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范文10篇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水是生命之源，靠水而居是人类最早聚居活动的主要表象。水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一物质基础条件，人类在各时期的发展几乎都与水息息相关。从爱琴海沿岸的古希腊文明到尼罗河沿岸的古埃及文明，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到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尤其是长江、黄河流域的古中国文明，都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并谱写出光辉的历史篇章。

水是江南水乡环境的母体，亦是自然景观中的文脉。水的灵性、水的气质、水的形态巧妙，构成了江南古镇的结构线，并成为与周围环境有机贯通的特殊介质。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优美，文化根基深厚，经济活动繁荣，交通条件便利。特别是江南地区拥有密布的河湖水系，为江南古镇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重要良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水乡民居，依水而建，小桥街巷沿水延伸，江南丰厚的水源与粉墙黛瓦的民居建筑构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的水乡生活风情画面。它既是江南水乡地区特有的建筑文化语汇，更是一道完整的江南地方文化景观。

一、江南古镇水岸建筑景观的构成要素

（一）水。江南水乡因水而生，所谓“无水不成吴越，无桥不显水”，可见水是江南水城、水镇、水村、水路、水巷形成的最根本的物质条件。水是江南古镇的灵魂，纵横交错的河道是江南古镇的动脉。水的存在形成了江南独有的水网空间，传承着水乡最自然的生存状态。没有水就没有水乡文化，因此，水是构成江南水乡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最基本的元素。

（二）桥。江南水乡，河多桥多。桥作为水陆交通联系的纽带，既是主要的水陆通道，又是江南水乡独具魅力的形态要素。桥的平面布局因河道、地势、位置、功能而异，有直的、斜的，形态不拘一格，力求方便实用。桥作为生活的中心，在桥上建庙、建屋、建亭、建廊，使得桥的功能和形式千变万化。家家邻水枕河，户户近桥通舟，江南的桥不仅是古镇的一道别致的美景，更多的时候它承载了江南的历史、江南的风俗以及江南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三）街巷。江南水乡素有“流水周于舍下”“车从门前入，船从后院出”的场景描述。河岸、水景构成江南古村镇建筑景观环境的主体脉络。因水成市、因水成街，水街相依，水路与陆路交织，交通与生活合一，水巷和街巷构成了江南水乡城镇整体空间系统的骨架。街巷与水巷的主要交汇点是各式桥梁，水陆交通的节点多为休闲广场式的重要集聚场所。可见，街巷是江南水乡建筑景观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人们文化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

师：沈阳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著名的沈阳故宫，有福陵与昭陵，葬着清王朝的两个皇帝：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许多东北人民流落关内，有一支著名的歌曲就唱出了当年东北人民国破家之痛，流离失所之悲。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哀江南》也涉及了一个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一支同样反映亡国之悲的曲子，这座名城是南京，而这支曲子就是《哀江南》。

师：我们一起来看看课本上关于《哀江南》的介绍。《哀江南》选自《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这个“余韵”相当于现代戏剧或小说里的“尾声”。既然课文选自“尾声”，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全剧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

师：同学们通过预习了解到，《桃花扇》这个名字里的“桃花扇”象征着爱情。《桃花扇》也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我们刚刚学过《长亭送别》，现在就来比较一下《桃花扇》与《西厢记》在故事情节上的异同。我们一起来看投影。(投影1)

师：古典戏剧在爱情题材上基本都遵循着一个基本的故事情节模式。第一步是“才子佳人，一见钟情”。《西厢记》里的张生与崔莺莺是这样，《桃花扇》里的侯方域与李香君也是如此。侯方是明末名士、复社文人，在文化界和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影响。李香君是秦淮河边的名妓，色艺双全，才艺俱佳，两人果然是一见钟情。第二步是“风云突变，节外生枝”。美好的爱情注定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侯李二人生不逢时。明末崇祯皇帝即位后着力整顿朝政，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代中兴之主。他清除魏忠贤，魏忠贤余孽四处流。有一个流窜到南京来的阮大铖，如丧家之犬，急着要与以复社文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修复关系。明末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他抓住侯李成婚的机会，给侯方域送了一份厚礼，但是却遭到李香君的拒绝。句古诗说“商女不知亡国恨”，这话用在李香君身上就很不公平，李香君是个很有气节和见识的女子。李香君的拒绝在侯李与阉党余孽之间埋下了矛盾的伏笔。正在这个时候，李自成入京，崇祯皇帝带着他的后妃女眷自尽了。作为陪都的南京，就上演了一出立新主子的闹剧，结果阮大铖这些阉党占了上风。他们成了一个偏安朝廷。历史上的东晋和南宋都是偏安朝廷，毕竟还做了一些复国土的努力。这南明王朝却只顾窝里斗，只顾争权夺利，醉生梦死。于是，侯李的苦难也就开始了。侯方域被逼逃亡，李香君先是被逼改嫁他人，不从，以死相拼，血洒宫扇。这扇子便是侯方域送给李香君的定情之物。有人稍加点染，勾勒成“桃花”样子，这便是“桃花扇”的来历。这就是第三个阶段，我把它叫做“一波三折，苦苦相争”。侯李二人对爱情忠贞不屈，苦苦相思，与张生崔莺莺无二。

师：大家知道，张生与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这就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大团圆”结局。那么，《桃花扇》是这吗?

生1：不是。侯方域与李香君最后虽然相见，最后却又分手，两个人双双入道了。

一江南方言持续体标记“到”类的分布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分卷的材料和已发表的论文表明，用“到”类字作持续体标记的方言区域主要在长江以南，普遍分布在吴语、湘语、赣语、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区的多数方言点，闽语、粤语、客语区也有分布。长江以北的部分四川、重庆方言也有表持续的“到”，一般认为是明清时期的湖广移民传去的，是受长江以南的方言影响造成的。主要用字有“到[tau0]”“倒[tau0]”“哒[ta0]”“得[te0]”“底[ti0]”“的[ti0]”“老[lau0]”“牢[lau0]”等。这些持续体标大多数可以同时用作完成体标记，本文只论述它们表持续的用法。例如：

（1）江西南昌话：坐到[tau0]吃比站到吃好些。

（2）湖北武汉话：他先找了老张，跟倒[tau0]又找了小李/他站倒说

（3）四川成都话：莫得活路做，只好在屋头耍倒[tau上声]/他说倒说倒就哭起来了

（4）贵州贵阳话：好好听倒[tau上声]/围倒他要糖吃/讲倒讲倒的笑起来了/顺倒

【摘要】随着当前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古镇旅游的商业价值与旅游价值被逐渐开发出来。本文主要针对基于民俗文化保护视角下的江南古镇旅游发展进行论述。在我国江南古镇开发过程中，受到传统经营理念的影响，存在很多问题，对古镇文化价值保护不够，甚至很多古建筑由于缺乏必要的维护，遭到破坏和损毁，影响了古镇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民俗文化;保护视角;江南古镇;旅游发展

江南古镇是当前我国古镇旅游的重要地区，以周庄、乌镇以及西塘作为代表，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宣扬了优秀的民俗文化和旅游文化，形成了浓郁的水乡文化、古建筑文化等。但是在古镇旅游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因此，本文针对当前江南古镇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从民俗文化保护视角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为江南古镇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和依据。

一、当前江南古镇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江南古镇属于特色旅游地区，积累了丰富的文化价值，具有很强的古文化底蕴，但是受到传统经营模式的影响，存在不少对问题，严重降低了江南古镇旅游发展的价值，影响了当地旅游业的长远发展。下面主要针对江南古镇旅游发展存在的的问题展开论述。

(一)缺乏科学的规划

摘要：中国地大物博，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尤其是江南水乡，人杰地灵，而临河而建的水乡建筑更是中国建筑艺术史上的奇观。建筑形式与当地人文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建筑文化，而蕴含其中的建筑元素更代表了江南的文化底蕴，苏菜和浙菜都是中国传统八大菜系之一，如何将江南水乡建筑文化融入餐具当中，是当今文化创意设计所探究的方向。通过对江南水乡建筑文化素的分析基础上，对建筑元素在餐具设计中的应用进行探究，并给出具体的方案。

关键词：江南水乡；建筑元素；餐具设计

一、背景

江南水乡，一个依水而立，依河而存的地方，其各种文化无不与水密切相关。自从江南水乡出现建筑以来，各方学者都对水乡建筑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文化价值无疑是社会的富贵财富。陶瓷作为一种餐具，与中国文化相生相承，民以食为天，故它与生常生活最为密切，将餐具融入特色的地域性文化要素，既可以让当地文化传播，又可以丰富人们的审美价值。尤其在打造江浙菜系品牌，扩大江南水乡古镇的影响力上具有重要作用。

二、水乡建筑文化概述

水网密布，或呈线型，或呈十字型，或呈网状形，河流或深或浅。“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清代诗人阮元通过古诗描绘了一幅江南美景图，描述了江南水乡的地域特色，可以说是水造就了江南建筑形态的基本样式。在这种样式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临水而筑、形体高大、粉墙黛瓦、黑白相间。“粉墙黛瓦乡村画”是六大古镇民居的真实写照：白色的类似马头一样的墙，青色黛色的瓦片，排列得紧密而有秩序，两边檐牙高高翘起，建筑建造在一起，形成了高与低的对比，黑与白的对比。粉墙黛瓦的古镇民居建筑，给人以婉然一新的视觉感受；尤其是黑与白的简单色调，构成了古镇简单的美景；这些建筑与河流配合在一起，透明与不透明相协调，极具美感。[1]江南水乡的建筑与北京的四合院部分相似，但由于江南水网密布，错综复杂，所以建筑在形态和元素上更多了一些个性。江南的气候也相对潮湿，故底层多为砖墙或大块条石，上层以木材为主，多为雀替和斗拱之类结构作为支撑。以上多为民居建筑，江南园林建筑也是一大特色，但基本建筑结构与民居建筑大同小异，也具有瓦当、直棂窗、硬山式屋顶或者卷棚式屋顶、院墙等要素。[2]小桥流水人家、亭台楼阁以及黑白灰色彩的砖墙成了水乡建筑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笔者已经掌握的方志和碑刻等材料中的清代江南村庄与住房的情况，探讨人口住房的状态和变动轨迹，揭示人口生活中的住房问题。

【正文】

一、清代江南人口增加对人口住房造成压力

在明清江南人口的研究中，有两点应该说已经成为学术上的共识。第一，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江南的界定还不统一，范围有宽有窄，但是，以苏州（包括清代太仓直隶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为江南核心区的地位已无可动摇。第二，尽管目前对于江南人口增长速度的认识和评判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从明初洪武时代到晚清咸同战争之前，江南的人口数量呈现绝对增加，已是无论主张人口危机，还是认为人口低速增长的学者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以上对于江南的核心区域和人口绝对数量增加的共识之上。

了解明初的人口是研究清代人口的基石。据李伯重（2000）的研究，连同镇江、应天（南京）、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在内的江南地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人口大约870万，清代人口最多的道光三十年（1850）约为3635万。大略而言，从1400年到1850年，人口从900万增加到3600万，即增加300％。又经过推算，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人口约为2000万，属于明代江南人口最多时期的数字。从1620年到1850年，江南人口增加了80％。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笔者已经掌握的方志和碑刻等材料中的清代江南村庄与住房的情况，探讨人口住房的状态和变动轨迹，揭示人口生活中的住房问题。

【正文】

一、清代江南人口增加对人口住房造成压力

在明清江南人口的研究中，有两点应该说已经成为学术上的共识。第一，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江南的界定还不统一，范围有宽有窄，但是，以苏州（包括清代太仓直隶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为江南核心区的地位已无可动摇。第二，尽管目前对于江南人口增长速度的认识和评判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从明初洪武时代到晚清咸同战争之前，江南的人口数量呈现绝对增加，已是无论主张人口危机，还是认为人口低速增长的学者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以上对于江南的核心区域和人口绝对数量增加的共识之上。

了解明初的人口是研究清代人口的基石。据李伯重（2000）的研究，连同镇江、应天（南京）、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在内的江南地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人口大约870万，清代人口最多的道光三十年（1850）约为3635万。大略而言，从1400年到1850年，人口从900万增加到3600万，即增加300％。又经过推算，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人口约为2000万，属于明代江南人口最多时期的数字。从1620年到1850年，江南人口增加了80％。

摘要：牖在江南古典园林空间营造中不仅可以使空间与空间之间产生连续性的联系，还可以丰富园内景观层次，使有限的景观空间达到延展的效果，有着很重要的研究价值。以江南古典园林为例，文章从空间渗透、虚实设计、视界超越三个方面去分析研究牖在园林空间营造中的作用，深入了解其在江南古典园林空间营造中的意义，并举例说明其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转换应用，为牖在现代化景观设计中应用提供更多的理论基础和设计指导。

关键词：牖；古典园林；园林设计；空间营造

牖在源远流长的古典园林历史文化艺术长河中，具有独具特色的东方神韵以及非常浓厚的艺术美学价值。作为把人、建筑以及景观相连接的重要的设计艺术手法，其在园林空间营造中的价值非常值得研究。本文将会从空间渗透、虚实设计、视界超越这三个方面深入讨论研究牖在江南古典园林空间营造中独特的艺术价值。通过对牖的研究，使相关设计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园林当中的空间艺术设计表达，也为现代园林景观设计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

一、牖的释义

《说文•片部》曰：“牖，穿壁以木为交窗也。从片、户、甫。谭长以为，‘甫’上‘日’也，非‘户’也，牖所以见日。”段玉裁注：“交窗者，以木横直为之，即今之窗也。在墙曰牖，在屋曰窗。”牖作为中国传统建筑中构成建筑装饰的主要元素，最开始指人类穴居时洞穴顶上为了满足通风以及采光的需要所开的洞，开在立面的窗则出现得比较晚。牖最初是为满足室内生活需要而出现，后来随着人们精神层次、审美情趣的不断提升，开始在其身上注入了新的功能和灵魂，逐渐将其功能性作用转化为装饰性作用，造型、纹饰、材质都在不断变化，并且在江南古典园林中承担着营造景观空间的功能，超脱最初存在的意义。

二、牖在江南古典园林空间营造中的作用

摘要：土壤耕作制度是农作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其是与一个地区的作物种植制度紧密相关的。本文就针对近代江南地区的土壤耕作问题开展论述，先对各主要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具体土壤耕作环节进行论述，然后再与作物种植制度相结合探讨不同作物分布区内的耕作体系问题。

关键词：江南；耕作农具；土壤耕作

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nJiangnanofModernTimes

Abstract: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sanessentiallinkofthefarmcropssystem,whichhascloserelationwithcropsplantersystem.Thisarticlewillaimat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nJiangnanofmoderntimes.Firstly,wewillcarryontheconcretesoilcultivationlinkofeachmaincrops,thendiscussthecultivationsystemindifferentcropsdistributionareacombiningwiththecropsplantersystem.

keywords:Jiangnan;cultivationfarmtools;soilcultivation

土壤耕作制度简言之就是土地如何耕作的问题，实质在于通过犁、耙等工具的机械作用改变土壤耕层构造和地面状况，以调节土壤水肥气热等因素，为作物播种、出苗、生长与发育提供适宜的土壤环境。其由一系列的技术环节所构成，主要有翻耕、耙地、耖田、起垅、开沟、筑畦、中耕、耘耥等[1]。从历史上来说，土壤耕作制度是不断发展的，对此诸多前贤学人已有相关研究[2]。对于江南所在的中国南方水田的土壤耕作制度而言，以郭文韬先生的研究最为突出。他认为古代中国南方水田的耕作系统大体分为三个环节，即水田的耕耙耖、旱作的开垅作沟及套复种的免耕播种。具体来说，又有两种结合方式，一种是稻麦两熟田的水耕与旱耕结合，即耕耙耖耘与开垅作沟的结合，另一种是套种田的耕与不耕结合[3]。不过，虽然诸多前贤学人已有开创之作，但由于他们的研究基本都是总体性的，故对于作物种植过程中具体的土壤耕作环节问题却论述不多。基于此，本文就力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细致深入的探讨，时空范围则限定在近代的江南东部平原地区[4]。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我们将先对近代江南地区的耕作农具进行简要论述，然后再对各主要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具体土壤耕作环节进行探讨[5]，最后再与作物种植制度相结合以探讨不同作物分布区内的土壤耕作体系问题。

【提要】瘟疫对人口的影响一直史学界比较缺乏关注的问题，而史籍中的一些笼统的记载以及近年出现的探索性研究似乎显示，瘟疫是中国历史上影响人口发展最具威力的冷面杀手。情况究竟如何？本文通过对发生在清代江南的一些瘟疫个案考察，指出；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度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直接导致瘟疫的致病微生物，如病毒、细菌、原虫和蠕虫等，乃是自然界生物链中的不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也是影响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因子。自人类的形成开始，它便无时无刻不在关系着人类的成长，美国著名的世界史家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曾指出：“流行病传染模式的变迁，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人类生态上的基本地标，值得更多地关注。”[1]显然，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基本而深刻的，而它最直接后果不外是生病或死亡，因此，人口的损伤无疑应是瘟疫众多影响中最直接和明显的。然而，由于瘟疫乃至疾病一直是史学界缺乏关注的因素，故长期以来，这一影响一直很少受到应有的关照，以至我们今天对瘟疫究竟对人口具有怎样的杀伤力，或者对人口的成长具有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基本仍是一头雾水。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瘟疫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不过对瘟疫的人口影响大多以“死人无算”、“疫死者几半”等词概括之。近年来，一些疾病史研究的先行者，往往也会概略性地极言瘟疫的危害以表明自身研究的重要性，比如张剑光在其《三千年疫情》的“前言”中谈到：“疫疾为人类带来的最为直接的灾难是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中国历代老百姓被疫病夺取生命的总数是无法算清楚的。一场疫病死去数十万、数百万人，在古书中每个朝代都曾出现过。”[2]。另外也有少数研究者开创性地对某场瘟疫的杀伤力作出了较为明确的估测，如曹树基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中，三省（晋、冀、豫）死亡人数合计超过1000万。”疫死率近四成[3]。这样一些笼统的记载和论述以及个别相对精确的估算，似乎都在向人们暗示，过去史学界一向忽视的瘟疫其实是历史上最具威力的冷面杀手，它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也必将是结构性的。可以肯定，这些论述在提请人们关注疾病史的研究方面的贡献殊不可没，但它们大多缺乏确实证据的支持，不能不令人感到疑问。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历史上瘟疫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大？即使我们承认个别研究者论述属实，高达四五成的疫死率是非常偶然的现象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等等，仍然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清代江南是一个史料记载比较丰富、瘟疫发生也相对频仍的时空区域[4]，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一区域的探索，对目前一些论述展示的图景作出个案性的检视，并对以上问题提出自己的回答。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由于历史上缺乏系统而准确的人口统计，因此几乎不可能对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率做出精确的判断，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地挖掘现存的相关资料，并通过排比分析，对清代江南人口的损失状况作出相对清晰的说明。

首先应该指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死亡人数较多，比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已亥，吴下奇荒，丙子春，复遭大疫，……过夏至病乃渐减，死者不可胜计”[5]。有的则病死率很低，比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间，“杭州城内，时疫流布，几于无人不病。大都发热头眩，热退则四肢发红斑，然死者甚少”[6]。而且就是同一次瘟疫，在同一个较小的区域内，比如县、乡乃至村，疫情也不是平均分布的，甚至近在咫尺，也差异明显。比如，嘉庆年间，在娄县和嘉善交界的枫泾发生了这样一则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