营权；然而，在控制权过度分散的环境中，尽管赋予子公司高度自治的权力，但是可能面临母公司对子公司约束力大幅削弱的情况，将可能导致子公司在过于业务自由的环境中脱离母公司的整体规划目标，这对母公司的发展也可能造成不利影响。基于母子公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无论处于控制权集中或分散的情形，母公司始终承担主导地位，子公司则必要地负有业务执行的职责。就母子公司在设计诞生之初的根本任务的差别，监管也应当审时度势，适用不同的监管标准与监管方法。如，子公司同母公司的关联方联系密切，则可以合理且必要的怀疑二者之间存在关联交易。但母子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尽管母公司对子公司享有控制权，但一般情况下，其并不对子公司承担额外义务。此时，对于此类潜在关联交易可能出现监管失灵，因此在防止内部交易的基础上，有必要设计一个系统来实现监管的正常化，并强调通过加强对母公司的预防性监督来防止母公司不当行为的可能性。监管主要针对风险监管，因此监管方式自然不同。在监管方面，银行普遍重视资金安全，通过货币资金监管等各种检查活动实施监管；其次，由于监管程度的原因，子公司基于决策权独立性的差别而产生不同责任。同时，考虑到不同子公司对母公司的贡献程度之差别，子公司也应当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二）包容性监管理念。金融包容性监管包括差异性、适当性和灵活性等内涵。差异性是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之传统金融机构，金融综合经营机构必然存在较多差异，不可避免地要求实施差别监管；适度监督主要是掌握监督的极限。过度监管会降低监管效率，滋生道德风险。此外，过度监管必然压缩金融市场的适当发展空间，确保适度监管，为金融机构创造稳定的有发展空间的商业环境才是监管的恰当目标；灵活的监督主要是监督手段不能过度兴奋，组织内部的人员是理性的经济人。综合管理本身就是对金融包容性概念的解释，因此将包容性监管的概念应用于金融一体化管理是合理的。金融机构通过风险分散保持行业稳定。包容性监管便是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扩大至其子公司或关联方，乃至上述机构的工作人员，实现下沉式包覆性监管。以人员监管为取向而非权力监管。此外，包容性监管强调发挥监管机构的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合力。

以审查审批为核心的环评监管法律机制的困境

我国环评制度是20世纪70年代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受特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环评监管机制主要以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和规划环评审查为核心，以环评文件分类管理、分级审批制度为主线。我国环评法律制度虽然搭起了相对完备的制度框架，可在制度的内涵和具体执行上未能较好达到环评核心理念的要求，《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环评审查审批法（条例）”，环评的权威性、实效性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从环评法律执行及监管的总体状况看，建设项目未批先建、未批先投和规划未评先批、批后补评等违法行为突出，普适性的环评审查审批制已事实上失灵；从环评执行效果看，建设项目批建不符、重大变动和规划评而不用、禁而不止较为普遍，说明事中事后监管的不力，也说明环评质量特别是环评文件质量存在不足；从环评后续监管看，企业未落实环评文件的要求，变更环保措施，超标、超总量、超种类排污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从总体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看，在污染防治、违法责任追究等相关制度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一些污染物排放量仍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呈上升趋势，污染预防制度的实施与预期效果差距较大。导致环评监管机制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以审批审查为核心的环评监管法律机制存在严重缺陷与不足，环评活动围绕着审批审查在运转，以通过审批审查为目的，环评结论在帮助委托单位发现并解决真实的环境问题、优化决策、源头预防污染和破坏方面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也没有能够在指导和约束建设单位和规划执行单位在实践中减少和控制环境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认为，将环评监管机制的核心由环评审批审查调整为环评文件质量管理，围绕环评文件质量完善环评监管机制，可有效解决当前环评制度面临的困境和发展问题。环评监管法律机制应该以环评文件质量管理为核心环评制度是规范环评文件的编制和修改、征求意见及博弈、审查审批、执行落实、跟踪反馈与调节参与评价各方关系的法律制度。环评监管制度应该是围绕环评文件的编制、审查、实施等全过程的质量监管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环评文件质量管理制度。我国以往环评法律以审查审批制为核心，反映了环评制度初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推动了环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施行。但环评审查审批只是程序，环评文件质量才是实质；环评审查审批是环评的具体环节，环评文件质量管理则贯穿全过程。将环评制度的核心调整到环评文件质量管理上，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许可以系统解决环评制度体系面临的困境和发展难题，保障环评制度持续发展。

环评文件的地位决定了环评文件质量管理的核心地位

环评文件质量是衡量环评法律制度有效性的关键：第一，环评文件是环评法律制度有效实施的体现。作为环评法律制度实施的主要工具和成果，依法编制的环评文件是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可行性的基础，环评文件内容体现了各相关方关系调整的主要成果，连接着建设单位或规划编制单位、环评机构、规划环评审查小组的召集部门或有关审批机关、进行技术评估的技术机构、有关专家、可能受影响的公众等相关主体，串联起环评业务的委托、环评文件的编制、审查审批、实施和后评估等环评工作全过程，是确认环评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第二，环评文件质量是环评法律制度有效落实的关键。环评作为源头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制度，其制度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续的环保监督检查、环保设施设计与建设、环保设施验收、环保措施落实与后环评、排污许可证管理等系列法律制度的施行效果，环评文件是连接环评制度与这些法律制度的“中介”，其质量是环评法律制度实施成效的重要标准，对环评监管法律机制目标的实现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三，环评文件内容是环评制度强制性、权威性的标志。环评文件记载了规划或建设项目涉及的环境管理要求、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等各项规定，“白纸黑字”并经过法定程序而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环评文件质量的重要性也体现在，依法经过有关部门审批通过的环评文件是后续环境管理法律制度的重要基础和法定依据，让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行之有据，便于政府部门的监管和公众的监督。当前，实行以环评文件质量管理为核心的环评监管法律机制已非常紧迫。第一，实现环评法律制度功能的需要。环评制度具有科学性、预测性、综合性等特点，只有环评产生的高质量的环评文件，才能确保可能的不良环境影响分析评价的准确性、相应预防或减缓不良影响的对策措施的可行性，为环评制度源头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功能实现提供条件。第二，落实环评文件法律地位的需要。环评文件的核心地位是环评监管法律机制核心转移的根本原因，而实施环评监管制度核心的转换，有利于环评文件核心地位的加快确立和巩固。环评法律制度已从多个角度规定了环评文件的法律效力，环评文件是确定环评成果的法定文书，环评文件质量是环评和环保“三同时”等制度有效实施的关键。第三，落实环评主体责任的要求。环评阶段规划编制或建设单位多关注环评文件审查审批结果，而不是环评行为及环评文件本身，弱化了环评的责任主体意识，导致环评制度的执行偏离法律本意。环评监管制度的核心转移到环评文件质量，将有助于规划编制或建设单位自觉承担起防止和减少不利环境影响的义务，并对造成的环境损害依法承担责任。第四，提升环评制度活力和有效性的措施。全面的审查审批制已构成对环评制度发展的制约，导致政策环评和受污染场地修复评估、环境与健康调查和风险评估等与环境影响有关的调查评估制度，难以纳入环评规制的范围，影响这些制度的落地实施。建设项目环评过大的审批量、过高的审批通过率给环评制度带来了负面影响。以环评文件质量为核心，分类实施审查审批与承诺备案、征求意见、听证论证等环评模式，将有助于恢复环评法律制度的活力。第五，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行政许可属于严格的规制形式，环评有关审批的制度与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不相适应，与环境管理转型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编制环评文件的建设项目在实际排污之前须申请由环保部门实施的环评、排污许可两次许可，合法性与合理性存疑。

环评监管机制调整到为以环评文件质量管理

为核心已具备条件结合环评监管机制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情况，以及环境行政、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理论发展和实务经验，实行以环评文件质量管理为核心的环评监管法律机制的时机恰当、条件成熟，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从环评法律制度看，环评文件是环评法律制度的核心，实际上有关环评文件质量管理的规定已成为环评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相关条款增多、制度衔接更好、法律责任相对完善。环评审批不再作为建设项目管理的前置条件，实行审批制的建设项目范围已经缩减，环评文件中占比约50%的登记表实行备案。第二，从其他环保法律制度看，环评文件的法律地位和功能在项目“三同时”、环保验收、排污许可等制度已有体现，环评制度作为企业能否获得排污许可证先决条件，排污许可证为环评制度把关，对环评文件质量的提升形成了倒逼作用。同时环评事中事后监管已覆盖项目建设和运行的全过程，排污许可制度对项目排污前的环境行为构成了有力规制，污染防治制度的健全和环保措施的成熟可确保项目不利环境影响得到控制，实质上弱化了环评审批制对项目环境可行性及环保措施进行优化把关的功能。第三，从环境科技的发展看，环评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标准规范、技术导则的完善，让环评行为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为环评工作乃至环评文件的质量提供了技术保障。环境管理的标准化、程序化可为企业的环境行为提供规范和指导，相对成熟稳定的污染治理技术可保障项目的达标排污。第四，从社会治理制度看，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和法制意识增强，有利于公众知悉、参与、监督相关环评行为和企业环境行为的机制初步建立，包括排污者对环境法律规范的自觉遵守和对可能影响环境的行为的自我约束，环保部门对监管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规范执行，有关公众对企业环评和相关环境行为的主动参与和依法监督。第五，从市场经济的发展看，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监管制度尤其是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促进了环评市场的规范运行。环评队伍能力水平的提升，可基本满足市场对高质量环评文件的需要。第六，从环评文件管理实务看，环保部门组织对环评文件多元化管理进行了实践和探索，包括环保部推动的规划园区内项目试点降低环评类别和简化手续、部分地区实行的对水利等民生项目的打包审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试行备案、对非重大变动实行清洁生产管理等，对环评文件非审查审批制管理提供了经验。国家推动建立环评基础数据库以及环评工作质量监管数据信息系统、环评文件全本公开等，为环评文件质量监管的数据化、大众化奠定了基础。

[摘要]：保险投资是现代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盈利性。显然,这三者的协调是十分重要的。而它们的协调需要法律从制度上加以完

[英文摘要]：

[关键字]：

[论文正文]：

保险投资是现代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盈利性。显然,这三者的协调是十分重要的。而它们的协调需要法律从制度上加以完善,即法律应当为保险投资监管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资金运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1987年,为无投资或忽视投资阶段,保险公司的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银行存款;第二阶段从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下同)、《保险业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保险法律法规,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7次利率调整,使保险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尤其使寿险业的利差损进一步扩大,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公司债券,但仍解决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带来的压力,尤其难于解决寿险公司日益扩大的利差损。基于此,1999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基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这是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进一步发展我国保险业的重要步骤。

金融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它在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国际金融动荡已成为常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面对频繁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角度挖掘原因，但许多学者认为现行法律制度的缺欠与漏洞应该是最直接的原因，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缺失则是危机快速蔓延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讲，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制度化建设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法律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功能

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引入法治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法治就不可能使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从一种松散无序的行为转变为一种在具体制度框架下有序的金融活动。法是秩序的象征，又是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手段。法律制度以其规范性、确定性、强制性特点有助于实现国际金融秩序目标，法律可以作为实现变革的一种手段。由于法律所具有的规范性特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秩序的象征，同时也被视为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手段。一方面，法律通过明确的规则来规范行为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法律通过强制性的惩罚规定对行为主体起到威慑作用，使其不敢做出有违法律制度的行为。法律制度具有的透明、公开、稳定、权威等特性，使其成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效果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有效保障。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与协调的成果，不仅为当事人从事国际金融活动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准则，从而具有保障国际金融交易安全的基本功能，而且也是国际金融监管主体行使金融权力以及防止金融权力滥用的基本依据，而法制本身贯穿其始终的稳定、公平、效率精神有利于生成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事实上已经说明了松散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并不可靠，要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须踏上合作法治化的道路。首先，金融监管的作用在于它为金融机构和相关个人的行为确定了一种“秩序”，金融业的各种金融行为必须遵守此“秩序”。这种秩序是强制性的，它明确规定了行为方式、法律后果，对任何机会主义金融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从宏观角度保证了金融活动的有序进行，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这种秩序就是法制。其次，国际金融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为国际金融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国际金融的发展，不仅仅包括数量上的扩张，更应当追求发展的健康性与协调性，只有既注重“量”的扩张又注重“质”的提高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国际金融法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为维护国际金融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从而起到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的功效。因为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和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国际金融发展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次，国际金融法有助于金融领域国际标准的统一，促进公平竞争机制的形成。必须承认，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然而，在国际金融领域，各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和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在金融监管的标准、方式和方法上不尽一致，容易造成监管冲突。仅以银行业为例，对风险评估的标准和要求各国间就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监管标准的差异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造成金融机构间国际竞争的不平等，严重扭曲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国际金融法是国际社会在金融领域通过协调与合作达成的法律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各国金融法制的统一化和金融监管标准的趋同化，从而有利于避免各国之间的监管竞争，有利于生成公平合理的国际竞争机制。最后，国际金融法能够起到约束金融霸权的作用。国际金融合作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金融霸权，借助制度的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金融霸权。金融监管领域中公平制度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在金融领域中的“恃强凌弱”。因为公平的制度或制度所体现的公平，与霸权或强权是对立的和格格不入的。另外，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制度规则是基于国家间抵御金融危机的需要而产生的，即便是霸权国也需要参与国际合作，受到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作为国家之间意志的妥协，制度一旦建立，参与建立这种制度的国家就必须遵从他们亲自建立起来的制度，因而，制度可以对金融霸权起到限制的作用［1］。国际金融监管的有效进行需要法律，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国际金融法有助于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国际金融领域取得真正平等的发展权，有助于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与化解，有助于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民主、公平

“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governance)的事业”。［2］法治要求人们对法律的性质和来源有一种判断标准，即什么样的规则能够使人类服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社会中法律权威的确立。当前，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法律的最高(最终)权威来源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上的体现，曾经表现为要不要有一个世界政府。就目前而言，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想法显然不具有现实性。法律的最终权威不仅仅来自于在强制性上的发展，也应该来自于公正性和公开性。来源于它自身是否是“良法”，千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对此曾做过一个历经时间历史考验的界定:已制定的法律能得到公众的普遍遵守，而大家遵守的法律为良法。因此，良法性与规则的普遍遵守性是我们建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既然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面临着有全球化的金融而没有全球化的政府这个严重而现实的问题，那么为了确保国际社会所形成的规则能如同国内法律一样得到普遍且有效的遵守，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必须是能在最大程度上代表国际社会各成员国利益的法则，其必须兼顾各国实力的不同、极尽可能地体现各成员方特殊的利益要求［3］。民族主权国家仍然是全球立法最重要的参与者，现实情况是主权国家在参与全球性立法上的不平等甚至缺席，这种现象本身是与法治主张相悖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在平衡主权者之间的利益以及体现参与者应有的国际立法话语权的基础之上。主权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缔约能力，也包括参与国际法制定的平等和参与国际组织的平等，唯此才能为国际法提供正当性来源。公平指法律的“公正”、“正当”、“合理”、“恰当”的适用。在确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是由大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主权国家构成的，这种经济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其法律权利上的平等性。因此，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是调整经济上不平等的主权国家的法律体系，基于公平理念，基于实质平等要求，应该在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国际法律制度中建立双重法律规范，即需要有在普遍规范和国际行为守则的范围内的优惠和非互惠待遇。比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关系，允许发展中国家保留外汇管制立法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规定和专门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经济权利和发展空间，同时，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因为单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同等约束力的普遍性规范，是不可能解决合作中的公平问题的。公平“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不能独立存在，“它的适用总是与一项法律规则相联系的”，时而“符合法律”，时而“超越法律”，时而“违背法律”。

三、立法技术:“硬法”与“软法”融合兼用

摘要：保健食品会议营销市场乱象严重，会销骗局无处不在。文章通过分析发现原因很多，主要是我国对于保健食品会销模式缺乏法律法规的规制，无法可依；政府部门的日常监管不力，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不明确，存在监管漏洞；会销公司或企业自身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不高，加之违法成本很低，会销企业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自然选择违法经营；消费者自身掌握的保健食品知识较少，不能正确地辨别会销骗局；等等。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对保健食品会议营销模式的有效监管。首先，要积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法可依，从法律层面加强对会销的重视和规制，监管才可事半功倍。其次，行政机关在会销监管过程中，要做到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注重日常监管，各部门既要明确各自的职责，也要加强配合，联合办案。最后，各方都要积极行动起来，承担起各自的社会责任，综合治理，全面打击会销骗局。政府、基层组织要加强对保健食品知识的宣传，提高消费者自身识别骗局的能力。

关键词：保健食品；会议营销市场；法律法规的规制；监管

一、保健食品会议营销问题概述

近年来，我国保健食品行业发展迅猛。我国公众对于保健食品青睐自古有之，古代时人们就很注重养生，有“药食同源”的理论。现代随着人们对健康的越发重视，保健食品行业的发展更是势不可挡。保健食品企业运用会议营销（以下简称“会销监管”）的新模式展开销售，这一营销模式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但是在我国，保健食品会销市场乱象严重，会销骗局无处不在。通过分析发现原因很多，主要是我国对于保健食品会销模式缺乏法律法规的规制，无法可依；政府部门的日常监管不力，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不明确，存在监管漏洞；会销公司或企业自身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不高，加之违法成本很低，会销企业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自然选择违法经营；消费者自身掌握的保健食品知识较少，不能正确地辨别会销骗局。针对会销乱象产生的原因，提出监管对策，多管齐下，共同整治保健食品会销骗局，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保健食品行业健康发展。这一课题的研究，理论上，有利于完善保健食品会销监管法律体系，促进监管体系的科学化、系统化；实践上，将有利于会销监管的顺利进行，提高行政机关监管的效率和质量，从根本上解决会销乱象，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

二、保健食品会议营销监管存在的法律问题

会销是一种创新的营销方式，正常的会销行为并不违法，其初衷是为了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了解，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我国的保健食品会销市场畸形发展，产生了较多的问题。保健食品会销与欺诈行为甚至诈骗罪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热烈的会销场面背后，往往隐藏着虚假广告宣传、骗取钱财、危害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严重后果。保健食品会销一般是抓住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喜欢热闹、缺少亲情关怀、贪小便宜等心理，打着免费爱心义诊、免费讲座、送小礼品等旗号号召老年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会邀请所谓的专家讲述产品功效或者由之前的保健食品使用者来分享使用前后的巨大差异，以此对老年人进行洗脑，进而对产品的功效深信不疑，不惜花大价钱来购买。通过打电话回访等形式，关注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嘘寒问暖，打感情牌，让老年人对销售者产生信任和亲切之感，弥补了老年人的情感空缺，进而套取老年人的各种个人身份和财产信息。另外，老年人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格外关注，他们愿意花钱买健康、安享晚年。因此，老年人成为了保健食品会销骗局的主要受害者。会销骗局中的公司并不是真正的保健食品公司，多是什么赚钱卖什么，无固定的销售种类。其中的专家、医师多是会销公司花钱雇佣的，按照公司要求进行“现身说法”。在宣传过程中打着各种貌似很权威的机构的名义，实则根本查不到这些机构的备案信息。这些精心包装的连环骗局，使得保健食品会销的陷阱无处不在，监管责无旁贷，但是当前的会销监管不尽如人意，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会销监管的法律依据分散且不够健全和完善。其一是会销监管的法律依据分散；其二会销监管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2.会销监管机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其一会销监管职责不清；其二会销监管手段不力；其三会销监管力量不足；其四相关监管部门会销监管不到位。3.违法违规行为的追究力度不够。其一行政责任追究宽松软；其二对企业责任追究力度不够，难以形成威慑力；其三是对监管人员追责力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