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职能范文10篇

摘要：现代检察制度是随着国家将刑罚权分解并由不同国家机关承担侦查、起诉与审判职能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法治思想的产物。刑事法治的要旨在于对国家刑罚权进行限制以保障公民个体的权利。我国法治实践表明，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应从侧重刑罚的保护功能(惩治犯罪)向刑罚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保障人权)并举，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轨道转变，这不仅是刑事司法规律对检察权运行的本质要求，也是“法律监督”属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本质含义和具体体现。

关键词：国家刑罚权；检察职能；罪刑法定主义；制衡职能

一、域外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关系比较

“刑法属于授权性规范，刑事诉讼法属权于限性规范。刑法设定了国家的刑罚权，刑事诉讼法则为国家刑罚权的正确行使、适度行使设置规则和界限。”检察机关通过对刑罚权运行中不同环节的刑事司法主体的权力制衡，发挥着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职能作用，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规范运行和刑事法治的统一标准。

(一)西方主要国家刑罚权的实体问题与检察职能

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实体裁判起着制衡的作用在两大法系国家刑事裁判活动中是相同的，只是由于诉讼模式和诉讼机制的不尽相同，在具体的运行机理上存有各自的特点。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保障和促进蓝色经济区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为全面建设文明富庶新做出新的贡献，现根据市委和省院的部署要求，就全市检察机关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着力增强检察工作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1、深刻理解实施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国务院批复的《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获批的第一个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规划。在这一战略规划中处于核心区位置，并被赋予骨干城市地位。加强蓝色经济区建设，是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和改善全市产业层次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全市外向型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强大动力，也是顺应历史潮流、切合全市人民建设文明富庶新愿望的现实需要。全市检察机关要深刻认识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倍加珍惜和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紧紧围绕市委关于深入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更加自觉地把检察工作放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更加主动地担负起服务保障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责任，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深入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

2、准确把握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的目标要求。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和“一核、两带、全覆盖”空间布局、构建“八大特色产业基地”、深入实施科教兴海“三大工程”等重大决策部署，以保障全市蓝色经济区建设科学、跨越、率先发展为目标，以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根本途径，充分发挥打击、预防、教育、监督、保护等作用，找准服务的切入点，增强服务的针对性，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增强服务实效，着力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文明宽容的发展环境，为全面建设蓝色经济区做出新的贡献。

二、着力为蓝色经济区建设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

3、广泛开展“检察机关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专项调研活动。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蓝色经济区建设，组织骨干力量，深入开展专项调研，重点摸清五个底数：摸清中央推进“十二五”规划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摸清当地党委政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蓝色经济区的规划和部署、重大投资工程和民生项目，摸清当地支柱产业的发展状况和转调设想，摸清建设蓝色经济区过程中检察工作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摸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蓝色经济区建设对执法观念、执法方式、执法能力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明确服务大局的重点和方向，找准工作的结合点和切入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服务工作。

近年来，我院在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工作中，坚持从大局出发，深化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抓好案中维权的工作机制，构筑起家庭、学校、社区多方位、立体式维权预防网络，形成了具有实效性的维权工作新方法，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先后荣获“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贡献奖”等荣誉，未成年案件主办、主诉检察官被授予“感动市北十大人物”、“工人先锋号”、“十佳公诉人”等称号。

一、加强领导，把青少年维权作为重要职能抓出成效

我院党组对青少年维权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分管副检察长任组长，侦查监督科、公诉科、控告申诉科、监所检察科、团支部、办公室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维权”工作领导小组；选配业务能力强、政治素质高的检察官组成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主办小组；设置“青少年维权室”；开通维权热线；为工作人员配备了笔记本电脑、维权档案专用橱柜等，从组织上和物质上给予充分保证；结合工作实际，相继制定了《关于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工作制度，确保维权工作有领导、有组织、有措施、出实效。

二、履行职责，做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案中维权

我们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坚持“教育为本，预防为主，对青少年违法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原则，严格履行职责，积极开展案中维权，切实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一是严格程序，实行“个案维权七步法”。即：1、审阅案卷材料，根据案情确定帮教工作方向；2、讯问犯罪嫌疑人，深挖犯罪根源，让其写出悔过书，找准感化点；3、根据案件的性质和需要，让青少年的家长或学校领导与其见面，配合教育工作；4、组织不作犯罪处理的青少年及家长旁听其他案件的庭审，促其思想转变；5、到发案学校上法制课，以案释法，进行教育；6、与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家长、学校成立帮教小组，制定帮教措施；7、通过回访考察，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巩固办案效果。

关键词:国家刑罚权;检察职能;罪刑法定主义;制衡职能

内容提要:现代检察制度是随着国家将刑罚权分解并由不同国家机关承担侦查、起诉与审判职能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法治思想的产物。刑事法治的要旨在于对国家刑罚权进行限制以保障公民个体的权利。我国法治实践表明,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应从侧重刑罚的保护功能(惩治犯罪)向刑罚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保障人权)并举,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轨道转变,这不仅是刑事司法规律对检察权运行的本质要求,也是“法律监督”属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本质含义和具体体现。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

一、域外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关系比较

“刑法属于授权性规范,刑事诉讼法属权于限性规范。刑法设定了国家的刑罚权,刑事诉讼法则为国家刑罚权的正确行使、适度行使设置规则和界限。”(P43)检察机关通过对刑罚权运行中不同环节的刑事司法主体的权力制衡,发挥着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职能作用,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规范运行和刑事法治的统一标准。

(一)西方主要国家刑罚权的实体问题与检察职能

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实体裁判起着制衡的作用在两大法系国家刑事裁判活动中是相同的,只是由于诉讼模式和诉讼机制的不尽相同,在具体的运行机理上存有各自的特点。

摘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检察机关作为重要的司法主体在维护司法公正，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随着国家监察体制、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检察工作需要把握新情况。必须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能，监督各行政执法部门、刑事司法部门及相关民事参与者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合理定位;二、如何完善法律监督职能;三、检察机关把握新情况，立足主业，聚焦、强化法律监督。

关键词:法律监督;合理定位;监督职权

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合理定位

当前正处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新形势，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时候应该切实当前实际的需要，对法律监督职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定位。首先，检察机关的职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其通过提起公益诉讼，在司法程序中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的利益。这种法律监督职能就与各级政府具有很大的不同。其次，检察机关虽然是基于维护国家法律实施的目的，在法律范围内统一将案件诉诸于司法程序，但是这种诉讼并不是最终的程序，仍然需要通过法院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裁定。因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也相应地表现在通过行使诉讼请求权的方式来实现维护国家法律统一的实施。最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与国家监察机构职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一致性。从作为监督者的角度着眼，国家监察机构的监督范围是涉及国家公职人员的全部行为。同时，在权力分配方面，其拥有一定的刑事立案和侦查的权力。而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履行督促违法行为和决定。

二、检察机关如何完善法律监督职能

随着时展，国家宪法赋予公民权利不断丰富和具体，在如何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方面，措施和力度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总体要求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完善发展提供了契机与舞台。站在新形势的角度上，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能，应该以宪法定位，坚守宪法来履职。监督理念要走向参与性，监督思路走向整体性和综合性，从体系化完善检察监督职能。①检察机关要完善监督职能，这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执法行为的监督，即对行政机关及其国家工作人员具体执法履职的监督，二是诉讼的监督，即对侦查机关、法院、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②而实践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第一，诉讼程序启动权。这在诉讼领域和非诉讼领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扮演参与和主动的角色，在法律监督中积极履行监督职责。第二，检察建议权。这就说明检察监督不排除事后建议的方式，特别是在不适合启动诉讼程序的行为可以适当采用事后监督方式，以此来履行监督职能。目前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是检察监督职能新的重大突破，是法律监督职能的延伸和拓展。在一定程度上，使检察机关在对行政机关履职监督的方式得到了充实。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既表明法律监督是我国检察制度的根本属性和理论基础，检察机关必须忠于职守，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又表明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是国家权力机关授权性的法律监督权，是国家权力机关法律监督的延伸，具有国家法定性、权威性和专门性。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法律监督和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制度，这是我国在确立集权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吸收分权制衡制的长处建立的完全符合国情的一种先进的监督制度。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督职能发挥得如何，不但关系到我国法律能否得以统一正确地实施，而且关系到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然而，目前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弱化令人堪忧，与宪法定位要求极不相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如有谬误，恭请批评指正。

第一是“先天不足”。所谓“先天不足”，主要是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和现行检察机关管理体制不科学。

（一）法律监督的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主要表现是立法存有缺陷。

一方面，国家高位法有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和宽泛，缺乏可操作性。目前我国有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法律规定主要散存于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之中，由于根本法和地位较高的基本法的原则性、概括性所限，不可能对检察法律监督做出具体翔实的规定，而低位法又缺乏规定和不便规定，更没有专门的监督法，因此检察机关监督职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仅以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为例，作为检察三大诉讼监督中两大监督的民事检察监督和行政检察监督，在长达二百七十条的民诉法和七十五条的行诉法当中，有关检察监督的规定分别只有五条和两条，并且内容比较原则抽象，监督的范围限定在判决生效之后，监督的方式仅仅是抗诉（基层院仅限于提请抗诉、建议提请抗诉和提出检察建议），不但忽视了程序监督和监督透明度问题，而且即使抗诉成功且判决结果公正，也只能是迟到的非完全意义上的公正。这种事后的监督，不仅难以实施，难以及时避免造成诉讼当事人不应有的损失，也缺乏监督应有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我国加入WTO之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和任务将更加艰巨繁重，现行高位法有关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宽泛的问题，对于专门法律监督的力度、效果以及司法透明度的影响不言而喻，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法律监督的有关立法存在缺失和空白。实施法律监督的首要条件必须有相应的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然而，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中，一般法律监督较之司法（诉讼）监督显得更薄弱。由于现行法律对于检察机关一般法律监督的范围、内容、方式方法等界定不清或没有界定，因此造成了监督上的许多盲点和空白。例如，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部分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以及几乎所有行政执法活动，都游离于法律监督立法之外，而这些恰恰是执法不严和权力可能被滥用的领域，因为缺乏法律依据，尤其是缺乏国家高位法的强力支持，所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只能“望洋兴叹”。即使有法可依的监督，由于缺乏具体实施监督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规定，致使监督刚性不足、措施乏力。例如立案监督，刑诉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检察机关应当通知其立案。如果公安机关仍不立案，检察机关“立案通知”的指令性便显得苍白无力，只能陷入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又如，刑诉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然而，没有规定批准决定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后多长时间内将通知送达检察机关，造成检察监督严重滞后，使监外执行检察成了“马奇诺防线”。再如，公诉人既履行公诉职责又负有监督责任，这种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双重身份，既不利于法律监督，也不符合诉辩平等的诉讼原则。

（二）现行管理体制不科学。主要表现是领导体制不科学和检察机关地位偏低。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既表明法律监督是我国检察制度的根本属性和理论基础，检察机关必须忠于职守，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又表明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是国家权力机关授权性的法律监督权，是国家权力机关法律监督的延伸，具有国家法定性、权威性和专门性。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法律监督和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制度，这是我国在确立集权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吸收分权制衡制的长处建立的完全符合国情的一种先进的监督制度。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督职能发挥得如何，不但关系到我国法律能否得以统一正确地实施，而且关系到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然而，目前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弱化令人堪忧，与宪法定位要求极不相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如有谬误，恭请批评指正。

第一是“先天不足”。所谓“先天不足”，主要是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和现行检察机关管理体制不科学。

（一）法律监督的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主要表现是立法存有缺陷。

一方面，国家高位法有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和宽泛，缺乏可操作性。目前我国有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法律规定主要散存于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之中，由于根本法和地位较高的基本法的原则性、概括性所限，不可能对检察法律监督做出具体翔实的规定，而低位法又缺乏规定和不便规定，更没有专门的监督法，因此检察机关监督职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仅以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为例，作为检察三大诉讼监督中两大监督的民事检察监督和行政检察监督，在长达二百七十条的民诉法和七十五条的行诉法当中，有关检察监督的规定分别只有五条和两条，并且内容比较原则抽象，监督的范围限定在判决生效之后，监督的方式仅仅是抗诉（基层院仅限于提请抗诉、建议提请抗诉和提出检察建议），不但忽视了程序监督和监督透明度问题，而且即使抗诉成功且判决结果公正，也只能是迟到的非完全意义上的公正。这种事后的监督，不仅难以实施，难以及时避免造成诉讼当事人不应有的损失，也缺乏监督应有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我国加入WTO之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和任务将更加艰巨繁重，现行高位法有关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宽泛的问题，对于专门法律监督的力度、效果以及司法透明度的影响不言而喻，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法律监督的有关立法存在缺失和空白。实施法律监督的首要条件必须有相应的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然而，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中，一般法律监督较之司法（诉讼）监督显得更薄弱。由于现行法律对于检察机关一般法律监督的范围、内容、方式方法等界定不清或没有界定，因此造成了监督上的许多盲点和空白。例如，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部分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以及几乎所有行政执法活动，都游离于法律监督立法之外，而这些恰恰是执法不严和权力可能被滥用的领域，因为缺乏法律依据，尤其是缺乏国家高位法的强力支持，所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只能“望洋兴叹”。即使有法可依的监督，由于缺乏具体实施监督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规定，致使监督刚性不足、措施乏力。例如立案监督，刑诉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检察机关应当通知其立案。如果公安机关仍不立案，检察机关“立案通知”的指令性便显得苍白无力，只能陷入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又如，刑诉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然而，没有规定批准决定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后多长时间内将通知送达检察机关，造成检察监督严重滞后，使监外执行检察成了“马奇诺防线”。再如，公诉人既履行公诉职责又负有监督责任，这种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双重身份，既不利于法律监督，也不符合诉辩平等的诉讼原则。

（二）现行管理体制不科学。主要表现是领导体制不科学和检察机关地位偏低。

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分明、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据此，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推动检察机关各项工作的重要目标。本文试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下阐述。

一、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分权与制衡是权力制约的一种有效形式，在权力相互制衡的动态中划定权力的界限，保障各权力的有效行使和不被侵犯。这里的关键是其具体的方式、互动作用的性质以及相互间合理边界的划定，要符合具体国家的具体国情。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制衡，可以说是权力制衡的一种具体形式。但在实践中权力制衡不应也并不只限于这一种形式。

在我国政治体制中，以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为主要特色的权力制衡形式，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领导下的“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国人民的自主选择，足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平衡。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同时在民族心理上需要强有力的核心领导。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就说明了这一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既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要。多轮流执政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政治制衡机制的建构以及法治的施行，都离不开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存在，以维护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的理性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这是因为，我国“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中，由于政府、法院的权力运行是并列的，从职能上看不存在直接的制约关系，因此，整个国家权力运作中就需要在人大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来实现对国家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可以说，没有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法律就可能被任何强大的社会力量所扭曲，法治与政治制衡也就无法贯彻。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保障和促进蓝色经济区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为全面建设文明富庶新做出新的贡献，现根据市委和省院的部署要求，就全市检察机关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着力增强检察工作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1、深刻理解实施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国务院批复的《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获批的第一个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规划。在这一战略规划中处于核心区位置，并被赋予骨干城市地位。加强蓝色经济区建设，是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和改善全市产业层次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全市外向型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强大动力，也是顺应历史潮流、切合全市人民建设文明富庶新愿望的现实需要。全市检察机关要深刻认识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倍加珍惜和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紧紧围绕市委关于深入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更加自觉地把检察工作放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更加主动地担负起服务保障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责任，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深入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

2、准确把握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的目标要求。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和“一核、两带、全覆盖”空间布局、构建“八大特色产业基地”、深入实施科教兴海“三大工程”等重大决策部署，以保障全市蓝色经济区建设科学、跨越、率先发展为目标，以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根本途径，充分发挥打击、预防、教育、监督、保护等作用，找准服务的切入点，增强服务的针对性，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增强服务实效，着力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文明宽容的发展环境，为全面建设蓝色经济区做出新的贡献。

二、着力为蓝色经济区建设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

3、广泛开展“检察机关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专项调研活动。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蓝色经济区建设，组织骨干力量，深入开展专项调研，重点摸清五个底数：摸清中央推进“十二五”规划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摸清当地党委政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蓝色经济区的规划和部署、重大投资工程和民生项目，摸清当地支柱产业的发展状况和转调设想，摸清建设蓝色经济区过程中检察工作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摸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蓝色经济区建设对执法观念、执法方式、执法能力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明确服务大局的重点和方向，找准工作的结合点和切入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服务工作。

党的报告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早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要实现农村的繁荣，首先要实现农村的法治。通过对近年来发生在新农村建设中腐败案件、上访案件的查处，笔者亲身感受到加强检察监督，对准确贯彻三农政策，保障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作用。为此，笔者对发生在新农村建设领域的贪污、贿赂、上访的五大典型案例进行了评析：

一、利用农药推广环节收受贿赂

农村工作以农业为本，要想农业有好收成，离不开好农药的使用，然而一些腐败分子却利用农药选购和推广的环节，大肆收受贿赂，滥用手中的权力，从而坑害农民的利益。

典型案例：某县农业局下属的植保站为事业单位，张某为该站站长，系法定代表人。该站具体负责全县的农药的选购和指导使用，并通过各村的农技员进行农药推广。经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查明：张某在担任县农业局植保站站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收受有关农药厂家业务员所送的人民币计24万多元，构成受贿罪。

案例评析：我国农业有一重大缺陷：农药使用量过大，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量高，这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不利用人民的身体健康，据统计，我国水稻从插秧到收割平均每周，就要喷洒一次农药。而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局植保站的一些公务人员，因收受农药厂家的贿赂，而将一些劣质价高的农药频繁加以推广，农民出于对农业局下属植保站等政府专业机构的信赖，往往积极响应植保站的通知，频繁用药，过度用药，这不仅增加了农业成本，而且被滥施农药的农产品会有损人民的身体健康。该案例中的腐败行为，严重违背了党在新农村建设政策中增加农民收入，提倡绿色农业的根本宗旨。

检察建议：建立农药选购和使用的公开听证制度。通过该制度的建立，使农民，农业局，农业专家，农药生产厂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经科学评比后最终选定物美价廉的农药和在必要的最佳时机喷洒。该制度的建立有利于降低农业成本，降低水稻的农药残留量，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因而，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好评。