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范文10篇

学校德育是面向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青少年成长离不开社会，社会的明天也离不开青少年。因此我们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能不能理解青少年个体的思想和社会意识，以便让青少年个体在维护社会利益的同时保证自己的发展，让青少年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维护个体的权益，满足他们成长的需要显然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最近同志指出，要“大力推动思想道德建设的改进创新。重点在充分体现时代性、准确把握规律性、大力增强实效性三个方面狠下功夫。”德育的建构，就是要改变在德育工作中过分重视行为训练的倾向，特别是要改变德育过程中无视学生自身经历经验的做法，通过合乎他们生活经验的背景形成道德认知。我们不是要学生在社会活动中做出反应或者以某种特殊方式进行行动，强化那些被强化的行为，我们应该重视和开发学生主体内在的固有的思想道德的逻辑能力，使学生即使在不充分的场合也能做出正确反应或者答案，德育应该重视学生内在的对未来意外事件做出反应的能力。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学生在认知、解释、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系，学生是通过人际互动和社会性的协商进行自己德育观念的建构。因此讨论和研究德育的建构显得十分必要和有意义。

一、建构主义和德育

在建构主义的鼻祖维柯、杜威、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等的研究中，德育和教学并没有清晰的分界。杜威就认为，真正的理解在本质上是联系动作的。因此，教育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教育就是经验的生成和经验的改造。在进入信息社会以后，德育的建构本质、社会协商本质和参与本质越来越显现其主导作用。研究德育的建构，我们发现建构理论中的建构性、社会性、情境性、复杂性和默会性等已经成为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

德育的建构性：客观和建构是德育的重要维度。传统的认识论认为，学生的思想道德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因此德育的很多工作都投入到行为习惯的训练上，而很少考虑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学生作为认识主体所具有的巨大的能动性。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论，道德是认知主体积极建构的，建构是通过新旧经验的互动实现的，因此德育的功能就是适应学生的这种需求，帮助学生开展对经验世界的组织。

德育的社会性：个人和社会也是德育的重要维度。前者把思想道德看作是属于个体内部的，后者则认为思想道德是内含在团队和共同体中的。德育的这个维度就是通过个人和社会之间产生的互动、中介、转化、融合等张力形式帮助学生构建正确的、完整的、发展的思想道德。关键是社会协商这个词的内涵和外延在学习中容易理解，但对于思想道德而言我们的德育对学生之间的协商的方法、途径、内容以及产生的效果还需要深入地讨论。

德育的情境性：德育的情境性，已经越来越被大家重视。情境性的三个环节，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整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一、会计文化的内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会计文化是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系统，在其多层次的体系中，不同层面的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会计文化的总体特征和发展方向。首先，会计的物质文化层面是构成会计文化系统最基本的方面，也是会计文化显性化的有机载体。主要包括会计人员的工作环境、专业计算工具、与工作有关的操作工具、包括各种账簿在内的工作对象等。判断会计物质文化的优劣，主要以其工作环境是否优良、专业工具是否先进、工作结果是否有效率和工作对象是否有序作为基本标准。一定的会计物质文化是一定的会计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同时，一定的会计物质文化又是一定的会计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承载者，常常作为会计文化的外显化而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评价。其次，会计的制度文化，是作为制约和规范会计人员工作方式的规则体系而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会计工作需要有一定的秩序，因此必须依靠严整而科学的规范体系来保证。作为一种“他律”，会计工作规则的意义在于，严格约束会计人员必须按照相关规则进行工作，如果违反规则，就意味着犯错误。因此时刻约束自身的工作方式必须符合或严格遵守规则，是对从事会计工作人员最基本的要求。会计的制度文化具有同法律、法规一样的严肃性，严格的制度规范，不容许会计人员在工作实践中出现半点逾越，它是会计精神文化的制度化，是保证会计物质文化的有力支撑。最后，会计的精神文化属于会计文化的灵魂，是会计文化的核心层面，是决定会计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主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有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其中会计人员的职业价值观是重中之重。在当今物质文化盛行的时代，如何引导会计人员保持应有的行为准则、恪守职业操守以及坚守会计人员的底线伦理，是建构和发展会计文化亟待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因此，在工作实践中，要求会计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观，这是保证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会计工作者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当前我国会计文化建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我国的会计文化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不能完全满足新时期会计制度体系建构的要求，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会计组织内部和外部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以会计组织作为界限来看，其外部因素有社会环境因素、法律环境因素、政治环境因素以及社会舆论因素等，其内部因素有单位内部的人员结构、制度建设、领导因素、单位的企业文化及企业精神等。从外部因素的影响来看，由于传统社会理念与观念仍然在发挥其作用，比如，在害怕得罪人的心理驱动下，无原则地“以和为贵”，导致部分会计师事务所为留住业务较多的客户，在给课题单位出具审计报告时往往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给出一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审计结论，既不利于课题单位规范自身的会计核算，也为后期的课题财务验收带来了一定困难。此外，社会舆论对于会计行业普遍存在一定误区，如民众将注册会计师、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等与过去打算盘算账的“账房先生”混为一谈，不能充分认识到财务工作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导致部分会计人员不能正确理解对待自身工作的意义，进而忽视学习和掌握最新的会计准则，不重视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从内部因素的影响来看，由于内部监督制度不到位，很多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审计制度形同虚设，内审制度不能行之有效地发挥作用，增加了会计舞弊造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导致会计行业公信力的进一步下降。此外，一些企事业单位及科研院所、高校的领导及相关技术人员对会计人员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及尊重，导致一些高素质的财务人员流失，不利于会计行业人员整体水平与素质的提高。

三、当前建构和发展会计文化应采取的重要举措

(一)将“以人为本”作为建构会计文化的基本理念建构会计文化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这是推动会计文化建设的基本前提，如果缺少这一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构建会计文化将会是盲目的，不切实际的。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会计工作的领导或管理人员，在会计文化理念的形成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以人为本”的会计文化理念就是要切实从会计人员的角度考虑其实际需求，要形成信任会计人、关心会计人、尊重会计人的氛围。而要实现这一核心理念，首先要求领导者、管理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就这个意义而言，会计组织领导者与管理者的作用直接关涉会计文化建设的成败。在建设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过程中，一方面领导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通过建立各种明确的奖惩机制，组织开展各种活动，使会计人员切实感受到会计组织对其的重视;另一方面，会计领导应以身作则，规范自身的行为，坚持实事求是，求实创新的理念，以实际行动影响下属，增强会计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激发会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从制度管理到文化管理的深刻转变。文化管理是更高的管理形态，会计文化建设就是文化管理，在制度管理不到的地方，让文化发挥作用，其中制度的制定要符合文化的要求，在管理中体现文化。

当今的品牌理论基本都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其主要理论有品牌的附加值说、品牌核心价值论、品牌印象说，其中最广为流传的是附加值说。所谓附加值就是超越于产品价值本身的价值，如审美价值、符号价值、情感价值等。然而，是否所有品牌类型都是建立在附加值基础之上的呢？比如，北京全聚德烤鸭，其附加值在哪里？我认为就在产品本身，它的制作工艺、口味就是价值所在，产品自身的价值就是品牌的核心价值的基础。所谓附加值是超越产品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菲利普?琼斯著所说的精神价值，烤鸭这样的产品很难说它有什么超越产品本身价值的精神价值的东西。但是，菲利普?琼斯著也看到了品牌价值因产品类别不同而有所差异。“附加值对所有的产品（尤其是重复购买类商品）和服务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与功能特性相关的重要性随产品类别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美容化妆品的附加值就比食品的附加值相对更重要。”这里他所说的产品类别，也可以认为就是品牌类别。因为对于食品，在一般的品牌策略中，很少有高档与中低档差异的诉求，但是化妆品则全然不同了，品牌类别诉求是其最重要的传播策略之一。

另一方面，品牌作为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的外在表现，发挥着社会角色符号的作用。一定的品牌总是对应着一定的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品牌角色与消费者的社会角色的互动来达到角色的认同。与艾科过分强调品牌价值存在于消费者的心理印象不同，科特勒和阿姆斯特朗提出了品牌和产品对于消费者同样是重要的构成要素，品牌化是将价值附加在产品之上，品牌的作用主要是将不同企业的名称加以识别，同时，又为产品提供附加值。因此，品牌价值与产品价值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科特勒和阿姆斯特郎是从产品出发而不是从消费者出发去生发品牌价值的构成动因。

其实，品牌发展到今天这样丰富的程度，不仅品牌数量有了极大的增加，而且品牌类型也越来越复杂。这种品牌类型的变化，并不仅仅是随着产品类型的增加而导致了品牌类型的增加。品牌类型与产品类型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其立足点是完全不同。按照现今品牌理论，品牌类型应当是基于消费者的需求的差异，而产品类型是基于产品的物质形态的差异。用产品类型来划分品牌类型虽然简单，但是难以真正反映出不同品牌类型的特点。所以，应当从消费者的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出发来建立品牌类型体系。

现有的一些品牌理论也开始注意到了品牌类型的问题，但主要是从企业或市场的角度进行分类的，缺乏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的品牌分类。现有的品牌理论的基础却是建立在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一分类方法显然与现有的品牌基本理论是不吻合的，而且也缺乏完整和系统的阐述，比较多地注意到了产品类型的问题，以及产品类型与品牌建构的关系，这对于把握基于消费者需求的品牌特征难以提供有效的支持。

舒尔茨等在《整合营销传播》注意到了产品分类在品牌建构中的意义，也注意到了对消费者的分类，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观点：“概念不是单一的单位。概念以网路方式集结并形成所谓的类别。这些群集的概念不只是资讯的堆叠，还形成网路……人类的心智活动，是大量由概念和类别构成的网路所组成。这个概念和类别网路，涵盖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新资讯一进入讯息处理程序，就被拿来和原有的概念及类别比对，看看是否符合原有的概念，或是已有的哪些概念基模可以被用来储存这个资讯。”但是，舒尔茨等却没有对品牌分类作进一步思考，仍然停留在产品类型的概念上，没有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对分类进行周密的考虑。因此，分类理解还停留在过去品类理解的基础上。“整合营销传播思考的基础，是植根于消费者储存该产品类别、产品及品牌资讯的方式，如前面所言，消费者从各种不同的来源得到这些资讯，并且这些讯息储存在同一个阶层体系中。对厂商而言，最重要的课题，莫过于了解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如何将品牌置于网路结构中的哪一个阶层及哪一个分类中。”让?诺尔?卡菲勒从产品出发，提出了产品类型与品牌的关系：“在确定产品类型时，应注意品牌发展方向、品牌的动力及其存在的理由。”

可见，目前欧美对品牌分类尽管有一些分类方法，但是总的来看还不够细致和深入，实际的可操作性和适用范围还比较有限。汤姆?布拉凯特在《品牌与品牌建构》一书中，从品牌建构的角度，只是简单地将品牌分为企业品牌和服务品牌：我们已经发现到了在品牌化实践过程中的两个凸现的新现象：其一是品牌化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其二是品牌和其管理的内化过程，特别是在以雇员为服务中枢来取得顾客满意的服务业领域。

摘要：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很多大跨度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大跨度建筑中，结构表现是最为重要的审美领域，其中包含了技术美与艺术美。建筑表现力是大跨度建筑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且其涉及了多方面的内容，需要建筑师掌握建筑材料、力学规律以及西方建筑特点等多方面知识。文章通过介绍大跨度建筑的结构特点，帮助人们由本质上认识大跨度建筑。

关键词：大跨度建筑；结构表现；建构

1大跨度建筑的结构特点分析

主要内容：①结构与建筑具备较高的关联度，且远大于普通的建筑物。大跨度建筑的形体构筑、外在形象以及空间围合等都与其结构紧密相关。对大跨度建筑而言，结构就是建筑。而建筑也就是结构，两者可以说已经融合在一起。合理性的结构在整体建筑设计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且大跨度建筑一般分为屋盖结构与下部支撑结构，其中最为重要的结构表现便是屋盖结构；②结构的造价成本较高，大跨度建筑的造价很高，会耗费大量的社会劳动资源，比如国家体育场“鸟巢”的最终工程造价将近23亿元，且使用钢量为4.2万t。由此可见，大跨度建筑的资源耗费量是十分惊人的；③大跨度建筑的技术含量较高，在大跨度建筑的整体设计中，需要考虑结构、节能、智能控制等多种问题，需要运用到多种技术。同时，通过利用高新技术，大跨度建筑也可以体现出个性化的建筑形式，比如其结构设计中的技术必须达到跨度要求，并考虑到屋盖结构中会出现的结构自重等问题，而后采取合理的技术方法，确保荷载力与结构自重之间达到平衡。为了减轻自身重量，建筑必须使用效率更高的结构，而随着结构有效性的提升，其所需的技术也就越复杂。大跨度建筑必须经由多种高新技术的共同合成。

2大跨度建筑结构的存在的问题

2.1结构表现缺乏理性建筑结构的表现最终会体现于建筑的外在形象，但科学合理的建筑结构本身也应建立在力学与美学充分结合的基础上之上。结构表现是大跨度建筑的核心影响因素，如果一味将建筑结构作为表现的工具，那么整个设计就是缺乏理性美，甚至会变为形式主义的建筑物。且由此种错误理念下设计的建筑结构缺乏张力，不符合当前的现代设计理念。比如很多建筑设计只致力于打造壮观的建筑形象，并在形态上使用花朵、飞鸟等图案，使得建筑脱离实际，无法经受时间的考验。

作为环境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艺术是建立于建筑以及公共展现环境基础之上的艺术行为。公共艺术在其形态表达上具有非常广泛的适应性，它可以是平面式的，也可以是立体式的；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象的；可以是纯图案化的，也可以是表现出一定的故事情节或其他带有主题性内容的；可以是反映当今社会状态和时代精神的，也可以是表现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可以是素色的，也可以是绚丽多彩的；可以是单一材料的，也可以是多种或综合材料并存的。总之，只要能够与建筑以及人文景观环境相和谐，符合建筑和景观环境功能以及设计要求，一切形式和内容都是可以采用的。本文主要探讨公共艺术设计的形态构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公共艺术设计的形态构成在公共艺术的形态构成中，我们至少应该把握好四个方面的要素，即造型、结构形式、色彩和材料。其中任何一种要素都可能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引人注目并影响着最后的设计效果，但是我们应该避免出现孤立思考和运用其中某一要素的作法。可以说材料是公共艺术的骨架，造型和结构形式是公共艺术的内容和灵魂，而色彩是赋予其生命活力的血脉，四者的有机结合才可能构成完美的公共艺术。

一、公共艺术设计的造型

与其他艺术的造型一样，公共艺术的造型同样具有具象和抽象两种基本形式。在具象造型中，还有写实与变形之分，通常我们将那种再现性的，即如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现实状态的描写，称为写实，而将那种非再现性的，即在保持事物基本特征的前提下，人为的同时是超常规的对造型进行夸张变化的描写，称为变形。在传统的造型艺术行为中，我国的造型写实手法与西方国家略有不同，西方国家的写实手法趋于科学，而我国趋于文学，反映出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高超智慧和超自然的自在。而变形则是为了更好地适用于材料的特性及其工艺制作。在抽象基本形式中，造型元素的点、线、面元素得到了综合创造，使公共艺术与周围的人文景观环境得到了完美统一。

二、公共艺术的结构形式

第一，结构形式的透视。公共艺术的结构形式是与建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公共艺术中，装饰构图的透视一般都被淡化的，有的甚至是完全不考虑透视问题的，也不考虑时间与空间、远景与近景、天空与地面、实景与虚景等造型因素，设计师可以完全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并根据环境条件自由地结构画画，如果过于强调科学化的透视关系会对建筑本身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第二，形的适合。在公共艺术中，形的适合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方面，建筑中可用于装饰的区域在形状、大小等方面可能是被限定了的，是一种不规则的状态，另一方面，在作品本身的构图中也需要体现形的完整性。所以，在处理形与形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往往要根据某一型的轮廓去创造另外一个型。

三、公共艺术的色彩

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司法民主的出现无疑是近些年的事。①伴随着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之中有关“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争论，“司法民主”被引入中国并受到普遍关注。然而，经过了这么多年，当司法民主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法律界甚至是全社会关注的中心话题时，这个概念却依然被广泛而又“模糊”地使用着，至今对它仍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于是我们看到，基于对司法民主的不同理解，一些同样以司法民主为价值取向的司法改革措施却在实践中产生了大相径庭的效果。不仅如此，实际上伴随着有关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的争论深入地开展，人们越来越将司法职业化看成是司法民主化的对立范畴。除此之外，在当下中国司法的语境中，在有关“司法民主化”和“司法职业化”的问题讨论中，“司法民主化”还往往容易被和“司法大众化”、“司法的群众路线”等术语等同起来，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司法民主”这一范畴的混杂性与不确定性，结果越发不利于对“司法民主”这一概念的内涵的真正理解。因而，什么是司法民主?司法民主的理论建构和制度实践在当下中国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较之于过去，新时期的司法民主有了怎样的发展?这种获得了新的发展的司法民主理论与制度实践解决了哪些过去的理论与实践所没有解决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在解决了这些遗留问题的同时又开放出了哪些问题，进而需要在司法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中来予以解决?关于此，学界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因而，本文试图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检视新时期人民司法的实践为切入点探索这些问题，尝试回答新时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民主。

一、中国语境下“司法民主”的意蕴

基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如何妥恰地理解这样一个关涉当下中国司法理想或者改革方向的概念呢?其实“概念是语境的真实重构”①。这意味着要对“司法民主”予以妥恰的理解，就必须要将其放置到这一命题产生的语境之中来展开分析。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相对严谨的学术范畴，“司法民主”并不是“司法”与“民主”这两个概念意涵的简单叠加，也不是从“民主”来看司法，更不是从“司法”中找民主，而是既要在“司法”与“民主”这两个较为宏大的语境或者它们的上位概念及其相互的关联性中找到这两个范畴间的交叠与共识，而需要在有关“司法民主”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争论中去把握司法民主的社会意涵。这是其一。其二，对于司法民主的理解还要将其放置在与其相关(邻)范畴的关系之中去把握，也即要在“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司法的群众路线”的关系中去把握司法民主的逻辑要义。其三，有关司法民主意涵的理解，还需要放置于建构其概念与理论的、特定的社会—情境系统之中来展开。唯有通过此，才能够逐渐清晰起司法民主这一概念的边界与所指，才能够准确触摸司法民主的真正意涵。就“司法”与“民主”这两个范畴本身而言，它们其实都是含义丰富的“多义词”而且关系也极为复杂的———它们既可能是悖离的，也可能是共生互动的。因为，如果把“民主”界定为民意或者多数人的权力及其统治的话，那么作为一种专业化的活动，司法不仅与民主存有本质性的差别，而且对于同一问题两者往往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估结果;②而如果把司法的主要任务界定为通过确立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进而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制度化保障的话，那么这与“权力多数决”的民主多少也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和谐;③同样正是基于此，它们在制度层面上最为尖锐的对抗就主要体现在“反民主”的司法审查制度之中。④而相反，如果我们对“民主”稍加进行改造，那么不仅司法吸纳民意有助于强化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而且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也有利于防止“多数人权力”的滥用进而达致真正的民主，以及更重要的，当“法官运用‘宪法时刻’所采纳的原则来废除日常政治的立法产品时，司法审查并非不民主;相反，他们是在忠于一种更深刻的民主概念，关注了一种在公共辩论和真诚思考的历程中经过检验并精制了的民众意愿。”⑤这意味着“司法”与“民主”的关系如何，关键在于我们究竟在何种层面上来展开这两者间的意义关联。很显然，我们既不能用早期的民主理论来观察现代意义上的司法，也不能用现代的民主理论来反观早期社会里的司法活动;而应当在同一语境系统和意义体系之中来展开有关“司法”与“民主”关系问题的讨论，努力寻找到这两者之间的重叠与共识，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司法民主”的概念内涵。同时，这也意味着对于“司法民主”这样一个由“司法”和“民主”两个范畴互释互构起来的开放式命题，我们不能对其做某种单一性的理解，而需要从法律和政治的双重视野出发来对其展开描述。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只是在法律层面上、从合法性的角度来展开有关“司法”与“民主”关系的论证，因为司法从本质上来说确实不应当过多地吸纳或者采取民主的规则与要求;而应当从政治的层面、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司法”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要意识到不仅司法本身属于政治活动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司法权是政治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看到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对司法/司法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夯实与稳固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在这种政治—权力的视域中，我们看到不仅司法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运作活动，而且民主也是公共生活里的基本准则;因而“司法民主”这一范畴的建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司法权运作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将这种公共权力运作地更符合公共生活的基本要求?而就“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争论而言，这无疑是一起持续多年的法律事件。特别是近些年来，伴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虽然人民司法的事业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司法供给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却越发地严重，进而导致“司法越改革、受到的质疑越大”这样的尴尬局面的出现，①从而促使人们不断反思“司法职业化”改革的效果与道路。不仅如此，在日常的司法实践中，当下中国的法官却往往会违背有关司法职业化的严格要求进行“辨法析理”和“能动司法”———他们不仅依法调解，而且循情理裁判;不仅在法律制度和体制内进行权衡，也积极寻求外部的支持与配合。

然而他们这种“反司法”的司法行为却不仅很好地统一起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而且也达致“案结事了人和”，最终也得到了社会的理解与认同。很显然，这两者司法方式的反差促使人们从司法的效果出发来反思“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关系:在处理当下中国社会里的纠纷上，“职业化”与“民主化”的司法方式哪种更有效?以及在纠纷处理的过程中，法官究竟应该多主动多亲民才能既体现“人民的司法为人民”，又保持其客观中立消极的法律形象?当事人以及社会大众如何“参与”司法才真正体现司法民主，体现司法对“民意”的重视?由此而蔓延开来的话题争论便是:当下中国的司法及其改革究竟是走大众化的路子，还是坚持职业化/专业化的方式来改革?②客观来说，“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有关它们的讨论也并不只是要在这两者之间争出个孰是孰非，而更多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慎思中国司法改革之路、尤其是改革的方向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机会。我们要意识到，伴随着这种讨论的深入，当下中国司法的制度建构与实践其实将面临着一个范式的转型问题。③换言之，尽管“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这两个概念的着手处以及理论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在有关这两者的争论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性假设或者说两者所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在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同时树立起当下中国司法的权威?是通过司法的民主化模式，还是走司法职业化道路?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个庞大的命题，一个极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和政治操作。而如果对这一问题再做进一步追问的话，那么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在建构当下中国司法权威的问题上，司法民主化道路与司法职业化模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排他性的，还是兼容性的?以及是否存在着第三条道路?而进一步，如果再联系到“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之间的关系，那么问题就会进一步复杂起来。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笼统地把“司法民主化”等同于“司法大众化”;而这种下意识的概念等同所勾连起来的，不仅是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司法传统，④也是“司法大众化的本质就是司法民主”⑤、“司法民主就是司法的群众路线”等这类有关民主与司法关系的简约化命题。这显然不仅强化了“司法民主化”在当下中国的历史正当性，而且有关它的现实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也得到论证。而这又使得我们在处理“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的关系时，因前者具有“政治正确”而拥有了压制和否定后者的巨大力量。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虽然我们可能会意识到在处理“司法大众化”与“司法民主化”这两个命题时的这种跨越不同历史时空的意义勾连与命题倒置是存在问题的，但这至少表明，不仅“司法民主化”并不等同于“司法大众化”，而且在“司法民主化”也不具有完全支配“司法职业化”的力量;有关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司法职业化之间的关系需要认真对待和重新清理。由上述，我们看到，有关“司法民主”的概念建构是件极为复杂的事情。虽然在有关“司法”与“民主”、“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这三对范畴之间的关系的简单梳理中，已大致获得了“司法民主”这一命题的问题指向。但这还不够，欲进一步清晰地限定有关“司法民主”的内涵界定与问题讨论，还必须要进一步将这种问题指向和概念本身联系到“司法民主”这一命题提出的社会情境，亦即，新时期新阶段重提“司法民主”的背景是当下中国司法的职业化改革虽然进行了很多年，但与职业化改革启动之时所承诺的结果以及与社会大众的期望都相差甚远，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所指出的一样，“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虽然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司法的行为及其结果却往往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这也就是我们关注和研究司法大众化化的原因所在。司法大众化的本质上就是司法民主。”①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可以把有关“司法民主”的讨论限定在以下问题域之中，即“如何发挥司法民主的应有功能，在推动当下中国司法权威建设的同时，促使当下中国的司法更好地服务于其所面对的社会，以便于司法在为民的同时也获得社会大众的尊重，进而帮助我们‘找到一种更具德性、更有品格、更有尊严也更令人满意的美好生活’”②。这既是当下中国司法民主命题的理论使命，也是司法民主问题的根本指向。

二、中国语境下司法民主命题的基本立场

由上文可以看到，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司法民主”在当下中国司法场域中的出场，就是围绕着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民主的应有功能，在推动当下中国司法权威建设的同时”，寻求司法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其所面对的社会”，如何“找到一种更具德性、更有品格、更有尊严也更令人满意的美好生活”的这一中心任务来展开的。但是，考虑到司法民主问题所可能牵扯到的问题的庞繁与复杂，为了有效地展开有关司法民主的讨论，确保有关“司法民主”讨论的有效展开，确证所需要的司法民主的内涵，还必须要清楚司法民主问题以及该命题研究的基本立场。否则的话，不仅讨论会蔓延开来，离题千里，由此而阐发的理论也会缺乏针对性，隔靴搔痒。这些基本立场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就是坚持司法的职业化改革。客观地说，“司法民主”在当下中国司法改革中的再次出现，很大程度上确实是针对“职业化”的司法及其改革的，并且很多人也的确是期望通过对“司法民主”的强调来矫正、甚至否定司法的职业化改革方向与进程。但实际上，尽管人们把当下中国司法的问题归到司法的职业化及其改革上，认为是职业化的方向出了问题;也尽管这种看法多少有些笼统，然而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司法改革的确遇到了很多问题，而一些问题也确实与职业化的改革相关联。但即便如此，仍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与司法的职业化改革的关联性很多其实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同时也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法律职业化的确是现代司法发展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③因此，当反思当下中国司法及其改革时，不能把问题简单化、情绪化地都归结到职业化之上，必须要意识到这些问题是真的由于职业化的改革所直接导致的，还是职业化改革进行的程度不够?与此同时，在坚持走司法改革的职业化道路并由此出发来反观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时，还必须要意识到，中国司法是否具备了走职业化的条件?以及如何来夯实中国司法职业化改革所需的社会条件?毋庸置疑，司法民主化确实是司法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例如，早期的发展理论往往将司法发展等同于司法民主化;也即把司法的发展看成是一个不断接近、最终达到司法民主化的渐进过程。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来自现代司法改革的现实实践与司法发展的经验，后期的发展理论家已经开始了对过去的、那种把司法民主化看成是司法发展的唯一方向的做法进行修正，认为民主化只是司法发展众多面向之一。④这种转变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发展显然意味着，我们在推进司法民主理论创新与制度实践的研究时，必须要时刻警惕，既不能将司法民主这一理念无限制地扩大，甚至是泛化、极端化，也不能将司法发展彻底地推向司法民主化这一价值的单一极点。恰恰相反，我们既需要时刻注意，司法民主理论的优势与长处，也要清醒地看到其劣势或者限度。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既不能以司法职业化来否定和压制司法的民主化及其发展，也不能以司法民主化来否定和压制司法的职业化及其发展。因为这两种做法的本质，其实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旦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显然就可以看到这一立场与国内有些人所提出的、希望通过向“马锡五审判方式”学习来重新回到过去“大众化司法”的道路上的看法是不同的。

一、文化、文化营销与实施文化营销的三个层次

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al,其主要意思是指经过人类耕作、培养、教育、学习而发展的各种事物或方式,是与大自然本来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较早对文化作出准确定义的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B•Tylor)。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并把文化的涵义系统地表述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等为文化下过较完整的定义:“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样式的系统,其中既包含显性样式也包含隐性样式。”文化存在于思想感情和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另外,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各具特色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质的各种具体形式。以上定义显现出了文化的三个基本特性:一是文化与行为有密切的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行为,起激励或限制行为的作用;二是文化是后天学得的,可以继承;三是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这些特性正是文化营销的基础。

文化营销是有意识地通过发现、甄别、培养或创造某种核心价值观念来达成企业经营目标(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的一种营销方式。传统的营销理论发展体系基本上是以有形产品为中心的,而文化营销必须是有意识地构建核心价值观念的营销活动。由于人类的活动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因此传统的营销也可以说都是有意识的营销活动,并可以牵强地解释出一些价值观念来,但由于这些营销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并不是要达到与消费者价值观念的共鸣,所以它们不能被称为文化营销。

企业在实施文化营销的过程中表现为三个层次:产品文化营销、品牌文化营销和企业文化营销。首先,产品是价值观的实体化,产品文化营销包括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等各个方面;其次,品牌文化营销是产品文化营销的进一步发展,品牌文化包括了整个社会对品牌的信任和保护,包括了消费者使用名牌的行为,反映了消费者的价值选择,也包括了企业创立名牌、生产名牌的行为。企业创名牌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去积累品牌文化个性的过程,当品牌竞争在质量、价格、售后服务等物质要素上难以有突破之时,给品牌注入文化内涵,其身价就不仅仅是物质因素的总和,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竞争,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较量。英国劳斯莱斯的“好的车子无论多少年都会保持下去”的价值观,正表现了该品牌的文化底蕴,迎合了消费者的价值观念。企业文化营销的核心就在于寻求为顾客所接受的价值信条作为立业之本,从而促进顾客对整个企业包括其产品的认同。IBM公司经营的宗旨是:尊重人、信任人、为用户提供最优服务及追求卓越的工作业绩。IBM的价值观曾经具体化为IBM的三原则,即为职工利益、为顾客利益、为股东利益。后来,“三原则”又发展为以“尊重个人”、“竭诚服务”、“一流主义”为内容的三“信条”。这些成为IBM的核心和灵魂,并为公司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文化营销与企业核心能力构建

所谓核心能力,是指本企业所特有的、而其他企业不具备的技术、服务、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企业有号召力的品牌、强大的R&D梯队、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以及内部激发团队精神的管理模式等都可以成为一个企业的核心能力。

当今的品牌理论基本都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其主要理论有品牌的附加值说、品牌核心价值论、品牌印象说，其中最广为流传的是附加值说。所谓附加值就是超越于产品价值本身的价值，如审美价值、符号价值、情感价值等。然而，是否所有品牌类型都是建立在附加值基础之上的呢？比如，北京全聚德烤鸭，其附加值在哪里？我认为就在产品本身，它的制作工艺、口味就是价值所在，产品自身的价值就是品牌的核心价值的基础。所谓附加值是超越产品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菲利普？琼斯着所说的精神价值，烤鸭这样的产品很难说它有什么超越产品本身价值的精神价值的东西。但是，菲利普？琼斯着也看到了品牌价值因产品类别不同而有所差异。“附加值对所有的产品（尤其是重复购买类商品）和服务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与功能特性相关的重要性随产品类别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美容化妆品的附加值就比食品的附加值相对更重要。”这里他所说的产品类别，也可以认为就是品牌类别。因为对于食品，在一般的品牌策略中，很少有高档与中低档差异的诉求，但是化妆品则全然不同了，品牌类别诉求是其最重要的传播策略之一。

另一方面，品牌作为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的外在表现，发挥着社会角色符号的作用。一定的品牌总是对应着一定的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品牌角色与消费者的社会角色的互动来达到角色的认同。与艾科过分强调品牌价值存在于消费者的心理印象不同，科特勒和阿姆斯特朗提出了品牌和产品对于消费者同样是重要的构成要素，品牌化是将价值附加在产品之上，品牌的作用主要是将不同企业的名称加以识别，同时，又为产品提供附加值。因此，品牌价值与产品价值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科特勒和阿姆斯特郎是从产品出发而不是从消费者出发去生发品牌价值的构成动因。

其实，品牌发展到今天这样丰富的程度，不仅品牌数量有了极大的增加，而且品牌类型也越来越复杂。这种品牌类型的变化，并不仅仅是随着产品类型的增加而导致了品牌类型的增加。品牌类型与产品类型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其立足点是完全不同。按照现今品牌理论，品牌类型应当是基于消费者的需求的差异，而产品类型是基于产品的物质形态的差异。用产品类型来划分品牌类型虽然简单，但是难以真正反映出不同品牌类型的特点。所以，应当从消费者的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出发来建立品牌类型体系。

现有的一些品牌理论也开始注意到了品牌类型的问题，但主要是从企业或市场的角度进行分类的，缺乏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的品牌分类。现有的品牌理论的基础却是建立在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一分类方法显然与现有的品牌基本理论是不吻合的，而且也缺乏完整和系统的阐述，比较多地注意到了产品类型的问题，以及产品类型与品牌建构的关系，这对于把握基于消费者需求的品牌特征难以提供有效的支持。

舒尔茨等在《整合营销传播》注意到了产品分类在品牌建构中的意义，也注意到了对消费者的分类，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观点：“概念不是单一的单位。概念以网路方式集结并形成所谓的类别。这些群集的概念不只是资讯的堆叠，还形成网路……人类的心智活动，是大量由概念和类别构成的网路所组成。这个概念和类别网路，涵盖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新资讯一进入讯息处理程序，就被拿来和原有的概念及类别比对，看看是否符合原有的概念，或是已有的哪些概念基模可以被用来储存这个资讯。”但是，舒尔茨等却没有对品牌分类作进一步思考，仍然停留在产品类型的概念上，没有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对分类进行周密的考虑。因此，分类理解还停留在过去品类理解的基础上。“整合营销传播思考的基础，是植根于消费者储存该产品类别、产品及品牌资讯的方式，如前面所言，消费者从各种不同的来源得到这些资讯，并且这些讯息储存在同一个阶层体系中。对厂商而言，最重要的课题，莫过于了解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如何将品牌置于网路结构中的哪一个阶层及哪一个分类中。”让？诺尔？卡菲勒从产品出发，提出了产品类型与品牌的关系：“在确定产品类型时，应注意品牌发展方向、品牌的动力及其存在的理由。”

可见，目前欧美对品牌分类尽管有一些分类方法，但是总的来看还不够细致和深入，实际的可操作性和适用范围还比较有限。汤姆？布拉凯特在《品牌与品牌建构》一书中，从品牌建构的角度，只是简单地将品牌分为企业品牌和服务品牌：我们已经发现到了在品牌化实践过程中的两个凸现的新现象：其一是品牌化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其二是品牌和其管理的内化过程，特别是在以雇员为服务中枢来取得顾客满意的服务业领域。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摘要：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试图寻找科学独一无二的本质是徒劳无功的，反本质主义消解划界问题的做法也有欠妥当。为了更充分地理解科学的边界，我们必须从本质主义走向建构论，把边界当作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种边界是相对的，仅具有暂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它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科学划界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和政治问题。

关键词：科学划界；本质主义；情境化；建构论

一，引言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划界（demarcationofscienc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科学划界就是为科学划定一个边界，从而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区分开来，比如宗教、迷信、伪科学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点，哲学家们必须追问“什么是科学”，也就是说必须给出科学的本质定义，然后再把此定义作为划界的充分必要条件。20世纪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波普尔都试图这样做。然而，费耶阿本德以及罗蒂等人意识到，本质主义的划界标准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因为科学不仅处于发展之中，而且它本身就是异质性的。因此，他们试图消解划界问题。然而，不管是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还是对边界的消解都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的边界问题不仅仅是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1]在科学教育、政府决策、临床医学以及科研经费的资助等实践场合，相关的群体必须回答“何谓科学”，科学的边界正是在这些地方性的情境中得到勾画的，它是这些群体的地方性建构的结果。因此，为了理解科学实际上是如何被定义的，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事实上是如何被区分开来的，我们有必要从本质主义的规范性划界走向建构论。

二，本质主义划界及其消解

在20世纪早期，逻辑实证主义首先提出了“可证实的”科学划界标准。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逻辑实证主义把分析的目光投向了语言系统。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是一系列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的有意义的命题集合，那么何谓“有意义”呢？为此，逻辑实证主义制定了两条标准，首先是符合逻辑和句法，其次是经验证实。一个命题要有意义首先要符合句法，词汇的混乱堆积当然无法获得意义，其次，诸命题之间要逻辑自洽，违反逻辑当然是不允许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命题必须能够被还原成观察命题从而得到经验的证实，无法被还原成观察命题的语句是无意义的，包含无法得到经验证实的词汇的命题也是无意义的，无所谓真假。因此，“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