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模式范文10篇

一、民国时期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索

自近代宪政以来，为确保宪法至上原则的实现，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了艰难探索。由于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关键性的法律前提，因此，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讨集中在应由何种机关担任宪法解释这个问题上，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1.采用美国模式，由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在正式起草宪法之前，王宠惠发表了《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分析了两种宪法监督模式，“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无权以解释者，为欧洲大陆法派。其意若曰，法律之有效无效，每与一国政治有关。当立法之始，立法机关对于宪法固已完全解释之矣，使其为抵触宪法之法律也，则立法机关必不决议之。换言之，立法机关所决议之法律而经正式公布，必其无抵触宪法者也。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有权以解释之者，为美派”。“美派之所以反对欧洲大陆派之主张有三。立法机关不宜自行解决其所定之法律是否抵触宪法，一也；议员数年一易，对于宪法恐难有划一之解释，二也；法律一经决议公布后，若果与宪法抵触而法院无权以判决之，恐无补救之余地，三也。且也，若法院无解释宪法之权，则法律抵触宪法时，无人为之监护，而宪法之效力遂不能独伸，甚非所以保障宪法之道也。”法院解释宪法“不几乎法院之权独优秀，而司法机关且立于立法机关之上，而可以凌轹立法权乎？曰，是不然。夫解释云者，与取消迥异，不可不辩也。夫法院解释宪法之问题，纯然由事实发生，非无端而解释也。盖必有一定之案件，争辩于抵触宪法或不抵触宪法之间，而法院乃不得不行使职权，以判决法律之是否有效，此其所以异于取消也。至若取消之权，惟立法机关有之。是故命令而抵触法律或宪法也，则国会有权质问政府，而使之取消。法律而抵触宪法也，国会亦有权决议一法律以废止之，此取消之权也。……况乎立法机关于立法时，犹可为抽象之解释。与法院之对于案件发生时，始为具体之解释者，仍属并行不悖，然则立法无失权之患，司法有匡救之美，不亦善乎？”[2]由此他得出结论，“吾国宜宗美派，以解释宪法权委之于法院。且以明文规定于宪法，以为宪法之保障”。

同一时期由毕葛德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对美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倍加赞赏，“美国宪法之制作者所注意者，乃设法取消违宪之法律，使归于无效耳。其结果也，使全国之法官，以取消违宪之法律为己任。故法庭执行之法律，胥以宪法所裁制者为依归也。以法官为法律之保障，乃唯一之善制”。[3]

国民政府时期，1932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准备在中国实行宪政。国民政府的宪法草案研究程序明确提出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何种机关？我们看各国的宪法，关于宪法的解释权，有属于国会的，有属于普通法院的，还有特别设立宪法法院，专作宪法解释工作的。将来我们的宪法解释权，是属于国民大会呢？还是属于司法法院呢？还是特设宪法法院呢？请大家斟酌”。1937年，国民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权归司法院。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与五五宪草中的总统独裁制截然不同的体制，总统处于虚尊的地位，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类似于责任内阁与议会的关系，这次修正又把宪法的解释权交给了法院。

2.由专门的机关来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国民党在其宪法主张中明确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于专门设立的机关，“弹劾国务员，限于违宪行为，则弹劾之审判，乃判定其行为是否违宪。质而言之，实解释宪法之意旨也。”故此种审判权应属于何种机关，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它赋予了司法机关，那么就会破坏权力之间的制衡，因为虽然司法独立，但司法决非在立法和行政之上；如果把这种权力赋予参议院，（美国、英国、法国）也有弊端：一是如果国务员与参议院串通，可以任意蹂躏宪法；二是参议院是一个政治机关，难以严密之法律眼光，下正当解释。故审判国务员弹劾案，以另行组织一专门机关为宜。梁启超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规定：“宪法有疑义，由顾问院解释之，宪法上之权限争议，由国家顾问院裁判之。顾问员不得兼为两院议员或国务员。”

众所周知，会计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经常被用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加强企业治理，服务于国家宏观的调控，但是，这些功能取决于会计信息质量。在当今社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会计信息质量令人担忧，许多人将其归咎于会计师和注册会计师所谓的“会计师信誉危机”。信誉无疑是会计信息质量建立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有效的会计监督才是保障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手段。因此，该文通过探讨会计管理体系与会计监督模式的关系，重点查找并分析我国现行会计监督中的主要问题，从而寻求合理的会计监督模式，促进会计信息的有效运用，使会计信息的质量得到保证。

1会计管理体系和会计监督模式

1.1会计管理体系。会计管理体系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参与、干预、控制会计活动而做出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上的安排，以及为此所制定的一系列的会计行为准则，并设立专门的管理组织并规定会计人员的权利义务。会计管理体系取决于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体制。会计管理体系一般可以分为3种：①自我管理型的管理体系，其特点是：由非政府会计机构来负责全国会计工作，包括制定会计准则、制度，组织会计学科研究，实施会计监督措施等，经济组织管理所辖的会计人员；政府则很少干预会计活动，除必要立法外，基本由会计职业团体自行管理会计活动。②政府主导型的管理系统，其特点是：政府负责国家会计事务，而非政府会计机构则是通过建议的方式来影响政府的会计政策的制定；会计监督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政府的利益，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会计组织负责管理所辖的会计人员；③政府强制型的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政府全面负责国家会计事务，由政府制定统一的会计准则及制度，由政府负责对会计人员的管理；政府负责会计监督，在这种体系下，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会计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1.2会计监督。会计监督是指会计监督机构对会计活动过程及结果的再管理和再监督。其实质是一种管理活动。根据监督主体的不同，会计监督也可以分为3种模式：社会监督，国家主导监督和国家强制监督。这3种会计监督模式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国家的会计监督模式。根据监督的不同运行机制，包括3种具体形式：①社会监督为主导的监督模式，其特点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等社会中介机构依法对委托单位的会计行为进行监察，从而提出客观全面有针对性意见的一种监督形式，注册会计师监督单位的业务，政府负责处罚违法违规行为；一方面，由注册会计师监督单位，另一方面监督单位的治理结构。②国家监督为主导的监督模式，其特点是：强调政府在会计监督模式中的主导作用，目的是社会监督机制的不足进行弥补；由社会组织负责会计监督；并对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实施监督。③政府强制监督模式，其特点是：强调政府对会计监督的独立地位，社会监督和企业自我监督作为对政府监督的补充及延续。1.3会计管理体系与会计监督模式的关系。会计监督模式作为会计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又取决于国家会计管理体系。一个国家推行哪一种会计监督模式往往取决于政府在整个会计监督管理体制中的地位，政府强制性的强弱也造就了3种会计监督模式所对应的会计管理体制。一个国家所采用的会计监管模式往往反映了其会计管理体系。会计管理体系是受制于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会导致会计监督模式的变化，甚至是会计管理体系的变革。

2我国现行会计监督模式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会计监督模式虽然已经存在，但面对利益的驱使，仍会存在会计工作秩序混乱、会计信息失真，会计账务违规违纪、弄虚作假的现象，极大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权益，乃至破坏了经济整体的发展规划。为了完善会计信息，监督会计活动，我国已建立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国家监督相结合的会计监督机制。我国的会计制度是由政府会计监管部门对各单位的会计活动的情况进行监管。我国的会计监督和会计管理体系之间关系紧密，会计监督是会计管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会计监督与会计管理制度相辅相成。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2.1会计监督实施主体职责划分不明确。会计监督出现多部门管理的问题，审计，财政，税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包括政府授权机构），中央银行，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监事会和金融机构等在法律上都被赋予了监督会计信息的职责。可以看出，会计监督的本质是多重监督。但是，多重监督方式存在2个问题：①各部门（组织）的职责重叠，主要的监督部门和次要部门混合起来，有关部门难以协调一致，最终导致监督无效。②政府监督的效率低下，违法者被发现和查处的几率较低，不可避免地使会计领域的违法行为逃脱处罚。2.2政府会计监督范围的差异。应该讨论两个问题：政府会计监督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应该监督客体什么？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一般来说，监督的主要是受监督对象的活动的结果，即以财务会计报告为主的监督会计信息的质量。另一方面，我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在具体的管理模式上主要表现在企业会计（主要是国有企业会计）和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组织管理形式、规则上的制度安排。对其他组织来说，监督主要是通过制定会计法规、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来实施的，以要求会计主体依法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在我国，政府的会计监督内容主要体现在监督对象的会计活动过程，重点监督的是会计材料、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人员。根据《会计法》等有关规定，我国已建立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国家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国家要对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公共机构等组织进行会计监督。广泛的监督范围使政府无法完全体现自己的意愿，有效的会计监管困难重重。即使政府设法做到这一点，当会计信息扭曲的时候，成本就会过高，从而导致监督的不足。2.3政府会计监督责任未落实责任制度不完善，未能建立和落实质量监督责任制，是监管不力，监督不当的重要原因。例如，企业财务报告批准后出现严重问题的，监事会的责任没有明确规定。

3结论

本文作者：马月娥工作单位：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

宪法监督是指特定的司法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规范行文件是否合宪法，以维护宪法的权威、保证宪法的实施和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制度。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宪法监督制度，以此来维持宪法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一、宪法监督模式

（一）国外典型的宪法监督模式

1．美国的普通法院附带审查模式。普通法院附带审查也称司法审查模式，是指普通司法机关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对涉讼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裁决的一种宪法监督模式。这种宪法监督模式由美国创立，1983年，美国联邦最高院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作出判决，该判决指出：解释法律的权限属于司法部门的领域，是司法部门的业务，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由此开创了由普通法院进行宪法监督的模式。2．德国的宪法法院专门审查模式。宪法法院专门审查是指由宪法法院这一专设的宪法监督机构专门负责审查、裁决违宪案件的宪法监督模式。这种模式由奥地利在1920年首创。从德国的宪法法院的组成来看，其主要由16名法官组成，法官由国会选举产生。在监督方式上，其主要有3种监督方式：第一，具体审查，对具体的争讼案件进行审查；第二，抽象审查，对具体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律性文件在生效之前进行审查。第三，宪法控诉，公民在用尽一切法律手段之后，仍然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害，其还可向宪法法院提起控诉要求其保护宪法权利。3．英国的议会与普通法院并行审查模式。议会与普通法院并行审查模式是指一国的宪法监督权由议会和普通法院共同行使，它们根据法律规定或国家认可的权限、程序和方式监督宪法实施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监督主体的双重性，即议会和普通法院，二者各自实施不同的监督。就议会来说，其主要职责有：通过事先审查的方式审查议会立法的合宪性；通过质询、辩论的方式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具体的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及合法性；议会上议院审查下议院提出的弹劾案以及普通民、刑事上诉案件。普通法院主要负责公民因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提起的诉讼案件。

（二）我国的宪法监督模式

——**市国税局实现执法监督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四五”普法的五年中，**市国税局确立了“以信息化为依托、预防为主、实时监控、全面监督、纠追并举”的税收执法监督新思路，通过流程化管理、信息化运作，使税收执法监督渗透到税收业务工作的各个岗位、各个环节，促进了规范执法与优化服务的有机结合，有力地推进了依法治税。

一、以人控为着力点，全面推行《税收执法检查作业指导书》，实现执法监督规范化标准化。 五年来，**市国税局把深化执法监督作为推进依法治税的突破口，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的先进理念，从确定执法标准入手，制定《**市国家税务局税收执法检查作业指导书》，以标准化的执法检查促进税收执法科学化、精细化，强化对税收执法权的监督力度。

《税收执法检查作业指导书》突出检查程序、检查内容、检查方法标准化，为执法者和监督者开展执法自查与执法检查提供了思路和方法，解决了长期以来开展执法检查的诸多困惑。一是解决了过去存在的检查随意、监督乏力的问题。改变了广大干部对执法检查的认识。消除了干部存有的侥幸心理、抵触情绪。二是检查标准有“据”可依，有“规”可循，减少了与被查单位的扯皮。三是检查标准给检查人员提供了检查方法，逐渐摆脱检查深度过分依赖检查人员业务素质的现象。四是根据标准检查，能达到查深查透、全面完整的检查效果。

二、以机控为突破点，实行网络作业、环节监控，实现税收执法权的网络监督。

根据ISO过程控制原理，市局以作业标准为蓝本，充分依托征管信息系统，以工作流为主线，根据工作流运行的特点，逐条梳理工作流,设置监控指标。将所有的执法行为纳入监控，又实时监控着工作流运行的全过程，实现了检查监督日常化。

前言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人口仍然分布于农村，农村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农村财务的审计和监督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村基层组织健康的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加强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体系建设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和谐农村干群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是我党和国家一直着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节点。2006年中国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意见》，再次强调了农村财务审计监督工作对农村经济、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和社会问题的重要作用，这不但形成了指导性的文件，并且凝结了全社会的共识。

1.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体系的现状

应该看到农村财务审计监督体系在历史上取得的良好效果，体系对维护农村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进和保障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体系存在着各种负面的影响因素，这制约着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工作的执行和效率，也影响着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党群关系，具体说目前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体系存在着如下的缺点和不足：

1.1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组织机构不适应

目前的形式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在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后，农村财务审计监督中广泛存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农经干部会计的同时又承担集体经济工作审计，使得监督流于形式，不能良好地适应目前的经济形式，并且容易出现系统上的经济风险。

1.2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工作条件不适应

本文作者：康琳娜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一、世界各国的宪法监督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发展史,自有宪法以来,统治阶级历来注重保障宪法的实施,以维护其赖以存在的根本制度。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有的由议会(如英国),有的由司法机关(如美国、日本),有的由宪法委员会(如法国)对立法活动和其他重要国家行为的合宪性进行监督与审查。综合考察世界各国宪法监督的模式,按照传统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类,即议会或权力机关监督模式、普通法院监督模式、专门机构监督模式。1.议会或权力机关监督模式这种模式首创于英国,而且至今仍以英国为代表。英国人认为,议会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机关,其地位至高无上,其权力广阔无垠,法律由其决定,也应由其解释,监督实施,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要遵循其制定的法律行事[1](P71)。在英国的影响下,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取了议会或权力机关监督模式。从理论上看,这种宪法监督模式主要是议会至上或主权在民的理论的反映。其最大的优点和长处就在于可以保持议会或权力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至高地位,保证宪法监督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但在实践中,这种模式注定流于形式,不会取得多少成效,原因如下;(1)议会或权力机关本身就是立法机关,再由它自己负责审查所立之法是否合宪,这就导致了一个矛盾)))自己审查自己,自己监督自己。同时,权力机关所立之法必然被它认为是合宪的,否则它就不会制定此法,因此,立法一旦通过,权力机关就不会再去怀疑该法的合宪性了;(2)议会或权力机关本身也具有繁重的立法和其他工作任务,而且主要以会议的形式行使职权。如果单纯依靠议会或权力机关来做一切宪法监督工作,必然会受到时间和精力的局限,使宪法监督不能很好的落实。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逐步淘汰了这种宪法监督模式,只有很少国家仍采用这种制度。2.普通法院监督模式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做出判决。首法官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宣布:解释法律的权限属于司法部门的领域,是司法部门的业务,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由此开创了由普通法院进行宪法监督的模式,因此这种模式又被称作美国模式[1](P72)。据统计,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其中绝大多数为普通法法系国家,如加拿大、印度、巴西等,日本也属于此种模式[2]。从普通法院监督体制本身来看,其长处在于可以通过具体定型的司法程序处理违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立法和行政的客观效果。但它也存在不少的弊端:(1)这种模式具有消极被动性、间接附带性及单一的事后惩治性;(2)一般国家的普通法院不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威,从而使宪法监督的范围和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往往解决不了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宪法问题;(3)在这种模式下所实行的违宪判决个别效力原则不可取,因为既然某一法律违宪,就应当明令加以废止,今后不再继续适用,否则在实践中就会产生诸多不便;(4)由于这种模式赋予司法机关宪法解释权、司法审查权,使其可以审查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合宪并做出裁决,从而实际上拥有了部分修宪权,侵犯了修宪机关的修宪权。因此,这种模式也不可取。3.专门机构监督模式这种模式的构想最早是由奥地利规范法学派代表人物凯尔森提出来的,因此,这种模式又称作凯尔森模式。1920年奥地利首先设立了宪法法院,开创了专门机构监督模式的先河。随后,比利时、波兰、土耳其、西班牙等大多数欧洲国家相继效仿,就连原来引进美国模式的一些国家也改换门庭实行这一模式,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目前,建立专门机构来监督宪法实施已逐渐成为一种潮流,而且呈现出一种愈来愈强劲的势头[1](P72)。这种监督模式之所以受到各国如此青睐,以致纷纷效仿、创制,其必定有许多优点。这一模式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能够由特定的专门机构专司宪法监督之责,这样既可以保证宪法监督工作的经常性与专门性,又有利于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再者,这些机构的成员一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都具有过硬的法律专业知识,而且通常具有相当的从政经验和政治素养,由他们做出的裁决理由往往都具有很高的法律说服力,易于被人接受。但这种制度也存在着不少缺陷,比如由专门机构做出的是否违宪的解释,因为它独立于立法机关而存在,就有可能偏离立法的原意。此外,设立此类机构与普通法院监督模式一样使它实际上拥有了部分修宪权,侵犯了修宪机关的修宪权。

二、我国目前的宪法监督模式

1954年宪法确立了我国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但由于缺乏有关监督的具体程序,并且实践不多,可以说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0[3]1982年宪法承袭了原来的模式,同时5宪法6第67条又补充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至此我国形成了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主体的模式。应该说,全国人大确实是行使监督宪法权力的最理想机关。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最具有权威性,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而宪法监督是国家一项极其重要的职权,由享有崇高地位、极大权力的全国人大行使最为理想。其次,全国人大又是我国的修宪机关,修宪机关同时又拥有宪法监督权,是对宪法实施最理想的保证,它可以防止像普通法院监督、专门机构监督模式那样由于修宪权、宪法监督权不属于同一个机构而造成的易对宪法涵义产生歧义的状况,避免了宪法监督权实际上侵犯修宪权的弊端的出现。再次,全国人大又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因而它最了解立法意图,由它进行宪法监督最为准确,也最具有说服力。而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样作为立法机关和宪法解释机关,由它经常性地行使宪法监督权,即合宪又较理想。但是,事实并非人们所预想的那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把宪法监督工作很好地担负起来。究其原因,有认识问题,有体制问题,也有工作上的一些具体困难。归纳起来,我国目前这种宪法监督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点缺陷:(1)时间不足、精力有限。监督宪法的实施,特别是对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审查,工作量非常大。从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有100多部,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超过2000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有700多部,对这些法律、法规进行合宪审查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时间。然而全国人大一年一般只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也只是每两个月开一次例会,会议期间要进行国家立法活动,要决定人事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等,实在是议题多、时间短,难以顾及宪法监督任务。全国人大下设的专门委员会,本来可以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但也由于各自担负的调查、审议、拟定有关议案以及外事等任务比较繁忙,决定了它无法解决宪法监督的持续性和有效性;(2)实践效果不佳。国家立法的行为者和国家重大问题的决定者与宪法专门监督机构都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种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的某种程度的合一性,必将影响宪法监督的力度,增强具体操作的难度[4];(3)不符合实际要求。宪法监督是一项时效性、专业性要求都很高的工作,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数众多,不适合决议,并且人大代表很多都不懂法律专业知识尤其是不懂宪法,所以,很难承担起宪法监督这份职责;(4)地方宪法监督主体规定不明确。5宪法6第99条规定,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都必须在本行政区内保证宪法的实施,如果发现违宪现象,但在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中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这种法律制度上的不协调对于建立一个完善的宪法监督体制是很不利的。

三、当今世界宪法监督模式的变革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宪法因其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与根本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而在整体法律体系中居最高地位，宪法的实施就是将宪法所体现的人民意志实现为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的过程，宪法与宪法实施的重要性使得宪法监督更为重要。我国的宪法监督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适合中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也仍在探索之中，在吸收借鉴宪法监督的各种模式之优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与法制的具体现实情况，才能找到最适宜中国建立和发展的宪法监督模式。

关键词:宪法监督;宪法监督的模式;完善建议

一、何为宪法监督

关于宪法监督概念的界定在如今学界不论在内涵方面还是外延方面都尚未形成共识，总结各种学说言论可将这种界定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将宪法监督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概念是对有关宪法的活动进行全面监督，监督的主体包括宪法监督的专职机关、其他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公民。监督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行政活动和司法活动，也包括公民个人的活动以及公民的组织如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等的活动。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主体为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实行的监督，宪法监督的对象则更加侧重于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与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第二种是将宪法监督进行广义的阐释。这样的广义理解表示对宪法监督的主体、对象、方式、范围都做广义的理解。对主体、对象、方式、范围都不作任何限定。第三种是将宪法监督进行狭义的阐释。有将宪法监督称为违宪审查的观点，也有将宪法监督限定于制度意义的表述。在我国关于宪法概念定义的影响下，宪法监督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对其他国家机关、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实施宪法的行为和违宪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宪行为予以纠正和强制执行的活动。我国的宪法监督，主要是监督宪法的实施。［1］

二、寻找适合中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一)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

一、民国时期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索

自近代宪政以来，为确保宪法至上原则的实现，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了艰难探索。由于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关键性的法律前提，因此，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讨集中在应由何种机关担任宪法解释这个问题上，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1.采用美国模式，由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在正式起草宪法之前，王宠惠发表了《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分析了两种宪法监督模式，“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无权以解释者，为欧洲大陆法派。其意若曰，法律之有效无效，每与一国政治有关。当立法之始，立法机关对于宪法固已完全解释之矣，使其为抵触宪法之法律也，则立法机关必不决议之。换言之，立法机关所决议之法律而经正式公布，必其无抵触宪法者也。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有权以解释之者，为美派”。“美派之所以反对欧洲大陆派之主张有三。立法机关不宜自行解决其所定之法律是否抵触宪法，一也；议员数年一易，对于宪法恐难有划一之解释，二也；法律一经决议公布后，若果与宪法抵触而法院无权以判决之，恐无补救之余地，三也。且也，若法院无解释宪法之权，则法律抵触宪法时，无人为之监护，而宪法之效力遂不能独伸，甚非所以保障宪法之道也。”法院解释宪法“不几乎法院之权独优秀，而司法机关且立于立法机关之上，而可以凌轹立法权乎？曰，是不然。夫解释云者，与取消迥异，不可不辩也。夫法院解释宪法之问题，纯然由事实发生，非无端而解释也。盖必有一定之案件，争辩于抵触宪法或不抵触宪法之间，而法院乃不得不行使职权，以判决法律之是否有效，此其所以异于取消也。至若取消之权，惟立法机关有之。是故命令而抵触法律或宪法也，则国会有权质问政府，而使之取消。法律而抵触宪法也，国会亦有权决议一法律以废止之，此取消之权也。……况乎立法机关于立法时，犹可为抽象之解释。与法院之对于案件发生时，始为具体之解释者，仍属并行不悖，然则立法无失权之患，司法有匡救之美，不亦善乎？”[2]由此他得出结论，“吾国宜宗美派，以解释宪法权委之于法院。且以明文规定于宪法，以为宪法之保障”。

同一时期由毕葛德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对美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倍加赞赏，“美国宪法之制作者所注意者，乃设法取消违宪之法律，使归于无效耳。其结果也，使全国之法官，以取消违宪之法律为己任。故法庭执行之法律，胥以宪法所裁制者为依归也。以法官为法律之保障，乃唯一之善制”。[3]

国民政府时期，1932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准备在中国实行宪政。国民政府的宪法草案研究程序明确提出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何种机关？我们看各国的宪法，关于宪法的解释权，有属于国会的，有属于普通法院的，还有特别设立宪法法院，专作宪法解释工作的。将来我们的宪法解释权，是属于国民大会呢？还是属于司法法院呢？还是特设宪法法院呢？请大家斟酌”。1937年，国民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权归司法院。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与五五宪草中的总统独裁制截然不同的体制，总统处于虚尊的地位，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类似于责任内阁与议会的关系，这次修正又把宪法的解释权交给了法院。

2.由专门的机关来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国民党在其宪法主张中明确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于专门设立的机关，“弹劾国务员，限于违宪行为，则弹劾之审判，乃判定其行为是否违宪。质而言之，实解释宪法之意旨也。”故此种审判权应属于何种机关，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它赋予了司法机关，那么就会破坏权力之间的制衡，因为虽然司法独立，但司法决非在立法和行政之上；如果把这种权力赋予参议院，（美国、英国、法国）也有弊端：一是如果国务员与参议院串通，可以任意蹂躏宪法；二是参议院是一个政治机关，难以严密之法律眼光，下正当解释。故审判国务员弹劾案，以另行组织一专门机关为宜。梁启超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规定：“宪法有疑义，由顾问院解释之，宪法上之权限争议，由国家顾问院裁判之。顾问员不得兼为两院议员或国务员。”

摘要: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宪法监督机制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法监督机制成为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

关键词: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宪法监督模式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规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任何法律都要服从宪法，有效地实施宪法极其重要。目前，我国对宪法监督有涉及法律主要有以下四部:《宪法》、《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提出应对建议;第三部分总结。

一、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现状

目前，我国宪法监督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宪法自身监督，另一类则是宪法外部监督。《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

本文作者：杨贵生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一、域外宪法监督机制简介

国外学者一致认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必须得有宪法至上和违宪审查的内容，只有依靠“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才能变成“圣经宝典”[1]，宪法的价值和目的才能实现。因此世界各国从本国的社会现实和宪政实践需要出发建立了各自的宪法监督机制。但一国采用何种类型的宪法监督体制，通常情况下取决于该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制与法律结构，尤其是取决于该国所实行的政治体制。纵观各国的监督模式，大概有代表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和专门机关监督三种主要类型。从理论上来说，代表机关监督这种机制，是议会至上理论的反映或主权在民理论的反映，且代表机关具有高度的权威，如其能确实发挥功效，当是最理想的宪法监督模式。但由代表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特别是审查自己所立之法是否合宪时，无法解决“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法官”的自然公正难题。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逻辑结论：代表机关的立法是合宪的，否则它不会制定这种法律；一旦法律通过，代表机关就不会再去怀疑它的合宪性。同时，代表机关由于其作为非常设性组织形式的特殊性，并不经常开会，即使开会也是每次会议时间较短，议程很多，根本无暇顾及宪法监督工作。何况宪法监督是一项政治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对代表素质有极高的要求。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并且由代表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实践也表明，这种宪法监督模式几乎都流于形式，实效不大。司法机关监督这种机制虽然在实践中操作容易，也有利于防止司法审查权多元化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但是这种模式的宪法监督在政治理论上仍难以成立，有司法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的嫌疑。现有司法审查理论难以对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公正性进行有效的论证。而且司法机关监督的机制对法官的素质要求也比较高，需要司法机关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威。专门机关监督机制有宪法委员会制和宪法法院制两种形式，这种机制吸取了立法机关宪法监督机制和司法机关宪法监督机制的利弊得失、经验教训，克服了立法机关宪法监督机制和司法机关宪法监督机制的缺陷，既能行使抽象审查权，又能受理宪法控诉，兼具了立法机关宪法监督机制和司法机关宪法监督机制的优点。但是实践证明宪法委员会机制政治色彩大于司法色彩，是用政治手段解决宪法问题，而不是用司法手段裁决争议；宪法法院也存在缺乏有效性、准确性和合理性等缺陷。[2]就目前世界各国宪法监督的宪政实践而言，其监督模式各有优势和缺陷，它们在各自的国情下对宪法监督都发挥了良好的、重大的作用。作为既已成型的宪法监督制度，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和宪法法院制度，已经在世界各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中起到范式的作用。它们纷纷被晚近的国家所效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制度。可见，这些制度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普适性。[3]

二、我国宪法监督机制的可能模式

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如何树立宪法权威和实现宪法价值的问题。而中国在宪法观念上，一直沿用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原苏联体制。这种体制的建立和实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和权力观在国家制度上的体现。这是一种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政权组建方式和制衡原则，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建制上，都是显然不同的政权组建方式与活动原则，在我国被称为“议行合一”。其政治理念与政权设计的实质是要实现国家“一切权力归人民”，由人民真正实现在国家层面上的“当家作主”。因此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这种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和性质便构成了中国现行宪法监督体制的政权基础。然而该理念与政体似乎没有考虑到权力本身内部分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宪法监督虽然属于宪政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非属于宏观上的根本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带有裁判性质的操作制度，只能是专门机关的专门活动。[4]从理论上来讲，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与国家最高法律地位和最大法律权威的宪法相匹配的，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被认为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并进而认为是最适宜、最理想的。而在现实的层面上讲，所有的权力（包括宪法监督权）由代表机关行使只能说是理想的要求，存在于理想的状态中，而现实则与理想存在着反差。[4]实践证明，虽然我国宪法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有助于加强宪法监督的权威性，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是专门从事宪法监督的机关，使得宪法监督没有成为一种专门化和经常化的工作，妨碍了宪法监督制度作用的发挥。同时我国宪法监督采取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有其优越性。但同时还应看到，现有的监督体制侧重于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进行监督，对其他具体行为的合宪性监督则不够有力；则重于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而忽视了对其他宪法主体的监督。而且违宪制裁措施的制裁性或惩罚性不够强，使得宪法监督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强制性，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权威。[5]这就使得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操作起来就非常困难和不切实际，无法消除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违宪事实。为了克服上述缺陷，近几年来我国宪法学界就如何建立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并形成了基本共识，即必须“确立具体的宪法监督机构，将宪法监督权的行使落实到具体的宪法监督机构手中，以改变目前仅笼统地将宪法监督权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行使的局面”[6]。针对这一迫切需要，学术界在参考国外模式的基础上，设计出了诸多可能模式，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一）全国人大领导下的专门委员会监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